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路:一个人的河流(自传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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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路

引子

百度百科载:大沽河,古称“姑水”。发源于烟台市招远阜山西麓偏西方向500米处的山溪之中,自招远市由北曲折南流,途径招远、莱西、平度、即墨、胶州、城阳等市(区)流入胶州湾。全长179.9公里,属常年性河流。

这条河,2700年来,从胶东贫瘠的丘陵泉源流出,融汇众溪,不弃细流,在短短几十公里的路途中汇成洋洋大川,冲出一片肥沃的鲁东平原,最后注入胶州湾。它的沿岸,水草肥美,物种繁多,成了我们祖先最理想的生活繁衍之地。

《半岛都市报》报道:2007年11月18日,在大沽河流域发掘出土了周朝古墓,考古人员一共发现了陶器、石器、骨器等近百件文物。考古人员介绍,大沽河有一条支流叫“小河”,而位于大沽河东岸的孙家村遗址目前就在这条支流岸边,在孙家村遗址地下两米的地方,就是当年的河床,在河床上方发现了西周、东周时期人类居住的痕迹。这说明几千年前人类曾经居住的地方,经过时代变迁,因为发大水这里成了河流,而后又变成了土地,人们又开始回来居住。

青岛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人员认为:“经过这次考古发掘,可以证明2700年前大沽河就是青岛的母亲河!”

青岛开埠以来,大沽河是青岛这个国际性城市最重要的水源供应地。它滋养的两岸村落生产着优质的粮食和蔬菜,是青岛市的主要供应基地。

可是,这条河千百年来,却一直默默无闻。古籍史书罕有记载,文人墨客的诗文中也不见踪影。我曾经愤愤不平的上网查询,只找到一首诗歌,是一个在武汉读书的家乡女孩写的:

十年,大沽河
疏雨梧桐

大沽河,鲁东平原上一道水做的脊梁
十年以前,我是你的一个过客
十年以后,我成了你的新娘
十年啊,两岸的庄稼黄了又绿,绿了又黄
那时你吹着欢乐的口哨,银色的波涛漫卷
女人们到河边撒网
你慷慨地赠与肥的鲤鱼、田螺和小蟹
那个温暖的冬日下午
我如约而至,穿着红红的衣裳
你却从此沉默
这沉默好像天边那团晦涩的夕阳
像岸边一把枯干的稗草或一座孤独的瓦房
大沽河,你绵延的身躯历经多少朝代,看过多少风月
你的历史像你的情感一样,像一本尘灰覆盖的古书那样,安详
而我只想拥有你最好的十年
看你酷爱微笑的眼角怎样一天天着上细细的纹路
看你眼睛里的微笑怎样地阅尽沧桑
你朝着海的方向,流淌,流淌
我一路向东,却怎么也追赶不上哪怕是一朵小小的波浪
十年,是一句不想解释的话语,是一本险些烧掉的日记
十年,一个女人所有复杂的情感,在你的胸膛里变成无形的水滴
而我成为了你的妻子,也习惯了和你一样地沉默不语
缓缓地停下年少时追逐的脚步
所有的等待就是河上的太阳落下又升起

为此,我将永远感激这个女孩,并牢牢记住了她的略带忧伤的名字:疏雨梧桐。

第一章、沽河恋歌

童年的沽河

对我来说,童年的大沽河,就是一个妩媚的恋人。我在她的身边诞生,成长,相依相偎,相亲相恋,没有片刻分离。

春天的大沽河,九曲流转,碧浪荡漾。河岸上杨柳依依,莺歌燕舞。红的水柳枝,粉的野桃花,雪白的李花,惹来热热闹闹赶集似的蜜蜂和婉转的柳莺。那时候,大沽河两岸有茂密的树林,没有长密叶子的高树上常常落下成群的“纺花车”,这种鸟羽毛呈灰色,肚皮纯白,叫起来翁声翁气像老太太纺棉花的声音,于是得了这样一个名字。那时候我还没有上学,我大哥也还是个少年,因为文革,没学可上,我就经常跟着他在大沽河边“疯”。用自制的弹弓打鸟是我哥哥的拿手好戏,常常是一群“纺花车”飞过来,小半天都成了他的囊中之物。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哥哥身手了得,弹无虚发,更是因为这种鸟比较傻,你打下一只来,其它的鸟并不就飞走,多是跳到另一根树枝上躲避片刻。所以,在一棵树上打个三五只鸟成了平常之事。更可笑的是,它们即使飞了,也飞不多远,也就是逃到七八步远的另一棵树上翁声翁气地抗议。所以,我大哥看到一群纺花车飞过就会眉开眼笑,那是他已经看见了盘中的美味呀。

不是所有的鸟都像“纺花车”一样傻,斑鸠和山草鸡不等你在射程内举起你的武器,它就会飞之夭夭,对付它们要用夹子。我大哥夹鸟也是高手,他能把现场伪装的让再警惕的鸟都舍不得离开。我清楚的记得有一次,他带着我追逐一群山草鸡,跋涉十几公里,设计了6个现场,共有6只鸟进了我们的布袋。最后一只鸟被夹怕了,围着那只胖乎乎的诱饵虫子转来转去,就是不肯下嘴。我远远看着它歪着脑袋,像个哲学家似的思考该不该吃。我对哥哥说,算了吧,它已经识破你的诡计,不会上当了。哥哥轻蔑地一笑:人为才死,鸟为食亡。它要不吃,

还是鸟么?

好像为了验证哥哥话的真理性,那只聪明的山草鸡还是经受不了白胖虫子的诱惑,舍命一口叨下去,啪,夹子飞起,翅膀一阵扑通挣扎,终于香消玉殒。

从那天起,我对小英雄般的哥哥的感情却变得复杂起来。“一将功成万骨休”,哥哥的英名其实也是建立在这些可怜而又美丽的鸟的牺牲之上的啊。

三十多年后我到美国访问,在城市的广场上,小湖边,又见到了像“纺花车”一样傻的鸟。不,大雁、天鹅、野鸭、鹌鹑、斑鸠等几乎所有的鸟都比我们的“纺花车”更傻。它们在你伸手可及的距离内悠闲的散步,根本不担心你会伤害它。我知道,这片自由的土地上,没有像我哥哥这样的捕鸟英雄,连鸟儿都过得自由、幸福。

我父亲在大沽河边建了一座桥,在桥的旁边建了一座房子。每年冬天,父亲总要升起了红红的火炉,小屋里便温暖如春。临近过年的时候,我几乎天天到那里去看雪中的大沽河。

开始的时候,河水没有完全结冰,漫漫的白雪覆盖了河岸,直达水边,积雪上可以看到兔子的脚印。

每当河面上涌起波浪的时候,听到的不是拍岸的涛声,而是冰层的坼裂声和积雪沉陷的窸窣声。

冬日大沽河是荒凉的、阴郁的。

地平线上终日堆满层层叠叠的浓重的阴霾,遮蔽了低低的河岸的轮廓。天上,不时有北归的鸿雁飞过,焦灼的鸣声远远地传开去,没有引起一声应和,冬天河边树林里已经很少见到鸟的踪迹了。

白天,父亲的小屋里总是挤满了沽河两岸的农夫。他们或者泡上一壶浓茶,捧着粗瓷大碗观看两位高手下棋;或者打打麻将,甩甩扑克什么的;有的时候,比如说下雪了,人来的少,大雪封住了房门,几个老友也会弄来一些狗肉或者猪下水,用只沙盆顿在火炉上煮。不一会儿,香气四溢,一壶老酒烫上,几个人天

南海北的闲扯,白天的时光就消磨过去了。

可是一到晚上,无边的黑暗便团团围住了小屋,树林仿佛移到了屋子的紧跟前。当你离开火光熊熊的小屋,走到屋外,孑然一身面对着空旷的,远处闪着点点寒星的黑夜的时候,一种强烈的孤寂和寒冷就会向你扑面逼来。

暗夜中的大沽河像一条白练延伸到的黑沉沉的远方。河面看不到一星灯火,也听不到一息涛声。好像这间小屋,成了人间最后的灯塔。

在这样的暗夜里,我的思绪会超出眼前的世界,想起很多非人类的东西。比如,一条半个世纪前我们家的老黄狗。

大黄狗

我常常会怀念一条狗,一条在我们家族历史上占有重要位置的狗。这是一条我爷爷收养的本地黄狗,如果它活着,该有60多岁了吧。

我之所以说它是我爷爷收养的,而不说是他老人家养的,是因为这条狗的主人本来不是我爷爷,而是我们的邻村,坐落在大沽河左岸的桃源村一户姓陶的人家的狗。

据我父亲说这位老陶是个生意人。那时候我们沙梁是平度、胶州、即墨三县交汇处一个店铺林立的商贸中心,逢五排十沙梁大集,各地商贾云集,热闹非凡。当时的沙梁大集除了肉鱼菜蔬区、时令瓜果区、家畜野禽区、粮食油料区,还有来自青岛的洋布及其他工业产品区、来自胶州的金银首饰买卖加工区、来自南方的木材、竹竿、桐油、茶叶区等等最著名的是大沽河里的鱼虾、河鲜,什么岘子、鸭子嘴、螃蟹、甚至老王八,能摆满长长一条街。

天刚蒙蒙亮,四面八方的商人和有闲暇的农夫就会涌入这个鸡鸣三县的千户大村,直到太阳落山,牛羊下来,人们才会渐渐散去,街市归于平静。

这样的热闹景象每五天就会上演一次,沙梁村以及周围各村的农夫们,不是收割栽种、农活紧张的日子,都会歇下来赶赶这个大集。有的来出卖自己种的粮食,蔬菜,新下来的瓜果,顺便买点老婆孩子稀罕的衣物、糖果什么的;有的人干脆什么也不卖、不买,就图来集市上吃几个包子,听听近日发生的新闻。

我爷爷在集市上开了间铺子,村人们都叫“坊子”,平时卖点黄酒,开集的时候也煎点包子。老陶是加工油料的,他在爷爷门前摆了个摊子,午饭在坊子里吃。

一碗黄酒,几个包子,生意好的时候也要盘鸡冻,鸡骨头扔给脚下爬着的黄狗,几年如一日,是爷爷的常客。

有的时候老陶到南方进货,往往一去十日半月,那条黄狗也就托付给爷爷照料。黄狗前半夜跑回桃源老陶家,后半夜回来给爷爷看门,爷爷给它些鸡头、鸡骨做为犒赏。

听父亲说,这条狗体形偏大,但是性格温和,过目不忘。到爷爷店里的熟客,爷爷只要告诉它一次,任何时候再来它都认识。爷爷曾对一位秀才酒友说,这条狗如果是个秀才,考个状元那才是裤裆里掏家伙——手拿把掐。

这条狗的另一个优点是具有严格的时间观念和敏锐的判断力,白天“坊子”里人来人往,客人们带着篮子、布袋、褡裢什么的,临走的时候忘了,黄狗会叼着衣角把你扯回来,如果你拿错了别人的东西或者店里的东西,惨了,这条狗会一下子变成老虎,冲你怒目而视,低声咆哮,不把东西放下休想离开!

我爷爷的酒馆一般是晚上十点打烊,打烊以后,任何人都如果靠近“坊子”的大门,大黄狗就会嗖得从黑暗中窜出,两只粗壮的爪子搭在你双肩上,把你吓个半死。

其实这条黄狗也不是什么人都不怕,听父亲说,1939年的8月15晚上,是个没有月亮飘着细雨的沉沉暗夜。抗日游击队长枪队队长孙华荣挑着三个鬼子脑袋来敲我爷爷的大门,那条大黄狗居然一声没吭,躲在门后怯生生地看着一身血污的这个胶东名匪。老孙跟爷爷是酒友,那天晚上他们喝了一坛子黄酒。天要亮的时候,爷爷问孙华荣那三个鬼子人头打算怎么处理,老孙说,送给你的黄狗啃了吧。爷爷不悦:吃了人肉,不成野狗了?那可是老陶的狗。大大咧咧的孙华荣吃饱喝足一走了之,爷爷想来想去,在院子里的老杏树下挖了个深坑,把三颗鬼子头埋了。后来发现那条黄狗不到院子里去了,跑来跑去总是躲避那棵老杏树,爷爷连续几个晚上翻来覆去睡不好,终于又把鬼子头挖出,背到大沽河沿上掘个坑埋了。

后来鬼子队伍挨村来寻找失踪的士兵,一条日本狼狗箭似的朝我爷爷院子里的大杏树奔去,我家大黄狗死命拦住,两条狗大战十几个回合,咬得狗毛纷飞,

鲜血淋漓,鬼子狗始终占不到什么便宜。鬼子的军犬师虽然怀疑我爷爷的院子里有什么名堂,但是被大黄狗一搅和,找不到任何把柄。

那三个鬼子人头在大沽河涨水的时候被冲到了下游即墨境内,当地汉奸重新装殓送到兰村的鬼子据点,时间已经过去了多半年,鬼子也只好将三颗头颅火化,送回东洋老家了事。

我爷爷说,如果不是大黄狗跟鬼子的狼狗打架,鬼子极有可能找出点什么踪迹来,那样,我们沙梁村恐怕就会被烧成白地了。

发生在这条大黄狗身上的灵异事件还有许许多多,不只是我父亲说,村里上点年纪的老人都记得这条狗的神奇故事。

大概是1942年的秋天,有一天,爷爷屈指一算,老陶头大概有三个集没来赶了,那条黄狗也不见踪影。爷爷拦住一个桃园村的赶集人打听,那人倍感交集地说,别提了,老陶外出遇上了土匪,货被抢了,人也被打伤了,在家里倒气呢。

爷爷心急火燎地赶到桃园,老陶正在弥留之际。老陶是个老光棍,没有任何亲人,这次货物被抢光了,唯一的念想就是这条狗了。老陶拉着爷爷的手说,老李啊,我死后,这条狗就托你照应了。说完就咽了气。爷爷变卖了老陶的破房子,勉强给他送了终。带着那条狗回到沙梁。可是住了一天,狗不见了。后来爷爷在老陶的坟前找到它,已经不吃不喝七天,奄奄一息了。爷爷抱着这条通人性的狗老泪纵横。它居然舔着爷爷的泪,开始进食。从此以后,这条狗就跟了我爷爷,风雨沧桑,直到45年秋被八路胶东独立营的打狗队打死。

一狗不如一狗

大黄狗死后,我爷爷终其一生,没有养狗。

爷爷去世后,我们家先后养了几条狗,都是懒狗、癞皮狗、窃贼狗和少爷狗,用我母亲的话说,真是一狗不如一狗。

那年我还在的一所农村中学教书,月工资56大洋,连给儿子的奶粉都买不起,为了养家老婆借钱养了几十只鸡,起早贪黑地伺候着指望它们快快长大生蛋。我放学回家也被老婆逼着轧豆饼,拌饲料。好不容易母鸡下蛋了,我老婆却发现母鸡越来越少,天天疑心被邻居偷了。有一个星期天我带儿子上街玩,忽然发现

我大哥家的一条草狗从我家的排水沟爬出来,这条狗毛长体瘦,形象猥琐,目光下贱,我历来没有好感。见它爪子上还有斑斑血迹,我一下子起了疑心,悄悄跟着它,发现它钻进了我们家房后的草垛。我翻开草垛一看,妈呀,满地的鸡毛鸡骨头,少说也有10几只鸡的残骸。我气得七窍生烟,那条窃贼狗早已逃之夭夭。

我跟儿子说,怎么办?三岁的儿子也学会了生气,撅着小嘴喊爸爸打它,让它赔鸡!

