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文思: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自传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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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加拿大华裔平凡女人的自传

◎康文思

第十三章 美丽的长沙

(1)长沙第一师范

六年没有回长沙了,爸爸要利用他有限的十二天探亲假玩个痛快。我还没有找到工作,整天无所事事,正好全程作陪。妈妈则留在家里,全力以赴地给爸爸办好伙食。

爸爸首先参观的是长沙市第一师范。从幸福里出来,沿沙河街往西,转书院路往南走几分钟就到了长沙市第一师范学校。爸爸告诉我,这是他的母校。

我惊叫:“真没有想到,你和毛主席居然是校友。”

借毛主席的光,第一师范被修缮一新,比爸爸四十多年前在这里念书的时候富丽堂皇多了。校园后面的小山头上还新建了一个宏伟华丽的纪念馆。

爸爸告诉我:“当年我和你小舅在这里念书,是最要好的朋友。”他停在一棵古树下:“就是在这棵树下面,你小舅把你妈介绍给我了。”

原来如此,我心里想。小舅的运气还不如爸爸。因为历史反革命罪被逮捕,在劳改队关了很多年,老婆也和他离了婚。听说他最近刑满释放了。为了返回他被捕前的居住地上海,他草率地与上海的一个老女工结了婚。我想把我知道的情况告诉爸爸。但是又觉得还是不说为妙。我实在不忍心败坏爸爸的兴头。

“你小舅鬼得很,”爸爸兴致很高,微笑着对我说:“你妈当时在周南女师念书,比爸爸大一岁。小舅怕爸爸不要他姐姐,介绍的时候给她瞒了两岁。”

“大一岁有什么要紧。”我宽慰爸爸:“只要两个人真心相爱。”

“是啊,”爸爸同意我的观点。“问题是,有的时候两个当事人倒是真心相爱。可是环境不许他们爱。”

爸爸显然又想起了妈妈被迫提出离婚的事情。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安慰他。我同意他的看法。我和陵元的爱情一波三折,说到底也就是环境不许我们爱。

“妈妈告诉我,你比陵元大,对吗?”

“是的。我大六个月。”

“那不要紧。”爸爸满不在乎地说:“只要真心相爱,谁大谁小都一样。”

“对,”我赞同他的说法:“我也是这么想的。”接着又补充:“陵元也是这么想的。”

(2)伟岸的天心阁

第二天,爸爸点名要去天心阁,他说,这是长沙城内最著名的历史名胜。我领着他从幸福里走到南门口,沿城南路上坡,走十几分钟就到了位于长沙城东南角的天心阁。

爸爸兴致勃勃,一路上不停地向我介绍天心阁的历史:“你可不要小看它。战国末年秦国灭亡楚国以后就建了长沙郡。天心阁是长沙古城的一座城楼,城墙的地基有二千二百多年历史了。它的地势高,站在阁楼顶层可低头看全城,抬头看湘江,隔江还可以看到岳麓山的满山红叶。自古以来就是文人墨客的必游之地。”

爸爸还没有介绍完,我们就走到了。花六分钱买了两张入园卷,爸爸像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一样三步并作两步、一路小跑走到了楼阁下,我以跑步速度才勉强跟上。爸爸抬头仰望着楼阁,绕着它走了一圈,一面感叹着:“变了,变了。”他告诉我:“原来楼阁门额上挂着一个匾,上面写着‘楚天一览’。两边的立柱上刻着对联‘四面云山收眼底,万家忧乐到心头’。阁两旁门额上写着‘居高明’、‘远眺望’。楼上前后有明廊,三楼上有一个大警钟。”爸爸停顿片刻,伤心地说:“都怪张治中那个家伙,搞什么焦土抗战。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日本鬼子离长沙还有三、四百里,就把长沙烧为了灰烬。我还记得很清楚,十二号晚上放的火,大火烧了三天三夜,到十四号才熄。古城长沙的房子基本上都烧光了,活活烧死了两万多老百姓。天心阁也变成了一片废墟。现在我们看到的天心阁,是后来重修的。”

我惊呆了,不禁发出感叹:“活活烧死了两万多老百姓?老百姓的生命怎么这么不值钱!”

“是啊。后来枪毙了长沙市警备司令酆悌、警备二团团长徐昆、警察局长文重孚三个人,把张治中的省政府主席撤了,就算把事情了结了。有人为此专门写了一幅藏头对联。上联是:治世无能,两个方案一把火。下联是:中心何忍,三颗头颅万古冤。横批是:张皇失措。把张治中这个千古罪人的名字巧妙地嵌为每联的第一个字。”爸爸陷入了沉思。片刻之后,他又愤恨地说:“更可气的是日本鬼子根本没有来。一年以后,一九三九年九月日本鬼子才进攻长沙。薛岳领导的政府军在第一次长沙会战中大获全胜。”

“政府军?”我不解地问:“国民党部队?不是共产党打的?”

“别听它胡吹!”爸爸脱口而出。话一出口,他就紧张地环顾四周。还好,周围没有人。“在抗日战争中,一共有三次长沙会战。都是政府军打的。”爸爸不敢继续往深处说,谨慎地转移了话题:“要知道,自古以来,长沙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天心阁是城东南的制高点,更加首当其冲。满清咸丰二年,太平天国西王萧朝贵就战死在天心阁。辛亥革命前夕,陈作新在天心阁主持过会议,商讨光复计划。一九三〇年七月,彭德怀率领红军打进长沙,把天心阁用作指挥所,在这里召开会议,指挥战斗……”

爸爸滔滔不绝地介绍着天心阁的历史,可是我却听不到了。我心里还在想,老百姓的生命怎么会这么不值钱?我还在想,到底是谁——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打赢了抗日战争。

(3)宏伟的湘江大桥

爸爸的第三个参观点是国庆前夜通车的湘江大桥。说起来真是惭愧,偌大一个长沙城,一个近百万人口的城市,并且贵为湖南省的省会,却一直没有一座桥连接河东的闹市区和河西的文化区。借毛主席的光,从去年九月起,花了一千八百多万元,用整整一年时间,破天荒第一次在长沙造了一座横跨湘江的公路桥,把五一路和潆湾镇连接了起来。从此以后,长沙市的河东闹市区与河西文化区终于连结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长沙市的老百姓再也不需要坐公共汽车到五一路轮渡码头转轮渡,下轮渡再转公共汽车去师范学院、湖南大学和矿冶学院这三所湖南的最高学府了。现在,由长沙火车站直接有车过河到潆湾镇。这是“解放后”——具体地说,是“解放”二十三年后——长沙市的最大变化。爸爸急着要亲眼见识见识这座通车还不到一个月的新桥,把它与武汉长江大桥比一个高低。

长沙的湘江比武汉的长江窄,长沙湘江大桥当然没有武汉长江大桥长。但是爸爸惊讶地发现,长沙湘江大桥居然比武汉长江大桥还要宽。我们漫步走到大桥中点,手抚桥栏俯瞰桥下汹涌澎湃的湘江水、仰看远处枫叶红遍的岳麓山,不禁心旷神怡、浮想联翩。爸爸即兴念出一幅对联:“麓山湘水思万千,妻儿老小喜团圆”。我想提醒爸爸,根本谈不上“妻儿老小喜团圆”。大姐为了和大姐夫团聚,调到洛阳纱厂中学去了。二姐和二姐夫都在湖北省房县山区工作。小妹佳佳还在虾叭佬插队。但是我说不出口。我不忍心破坏爸爸的好兴致。

大桥中间有盘旋的楼梯供步行者下至水陆洲,也可以沿供汽车行驶的支桥旁的人行道下去。下面有水泥公路通橘子洲头。为了使毛主席的词作《沁园春·橘子洲头》名符其实,水陆洲的南端开辟成了一个游览景点。那里建了长廊、盖了凉亭、重新种上了早已被砍光的橘树,以免橘子洲头徒有虚名。爸爸又是下楼梯、又是走支桥,忽上忽下、上上下下走了好几趟。他特别欣赏楼梯和支桥都以弯曲的弧线绕开了桥下的房屋,在没有拆除房屋的有限的空间里做到了可以由桥上步行或驱车下至水陆洲。

“设计得真是巧妙。”爸爸赞赏地说:“设计师真了不起。”

“听说是湖南大学土木工程系桥梁专业六二级的一个毕业生设计的。”我告诉爸爸。

“彬彬的同学?”爸爸惊叫:“了不起,了不起!这么年轻,就设计了这么伟大的工程,这样的人应该重用。”

“听说已经提拔他当湖南省交通厅副厅长了。”我对爸爸说。

“为什么叫他当官呢?”爸爸觉得惋惜:“他应该当交通设计院或者桥梁设计院的总设计师,搞更多的设计,造更多大桥呀!”

我耸了耸肩膀,不知道应该如何回应爸爸的评论。

(4)壮丽的岳麓山

爸爸的下一个目标是岳麓山。位于岳麓山脚下的岳麓书院是中国四大古书院之一,最初是由潭州(即长沙)太守朱洞于北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创建的。在南宋达到了鼎盛水平。著名理学家张栻和朱熹都曾经在这里办学和讲学,学生有一千多人。在随后一千多年里,经历了多次战争,书院被烧毁多次。毁了就修、修了又毁,书院始终保持了长盛不衰、人才辈出,培养出了王夫之、陶澍、贺长龄、魏源、郭嵩焘、曾国藩、曾国荃、左宗棠、胡林翼、杨昌济等叱咤风云的栋梁之臣和学术巨匠。这些人构成了近代史上有名的“湖湘学派”。他们为湖南省赢得了“中兴将相、什九湖湘”的美誉,也为岳麓书院挣得了“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的楹联。

我们首先停在了书院正门左侧的麓山寺碑旁。这是全国最著名的唐碑。碑高丈二、宽四尺,碑文是唐朝书法家李邕撰文和书写的。它历述了由晋至唐麓山寺历代建庙及禅师传法的情况。碑的背面有宋、元许多名人加刻的题字,包括北宋著名书画家米芾的手迹。该碑文字绝、书法绝、雕刻绝,在考古界有“三绝碑”的盛名。爸爸绕着麓山寺碑转着看了几圈,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它。

我们登上了书院大门外的石阶,走进书院的大门,进入了岳麓书院的前院。这是一个深六十多米,宽四十来米的大院。四周由回廊环抱,回廊后面是用作宿舍或课堂的厢房。左廊有“整齐严肃”四个石刻大字,那是乾隆年间御史欧阳正焕写的。大院正中是由古代大方砖铺成的宽阔走道,两侧是大花圃。我们沿着走道走进了讲堂。讲堂是一个可以容纳几百人听讲的大厅。上方挂着“道南正脉”的木匾,它是乾隆皇帝提赐的。讲堂左右两壁竖有四个两米多高的长方形石碑,上面刻着朱熹手书的象征中国传统礼教的四个一米见方的大字:忠、孝、廉、节。讲堂的墙上刻满了书院历届山长的学规、训诫以及与书院有关的人士的杰作。

爸爸沿着讲堂的四壁走了一圈,仔细欣赏了墙面上的所有文字。他由衷地称赞:“保存得真好!”

“好什么呀!”我痛心地说:“破四旧的时候都破掉了。这是后来修复的。大概也是沾毛主席的光。”

“修复的?”爸爸大惊失色:“不是原件?”他狐疑地看着我。我没有回答。他全明白了。他的脸色阴沉下来,嘴里在不停地嘟哝:“可惜、可惜。”

我们穿过岳麓书院的讲堂和后院,一条蜿蜒小道通向山腰的爱晚亭。这是毛主席早年在长沙第一师范念书和工作时经常“临幸”的地方,所以亭上的匾额“爱晚亭”三个字是他的亲笔题字。爱晚亭的名字源于唐朝诗人杜牧的名句:“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亭前立着两根石柱,上面刻着一幅对联:“山径晚红舒五百夭桃新种得;峡云深翠滴一双驯鹤待笼来”。

“你会句读这副对联吗?”爸爸考我。

“当然,”我神气地说:“山径晚红舒,五百夭桃新种得;峡云深翠滴,一双驯鹤待笼来。”

“什么意思,”爸爸的考试还没有结束:“说给我听听。”

我按我的理解给爸爸说了一通。

“不错。”爸爸满意地说:“只要努力学习,你可以成为一个作家。”

在写这本自传之前,我多年来不过是一个“坐”家,也就是整天坐在家里的人。或者说是“做家”,整天忙着“做家”务的人。但是,我不得不承认,爸爸三十多年前说的这句话,对我现在写这本自传仍然有鼓励和鞭策的作用。

*

离开爱晚亭,我们继续登山,沿途见到了许多宏伟的陵墓。近代革命家黄兴、蔡锷、蒋翊武、陈天华、姚洪业、焦达峰、禹之谟、刘道一、陈作新、刘昆涛、黄爱、庞人铨都安葬在这里。在先烈陵墓之间,有著名佛教寺庙麓山寺。共产党号召破除迷信,麓山寺早已没有人上香。文化大革命破四旧,连和尚也大都还俗变成了“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寺庙大门紧闭,想进去看看大雄宝殿都不行。我们只好从外面走到了麓山寺后面的白鹤泉。白鹤泉是岳麓山中的著名山泉,它的泉水清凉甘甜,所以在旁边开了茶馆和饭店。

“走,”爸爸带我走进了白鹤泉餐馆:“去好好吃一顿。”爸爸长年在公共食堂用餐,难得有机会吃顿好的。回家这十几天嘴特别馋。他已经去火宫殿吃过臭豆腐、去德园吃过包子、去解放路吃过锅贴。爸爸吃好的,我陪着爸爸,也跟着吃好的。

大吃一顿以后,我们接着去了黄兴墓。黄兴墓由三层台阶、一百多级阶梯导入。墓碑是四棱柱形,高约十米,由一整块乳白色的巨石琢成。这里的视野开阔,所以墓碑显得格外高大。站在花岗岩围栏边放眼远望,江东闹市区的楼房好象都在我们脚下。

爸爸对我说:“黄兴是一个了不起的革命家,他只活了四十二岁,却是我们长沙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物。才三十岁,他就和刘揆一、宋教仁在长沙组织华兴会,这是当时最有名的革命组织之一。在推翻满清的国民革命中,他的历史地位与孙中山相当,一文一武,并称孙黄。才三十七岁,他就当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陆军部长。和他相比,我可谓虚度终身啊!”

我没有吱声,心里想:“你虚度终身?你好歹还去过日本,还当过处长,还出过作品,还写过教材,还教过日语。我呢?我做过什么!”

离开黄兴墓,我们向山顶爬去。我欣喜地发现,爸爸的身体很好。我的病体也好多了。我们终于爬到了山顶的云麓宫。

爸爸站在大门外,念诵着大门两侧的对联:“西南云气来衡岳;日夜江声下洞庭”他转向我:“你知道吗?这是清朝诗人黄道让咏岳麓山的七律诗中的一联。千古名句啊!”

云麓宫是一个道观。道教本来就没有严密的组织和教义,在严格意义上算不上是宗教。政府号召破除迷信,道教已经基本没落。除了太上老君和四大金刚的镀金泥塑仍然木然地呆站在原地之外,云麓宫早已面目全非。宫内开了茶馆和小吃店。爸爸在这里买一盘点心,叫两杯热茶,和我坐在云麓宫露台上的茶桌旁边吃边饮。从这里放目远眺,真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情怀。纵贯湖南省的衡山山脉延绵七十二峰,南以衡阳市的回雁峰为首,逶迤北行,北以岳麓山的云麓峰收尾。站在这里俯首下看,水陆洲和长沙市尽收眼底,仿佛我的身材突然变得高大了。

“美美,”爸爸突然问我:“你多大了?”

你是我的爸爸,我多大了难道你不知道?我想反问。不,爸爸肯定知道。他还在想黄兴三十岁组织华兴会,三十七岁当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陆军部长。他认为自己终其一生、一事无成,又在担心我步他的后尘。可是,政府不让我们念书,不许我们有所作为。这能怪我吗?

“二十七了。”我羞愧地回答。

(5)迷人的烈士公园

爸爸明天就要回武汉了。天公作美,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爸爸要去烈士公园逛逛。我是贴身随员,免不了要一同去。妈妈想多陪陪爸爸,也放弃了厨娘的角色,加入了我们的行列。说起来可怜,作为湖南省最大的城市,长沙市在“解放前”除了天心阁之外,在市区几乎完全没有游览景点。中共在一九四九年建政以后,长沙市“人民”政府在一九五〇年决定在城北开工兴建一个大型的具有纪念、游览和娱乐三重意义的综合性公园,这就是长沙市最大的公园——烈士公园。兴建三年后初具规模,于一九五三起开始开放接待游人,同时继续施工扩建。

走进公园的大门,高耸的烈士塔就进入了我们的眼帘。一群少先队员唱着歌、拿着鲜花、列队向烈士塔走去。看来他们在搞队日活动。为了避开烈士塔前的人潮,我们直奔游览区。它的核心部分是一个人工挖掘的大湖——年嘉湖。湖面很大,几乎占了整个公园的十分之四。湖心有一个小岛。有一座曲折的拱形石桥通向湖心岛。爸爸老当益壮,不愿意过桥,坚持要租一个游挺划船过去。我的体力不行,心里发怵,又不敢扫爸爸的兴。

妈妈警告爸爸:“我和美美可划不动。你要租船,来回都得你自己划。”

“当然我自己划,”爸爸理所当然地说:“本来也没有指望你们帮忙。”

爸爸还真行,没让我们插手一个人划到了湖心岛。岛上杨柳成荫,岛中建了一座三拱桥,我们站在桥顶,环视四方,觉得云高水阔,情趣盎然。歇了一阵,爸爸肚子里的馋虫又开始捣乱。

“走,”爸爸说:“去餐厅找点好东西吃。”

“妈,”我打趣妈妈:“这十来天你没有陪爸爸玩可吃大亏了。爸爸每天中午都‘找点好东西吃’。”

“浪费,”妈妈故作不满地说:“餐厅的东西再好吃,比得上我准备的晚饭好吃吗?”

“当然还是夫人做的菜最合口味。”爸爸不敢否认妈妈的功绩。

“讨好卖乖!”我不客气地说。民主传统在我们家根深蒂固。家长固然可以批评孩子,孩子也有权利批评家长。

“这孩子,说话没大没小的。看我不打你。”妈妈装出要打我的样子,手却停在了半空。

“都是你惯的,”爸爸假意批评妈妈:“罚她一天没有饭吃。中午不许吃餐厅里的‘好吃的’,晚上不许吃妈妈做的‘最合口味’的。”

爸爸把船又划回来,还了船,进了餐厅。他好像已经忘记了刚刚说的罚我一天不吃饭,一个劲儿叫我点菜。在美美地饱食一餐之后,我们离开湖畔,走上了建有廊桥亭榭的高地。这是用挖掘人工湖所挖出的土堆积而成的。从游廊斜穿过去,我们来到了烈士公园的纪念区。这里种了不同品种的松树,有南岳黑松、喜马拉雅雪松、南京金钱松和长沙罗汉松。丛绿簇拥中,烈士塔在水泥基的高台上巍然屹立。这是一九五八年才建成的一座高塔。少先队员、共青团员经常在这里举行队、团活动。每逢假节日,在塔基上布满了花圈、花环和鲜花。

我游兴很浓,还要去公园东南部的娱乐区。那里的儿童游艺场里有各种现代化的游乐设施。但是妈妈走不动了。爸爸对游艺场也没有兴趣。他要去新华书店买书、去邮局买报。回来十几天,他每天都要买报纸看,我也不知道有什么看头。在新华书店,他挑了几本自己的书,也给我买了一本《英语900句》、一套《英语灵格风》教材。

“美美,爸爸回来一趟不容易。整天尽和你玩了。”爸爸把书交给我:“爸爸走后,你要好好学英语。马克思说过,‘外国语是人生斗争的一种武器’。懂吗?”

“我懂。”我回答:“我一定好好学。”我在师院附中学过六年英语,基础很不错。在“广阔的天地”修理了八年地球,把学到的英语又全部还给了英语老师。龚润莲老师的在天之灵如果有知,她一定不会原谅我。我由衷地想学好英语。否则,我不但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爸爸、对不起老师。

“真是爸爸的好孩子。”爸爸摸着我的头说:“谢谢你。美美,谢谢你陪爸爸玩。也谢谢你,夫人,谢谢你给我做了那么多好吃的。这是多年来我玩得最痛快、吃得最舒服的探亲假。”

爸爸的眼圈红了。爸爸是一个重感情、爱家庭的人。我和妈妈都怕他在在众目睽睽之下在新华书店里就哭起来。爸爸似乎看懂了我们的忧虑。他强忍住了泪水。在回家的公共汽车上,我们三个人都没有说话。回到幸福里五号那间小房间,刚把房门关上,爸爸就闷声大哭起来。妈妈怕邻居听到,连忙把窗子也关上了。虽然已经是秋天,天气还很热,我们三个人都热得浑身冒汗。

爸爸低声哀嚎着:“六年了,才回来一次,一次就这么十二天!这是人过的日子吗!我们还能算一家人吗!”

妈妈默默无语地站在他身边,眼泪哗哗地往下掉。我忍不住了,忘记了我是一个二十七的成年女人,大叫一声“爸爸”,扑到爸爸怀里,搂着爸爸大哭起来。

这就是我们家在幸福里过的“幸福”生活!

第十四章 初为人妻

(1)爸爸缺席的全家福

一九七三年农历新年是一个大团圆的节日。大姐和大姐夫带着女儿豆豆从河南洛阳回来了。二姐和二姐夫从湖北房县回来了。小妹佳佳从安乡县虾叭佬回来了。陵元从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塔营子公社中学也回来了。大姐一家和二姐夫妻有时候还要去男方家里住几天,倒是陵元,虽然还不是我家的正式成员,却一天也没有离开过我家。我和他的关系已经得到了父母和姐妹们的认可。作为一个有家不愿归的人,他就在我家扎下了。我还从来没有与他这样朝夕相处过,心中的甜蜜和满足是别人无法设想的!在人员齐全的时候,我们在幸福里五号那间不到二十平方米的房间里要睡九个人!妈妈最疼大姐和大姐夫,她把床让给他们夫妻和豆豆睡,自己和我们一起打地铺。房间的地板上到处是地铺草垫,几乎都没有地方下脚。

虽然不是家庭的正式成员,陵元却一点也不见外,整天俏皮话不断,说得大家笑声不绝。一天夜里,大家像罐头里的沙丁鱼那样整齐有序地躺好了。灯也熄了。他却突然说:“现在,我提议,我们大家一起来齐声合唱《社会主义好》!”

