贝岭:在火的上面歌唱——记诗人老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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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因老廖《巴黎,当侯芷明碰上老木》这一文,引我在德国的颠沛中对老木没法忘怀。近日,子立又多次问我:这当年北大中文系学长的出国人生。兹找出早年(1989年)我因获悉老木被捕(后证实是误传)而写下的文,与大家分享。当年文笔稚,可不掩沉痛。后来,我和老木于1990年春在华盛顿DC匆匆重逢,便再未见过面。

在火的上面歌唱

——记诗人老木

我依然拙于用笔来表达那些最深切的东西。那些记忆面对着你,它强大,而且挥之不去。

我面前摆着一张照片,它由三个北京大学的校友组成,背景是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汉白玉底座,时间是一九八九年的五月,三个人分别是王丹、老木、刘刚。

我只能写老木,他是我熟得不能再熟的老友,我们都是诗人,而且是「倾向」杂志的同人。小老木老了,比以前成熟了,还蓄起了胡子,还是那副我送他的暗红色眼镜架,他的眼神坚定而惘然,我还能记得他的习惯,他在照相机前闪闪烁烁的神情。

我始终不能想像老木会成为一个职业革命者,他只是一个敦厚、朴实、富有正义感的作家,在常态的社会环境下,他是一个不倦的文学活动家,一个优秀的记者和文学编辑,他在夜里写作,并且一气呵成,他写的诗越来越挥洒,并且凭着他诗人的本能,预感到了一场风暴的来临,他在诗中渴望“在火的上面歌唱”,并且预言我们将在“时间的暴政”面前承受煎熬,可这一切毕竟是诗啊,它超越政治,也超越国度,一个诗的国度怎么能迫害它的诗人呢?

老木原名刘卫国,生长在江西,他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时就是一个文学活动者,他曾担任北大五四文学社的副社长,并开始了诗歌创作,他木讷而精力充沛。参与创办了不少校内的文学刊物,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共北京市委党校担任文学教员,严格地讲,他有在大陆良好的家庭出身背景,又有相对单纯的学生经历,这一切竟使他被分配到党校工作,也许是由于他对诗的狂热爱好,一件事情几乎改变了他未来的道路。

《新诗潮诗集》在老木手下诞生了

一九八四年底,在他持续地努力下,他受北京大学五四文学社的委托,编选一本中国前卫诗人的诗集,当时许多青年诗人的作品正受到国内反精神污染运动的持续围剿,可这些前卫诗歌反而在青年人中受到广泛的传播与热爱,尤其是像我这种人的诗,根本不可能在官方的文学刊物上发表,只能在底下以油印民办文学刊物的形式流传,编辑一本在真正文学意义上有代表性的前卫诗人诗集,并在内部出版,几乎是我们这些前卫诗人的梦想。一九八五年,老木以罕有的热情,在北京大学十几位署名教授的支持下,日夜劳作,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他跑遍了北京及各地几十位青年诗人的家,索要手稿,彻夜筛选。他从民间筹款又兼程赶往外省的印刷厂,校稿、设计版式、联络运输,仅仅半年时间,中国四十年出版史上第一本铅印民间书籍《新诗潮诗集》诞生了。

这是一本极其抢手的书籍,在没有正式发行渠道的情况下,在我们的努力下,在大学生及朋友们的传播下,《新诗潮诗集》竟在一年内发行了三万多册,这本书的主编及发行人就是老木,一个年仅二十三岁的青年诗人。

老木出名了,他的并不太严重的厄运也降临了,一九八六年的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开始后,老木被中共中央宣传部点名批判,《新诗潮诗集》也被中宣部作为“非法出版物“,在北京军事博物馆陈列展出。老木在党校是不能待下去了,在文艺界人士的帮助下,老木幸运地调入中国《文艺报》,担任编辑记者,他终于学以致用,做了一个文学编辑。

他是文艺报最能干的记者,又具有广泛的交际能力,他属于那种骑着车子转一天,就能把整个版面稿子凑齐的神手,但他的精力仍未发泄,他真正的梦想是创办纯文学的同人刊物,同时还写诗、写文学评论、甚至写中国先锋派诗歌史这样大部头的专著,这还未耗尽他的精力。他渴望爱情,为了追一个女友,专程跑到云南和女友的家人摊牌,搞得昏天黑地,期间竟还抽空,把一本他编的书稿和当地的一家出版社敲定,他风尘仆仆地在北京像幽灵般敲开每一个朋友的门,筹办文学沙龙、组织声势浩大的前卫诗歌朗诵会,我简直不能想象,今日中国诗坛没有老木,将会变成何样?