我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带着一条绳索把那条狗从大哥家捉来。但是,真要处死它,又非我这书生所能了。我把它交给了狗肉铺掌柜的“下令”大哥,我的这位邻居大哥小时候学习不好,考试的时候总交白卷。有一次考试老师问他为何不答题,他回答不会,老师说,那你就写“不会”。这位仁兄费了半天劲,把“不”字写成了“下”,“会”字写成“令”字,从此得了个“下令”的雅号。

“下令”兄虽然学习不好,但是却别有异才,修车焊铁修理家用电器,乃至宰牛屠狗杀鸡煮鹅,农村的各种活计他样样拿得出手,是我村第一手艺人。我常听老人们感慨说,老天爷饿不死瞎眼的家雀,诚哉斯言!

我把狗交给“下令”屠宰,“下令”翻了我一眼,这可是你大哥的狗,你做得了你嫂子的主?我说,这条窃贼狗别人的鸡不偷,专偷自己家里的,吃了我家10几只鸡啊,你说不该杀么?你只管宰了它,嫂子找我麻烦,我就让她赔鸡!

“下令”说,那好!右手抓住那狗后脖颈凌空举起,那狗张开大嘴狂吠,“下令”左手舀了一瓢水灌下去,那狗当场呛晕,“下令”又捡起一把铁锤,对着狗脑袋猛然一击,然后对着脖颈捅了一刀,一股狗血喷出,那匹窃贼狗当即毙命。“下令”哥干净利索让人眼花缭乱的全部杀狗过程不超过30秒,让我目瞪口呆。

中午在“下令”哥的狗肉铺里,我弄了一瓶酒,几个菜,把大哥请来,“下令”端上热气腾腾的一盆狗肉,和大哥交杯换盏,大快朵饴,哪里还管是谁的狗呢。

晚上在小学教书的我的大嫂回家,找不到狗,知道被我和大哥吃了,气得拿着扫帚跟我拼命,大哥却装得没事人一般,跟女人讲不了道理,我只好抱头鼠窜。

许多年以后,我开始遇到麻烦,那就是我对处死大哥的那条狗开始良心不安。我常常不由自主地会想起那条狗,想起它被我牵着走向狗肉铺的那种可怜、卑贱的眼神。它知道自己做了坏事,但是它显然没有想到会受到死刑的处罚。如果知道会死,它可能不会选择偷自家的鸡,它如果偷了邻居的鸡,最重的处罚不过被打断狗腿,不至于丢掉性命啊。它虽然吃了我家10只鸡,但是罪不至死,因为按照我老家乡亲们的观点,狗是通人性的比较高级的动物,而鸡们就是生蛋或者被杀了吃的愚蠢的动物。除了极端残忍的职业屠狗辈如“下令”之流,我们这里的百姓没有杀狗的风俗。

可是我居然杀了它,就为了它偷了我家的几只只会生蛋的愚蠢的鸡!我杀死它的“合法性”在哪里呢?

根据圣经的观点,眼睛会说话的狗和人一样,也是上帝的创造物,它的生命权也是上帝赋予的,如果说人没有权力剥夺同类的生命,人也同样没有权力剥夺狗的生命,哪怕它做了非常可恶的事。我之所以可以杀死它,能够剥夺它的生命权,是因为我掌握了比它更强大的暴力,就像它掌握了比鸡更强大的暴力一样。但是,如果这可以构成合法性的理由,那么,人跟弱肉强食的鸡狗们的区别又在哪里呢?这可是对人类文明的一个讽刺。

杀生

除了杀了这只狗,我还在17岁那年亲手打死过一只野猫(野狸子)。

那年我们家刚盖了八间新房,新房在村外,没有围墙,我和弟弟晚上在新房里睡觉看护家具。那是个初冬的晚上,我到外村看电影深夜才回家,一推门,手臂被一个什么东西挠了一把。我以为遇到了小偷,用后背把房门顶死,房间没有电灯,我就虚张声势地喊:出来吧,我已经看见你了!

那“小偷”没理我,“嗖”窜到里间去了。

我的眼睛慢慢适应了房间的环境,看清是一只不小的动物。赶紧叫醒弟弟,点起蜡烛。我弟弟手拿着蜡烛守在门口,我那时胆子奇大,拿了一把扫帚柄追着那只比狗小一点的动物打。那家伙非常敏捷,一跳好高,从后窗跳到前窗,试图

突围,每次都从玻璃窗上摔下来。我上去几棍,那家伙又逃走,最后钻进了敞开的烟灶,我一看乐了,点了一把柴进行火攻,不一会那家伙在滚滚浓烟中摇摇晃晃逃出来,被我一砖拍死。我提起这个家伙掂了掂,差不多有十斤重。

我弟弟见识了刚才它的骁勇,心有余悸地说,你还是把它绑起来吧,万一我们睡了,它醒来跑到床上每人挠我们两下就惨了。我弟弟当时十三四岁,已经颇有见底。我觉得有理,就把那家伙绑在写字台的腿上,还用好几条凳子压着它。然后才放心睡下。第二天早晨一看,早僵硬了。

我和弟弟抱着回家,母亲认为我们打死了谁家的猫,一顿臭骂把我们哥俩赶出来。我俩只好到邻居三叔家去检验,三叔是村里有名的猎户。三叔说,这是野狸子,可能冬天野外没有东西吃了,进你们家找食来了。我们就再把野狸子抱回家,这时父亲上坡回来,剥皮收拾,发现这只肥胖的野狸子居然怀了胎。

我母亲用中指点着我的头骂:作孽啊,作孽!

父亲用萝卜炖野狸子给全家改善生活。我们全家有两个人不吃,一个是母亲,另一个是我大嫂。母亲是悲悯,我大嫂却是因为当时正跟母亲怄气。

第二章、我的兄弟姐妹

我常常一个人在河边闲坐,向蓝莹莹的水里扔一颗石子,看着激起涟漪一圈一圈散去。看见我的头像在水中摇荡、破碎,一点一点地消失,就像一次次生来死去。这个时候我会做白日梦,梦见自己恍惚进入历史。

我看见河东的八路有两个士兵涉水过来,举起乌黑的枪口对着我。他们认定我是国军的探子,要把我押回河东去讯问国军的情况。我拼命地在脑海里搜索在电脑上看到的台湾国军的一些资讯——视频和照片什么的,以及和小台胞聊天时知道的国军现在的情况,努力拼凑,希望给他们一些满意的情报。

我还看见了两个国军士兵——都是我们村的人,跟我爷爷同辈的。在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清秋之晨,他们在沽河边放哨。对岸的河堤上,八路的一个通讯兵骑着马飞驰,隔着一条河,几百米远,一个国军士兵对另一个说,信不信我把他打掉?另一个士兵还没有开口,枪就响了,那个八路通讯兵一头栽下马来。

这个场景是真实的,这两个国军士兵后来起义参加了共军,文革的时候清理阶级队伍,其中一个把这档子事说出来了。另一个立即被戴上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我还跟着大人参加过批斗他的会议。

梦见最多的是我爷爷养的那条大黄狗,所有的梦境都是相同的:那条狗被开膛破肚,吊在八路的炊事班里,它的下边是熊熊燃烧的炉火和一锅沸水。那狗的眼睛还是活的,清澈,幽怨,不管我走到哪里,它都跟着我。

我的灵魂被魇住了,在现实和梦境中纠缠不清。痛苦极了的时候,多少次都想把自己投入这条河里去做个了断。后来我根据村人的指点,在河对岸八路坠马的地方找到了那个共军士兵的坟墓。我在旁边给我爷爷的那条狗筑了一座空坟,做了一个简单的祭奠。从此不再做梦。

*

在我最危难的时候,上帝总给我开辟道路,从来不让我陷入绝境。

1997年秋天,我陷入了一生中最大的危机之中。这一次,我回到大沽河边呆了七天。

我从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风波之后,离开了机关,真正进入凶险的“江湖”。开始几年我做过企业的生产厂长,卖过化肥,穿村过店放过录像,过着真正贫寒的底层生活。那时候虽然日子过得苦,但是恬淡,安闲,并不觉得得多么艰难。1994年考出律师资格后,我到县城做了律师。开始几年运气不错,赚了点钱,还买了一处房子。可是不久摊上个喜欢赌钱的合伙人,钱赔光了,还摊了3万多块钱的饥荒。因为律师所的内部管理机制混乱,律师管理处给我们缓注了律师证。更倒霉的是,我因替老百姓做维权案件,断了一个候补市长的官路,被人告上法庭。律师所也跟我解除了合同。内忧外患一齐涌来,我瘦得只剩下104斤,母亲说我风一吹都能刮倒。

那天下午,我口袋里只剩下7块钱,怕人追债,手机也不敢开,乘上公交车回了老家。母亲不在家,我在床上躺了半天,鬼使神差地来到了大沽河边上。

秋后的大沽河,消失了夏日的喧哗,岸上少见人影,河面上也不见野鸭和渔船,只有满川黄流,无语南下。

我坐在爷爷曾经钓过鱼的河崖上,身后是爷爷的坟墓,披着夕阳的余晖,面向河水,黯然泪下。

爷爷临终的时候告诉父亲,我将是李家的希望。(爷爷的原话是:只有这个孩子将来是条汉子。)父亲母亲对此深信不疑,一直认为我必将出人头地。我也

一直认为自己是有来历的。在这样的一个黄昏,面对着滚滚南下的河水,我却对爷爷的话产生了深刻的怀疑。

一个亘古难解的问题开始盘旋在我的脑海里: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

爷爷沉默,沽河无语,只有如血的夕阳,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浸泡着我的思绪,我的忧伤。

晚霞散去,我的忧伤也开始散去。我想起《论语》上的那句话: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是啊,过去了的,不管是皇皇帝胄的赫赫武功,还是默默草莱的唧唧眦怨,都已在时间之川中消失殆尽,何曾留下半点痕迹?我又何必计较爷爷的预言、个人的来历乃至眼前的困顿呢?

或许生命的价值就在其过程,活着本身就是它的全部意义?

为了这个感动,人们啊,都该好好的活着。不管多么艰难,经历多少困顿。

我踏着月光回到家里的时候,虽然泪痕未干,心里已经敞亮了许多。

多少年后,我从《圣经》中读到这样一句福音:

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我知道,这是上帝给我的天粮。

童年逸事

基督教认为,人是有原罪的。这个理论在小孩子身上得到了充分证实。

我小的时候,生性顽劣,劣迹斑斑。比如我经常欺负女孩子,欺负比我弱小的男孩子,拦路抢劫别人的玩具,当我做这些坏事的时候,心里充满犯罪般的快感。这种犯罪的快感魅力直到上学了才慢慢消除。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过,我们家的房顶上有数不清的砖块,那都是我在外面做坏事被别的小伙伴报复的结果。我因为喜欢欺负别人,很多小伙伴都不理睬我,只有一个伙伴是个例外,也就是地主官桂的孙子叫“国平”,小我一岁,生性懦弱,经常被我欺负。那时候我已经有了心计,通常让他陪我玩到晌天,才把他打哭。反正吃了中饭他就忘了挨打的事,下午还可以找我玩。这样可以保证一个上午都有人跟我玩,如果清晨就打跑了他,我就一个上午都成孤家寡人了。

还有一个毛病就是喜欢抢人家东西,别的孩子有的东西,弹弓啦,铁蛋啦,小人书啦,只要看了顺眼,能抢得了,抢了就算自己的。我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抢了同学“海青”的小人书3本,记得有一本是《敌后武工队》,爱不释手。我在学校宣传队的学姐董洁是他的姐姐,有一天突然找我说,能否帮我一个忙?然后就说了她弟弟“海青”被一个叫“京海”的家伙抢了小人书,希望我能替她要回来。“京海”是跟我一样“打家劫舍”的坏孩子,我家房顶上的石头大多都是他的杰作。我问什么书?董洁说,把《敌后武工队》要回来就行了,剩下的两本不要了。

我的脸一下子红了,第二天就把小人书统统都送回去了。从此再没有抢过别人的东西。

我至今都不知道究竟是“海青”把我和“京海”搞混了,还是董洁故意设圈套让我还书,董洁虽然是个绝顶聪明的女孩子,但是她那时毕竟只有8岁呀。8岁的孩子就知道用计,也未免太唬人了。

还有一件让我疑惑的事情就是,我只喜欢抢,不喜欢偷。很多小伙伴偷瓜摸枣,我却从来不干,觉得丢人。如果说我当时已经有了模糊的财产权意识,那么抢劫比偷窃不是更侵犯财产权么?后来我做了律师,接触到很多抢劫犯,他们也都对盗窃犯罪嗤之以鼻,对抢劫却没有犯罪的心理负担,这真是一种很奇怪的人类心理。

我还喜欢打架,特别是喜欢组织打群架。打群架有两种,一种是文打,实际上是一种游戏。规则是一群男孩分成两帮,各由一定组织能力的大孩子当头目,游戏开始的时候,双方拉开一定距离列成横队站定。看战前双方司令官先达成协议,一般是:不许扣眼,不许咬人,受伤吃亏不许告诉家长。双方订立口头文书后,一方战将出阵叫骂:一般都是模仿戏文中的战将自我吹嘘一番,如:我是关公,身经百战,武艺高强,谁敢出阵与我一战?对方阵中即有一男孩出阵:我是吕布,英雄无敌,今要与你决一死战!