除了妈妈和豆豆,所有的人都笑了。豆豆还太小,不懂得这个笑话的内涵。妈妈吓坏了,她怕隔壁邻居听到,厉声呵责道:“别乱说。睡觉!”

*

但是,我们家的人并没有到齐。爸爸没有回来。他在十月份就用掉了他的探亲假,现在只好一个人孤苦伶仃地在武汉“值班”——冒着凛冽的寒风打扫武汉市第七人民医院的庭院。我真希望爸爸能够回家来和大家过一个团圆的春节,哪怕房间里再挤一些,我夜里只能靠墙站着睡觉,我也心甘情愿。

我们家的人从来没有这么齐全过。大家一致同意去南方照相馆照一张全家福。妈妈挂着笑脸,抱着长外孙女豆豆坐在正中。大姐和大姐夫分坐两侧。其他人站在他们身后,大家一起照了一张相。照完相,大家心情很好,有说有笑的往家走。只有妈妈脸上阴沉沉地在想心事。我知道妈妈在想什么:没有爸爸、没有一家之长,全家福照得再好,也不是名符其实的全家福!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在没完没了地进行。物质供应还是那么紧张。虽然我和妈妈从十月份爸爸走了以后就再也没有动用过计划物资,但是省下来的东西还是很有限。多亏了佳佳,她在安乡托人买了几只鸡、几条鱼,又带回来一些糍粑,才保障了餐桌上有一些荤腥。为了购买蔬菜和豆腐,我和佳佳经常在早上五点钟就起床,顶着刺骨的寒风去菜店和豆腐店排队。那时候,店铺还没有开门,好不容易等到它们开门,后来的年轻小伙子一阵狂挤就挤到了我们前面,甚至会把我们挤出队伍。有的时候排到柜台跟前却又卖光了。饥寒交迫地排了几个钟头,最后却一无所获地空手而归,那种痛苦和失望是没有语言可以形容的。

(2)我的“新”生活

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春节假期转眼就过去了,亲人们先后都离开了我们。连陵元也极不情愿地返回了塔营子公社中学。家里又只剩下了妈妈和我两个人。雪上加霜的是,这间曾经睡过九个人的不到二十平方米的房间我们也住不下去了。小赵师傅很快就要结婚。他要把房子收回去,把它布置成洞房。我们必须另找住处。事有凑巧,隔壁的七号正好有两间空房。天下居然会有这样的好事?两间?比一间还多一倍哩!

我们连忙跑过去看房子。只在房间里走了一圈,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它会空着,因为它根本就没有权利叫做房子。它是借着五号的墙面用旧砖头垒起来的两个小房间,只有一人多高,又阴暗又潮湿,总面积还不到二十平方米。为了借用五号那面墙,墙外流污水的阳沟也盖在了房间里,又臭又脏的污水堂而皇之地从房间一侧流过,蚊子、苍蝇、蟑螂、老鼠都在阳沟里自由自在地出没。住进这里,就意味着它们都将成为我们的家畜。即使不专门喂养它们,起码也要与它们和平共处。

虽然不太情愿,我们还是搬进去了。不管怎么说,头顶上总算还有瓦,比睡在露天还是强多了。搬家倒是不难,拎着衣服和被包就过来了。我们什么家具也没有,在五号用的是小赵师傅做新人的床、桌、柜。现在的房间里却空空如也。睡在地上是肯定不行的,泥土地面湿漉漉的,手帕不小心掉在地上,很快就吸潮变湿,能拧出水来。连妈妈喂的母鸡都不愿意在地上站着,想方设法往高处跳,连赶都赶不下来。

妈妈倾其所有,又找大舅借了一点钱,去旧家具店买了一张四尺五的宽床,一个五屉柜和一把靠背椅。两张骨牌凳,总算把家安顿好了。不过连饭桌都没有,把菜放在五屉柜面上,把骨牌凳放在五屉柜前,我们端着碗坐在骨牌凳上,把手伸得长长的到五屉柜上夹菜。几个月后,大姐给我们运来一张旧床、一张旧书桌、一个新做的脸盆架和一个新做的小碗柜。我和妈妈总算每人都有一张床了。但是还是没有饭桌。妈妈买了一块大约两平方尺的木板,把它搭在竹子烘罩上面当饭桌。我们总算可以安安稳稳地坐着吃饭了,至于菜肴是不是丰盛则是另一个问题——它不是我们自己可以独自解决的。它依赖于市场的供应情况,还依赖于我家的经济情况。具体地说,就是我必须找到一份工作,摆脱仅仅用妈妈的四十多元退休金来支撑这个家的艰难局面。

正在这时,大舅任教的福源巷小学有个女老师请了一个月事假,急需一个代课教师。舅舅把我介绍了去。我在那里代了一个月课,挣了三十元钱。数目不大,却是我在回城以来挣到的第一笔收入。它说明只要有机会让我工作,我在城里不会活不下去。我把钱交给妈妈。妈妈没有收。她说我挣这么一点钱不容易,还是留着买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吧。我喜欢什么?我与陵元相爱快十年了,该准备结婚了。我决定用这三十块钱办一点嫁妆。我买了一个被面和一个床单,又买了两个水红色的确良枕套面子。我亲手用深红色的丝线在上面绣上了艳丽的花朵。我一针又一针地绣着,每一针都标志着我们的爱情在加深。枕头绣好以后,我把它们拿到做枕头的专店,请他们按专业水平给我配上波边和水红色的布里子。然后,我再把波边、里子和面子拿回家,缝在一起,最后做成了枕套。

在我用代课一个月的所得准备嫁妆的同时,陵元的情况也有所改进。阜新县师资培训班发现了他的才能,把他由塔营子公社中学调上来从事中学师资培训的教学。他离开了睡了三年的公社中学的火炕,进了县城,不过还是睡在火炕上。据说那里的冬季很冷,不睡火炕容易得病。当年,毛主席的“五七”指示被炒得火热。辽宁省在毛主席的侄儿毛远新的领导下风头出尽,各项工作都要跑在全国各地的前面,(当然跑不过上海,那是毛夫人江青和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直接统领的地盘。)连小小的阜新蒙古族自治县都办了一个挂牌的“五七”农业大学,统领全县的一切“学术文化”机构。师训班挂在下面,叫做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五七”农业大学师训班。不知内情的人还以为陵元当上了大学老师呢!

(3)不择手段搞调动

有爸爸妈妈的情况为前车之鉴,陵元非常害怕和我婚后也会像爸爸和妈妈那样长期两地生活。不等结婚,他就开始不遗余力地打通关节,想调回长沙来。当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国家干部是没有选择工作的自由的。每一个国家干部都属于他的单位所有。无论你多么想离开一个工作岗位,只要主管单位不放你走,你就休想离开。你当然可以不要工作,擅自离职,但是你就休想再在国营企事业单位找到任何工作。那就意味着你多年来含辛茹苦所接受的教育将付诸东流。那就意味着你今后的生活将毫无保障。如果运气好,你也许可以在某个集体企业找到一个工作,但是工资和福利都会差很多。况且,国家几乎拥有一切,集体企业又小又少,你很可能永远也找不到工作,沦落为社会闲散人员,过着贫困潦倒的生活。这种破釜沉舟的举动,除非是特别有胆略有决心的人,一般是没有人敢做的。起码陵元是不敢做的。我和我家里人也不会允许他这么做。

陵元所能做的一切就是请求他所在的单位放行。阜新蒙古族自治县是一个文化落后地区,难得分到一个重点综合大学的毕业生来从事中等教育。县师训班刚刚把他从塔营子公社中学调上来,还没有来得及充分使用他、发挥他的作用,当然就更加不愿意放他走。无论陵元怎样苦苦哀求,所得到的答复就是两个字:“不行!”为什么?“因为我们这里需要你。”对于我需要他,他需要我,我们需要生活在一起,单位的领导是从来不会认真考虑的。

陵元慌了。他认识到,如果老老实实地提交调动申请,我们也许永远都不能生活在一起。我们也许会重蹈爸爸和妈妈的覆辙。这是我们无论如何也不愿意的。他认识到,如果想调到我身边来,就不能老老实实,就必须想想花招。这不怪我们不诚实,而怪社会、怪工作人员单位所有制逼得人不诚实。

他想起了“哀兵必胜”的古训,开始在同事中宣传我们的悠久爱情。他对单位领导说我是一个体弱多病的侏儒人。他说他要尽到他的责任、就近对我进行体贴入微地照料。他的哀怨赢得了广泛的同情。他又叫我给他发去一个“病重速归”的电报。他抛下工作,回到长沙,住在我家不回去,以柔性手段给单位施加压力。他写信给阜新县教育局和师训班,说我病得很重,他要留在我身边照顾我,没有办法回去工作,请组织原谅。

共产党的干部也是人。我们不能说他们、特别是基层干部,全部都毫无人性。他们很同情陵元的处境,对他的擅离职守表现了高度的容忍。但是,他的教学工作扔在那里没有人管终归不是办法。他在家赖了两个月以后,县师训班发来一封电报:“妥善安排家事,即刻回校教学。”陵元明白,他已经赖到头了,再赖下去会赖出问题。他交待我在他走后给阜新县师训班写信叫苦,然后就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我。

在陵元走后不久,我就按他的布置给阜新县师训班写了信。我说我卧床不起好几个月了。陵元走后,我只好雇保姆照顾我于病榻。我没有收入、也没有劳保。雇保姆每月要支付二十元工资。吃饭吃药要花二十多元。陵元每月寄给我四十元,仍然入不敷出。而陵元在你们那里又只剩下了十几元作生活费。这样的两地生活,我们实在是无法维持。虽然我们已经相爱整整十年了,我们俩都已经熬成了年近三十的大龄青年,但是根据眼前的现实来遥想未来,我们连结婚的勇气都没有。求求各位领导行行好,考虑我们的具体困难,把陵元放回来。

爸爸说我可以当作家。这封信的效果也表明我确实有当作家的才能。据说,阜新县师训班的领导读后热泪纵横,立即把它转到了县教育局。县教育局的第一把手孙局长看后也大为感动。他们开会做出决定:只要葛陵元能够找到接收单位,我们就放他走。有知情者把这个决定偷偷告诉了陵元。陵元喜悦而又沉着地接受了它。因为他明白,阜新县教育局同意放还只完成了调动的一半。另一半,也许是一大半,是要在长沙找到接受单位。要完成这一半,再使用“哀兵必胜”这一招就不灵了。相反,他必须实实在在地表明自己是一个没有额外牵挂、能够愉快胜任工作、精力和能力都超强的人。

回首我们不择手段地诱骗阜新县师训班放人的经历,我们感到我们的做法很不光彩。我们利用了人类的善良、利用了别人的同情心。在一定意义上,我们是欺骗和利用别人感情的骗子。陵元认为这一节有损于我们的形象,想删去这一节。但是我坚持要如实地写出来。既然写自传,我就要交给读者一个真实的自我。我做过亏心事。但是谁又能保证他一辈子没有做过亏心事呢!既然做了,就要有勇气承认。把它写出来,就表明了我真诚的忏悔。比没有写出来,不愿意忏悔、不承认错误,要高尚得多!况且,无论是我,还是陵元,本来都没有打算骗取别人的同情。我们是在用真情无法打动别人的情况下,才被迫用假话来骗取别人的同情的。过错的根源不在我们,而在于政府不给人们寻找工作的自由、不给人们迁徙的自由,而在于冷酷无情的工作人员单位所有制!

(4)我的婚礼

一九七三年八月八日是我和陵元相爱十周年纪念日。我们决定让他利用暑假回来和我结婚。我们重新确定恋爱关系又一年多了,一直拖着没有结婚,考虑的是:未婚女青年比已婚妇女容易找工作。我东奔西跑找了一年多,除了到大舅的学校代过一个月课,什么工作也没有找到。我终于明白了,哪怕拖得再久也不能保证我找到工作,反而会影响陵元调回长沙的努力。无论恋爱多久,只要没有结婚,我们在法律上就没有夫妻关系,就不可能以我——他的女朋友——在长沙为理由申请照顾性调动。实际上,哪怕就是结了婚,接受单位都未必会把它当作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全国有好几百万分居两地的牛郎织女。许多人是从共产党在一九四九年建立政权伊始,就开始了他们的两地生活。你刚刚结婚,就想调到老婆身边吗?做你的美梦去吧!但是,对于分居两地的新婚夫妻而言,这毕竟是理由,而且是非常重要、非常正当、非常充分的理由。夫妻在两地生活,这违反了最基本的人性。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出现这样的事情!

陵元从阜新县蒙古族自治县回来了,还是那么不修边幅。一身旧衣旧裤,不,应该说破衣破裤,因为上面缝着补丁,一点也没有新郎官的样子。我买了一些布,在大舅二夫人的缝纫厂给他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从单到棉做了一整套。陵元浑身上下顿时焕然一新。我第一次发现,我的心上人不仅忠诚而一贯地爱着我,而且还是一个英俊而体面的小伙子。是啊,佛要金装,人要衣装!

大舅的长女、我的表妹孟孟看到旧貌换新颜的陵元也不禁眼睛为之一亮。她开玩笑说:“葛陵元,这回你不像叫花子了,倒像一个博士。以后我们就叫你葛博士吧!”

“别胡说。”陵元不喜欢别人廉价地奉送给他任何他并不拥有的头衔。

但是孟孟和她圈子里的人还是葛博士、葛博士地叫了一阵子,直到陵元最后真的发怒了,他们才停止这种戏谑。

*

陵元虽然舍不得给自己做衣服,却在路过北京的时候给我扯了两段的确凉料子。一段淡黄的、一段白底绿花的——绿色的大菊花。真难为他了。一辈子没有买过东西的人,还知道给女人买布料。我用淡黄色的那段做了一件长袖衬衣,用白底绿花的那段做了一件短袖衬衣。

结婚是人生的大事。对于感情真挚、认真过日子的人而言,一生只有一次。他们的亲友也只希望看到一次。所以,我们当事人要认真准备,亲友们也愿意送礼和帮忙。陵元的妈妈、我未来的婆婆送了一百元钱、一套被面、被单和床单。爸爸也寄来了一百元钱。妈妈给我买了一台缝纫机。大姐送了我一床蚊帐布。二姐送了我被面、两条小靠背椅和一个小圆桌。(我们终于有饭桌了!)佳佳在安乡请人给我弹了两床新棉絮。陵元的外公和舅舅各送了他十元钱。我的大舅和和姑也各送了我十元钱。孟孟送了我们两条小靠背椅,和二姐送的两条配在一起正好可以绕小圆桌摆成一圈。

我们的新房就是那两间室内有臭水沟、鸡都不愿意落地、蚊子、苍蝇、蟑螂、老鼠丛生、空气潮湿得好像抓一把就能挤出水的房子。怀着对新婚的期盼,我对它进行了精心地布置。我用一块新桌布盖在外屋的旧五屉柜上、使它面目一新。再在上面放上两个新热水瓶、一个插满塑料花的花瓶以及一套毛选四卷。我们以里屋作我们的洞房,在床上放了两床新被子和我精心绣制的那两个枕头,还放了两个新脸盆,每个脸盆里放着一个新茶缸、一支未开封的牙膏、一支新牙刷、一块未解包的香皂和一条新毛巾。在洞房里,还摆了一架缝纫机和一张靠背椅。缝纫机和椅子上摆满了禧糖、花生、瓜子和点心,供闹洞房的亲友们取用。最后,我剪了三个大红的双喜字,一个贴在房门外,一个放在床上,一个放在五屉柜上。

我们的新房虽然简朴、但不破烂;虽然狭窄、但很靓丽。大舅的三个女儿孟孟、小毛和四四也不时过来帮忙。在收拾完后,她们简直不相信这就是原来那两间室内有臭水沟的房子。表妹们不禁惊叫起来:“哎呀,不得了啦,鸡窝里飞出了金凤凰!”

(5)我的新婚之夜

我们的结婚“大典”定于九月二日举行。这是日本鬼子在美国航空母舰密苏里号上正式签订无条件投降书的日子。它标志着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伟大的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这是自一八四〇年以来中国近代史上取得的第一次对外战争的胜利。我们希望祖国的辉煌胜利能给我们自己、给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带来辉煌的胜利。

我们在长沙饭店订了一桌酒席。娘亲舅大,陵元的妈妈在衡阳不能来,他舅舅就成了最显赫的长辈。他在事先就点好了菜,定好了上菜的时间,大家准时到场,就可以立即入席就餐。陵元的外公已经快九十岁了,行走不便,舅舅特意给他老人家叫了一道鲜嫩柔软的芙蓉鸡,叫陵元这个新郎官亲自给他老人家送到他家里。

在酒足饭饱之后,我们一行人由长沙饭店有说有笑地步行回家。大家热热闹闹地把我送进了洞房。我从小就是一个小美人,除了个子矮小,长得几乎无可挑剔。在乡下经过八年的风吹雨打,我的皮肤变黑了一些、变粗了一些,但是我的长相还是那么甜美可爱。那天,作为新娘子,我穿着得体、举止文雅,令所有客人都惊艳万分。许多人发出了由衷地赞叹:“真是鸡窝里飞出的金凤凰!”我心里有数,这一次他们指的不是我精心布置的新房,而是我的惊人美貌。

可是,就在我被夸奖得又羞怯又得意的时候,上帝与我开了一个残忍的玩笑:我的月经来潮了。幸亏我的经血从来就不多,不会渗出来贻笑大方。但是我还是有些坐立不安。事前我和妈妈算过,我应该十天以后才来月经,谁会想到它也提前十天来闹洞房。好不容易送走了客人,我连忙躲在墙角夹卫生巾,没想到却没有躲过妈妈的眼睛。

“美美,”妈妈大惊失色:“你来了?”俗话说,骑马拜堂,家破人亡。新婚之夜,新郎官和新娘子难免要做那件事情。如果新娘子夹着月经带(骑马)和新郎官拜堂,两人不能节制自己的性欲,就可能引发多种妇科病,最后落得家破人亡的结果。这是女儿家的大忌。

“是的,”我红着脸说:“真不凑巧。”

“你还想瞒着我?”妈妈有些不高兴。“你和妈睡,不要和他同房。”妈妈郑重其事地提议:“等干净以后再和他睡。”

“那不好吧?”我和缓地说:“既然和他结了婚,我就是他的人了。怎么可以不和他睡?”我心里想的是,陵元总共只有那么长的暑假,我应该陪他过夜。一九六七年,我们在分别三年后才重逢,我硬是没有让他吻我一下,事后我不知道后悔过多少次。今天,我们历尽磨难,相爱了十年,好不容易才结婚,我怎么能在新婚之夜就把他晾在一边呢?这种事情会让我后悔终身的。我绝对不能这么做。

“你这个鬼丫头,说得也有道理。”妈妈不得不承认我说得有理。但是她还是忍不住关心地告诫我:“你要向妈妈保证,你们不可以为了一时快活做那件事!”

“妈妈,你放心吧。”我信心十足地说:“我们是真心相爱的。我们不会不顾后果地满足一时的欲望。”

妈妈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在外屋睡下了。我走进洞房,陵元已经躺在床上等我。我脱去外衣,刚在他身旁躺下,他就飞快地脱去了他全身的衣物,向我转过身来。他热烈地吻我,我也同样热烈地回吻他。他的手伸进了我的上衣,从里面解脱了我的乳罩。他用手抚摸我的乳房。我的乳头立即硬了起来,对他作出了热情的响应。他的手又往下伸进了我的内裤,他先摸了摸我松软的肚子,然后就向我大腿之间摸去。这时,他摸到了我的月经带。

“怎么回事?”他疑惑不解地看着我。

“我来月经了。”我对他说:“我们不能做那件事。等几天好吗?等到干净以后,我们再好好做、痛痛快快地做。”

“真的不可以做吗?”陵元似乎很失望。这也难怪,他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整整十年。

“真的不可以。会得病的。”我坦白地告诉他:“骑马拜堂、家破人亡。这是千年古训。”

“那我就不做。”陵元坚定地说:“我和你结婚,不是为了一时的快活,而是为了终身的幸福。”说着,他转过身去,背对着我。

我好奇地摸了摸他的下面。硬邦邦的,又鼓又涨、又粗又长。我觉得很对不起他,主动脱去了我的内衣内裤,除了那根骑马带,我全身再没有一缕纱。“来吧。好好看看我。仔细摸摸我。认真亲亲我。这是你的权利。”

陵元又转过身来,一寸一寸的,从我的头顶一直亲到我的脚跟。他喘着粗气说:“我真想做那件事。”

“我比你还想。”我回答他。我说的是真话。

看够了,摸够了,亲够了。陵元有些犯困。我兴奋得很,毫无睡意,还想和他聊聊。我郑重地询问,“陵元,今后你会对我好吗?”这是我在新婚之夜对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我想借此告诉他,现在我把我的一辈子都正式交给你了,你不要辜负我的信任啊!从现在起,我们俩的命运就连结在一起了,你可要对我们的共同命运负责啊!