《知识分子公开信》

可这一切终于过去了,一个真诚、热情的知识分子,凭着他的耿直、凭着他对于国家责无旁贷的使命感与参与感,他必然要投入到那场唤醒了每个人的民主运动中去。他先是在今年(1989年)二月参与发起了三十三位中国知识分子恳求政府与执政党释放魏京生的公开信,他们做得温和而又理性,并赢得了整个知识界的连锁反应,与其说他们是在呼吁,倒不如说是每一个知识分子良知的反省,因为一个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的社会,必须予以它的公民表达自己合法要求的渠道。作为当代历史事件的参与者与目睹者,他们只是表达了最低限度的愿望,甚至并未要求政府重新评价历史事件,而仅仅是期望政府在建国四十周年的时候予以历史事件中的人物特赦的可能,老木发起做了,他坦然地担当了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一个声称尊重知识、注意倾听知识分子愿望的政府又怎能不为之感动呢?可这随后的事实却无情地嘲弄了知识分子的善良愿望。

终于,更大规模的学生请愿运动爆发了,它波及到整个社会,全民的民主运动也随之爆发,可是它如此和平,如此地理性,它拒绝激烈与暴力的要求,人民被感动了,整个知识界甚至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都被感动了。作为一个诗人、一个文学工作者的老木被深深地撼动了,他不是一个具有激烈与狂热性格的人,许多年,他甚至小心翼翼躲开与政治有关的事情,在他参与创办的《倾向》杂志上,他强调诗人在创作上的纯粹性与理想主义精神,他和诗人们在《倾向》杂志的创刊词中引用了《新约马太福音》中的句子作为结尾:“引到永恒,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这种永恒超越政治,它是一种精神,是写作者面对本体的一种勇气。我始终确信老木对政治没有专业的兴趣,就像我从不认为中国的这场民主运动是一场政治斗争一样,这场民主运动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精神,它如此盛大的场面犹如一首史诗。老木作为一个极具理想主义精神的诗人,他必须置身其中,置身于诗的源泉中,他确信,对这场民主运动的背弃与远离,也就是对诗的背弃与远离,作为北京知识界联合会的宣传组组长,他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和学生们在一起。他强调民主运动和平与理性的重要性,强调整个民运良性的发展过程,他劝说学生们结束绝食,他也为学生与政府平等持续的对话做了许多工作,他生性的敦厚使他为学生生命的安危而寝食不安,并和人民一起守候在广场,为此他甚至暂时放弃了美国哈佛大学邀请他赴美讲学申请护照的时间,他不忍在此时离开。

我们最后一次通电话是在今年五月初,当时我转告他,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期望他尽快来美讲学,时间地点早已安排好了,他应该履约。当时他告诉我:也许我不出去了,我不能这时候离开祖国。之后,他沉默了许久,他最后的一句话是:贝岭,你在美国好好地活着吧。

他是这次民主运动之后第一个遭到正式逮捕的知识分子,他的罪名是反革命暴乱的煽动者与策划者。

一个多么可怕,而又何等荒诞的罪名啊。

使我感到恐惧的是如果像老木这样一个性格平和、彷徨而又本质上不谙世故的知识分子都要担上如此可怕的罪名,像他这样经历简单、人事档案上无可挑剔的人都要承受如此厄运,那些比他更激烈经历更坎坷、更具政治性的知识分子又将面临什么呢?这一切我已不忍想像。