双方即开始交战,战场一般选择在大沽河沙滩上,战斗方式一般是摔跤,谁先倒地谁输,输了的变成对方俘虏。然后进行第二轮挑战。战斗进行到高潮的时候,双方主帅一声令下,全线出击,“单挑”就变成了“混战”。这个时候往往会有人不守规则,头破血流在所难免。这种战斗,我做主帅的时候很多,记得有一次,我方的战士“佐”把对方的“连好”腿给别断了,闯下大祸。小伙伴们都吓傻了,是我紧急找来医生抢救,谁知道“连好”的父亲官禄大伯居然对我瞪眼扒皮,原来是“佐”这个“叛徒”出卖我是战争罪的主谋。

另一种群仗是“野战”,这是真正的“战斗”。这种战斗参加人数众多,弹弓砖块都能用上。我们一大队的孩子跟二大队的孩子放了学就开展“炮战”,战斗进行了半个多学期,后来因为有好几个孩子被砖块打破了头,才被学校严厉禁止。

有人说每个人其实都有各种潜能,成为名垂青史的将军还是默默无闻的草民,都是机会使然。我就发现自己很有军事天才。例如我会无师自通懂得诱敌深入,迂回包抄的战术,我安排少量“战士”在正面街道攻击“敌人”,打不赢就后撤,然后在旁边的小巷子里埋伏两支“奇兵”,当“敌人”攻击过来的时候,突然在“敌后”发起进攻,正面的部队立刻转入“反攻”,那些有勇无谋的二大队“敌人”被我们一下子打了个落花流水。

捉了“俘虏”我还会审讯,有一次我们把敌人的主帅“黑瞎子”捉住了,绑在一大队后院的梧桐树上。无奈这家伙是个硬骨头,宁死也不投降(也没有什么可投降的)。眼看着天黑透了,我们下不了台阶儿没法子放人,大家都愁得要命。石猴弄来一条蛇套在他脖子上,指望吓唬住他,没想到这小子提着蛇的尾巴一抖,那条蛇全身嘎巴嘎巴一阵响,骨头全断了。他自己把蛇套在脖子上,说:这蛇归我了啊。他这一招,让我们都看呆了。大伙一起拥戴他这个败军之将做我们的统帅。差点把我气死!

*

有必要介绍一下我的兄弟姐妹了。

我家是大排行,分别是大姐建英、大哥建忠、二哥是我大伯家的建军,三哥是建刚,二姐是大伯家的建荣、老四是我,三妹是大伯家的建华、五弟是建孟,四妹是大伯家的建梅,最小的弟弟是大伯家的建中。

姐姐建英

著名美学家高尔泰先生曾说:弟弟不会在乎姐姐美不美丽,儿子不会在乎母亲美不美丽,学生不会在乎老师美不美丽。反过来也一样;小耗子也可以说,我丑,但是我妈爱我。

最近因为我的新书要出版,里面有关于姐姐的文字,编辑先生要我姐的照片。我搜罗了一些她年轻时的发了过去,朋友很惊讶:你姐姐原来是个大美人啊。我这才发现,照片上年轻时的姐姐身材窈窕,目光清澈明净,洋溢着羚羊般活泼美丽的风采,在晴朗的阳光下,与彩旗、绿树一起交织成一片青春、希望、光和色的世界。

我曾对如何写姐姐十分踌躇,不是因为没得写,而是值得写的东西太多了,反而无从下笔,不那么好写。

还是从我有记忆开始吧。

据母亲说,小时候,我是在姐姐的背上长大的。姐姐长我八岁,是家里的老大。她读小学的时候,我刚会爬,那时候农村没有幼儿园,母亲又多病,身体好的时候还要干农活,带我成了姐姐的主要工作。姐姐经常上学的时候背着我。有时候母亲病了,姐姐就去学校请假,老师问,这次请多长时间?姐姐低着头小声说:俺也不知道,俺娘好了病就回来上学。好在姐姐冰雪聪明,落课再多成绩也名列前茅,老师也都体谅她。

可恨的是,别看我现在瘦得像黄鼠狼,小时候却胖乎乎的,天天趴在姐姐后背上,死沉死沉,把她的小手指都累成了畸形,至今不能伸直。

我懂事以后,最怕的人就是姐姐。父母顾不上我们一群猴精似的孩子,姐姐要管着大哥建忠、二哥建刚、我和小弟建孟四个淘气的弟弟,体罚是家常便饭。我若在外面惹了祸,屁股上总会留下她的红手印。我就和弟弟给她起了个外号,但是不敢公开叫,否则不但屁股受不了,耳朵也要被拧下来。

姐姐在家管我们很严,但是在外面又成了我们的保护女神。记得那时二哥建刚性格软弱,我在外面淘气被人揍了,他思量打不过人家,就不敢吭声。我姐虽说是女孩,遇到我被人欺负一定冲上去撕打。有一次一个半大小子欺负我和二哥,正好被放学的姐姐撞上,姐姐将他按倒在地,用指甲把他的耳朵掐出血来,逼着那小子告饶,保证以后不再打我们兄弟,才罢休。

姐姐就像小家长似的,管我们,也爱我们。给我洗澡、洗衣服。我上寄宿中学的时候,还是邋里邋遢,每次回家,都带回一大包气味难闻的脏破衣服,都是姐姐,洗得干干净净,补得整整齐齐,叠得方方正正,放在包里,一股子肥皂和阳光的清香。因为姐姐的“娇惯”,我到结婚都没有学会洗衣服。

后来大姐出嫁了,姐夫是个性格宽和的中学老师,夫妻恩爱,生了一对聪明漂亮的女儿。姐姐的婆家离我家有5里地,后来搬到镇上有10里地,再后来搬进城里有60里地,姐姐越走越远,但是她从来没有超过一个月,回娘家看母亲。每逢过节、过年、放假或者家里有了什么事,姐姐总会和姐夫,还有他们的女儿们,回到母亲家。姐姐家的条件相对较好,回家总是大包小包,给母亲带东西,鸡鸭鱼肉、时令蔬菜、新鲜瓜果、烟酒糖茶,甚至劈柴、煤炭、小米、粗面,凡是家里需要的,什么她都往家里拿。这些年父母亲年纪大了,春天冬天要吃许多药,都是她一个人供给。她一个人对父亲母亲的奉献,比我们四个儿子加起来都多。

母亲常说,你姐姐小时候,没穿一件好衣服,没吃一顿饱饭。吃苦最多,受累最多。我生病的时候,差点送了人。现在老了,倒是全靠她照料。母亲说这话的时候,泪眼晶莹。

除了对父亲母亲特别孝顺,姐姐对我们几个弟兄,也是关爱备至。大哥买车、二哥盖房、弟弟建孟做生意,谁缺钱都去找她。她自己的钱借空了,就四处为我们借。姐姐甚至把自己的房子,和姐夫的工资都做了抵押,给我们弟兄借钱。数额达几十万。

我大哥的两个孩子,李娜和李冬;弟弟的儿子李飞,都是在我姐姐家读完中学,考上大学的,二哥的女儿李盼盼,也是在姐姐家读的幼儿师范。姐姐为了弟兄们的孩子成才,义务抚养他们,时间连续长达10年。

最令人感慨的,是姐姐的宽容和大度。俗话说,龙生九子,各各不同。我们弟兄受姐姐的道德感召,从来没有因为父母抚养,和经济问题发生过争执。但是四个妯娌却未免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产生这样那样的矛盾。为了怕母亲生气,姐姐对她们总是温言抚慰,以身作则,以心感召。记得我大哥的女儿出嫁,姐姐和我二嫂、我妻子以及弟媳都去做客,大哥和大嫂,居然没有安排她们入席。等到散了席,才让她们吃剩饭剩菜。我妻子回家说,我气得七窍生烟。大姐却打来电话劝我,这有什么呀,你大哥大嫂是把我们当一家人,才让我们吃剩饭嘛。你还是读书人,干嘛那么见外?那么小气?

姐姐的话让我至今感到羞愧。

有人说,上帝不会把美貌和美德,赐给同一个女人。我认为,在我姐姐身上是个例外。

大哥建忠

提起大哥,我常常会想起一首忧伤的日本歌曲中的两句歌词:家兄酷似老父亲,一对沉默寡言人。大哥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为人宽厚,脾气慢,酷爱喝酒。他的水性非常好,不夸张的说,跟水浒传里的浪里白条张顺有一拼。每年汛期大沽河发水的时候,河的宽度能赶上黄河,真可谓“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辩牛马”(《庄子秋水》。

这个时候,水性再好的人也只敢站在河堤上“望洋兴叹”,我大哥和一个叫“拴住”的半大小子却敢跃进波涛翻滚、漩涡密布的激流中,晚上还到吊崖上去钓白鳝鱼。每到了汛期都是我大哥们的狂欢节,洪水会给他们带来滚滚“财源”,从上游漂来的木头啊、木车啊、家具啊、牲畜啊、还有瓜果什么的,都被他们捞上来,每年他们都发一笔小财。有的时候上游的人找来了,他们也还人家,施主一般也会给点酬谢。所以到了晚上,大哥拴住他们就会到小酒馆里喝酒猜拳,闹到深夜,村里水性不好的青年,虽然眼红,但是也只能感慨自己没有那么大的本事。

大哥除了水性好,运气也特别好。有一年,大沽河水退地迟了,他在河堤里面的一块地也没有什么东西可种,父亲说,你先去撒上农家肥吧,看看集上有没有秋菜种子撒一点。我大哥光撒了肥,忘了买秋菜种子。这块地也就闲了下来。住了一段时间,下了一场雨,遍地里居然长出了很多冬瓜苗来。大哥大喜,也不去照料,随它乱长。到了秋收的时候,遍地都是巨大的白冬瓜。大哥推着车子卖冬瓜,那年冬瓜价格特别高,让他白白捡了个大便宜。

我大嫂说,你也没有撒种,哪里来的冬瓜?大哥骄傲的说,懒人自有懒福气。

原来那农家肥里有谁个丢的烂冬瓜,种子留在肥里了,我大哥把粪一扬,等于撒了冬瓜种。

那年的冬天,大哥得了个男孩,取名李冬。

三哥建刚

三哥建刚心直、嘴拙,突出的优点是特别勤快。小时候,三哥喜欢沾知了,放了学常常把书包往沙滩了一埋,扛着杆子跟钻进大沽河边的密林里。三哥沾的知了太多了,烧着、炸着、腌着都吃不完。沾知了要仰着头,顶着烈日,时间一久,他的脸晒得像非洲的黑孩子。脖颈也僵直如鸡,走起路来都不能目顾左右。说起来我三哥并不是喜欢吃知了才去沾,用作家王小波的逻辑说,因为知了在那里,他就是要沾。

记得1977年秋天,二哥应征入伍,离开家的前一天,他担心家里没有柴草,半夜起来去割芦苇。不知道运回多少趟,天亮的时候,家里院子里形成了一个草垛。三哥最后一趟到了大沽河边割芦苇的时候,发现其他伙伴都没有来,他们实在起得太早了。

三哥半夜起来割草的事,我姥姥唠叨了半辈子,一直到她老人家临终时还说:建利(我三哥的乳名)是个实诚人啊,要当兵走了还割了半夜草。

三哥当了两年兵,表现良好,但是因为心眼实诚,虽然干了很多好事,却不能入党、提干。1979年春,南方边境响起了枪声,中国军队对越南开战。我三哥所在的部队干部战士纷纷写请战书。我三哥学习不好,手里头提得起锄头提不起笔,又羞于求人,就成了班里唯一一个没有写请战书的人。指导员找他谈话,他居然说:俺想俺娘了,指导员如果让我去越南,看了娘回来我就走。

指导员说:保卫祖国重要,还是你娘重要?三哥低着头想了半天说了一个字:娘。

不久,连里让我三哥复员了。连里那些咬破手指血书请战的人,虽然一个也没有去前线,但是因为表现好,有的提了干,有的入了党。跟他一起入伍的三娃子后来还分到了县公安局当了警察。

三哥心底善良,喜欢做生意,足迹北到黑龙江,南到上海、福建。他没有生意人的那种精明和市侩,但由于他讲究诚信,童叟无欺,客户很信任他。再加上特别勤劳,所以,生意比一般人还好。但是,三哥有个不良嗜好,喜欢玩牌,经常把一年辛辛苦苦挣得钱“捐”给了牌友。所以,三哥的日子一直很难过。我和大姐、弟弟不得不经常给他一些周济。

最近几年,我的家乡有一个蔬菜批发市场,给青岛和周边的大城市供应蔬菜。三哥从行商变成坐贾,在批发市场开了间“诚信蔬菜批发店”,因为为人实诚,别的批发店门可罗雀,他的客户却排着长队来拉菜。没有多久就还清了旧债,还建了六间漂亮的房子。三哥的日子开始过得舒心,丰裕。

弟弟建孟

在所有我的兄弟姊妹中,我跟弟弟的感情最深。不仅因为他最聪明,为人最仗义,经历最坎坷,更因为他是我们家最有现代意识的人。

弟弟生于1966年11月,那是文革已经发动,我家正处在剧烈的政治动荡中。听母亲说,我弟弟其实是计划外生育的,因为母亲身体不好,生育了4个孩子,已经没有再生的想法了,但是当初没有计划生育政策,没有避孕措施,弟弟还是来到了世间。

我一直疑心因为这个缘故,父母对弟弟不太关心。那时候农村穷得的连老鼠都不上门,我们家孩子多,父母要为一家的生计操心,还要应付没完没了的批斗会,所以我们基本没有人管。常常晚上半夜醒来,母亲数数炕头上少了一个,才知道不知谁没有回家。

那年我六岁,跑到离我村3里路的南沙梁看露天电影,三岁的弟弟要跟我去,我怕母亲担心,连哄带骗把他送回家。谁知道到了南沙梁,他居然跟着“新鬼”、“云里”等几个小伙伴跑了三里路追来了。这几个小家伙都只有3、4岁,被家长知道还不急死?我就又捏着拳头赶他们回去。因为心里又急着看电影,我只把他们送过了公路就跑回来。后来听母亲说,她老人家开会回家发现一次少了两个,居然没太在意,只顾在灯下做鞋子。到了后半夜,觉得不对劲,出门去找,看见我弟弟唱着歌从村口回来。

我后来为此事后悔了半辈子,终生觉得对不起弟弟,我居然让一个三岁的儿童走了半夜夜路回家!