“你怎么会问这样的傻问题?”陵元觉得我的问题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

是的,这的确不是一个问题。在苦恋十年之后的新婚之夜,他就必须压抑住本能的冲动,经受这种难以忍受的考验,他又怎么可能对我不好!他又怎么可能对我不负责任!我觉得没有必要再问其它问题了。我们不再说话。两人赤身裸体地紧紧拥抱着进入了梦乡。我睡得很踏实、很安稳。从来没有这么踏实和安稳过。

(6)我的第一份工作

幸福的时光飞逝而过。陵元又要返回阜新县了。我舍不得他走,他也不愿意走。可是不走又怎么办?我已经是一个没有工作的废人,无论如何要保住他的工作啊!陵元不让我送他。他说他害怕在火车开动的那一刻会哭。我把他送到幸福里的巷子口,按他的要求站在原地向他挥手告别。陵元走了,很快就消失在拐角处。我的心顿时就变得空荡荡的,好像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我认识到,难熬的两地生活从这一刻就开始了。它会持续多久呢?爸爸和妈妈是从一九五〇年开始的,一直持续到现在,二十三年了,还没有任何解决的迹象。我们也会这样吗?想到这里,我不禁浑身为之一颤。正是大热天,我却突然浑身发冷。我转过身,向家里跑去。家里有我的妈妈。现在只有我们俩相依为命了。两个女人,两个与丈夫分离、过两地生活的女人。与其说是女人,不如说是两个同病相怜的病人。

*

红旗内燃机厂子弟学校需要代课老师。我是文化大革命前重点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又有在虾叭佬学校教书的工作经历,再加上又在长沙市福源巷小学代过课,当然是一个理想的人选。我被找了去,工资每月三十二元。红旗内燃机厂是一机部的大厂,位于城东南的工业区树木岭,离家有十几里路。我必须买月票,一早走到南门口坐二路公共汽车,在东塘转六路公共汽车去树木岭。由树木岭至红旗内燃机厂的道路正在维修,不通汽车,还要走两里多路才能最后达到该厂的子弟学校。

长沙市的公共汽车车辆少,间隔时间长,一趟车要等十几分钟。有时候在站点等了一、两百人,也看不见车的影子。好不容易把车等来,乘客们又没有排队上车的习惯。大家都一窝蜂的往上挤,身强力壮的人甚至把前面的人扒开自己往前挤。有时候两、三个人卡在车门口谁也上不去,无谓的延长了停站时间,使等车时间进一步加长。司机不愿意在路上多耽搁。他们喜欢赶快开到终点,好下车去休息。但是,每个站点又必须停,不然会挨批评。为了避免拥挤延误停站时间,他们的对策是不停在站点,而停在站点前面或后面,让乘客们跑到那里去上车。在跑动的过程中距离就拉开了。不会再有几个人卡在车门口谁也上不去的情况。一旦上车的人断了线,他们开着车就跑。跑得慢没有跟上的人气得在车下跳着脚地骂娘,他们却满不在乎,因为他们反正也听不到。

我曾经获得过一级劳卫制证书,短跑速度并不慢,问题是即使跑到车门口也可能被别人扒拉到一边。有时候我奔前跑后地追车,一连好几趟车都挤不上去。好不容易挤上去,我的苦难也没有完。由于我个子矮,往往被挤在别人的肩膀下、腋窝旁,连气都没法吐。如果遇到一个有狐臭的人,那气味能把你熏死。长沙市有一个广为流传的笑话:“根据大家挤车上班的干劲,每一个人都应该被评为劳动模范。”我打心眼里觉得此言不虚。

晚上,我又要再沿相反方向回家。挤车之苦,比早上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大家都是往家里赶了,无论怎么说,家里比厂里更加富有吸引力。我就这样每天早出晚归,路上要用掉三、四个钟头,加上要坐班八个小时,每天在外面的时间在十一、二个小时左右。虽然累得疲惫不堪,但是我干得特别来劲,不是为了争取当劳动模范,而是因为我终于有了一个长期的工作,我终于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哪怕工作再累、工资再少,它终究表明了我不是一个需要别人养活的废人。是的,我是侏儒人,但不是废人。

第十五章 走运的一年

(1)到处磕头、一无所获

一九七四年春节是我和陵元婚后的第一个春节。我们新婚夫妻在分别半年之后重新聚首,本应该久别胜新婚,但是这个春节却过得空前的短暂和凄凉。自从阜新县教育局同意放陵元以来,我们全家人就想方设法给他在长沙寻找一个接收单位,他自己也给无数的亲朋好友写信求援。然而,长沙市是一个省会城市,阜新县是一个县城。一个在中南,一个在东北。不在同一省内,相隔五千多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全国搞得一片混乱,人事调动基本冻结。想搞这种照顾性调动,无异于想一步登天。

在到处磕头作揖好几个月仍然一无所获之后,陵元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他变得饥不择食,降低了要求,只要能调到长沙附近与阜新县对等的县城,他就心满意足了。我和我家的人也无可奈何地认可了他的决策。陵元的表姐雷德惠在湖南师范学院毕业后分配在浏阳县第一中学教书,想调到兰州去与丈夫团聚。浏阳县教育局要她介绍一个人来浏阳顶替她。想到陵元急着要调回长沙附近,她举荐了他。以一个重点综合大学毕业的男老师顶替一个普通师范学院的女老师,浏阳县教育局觉得很合算,不假思索地答应了。虽然浏阳县到长沙市还有一百多里,仍然摆脱不了两地生活,但是一百多里比五千多里已经近了百分之九十八,陵元已经很满足了。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表姐的提议。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严密的档案制度管理着每一个中国人。从进入中学起,就为你建立了一份学生档案。从此以后,档案和你就如影随形。你走到哪里,档案就跟到哪里。有关单位也许还没有见到你这个人,却事先见到了你的档案。这一点,在工作调动中表现得特别突出。调出单位首先把你的档案寄到接收单位,接收单位将审阅你的档案,然后单位的领导将根据你的档案材料开会决定是不是收用你。如果你的档案材料不符合要求,在你还没有来得及露面之际,你就被淘汰了。无论你有多广的学识、多高的才干,你都斗不过那一沓纸。从本质上来说,中国的人事制度是以档案、而不是以学识和才干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

陵元请求阜新县教育局的人事干部老韩把他的档案寄到浏阳县教育局去:“浏阳县教育局愿意接收我,请把我的档案发过去,好吗?”

老韩有些疑惑:“你家不是在长沙吗?”

可怜的陵元现在觉得只要能去浏阳就是上了天堂,连忙回答:“浏阳县属于长沙地区。”

老韩的地理知识有限,没有认识到由浏阳回长沙还是不太容易,葛陵元去浏阳并不能解决他两地生活的困难。他想的是,反正局领导已经同意放葛陵元走了,我落得做一个顺水人情:“那好吧,这个学期一结束,我就把你的档案寄到浏阳县去。”

刚放寒假,陵元就风尘仆仆地由东北赶回家里,只住了一夜,第二天就去了浏阳。他认为搞好工作调动比贪恋眼前的儿女情长要重要得多。我和妈妈也同意他的长远观点。在浏阳县教育局,他挨了当头一棒。

主管人事的女干部告诉他:“我们确实收到了你的档案,但是局领导研究决定,不接受你。我们正要把你的档案退回去。”

陵元傻眼了:“为什么?”这是他能够发出的全部声音。

“因为,”一定是他的可怜相引起了这个女人的菩萨心肠,她压低声音告诉他:“你的社会关系太复杂。”

陵元感谢这个好心的女干部,同时恨不得打自己一个耳光:我多傻啊!我怎么会连出身不好的人低人一等都忘记了。现在怎么办?好不容易把档案弄出了阜新县教育局,总不能叫它再退回去啊!情急之下,他只好有病乱投医:“那么请你把我的档案寄到长沙县教育局去好吗?”对于长沙市,他连想都不敢想。

“按照人事管理原则,档案只可以退回原地,”女干部说。看到陵元在绝望中的那副可怜相,她决定做一件好事:“我就破一个例,把它给你寄到长沙县教育局去。因为我看你实在……”她把可怜两个字咽进了肚子里。

“谢谢,谢谢。”陵元恨不得给她磕一个响头。当天已经没有公共汽车回长沙了。他只好在浏阳住了一夜。为了确保档案寄到长沙县,他第二天一早买了两包点心、一包香烟,又去了浏阳县教育局。一进教育局,见人就敬烟,又悄悄地把点心送给管人事的女干部。那个女干部倒是言必信、行必果,已经把陵元的档案装进了寄往长沙县教育局的牛皮纸信封里。

陵元连忙赶回家里,哭丧着脸告诉我浏阳县不要他,档案又转到了长沙县教育局。他一夜唉声叹气,我们俩都没有睡好。第二天一早,他又乘公共汽车往黄花镇的长沙县政府跑。他要赶在档案到达长沙县教育局之前,先做好工作,以防档案被轻率地退回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他找到县教育局的人事主管,得到的回答很简单,毫无商量的余地:“对所有不是我们商调的人的档案,我们一律退回原单位!”

当天下午,陵元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他感到有些黔驴技穷,但是还是想作最后的努力。听说表哥雷德颖所在的长沙石油厂的篮球队缺人,愿意收会打篮球的人,他立即跑去毛遂自荐。他才一米七二的个子,眼睛上带着一副近视镜,身材瘦得让人看着辛酸,当然没有人会认真考虑把他当作篮球队员收下来。雷德颖给他出了一个主意,他的弟弟雷力在湘潭市江麓机械厂工作。那是一个有上万职工的大厂。何不到那里去碰碰运气?

于是,我陪陵元在当天晚上买了一些给雷力的小礼品。第二天一早,他又乘火车去了湘潭。陵元和他的表弟雷力有“三同”关系——他们俩是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的。雷力当时正在积极要求入党,不太愿意承认有陵元这么一个出身复杂的“三同”表哥。不过,在收下礼品之后,他还是带着陵元去了一趟江麓机械厂人事处,请人事处的干部考虑可不可以让他的“朋友”来厂工作,不管是当教师、当技术员、当工人,干什么都行。这种有枣没枣都乱扑一竿子的盲目性磕头当然不会有任何效果。陵元告别了根本不认他为亲戚的雷力表弟,灰溜溜地回到了家里。

现在连磕头的庙都找不到了。晚上,他躺在我身旁,没精打采、一筹莫展。我想逗他开心,挑逗他和我做那件事。他有气无力地做了,还是打不起精神。在沉默了很长时间以后,他终于开口了:“看来在这里是无所作为了,我必须回去想办法。”

“回去?”我打心坎里舍不得,一共才回来几天?到家住了一夜就去浏阳了。从浏阳回来只住了一夜又跑长沙县。一夜之后又去湘潭。连来带去一共才五天,在家只住了三夜。“再过几天就是春节了。过完年再走吧?”

“不行,”陵元很坚决:“工作调动高于一切。只有调回来,我们才能经常在一起。”

“可是,你回去又能干什么呢?”我狐疑地问。

“我也不知道。”陵元真的不知道如何是好,他搂着我,突然失声痛哭起来。

这就是我们一九七四年的春节。严格地说,我们在那一年没有过春节,因为他在春节以前就离开了我。

(2)时来运转

陵元的妈妈是衡阳氮肥厂的老技术员。在湖南省化工局的一次工作大检查期间,她作为检察团的一名成员,曾经在省化工局副局长顾传忠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过一段时间。陵元心急如焚地想调回湖南,作为母亲,她当然要全力相助。她找到顾局长家,请求顾局长助一臂之力。虽然病休在家,顾局长还是很愿意帮忙。他在去年曾经主持把文化大革命中停办的株洲化工学校重新恢复成湖南省化学工业学校的工作,想必那个学校仍然需要老师。于是,他拿起毛笔,在湖南省化工局的公函纸上按陵元母亲的请求给陵元写了一个便函:“兹介绍葛陵元同志来湖南省化工局联系到湖南省化学工业学校任教之事宜。顾传忠草”

一个多月以后,这张便条就到了陵元的手里。陵元高兴得就像得到了上方宝剑,立即请阜新县教育局把他的档案再寄到湖南省化工局。接着自己也请假返回了长沙。到家的第二天他就要我陪他去位于侯家塘的湖南省化工局。他书呆子气十足,以为有了化工局副局长的推荐信,他去湖南省化学工业学校当老师的事情就铁板钉钉了。化工局人事处的接待室里挤满了人。好不容易才排到接待员老陈的面前。他把顾局长的信交给老陈看,老陈只瞄了一眼,就不容分说地宣告:“湖南省化学工业学校已经满员。”就这么一句话,他就把陵元打发了。他忙得很,周围围着一大帮人,他转向下一个人,问他有什么事情。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每个岗位的副职都可以组成一个班子,少则七、八个人,多则十几个人,他才懒得理会一个病休的副职写的便函呢!

陵元受到冷落,难过得差点儿哭起来。他真担心档案会像一个多月以前那样再次被退回去。干部档案是国家的人事机密,阜新县教育局不会那么听他的指挥,三番五次按照他的要求把他的档案寄到他指定的地址。我安慰他:“别难过,别着急。我们先出去转一圈,回头再来,也许就会走运也说不定。”

我们走出化工局人事处的接待室,在院内的一棵大树下坐下。十几分钟以后,我们看到老陈骑着自行车出了化工局大院。我觉得机会来了,捅了捅陵元:“走,现在进去看看。”

接待室里还是挤满了人。但是接待员变了。轮到我和陵元的时候,他居然主动和我说话:“你是师院附中的吧?”

“是呀,”我喜出望外:“初四十三班、高四十七班。”

接待员没有理睬陵元,却伸出手来与我握手:“怪不得看着面熟。我是初四十二班的,我叫唐再明。”

啊,初四十二班!教室与我们教室隔走廊相对!在初中阶段,我不认识这个班的任何男生。进高中才认识由这个班升入高四十七班的同学。其中的一个男生——傅正乾——对我的生命历程曾经产生过重大的影响。眼前的这个连高中都没有机会读的人,莫非将是第二个对我的生命历程产生重大的影响的初四十二班男生?

“我也是师院附中的,我叫葛陵元。”陵元也顺着竿子往上爬:“初四十五班、高四十七班。”他伸出手,像遇到了救星一样紧紧握住唐再明的手。

唐再明不在意地让他握了一下,仍旧面对着我:“老同学,光临小局、有何贵干?我能帮你什么忙?”

“这是我的丈夫,”我指着陵元说:“顾传忠局长给他写了一封介绍信,推荐他去湖南省化学工业学校任教。”

“哦?是吗?拿过来看看。”唐再明接过陵元双手奉上的顾局长的便函,不经心地问:“你现在在哪里工作呀?”

“我现在在辽宁阜新五七农业大学师训班教书。”陵元回答。他机灵地省去了“蒙古族自治县”,加上了“五七农业大学”。

“大学教师愿意来中专工作?”唐再明疑惑地看着陵元。

“想回家。想与妻子团圆。”陵元镇定地说。

唐再明打量着我,似乎明白了:“好的,我会把你的情况报上去,请局领导慎重考虑。”他又看了我一眼,补充说:“放心吧。我一定尽力而为。”

(3)要孩子,还是要工作?当然要孩子!

陵元满怀着希望返回了阜新。我继续在红旗内燃机厂子弟学校从事我的教书生涯。一个月过去了,我没有来月经。又一个月过去了,月经还是没有来。同时,头晕、呕吐、嗜睡等妊娠反应却开始显现。去医院检查,我怀孕了。妈妈非常高兴,因为大姐是在婚后第五年才怀孕,二姐至今还没有怀孕。有的医生以此为根据,居然推断我们姐妹们都很难受孕。现在我结婚才半年多就怀孕了。这有力地驳斥了这种谬论。但是,我要考虑的问题却更加复杂。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稳定的工作,陵元又远在东北,我现在就怀孕实在太不是时候。

由于每天上班往返要挤四部汽车,离家时间长达十一、二个小时,我是绝对不可能既保住孩子又保住工作的。来之不易的工作和爱情结晶的孩子,我究竟要保哪一个?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我和陵元都二十九岁了。我们的爱情历史悠久、历经磨难,我有义务要保住我们的爱情的结晶。我不能怀着他(她)去挤公共汽车、闻汗臭狐臭。我自己没有享受到美好的生活,我要尽最大的能力让他(她)过得比我好。我不能为了保住我的工作,就让他(她)遭受随时都可能被挤坏或者挤流产的危险。我毅然决然地提出了辞职申请。

红旗内燃机厂子弟学校对我的工作非常满意。学校几个主要负责人都舍不得我走。赵校长和李主任亲自来到我在幸福里七号的蜗居,动员我好几次。他们对我说:红旗内燃机厂是部属大厂,每年都有招工指标。学校只要向厂里要一个名额,我就可以由代课教师转为正式教师。那时,我就变成了国家全民所有制工厂的正式职工。我就可以参加国家正式职工的加薪加级评定、就享有国家正式职工的劳保福利。他们还说:我是重点中学的老高中毕业生,学校将把我当作重点培养对象。只要有培训的名额,肯定要优先考虑我。将来我会成为学校的业务骨干,说不定会叫我去教中学班,那么我就是中学教师了。如果厂里办“五七”工大,在接受完培训以后,也可能调我去教工大,变成厂办大学的教师。他们循循善诱地劝说着,说的都是实际情况,也是我多年来一直追求的目标。如果我能坚持下去,前景是十分诱人的。但是,经过慎重考虑,我还是婉言谢绝了他们的好意。我的决心已定。我不愿意让我的孩子遭受任何风险。

*

我要利用今后的几个月给我尚未出生的孩子准备好一切所需的物品,从里到外、从头到脚、从单到棉……本来就没有什么积蓄,现在又决定放弃代课老师工作,只靠陵元一个人的工资收入生活,我更加需要精打细算。内衣、内裤这些贴身穿的,我要用旧布做,又经济又软和;外衣、外裤这些别人看得见的,我要买新布做,我不能亏待我的孩子,让他(她)穿得穷酸酸的。孩子出生的时候已经是冬天了,我还要给他(她)做崭新的棉包片和夹披风,让他(她)出门的时候威风凛凛的,不亚于任何有钱人家的孩子。相反,家里用的、别人看不着的东西就可以马虎一点。我打算用我和陵元的旧衣服给他(她)改做成尿布。我要把它们洗涮干净,裁得方方正正的,做一摞棉的、做一摞单的。这些活就足够我忙活几个月了。妈妈给我的结婚礼物——缝纫机,这回该派上大用场了。

这孩子是妈妈的第二个外孙(女)。豆豆是她的第一个外孙女。在大姐怀孕和喂养豆豆的阶段,妈妈或者在挨斗、或者在忙工作,没有能力给她帮忙。现在,妈妈退休了,过着平静的生活,有充足的时间和精力帮我料理生活和照料腹中的胎儿。她给我讲胎教,要我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想方设法地让我轻松愉快,不许我生气,不让我紧张。她告诉我,人间的情感——喜、怒、哀、乐、酸、甜、苦、辣、爱、恨、愁、惧……都会直接影响胎儿的成长与发育。她还提醒我,要注意身体,遇热加衣、遇冷减衣,千万不可以中暑或者感冒。万一偶感风寒,无论如何不要吃药打针,母体吸收的药物都会传给胎儿,对胎儿造成无法预测的影响。但是,钙片和鱼肝油例外,不但可以吃,而且应该定时定量吃,只有这样才可能保障母体和孩子都不缺钙。她还向我交代,哪怕陵元回来了你也不可以和他同房。未经性活动骚扰的婴儿比较健康和聪明。

为了生一个身体健康、聪明伶俐的小宝宝,我一丝不苟地按照妈妈的要求做。但是,我心里仍然不放心,害怕孩子像我一样是一个矮子,像陵元一样相貌平庸,更害怕她有任何生理缺陷。我在科普读物上看到过,有百分之二的孩子具有或大或小的先天性生理缺陷。这个比例高得令人惶恐不安。我希望我的孩子像我一样漂亮,像陵元一样聪明。我希望他(她)能兼有我和陵元的优点,千万不要兼有我们俩的缺点。

我的妊娠反应越来越强烈。我不能吃东西,只要有食物进口就觉得恶心,接着就会大呕特吐。有的时候连胆里的苦水都会呕吐出来。但是我知道我腹中的胎儿需要营养。胎儿与母体同呼吸、共命运、同温饱、共安危。我不能因为自己厌食就不吃,相反我必须多吃,因为我在替两个人吃饭——我的孩子也在通过我的嘴吸取营养。我必须对他(她)负责。我必须替他(她)吃饱。

*

八月份,陵元终于如愿以偿地由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师训班调到了湖南省化学工业学校任机械科教员。我们结婚还不到一周年,就基本上解决了两地生活问题。与爸爸妈妈两地分居二十五年、直到现在还没有解决相比,这简直是一个奇迹。当然,美中不足的是,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因为湖南省化学工业学校位于株洲市清水塘区,离长沙市还有九十里路。陵元当机立断地买了一辆自行车,每个星期六下午骑车回家,星期一再骑车回校。一个单程要花三个钟头。往返共六个钟头。但是,每个星期可以回家住两夜一天,他已经很满足了。我也很满足了。

回顾陵元调动成功的过程,我发现我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如果我没有陪同陵元去化工局,如果唐再明没有认出我来,很难说唐再明不会像老陈那样以一句“湖南省化学工业学校已经满员”就把陵元打发走。陵元很可能会痛失调到湖南省化学工业学校的机会。他能不能再次承受调动失败的打击就很成问题,我们解决两地生活问题的时间也许会变得遥遥无期。我们的生活道路也许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我认识到,我自己虽然没有多大本事,但是却有很强的助夫能力。算命先生用一个“专有名词”来表达我这种女人的“命”——“旺夫命”。这是我发挥“旺夫命”的第一个关键性事件。后来,这类事件又累累发生。我将在写到相应年代时再逐步介绍。

(4)乔迁之喜

妈妈长年累月地在街道奔忙,吃亏、受累、得罪人,现在终于得到了回报。幸福里五号楼上原来住着一对姓方的老夫妻。方爹爹的腿脚不灵便,方娭毑一个人照顾不过来。他们的儿子在河西中南矿冶学院工作,分到了大套间,就把老两口接过去养老。于是幸福里五号的楼上就空出了两间房子。方家要搬走的消息在附近不胫而走,许多人打那两间房子的主意。方娭毑却在搬走前夕把房门钥匙交给了妈妈。方娭毑在街道上的人缘很好。她敬佩妈妈公而忘私、不辞劳苦地为街道做事。她对我怀着七个月身孕仍然住在那么肮脏和潮湿的破房子里非常担心。她认为妈妈和我应该住到更像样一点的地方。

多亏了方娭毑的好心相助,我们可以抢先搬进这两间房子。我本来就有风湿性关节炎,如果在低矮、阴暗、潮湿和肮脏的七号生孩子,一个月月子坐下来,我和孩子都可能搞得浑身是病。我说不定会变成一个瘫子,孩子说不定会被老鼠咬掉耳朵、说不定会得风湿性心脏病。五号楼上的房子当然好多了。两个房间一大一小。小的那间只有二点二米见方,只能勉强放下一张床和一个桌子,可以坐在床缘、趴在桌边写字看书。大房间可就“伟大”了,足有十八平方米。可以放两张双人床,中间还有空地。朝北有两个大窗子,使房间显得宽敞明亮。脚下是木质地板,又干燥又清洁。和七号的贫民窟相比,真有天壤之别。

方娭毑是星期天上午搬走的。她前脚走,我们后脚就搬了进来。陵元每个星期六黄昏时分才从株洲清水塘骑车回家。星期天上午总觉得腰酸背痛。可是这一天他却浑身是劲儿。妈妈是年满六十的老人。我是怀胎七月的孕妇。只有他一个人是劳动力。俗话说,破家值万贯。他把我们在七号的破家里的“万贯家财”一样一样地搬到了五号二楼的“新居”,没有叫一声苦、说一句累。

方娭毑还有一些杂物留在小房间里没有拿走。我们的床和妈妈的床只好都安在大房间里。妈妈的床靠东墙。我们的床靠西墙。在我们的床前拉起了一道布帘以保障我们的隐私。岳母和女婿女儿就这样睡在同一个房间,谁都没有感到有什么不方便。那天晚上,我们三人高高兴兴地聊到后半夜,谁也不想睡。大家反反复复唠叨的其实都是同一句话:“终于可以放心地生孩子了!”