老木献身理想的精神是诗人的骄傲

我还清楚记得我们最后一次见面的情景,那是在一九八八年九月,我们刚刚举办完“和平之夜”前卫诗歌朗诵会,那是一场既让诗人沮丧,又令人们难忘的盛大诗会,我曾在会上留下愤怒的泪水,因为我们承受了太大的压力,劳动了无数警察的关照,而观众却又如此喧哗,可那次毕竟可以使诗面对人民,可以展现诗人的愤怒与感情,当我痛斥那些人没有给予诗最高的尊重时,当我由此发出感慨,对着众人说:“这样的人民是没有希望的”时候,老木的眼泪也流了下来,周舵这时也走过来,和我讲:你这样说话是会伤众的。而出乎预料,当朗诵会结束时,许多的听众走上前来,和我握手,他们告诉我,你的批评是对的,你应该愤怒,因为我们需要诗,我们不希望人民没有希望,我们希望听到诗人的朗诵。这是多么感人的情景啊。过了两天,我应邀赴美访问,在即将离开北京的火车上,老木满头大汗地出现在我的面前,他告诉我,我们的杂志《倾向》已经编好了,编得很理想,他说他会很快给我寄来。他最后的一句话仍然是:“好好活着。”是的,此时我在“好好地活着”——苟活在一块异乡的土地上,而老木,却已身陷囹圄。在今年,他活得比我丰富,比我更有价值,我曾经羡慕他赶上了一个伟大的时代,为他的所作所为而骄傲。而这一切毕竟太短暂了,我没有身临其境,我不能料到他在一九八九年的中国起了这样大的作用,我曾日夜为他担忧,因为他在今年的最后一封信中告诉我,他日夜生活在恐惧中。是历史让他承担了一个他未曾料想到要承担的角色,而这一切仅仅是因为他的信念,他的理想主义精神,他生性中的质朴与单纯。他的被逮捕至今仍未公开,甚至没有多少人知道,他已足够有名,可比他更有名的人遭到逮捕的已太多了,也许人们忽略了他。不,人们不会忘记他,他已成为诗人为争取一个理想的社会而献身的象征。他是中国诗人的骄傲。

老木是个人物,他矮矮胖胖的身躯散发着热量,他有不倦的精力,他不拘小节,不修边幅;他不善言辞,却又足够固执;他其貌不扬,却对诗和女人足够专一;他可以在任何地方倒头便睡,醒来时会睁大惶惑的眼睛辨认自己身在何地;他对朋友温和而友善。他不太设防,却又常自以为自己足够聪明;他并不老练,他本质上是一个涉世不深的脆弱型知识分子。他不是一个风度优雅、而又喜欢自以为是的诗人,他是一个你一旦认识,便可以为之托付感情的热心人。他也是一个做事不牢靠、忘性很大,但你可以对他直率批评的人。

我常常想,老木和我们许多人一样,我们并不是生来就要和政府、和权力作对的,我们并不企望承受太多的苦难,我们只是希望有一种正常的、自由的、有尊严的生活,我们需要的只是写作,并能够进行形而上的思考、享受一种富有感情的散漫生活方式。可这一切在中国为什么就这么难,这么危险,甚至要付出如此沉重的生命代价呢?这究竟是因为什么?

老木,我的好兄弟,我现在还能为你做些什么呢?朋友们将关注着你,哈佛大学还在等着你来讲学,《一行》杂志还等着你在国内约稿,可你现在在哪里?在承受着什么呢?

在时光面前,老木留下了一本诗集,一部未完成的中国先锋主义诗歌史手稿,还有他编辑的几本书,以及他今年所具有的辉煌经历,这一切足以引起人们对一个知识分子在中国当代历史中承担的角色的思考,它足够丰富与复杂,就如同我此时的笔受它制约一样,它还将制约我的生活。它严酷,也使我们别无选择。

更深的思考也许已经开始,而且必须开始。在短暂的光明与希望之后,更深的黑暗笼罩着我们,幸存的与不幸的,已构成一种巨大的反差,但我们都无法回避光阴的拷打。

最后,我想重复老木的一段话:“一个诗人,一个当然的理想主义者,他的疑虑、他的绝望、他的呼唤、他的坚信、他的歌唱,都不仅仅和世纪之末有更本质的关系。诗人站立在世纪之末,他依然歌唱,因为他深怀爱情,对人类、对世界、对中国、对家园、对亲人的爱,而并不要求什么;因为他天生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在世纪之末,他的歌唱只能够是下一个世纪的曙光……”

这就是一个诗人的信念。

人们,请记住吧!

1989年7月于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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