有人说最小的孩子最聪明,这句话在我弟弟身上是准确的。弟弟上学了,学习好,性格也倔。每一次考试,数学、语文都是双满分,老师因此让他当了五年班长。上初中的时候换了个新老师,没有让他当班长,这家伙立马给老师考了个倒数第一。这老师不太懂少年心理学,对弟弟冷嘲热讽外加体罚,弟弟居然退学去学少林拳了。

有位作家说,人的一生是漫长的,但是最关键的只有几步。一个偶然的因素往往可以就此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母亲常说,如果没有那个老师的不公平对待,凭我弟弟的聪明,一定能考上第一流的大学,他的人生之路也不会像后来这样波澜起伏、惊心动魄了。

为了弟弟的退学,我舅舅埋怨了母亲一辈子。

*

弟弟17岁那年,跟着建筑队到东北的大连干小工。有个当地的痞子见他人小体弱,有事没事欺负他。为了不受欺辱,弟弟省下生活费偷偷跑到市里学了三个月拳击。也是那家伙倒霉,一天他去食堂打饭,居然让弟弟替他刷碗。弟弟把自己的碗和那家伙的碗统统扣在他头上,一个左勾拳击中他的下巴,右直拳打中他的小腹,那个可怜的家伙躺在地上半天起不来。周围的民工都被这个小个子的神勇惊呆了,从此不但没有人欺负他,谁吃了亏,都巴结他出头。

弟弟后来到胶州做工,他以初中肄业的学历,从临时工做到复合肥厂的副厂长,其时他才22岁。弟弟结婚以后,夫妻关系不睦,开始走上霉运。先是被人诬告,流落江湖十年;后来又因交友不慎,加之受我牵连,遭权贵报复,含冤入狱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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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弟弟被人错告,背着不白之冤流落江湖,时间长达十年。

弟弟先去了东北,后来流落银川、兰州、福州等地,杀过猪、做过生意,期间因贩鞋失败,欠了我一个远房弟兄十几万元借款。我们家的这位大哥非常仗义,连个借条都没有要。弟弟浪迹天涯,吃不上饭了也总忘不了还人家的钱,哪怕每年还人家三千五千。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终于连本加息还清了债务。

2002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解到了弟弟系被人错告,找到有关机关替他洗去不冤屈,弟弟才回到老家过上正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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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道过了不久,弟弟又因交友不慎,被人诬告兼受我连累等诸多原因被捕入狱。

弟弟有个社会上的朋友叫宁宁,此人个性懦弱,品行低劣却又喜欢惹是生非,算是个社会上的小混混。他媳妇赶南村集的时候,被小偷偷了钱包。这家伙居然笼络了几个人到集上抓了两个小偷。他们抓了小偷,打电话问我弟弟问小偷要钱是否犯法,我弟弟明确告诉他们敲诈小偷也犯法。但是这家伙哪里听得进去?还是从小偷手里敲诈了几千块钱。因为他曾经借过我弟弟钱,就用敲诈小偷的钱还了3000块。几个月后宁宁因为别的事被抓,这家伙居然向警察揭发说是我弟弟让他敲诈了小偷。

警察立即到沙梁沙场抓了我弟弟,还扣押了我大哥的面包车。我当晚得知这个消息,立即到市局去找,但是市局的朋友说不知道。我又去了南村派出所,派出所的人说是二中队抓的人,与他们无干。我对我弟弟非常了解,他决不会干违法的事。坚信他们抓错了人,于是驱车赶到驻张戈庄的二中队。谁知道接待我的警察队长,年纪轻轻,打着哈欠,对我态度傲慢,不理不睬。我问他为何抓人?他居然说,这个不能告诉你。我指着他的鼻子大骂:你抓人没有手续,不通知家属,还违法扣车,现在又不给家属个正当说法,你信不信我告你,扒了你的这身皮?

那小警察说,你有能耐你去告!

我大怒,当即到邮局发了给青岛市公安局和人大的控告信,想想怒气难消,又到平度市局信访办告了那个小警察一状。

谁知道这一状没有告准,反而把我弟弟害惨了。

后来我听知道内情的朋友说,我的告状信很快从青岛转回来了,市局某局长很重视,立即召集办案人开会,局长问:这个律师告的是否属实?那个办案警察说,律师是鸡蛋里挑骨头,我们办案手续上哪里能这么完备?但是这个案子是中央有批示的,不抓他交不了差啊。局长说,既然这样,赶紧完备手续,通知看守所不准律师会见。不要让这个律师钻了空子!

后来我从弟弟的卷宗里看到,我们村有个告状专业户居然向公安部、中央政法委告了我弟弟三十条大罪,光人命就有十几条,还杀了三个警察!他告的这些内容涉及胶州、即墨、平度、高密等好几个县市,时间跨度二十多年。公安一一进行了落实,有的是捕风捉影,有的是张冠李戴,有的根本就是捏造。比如控告者说我弟弟在公路上用钢丝拦路,削下高密市三个警察的头颅。而警察的结案报告是这样写的:据调查,高密市公安局从建国以来,没有警察被谋杀。

三十个大罪告上去,中央政法委的一名重要领导人亲自批示限期破案,当地警方组织了专案组调查了半年,结果是没有一件事与我弟弟有关。

本来警察应该抓获那个诬告者,还我弟弟清白,但是他们却借着宁宁的诬告抓了我弟弟。

据内部的朋友说,如果我不告警察,而是找人通融一下,警察或许会认真审审宁宁,还我弟弟一个清白,一周内释放也有可能。但是,我把他们得罪了,我弟弟就活该坐牢了。

我不信这个邪,去找检察院,检察院也觉得荒唐,不批逮捕,让公安撤回案子放人。某副局长亲自去找检察院施加压力,甚至威胁说,你们不批捕,我们就给他办劳教。

检察院顶不住压力,只好批捕、起诉,案子到了法院,法官也是我的熟人,看了卷宗以后摇头不停,但是法官没有决定权,汇报给院长,院长说判个缓刑给警方个面子算了。我则坚决要求判无罪,警方坚决要求判实刑。法律打不赢权力,弟弟最终还是被判了2年。我立即上诉到青岛中院,中院法官开始认为改判没有问题,后来也变了卦,维持了原判。

我的专业是刑事辩护,曾打遍全国,让30多个人无罪释放,却生生不能让我蒙冤的弟弟无罪开释!说起来,这真是我律师辩护生涯中最大的耻辱,也是中国司法史上的一个耻辱!

*

弟弟出狱后,性情大变,他对我没有丝毫埋怨,开始潜心做生意,教育培养孩子健康成长。这期间,他的重新结了婚,新妻子娴淑温婉,年轻美丽,对他体贴入微,不久又给他生了一个聪明可爱的儿子。弟弟让我给取个名字,这是我们家最后一个孩子,我说:朝东飞翔,迎接朝阳,就叫李朝阳吧。(我们家的前面四个男孩分别是李(超)朝、李(冬)东、李飞、李翔)。

弟弟对他的大儿子李飞的教育抓得非常紧,每次过年过节我们弟兄姊妹回家相聚,他讨论最多的都是他儿子的学习。为了让他儿子考上好的学校,他提前一年就开始研究如何报考。也是皇天不负,去年李飞以仅仅搭线的成绩(全班第七名)考上了全班最好的学校——哈尔滨师范大学。

弟弟的生意也开始辉煌,每年都有上百万的进项,渡尽劫波的弟弟,变得谦和、宽容,与世无争,充满爱心。汶川大地震后,弟弟回到村里捐款,因为村干部最多捐200元,他怕给村干部为难,也捐了200,回家后又让妻子到银行再补捐了2000元。

弟弟滴酒不沾,没有任何不良嗜好。可能因为自己失去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他居然崇尚文化,酷爱读书,喜欢和文化人结交。他的书房里有品味不低的上千册书籍,做生意之余,唯一的爱好就是上上网,读读书。你跟他聊天,如果不了解他的经历,你很难想象这是个生意人而不是一个民间学者。

第三章、沽河人物

工作队来了

1974年秋天,邓小平的治理整顿工作队来了。那时候,平度还属于潍坊管辖,首批进驻我村的地区工作队是来自潍坊的自来水厂和煤场的干部。包我们大队的是个年轻的工作队员,名字忘了,(总之我们村大人孩子都叫他小李)。这是个有良知的有底层情结的理想主义青年,一见我们这里连黑乎乎的地瓜干都吃不饱,开会的时候眼圈发红。记得他当时在会上发表演讲说,乡亲们,大家吃没有营养的地瓜干怎么行呢?我们要种水稻,我要让大家都吃上雪白的大米饭。父亲那时候在二小队当队长,听了他的演讲不由得撇嘴:连地瓜干都吃不饱,还吃什么大米饭?

这话不知道被谁汇报上去,小李就把我父亲找到文昌阁谈话。那时候,文昌阁已经成了工作队的办公室。

小李说,老李呀,你也是个老党员了,怎么能不支持新生事物呢?你不支持工作队的工作?父亲见这个小伙子还讲道理,没有以官压人,就说,我支持你们不是问题,谁叫咱是党员呢。但是,我们这里是北方,自古以来种旱地,你们种水稻,水从哪里来?将来水稻没水绝了产,群众没饭吃,别怪我没把话说到前头啊。

小李听了,觉得有理,就汇报了上去。但是种水稻不是小李一个人的想法,而是整个平南的学大寨战略部署,父亲的意见根本没有被采纳的可能。

整个平南轰轰烈烈的种植水稻试验开始了,也是天随人愿,那年雨水特别大,从夏天到秋天,大沽河水源源不断地引入灌区,浇灌着平南上万亩水稻。到了秋天,水稻获得了不小的丰收,虽说不能让社员天天吃白米饭,但是喝点米粥还是不成问题。许多人家用自行车驮着大米都青岛去换工人的粗粮,还有人家把大米卖了,换了现钞盖新房、娶媳妇。农民的生活开始好起来。

冬天农活闲下来的时候,工作队开始整党。有人提出要清算父亲的右倾悲观主义。父亲也做好了挨整的准备。但刚刚从潍坊回来的小李站出来制止。他说,我刚从地区去查了我们这一带的水文资料,我们今年的降水是三十年来最多的一年。如果按照往年的平均降水,今年种植的水稻恐怕真的要像老李说的那样绝产,那我们就要成为千古罪人了!我们这个地区确实不适合种植水稻。工作队决定,从明年开始,我们停止种水稻,恢复种玉米、地瓜和小麦!我们要感谢老李,虽然他的话没有应验。

小李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让父亲非常感动。从此以后,两人成了忘年交的好朋友。

到了1975年的冬天,第一批工作队要撤走了,那时候的干部品格简朴,工作认真,确实是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为我们村的水利基本建设工程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这批工作队被撤回去,是因为邓小平的治理整顿路线受到了攻击,国内的政治风向变了。

他们要走的时候,群众恋恋不舍。不想我们村却发生了一件震惊整个昌潍地区的大事,当时我已经懂事了,记得地区工作队的卡车都集中在文昌阁旁边,正在装行李,文昌阁和学校的墙壁上却发现有人一夜之间贴了小李满街的大字报,内容是污浊不堪的流言和绯闻!

原来,他们根据当时的思维习惯,在妇女和村里的“积极分子”中培养了几个品行低劣的干部,这些人平时就像听话的狗一样对他们忠诚无二,现在看到政治风向变了,立刻反戈一击,制造了肮脏的谣言和绯闻来诬陷他们,以求自己能够在新的形势下继续保持自己的地位。

不过,这帮家伙把账彻底算错了。鉴于他们这样丧心病狂的诬陷,昌潍地委将地区公安局的干部组成第二批工作队,派驻我村。这些心底恶毒、品行不端的家伙,彻底暴露了贪污、强奸、欺男霸女的丑事,有的被开除党纪,有的被关进监狱,有的被管制改造,没有一个落得好下场。

大嘴罗锅

地区公安局组成的工作队进村第一件事就是调查大字报。毕竟是专业人员,没有几天案子告破,让全村干部群众大吃一惊的是:写大字报的人居然是第一批工作队最信任的那些“积极分子”:“大嘴罗锅”和“长脖石猴”。

“大嘴罗锅”一米五左右,背着个大罗锅,状貌奇丑,两只老鼠眼不时闪动狡诈的凶光,村人避之唯恐不及。“罗锅”的父亲是个工人,家庭出身好,他本人又善于投机钻营,心狠手毒,每次运动来了他都是积极分子。他对村里的各种人和事、信息、动态、家族派系背景、村民的交往方式、人际关系等等了如指掌,这些对工作队来说是很有用的资源。因此,工作队进村没多久,他就被提拔为治安主任,他弟弟则是民兵连长,都成了工作队的红人。

“罗锅”负责监督管制“地富反坏”四类分子,(本来是新政权的敌人是“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但是农村没有右派,所以只剩下四类分子)。我们沙梁一大队只有一个叫官桂的老地主、一个叫官居的叛徒和两个地主婆属于管制对象,其他的有些历史问题的人都没有戴帽,不管制。所以,你每天早晨总能看到“罗锅”威风凛凛地押着这几个佝偻麻木、反应迟钝、目光浑浊的老人在扫大街。每当有人走过,“罗锅”总要大声呵斥这些贱民,让路人感到他的赫赫“威严”。

官桂被管制比较冤枉,因为他实际是开明地主。中共建政之前,他虽然有几十亩土地,但却屡遭土匪绑票,被南来北往的杂牌队伍敲诈,日子过得并不舒心。共产党的队伍过来之后,扫除土匪,荡涤了胶东所有的杂牌队伍,他立即捐赠了很多粮食和土地以示支持,他因为粗通文墨,还被镇长官禄聘任为宣传委员。谁知到了1958年,大字不识一个、“觅汉”(雇农)出身的支部书记瑞文给他戴上地主帽子管制,并且委任他为“坏人”扫街小组的组长。

有一天,官桂被民兵叫到大队部,工作队对他说:老地主,给你添了个新兵,你原来的上级大嘴罗锅,现在归你领导了。明天开始上街扫雪。官桂表面上没有任何表示,心里却比过年还要高兴。一连几天偷着乐,喂着牲口也常常也出声来。跟他一起喂牲口的小羊倌忍不住问他,乐什么呀大爷?官桂嘿嘿乐出声:天翻地覆慨而慷啊。

不过,罗锅被管制不是因为写大字报,而是他在担任治安主任期间多次犯下欺男霸女,拦路强奸外地来沙梁赶集的少女等罪行。

“大嘴罗锅”当治安主任的时候,官桂是他的管制对象,官桂扫大街,哪怕一根草被他发现都会被臭骂。“老地主,你想变天啊,人还在,心不死是不是?社会主义金光大道你就扫成这样?”