如果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幸福里五号本来就是我们家的房子。当年,“人民”政府拿它换了外婆在五一路的大楼。它的大小虽然不及五一路楼房的十分之一,但是毕竟也有八间房子。可是,又过了几年,政府连这八间房子也不给我们了。在一九五六年进行房屋改造的时候,大舅吓得要命,只留了底层的两间做自己家的住房,都不敢给自己的亲妹妹(我的妈妈)留一间,就把其它六间都“改造”给政府了。现在,我们好不容易又住进了其中的两间,没有一个人认为这是物归原主,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所有人都认为我们是通过方娭毑的私相授受占了一个大便宜。不仅别人这么想,连我们自己也这么认为。妈妈每个月都按时去房管所交房租,好像唯恐迟交一天就会取消我们的居住权。如果我和陵元不小心把地板弄脏了一点,或者把门框擦掉一点漆,妈妈就会责备:“为什么不小心一点?这么莽莽撞撞,哪里有资格住这种房子!”

现在回过头来认识这个问题,我不禁要说:强权政府对人民私有财产的掠夺是多么彻底、野蛮和残忍啊!它不仅夺走了你的财产,还通过洗脑让你由衷地认为它才是原本属于你的财产的当然主人,而你当初对你的财产的拥有反而是非法的。你想获得对你原有财产的使用权吗?与别人一样,老老实实地交使用费来!你和“你的财产”早就没有任何关系了!

(5)我当妈妈了

两个月后,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星期六,陵元下午由株洲骑车回到了家里。贺龙体育场正在搞贺龙杯足球邀请赛,陵元拉我去看球。我对足球毫无兴趣,但是科普读物中说,临产前的孕妇要多走多动。既然他要去,我陪着走走又有何妨。我和陵元坐在那个莫大的露天体育场看了九十分钟球。虽然是冬天,但是阳光普照,并不觉得冷。况且,周围观众好奇的目光也烤得我浑身火辣辣的。他们一定在想:“这个年轻妈妈可真够球迷的。大冬天,挺着这么大的肚子来看球。”

看完球,和陵元有说有笑地走回家。吃完晚饭,陵元捧起一本书看入了迷,我和妈妈闲聊了一阵。家里没有任何家用电器——没有电视机,连收音机都没有,干坐着挺无聊的,干脆上床睡觉。这就是我的日常生活,与往日没有任何异样。可是,我在半夜里醒了过来,肚子痛,好像要大便。我起床坐在痰盂上拉大便,并没拉出什么,然后回到床上接着睡。没睡多久,肚子又痛起来,好像又要大便,我又起床拉大便。

妈妈觉轻,被我搞醒了。她觉得不对头,急着要叫醒陵元:“可能要生了。赶快去医院。”

“不会吧?”我不同意妈妈的大惊小怪。我舍不得叫醒丈夫,他需要好好休息,星期一一大早又要骑车回株洲。“医生说我的预产期是一月七日,还早着呢!”

“预产期只可以参考,”妈妈急了:“有早生的,有晚生的。肚子阵痛就是子宫在收缩,就是快生了。陵元,快穿衣服,立刻送美美去医院。”

听了妈妈的分析,我突然浑身发抖,像筛糠一般地颤抖着,不知道是因为害怕,还是因为冬季的半夜特别冷。

妈妈安慰我:“不要紧,放心去吧。女人生孩子是很自然的事情,与瓜熟蒂落是一个道理。”

陵元赶紧起来了。他推着车,我坐在车后的行李架上,妈妈在旁边跟着走。幸福里介于劳动路的长沙市第三人民医院和大古道巷的省人民医院之间。三医院比较近,省人民医院比较好。

“我们去省人民医院。”妈妈当机立断:“虽然远一点,但是条件比三医院好。”

我的肚子越来越痛,痛得我在自行车行李架上也坐不稳了,必须胳膊肘趴在自行车的座凳上才不会掉下来。好不容易才熬到了省人民医院,妈妈扶我在一张长凳上坐下,叫陵元马上去办住院手续。我从衣袋里掏出二十元钱,交给陵元。这就是我们的全部积蓄,我一直随身带着,就是为了用在这个关头。那时候,陵元的工资是每月五十一元。三十元给妈妈做伙食费,两元钱给我零用,剩下的十九元供他在化工学校吃饭和花销。这二十元钱是我两元两元的积攒起来的。

办好住院手续,我抬头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二十一日只剩下最后五分钟了。就这么五分钟就要收我一天的住院费!天晓得,我们的每一分钱都是陵元的血汗钱啊!后来,我为这五分钟懊丧了很久。我为什么不再坚持五分钟,节约一天的住院费呢!但是,当时我却什么都不能想了。我的肚子是那么痛,好像随时都可能裂开。

我被直接送进了待产室。护士不客气地对妈妈和陵元下了逐客令,说医院规定不可以站在待产室外面等,并且说,我的子宫口刚开一指尖,又是头胎,还早着呢。放心回去睡觉吧。明天早上再来也不会有问题。

妈妈和陵元无可奈何地走了。但是他们并不能放心心睡觉。天一亮,妈妈就给我热好了红参蒸桂圆肉煮鸡蛋,叫陵元送到医院来给我吃。据说,吃了它生孩子的时候有力气。要说起这枝红参,还有一点来历哩。那是陵元在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买的,有一分钱硬币那么粗,四寸来长。为了充分发挥它的药效,妈妈在几天前就开始把它与桂圆肉蒸在一起,不知道蒸过多少次了。妈妈知道这么做我不奇怪。陵元在调回湖南之前也知道在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买一枝好红参回家,倒真让我惊讶。他是一个从来也不买东西的人啊!

他们没有好好睡,我则根本没有睡。整个晚上我痛得翻来覆去。我个子比一般人矮,骨盆自然也比一般人小,而且快三十岁才生头胎,比一般人难生是很自然的。陵元把红参蒸桂圆肉煮鸡蛋送到医院来,我还没有生。由于羊水已经破了,我被送进了产房,睡在产床上。经护士同意,我吃了几口红参蒸桂圆肉煮鸡蛋,肚子的阵痛发作得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厉害。护士已经给我做过消毒处理,下身已经脱光,只盖着一张薄床单,不可以加盖别的保暖的东西,也不许我乱动。又冷又痛又难受。由于羊水流失,润滑程度降低,婴儿就更加难以产出。我拼搏了一个多钟头,医生都换班了,孩子还是没有出来。新来的医生倒是不错。他叫我不要再浪费精力喊痛,把精力都用在生产上。他叫我用力吸气、呼气。我双手抓住床缘,使出浑身解数用力,终于把孩子生出来了!孩子撑破了我的阴道,医生给我在里面缝了很多针,在外面也缝了几针。

公元一千九百七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冬至日上午八点三十分,我生出一个重五斤七两、长五十二公分的女婴。根据我和陵元在恋爱之初的约定,我们给她取名为葛康,小名叫康康。

公元一千九百七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冬至日,我成了一个自豪的母亲。陵元成了一个体贴的父亲。我们的人生旅程又前进了一大步。我们的家庭又增加了一个幼小然而重要的成员。

(6)我要做一个好妻子、好母亲

由于在产床上呆得太久,产房的温度太低,我受了凉,一连多日发烧不止。月子里发烧可不是闹着玩的。如果是产褥热,甚至有生命危险。即使不是产褥热,如果不能及时让体温恢复正常,也可能落下多种疾病。按照中医的说法:月子坐得好,可以带走一些病痛,月子坐得不好,会落下许多病根,搞不好要受一辈子拖累。我本来就是一个病秧子,这种前景真叫我不寒而栗。在妈妈和陵元不在身边的时候,我就忍不住会胡思乱想。想着想着,我就流出了辛酸的眼泪。我是一个坚强的女人,在柴刀砍进大腿,我可能流血过多而死的时候,我都没有流一滴泪。在吴干如给我挑出伤口深处的碎树叶的时候,那种疼痛不亚于关云长刮骨疗毒,我也没有流一滴泪。在面对竹叶青,我吓得浑身瘫软,预感到死亡的威胁的时候,我还是没有流一滴泪。现在,想到我有可能拖累陵元一辈子、想到我有可能无法承担抚养孩子的重任时,我却辛酸地哭了。不过,我感到欣慰的是,我没有当着陵元和妈妈的面哭出来,我不愿意叫他们陪着我着急,我把眼泪都留给了自己。

幸好我的体温被控制住了,没有什么大问题。眼看住院十天了,我还有一点低烧。我舍不得继续花钱住院,想了一个花招来争取提前出院。护士把温度计插入我口中量体温的时候,我趁护士不注意就拿出来看看,温度一到达正常体温就不再放入口中。护士不知道我在捣鬼,以为我体温正常了,向我表示祝贺。我发现这一招很灵。上午、中午、下午、晚上各量一次体温。我在一天之内如法炮制了四次。夜班医生看了测量纪录,高兴地告诉我以及陪伴着我的妈妈和陵元:“体温正常了,明天可以出院。”

妈妈和陵元不知底细,也以为我的烧全退了。第二天一早,妈妈把我以往几个月里做好的婴儿内衣、内裤、外衣、外裤、帽子、棉包片、夹披风放在从居委会街道工厂借来的手推担架上,由陵元推着,把我和孩子由医院接回了家。虽然离开家才十天,我觉得好像过去了一个世纪。俗话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回到“自己的狗窝”里的感觉真好。没有了苏打水和酒精的气味,吸一口空气都觉得甜丝丝的。没有穿着白大褂的医生和护士来管着我,我可以在自己的房间里安安静静地躺在自己的床上休息。没有素不相识的人来来往往,出现在我面前的都是亲人——妈妈、陵元和康康。妈妈再也不用在家里和医院之间奔忙。陵元也不用继续请假了。他去派出所找主管我们居委会的户籍警老唐给康康上好户口,就可以返回株洲清水塘湖南省化工学校去上班。

按预产期,康康本来应该在一九七五年一月份出生。她提前十六天来到人间,给我们多带来了十六天的欢乐,多领了一个季度的副食品票证和日用品票证,多领了一年的布票和棉花票。当时的中国,是一个票证王国,没有票证几乎什么都买不到。票证就是无价之宝,甚至比金钱还宝贵。陵元去派出所主管我们居委会的户籍警老唐那里给康康上好户口,领回这些票证,把妈妈乐坏了。她高兴地对我和陵元说:“康康将来一定是一个孝顺的孩子。在娘肚子里就知道要赶在新年以前钻出来,好给家里多挣一些票证。世界上到哪儿去找这么顾家的孩子!”

妈妈一席话,把我和陵元都逗乐了。是的,一九七四年是我和陵元最幸运的年份。上半年,我的风湿性关节炎大大好转。八月份,陵元从遥远的东北调回了湖南。十二月份,我们添了一个可爱的小宝宝——我们的第一个孩子。虽然经济上还很困难,但是普通的中国人谁又不困难?政府说“新”社会消灭了人剥削人的现象,大家过上了平等的生活。这话我信,因为就我视野所见,大家的确都是一样地穷。而且,只要一回想起在农村度过的那八年艰苦岁月,我就感到很知足了。想当年,我的生活没有落着,爱情没有头绪,婚姻几乎误入歧途……而现在,我的生活充满了希望和欢乐。我拥有热爱我的丈夫,我拥有可爱的孩子。我已经拥有了女人可以拥有的一切!我没有更高的奢望了。接下来我要做的就是一个好妻子、好母亲。

第十六章 女儿啊,我生活的中心

(1)月子里

孩子是爱情的结晶,是父母的希望。为了铭记康康的每一个变化和进步、为了让康康了解她的发育和成长过程,陵元“不惜血本”买了一个漂亮的日记本,给康康写成长史。他打算周末他在家的时候由他写,另外六天由我写,等到康康读小学具有初步写作能力之后,就交给她自己写。基于这种考虑,陵元在日记本的扉页上以康康的口吻用粗笔写了五个大字:我的成长史。

康康在月子里非常吵。早在医院的时候,护士就向我抱怨:“整个婴儿间里,就你的孩子最吵。给她喂奶的时候,她吸几口就睡着了。过一会儿就醒,一醒来就哭。赶紧喂她,才吸几口就又睡着了,过一会儿醒过来又哭。婴儿间里只能在规定时间里喂奶。这么折腾,她怎么能吃饱?过了喂奶时间,她就是再哭再闹,我们也不能给她喂奶了。”我以为这是护士过于劳累之后夸张的抱怨,没有认真看待它。

把康康带回家以后,我终于亲自领教了她有多么吵。她好像把白天和晚上弄颠倒了,白天睡得香喷喷的,夜里却又吵又闹、不好好睡觉。医院规定了喂奶时间,家里可没有这一套。只要一听到她哭,我就心疼,乳房就不自觉的发胀,就情不自禁地把她抱起来喂她。说起来也怪,我的个子这么矮小,却偏偏不缺奶水。只要她要吃,我就随时供应。妈妈和朋友们都说:“像你这样喂奶,会把身体拖垮的。隔三小时喂一次奶,对大人和孩子都有好处。”但是我做不到,我不忍心听她哭,只要她一哭,我就会把奶头塞进她的小嘴。别人又对我说:“婴儿哭叫是正常现象。她还没有运动能力。哭叫就是她的运动,可以增大她的肺活量。”我懂得这个道理,但是我还是不忍心听她哭。

大多数婴儿夜里只吃一次奶。有的乖孩子甚至一觉睡到天亮,一次也不用喂。我可没有这个福气。每天晚上,我至少要喂康康两次。一般母亲在夜里都是躺着奶孩子,在奶孩子的同时自己也可以休息。我不愿意这么做。我怕乳房堵住孩子的鼻孔影响她呼吸。我怕乳汁流入孩子的耳朵引发中耳炎。我更怕自己睡着了不小心压着孩子酿成大祸。我每次喂奶都坐得端端正正的,把康康抱在怀里喂。吃完奶,我还要把她竖起来,在她背上轻轻地拍几下,以防止她吐奶。躺着奶孩子,孩子吃奶的姿势不端正,容易吐奶。有的妈妈不懂得这一点,总是躺着奶孩子,使孩子形成了习惯性吐奶。在我的精心喂养下,康康从来没有吐过奶。

那时候,中国还没有一次性尿布。康康用的尿片都是我用旧衣服、旧被单做的。按照长沙的风俗,为了孩子的腿长得直、避免变成罗圈腿,月子里的婴儿需要把腿绑起来。首先用单片给她把腿轻轻地绑直,再用棉片把腿裹紧,最后再用布条把棉片绑牢。这样,孩子的屎尿都拉在片包中。我不忍心叫女儿在屎尿中泡整整一夜,所以每天半夜还起床给她换一次包。正是数九隆冬,家里又没有暖气,为了防止我和她受凉,我必须以最快速度解开布条,打开棉片,换掉单片,然后又按相反的顺序用干净的单片、棉片和布条把她包好捆好。

日复一日,我就这样无微不至地抚育着我的女儿,夜里从来没有睡过一个囫囵觉。陵元只在周末回家住两夜。星期六傍晚到家,他已经骑了三个钟头自行车,早已累得够呛,我不忍心叫醒他。我在月子里,不可以下冷水,都是妈妈洗衣、洗碗、洗菜、洗尿布。星期天他在家,这些工作当然就落在了他的肩上。晚上,在他睡下以后,想到他明天一早又要骑三个钟头自行车去株洲上班,我还是不忍心叫醒他。于是,一连十几天,每夜至少喂两次奶、换一次包,全部由我一个人承担。

我终于吃不消了。那天,我喂过奶就稀里糊涂地睡着了。第二天醒来,我连忙给孩子换包,只见她又白又嫩的小屁股被尿液泡得通红,还长出了一颗颗红色的小疹子。我心痛得哭了。我和妈妈连忙把连吃都舍不得吃的麻油抹在她屁股上,把她重新包好。从那以后,无论多么累,我也再不会睡过给她换包的时间。按规矩,满月就可以不打包了。但是,正值四九寒冬,天气冷得很,我怕她突然不打包会受凉,又给她加了十天。在满四十天以后才不再给她打包。

不打包就方便多了。看到尿布湿了,把它换下来,再夹上一块干尿布就行了。与此同时,康康也终于理顺了白天和晚上的关系。虽然夜里还是要喂她两次,她吃完以后就安稳地入睡,我也可以趁机睡上一觉。最艰难的时光终于被我熬过去了。妈妈也放心了。她把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重新投入了她热衷的街道工作,经常忙得顾不上家里的事情。

(2)育儿的乐趣

康康在一天一天地长大。圆圆的小脸蛋每天都在变化。在出生后最初的日子里,她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搞得我心神不宁,害怕她的眼睛有毛病。经过仔细观察,我发现她好像在轮流睁开左眼或右眼。我放心了,这说明她的两只眼睛都没有毛病。我想,她这种奇怪的睁眼法也许与她早出生十六天有关吧。

出生两、三天后,我注意到康康的眼结膜、鼻头、额头等地方发黄。我怀疑是我自己发烧眼睛发花。但是四、五天时,她的面庞越发黄了,躯干和四肢也有些发黄。我慌了,问医生我的孩子是不是病了。医生笑着告诉我,新生儿黄疸是生理性的。过几天就没有问题了。果然,从第六天起,康康就不那么黄了,到十天头上,我们出院回家的时候,她的肤色完全正常。由于缺乏新生儿生理性黄疸的有关知识,我虚惊了一场。

出院回到家里,康康的小圆脸白里透红,粉都都的,别说多可爱了。粉红色的脸上睁着两只大眼睛,圆溜溜的、水汪汪的。再过几天,她的眼珠子就能灵活地转动了。无论是什么目标,一旦被她的眼睛捉住,她就盯着看。哪怕就是一个平常的手指头,她都可以全神贯注地看上很久。我移动手指头,她的眼睛也跟着转。我的手指头在她眼前转圈,她的眼珠子也跟着转圈。又过了几天,她的面部可以露出笑颜了。一看到我,她就笑。四个月时,她就能笑出声了。只要逗她,她就咯咯地笑个不停。

从四、五个月开始,在喂奶以外,我也喂她一些菜汤、鱼汤和蒸鸡蛋等流质或半流质食物。她特别爱吃可口的食物。蒸鸡蛋的时候,我通常加一点味精,使它的味道更加鲜美。她张开小嘴,接过一小勺一小勺的蒸蛋,吃得津津有味。一天,我又喂她蒸鸡蛋。怪了,刚放到嘴里,她就用舌头把它抵了出来。我再喂,她再抵出来。怎么喂她也不吃。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想了一阵才想起来,原来是我忘了加味精。我真不明白,才几个月的孩子,味觉怎么就这么灵敏。

到六个月,她开始出牙。一对上门牙像两块白玉露出了头,每天都多冒出来一点。七个月时,我开始把她放在竹制的老式婴儿车中,让她坐着,我腾出手来做非作不可的家务。但是,她特别好动,坐一会儿就不老实了。她先把两脚交叉,再翻过身来,就变成了背朝上、四肢趴在婴儿车上的姿势。接着,她提起一只脚,踩在座位上,如果我在这时还没有发现她的“越狱”行动,她就会试图把第二只脚也提上来。这时,由于重心偏离了支撑面,整个婴儿车就会翻倒。听到她的哭声再赶过来就来不及了。我面对的景象是:她摔倒在地上,婴儿车也翻倒在一旁。所以,哪怕把她放在车里,我也不敢让她离开我的视线。有一次我在炒菜,手忙脚乱地加油添醋放盐,一时没有注意她的动向。她又故伎重演,把婴儿车搞翻了,摔倒时脑袋碰到了锅缘,差点把我吓出神经病来。

(3)陵元罹患结核性胸膜炎

康康没有把我吓出神经病,倒是陵元差点把我吓出神经病来。陵元从初中起就吃不饱肚子,所以他的身体不好,体质很差。体育的基本技能——跑、跳、掷,他没有一项拿得起来。大跃进的时候,他拼了老命,连少年级劳卫制都通不过。但是,他是一个聪明人,虽然基本技能不行,那些对技巧要求比较高的体育项目,例如球类运动他却搞得不错。小球里面,他打乒乓球可以左右开弓,尽管他始终没有自己的球拍。大球里面,他打篮球盘带灵活、投篮准确,是在湖南省化学工业学校教工篮球队的主要得分手。

在省化校的一场师生篮球赛中,他东奔西跑,风头出尽。没想到球还没有打完,他突然感到一阵胸腔剧痛,再也打不下去了。他以为这只是一时过劳,休息几天就会好转,没想到时间并不能减轻他的痛苦。他只好去株洲市清水塘人民医院检查。医生用听诊器听了听他的胸腔,在他背后敲了几下,听准声音,把针头插进去,当场抽出满满一针管黄色的粘稠液体来。“结核性胸膜炎,胸腔里已经有少量积水。”医生毫不迟疑地做出了诊断,非常大方地挥笔给他开了一个月病假。医生给他开了治疗结核病的特效药雷米封药片和链霉素针剂,向他交待:“回去好好休养吧。”接着又强调:“千万不能操劳。这不是开玩笑,必须卧床休养。”

虽然医生要他卧床休养,他还是骑自行车回来的。从株洲清水塘回到家里往返一趟要花两元多钱车票,他舍不得。我们夫妻终于可以朝夕相处了——起码在今后一个月里。这是我们多年来梦寐以求的事情。但是,这种条件下的朝夕相处却无法让我们俩高兴起来。结核病可不是闹着玩的。结核菌很顽固、不容易根治,还容易通过呼吸道传染。必须给他加强营养,进行隔离治疗。方娭毑已经搬走了她存在小房间里的东西,于是它就成了陵元的隔离病房。

陵元是我们家的顶梁柱,他身强力壮的时候挣的钱还不够全家用。现在,他得了这个必须卧床休养的富贵病,这日子可怎么过呢!我怕他因为烦恼而加重病情,我怕他因为营养不良而长期不能痊愈,我特别害怕他突然出现什么不测。躲着妈妈、孩子和他本人,我不知道偷偷哭过多少次。陵元自己反而没有我这么着急。对于不能和我住在一起、不能和康康打打闹闹,他有些烦恼。但是对于能住在家里,不需要每个星期一离家、星期六才回来,他甚至感到高兴。他白天躺在床上看书,傍晚到邻居家看人家打麻将,过得有滋有味的。他甚至迷上了麻将牌。说起来也奇怪,自从“解放后”,麻将作为“旧社会”的糜烂生活的象征,很快就禁绝了。毛主席搞文化大革命,头几年破四旧,把文物古迹等稀世珍宝都砸了个稀巴烂,但是这两年麻将却反而兴旺了起来。看来,人民喜闻乐见的东西,政府禁得再狠也不管用。只要稍微一放松,它就会重新泛滥。