大嘴罗锅去找组长官桂报道的时候,官桂说,罗锅啊,你年轻,又是刚刚被管制,我们这些人年龄大了,都扫了20多年街了,你得多扫点啊。把一条大街的三分之二分给了他。

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坏人组长也是“官”,官大一级压死人,罗锅不敢不听啊,天天扫街到太阳老高,常常耽误了吃早饭。我们村的坏人们(二)

尖头石猴

俺们村另一个名人是“尖头石猴”,此人五短身材,生得正如司马迁在《史记》中描写的白起:为人小头而锐面,眼球黑白分明,视瞻不转。

“尖头石猴”原本属于“麻子书记”的本家,“麻子书记”属于那种心理阴暗的小独裁者,视属下所有社员为草芥,即便是自己本家,也是张口骂、抬手打,丝毫看不出有点“近便”(俺家乡话就是“本家”,关系亲近)的意思。

记得有一年夏天,一群七八岁的儿童在“庙湾”边上玩水,“尖头石猴”的弟弟“小石猴”居然把“麻子书记”的独生儿子“孟”推下湾去了。庙湾在村子中央,文昌阁旁边,一潭碧水,深不可测,岸上的孩子大多不会游泳,急得抓耳挠腮,束手无策。我当时大概只有八岁,已经学会踩水,想都没想,就跳下庙湾去救“孟”。“孟”像抓住了救命稻草,紧紧抱住我的脖子不放,两人一起沉入湾底。我想起大哥教我的救人办法,对着“孟”的“脑袋”猛击一拳,“孟”一松手,我揪着他的头发,把他拖上岸来。

这时,湾沿上已经围满了大人孩子,大家把“孟”平放在地上,按着他的肚子,让他吐湾水。不知道谁告诉了“麻子书记”,这家伙赶来,连句感谢我的话都没说,脱下鞋子来把“小石猴”按倒在地,打了个屁股红肿。

这件事还有个可笑的结局,就是我“见义勇为”的壮举,不但没有得到表扬,反而被老师罚着写检查。原来小“石猴”被“麻子书记”打了以后,心里愤愤不平,跑到老师那里告我偷着下湾洗澡。我当时在班里学习好,还代表班上同学,在全校“防险安全”大会上读《决心书》,刚发了言就去湾里洗澡,那还得了?老师不仅罚我写检查,还告诉家长,害得我挨父亲一巴掌。

现在想来,我当时也是傻得可爱,居然不知道将舍己救人与下湾洗澡区别开来,为自己辩护。

不过,挨揍归挨揍,人,我还是照常救。不久一个叫“佐”的小伙伴自己掉到湾里去了,仍然是我跳下去将他“捞”上来。这次没有挨批,也没有得到表扬。

许多年后,我阴差阳错做了律师,隔三差五替异议人士辩护,还发明了一套“捞人”理论,遭到郭国汀等革命原则性坚决的人权律师的痛批。这已经是后话了。

话扯远了,书归正传。

“尖头石猴”一家虽然平时跟“麻子书记”不睦,没有“近便”滋味,但是关键时刻还是能看出“近便”“远”来。第一件事是,有一年冬天,不知道为什么,“尖头石猴”跟一个外号叫“坏地瓜”的社员发生了争执,具体谁是谁非已经无可稽考。总之,“尖头石猴”仗着家族大,弟兄众多,天天傍晚到“坏地瓜”门外骂阵(白天在生产队干活没有时间),扬言要立三个月“合同”,骂死“坏地瓜”。“尖头石猴”人长得寒碜,但是脑瓜灵,非一般人能比,骂起人来,表情丰富,词汇生动,花样翻新,口若悬河。一连几个小时不重复。坏地瓜开始尚能强应付两天,后来自愧不是对手,大门紧闭,不敢应战。那些日子,每到傍晚,很多社员会聚集到坏地瓜家门口看热闹,那时农村连电都没有,更不用说娱乐活动了。鉴于这两家都不是什么好鸟,所以没有任何人劝架,大伙儿乐得看一场“大戏”。

不过话说回来,这事如果是别的村民干的,“麻子书记”早安排民兵捆到大队部去了。“尖头石猴”毕竟是“麻子书记”的本家弟兄,“坏地瓜”也不跟麻子书记沾亲带故,麻子书记才不去管闲事呢。所以,这场骂阵大战,到了工作队进村才结束。

另一件事,发生在工作队进村之后,“麻子书记”因为滥施淫威、欺压社员被停职,工作队晚上走访群众调查他的劣迹。不知道是麻子书记的安排还是“尖头石猴”自作主张,这家伙居然跟踪工作队,听群众墙角,给麻子书记探听情报。也是他倒霉,有一天深夜,他翻“麻子书记”的墙头,去向“麻子书记”汇报,被巡逻的治安主任“大头罗锅”发现,一棒子从墙头敲下来,连夜绑到工作队。工作队很奇怪,问:你到书记家去,干吗大门不走却翻墙越户呢?尖头石猴倒也坦率:俺偷听你们的谈话,去给麻子汇报,这事又不光明正大,怎么敢走大门?

来自地区公安局的工作队员孙伟哭笑不得:你可真是做贼心虚啊,你要是从大门进去,谁知道你去送情报?

尖头石猴帮“麻子书记”偷情报,导致工作队下了拿掉“麻子书记”的最后决心。此时已经是1976年的冬天了。从此,沙梁一大队和八大队合并成为一个大队,改称沙梁东村,八大队的书记臻明当了新书记,我舅舅做了文书,我们村在“麻子书记”淫威下的中世纪般专制黑暗统治,从此宣告结束。

地主的后代

我每次回老家,大凡在路上遇见,总会被他拦住攀谈半天。这个人叫书连,年龄大概有七十岁了,长相酷似笑星赵本山。他的口才不比赵本山差,更有赵本山所不具备的“英雄”气概和传奇经历。

书连是地主官桂的独生子,听父亲说,他小时候品行顽劣,学习奇差,跟先生习字,先生稍稍离开,他的描红本上就画满“马虎”(我家乡把狼叫做“马虎”),先生气得发抖,好在他老子从来不短缺先生的学费,时间长了,先生也就由他去了。

书连爱画“马虎”,还爱欺负别的同学。我父亲跟他是同学,有一次他居然用带刺的荆棘抽我父亲。父亲是穷人的孩子,不敢在学校跟他打架(怕违纪被先生开除),放学后,把他骗到大沽河边上,将他绑在大柳树上痛揍一顿。书连这人有点像日本人,就是只向勇者低头,这家伙被父亲狠狠教训之后,居然成了父亲的好朋友。

书连十岁那年,和一群小伙伴在大沽河边打鸟,被土匪绑了票。据当时的目击者书斗说,两个戴礼帽的人骑着自行车过来把他们拦住,其中一个吊着眼睛的刀疤脸问:谁叫“仲杉”(书连的乳名)?书连拍着胸脯挺身而出:本少爷便是!

刀疤脸又问:你爹可是官桂?

书连:对呀,你认识我爹?

刀疤脸笑了:老子不认识你爹,老子只认识大洋。走吧,少爷!说完,一把把他夹起来放到自行车上,绝尘而去。书连坐在自行车大梁上还朝伙伴们打招呼:回家告诉我爹,我去耍几天就回来!

书斗等小伙伴赶紧回村告诉了官桂,官桂吓得脸都黄了:坏了醋了,怕是被马山的土匪绑了票!

官桂分析的一点不错,到了晚上,一个外号叫“土打基”(这家伙穷得盖房子没有一块砖,沙梁人称“土打基”)的“街里”人就带着马山土匪的条子来找官桂了,条子上只有8个字:大洋三千,马山赎人。官桂知道“土打基”是土匪的眼线,就央求他能否宽限几天,因为家里委实拿不出那么多大洋,“土打基”说只给三天,三天后就撕票。

毕竟就这一根独苗,官桂没法子,只好忍痛去找官民,把他早就看好的几晌好地低价卖给他,换来银子赎回儿子。

几十年后我为此事采访书连在土匪窝里的传奇经历,他说:

他们把我带到一个野庙里,眼睛和耳朵都封了白蜡。然后又转悠了半夜,才上了马山。马山的土匪住在一个洞里,匪首叫马三,是即墨人,穿着大褂,看上去清清瘦瘦,很像个教书先生。我就很失望。他们给我吃山猫肉,喝即墨老酒,第二天还带我到山上去打猎。马山是一座不到500米高的小山,山上除了鸟和老鼠,什么野物都没有。马三就打老鼠。马三的枪法非常准,他的枪是从青岛买的德国造20响大镜面,瞄子(准星)买回来就锉掉了。马三打枪从来不瞄准,他可以从任何角度出枪,弹无虚发。我亲眼看到他一个时辰能打死几十只老鼠,都是一枪毙命,有一只大山鼠从洞里一露出两只黑眼睛,就被打死。头上的飞鸟掠过,他一举枪鸟就扑啦啦下来了。因此,山上的土匪都怕他,尊他为首领。马三没事的时候还打香头,还把山梨放到土匪头上打,以此锻炼土匪的胆量。

到了第三天,我爹把大洋送上马山的时候,我都不想下山了,一心想跟马三当土匪,学打枪。马三说,少爷,你是好人家的孩子,不能吃这碗饭,我们这些人早晚像这些老鼠一样死在枪下。你回吧。就叫人把我送下了山。

后来我又偷偷去找过他们几次,因为不认识路,没有找到。

本来官桂把地卖了,成了穷人,土改时应该划不成地主。但是,临近“解放”的时候,在青岛做生意的官民回来了,官民消息灵通,知道沙梁不久就将成为共产党的天下了,就提出把地还给官桂,官桂说,我哪里有钱赎回我的地?官民说,不妨把你在青岛生意上的股份转给我,地就归你了。官桂在青岛的股份不到3000大洋,想想合算,就找我爷爷做保,写了文书。因为怕官民反悔,官桂还在我爷爷的小酒馆里请他喝了一次酒,把买卖彻底敲定。

1949年6月3日,共军占领青岛。在这之前,当过还乡团的官民知道共产党饶不了自己,早收拾金银细软,坐上美国的军舰逃到了台湾。五十年代台湾吃紧的时候,这家伙又逃去美国。官桂因为赎回地,成了名副其实的地主,被管制30年,连累书连也当了30年贱民。改革开放之后,官民作为我们村第一个海外华侨从美国归来,衣锦还乡,意气昂扬,风光无限,由政府官员作陪,请官桂喝酒,官桂摇头拒绝。

后来听说官民在纽约开中餐馆,生意火爆。今年5月份我赴美访问,到中国城去寻找他的餐馆,找了很多地方没有找到。后来在一家叫“五粮液”的中餐馆将就吃了一顿便饭。这家饭馆的主人是广东人,中国菜基本上都串了味。但是朋友却说这是纽约最好的中餐馆,连王丹都常来品尝。

大陆被共产党“解放”之后,官桂是地主,书连是地主崽子,

都成了“贱民”。书连虽说是“贱民”,但是并不“孙”。他长得膀大腰圆,孔武有力,加上性情强悍,并不比谁矮一头。有一次,生产队出工,他和一个叫官峰的青年摔跤,他只有蛮劲,而官峰惯用巧劲,结果三次被摔倒。书连脑羞成怒,拿起铁锹将官峰的脑袋拍碎。到了“文革”,出身好的官峰当了造反派,书连倒了血霉。经常被抓到“联办”(沙梁村几个大队的联防办公室),吊到屋梁上抽打。管峰等人使用的不是普通的鞭子,而是柔韧的腊条,抽在身上条条见血。书连的下肢和后背都被打成了紫黑紫黑,如酱油的颜色。但书连从来不告饶,不认错,有一次,他被吊打到半夜,打人的人实在累了,坐在地上打盹,突然感到有细物不时落下,捡起来一看,是枣核。原来是书连在梁上吃枣呢。

后来我父亲辞职,一个外号“麻子”的复转军人接任大队书记,书连更成了比地主更臭的专政对象。每次批斗都少不了他,脖子上的牌子居然是“地主狗崽子綦书连”,“綦书连”三个字还倒着写并且打上红叉叉。

大概是74年的一个深秋的早晨,天还没亮透,书连到自家自留地送尿,这在当时是严重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行”,连贫下中农都不敢,书连居然胆大包天去干,并且被早起的麻子书记抓住了。麻子书记大喜:狗崽子,你胆子够大,敢往自家地里偷肥料!走,跟我去联办!