陵元就这样住在家里无所事事地过着神仙似的日子。他一个月接一个月地开病假条,一连休息了六个月。我们没有条件给他特别增加营养,甚至连让他卧床休息也没有做到。在蜂窝煤烧完的时候,作为全家的唯一男劳动力,他还极不情愿地做了几次蜂窝煤。但是,我们不得不感激现代医学的进步。它挽救无数穷人的生命。本来被视为不治之症的结核病,现在已经不能再夺走人的生命了。仅仅靠着雷米封和链霉素,他的病经过半年治疗居然就好利索了,连胸腔里的积水也被全部吸收了。到现在三十多年了,他的结核病从来没有复发过。俗话说,穷人有穷命。这话有点宿命论的味道。但是我相信它。因为它说明了一个道理:穷人的生命力特别强。

(4)为了再买三包奶粉,把出生证搞出一个大洞

在陵元养病的过程中,康康长得很快。八个月时,她学会了四肢并用地爬行。这时,她宁可在地上爬也不愿意再“囚禁”在婴儿车中了。我不愿意让她满地打滚,脏兮兮地像个野孩子。我只许她在床上爬。当她兴高采烈地嗷嗷叫着满床爬的时候,我总是紧张地站在床边,怕她突然从床上摔下来。不过,她最喜欢的还是我抱着她。她猴在我身上,感受着我的体温,特别开心。妈妈年纪大了,抱不动她。陵元上班期间,只有周末在家,她和他见面太少,不太亲热,她不太喜欢让他抱。况且,陵元整天书不离手,一只手抱着她,另一只手还要举着一本书看,抱得她不舒服。陵元养病期间,我怕他把结核菌传染给孩子,对他进行了强制隔离,根本不许他与孩子接触。所以康康一直喜欢缠着我。有的时候搞得我吃饭都吃不安、洗澡都要加快速度。左邻右舍的大姑娘、小媳妇喜欢她长得漂亮,有时候想接过去抱抱。她哪里肯?顿时就哭起来,好像别人会谋害她似的。有的时候别人想逗她玩,刚喊一句“康康”,她就哭起来。她在一天一天长大,我却始终还是那么矮小——陵元甚至给我送了一个官衔,叫我“老部长”(老不长)。“老不长”又怎么能整天抱着天天在长的女儿呢!由于长期用力过度,我的双腕内侧各长出一个小疙瘩,隐隐作痛。医生说:这是抱孩子累出来的腱鞘囊肿。他建议我尽量少抱孩子。我当然愿意把女儿放在床上任她爬。但是,她爬一会儿就累了,又叫我抱。我不抱,她就哭。我不忍心让我的女儿哭,于是又弯腰把她抱进怀里。

九个月以后,我的奶水就不够吃了,只好给她冲奶粉。她不肯吃奶粉,猴在我身上吸奶头。吸不出奶就哭。我觉得这种状况必须改变。长此以往,她会饿瘦、我会累垮。于是决定给她断奶。断奶的第二天她就开始喝奶粉了。以后再肚子饿,她就看着奶瓶哭,而不再揪着我的乳房哭了。对小孩的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我不能不感到惊讶。同时,对于她这么快就忘记了曾经哺乳她九个多月的母乳,我又不禁感到有些失落和惆怅。当时,给她买鲜奶是完全不可能的。连奶粉都要凭出生证供应,每个婴儿只可以一次性地购买三包!陵元的表哥雷德颖在长沙石油厂化验室工作,他给我们出主意,给我们搞来一小瓶草酸,用它涂去了售货员用钢笔写在出身证上的歪歪扭扭的“奶粉已购”四个字。我们用同一个出生证又多买了三包。由于我们不知道在褪去字迹以后必须立即用清水洗净纸上残留的草酸,结果在几天以后出生证上出现了一个被草酸腐蚀出来的椭圆形长洞——就位于原来写着“奶粉已购”的地方。

六包奶粉很快就会吃完。为了细水长流,我们只好再买一些麦乳精等代乳品搭配。一包麦乳精要两块多钱,哪怕把陵元的工资全部用来买麦乳精,一个月也只能买二十几包。假如光吃各种各样的乳制品,我们全家的收入就只能养活康康一个人,何况陵元还在养病、需要增加营养呢!妈妈教我把瘦肉剁成肉泥,掺在米里熬稀饭喂她。她很喜欢吃。为了刺激她的胃口,我有时候还加上豆腐、鸡蛋和菜汤一起熬。她吃得高兴,小嘴叭嗒叭嗒的。我一面喂她,一面心里美得甜滋滋的。但是她不肯吃面条,无论捣得多么碎,她也不吃。喂进去,她就用舌头抵出来,真拿她没有办法。

断奶以后,我轻松多了,每天夜里只要喂她一次奶粉冲剂,换一次尿布。我的一夜分成了两段。在每一段里,我都可以睡几个钟头。再说,停了奶水,我的体能消耗减少了,精神就好多了,我再不像原来那样整天精疲力尽、打不起精神来。

在有钱人家,九个月的孩子就有很多玩具了。但是我们很少给她买玩具。我给她做过几个布娃娃。陵元给她买过一个皮球。妈妈给她买过一个手鼓。这就是她的玩具。我专门为她准备了一个抽屉,把她的东西都放在里面。她最喜欢玩的就是这个抽屉。它是她的百宝箱。里面有皮球、手鼓、布娃娃、扑克牌、空墨水瓶、旧书——主要是小开本的“红宝书”:《毛主席诗词》、《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著作选读(甲种本)》、《毛主席著作选读(乙种本)》、《毛泽东军事论文选》、《毛主席的四篇哲学著作》……这些书都是省化校发给陵元的,他懒得保存它们,都送给女儿做玩具了。我把抽屉从桌子里抽出来,放在床上。她就坐在旁边翻弄里面的东西。她拿起这样、放下那样,有时候可以聚精会神地一连玩几十分钟。玩完以后,她还知道把所有的东西都放回抽屉里。她呜哩哇啦地把我叫到面前,看着我把抽屉重新插进抽屉格里,推进去,才算正式结束了她和抽屉的游戏。

(5)我终于有了一个正式工作

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这是说人倒霉的时候难得遇到一件好事,却容易接二连三地遇到坏事。但是,这对我不适用。我不是一个倒霉的人。好事往往成双作对地降临到我的头上。一九六二年,七月份大姐大学毕业,八月份二姐考进大学。一九七四年,八月份陵元从东北调回湖南,十二月份我们喜添女儿。一九七五年,在康康断奶、陵元大病痊愈之后不久,我紧接着找到了工作。

一九七五年第四季度,长沙市的某些集体企业开始招工。南门口办事处分到了肉店、菜店和服装厂的一些招工指标。妈妈长期为居委会义务服务,帮了居委会主任李宝凤很多忙。李主任很器重妈妈,把妈妈视为左右手。为了让妈妈更加努力地为她工作,她对妈妈也很关照。听到招工的消息,她连忙告诉妈妈。她对妈妈说:去年你家美美放弃了红旗内燃机厂的代课老师工作,人家紧接着就招了一批人。要不你家美美早就当了国家的正式职工。她的年纪已经不小了。这一回可不能再错过机会。无论什么企业、什么工种,她好歹要找一个工作。不然,以她的年龄,又带着一个不满周岁的嫩毛毛,以后就很难办了。

妈妈当然不愿意叫我在家当一辈子家庭妇女。她向我交代了李主任介绍的情况。我当然更不愿意在家当一辈子家庭妇女。哪怕康康还小,我也必须出去工作。虽然在肉店和菜店工作直接与食品打交道,可以捞到一些好处,但是不义之财,得来也不光彩。再说,那里工作环境也不太卫生,所以我选择了服装厂。

不久以后,大庆服装厂的项书记和罗会计到我家来面试。她们和我交谈了一阵,问了我几个问题,就正式录取了我,叫我在十二月二十三日去上班。她们对我有一台缝纫机十分满意,因为大庆服装厂是一个集体所有制工厂,去她们厂做缝纫工需要自备缝纫机。“但是,你暂时还不用带机子去,”项书记对我说:“门市部的缝纫工已经够了,我们招你去裁片车间当普工,就在门市部的隔壁。”

我了解大庆服装厂门市部。它是一个专接个人来料加工的营业部门。有二十来个缝纫工在门市部工作,大多数人都是婆婆姥姥,我大舅的二太太就是其中之一。门市部后面住着王灿一家,他们必须穿过门市部才可以回家。所以门市部每天夜里必须安排人值班。虽然迄今为止我与大庆服装厂还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我已经帮二舅妈值过几次班,认识了厂里一些人。在这里负责接活和搞单件裁剪的邓师傅我也很熟。

十二月二十二日,是康康的一周岁生日。第二天我就要去大庆路学院街口的大庆服装厂上班。妈妈也要去长沙火车站,乘火车到上海的静姨家走亲戚。我心里觉得有些慌。但是,这是妈妈退休以后第一次出远门。她要去那里看望她的妹妹和弟弟,我没有理由阻拦。妈妈长期搞街道工作,熟人多,已经在附近给康康找好了一个姓龚的老保姆。为了让康康有一个适应过程,我没有给她庆生日,却把她送到了龚娭毑家。虽然是一个老太太,龚娭毑却长得很端庄,家里收拾得也很干净。而且,她家就在我上班的途中,离我家只有三、四百米远。一切都令人满意。我把康康交给龚娭毑,刚转身要走,康康就大哭大叫起来。女儿连着我的心啊!听着她哭叫,我揪心地痛。但是我不能转身、不能回头。我只能把她交给龚娭毑,除非我下决心放弃这个工作、做一辈子家庭妇女。

整整一天,我就像丢了魂一样,在家里转来转去、坐立不安,什么也不能做。我脑子里老是挂念着女儿,一天好像比一年还难熬。尽管如此,我还是特意熬到下班时间才去龚娭毑家接女儿。康康的嗓子都哭哑了,看到我就扑到我的怀里,猴在我身上,唯恐我又走掉。女儿对我的依恋感动得我热泪盈眶。

龚娭毑体贴地安慰我:“刚开始,娘崽都不好受,过几天就好了。”

我感激地点了点头,擦去眼里的泪水:“谢谢你,龚娭毑。”

(6)有一天,她突然喊出了“妈妈”

正像龚娭毑预言的那样:“过几天就好了”。康康不再哭闹。我离开的时候,还会向我挥手再见。天黑时分,她的生物钟告诉她,我该来接她回家了。她就会拿起纱巾,罩在头上,站在门口等待我。我真不明白,才一岁的孩子,怎么就懂得那么多。我觉得在我离开她的八个小时里,她又长大了一些,又进步了很多。

她开始可以扶着墙走动了。她的胆子很小,本来沿对角线可以很快到达的地点,她要扶着墙走两条直角边,慢慢地一步一步地挪过去。而且,她已经能够听懂很多话了。凡是她听懂了的话,她都立即照办。我最先教她的是各个身体器官的名称。我问她“你的细眼睛在哪里?”她就用手指着眼睛。“你的塌鼻子在哪里?”她就用手指着鼻子。“你的大耳朵在哪里?”她就用手指着耳朵。“你的屁屁在哪里?”她就用手拍屁股。其实,她的眼睛很大、鼻子并不塌、耳朵很匀称。她长得很漂亮。我这么说,完全是为了逗她玩。

接着,我开始教她一些简单动作。我说“弹舌头!”她就“嘚”的一声把舌头弹出口腔,又清脆又响亮。“欢迎欢迎”,她就伸出两手来噼噼啪啪拍巴掌。“跳舞”,她就举起手臂,扭动双手。“再见”,她就挥手致意。我发出货郎鼓的声音“嘶隆哐、嘶隆哐”,她的头就摇得像货郎鼓一样。那么听话,那么善解人意,乐得我心里比吃了蜜还甜。

她长得很快,越来越高、越长越重。她已经七十几厘米高、二十多斤重了。冬天,她穿得很多。为了防止她感冒,我还要用一个小棉被包着她。路上又是水、又是泥,没有地方落脚,我这个体重才七十六斤、身高才一米四九的“老部长”必须一路抱着她回家,一连走三、四百米,困难的程度可想而知。在雨天,我一只手抱着她,另一只手的手腕吊着我的手提包和午餐盒,手心握着伞把,手臂用力举着伞。风雨把雨伞吹得东倒西歪。我用尽全力控制雨伞的方向,尽量护着她、不让她挨浇,而我自己往往被淋得浑身透湿。

为了使归途显得短一点,我一面和她说话,一面往家走。对我说的每一句话,她都呜呜哇哇地回答,并且配以相应的动作。在我需要她给我加油的时候,我就说:“康康,来,亲一个。”

听到我的要求,康康就在我怀里挺直身子,把嘴凑到我嘴上:“啵”的一声,给我一个热吻。我顿时就增添了力量,我觉得自己的辛劳没有白费,我认为我得到了母亲应得的最高报赏。

有一天,她突然喊出了“妈妈”。热泪情不自禁地涌入了我的双眼。我一路小跑把她抱回了家里,进了门还舍不得放下她。我抱着她在狭窄的房间里像跳圆舞曲那样转着圈子。我教她说爸爸。教她说“我是你的崽崽、好崽崽、乖崽崽”。她在随后几天就学会了。陵元下个周末回到家里,我们母女俩给他做了一场精彩的表演。

“康康,”我说:“你是妈妈的什么?”

“崽崽。”康康毫不犹豫地回答。

“什么崽崽?”

“好崽崽。”

“还是什么崽崽?”

“乖崽崽。”

“爸爸回来了。”我指着陵元说:“乖崽崽,叫爸爸。”

“爸爸!”康康清晰地喊叫。

陵元惊喜万分。他没有想到女儿在一个星期里会有这么大的进步。他抱起女儿,哈哈大笑着,一蹦三尺高,比我的圆舞曲激烈多了。

(7)我的工作

为了批量裁剪同一型号、同一式样但不同花色、不同布料的服装,裁剪师傅把不同花色的不同布料一层一层对齐叠置在案桌上,用裁片机同时裁剪几十层、甚至上百层花色不同、材料不同的布匹,从而一次裁剪出几十件、甚至上百件花色不同、材料不同的衣服的前身、后身、衣袖、衣领、裤腰、裤腿等加工零件(布片)。为了把这些布片严格有序地分发给车工(缝纫工)缝制成衣服,必须给属于同一件衣服的每一个布片——无论它多么小,打上同一个号码。裁片师傅把裁剪出来的一摞摞布片分别放置在案桌上。负责打号码的普工就依照给定的起始号码给每一摞布片中的每一片布都按递增顺序逐一地打上号码。这就是打号员的工作。而我就是大庆服装厂的打号员。

请不要小看我的工作。它貌似轻巧、工作原理也很简单,但是责任却十分重大。对案桌上的每一摞布片,我必须从第一层翻到最后一层,翻一层打一个号码,号码机打出的号码值也自动增加一。我不可以由于匆忙而一次误翻两层从而漏打号码,也不可以由于疏忽而打错号码。打完一摞以后,又要恢复到给定的起始号码,接着打下一摞。如果出现漏号或者错号,从事流水作业的车工就会把本来属于不同衣服上的布片缝在一起,最后由多个车工缝出来的衣服就会材料相异、五彩斑斓。这时,责任不在车工——他们都是计件工,争分夺秒地做相同布片的缝纫工作。他们的职责就是把同号的布片按正确位置缝纫在一起。在衣服做好之前,他们看不到、也不考虑衣服的全貌。只要他们没有把不同号码的布片缝在一起,打号员就应该对这种错误负完全责任。由于每摞布片按递增顺序打号,只要你在一个布片上打错了号码,它后面的所有布片上的号码也必然是错误的。那么这一批衣服就会完全乱套。

除了责任重大之外,打号工作的另一个缺点就是太脏。裁片机裁出的布片的边缘有很多纤维绒毛,每翻一层都会有纤维落下、绒毛飞起。它们粘在我衣服上,吸入我鼻腔里。八个小时下来,我浑身上下都粘满了长短不一的纤维、大小不同的绒毛。鼻孔干得冒火,里面有一层黑粉。我原来选择服装厂,而不愿意去肉店和菜店,就是因为那里脏,没想到我在服装厂做的这个工作更脏。

打号工作也实行计件工资。裁片师傅们好几天才裁剪一批衣服。打号的工作量不饱满,一个月只有十来天有号码可打。我早出晚归地上了一个月班,只领到了十七元钱工资。拿着这点钱,我差一点哭了。它都不够我付给龚娭毑啊!难道这也叫工作!

厂领导也认识到我仅仅靠打号码是无以为生的,同意我把家里的缝纫机拿到门市部去,也搞一部分缝纫工作。我本来就做过一些衣服。遇到没有做过的活,我就向二舅妈请教。门市部负责接活和搞单件裁剪的“技术权威”邓师傅也愿意教我。他首先教我做一些简单的衣服。我做得像模像样,比有的老师傅还强。邓师傅觉得我聪明,有培养前途,更加用心教我,并且逐渐把比较难做、工钱多的服装分给我做。于是,我一面在裁片车间打号,一面在门市部接活,在两个部门都有收入,每月的工资水平不亚于陵元,有时候甚至比他还挣得多。不过,他做的是动脑筋的高级劳动,我做的是卖苦力的低级劳动。我做一条短裤才挣四分钱。拚着老命干,连尿也不去撒,一个下午可以做三十条,挣一元两毛钱。

(8)大庆服装厂的编外人员

春天来了。春天给人们带来欢乐和希望。康康的衣服不是那么厚重,而且能够牵着我的手在街边慢慢走了。我接送她去龚娭毑家轻松多了。在我累得气喘吁吁,实在抱不动她的时候,她甚至主动从我怀里挣脱,滑到地上,体贴地对我说:“妈妈累累,不抱,康康走走。”

才一岁多的孩子,居然说出如此贴心的话语,我不禁感动得热泪盈眶。我弯下腰来,亲吻着我的女儿,激动地说:“妈妈不累。康康快快长大,孝顺爸爸妈妈。妈妈就不用再从早到晚地做苦工了。”

“妈妈,康康明天就长大,就孝顺爸爸妈妈。”女儿向我表示决心。

我再也控制不住。眼泪流了下来,顺着我的面庞,带着我的体温,落在女儿仰视着我的脸上。

女儿扬手擦去脸上的妈妈的泪,教训妈妈:“妈妈哭脸。哭脸不乖乖。”

我止住眼泪,弯腰把她抱起,继续往家走去:“康康说得对,妈妈不是乖孩子。康康是乖孩子。”

我已经满足了、或者说适应了每天这样在去厂和回家的途中送、接康康。但是,谁知道“好”景不长,龚娭毑的丈夫咳血。去医院一查,是开放性肺结核。听到这个消息,可把我吓坏了。康康这孩子怎么会与结核病如此“有缘份”呢!半岁的时候,陵元得结核性胸膜炎,我们采取强制隔离措施,她总算没有被传染。找个人家带她,户主居然又是开放性肺结核!一连好几个月,她每天白天和病人混在一起,没有任何隔离措施,还在他家吃午饭!我立即带康康去做胸透检查。谢天谢地,她没有被传染!

龚娭毑家不能再去了。我只好带着康康上班。一岁多的孩子,成了大庆服装厂按时上、下班的编外人员。她整天在厂里走来走去,不干活,也不拿工资。康康长得漂亮,又爱说话,大家都喜欢她。反正是拿计件工资,多干多拿、少干少拿,没有人抱怨我带康康上班。再说,带孩子上班的也不是我一个人。我和她们的区别仅仅在于,她们的孩子大一些,我的孩子小一些。她们不是天天带去,我必须天天带去。但是,我并不打算长期带她上班,我总怕她摔跤、不小心磕着碰着。我在给她找保姆。我还盼望妈妈早一点从上海回来。在最坏情况下,陵元放暑假回家也可以带她一个多月。

康康不知道妈妈在多么心焦地为她另谋出路。她在厂里玩得很快活。她喜欢拿着划粉在地上画画。她把玩抽屉的喜好变成了翻弄我装衣料的木箱。每天下午,我把她放在木箱盖子上面,叫她睡上一觉。她很快就养成了习惯,只要我用手蒙住她的眼睛,她马上就睡着,一睡就是两个钟头。我怕她翻身的时候摔下来,把背紧贴着木箱,同时脚仍然不停地在踩机子,手仍然不停地做活。

*

康康认识了门市部的所有娭毑和阿姨。只要听到声音,还没有见到人露面,她就知道是哪一个娭毑或者阿姨来了。她就用奶气未干的响亮童音高喊某某娭毑或者阿姨好。

门市部车间的总面积大约有一百平方米。康康在这里迷上了捉迷藏。她一会儿躲在案桌下、一会儿藏在某个娭毑或者阿姨的缝纫机后面,叫忙得都没有工夫抬头的我找她。寻找的过程简单而又明快,我甚至都不需要抬头、更无需起身就能找到她。一般过程是这样的。

“妈妈,寻康康啰。”康康发出了挑战。

“好的,我来寻你。”我满口答应。“你躲好没有?”我问。

“好啦。”

“你躲在哪里?”

“在这里。”

“这里是哪里?”

“刘娭毑后面。”

“好,妈妈来寻。”我并没有起身、也没有抬头,仍然在拼命地做活:“康康躲到哪里去了呢?真难寻啊!”就这样嘟嘟囔囔几分钟,然后突然故作惊喜地说:“啊,我寻到了。你躲在刘娭毑的缝纫机后面了。我看见了,出来吧!”

康康扫兴地从刘娭毑的缝纫机后面走出来。她走到我身边,撒骄地扑到我大腿上,不解地问:“妈妈,你何使寻到的呀?”