书连知道,这次不死也得脱层皮,一不做,二不休,抱起麻子书记摔倒在粪堆上,居然把麻子书记摔叉了气,动弹不得。书连急急跑回家,拿了点钱和几件衣服,匆匆逃往兰村火车站,流亡东北去也。

书连逃了三年,工作队来了。麻子书记下了台。有一次我到他家找他儿子“国平”玩,“国平”拿出白纸一样的煎饼给我吃。我家那时整天吃黑乎乎的地瓜干,哪见过这个呀,回家给母亲看,母亲说,恐怕是书连回来了。父亲说,回来也没事了,事情都过去三年了,再说,麻子也下台了。

我再到书连家玩的时候,发现书连从炕下的地瓜窖子里出来。因为长时间不见阳光,他的脸色很白,而且很恐慌,一再央求我不要把他回家的事说出去,还塞给我一大包煎饼。我拿了煎饼对他说:俺大大(我们这里叫父亲为大大)说麻子下台了,你没事了。

当天晚上,书连又趁着夜色拿了一大包煎饼去找我父亲,我父亲带他去找工作队说了当年的情况,工作队的结论是,事出有因,情有可原。从此书连“重见天日”。

后来,邓小平彻底否定“文革”,“四类”分子纷纷摘帽,官桂成了公社社员,政治上不再受歧视,书连也告别了被专政的生涯。但是不久书连就又出事了。

原来书连是个比较记仇的人,当年打他的官峰,书连就一直记恨在心。有一次书连的一只鸡,吃了官峰的嫂子家的菜,管峰的嫂子骂了两句,按道理说书连道个歉也就算了,但是这家伙不但不道歉,反而把这个妇女一拳击到。管峰不在现场,他的侄子“拴住”一见婶娘被打,上去拼命,结果被书连连捅数刀。不过书连还比较有数,只往大腿和屁股上捅,没伤到要害部位。

书连立即被逮捕了,记得我那时在外地读寄宿中学,回家路过公社,正好碰见他被警察捆绑在公社门口的电线杆子上,低着头,又出现了文革期间那幅“虎落平阳”的模样。

因为当时的司法机关还是比较“左倾”,认定书连属于阶级报复,将他判刑三年,押赴潍北农场劳改。

官峰的嫂子比较迷信,埋怨自己“时气”不济,请了个神汉来家算命。这神汉满嘴跑火车,骗得一街人都去算,一时热闹非凡。神汉在她家住了半个月,大吃大喝,管峰嫂子赔上了一只羊才把他应付走了。可谓伤了人又散了财。

书连在狱中坐满三年,回来后眼界大开,满口新词。逢人便说自己不是去坐牢,而是上了三年大学。而且认识了许多大人物,还懂了法律。他每次拦住我交谈的都是市里、省里“大人物”的秘闻和升迁的消息,或者是高深的法律问题。有一年,我被临时调入综合治理办公室,跟一些警察、法官一起到沙梁村搞综合治理,恰巧碰上书连的儿子“宽”打伤了书兰的孩子,被人家起诉,法官发传票叫“宽”来应诉,儿子“宽”跑了,老子书连来了。书连进屋就喊,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法官、警察莫名其妙。我把他拉出去门说,老兄,这是法院在办公,你能找到你儿子就把他找来,别来这里给法官上课。

谁知道书连睁大怪眼瞪我:你们懂法么?

我一看他不可理喻,丢下他不管了。法官小彭拿着手铐出来警告他说:你再闹,我请示院长以妨碍司法拘留你!

书连一看傻了眼,连连告饶:别抓我儿子行不?他还没娶媳妇,你们抓了他这媳妇就没法娶了。罚多少钱你们说吧,我交还不行么?

小彭觉得这案子可以调解结案,就按照人家的诉状要求让他回家准备钱了。我苦笑不得,案子没开庭就担心我们抓人,书连还自称懂法呢。

从那以后,书连再自称坐牢是读了三年大学,儿子“宽”就不高兴,反驳他:“读大学”那么好,没人愿意去!

书连后来又惹了两件乱子,第一件是他去赶集,遇到一个比较有钱的村民,劝人家买他亲戚的牛肉。这位村民装作没有听见,书连勃然大怒,当胸给了人家一拳。这村民是我儿子的干爸,比较有涵养,一声没吭走了。后来他跟我一起喝酒说起这事来,说:就算是被狗咬了一口,我总不能再咬回来吧。

第二件事就没有这么好运了。书连养了一群羊,经常在大沽河堤上放牧,有一次跟石猴的二哥官令发生了冲突。官令比书连小差不多20岁,但居然打不过书连,被他用放羊的鞭子抽得浑身是血。最后告了官,法院发来传票,书连在法庭上振振有词,我七十多的老人,能打过他一个青年(官令都50多了,根本也不是青年)?可是法官不理睬他的狡辩,凭法医鉴定判他支付医疗费、误工费等8000多元,书连心痛得连年都没有过好。逢人就说,就几鞭子,把一群羊都抽没了,倒霉呀。

我一直对书连这个人物形象感到困惑,他勤劳,勇敢,不畏强暴,敢于反抗强权,有着中国农民时代相传的英雄血脉和骨气,同时又心胸狭隘、爱慕虚荣、羡慕权贵、崇尚暴力,时常欺负比他更可怜的弱者。这两种性格混合在一起,构成他完整的人生。应该说,他是中国大多数农民的一个典型。有的政治人物把他们当成创造历史的动力,也有的知识精英认为他们就是群氓,是政治家改天换地的工具。而笔者只能从审美的角度来评判他,笔者认为,书连这类农民,就像我的家乡大沽河边的那种高草,虽然没有松柏的坚贞,没有梅花的芳艳,但它凌霜傲雪,独立疾风,也是故乡的一道风景。

第四章、乡村旧事

打老婆

“点子”和“黄香”都是我们村的名人,他们都长我四五岁,跟我大哥差不多大。共同特点是诙谐幽默,在那个贫苦艰难的年代,他们苦中作乐,用农民似的智慧和狡黠,给人们带来无数的快乐,倘若太史公再世,恐怕都能进《滑稽列传》。

“点子”住姥娘门,因为他很小的时候,母亲跟父亲离婚了,带着他回到娘家,30多年没有再嫁,他就随了母性,因此也算我们村的“坐地户”。

我家的邻居,一个叫“京山”的青年娶了个媳妇,美艳若花却又性烈如火,常做河东狮吼。结婚不多日,就跟公婆吵闹着分了家。对丈夫更是张口就骂,抬手就打。“京山”喝点酒时常跟“点子”、“黄香”等人感慨,早知道说了个母夜叉,还不如打光棍呢。

“黄香”跟“京山”是本家,那时候还没有说媳妇,就出主意说,你个大老爷们还打不过一个女人?揍她一顿休了了事!京山苦笑,你真是光棍管媳妇——本事大啊,我说这个老婆花了5000大洋呢,都是我老爹血汗钱!京山的爸爸在青岛当工人,每月30、50的积攒,不知道用了多少年才给儿子攒够说媳妇的钱,把媳妇打跑了,京山当然心痛。

正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点子”开口了,我有一个主意,只需如此这般,就能让你老婆从此以后像耗子待猫一样,对你百依百顺!说着,就把他的策划一一告诉了“京山”,最后对京山说,你小子可不能出卖我呀。

“京山”连连点头,当晚喝得酩酊大醉,回家把大门砸地山响,他那“美貌母狮”披着衣服开门大骂:你想死啊,灌了多少猫尿?京山仗着酒劲一巴掌扇过去,把媳妇打蒙了。反应过来后抄起铁锹过来拼命,但她毕竟是女流,被“京山”夺下铁锹,反剪着胳膊绑到了门栓上。“京山”一个人爬到炕上呼呼大睡。

“因为他们家经常打架,邻居都习惯了,居然没有人来劝架。美貌母狮”哭了半夜,越想越不对:这个两脚踢不出个屁来的家伙,吃了豹子胆了,敢打我?莫非有人指使,被人当了枪使?

“美貌母狮”想了一夜,想通了,心也静下来,想办法弄开了绳索,这时天已大亮。小媳妇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洗衣做饭、下地干活,还不时给“京山”炒个鸡蛋,烫壶小酒,对他温柔体贴,好像换了一个人。

“京山”请“点子”喝酒,“黄香”作陪,洋洋自得:老子现在才知道做丈夫的美妙,妙不可言!哈哈,谢谢你老兄的妙计!

“点子”惴惴不安地问:你老婆没问你为何有胆量打她?

“京山”说:我说我喝醉了,不记得打你了啊。不是你教我这样说的么?

“黄香”谦虚地问:为何要他说自己喝醉了打人?

“点子”一脸不屑:你懂什么呀,喝了酒可以遮脸,有个推挡,不喝酒打人,那不伤害夫妻感情么?

原来如此,“京山”、“黄香”连连点头,佩服得五体投地。

可是没多久,“京山”头上蒙着绷带,吊着胳膊来找“点子”和“黄香”了。

原来,他的俊媳妇白天又是酒,又是肉的伺候,晚上千般风情、万般温存,终于让他把醉打老婆的“秘密策划”透露了,两个狗头军师也出卖了。得知秘密,老婆一把掀了被子,从枕头底下摸出剪刀,对着“京山”就是一阵猛戳,“京山”屁滚尿流逃了出来。

第二天,“美貌母狮”打到“点子”门上,“点子”又作揖、又赔礼,最后赔了一大包点心和两斤牛肉才算罢休。

偷孩子

我家斜对门的邻居蒋照明腿有点轻微残疾,媳妇难说。好不容易找了一个,还让他妈给挤对走了。只给他留下一个小姑娘。本来法院连这小姑娘也判给了女方,但是老蒋思女心切,就去找“点子”想办法复婚。

“点子”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数落老蒋说:你那老娘也太难伺候了,你们家的老母鸡非得一天下一个蛋?学生上学还每星期歇一天呢,老母鸡就不能歇一天?七天下六个蛋就是老婆偷吃了一个?我看你老妈不死,谁家闺女也不敢跟你过日子!

老蒋眼泪汪汪、可怜巴巴:媳妇不跟就算了,但是女儿是我亲生的呀,法院凭什么判给女方?哪天我老娘死了,我孤零零一个人怎么过日子啊。你点子多,快给想个办法吧。

“点子”就寻思开了,自己最大的官也就认识村书记,找法院没门呀。但是,老蒋找上门来,也是看得起自己,怎么能没了“点子”呢,点子苦思冥想了一夜,第二天,叫上我大哥和“黄香”,骑着三辆自行车到老蒋的前妻村去了。

“点子”和我大哥在老蒋娶亲时都给老蒋送过“日子”,所以知道老蒋前妻家,他们出村的时候专门在老蒋家的自留地里揪了几根黄瓜,摘了几个西红柿。“点子”说,这就算老蒋最后一次孝敬他丈母娘吧。

老蒋前妻家在东南街村口,点子他们一进村就看到老太太看着外孙女在门口大柳树下择菜。“点子”对我大哥耳语几句,自己满脸堆笑凑过去。

“大娘。忙着呢?”

老蒋的丈母娘老眼昏花,打量半日也没认出来。“点子”只好再说:“您不认识我了?我是沙梁的亲戚啊,我跟老蒋来看看孩子,你看,还给你带了黄瓜呢。”

“是亲戚?那就快进屋喝水吧?”“点子”给我大哥、“黄香”使个眼神,跟着老太太进院子。我大哥摸出一块糖给那小姑娘,把她骗上车,“黄香”断后,一溜烟跑了。

“点子”估计我大哥他们跑远了,就跟老太太说,孩子呢?老蒋说要看看她呢。老太太赶紧出来找,哪里还有踪影?“点子”装着无辜的样子:这老蒋,带走孩子也不跟老人家说一声。说着也溜了。

老太太看丢了孩子,等到老蒋的前妻下地回来才告诉她,并一口咬定是老蒋抢走了。蒋的前妻去公社派出所报案,派出所说,孩子的爹接走孩子,派出所管不着,你去找法院。蒋妻又去找法院,接待法官说,我们只管把孩子判给你,还管给你看着?蒋妻无可奈何,正在这时有人给她说媒,对方恰好不希望她带孩子改嫁,这个小姑娘也就留给了老蒋。

前些年我回家过年,看见老蒋在街上晒太阳,攀谈起来才知道,他的那个刻薄寡恩的老娘早死了20多年了,当年被“点子”和我大哥他们偷回来的那个小姑娘,已经出嫁,每逢年节都回来看老蒋,事亲至孝,村里传为佳话。

娘要嫁人

“点子”点子多,嘴巴也利索,时常编排个人什么的。村民吕洪照家的孩子过百日,坐席的村民酒喝多了,打了起来,居然被“点子”编成顺口溜:

逢五排十沙梁集,
洪照小孩过百日。
东录夹着半尺布,
新光捎着半导体。
四乡八疃来的多,
地瓜白干喝得急……

下面就是酒客们喝醉了酒打仗的场面,我大哥能记住上百句,可惜我只记得开头这几句。

前面说过,点子是跟他母亲来到沙梁的,他母亲在学校给老师们做饭,独身三十多年,突然有一天跟一个老师好上了,要改嫁。这老师比点子大不了十岁,突然要当“点子”的“继父”,这让经常在外面编排别人的“点子”十分尴尬。

经常在“点子”面前吃亏的“黄香”,碰到“点子”就仰着头说:天要下雨。后半句‘娘要嫁人’故意不说。

这句话是毛主席的名言。当时已经是文革后期,林彪元帅跟毛主席不合,外走苏联,在蒙古旷野折戟沉沙。当时民间流传一种说法,林彪飞机起飞不久,周恩来总理去请示毛主席是否打下来。毛主席念及林彪元帅跟他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一辈子的友情,说了句: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黄香”经常这样刺激自己,让“点子”忍无可忍,两人终于发生口水大战:

“点子”:“你什么意思?”

“黄香”:“你听不懂中国话?我说天要下雨,与你何干?”

“点子”:“青天白日的,哪里要下雨?你不是在张着口胡说么?”

“黄香”:“我又没说今天下雨,又没说这里下雨,没准现在南方正下雨呢。你管得着么?”

“点子”气得直翻白眼。好久不跟“黄香”喝酒。

卖兵

记得我小的时候,邻居家有个老头儿,弓着腰,剃着铮亮的光头,穿着那种没有腰带的肥大的裤子,后背插一根长旱烟袋,长年患着哮喘病。他叫书斗,是我爷爷的酒友、钓友,从我爷爷那里论,我该叫他一声老哥。

听我父亲说,书斗其实是“街里”人。沙梁的“街里”,也就是现在的沙梁中村,住着的都是名门大户,家里有良田百亩,青岛有“买卖”的人家不在少数,子弟在外面读书、甚至出国留洋的也不罕见。沙梁名贾綦官晟,他的“同丰益”号,就曾经垄断了胶东半岛所有花生交易。他长子曾经是红军的师长,长征途中牺牲。次子毕业于燕京大学,(49年以后,沙梁村民流传他跟刘少奇同学,他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实际上刘不是燕京的学生。)后来被驻青岛日军绑票勒索,导致同丰益号生意倒闭。他们家30年代建筑的集胶东建筑艺术与人文景观精粹于一身的文昌阁,至今屹立在沙梁村中心,成为沙梁多半个世纪文明昌盛的一个象征。

但是书斗是个例外,他虽然是街里人,却是个穷光蛋,少年父母双亡,又没有本家弟兄们帮衬,十五六岁的时候跑到沙梁东村给一家地主韩寡妇当长工。书斗嘴笨、心直、人老实,干活肯下力气,耕种收割、驾车犁地样样拿得起,很讨东家喜欢。除了伙食好、工钱给得多,韩寡妇还不时给他做件衣服,过年过节的时候还给他烫点酒喝。书斗在韩寡妇家干了三年,从一个孱弱多病、面黄肌瘦的半大孩子,出落成一个腰宽体胖的健壮小伙子。韩寡妇家还养了个俊俏的丫环,只有十三岁。韩寡妇私下对书斗说,等这丫头大了,就给你做媳妇。书斗很高兴,把自己的工钱也交给韩寡妇保管,以备将来娶媳妇用。

那时候兵荒马乱,各路队伍不时来沙梁征兵拉夫,已经长成大小伙子的书斗就经常被人家拉去当兵,但他总是运气好,每次当不了几个月就会偷偷溜回来,依旧在韩寡妇家当长工。

有一次,胶东“名将”、二十四个司令之一方本壮的队伍进驻沙梁,可能是不知道跟谁打仗吃了亏,一脸杀气朝沙梁撒野。匣子枪点着村长的名要30名壮劳力补充队伍。村长召集几个有头有脸的村人来商量,村长说,这次要的多,人凑不齐,这次恐怕各位大户的孩子也得出夫。东村大户綦官宦应声说,中!大家很奇怪,因为官宦只有一个独子,今年刚十八,平时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口里怕花了,他能舍得让儿子去当兵?

新兵集合那天,官宦牵着书斗的手来了。村长问:这是你儿子?官宦说:我买的呀。官宦和书斗算远房本家,村长也不好说什么。

书斗依旧没多长时间就须尾完整跑回来了,而方本壮的队伍早被八路、国军或者日本人赶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后来,临到别的队伍来抓兵,总有一些大户人家来找官宦,官宦就把书斗“卖”给他们,代替他们的子弟去当兵。这些人给官宦10个大洋,官宦最多给书斗两个。这桩生意后来慢慢传开了,大家称做“卖兵”。

书斗运气绝佳,他当过国军、皇协军、各种名目的游击队,从来没有挂过彩,从来没有打死打伤过一个“敌人”,从来没有超过三个月就会逃回沙梁。1949年春天,他在城阳被共军俘虏,领了两块大洋的路费回到沙梁,这是他唯一一次不是偷着跑回来了。

“文革”后期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书斗也被当作历史反革命批斗,造反派逼他交待为何参加过那么多反动军队,到底犯过多少反动罪行。书斗说,打枪的时候枪口抬高一寸,就伤不了人。躲在壕沟了别露头就伤不了自己。能跑就跑,能溜就溜,跑不了、溜不了,仗打乱了的时候,往脸上抹把血装死。造反派再问:你在城阳被俘,为何不参加解放军打青岛?书斗回答:八路不要我这种老兵油子啊。再说,我也想回家娶媳妇,韩东家都答应八年了。

造反派哭笑不得,只好把他赶下批斗台,接着批其他“反革命”。

书斗最后一次回到沙梁,韩寡妇家的那个叫翠嫚的丫环早被街里的一户人家娶走了。书斗也没怨言,依旧在韩家当长工。中共建政后,书斗算是贫雇农,分了房子和土地。翠嫚跟了的街里那户人家,丈夫在青岛,趁着50年新朝的离婚大潮把她“休”了。而韩寡妇早在土地改革时期因拒不交出浮财被村长腊八打碎了脑袋。经官宦等人撮合,翠嫚终于与书斗结了婚。婚后生育三子。

翠嫚的命令

书斗活到47岁就死了。书斗死的时候,弓着腰,满脸沟壑,看上去像个七老八十的老头子。临终前,书斗拉着翠嫚说,我走后,你再找个好人家嫁了吧。翠嫚哭着说,好女不嫁二夫,俺嫁给你,就已经是二婚了,怎么好再嫁?你快别说了,让人心碎。书斗摇摇头,你才36,不值得为我守寡,跟了我这辈子,没吃顿饱饭,没穿件好衣,亏了你了,嫁了吧,嫁了吧。说完撒手西去,翠嫚哭得死去活来。

翠嫚没听书斗的话,艰难地把三个孩子拉扯成人。眼看银霜满头,忽一日,她的前夫找上门要求复婚。

原来,她的前夫是个老工人,祖上在青岛有房产,家境殷实。妻子在青岛的妻子去世了,老工人晚年孤独,突然想起被自己遗弃的前妻,在农村苦了一辈子,内心顿生愧疚。最近几年回沙梁,打听前妻守寡20多年,没有改嫁,就动了复婚的念头。不想一儿一女坚决反对,谴责老头人老心花,声称若再娶媳妇,就跟他断绝父子关系。老人动了脾气,指着儿女大骂:什么再娶媳妇?她是你大妈,老子当年学了陈世美,才作孽生了你们这两个畜生!如今老子要赎罪,你们拦着,无非是图我的家产,老实告诉你,你大妈死在我前面就罢了,死在后面,所有的财产都是她的!

老工人坚决把翠嫚娶回家,因为担心出现变故,还跟她扯了结婚证,留下遗嘱,死后财产都归翠嫚。

翠嫚这边,长子和次子虽然心里不是滋味,但是因为母亲等于是跟前夫复婚,再加上养育自己这么多年,吃尽了苦头,再婚后到青岛总可以享点清福,也就没有反对。小儿子“连连”虽说到了结婚年龄,因为缺点心眼,至今没有媳妇,听说老妈要嫁个老工人,兴高采烈,满口叫着大爹。老工人一高兴,给他在青岛找了个临时工干。

孔夫子说,死生由命,富贵在天。这话用在翠嫚身上还是不爽的。翠嫚嫁到青岛,伺候老工人三年,老工人竟撒手西去。老工人的儿子,女儿立即把翠嫚赶出门来。一字不识、在青岛举目无亲的翠嫚,只好再回沙梁儿子这边。

过了一年,老工人的儿子和女儿因为继承老工人的家产打起了官司,法官从公证处找来老工人的遗嘱公证书,对这两位说,你们都别争了,这财产根据法律,只能按照遗嘱判给你妈。

老工人的女儿大喊,我们哪有妈?我妈早死了。

老工人的儿媳是个小学老师,颇有心眼,马上对法官说,我们是有个妈在农村,但是我妈说了,这财产她不要了,给孙子了。

法官说,你去把证据拿来。

老工人的儿子、儿媳带着孙子,打着出租车急如星火赶来沙梁,提着大包小包的礼品进门就喊妈,比亲生的儿子儿媳都亲。

翠嫚受宠若惊:你们这是来作甚?

儿媳满脸堆笑,握着翠嫚的手说开了:“妈唉,这不您走了一年,您的宝贝孙子天天哭着要奶奶,他爸没脑子也不会说个话,什么都听他姑的。上次赶您走不是俺们家的本意,您老千万别往心里去呀。”

翠嫚慢条斯理地说:“你们也不是我亲生的,不赶我走我也会自己回来。我能生什么气?我自己有儿子,儿子能养我。”

“我就知道妈您是同情达理的人,这不,孩子他爸帮你向政府申请了一块抚恤金呢。妈啊,只要你活着,每月政府都给你260元钱。妈,您要是不够的话,我们再补给你。”

翠嫚高兴地说:够了够了,真难为你们还想着我!不是亲生的也比没有好啊。

话到了这个份上,儿媳妇又说:可是我们也有点事来求您了。妈,您就看在您孙子的份上,帮帮我们吧。说着把七岁的孙子胖胖叫过来,快叫奶奶啊。

胖胖歪着头,大量了一下翠嫚,转头对他妈说:妈,这老太太不是我奶奶呀,你不是说我奶奶死了么?

儿媳妇大窘:你瞧这孩子满嘴胡说,你奶奶才回来一年就不认识了?你还要不要吃肯德基了?快叫奶奶!

胖胖委屈地撅着嘴,小声叫了句:奶奶。

翠嫚和蔼地笑了:别逼孩子了,我在青岛的时候,他也没怎么去,哪里还能记得我?说吧,你们要我做什么事?

儿媳妇如释重负:“妈,我也不瞒您了。这不我爸爸去世的时候,写了个遗嘱放在公证处,说是他的财产都由你决定。我就想啊,咱们家的财产以后不是都得给自己孩子?还能给外人?妈您是明白人,是不是这个理?”

翠嫚点点头:“对,是得留给孩子,不能给别人。”

“可是现在他姑来要这个房子,您说房子归了他姑,不就给了外姓人了么?胖胖怎么办?”

翠嫚说:是不能给她,你的这个大姑子确实不是东西,我在那里的时候,她不就不去,去就要东西。你爸爸也都烦她。可她也是你爸爸的亲女儿,我说了管用么?

儿媳妇:“您说的太管用了,法官说了,只要你写个命令,这房子就归胖胖了,谁都要不去。”

翠嫚:“我哪里会写什么命令?”

儿媳妇掏出一张纸来,给翠嫚看:“妈,我都给您写好了,您就按个手印就成了。”

翠嫚拿着那张纸,一个字也不认得。儿媳妇拿出一个圆圆的印泥盒,捉着她的手按了红红的好几个手印才罢休。

翠嫚看着自己的红手指说,“这不是卖身契吧。就算是卖身契,我一个老婆婆也不值什么钱了,罢了。”

儿媳妇给丈夫丢了个眼神,儿子掏出1000块钱来:“妈,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您收下吧。”

翠嫚一惊:赶情还真得卖出钱来了?

儿媳妇:“妈,您想哪去了,您给您孙子写了‘命令’,做儿子的孝敬您还不应该么?

第二天,儿子儿媳们把翠嫚的“命令”送到法庭,法官打开一看,内容是:本人陶翠嫚声明放弃对綦书林遗产的继承权,本人应该继承的份额,全部赠送给孙子綦胜利(胖胖)。

特此声明,声明人陶翠嫚。

法官根据这份协议,将财产判给了老工人的儿子,女儿大吵一顿,但是米已做熟,木已成舟,无可奈何。

后来,慢慢有话传回沙梁村来,翠嫚放弃继承的遗产,价值大概100万元。

老张发横财

这消息其实是父亲最先知道的。那年是1981年,农村才搞大包干,我们家刚刚能吃饱饭,一天早晨,邻居张仁太突然来找父亲,神秘兮兮地把父亲拉到里间:“老李,现在政策宽了,咱们合伙买个拖拉机做生意,怎么样?”父亲惊得像半夜见了太阳:

“卖拖拉机?起码要一万块,小红马(即十二马力拖拉机)也要五六千,我家连五六十也拿不出,孩子上学的书本费还在发愁呢。”

老张很慷慨:“钱我出,你只管出道道就行。你知道我没有文化,咱们村我就服你老李啊。”

父亲曾经考上过青岛的中学,文革前当过村书记,在村里算是有头脑的人,大字不识一个、也是外来户的张仁太对他很是佩服。

但是父亲还是拒绝了老张,没有本钱却与人合伙做生意,这违背父亲的做人原则,更重要的是,我们家没有经商的传统,祖父虽然开过坊子(俺们这里农民称的“小酒馆”),但只是为了自己喝酒方便。早些年他老人家和瓦屋门里的一个外号“坏地瓜”的人贩过鞋子,结果被“坏地瓜”坑了三百大洋。从此立下祖训:李家后代不得经商!

说起来俺们沙梁也有“四大家族”,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綦姓占三大家族,分别是:进士门里,瓦屋门里,油房门里。其他是杂姓,即外来户。分别是老张家、老邵家、老李家。我们李家因为与进士门里有亲属关系,再加上父亲当过村书记,所以,不怕寒酸的说,在这个一千户的村子里,李家虽非“名门”,也算“望族”。所以,外来户老张找老李合伙也在情理之中。父亲拒绝,实在是有一些说不明道不清的伦理规范在起作用啊。

父亲拒绝了老张,心里却不免嘀咕:这老张,跟我一样也是外来户,从文革的劫灰里爬出来的穷光蛋,娶媳妇的时候连褂子都是借油坊门里的,怎么一下子就敢买拖拉机了呢?

“发了横财呗。”母亲说。

“怎么发的?难道天上掉下金元宝?”父亲反问。

“天上没掉,不兴地下挖出来?你忘了他住的是谁的房子?”母亲姓綦,是沙梁土著,对沙梁的历史变迁自然比父亲明白。

老张住的是土改分来的财主老韩家的房子。

好像为了应验母亲的话,不久,老张买了拖拉机、喷灌机、收割机等大型农业机械,还盖起了八间瓦房,开了一家商店。

村里流言四起,有人说老张家养着狐狸,狐狸为他家聚财,也有人说老张有亲戚在美国,汇来了大量的美元。还有人说老张赶早集,捡了一麻袋钞票。只有土改时的村长、被国军打瞎一支眼的独眼龙腊八,蹲在老张新开的商店对面修自行车,众人谈得热闹,他却一眼如炬,冷笑不止。

老村长的冷笑让老张头皮发紧,心神不安。一天,老张提了一只鸡,两壶酒,来找父亲。

父亲很意外:“老张,你这是干吗?你知道我滴酒不沾。”

老张脸上现出一些羞愧:“老李,这不求你来了么?你的面子大,能不能把老村长请来,好好说说?他天天蹲在我商店门口,我心里发毛啊。”

父亲是个实在人,一听就明白了。立马叫我大哥把老村长腊八请来。

喇叭一进屋,见老张也在炕上,还摆了酒宴。转身就走。

父亲一把拉住,“禄哥,我的面子也不给?”