(9)我狠狠地踢了陵元六脚

妈妈还没有回来,但是陵元放暑假了。我总算不用带康康上班了。不过,说老实话,如果不怕长期带孩子上班挨厂里批评,我倒宁可继续带她上班。陵元当然也爱康康,说不定比我还爱。可是他看书成癖,一天到晚捧着一本书看,从来不懂得带孩子需要多么认真和小心。一天,轮到我在厂里值夜班。我们全家出动,在厂里过夜。我舍不得白白浪费时间,打开缝纫机接着干活。计件工资就是这一点好,多做多得。只要你舍得做、吃得消,就是通宵达旦地做也没有人管。

陵元也舍不得白白浪费时间,他捧着一本书,看得入迷。晚上厂里没有人,案桌已经收拾干净,将用作我们全家三人过夜的睡榻。我把康康放在案桌上玩,厉声对陵元说:“你好好看着她,别让她摔着。”

陵元满口答应,连忙站到案桌边来,但是眼睛却一直没有离开书。有陵元守着孩子,我满以为可以放心干活了,谁知道坐在缝纫机前才几分钟就听到了康康的哭声。我转身一看,陵元正从地下抱起她。我跑过去,气忿地问:“怎么回事?”

“摔下来了。”这就是他的回答。这就是他看孩子。案桌离地有一米高,幸亏是泥地,康康没有摔伤。不然,我非要和他拼命!

*

想想看吧,像他这样带孩子,我怎么能放心!但是,不放心也没有办法,我必须把孩子交给他。丈夫在家度假,我还带孩子上班,这说不过去。我给他留下狠话:“你要是不好好给我看着她,要是出个三长两短,我先宰了你,然后再自杀。”

“你胡说些什么呀?”陵元不同意我小题大做:“我怎么会不好好看着她。她也是我的女儿。我比你还爱她!”

把孩子交给陵元的第一天,我下班以后是跑着回家的。到家一看,平安无事。陵元躺在床上看书,康康在他身上爬来爬去。

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了:“今天怎么过的?”

“就这样呀。”陵元回答,眼睛没有离开书。他在告诉我,他躺在床上看了一天书,康康在他身上爬了一天。

“中午吃什么了?”我问。

“你不都准备好了吗?”陵元认为这不是一个问题:“我热一热,另外给她蒸了一碗鸡蛋羹。她可爱吃了。”

一切都这么好,我有些将信将疑。我追问:“孩子吃饱了吗?”

“饱饱。”康康停止了在爸爸身上的翻爬,拍着肚子抢在爸爸之先回答我。

连女儿本人都表示了满意,我放心了。在随后几天里,天天都平安无事。我彻底放心了。可是,接着就出问题了。那天,我还没有走进五号的大门,就有邻居告诉我,你家康康额头上碰了一个大包。我还刚走到楼下,就听到了康康的嚎哭。我一步两级地跑上楼梯,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陵元手里没有拿书。他破天荒地把康康抱在怀里,一面兜圈子,一面哄她:“不哭,康康。不哭,康康。”

康康看到我,斜过身子来叫我抱,哭得更凶了。我把女儿抱过来。我的天呀!女儿额头上的大包足有鸡蛋大。“怎么回事?”我压住火气问。

“和每天一样,”陵元知道自己犯了事,老老实实地招供:“我躺在床上看书,她在我身上爬。谁想到她会突然用力往前拱,额头在墙上狠狠地撞了一下!”

“你不知道孩子正在长个儿,长个的孩子会时不时地用力拉伸身体吗?”我火了,狠狠地踢了他两脚:“要是墙上有一颗钉子,她就撞死了,你懂吗!”

“我懂。”陵元没有反抗,也没有躲闪,一副认打认罚的样子:“不用有钉子,要是成年人的硬骨头,这么撞一下子,也早就撞死了。”

我是一个吃软不吃硬的人,看到他那种可怜像,我的心软了:“要不要去医院看看?”我的声音缓和下来。

“可能不需要,没有出血。说话和行动也没有异样。”陵元怯生生地回答。

好了,我决定原谅他。毕竟他也不愿意发生这件事情。毕竟他也心疼得要命。可是,就在这时,我在床头看见了一本扒掉红色塑料硬皮的《毛主席语录》。这本失去红色包皮的“红宝书”已经被啃得残破不堪、牙痕遍布、有些地方甚至被口水化出了纸浆。“这是怎么回事?”

“康康的玩物。”陵元吞吞吐吐地说。

“康康的玩物?”我尖叫起来:“你不知道她正在长牙,抓到东西就往嘴里塞吗?你看她把它啃成什么样子了!”我不是心痛红宝书,而是心痛女儿。

“她在我身上爬来爬去,高兴得哇哇直叫。”陵元又恢复了招供的口气:“我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看书,所以也拿一本书给她看!”

“你拿一本书给她看?”我气得浑身发抖:“她会看什么书?她只会送到嘴里去啃。”

“但是不会出事的。不大不小、不厚不薄,就是塞到嘴里,也吞不下去。而且,我把塑料皮也扒掉了,不会扎伤她的嘴。”陵元辩驳。这个书呆子还考虑得挺全面。

“你混蛋!”我再也无法忍受他的胡言乱语了。一气之下,我又一连踢了他四脚。他还是既没有反抗,又没有躲闪,一副认打认罚的样子。

整整一个晚上,我没有再与他说一句话。这是我对他最严励的惩罚,哪怕我自己也憋得够呛!以前我也这样惩罚过他,但是最多只能憋一个钟头不和他说话。深夜,康康平静地睡着了。她额头上的包缩小到了核桃大,也许明天就可以全部消失。我开始心疼起丈夫来。他毕竟是我最贴心的人啊!当年,我的爱情曾经误入歧途,他没有计较。我差点儿阴差阳错地成了别人的妻子,他也原谅了我。我不应该这么凶狠地对待他。我摸了摸他被踢过的地方,心疼地问:“踢痛了吧?踢伤没有?”

“我错了。”陵元没有回答我的关怀,却用力把我搂在怀里:“今后我一定好好带她!我保证:认真负责、小心谨慎。”

我们就这样紧紧地楼在一起睡着了,就像我们在新婚之夜那样。

第十七章 夫妻双双进学堂

(1)公鸡带小鸡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佳佳终于离开了虾叭佬,被招到常德纱厂当学徒工。自从一九六九年一月一个面向、老三届被一锅端到乡下,她在农村呆了几乎九年。十八岁的花季少女已经变成了二十七岁的青年妇女。和我一样,佳佳把她一生最美好的年华都断送在“广阔的天地”了。佳佳的男朋友、我的救命恩人谢恕明被招到了常德电机厂当学徒工。他的活动能力很强,很快就调进了厂保卫科,并且被评为了先进工作者。他给我们寄来了一张带着大红花的相片。王纪元表妹进了衡阳医学院,向着未来的医生迈进。至此,我们家终于再也没有困死在农村的知识青年了。实际上,全国也基本上再没有知识青年了。它表明毛泽东疯狂推行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强制移民运动最后终于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了。

爸爸的境遇也有了很大改善。他的历史反革命问题终于得到了甄别,被调到武汉市卫生局情报研究所工作。自从一九六六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他搞了十一年体力劳动,要么是在“五七干校”喂牛,要么是在武汉市七医院扫地。现在,他终于拿起了笔杆子,致力于他多年的夙愿:写一套完整的日语语法书。

一九七八年一月底,爸爸和妹妹分别由武汉和常德回家过年。妈妈也从上海回来了。全家的所有老大难问题都得到了解决,我们一家人在一起过了一个心情最为舒畅的春节。爸爸、妈妈、佳佳和我一起去湖南大学看望和姑一家。姑娭毑已经在夏天以九十高龄离开了人世。她到另一个世界去照顾她终身疼爱的孙女王定芳去了。主客分成了两伙。爸爸、妈妈与和姑、姑爹在一起闲聊,彼此回顾着这些年所经历的人世苍桑。我、佳佳与大中、纪元在一起聊得更欢。我们回顾了难忘的知青岁月。是的,我们不但是表姐妹,而且是插队伙伴。我们都一致庆幸,上山下乡那一页作为历史终于翻过去了。我们希望我们的子孙后代永远也不要再过我们那种举目无亲、背井离乡的生活。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如何把失去的时光再追回来,让逝去的青春再焕发出光彩。

快乐的时光飞逝而过。爸爸的十二天探亲假转眼就过去了。爸爸又要返回武汉了。我们大家都劝他退休。既然已经到了退休年龄,为什么不回家安度晚年,还要去外地一个人苦熬呢!但是爸爸不同意。他说,他好不容易有机会写作,一定要充分利用情报所的有利条件,把他酝酿多年的日语语法书写完。“整整一套,十一本!”他自豪地说。

从爸爸身上,我看到了“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真正含义。但是,我们总不能让爸爸就这样一人在外,孤老终身啊!我、佳佳和陵元都动员妈妈到武汉去和爸爸住在一起,好好地照料爸爸的生活。两位老人在一起颐养天年,重度蜜月。陵元劝得最卖力。他对妈妈整天吃自己的饭、干别人的事十分反感。妈妈得意地说,居委会李主任把她看着左右手。他听了心里难受。他多次向我抱怨,你妈妈怎么这么愿意当别人的手呢?为什么她没有想过自己是一个人呢?

妈妈同意了我们的建议。她自己也想去武汉和爸爸住在一起,好好照顾爸爸,弥补她在“文革”中被逼要与爸爸离婚的愧疚。但是,在此之前她要到河南省洛阳市大姐家去住一段时间。两年前,大姐又生了一个女儿,我们大家都没有见过。她要和大姐一家住一阵子,借机看看历史名城洛阳市的名胜古迹。白马寺、龙门石窟、白居易墓,这都是她向往已久的地方。

*

爸爸去武汉了。佳佳去常德了。妈妈去洛阳了。连陵元在六个工作日里都要离开我去株洲。家里又只剩下了我和康康。我又不得不带着女儿上、下班。做计件工本来就能把人累死,何况还要带一个三岁多的孩子!

陵元怕我累坏身体。在一个周末,向我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省化校有幼儿园,康康三岁了,我把她带到株洲去上幼儿园吧。”

我吃惊地看着自己的丈夫,好像刚认识他:“你?带康康?公鸡带小鸡!”

“母鸡都累得快趴下了,公鸡为什么不可以带一带小鸡。”我的书呆子丈夫说得头头是道。

“但是,世界上哪里有公鸡带小鸡的。”我不同意。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陵元居然搬出了毛主席语录。毛主席在世的时候,陵元从来不愿意引用他的语录。毛主席死了,他倒发现毛主席也说过用得着的话。

他行吗?我问自己。行!我肯定地回答。为什么不行?自从被我踢过六脚以后,他变了。他摆正了女儿和书本的关系。具体地说,他明白了,带好女儿比看书更重要。“好吧,你就送她进你们学校的幼儿园。”我作出了有生以来最大胆的回答。

(2)陵元考取了研究生

一九七七年八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一个月后,他就迫不及待地召开了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会议决定恢复自愿报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传统招生办法。停顿了十一年的高等教育终于又恢复了。一九七八年春,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了文化大革命后的首次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招生考试。同年夏天,又恢复了研究生招生工作。

省化校的同事、我的父母和陵元的妈妈,都鼓励陵元参加研究生招生考试。但是他自己却犹豫不决。他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斤两。他在吉林大学物理系只念了两年书,勉勉强强学完了基础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闹了四年革命,熬到一九七〇年才毕业。毕业以后的八年里,都在搞中等教育。在塔营子公社中学就像一个打杂的,五花八门的中学课程他都教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甚至历史、地理。什么课没有人教,他就教什么课。在县师训班倒是专教数学,那也不过是培训中学师资的初等数学。转到省化校以后,他摇身一变,又成了机械科的老师,先教机械制图,后教工程力学(理论力学和材料力学)。虽然他仍然在手不释卷地看书,但是看的都是一些闲书,主要是文艺书籍、历史书籍和政治理论书籍。整整八年,他没有碰过一本物理专业书籍,又怎么可能像变魔术一样,摇身一变考上研究生呢!

他忧虑重重。从小学起,他就一直作为成绩最好的学生而受到同学的尊敬和老师的重视。在亲戚、熟人和朋友中,他享有常胜将军的声誉。现在,如果贸然报名参加绝对没有录取希望的研究生考试,除了劳民伤财,还会招人耻笑,毁掉常胜将军的声誉。他是一个胸襟坦白的男子汉,或者说他以脸皮厚闻名,他把他的顾虑向全力劝他报考的他的母亲和我的父亲和盘托出,一点也不觉得不好意思。

我们很快就收到了两位家长的回信。爸爸在回信中说:无论是不是考取,都谈不上“劳民伤财”。准备考试的过程,就是复习提高的过程。即使没有考取,你也巩固了原有的知识,学到了新的知识。对你将来的发展会起到难以估量的作用。爸爸还说:不要担心经济上的困难,我愿意承担你赴考的路费。陵元的妈妈的回信则更有说服力。她说:你担心考不取、毁了常胜将军的声誉。我认为这种的顾虑是多余的。既然是考试,就有人录取,有人落榜。胜败乃兵家常事,真正的常胜将军是不存在的。

两位家长的来信打消了陵元的顾虑,坚定了他报考的决心。他想:人生能有几回搏?搏而不胜固然不幸,但毕竟还算一个斗士,比根本不敢一搏的懦夫要强千百倍!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怎么考了。这时,我再次发挥了我助夫的才能。在他周末在家的时候,我替他周密而又详细地分析了形势:你只学过物理系的基础课,如果考物理专业的研究生,的确很难考取。但是你可以扬长避短,发挥自己的优势,避开自己的不足。在我看来,你的不足在于你没有学任何专业课,而你的长处是你的基本功扎实。因此,你不应该去考物理专业,而应该去考对基础知识要求很高的专业。

我的分析使陵元茅塞顿开。他星期一向化校请了一天假,去长沙市教育局研究生招生办公室查阅研究生招生专业简介。他很快找到了一个十拿九稳的专业——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情报检索专业。该专业考五门课:政治、语文、初等数学、英语、第二外语。我们一起分析了备考任务。政治:只要找一本好复习提纲,在考前三天就可以背得滚瓜烂熟。语文:这些年来他看了那么多闲书,文学素养已经很高。当然,文学素养高的人未必能考好语文。还是要找几本书语文基础知识和汉语语法书看。初等数学:不需要准备。英语:真走运,他在师院附中分在英语班,从初中一年级就开始学习英语了。只需要阅读指定参考书,稍事复习,应付考试将绰绰有余。第二外语:他在复课闹革命的年头,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地跟老师学过一个多月日语,应该可以应付二外的考试。再说,爸爸也可以帮他一把。

下一个问题是康康怎么办?我主张还是由我带着上班,让他这个公鸡集中精力准备考试。对我的提议,他坚决反对。他不愿意眼睁睁地看着我这个母鸡累趴下。当然,他没有直接这么说。他的借口是:康康的户口在长沙市,他费了很大的气力,才打通关节,送进了株洲市的省化校幼儿园。才几个月又退出来,万一没有考取研究生,又回过头来再想把她送进去就不好说话了。

他还在想“万一没有考取”,我一听就火了:“你这个窝囊废!怎么老想着考不取!你要是老想着考不取,我不许你带康康了。”

“我保证考取。”在原则问题上,陵元是不愿意让步的:“但是,康康还是应该进化校的幼儿园。”

事情就这么定了。陵元这家伙还真不简单。他一边教课、一边带孩子、一边准备考试,居然如愿以偿地考取了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情报检索专业的研究生。要知道,这三件事中的任何一件都足以叫一个人忙得不亦乐乎、精疲力尽啊!中等专业学校的课我没有教过,研究生考试我也没有准备过。但是,带孩子我可深有体会。你要给她做饭、炒菜、喂饭、穿衣、脱衣、洗脸、洗脚、洗澡、换衣、洗衣、哄她睡觉、叫她起床、管她拉屎撒尿……一件也不能少、事事都不能马虎、件件都要做到位。他那么一个书呆子老公鸡,我都无法想象他怎么可能同时做这三件事,而且都做得那么好。

(3)我考取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英语专科

看来邓小平是要大力发展教育,调动一切手段来弥补中国停顿了十一年的高等教育。在全面恢复原有高等院校之外,又新成立了全国性的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让有志于深造的中青年男女在家里接受高等教育。我一直把接受高等教育视为人生的莫大荣耀和幸福。由于要照顾年幼的女儿,我放弃了正规高等学校的招生考试。现在,在家就可以读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这个机会我绝对不能放过。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开全科班和单科班。全科班入学考试考三门课。单科班分数学班、物理班、化学班、中文班、英语班等等,入学考试只考将要学习的那门课。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招生简章规定,全科班的学生必须脱产跟班学习,单科班的学生则应该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前提下仅仅在上课时间去。我当然想脱产学全科,向厂领导写了一份脱产学电大的申请报告。厂领导给我的答复是:愿意学习当然好,但是我们厂用不了那么大的学问。要学习是你自己的事。厂里不能负担你脱产学习。

厂领导的答复实际上就是拒绝了我学全科。厂里不负担我脱产学习,就意味着如果我非要学全科,就必须把工作丢掉。这是绝对不行的。我三十三岁了,高中毕业已经十四年,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份固定工作。丢了它去学电大,几年以后就算得了一个电大的毕业文凭,也不一定能找到工作。就算能找到工作,眼前读书这几年怎么活?一家三口,分居两地,就靠陵元那五十一元钱工资吗!

万般无奈,我放弃了读全科的念头,选择了英语专科。虽然我已经荒废了十四年学业,但是在入学的英语考试中我还是考了七十多分,录取英语专科班绰绰有余。事后我听说,考全科三门课的总分只要达到一百分就可以录取。那就意味着另两门课我只要能考二十多分就够了。由于厂里不支持,我失去了这个送上门来的机会。我内心的失落感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我不禁想起了我代过课的红旗内燃机厂。我不过是一个代课老师,它就答应了送我去培训。我是大庆服装厂的正式职工,自己有能力考取电大全科,却得不到厂里的支持。这是多么巨大的反差啊!一时间,我不禁对我轻率地离开红旗内燃机厂感到后悔莫及。可是,我马上纠正自己,不,我没有“轻率地离开红旗内燃机厂”。我离开它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我的女儿。如果为了保住红旗内燃机厂的工作、在挤车上下班途中挤坏或者挤掉了康康,那种后悔与今天的后悔将是无法比拟的!

听说陵元考取了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的研究生、我考取了电大英语专科班,妈妈立即从洛阳赶了回来。陵元要去北京念书,妈妈怕我无法兼顾做工、念书和带孩子三件大事,特地回来帮我带康康和料理家务。电大英语专科于一九七九年二月正式开学,每星期在解放路二轻局上两次课。在中断学习十四年后,我又返回了课堂。

在我开始我的新的学习历程之际,康康也开始了她的第一次有计划的系统学习。她已经三岁多了,妈妈觉得应该开始对她进行学龄前教育。妈妈从事过二十多年小学教育,算得上一个儿童教育家。她把带康康和教康康有机地结合了起来,在逗她玩的同时,也对她展开了识字教育和算术教育。在算术上,妈妈利用算盘和钟表教她数一至一百的数字和两位数的加减法。在语文上,妈妈通过看图识字画本和朗诵唐诗来教他识字。

康康学会的第一首诗是初唐诗人骆宾王七岁时写的《咏鹅》:“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康康一面背诵,一面把脖子伸向一侧、手掌向后划动、一只脚往外蹬,逗得我们哈哈大笑。她充满稚气的表演表明,经过妈妈的讲解,她确实懂得了这首儿歌的含义。最让我感到惊讶的是,她还努力把学到的东西派上用场。带她上街,她就不停地读路边商店的招牌,遇到不认识的字就问我。看到飞驶而过的小汽车,她就抬起头来问我:“轿车啊?”看到满地落叶,她居然触景生情,背诵起孟浩然的千古名句“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树叶并不是花,她由落叶联想到了落花,又联想到了孟浩然的名句。她丰富的联想力把我惊呆了,过了一会儿我才反应过来。我激动地抱起她,亲了左脸蛋再亲右脸蛋。要知道,她毕竟才是一个还不到四岁的小姑娘啊!

(4)我当上了技术干部

在此期间,我的工人身份发生了双重变化:在电大,我当上了学生;在工厂,我当上了干部。事情是这样的:大庆服装厂的主管部门长沙市第二轻工业局要求所有下属工厂在每个财政年度终结时都上交统计年报。在以往各年,大庆服装厂都是由会计兼管,随便报上几笔数字就敷衍过去了。今年二轻局下了死命令,如果统计年报不合格,将通报批评、发回来重做。厂里不敢往枪口上撞,决定在生产科增加一个统计员编制,把今年的统计年报做好,并且把以往各年混乱不堪的统计年报也整理归档。我的文化程度在全厂最高。进厂以后,我的工作表现也很好:任劳任怨、认真负责。无论是上面的干部还是下面的工人,都一致认为我最适合这个工作。

倒是我自己有点儿犹豫不决。统计员拿月薪,每个月的工资才三十二元五角,比我当计件工几乎少了一半。陵元在北京念研究生,开销比在株洲当教师时大多了,但是工资却一个子儿也没有加。我们家缺钱得很啊!不过,在深思熟虑之后,我觉得还是应该接下这个工作。当统计员挣的钱虽然少,但是也轻松得多。况且,大小也算是一个干部,比当车工踩缝纫机有前途。我不应该为了眼前利益而忘记长远利益。我的身体不好,陵元在三年之内只能在寒暑假回来,平时帮不上一点忙。要是我累垮了身体,钱挣得再多也是白搭。

大庆服装厂是个一个小厂,每个月的统计表只要花一个星期就能做完。厂里当然不会这样便宜我。所以还叫我在技术室兼管建立技术档案的工作。技术室设在门市部左边的一个房间里。由冯师傅负责指导我和杨竞辉做样品。做好样品以后,我负责给做好的样品建立技术档案,即按照其规格尺寸以一定的比例绘制在图纸上,并记录其用料、总工时、各道工序的工时以及所需的零配件和缝纫线,为今后进行批量生产做必要的技术准备。在决定投产以后,我们负责根据图纸剪出六个或六个以上型号尺寸的纸板,供裁片室划板。裁片室划完板后,我又按1:10的比例把纸板缩成小图绘制在图纸上存档。保管室根据我们的技术资料给车间发缝纫线、扣子、拉链等零件。各道工序的单件工资基本上也是根据我们测定的工时而给定。

经过几个月的实践,我逐渐爱上了我的新岗位。统计报表工作使我对全厂的财经状况有了系统的了解,技术档案工作使我对全厂的生产过程也有了全面的了解。全厂的金融财经情况、生产状况和人员配备都在我的视野之内,我简直成了厂里的活字典。有的时候我甚至会得意洋洋地暗想:现在我对厂里的事情可以说是无事不知、无事不晓了。就是叫我当厂长,我也干得了!