据我大哥说,那天晚上,三个人喝了一宿闷酒,只是说些闲话,谁也没有往那件事上提。

后来老村长腊八醉了,我大哥和老张扶着去送他,老张往他口袋里塞了点硬硬的东西,喇叭还说:“老张啊,我说醉话你别当真啊,这玩意儿,你在他家的大树下至少挖出一坛子。哈哈。”

后来父亲说,老张住的是财主老韩家的老房子,47年胶东土改,喇叭村长带着人去挖浮财,除了地契、房产,硬是金银珠宝都什么没有挖到。老韩在青岛躲过了劫难,他的小老婆死不开口,被民兵乱棍打死。没想到,几十年后,便宜了老张。

生与死

沙梁是个神奇的地方,在过去的日子里,时常有些无法解释的灵异事件发生。生与死在这里常常纠缠不清。

死而复生

这个故事是母亲说的。我们村早年间有个叫玲子妇女,嫁了两个老公,哪个老公死了,她都跟着死。

第一次是她大概30岁左右,有一天,她的丈夫突然得急病,那时候农村没有医院,“医生”也都是些跳大神的江湖骗子,所以得了病几乎判了死刑。没几天,丈夫翘辫子死了。玲子已经有了好几个孩子,丈夫死了,天就塌了,她哭天喊地、悲痛欲绝,一口气没有上来,也死了。村里人见几个孩子可怜,就凑了点钱,把他们夫妻合葬了。

谁知道到了半夜,玲子又活过来了。她掀开棺材盖,用手挖了个洞爬出来。一看,满天星斗,自己又穿着死人衣服,怕吓着孩子,就没敢回家,依旧爬进坟墓里睡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她爬出坟墓,正碰上我们村早起放羊的老羊倌,老羊倌吓得屁滚尿流,惊慌万状地问:你究竟是人是鬼?玲子就跪下给他磕头,细说缘由。老羊倌看她满脸泪痕,磨破了的手指鲜血淋漓,就信了她死而复活,带她回家了。

玲子死而复活的消息轰动了当地四庄八疃,母亲去跟她学针线,曾问她:你死后,在那边都看见什么?她说:我就遇见一个人给了我一个小圆球,让我吃了,然后就活过来了。

玲子后来又改嫁了,还在我们村住。大概60岁左右的时候,她的这任丈夫去世了,玲子又一次跟着死了。她的几个孩子哭得死去活来:娘呀娘,人家死你就死,你怎么这样呀。玲子埋葬以后,她的孩子们在新坟上守候三天,希望她能再次复活,但是这次一次,她没有再从坟墓里挖个洞爬出来。

官文放阳身

这个故事上父亲说的。官文是我们村一个老实巴脚的庄户人,生性节俭,半年才剃一次头。五十岁生日的那天,他最后一次剃头,谁知道剃了一半,头一歪,死了。

官文有个“地临”,街里人,名叫书坦,为人诙谐,经常跟官文开玩笑,按照辈分他该叫官文为叔,但是因为不是本家,他总是喊官文“棍棍哥”,官文也不生气。

那天下午,书坦从胶州赶大集回来,路过村西“松林子”,看见官文剃了一半头迎面走来。书坦就笑着跟他打招呼:棍棍哥,你这是到哪里去?怎么剔了一半头就往外跑?官文头也不回,睬也不睬,直面而去,一会儿就消失在“松林子”里面了。

这“松林子”是我们沙梁村西的一片坟场,松柏森森,遮天蔽日,覆盖一百多亩,最粗的松树几个人扯着手都环抱不过来。传说有600多年的历史,沙梁人从明洪武年自云南、四川迁来,列祖列宗都埋在这里。里面有蛇鼠獾狸、野狗草狐出没。晚上常传来黑乌鸦和猫头鹰令人毛骨悚然的叫声,离它老远就能看见粼粼鬼火跳来跳去。听母亲说,她小时侯大白天走到这里都觉得阴气森森。

书坦很郁闷,回家对老婆嘟囔:今天不知道怎么得罪“棍棍”了,我跟他打招呼,居然不理我。

书坦老婆很惊讶:你说官文么?我怎么听说他死了呀。

书坦大骂老婆;放屁,我明明刚刚看见他,剃了一半头往西南方向走,难道我活见鬼了?

书坦没把老婆的话放在心上,抱着孩子到大街上去玩。到了文昌阁,看到很多人急匆匆往东走,就问:这是怎么了?有人告诉他:官文死了,头没剔完就死在椅子上。大家这是去他家“帮忙”办丧事呢。

书坦一屁股坐在文昌阁台阶上,喟然叹曰:大人见鬼大,小人见鬼死,我一个草民,大白天活见鬼,没有几天活头了。

果然,三个月后,书坦郁郁而死。

第五章、心里的痛

母亲的病

母亲病了,血压高到240,弟弟把她送进医院。母亲嘱咐家里人,不让我知道。

我住在青岛,距离母亲只有一个半小时的路程,但是她不让我知道。

我的哥哥、姐姐、弟弟们,居然都一起瞒着我,不让我知道。

直到儿子被大学录取的信息落实了,我的聪明的小外甥燕子悄悄告诉我母亲住院的消息,我心如刀绞,泪流满面。

母亲生病不让我知道,这不是第一次,亲人们啊,你们过分了啊。

带着儿子回老家,一路上,我的眼泪不停流下来,怕儿子看见,怕车上的乘客看见,我只能拼命把头扭向窗外。

泪眼婆娑,往事历历。

母亲多病,年轻的时候抚养我们姊妹兄弟五人,累垮了身子。生我以后,一病不起,几乎死去。

我们家境贫寒,我懂事的时候,家里人几乎连饭都吃不饱。姐姐上学,连一条凳子都没有,说来没有人相信,她居然是站着读完初中的。

我小时候营养不良,身体多病,瘦得像条小狗。有一次,我已经奄奄一息了,头都抬不起来。父亲把我用小被子包着,放到炕头上,准备第二天早晨扔到野外去。母亲把我搂在怀里,用她的体温给我暖和,抱着我整整一夜,我居然就活转过来了。

七八岁的时候,我得了肝病,家里一分钱也没有,母亲到邻居老奶奶家去借钱(这个老奶奶有两个儿子在青岛当工人,在农村是殷实的家庭),可谓:架梯登天易,开口告人难。脸皮薄的母亲在人家门口走来走去多少趟,就是进不了人家的门。老奶奶早晨出门,见母亲那副样子,知道母亲有难,塞给了母亲五块钱。靠着这五块钱,我又捡了一命。

一个吃不饱饭的家庭,一个孩子站着上学的家庭,怎能指望有充足的营养?穿好看的衣服?但是,心灵手巧的母亲,从来没有让我们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几毛钱牵扯块布,她也能把我们打扮得漂漂亮亮。母亲还能用碎布和棉花给我们做棉鞋,做手套,那些贫穷、严寒的童年,我们弟兄姐妹籍着母亲的辛勤,没有人冻伤过手脚。

我们长大了,母亲却渐渐老去,70岁以后,添了很多慢性病,眼睛也不好使。母亲勤俭惯了,怕给我们花钱,不愿意吃药,这就让她的病日渐沉重。大姐多次劝说,也没有多少效果。

母亲还是个心细如发的人,儿子女儿,孙子孙女,没有她不操心的。偏偏我们弟兄几个前些年也不顺,常常惹她牵挂。我这个在她看来有点出息,在外面工作的人,也不让她省心。我这些年颠沛流离,母亲的心一直在我身上。2003年我因为在网上发表政论,被有关部门“关照”后,母亲忧心如焚,常常担心我被抓走。我读什么书,写什么文章她都要问。她常常满面忧虑地对我说:

种田常常在,识字惹祸多。早知道你乱写乱画,不该当年供你读书啊。

终于到了医院,见到了母亲。

母亲躺在床上打点滴,面色苍老,显得有些浮肿,头发白得更多了。母亲眼睛浑浊,见了我也没有显出多少精神,我的眼泪又止不住了。

据弟弟说,母亲这次生病,与我儿子没有被一批录取有关。我儿子一向学习不错,是他奶奶的骄傲。这次考砸了,志愿又没有报好,所以迟迟没有录取,母亲一紧张,血压就上去了。医生说,多亏送的及时,否则会有危险的。

母亲啊,你要为我们操心到什么时候?

我给母亲留了3000块钱,临走的时候,母亲又让大姐悄悄塞进我的包里。母亲因为我要供房,要供孩子上学,即使生病也不肯要我的钱。

有母如此,夫复何言?

我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诗经》里的诗句:

父兮生我,
母兮鞠我,
拊我畜我,
長我育我,
顧我復我,
出入腹我,
欲報之德,
昊天網極!

有关我家一些令人心痛的往事,也就一一浮现在眼前了。

捡豆虫

官智大伯是我的斜对门邻居,他在晚年皈依了主耶稣基督。

官智大伯属于那种最淳朴最善良的农民,他老实、本分、憨厚、正直,与世无争,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别人的事。我打有记忆开始,就知道他家有个满头白发的老奶奶,但听母亲说,那不是他亲娘,而是他的婶娘。官智供奉他的婶娘一直到80多岁老人家去世。

官智大伯的家境在农村是相对较好的,“解放”的时候,成分定为下中农,有自己的房子和田产。由于为人随和,没有对立面,历次政治运动都没有受到冲击。1972年整党工作队进村的时候,队长刘华耀和李旭光都住在他家。那年冬天,我父亲因为麻子书记屡进谗言,党员被“挂”了起来。官智大伯却“纳新”入了党。“麻子书记”竭力拉拢他,还让他接替我父亲当了二队的队长,但是,官智大伯却没有按照“麻子书记”的旨意给我父亲“小鞋”穿。他总是尽可能安排一些轻松、体面的活让我父亲干,不让脸皮薄的父亲难堪。记得父亲总是被安排赶牲口犁地,干多干少都由自己决定,不用像其他社员一样推车子或者下大田集体劳动。我常常跟在父亲后面捡“豆虫”,从地里翻出来的“豆虫”,因为下过“蛰”,肚子里全是脂肪,烧着吃“喷喷香”。那个时候农村吃不饱饭,大人孩子都是面黄肌瘦,一年到头见不到几次肉,蚂蚱、豆虫、甚至田鼠都是我们这样的半大孩子补充营养的美味。通常情况下,在野地里捡点干草,从大人们那里要来打火机点起火来,往往还没等到烧熟就往口里塞,弄得满嘴乌黑,小脸摸得像鬼一样。

有一次我把童年的这些生活经历告诉儿子,儿子瞪着小眼睛像听童话故事。我问他,你知道你爸爸当年吃什么饭么?儿子说,吃馒头吧。想想又说:没有菜。在我儿子眼里,吃馒头没有菜的日子,已经是非常难过了。他哪里知道,我到十五岁出去上高中之前,根本没有饱饱地吃过一顿白面馒头,我们家的主食是地瓜、晒干的地瓜干和黑乎乎的地瓜面。这种没有营养的植物因为产量高被大量种植,成了那个时代大人孩子活命的食品。我因为小时候吃地瓜食品伤了胃,至今不敢吃甜食。儿子小的时候我带他上街玩,遇到农村到城里卖烤地瓜的,每只居然卖到5元钱。儿子吵着要吃,我对他说,你爸爸我小时候天天吃这玩意儿。儿子天真地问:那你小时候咱们家岂不是很有钱?

*

我们家确实“有”钱,每年过年的时候,母亲总能从炕席底下掏出几毛钱来,给我们弟兄每人分上一毛压岁钱。那是父亲用一个冬天步行到青岛卖白菜挣来、过年剩下的钱啊。

卖白菜

那时候农村每家有几分自留地,父亲和母亲总是要种上几十棵大白菜,初冬的时候挖个地窖埋了。到了春节前夕,父亲就把这些白菜中最好的修剪一下,用小推车推着步行100多里到青岛去卖,每车能卖七八块钱,一个冬天去卖十几次,这就是我们全家七口过年的钱。

父亲通常都是下午开始挖白菜,放到太阳底下晒。太阳落山的时候开始修剪、装车,晚上10点左右开始出发,要整整走一夜的路,第二天到青岛赶个早市。我至今无法想象面黄肌瘦、一脸菜色的父亲哪里来的那么大力气把我们家里的那些白菜一车一车送到青岛去。那个时候马路坑坑洼洼,上坡下坡非常多,我们村去青岛卖菜的人都说,最可怕的是青岛四方的北岭那段上坡路,足足有5里,所有的人到那里,都已筋疲力尽。但是上坡路不敢停,必须一步不停地坚持走完这段最后的旅程。很多年轻的小伙子把车子推上北岭的时候,腿肚子都转了。头上的热汗,在早晨凛冽的寒风中,变成白霜。

我父亲在这段路上,整整走了五年。每次父亲从青岛回来,我们家都是快乐的节日,父亲会带一些味精、虾皮之类的调味品,母亲用老菜帮子做的菜也会好吃多了(因为穷,父母把好菜都卖给了青岛的工人,我们只能吃老菜帮子。为这个缘故,小时候我对青岛工人有一种仇恨的心态。)大概是1972年的冬天,我和母亲、姐姐守在家里等候父亲从青岛归来。可是,已经是半夜了,母亲让姐姐带着我去村口望了好几次,还是没有父亲的消息。后来一个跟父亲一起去卖菜的村民回来告诉母亲,父亲从二姑家带回不少东西,车子太重了,在半路上走不动了。母亲立即让姐姐拿根绳子去找父亲。我姐姐那时才15岁,从来没有去过青岛,听了母亲的话,虽然害怕,但懂事的她却一声都没吭,抹着眼泪走了。看着她单薄的身影消失在夜幕里,母亲的眼泪也刷刷流下来。

姐姐走后,寒风骤起,黑雾弥漫,母亲的心揪得生疼,后悔得要命。生怕15岁的姐姐碰上坏人,有个什么闪失。她又东家西家的找了几个邻居家的哥哥一起去追赶姐姐,大概追出三十多里路,邻居哥哥追上了姐姐,也找到了父亲。原来,在青岛的姑姑看到我们家里实在太穷了,给了父亲满满一车粮食、木柴和煤炭,重量严重超过了父亲的体力所能承载的负荷。父亲舍不得扔掉,只能一步一步往家挪。

父亲用生命运回来的东西,让我们一家过了个殷实的丰年。那一年我们第一次吃上有肉馅并且没有黑面的饺子。我至今记得,姐姐捧着碗吃饺子的时候,眼泪一滴一滴,落进碗里。

《自由写作》第37期【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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