(5)我又怀孕了

妈妈一回来就又干上了她热衷的街道工作。作为居委会李主任的左右手,她为李主任处理日常工作。计划生育是街道居委会的核心工作之一。新的政策是,一对夫妻在原则上只可以生一个孩子,除非有二胎准生证才可以生第二胎。也就是说,中国又多了一种票证——生第二个孩子的许可证。显然,它将是最宝贵的票证。

那天,居委会收到南区办事处送来的三张二胎准生证。妈妈正好在场。“这个我要给美美拿一张。”她对李主任说。

只管耕耘、不计收获,这是妈妈的一贯作风。她没日没夜地在李主任麾下奔忙,从来没有提出过任何要求。现在偶而表达一次自己的愿望,李主任没有理由拒绝。她含笑点头同意了。

妈妈那天回到家里,迫不及待地把二胎准生证递到了我手中:“美美,你可要生啊!你要是把它浪费掉,就别想要第二个孩子了!”

对此,妈妈是有感而发的。一个居委会有好几百户人家,才有三张二胎准生证,其宝贵的程度只有她这样的知情人才深有体会。而且,历史事实也证明了妈妈的感触是多么英明和正确。这是政府唯一一次颁发二胎准生证。此后,一胎化就变成了基本国策,中国人就再也没有见过二胎准生证。也就是说:中国家庭在政策上就不再容许生第二个孩子了。

我没有妈妈的紧迫感,对妈妈的忠告我一笑置之。我想的是,陵元远在北京,连他的面都见不到,你叫我怎么生!?但是,命运经常会做出一些出人意料的安排。我居然见到陵元了。

十月,陵元去上海出差学习,借机首先回到了长沙。年纪越大,他就越恋家,一有机会就往家跑。娇妻爱子、儿女情长,他一点都不害羞。他的脸皮似乎随着年龄的增长越变越厚了。他说,他恨不得时时刻刻都和老婆孩子在一起。为了和我们在一起呆久一些,他动员我们和他一起去上海玩一趟。

其实,我和康康又何尝不想和他在一起。特别是上海——祖国的最大城市。我们在上海有亲戚,可是却从来没有去过!我决定带着康康和他一起去上海一游。为此,我必须到两个地方请假。一个是电大——我当学生的地方。这不成问题。我越来越看透了,所谓的电大,不过是徒有虚名,让我们没有上过大学的人过一过大学瘾。去不去上课、学好学坏,根本没有人管。另一个是大庆服装厂——我当干部的地方。这个假却非请不可。会不会批还很成问题!如果不批,我就不能去。

事情偏偏那么凑巧,厂里正好要派人去上海联系购买裁片机的刀片和缝纫机的电机零件,见我要请假去上海,厂领导就做了一个顺水人情,叫我公私兼顾地去上海跑一趟。

这是我们第一次全家出游。带着康康,我们先在杭州玩了一天,然后就去了上海,住在静姨家。在上海玩了两天,又去苏州玩了一天。江南园林之美令人心旷神怡。无论进了哪个公园,康康都跑在最前面。她特别喜欢石桌和石凳。看到石桌、石凳,她就飞跑过去,坐在上面转圈。石桌和石凳的摩擦力很大,除了是圆形的,没有一点值得坐着转圈的理由。但是,她偏偏有这个嗜好。

在这次全家出游中,康康从来也没有这么高兴过。我们也非常高兴。实际上,我们比她还高兴,因为我又怀孕了。我们没有辜负妈妈的期望。我们没有浪费那一张极其宝贵的二胎准生证。它将为我们家增添新的成员。它将给我们带来新的乐趣。它是妈妈任劳任怨地从事多年街道义务劳动所获得的最高奖赏。

第十八章 生活,有喜也有悲

(1)喜事连绵

一九八〇年春节是我有史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一个人在家过春节。虽然孤单,但是却很高兴,因为从春节开始,我们家就喜事连绵。

首先是爸爸和妈妈长达三十年的两地分居问题终于解决了。自从进了武汉市卫生局情报研究所,爸爸的生活状况大有改观。虽然仍然住在七医院宿舍,但是搬进了两间一套的房子,可以接妈妈去团圆了。这是他们老俩口第一次在武汉过春节。妈妈喜欢康康的聪明伶俐,把她也带到武汉去了,以便继续对她进行学龄前教育。我肚子里怀的孩子已经三个多月,妊娠反应搞得我疲惫不堪,妈妈带走康康,我正好可以松一口气。我带着身子仍然坚持去二轻局上了几次电大的课。由于实在太辛苦,我放弃了这种努力,改成在家里看书自学。好在师院附中的六年英语课给我打下了深厚的基础,看懂电大的英语教材并不困难。

陵元也没有回来过年。中国共产党在建政三十年以后,终于决定筹建国家专利局。对于知识产权即将在中国获得保护,西方发达国家极为高兴。美国、日本、欧洲的专利局都出资邀请中国政府派人去它们那里学习和考察。在高等教育停顿十几年以后,中国的科技人才青黄不接,连去外国专利局学习和考察的人都挑不出来,只好临时从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研究生班抽了一批研究生去完成学习和考察任务。陵元被指定为赴欧洲专利局考察组的组长,他的研究生同学丰新枚(多才多艺的作家、翻译家和画家丰子恺的小儿子)为副组长。他们一行七人,去德国慕尼黑和荷兰海牙考察学习三个月。一月八日出发,四月八日才回来,错过了回家过春节。

*

陵元从德国带回了一台十二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德国的电视制式与中国不同,他在北京请丰新枚调了一气,但是效果还是不太好。尽管如此,我们仍然看得津津有味,甚至还引来了一大帮邻居的孩子,因为这是我们邻里间的第一部电视机。

陵元还从荷兰给妈妈买回了一块女式电子表。当时,电子表是新产品,比机械表还贵。妈妈六十六岁了,当了二十三年小学校长,还是第一次戴表。妈妈在来信中郑重地向陵元致谢。她说:“其实我也并不是买不起表。但是节省惯了,从来没有想过应该有一块表。”妈妈的话使我感慨万端。妈妈节俭了一辈子,每一分钱都用在了培养和教育女儿身上。现在,她和爸爸都老了,该我们孝敬他们了。陵元对她整天在街道上瞎忙活一直很反感,他们俩的关系有时候甚至相当紧张。现在,陵元主动送一块表给她,也算表明了他的孝心。礼轻人意重,它充分说明了陵元是重孝道的。他不满的只是妈妈把街道上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看得比家里事关重大的急事还要紧。

*

第三件喜事是佳佳从常德纱厂借调到省纺织局来了。佳佳在长沙没有别的住处,就住在我家。我们姐妹终于又像儿时一样朝夕相处了。佳佳在常德纱厂工作得十分出色,既踏实又肯干,既认真又负责。特别是她写得一手好字。小到用蝇头小楷写汇报,大到用拖把往墙上写标语,她都拿得下来。省纺织局在常德纱厂蹲点的领导看中了她的才干,一纸令下,把她借调到了省纺织局。到省级机关以后,佳佳一如既往地在一切方面都保持了踏实肯干、认真负责的作风。歌咏比赛之前,她一早一晚都抓紧时间在家里练习唱歌。在赛场上,她搞完领唱又搞独唱。在知识抢答团体赛之前,她背熟了所有比赛资料。在赛场上,队友们负责抢先按铃,她负责回答所有问题……她在很多绝然不同的领域显露出了她卓越的才华,多次为省纺织局争得了荣誉。

(2)阔阔的诞生

阔阔的预产期是七月十三日。妈妈在六月份就带着康康回来了。几个月不见,康康又长高了。在她眼里,我的变化肯定更大。她走的时候,我的肚子基本上还是平的,现在却圆鼓鼓的了。邻居喜欢逗她玩,问她“妈妈肚子里的是弟弟还是妹妹。”也许她根本就不明白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但是她的回答却是始终如一的:“是妹妹。”

我当然希望能生一个男孩。有儿有女,而且女儿大儿子小,这是最理想的格局。但是,哪怕生的是女儿,我也高兴。在原则上政府已经不许生二胎了。我的二胎准生证是妈妈在居委会要来的。能生二胎就是我的福气,还管什么男女!怀孕之初就有朋友愿意带我去医院找熟人做B超,我谢绝了她的好意。我不需要事先知道我的孩子是男是女。无论男女,都是我和陵元的骨血,都一样宝贵,我都要把他(她)生下来。

那年的天气特别热,才六月,气温就经常高达三十六、七度。康康额头、手臂、前胸、后背都生了痱子,鼻尖、口周还长了疖子。她浑身痒得难受,缠着我叫我给她浑身上下摸。晚上,我必须一只手给她扇扇子,一只手给她摸痒,送她进梦乡。只要她没有睡着,我的手一停,她就哭。我怀着八个月的胎儿,还要照料五岁半的长女,几乎无法休息。七月二日的晚上特别热,康康几乎吵了一整夜,连住在楼下的徐家都上楼来抗议了。我基本上没有睡多少觉。

第二天吃过早饭以后,我的肚子开始隐隐作痛。根据生康康的经验,我知道要发作了。“阔阔,你的预产期还差十天呀!”我在心里对我的第二个孩子说:“莫非你要赶在妈妈前面过生日?”明天是七月四号,是美国的生日,也是我的生日。虽然两亿多美国人都庆祝我的生日,但是我们家却从来没有庆祝过。我们家的“寿星”最多也就是比别人多吃一个煮鸡蛋。但是,与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相比,我还是希望能在家度过我的三十五岁华诞。现在看来,今年的煮鸡蛋只能在医院的病床上吃了。

正是大热天,在月子里是不能洗头洗澡的,我抓紧时间洗了头,然后就请妈妈陪我去医院。陵元还没有放暑假,指望不上他。我们早就定好了去长沙市第一人民医院生。为什么不去省人民医院了?听人说,政府基本上已经不许再生二胎。有的医院接下二胎的婴儿就马上弄死,哪怕有二胎准生证也不一定保险。为了万无一失,我们决定去有熟人的医院。陵元有个远房舅舅在长沙市第一人民医院当职员,我们请他在妇产科关照一下,以防发生意外。

长沙市第一人民医院位于城北银盘街旁的小巷三公里,而我们住在城南南门外沙河街旁的幸福里,两“里”之间相距很远。陵元不在家,连自行车的行李架都没有得坐,只好走到南门口去坐二路公共汽车。上班的高峰时间已经过去了,车上并不挤,但是也没有空座位。

妈妈客客气气地对一个年轻小伙子说:“我的女儿马上要生孩子了,请你把座位让给她好吗?”

那个小伙子说:“要座位?去坐出租车呀!这是公共汽车。”

这就是年轻小伙子对年迈的老人请求他让座给临产的孕妇的回答!碰了一个软钉子,妈妈不愿意再请求别人。我忍着痛,蹲在地板上,手握着栏杆,既痛苦又屈辱。满车的人居然没有一个人给我们——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奶奶和一个临产的孕妇——让座。这种状况深刻地表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彻底破坏了中华民族固有的尊老爱幼、助人为乐的优秀传统。那个小伙子不仅冷漠地拒绝了以举手之劳来帮助处境艰难的同胞,而且还要昧着良心来冷嘲热讽。他不会不知道我们是因为没有钱才不坐出租车、而坐公共汽车。他无非想以玩世不恭的无赖口吻来掩饰他的行为是多么卑劣和可耻。

公共汽车走走停停,好不容易来到银盘街。下车以后,我们拐进三公里,沿三公里走几十米就到了长沙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大门口。办好住院手续,护士随便检查了一下,大大咧咧地对妈妈说:“还早着呢,你回去做午饭吧。”

妈妈被打发走了。妈妈走后不久,我就疼痛加剧、间歇时间缩短。一个多钟头以后就上了产床。有了生康康的经验,我不是那么恐慌了,也基本上知道应该怎么做。我躺在产床上,双手抱着后脑勺,拼命地用力、用力、再用力。孩子的头出来了。身子还在我体内,他(她)就大哭起来。医生和护士都大为惊讶,她们还从来没有见过刚露出头就大哭的婴儿。我听到护士们在小声交谈:“这孩子这么急躁,肯定是个男孩。”

我还没有来得及高兴,孩子就全部出来了。护士们停止了低语。我明白了,不是男孩,而是女孩。她们也许以为我会大失所望,都不愿意告诉我这个“坏”消息。她们哪里知道,我是不在乎男女的。但是我还是想确认我的判断。“是男孩,还是女孩?”我平静地问。

“女孩。”一个护士把婴儿抱过来,向我显示孩子的胯档,真是率直得可笑。另一个护士把孩子接过去,量身高、称体重。我的二女儿出生于公元一千九百八十年七月三日(我三十五岁华诞之前一日)上午十时三十分,体重六斤八两,身高五十公分。按照我和陵元在恋爱之初的约定,孩子起名为康阁,小名叫阔阔。在生她的时候,我身边没有任何亲人,是护士把我扶上担架车、推回病房的。

中午时分,妈妈带着午饭又赶到了医院。她拿着午饭直奔待产室。在待产室没有找到我,她心里有些发慌,连忙问值班护士是怎么回事儿。护士告诉她我已经生了,现在回了病房。她不禁喜出望外。妈妈也没有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她觉得生男生女远没有母子平安重要。到此为止,她有四个女儿、五个外孙女,已经两代没有男孩了。但是,对于我又给她生了一个外孙女,她一点也没有失望的表现。

妈妈已经六十六岁了。我不忍心叫她挤没有人让座的公共汽车来来去去地给我送饭。她的步伐本来就已经不稳健了。拎着饭盒,站在摇摇晃晃的汽车上,每一个急刹车或者急转弯都可能把她摔倒,撞在坚硬的椅背上。我不能为了我自己伤着妈妈。我叫妈妈不要再给我送饭了。我说:八姑娭毑家就住在碧湘街,不如把饭送到她家去,请她的儿子或者媳妇来看我的时候给我带过来就行。妈妈在一天之内跑了两趟、“站”了四部车,已经吃不消了。她犹豫片刻,不得已地同意了。

晚餐时间到了。同病房的人都有人探望。她们一面与亲友们说笑,一面吃着香气扑鼻的美味。只有我像一个被世界遗忘的孤儿。我伤心得想哭。我第一次切身体会到陵元像孤儿一样长大是多么伤心和绝望。由于午饭吃得早,又处在芬芳气味的包围中,我觉得特别饿。医院勤杂工把售饭车推进了病房。想到妈妈肯定会叫人送饭来,我舍不得花钱买晚餐,只买了一份绿豆汁充饥。等啊等,也不知道等了多久,八姑娭毑的二媳妇幼满终于在我饿晕之前给我送来了晚饭。我衷心地感谢了她,再顾不上说别的客气话,就狼吞虎咽地开吃了。我惊恐地想,老话说:月子里挨了饿,就会一辈子都吃不饱。我不会真的落下饿痨病吧?我家已经有一个永远吃不饱的人了,那就是我的丈夫陵元。我不会步他的后尘吧!

(3)在月子中我考得了英语专科的结业证书

我担心再像生康康那样要在医院住十天。医院离家这么远,非得把我妈累病、把我饿坏不可。第二天医生来查房的时候,我就迫不及待地问她,我什么时候可以出院。医生的回答使我喜出望外。她说:“你是顺产。先给你量一量体温,只要不发烧,立即出院。”我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么快就能出院。头天进医院生孩子,第二天就出院回家。进医院生孩子和回家过生日两不误,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高兴地想。不过,我完全理解医生为什么这么急着打发我走,因为病床不够。早就没有空床了。后到的产妇甚至两人合睡在一张病床上。

妈妈来看我。听说就可以出院了,她还不放心。我怕她节外生枝,催着她快走。我们在医院门口叫了一部带蓬的三轮脚踏车,三代人一起坐在里面,浩浩荡荡地回家去。回家途中经过大庆服装厂,我特意叫车夫停下来,让妈妈进厂去叫厂里的婆婆妈妈和工友姐妹们出来看看我的女儿。虽然阔阔才一周日,我就已经为她感到自豪了。而且,我与大庆服装厂也有了深厚的感情。我在这里已经工作五年了。在这五年中,我由一个一无所知的打号码的普工,变成了对全厂的财经、生产和人事都基本了解的统计员和技术干部。是这家工厂向世人证明了我是一个有用的人,哪怕是一个身材矮小的侏儒人。是在为这家工厂做工的过程中,我把康康由一岁的女婴带大成了五岁半的小姑娘。也是在为这家工厂做工的过程中,我又生出了我的第二个女儿阔阔。

我的两个孩子都是在预产期之前出生的。康康早十六天。阔阔早十天。也许是康康少吸收了六天母体的营养,所以她比妹妹出生时的体重轻一斤一两。可不要小看这一斤一两啊,刚出生的阔阔看上去比康康刚出生时胖多了。她的下巴是双重的。手腕也有两圈肉。七月是全年最热的月份,如果像捆康康那样把她的腿捆上一个月,准得把她两腿的嫩肉捆出痱子和疖子来。为了防止她长成罗圈腿,我们还是捆了她一个星期。

妈妈年事已高,又患高血压,我不忍心过分劳累她,她自己也知道她已经没有能力带嫩毛毛了。经邻居介绍,她请了长沙县乡下的刘娭毑来做保姆。刘娭毑比妈妈还老,已经七十岁了。为了到我们家来当保姆,她瞒了十岁,说她才六十岁。到家以后,她想方设法偷懒,只给阔阔洗衣服和尿布,家里的事情主要还是妈妈做。她倒落得清闲,一有空就泡一杯茶,坐下来掏出烟袋来抽烟。得意的时候,她向我们透露了她的真实年龄,还向我们吹嘘她当保姆的悠久历史。她说,她在“解放前”就在许多大户人家做过,又挣了钱、又挣了吃。她还给一户患梅毒的人家干过。

阔阔满十天的时候,陵元放暑假回来了。一看到阔阔,就向她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我的小宝贝,你乖不乖呀?你吵妈妈吗?阔阔莫名其妙地看着这个初次相逢的陌生人,一句话也没有回答。陵元又转向康康:康康,你当姐姐了。爸爸不在家,你要听话,帮妈妈带妹妹,懂吗?

康康似乎懂得这一点。自从有了阔阔,她就乖多了。她围着阔阔的摇篮转,从不同地角度打量她的小妹妹。她想抱妹妹,我们不让,怕她摔着嫩毛毛。她想摸妹妹,我们严格限制她只许摸妹妹的小手。我们告诉她,妹妹的头是绝对不能碰的,万一把妹妹头顶的天门按塌了,那就不得了。康康似懂非懂地满足了我们的一切要求。我们感到特别欣慰的是,康康从来没有嫉妒过妹妹,她和我们一样爱她的小妹妹。

陵元有时候故意逗她玩:“康康,爸爸喜欢妹妹一些。”

“不,”她很有把握地否认了陵元的说法:“一样喜欢。”

我认为这样逗孩子太残忍,从来不说这种话。不过,康康的认识的确是正确的。无论是我还是陵元,都一样喜欢她和阔阔。我觉得陵元甚至更喜欢康康,因为他曾经独自一人在省化校带过康康七、八个月。在那段时间里,他和康康建立了深厚的感情。那时候,康康有事情叫大人帮忙,首先叫的是爸爸,而不是妈妈。在那段时间里,他带着康康考取了研究生,康康和他的惊人成就结为了一体。他怎么可能不喜欢康康呢!

电大英语专科的学制是一年半。我生下孩子十几天后,举行了结业考试。虽然只在开始几个月去上过课,我还是不愿意放弃这个结业考试。我心里明白,电大英语专科的结业证书不过是一张废纸,但是我还是想拥有它,因为它起码能够证明我曾经在高等学校的门口转过一圈。不,它起码能够证明我是非常愿意接受高等教育的。我把阔阔交给妈妈,准时赶到二轻局英语专科班参加了结业考试,顺利地获得了电大英语专科的结业证书。

回顾我在电大英语专科学习和结业的经历,觉得多少有点儿像一场闹剧。我必须承认,我只上过几个月课,几乎没有学到多少东西。我在师院附中的六年英语课所学到的东西比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英语专科所学的东西要多得多。也就是凭着那六年的老本,我轻而易举地考取了电大英语专科,成为了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的学生。还是凭着那六年的老本,我又轻而易举地通过了电大英语专科的结业考试,拿到了它的结业证书。我认为,之所以发生这种闹剧,不应该由我负责,我是很想学习的;而应该由政府负责,是它荒废了我应该致力于学习的最好年华。这种闹剧不仅仅发生在我一个人身上,而且发生在我们整整一代人身上,发生于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闹剧。大而言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更大的闹剧!更大而言之,中国共产党的全部统治就是由一场接一场的闹剧组成的。

(4)陵元在我产假期间做的几件大事

阔阔满月以后,妈妈就要起程去武汉。她不忍心再让爸爸孤单度日。在临走前,妈妈郑重其事地叫我们小心刘娭毑。妈妈在忙街道工作的时候,人们告诉她,刘娭毑是一个挑拨是非的长舌妇。刘娭毑对邻居说:她在我家没有吃过一块肉。一块南瓜粑粑就算一顿饭,她连肚子都吃不饱。妈妈还告诉我们:刘娭毑对我们家的每一个人都不满意,连康康她都嫌弃,仅仅没有说过陵元的坏话。

听到这种话,我觉得很委屈。我在坐月子,没有一点特殊化,和大家吃一样的伙食。我都没有抱怨伙食差,她是我们雇来帮忙的人,反而在邻居中说三道四。她这不是反客为主吗?难道她作为一个佣人想吃得比我这个月婆子还好!

陵元听了沉默不语。虽然刘娭毑没有说过他的坏话,他也高兴不起来。晚上,他小声对我说:“这样一个说谎骗人、好吃懒做、偷懒取巧、搬弄是非的人,我们不能留。”我把嘴贴在他嘴上,不让他说下去。妈妈和我们睡同一个房间,我怕妈妈听见,去了武汉也放心不下。妈妈一片好心请了保姆照顾我,还要替我出保姆费,我不能违拂她的好意,如何处理刘娭毑,我们应该等妈妈走了以后再说。

陵元把妈妈送上火车,回到家里就开始忙着安排家里的事情,他必须在返回北京以前把一切都安排好。康康五岁半了,我们决定让她去上小学。妈妈从她三岁时就教她算术和语文,她的水平已经远远超过了别的学龄前儿童。问题是她的年龄离法定入学年龄还差一岁半,不通过一定关系没有小学会收她。我们托妈妈的一个亲戚去南区的重点小学碧湘街小学说情。她还真有面子,碧湘街小学都没有叫康康露面,就在一天清晨送来了入学通知书。我们还没有起床,康康在大门外与邻居的孩子一起玩耍。通知书直接送到了她手里。她兴高采烈地拿着通知书走到我们床前告诉我们:“我要读书了。”

碧湘街小学不是离家最近的学校,需要横越书院路才可以到达。书院路是通往火车南站的交通要道,汽车、卡车、板车、自行车川流不息。康康年级那么小,真叫人放心不下。开学头几天,陵元送她上学、接她回家。老师并不欢迎这种做法,因为它严重影响和扰乱了教学秩序。老师在对离校前的孩子讲话,家长站在旁边等着,谁还有心听老师说的是什么?老师对陵元委婉地表达了这层意思,陵元不好意思再去了。其实,就是让我们去,我们也去不了几天。陵元很快就要回北京了。我的产假一满,也要回工厂上班。

康康很喜欢读书、荣誉感很强。老师鼓励学生努力学习、积极要求进步,对他们说,谁表现好就让谁当班长。康康自豪地告诉我们,她要争取当班长。让陵元特别感动的是她对爸爸的维护。陵元去学校接她的时候被她的同学看见了。孩子们对陵元已经谢顶的脑袋印象深刻。有个调皮的男生向她挑衅:“原来你爸爸是一个大秃头啊!”康康反舌相讥:“比你爸爸强多了。你爸爸秃得更加厉害。”其实她并没有见过他的爸爸,说不定他的爸爸满头乌发哩!

*

刘娭毑是绝对不能留了,在她还没有做足一个月的时候,我们就给了她一个月工资,请她哪里来的回到哪里去。她以为她的地位已经很牢固了,所以才把她瞒年龄、侍候过梅毒病人、既挣钱又挣吃这些话都说了出来。现在她对自己偷懒取巧、拈轻怕重的做法一定后悔了。看到她脸上露出失望神色,我和陵元都于心不忍,另外又给她加了两元钱做回去的路费。她长沙乡下的老家离城里不远,两元钱足可以买回程的汽车票了。

把刘娭毑打发走容易,找人带阔阔难。我们考虑再三,认为住在六号的桂娭毑是一个合适的人选。桂娭毑是一个小脚老太太,就住在隔壁,整天无所事事,把孩子交给她,让她每个月都增加一笔固定收入,她没有理由拒绝。不过,桂娭毑也有她的缺点。她一辈子没有生过孩子,没有带孩子的经验。但是,除了她,我们实在想不出别的门路。只好不得已而求其次。

陵元安排好这几件有关“家”计民生的大事。他的暑假也就结束了。他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我和他心爱的女儿,回到北京去完成他研究生最后一年的学业。我开始了一个人带两个孩子的生活。五十六天产假很快就结束了。我又回到工厂去上班。日子变得更加忙碌和辛苦。

(5)一个侏儒人和两个小女孩

阔阔一出生就以种种迹象表明了老天爷成心把她安排成了一个既省事而又孝顺的孩子。她头天出生;我第二天就出院。出生才一天就知道让妈妈回家去过生日,天底下哪有这么懂事的孩子?在她出生前夕,尽管还没有进入盛夏时节,天气就已经热得要命了;在她出世以后,正值盛夏,天气却反常地凉快了一些。要不然,在长沙的酷热中坐月子、带嫩毛毛,母女双方都会苦不堪言。

在成长过程中,阔阔也的确比较省事。她很乖,基本上不哭不闹,比康康小时候好带得多。我每天早上上班经过六号的时候,就把她放在桂娭毑家。下午下班路过六号的时候又把她接回家。由于奔波劳碌,奶水没有当年奶康康的时候那么多。每天上午和下午都要请桂娭毑加喂一次牛奶。幸亏物资供应比六年前有所改善,奶粉已经不限量供应了。另外阔阔也不像康康那么挑剔、非吃母乳不可。阔阔什么都吃,而且肚子一饿就自己吵着要吃,所以我的奶水不够没有造成重大问题。

但是,奶粉终究不如母乳那么营养,而且缺乏母体带来的抵抗力。最要命的是桂娭毑太不会带孩子。六号门前就是幸福里十几户人家的公用水龙头,那里人来人往、四通八达,正处在风口上。桂娭毑把阔阔的摇篮放在那里,让阔阔观赏过往行人和在公用水龙头旁挑水洗衣的居民。阔阔看得眼花缭乱,顾不上吵闹,她带起来很省力。但问题是,这么小的孩子,整天在风口里吹,三天两头就感冒发烧。

孩子病了,保姆是不管的。我得抱着她去医院。离家最近的医院是长沙市第三人民医院。从幸福里沿小巷走到劳动广场,沿劳动路走一小段,再上一个陡坡就到了。但是对于我这样一个心脏有问题的人,这段路可不是那么好走。我空手上坡都会心跳加快、呼吸急促,抱着孩子更是气喘吁吁、心脏几乎会从嗓子眼里跳出来。每次我去三医院,都叫康康跟着我,帮我一把。在我实在抱不动的时候,我就叫康康接过去。康康才六岁,个子比包阔阔的小包袱高不了多少。她抱着妹妹,只能站在原地,不能迈步。我一喘过气来,就接过包袱继续爬坡。到了医院,我把阔阔放在长凳上,康康在一旁看着,防止妹妹滚下来,我才能腾出身去挂号、取药、办各种手续。阔阔顺利地长大成人,也有康康一份功劳。

自从有了阔阔,康康就懂事多了。她每天一放学,就立刻回家,从来不在外面乱跑。回到家里就立即做作业。如果我还没有回来,她就把作业本贴在门板或者墙面上,站着写作业。每次看到这种景象,我都被女儿的勤奋好学和刻苦认真感动得热泪盈眶。一天,她在横过书院路的时候被一辆飞驶而来的自行车撞倒了。虽然没有受伤,可是被吓了个半死。回到家里,她含着眼泪仍旧把作业本贴在墙面上站着写作业。我下班回家,刚走进巷子口就有邻居告诉我,你家康康被自行车撞了。听到这话,我脑袋里嗡的一声,头好像胀大了好几倍。我撒腿就往家跑,路过六号都忘了顺便接阔阔回家。我跑进五号的大门,三步并着两步跑上楼,看到康康正趴在墙边写作业。“康康,”我带着哭腔喊。听到我的喊叫,康康扔下本子和铅笔,扑进我怀里就呜呜地痛哭起来。看到我心爱的女儿受到这么大的委屈,我也哭了,哭得比她还伤心。

每天做完作业以后,康康就立刻帮我带阔阔,让我腾出手来做饭、洗衣、打扫卫生。经济条件还是很窘迫。工资基本上只够买“进口货”,全部吃进了肚子,根本没有余钱买衣服。我不愿意孩子穿得太不像样被人笑话,所以还要把我和陵元的旧衣服或者厂里分的边角余料给她们改衣或者做衣。有的时候,遇到好看的布料,我也买新布给她们做衣服。在服装厂的技术室工作几年了,我的剪裁和缝纫水平都大有提高。

在做好一份工作之外,我还要一个人带两个孩子,照料她们的吃住、带她们去医院,替她们做衣服。这简直是一个奇迹。如果康康不是变成了一个懂事的“大”孩子,只靠我一个人的力量,这是完全不可能的。

(6)康康武汉历险记

一九八一年冬天,陵元放寒假回家了。我们一家四口得以短暂的团圆。佳佳决定去武汉和爸爸妈妈一起过春节。爸爸妈妈想念康康,叫佳佳把康康也带到武汉去。我们当然要满足父母的这个愿望,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一路平安地到了武昌火车站。佳佳带着康康出站,走着走着,康康就不见了。这还了得?佳佳慌了,一面喊叫着康康的名字、一面四处寻找。找了半天也找不到。她只好一个人去武汉市七医院宿舍找爸爸妈妈商量对策。事情已经这样,爸爸妈妈也一筹莫展,急得团团转。

刚六岁出头的康康转眼就看不到她的佳姨了,她的惊慌和恐惧绝对不在三个大人之下。她东奔西走地哭着喊佳姨,引起了一个好心的老年妇女的注意。她把康康领到了最近的警察亭。值班警察问康康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去看什么人。康康临危不乱、对答如流。她说:“我和佳姨从长沙来,到武汉市七医院去看外公和外婆。外公叫康人苏,外婆叫易敬怀。”警察立即给七医院打电话,叫七医院的人通知爸爸去警察亭接人。与佳姨分手两个多钟头以后,康康终于又和她见面了,同时见到的还有外公和外婆。一场虚惊就这么结束了。如果康康当时乱了章法,无法向警察提供清晰而又完整的信息,那么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鉴于问题的严重性,他们当时没有写信告诉我们这一事件。我是在佳佳把康康又送回我身边时才听说的。那时陵元已经返回北京了。陵元有多么爱康康在我们家是众所周知的。为了防止他的过度反应,我们一直没有告诉他这件事。他在多年以后才从康康口中听到了这个惊险的故事。

那年,大姐和大姐夫带着他们的两个女儿,也到武汉来与爸爸妈妈一起过年。大姐夫以他的卓越科研成果赢得了河南省科技成果特等奖,得到了一万元奖金。我们家的任何人都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多钱。北京大学和郑州大学同时想调到他去任教。北京大学许诺他一个人先去,然后再想办法把他的妻子和女儿迁入首都,而郑州大学却答应立即把他的全家迁到郑州去,并且让大姐在郑州大学数学系任教。大姐夫心里明白,如果他自己先去北京大学,要把妻子和女儿再搞进北京谈何容易!他已经过腻了两地生活,好不容易才全家团圆,他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再回到那种日子去。他毅然决然地选择了郑州大学。他宽慰自己:北京大学虽好,但是成果卓著的大学者比比皆是,我去那里等于是去大庙做一个小和尚。在郑州大学我的科研成果出类拔萃,足以让我当小庙里的大和尚。我宁可到小庙去做大和尚,也不去大庙当小和尚。庙大庙小不是关键,关键在于和尚本人的修行和造化。

大姐夫终于离开了公社中学,进入了河南省的最高学府。他这个小庙里的大和尚干得很出色,后来当上了郑州大学校长、河南省政协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大姐和大姐夫对康康的聪明才智印象深刻,但是他们不同意陵元急于求成,拼命压她多学快学。他们认为孩子应该自然发展,不可以强压硬灌。为此,大姐夫特意给陵元写了一封信,阐述他的育儿观点,但是只字未提康康丢失的事情。

对大姐夫的才华,我和陵元都由衷敬佩。他不仅本人出类拔萃,对两个女儿也教育得法。她们先后都获得了博士学位,并从事过博士后研究。在待产室被我救过一命的豆豆尤其不得了。她的论文在国际权威杂志上发表,年纪轻轻就当上了教授,后来又成了系主任,最后当上了郑州粮食大学的校长。郑州一共才有几所大学啊?我大姐一家四口人就有两个人当了它的两所大学的校长。

我们对于康康被丢的事情一无所知,在长沙带着阔阔,看着我们那台十二英寸黑白电视机,平静祥和地度过了春节。我的奶水不足,阔阔吃不饱,过一阵就要吃一点儿,母女俩都很辛苦。陵元建议我趁着他在家的时候给阔阔断奶。康康是九个月的时候断奶的。阔阔才七个月就断奶了。但是阔阔早就开始搭配奶粉喂养,所以断奶显得很正常,就像水到渠成一样顺利。

(7)陵元的毕业壮游

一九八一年五月,省纺织局认识到,佳佳不但是一个认真负责的干部,而且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他们不愿意再无限期地继续向常德纱厂借调她,干脆下了一道调令,把她正式调到了省纺织局。佳佳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参加了函授学习。她学得很好。她把学到的理论知识运用于她的工作实践,写出了高水平的研究论文,被湖南财贸学院学报以首篇发表,成了湖南省纺织局轰动一时的新闻。

我们大庆服装厂也有新的发展。东塘的新厂房完工了。新厂房是一栋四层的楼房。一楼是成品仓库和食堂。二楼和三楼是缝纫车间,使用清一色的电动缝纫机。四楼被隔成两个大房间和八个小房间。两个大房间分别用作原材料仓库和裁片室。八个小房间分别是厂办公室、财会室、医务室、供销科、技术室、工会……我身兼统计员和技术档案员,在技术室上班。除了与接受顾客单件加工有关的工人仍旧在大庆路门市部上班之外,所有其他人员,即行政管理人员、技术室干部和裁片车间的工人都搬到了新厂房去上班。

东塘的新厂房虽好,我的日子却更加难过了。第一、大庆路门市部离我家很近,我可以步行上下班。现在必须坐公共汽车往返。每天在路上要花一个多钟头。第二、在大庆路门市部的时候,我可以在食堂把饭蒸好拎回家,回家以后只需要炒好菜就可以开饭。现在必须回家煮饭。老式煤灶,饭要十几分才能煮熟,搞得我们往往要很晚才能开饭。第三、在大庆路门市部的时候,我中午都回家吃饭,以便去六号看看阔阔,现在不可能了。我每天早晨七点半以前就要出发,下午六点以后才能到家。在这么长的时间里,只能听任桂娭毑把阔阔放在风口里吹,我实在是放心不下。

*

七月底,陵元搞完了毕业论文答辩,不等工作分配,连派遣费也没有拿就跑回来了。我心里想,一个男子汉这么恋家,不会有什么出息!但是,对他这么爱老婆孩子,我还是很高兴的。他回来是接我们母女三人到北京去玩的。他说,他在中国科学技术情报所的宿舍还可以住,现在去北京玩不要花旅馆费。

我在厂里请了假,又给康康在碧湘街小学请了假。八月初,我们一家四口就上路了。火车里又挤又热,我们熬了一天一夜才到达北京。我们在北京住了几天,游览了天安门广场、颐和园、北海、故宫、香山。然后离开北京,去了中央领导人每年必去的避暑胜地北戴河。北戴河海滨的街边到处都有煮海蟹的大锅,在路边就可以买到煮熟的新鲜海蟹一饱口福。餐厅不愿意游客们自带海蟹去用餐,门上和窗上都贴着大字告示:严禁在餐厅里吃蟹。由北戴河我们又去了山海关,天下第一关的雄姿在我心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只顾游玩,误了饭时,阔阔饿得哇哇直哭。我们赶紧进了一家饺子店,看到陵元排队买吃的,阔阔居然就不哭了。这个机灵鬼显然知道很快就有东西吃了,用不着再哭。饺子店出售油炸小螃蟹,只要一元钱一斤,香脆可口,连蟹壳都可以嚼碎吞进肚子,真是物美价廉。晚上,我们在山海关的一家小旅店投宿。服务员看到我们带着两个小女孩住店,反复交待小孩不许尿床。我们当然也不希望她们尿床。但是,阔阔在夜里还是在床上尿了一泡留作纪念。作为父母,我和陵元很不好意思,第二天一早就离开了旅店,上车往北,直奔辽宁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这是陵元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个工作地点。

师训班请陵元给全县的中学英语老师讲十天英语课。所得的讲课费用足以支付我们全家这次出游的费用。在阜新的东北大炕上,阔阔第一次站立起来,开始摇摇晃晃地走路。阔阔比康康胆子大,刚站起来走路就不扶墙。只要看到她在炕上站起来,我就紧张地坐在旁边保护她,唯恐她一脚失踏、摔到炕下去。

讲完课以后,阜新县教育局和师训班给我们举行了隆重宴会。县教育局的所有领导和师训班的全体老师都出席了。席间,教育局孙局长借着敬酒来到我身边,半开玩笑半指责地对我说:“你欺骗了我。”我的脸顿时红得就像北戴河煮熟的海蟹。我知道他说的是什么。当年,为了把陵元调回湖南,我给阜新县师训班写信谎报病情,促使县教育局最后做出决定,放走了陵元。一到阜新县,我夸大病情的真相就大白于天下了。别人都碍着面子没有直说。没想到局长大人借着酒劲把它捅了出来。听到这种指责,我怎能不难为情!

接着,我们随县师训班的李老师去鞍山市游览当地著名的风景区千山。我在夜里受了凉,拉肚子。想到以后再没有机会来,还是坚持着去了。抱着阔阔不好爬山,把她放在李老师的妈妈那里,请她老人家带了一整天。在一个陌生的地方由一个陌生人带着,阔阔既没有吵也没有哭,真是听话。李老师的哥哥姐姐都在鞍山,听说李老师带客人来了,都赶来看我们。他哥哥让出自家的好房间给我们住,他姐姐甚至拿出十元钱给孩子买糖吃。我们当然既没有住他哥哥的好房子,也没有收他姐姐的钱。但是他们的热情好客却使我们深受感动。

游完鞍山,我们就调头南下,先去郑州看大姐一家。大姐夫安排陵元去少林寺一日游。我和两个孩子旅途劳顿,留在家里休息,和大姐一家聊述手足之情。接着继续南下武汉去看爸爸妈妈。车刚进武昌站,就看到爸爸站在站台上等我们。天气很热,我们老的老、小的小,挤公共汽车很不方便。一出车站,爸爸就叫了一辆出租车。这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坐小汽车。想当年我大着肚子去医院生康康和阔阔都没舍得叫出租车。

回到七医院宿舍爸爸家里,爸爸立即把陵元引进里间,把他写的日语语法书稿和满满登登的卡片箱给陵元看。他向陵元介绍了他写作十一本日语语法书的计划,很有信心地说,他计划在五年内完成他的整套著作。他们翁婿俩谈得正起劲,妈妈在外屋喊开饭了,有话可以边吃边聊。我们走到外屋,只见妈妈准备了一桌丰盛的菜肴,康康和阔阔正在吃外婆放在她们碗里的蛋饺。

妈妈已经有一年没有看到康康和阔阔了。她高兴地夸奖:“美美,你的两个孩子长得真好。辛苦你了。”

我高兴得合不拢嘴,真诚地回答:“他们长得好,也有你老人家的功劳啊!”

“我没有做什么。”妈妈和我说客气话:“我离开阔阔的时候,她才满月。一转眼,她就会走了。你看多快!”

“是啊,”爸爸伤感地说:“我们离死也不远了……”

“别胡说,”妈妈不许爸爸说丧气话:“我们还要活下去,看着女儿女婿们一个个成材、看着外孙女们一个个长大成人。”

“对,”陵元站了起来,举起酒杯。他在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工作过四年,在那里学会了喝酒,有机会就想抿几杯:“请允许我借花献佛,祝两老健康长寿!”

我们都站了起来,连阔阔都被我扶了起来,每人都举起了自己的果汁杯,互相碰杯,异口同声地说:“祝两老健康长寿!”

*

在对爸爸妈妈的良好祝愿中,陵元结束了他的毕业壮游。我们六个人,小自康康阔阔,老至爸爸妈妈,都对生活充满了美好的向往。

(8)武汉来了长途电话

长沙铁道学院电子工程系决定把陵元搞来当老师,虽然在调动手续上还要费一些周折,但是陵元成为长沙铁道学院的教师只是时间问题。我们终于结束了漫长的两地生活。一九六四年,我去江永下乡、他去长春上大学。在随后的八年里,我们只见过几次面。一九七三年,我们终于喜结良缘。在随后的八年里,陵元先后在阜新县塔营子公社中学、阜新县师训班、株洲市省化校教书和在北京念研究生,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也很有限。十六年,人生又有几个十六年!我们从相恋到结婚,基本上都生活在地球的不同地点。现在,终于熬过去了。我们今后可以生活在一起,永远也不分离。这种幸福和喜悦是没有经历过两地生活的人无法理解的。我们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无尽的希望。

*

一九八一年九月七号星期天,佳佳的顶头上司、省纺织局的柳处长突然领着他不满十岁的儿子光临我家。他是来找佳佳的。佳佳还没有结婚,经常住在我家,但是那天碰巧住在她的男朋友谢恕明家了。我们热情地请他坐,给他泡茶,他客气地谢绝,说他只是顺便来看看,马上就走。虽然嘴里说马上就走,他却站在门口不走,好像有什么话难于启齿。他的儿子不停地催他去买魔方。他呆不下去了,必须说出他要说的话,好满足儿子的愿望,带儿子去买这种时兴玩具。

“局里的值班员接到武汉来的电话,”他一字一顿地说,说到这里又停了下来,观察我的反应。我没有反应,因为武汉来的电话会说些什么,我心里没有数。“是武汉市七医院来的。”柳处长又停下来。见我仍然没有反应,他终于下定决心,把压在肚子里的话一口气吐了出来:“你和文恩的父亲在昨天半夜仙逝了。”

“什么?”就像五雷轰顶,我的脑袋突然炸开了。我不相信,我认为我听错了。就在一个星期前,我们全家刚在武汉和爸爸度过了愉快而难忘的两天。爸爸是那样红光满面、谈笑风生,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和信心。才过去一个星期,他怎么可能就离开了我们。我站立不住,摇晃了几下,眼看要跌倒。陵元抢上一步,把我扶直。

“谢谢你来告诉我,”我还没有忘记应有的礼貌。我抬头看着身边的丈夫:“我该怎么办?”

“马上去武汉啊!”陵元说:“赶快告诉佳佳,我们一起去武汉。”

我们家四人,连同佳佳和恕明当天下午就去武汉了。恕明和佳佳还没有结婚,但他是一个热心人。又十分尊敬老人,未婚妻的父亲去世了,他认为自己有义务去奔丧。

*

妈妈一见到我们就哭起来。从她的哭诉中我们了解了爸爸去世的经过。我们离开武汉以后,情报所邀请部分职工去参观葛洲坝水利工程,爸爸也在被邀之列。一路上,爸爸广受礼遇,使他深受感动。他觉得党和组织十分信任和重视他。他决心好好为党工作,充分发挥余热,把当十年勤杂工浪费掉的时间弥补回来。参观回来遇到周末,爸爸本来应该好好休息,可是情报所有一篇译稿星期一就要,另外《长江日报》也约他写一篇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的大块头文章。爸爸顾不上休息,立即开始工作。他首先搞完了翻译,接着又写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的文章。在写作过程中,往事涌入他的头脑。他回忆起辛亥革命推翻满清王朝的历史功绩;回忆起中国人民长达十四年的艰苦抗战;回忆起自己当年在广州从宋美龄手中接过褒奖状的盛况;回忆起自己与国民政府元老张群等人的密切交往,他奋笔疾书、激动万分,一直写到后半夜,总算写完了。九月初的武汉,哪怕是午夜也热得像蒸笼。爸爸头脑发热、燥热难耐,用冷水冲凉,洗头洗澡以后才上床睡觉。躺下以后他就说头昏。妈妈以为是写文章用脑过度的反应,没有十分介意。隔壁就住着医生,她不愿意深夜打扰人家,自己起床翻阅《家庭卫生手册》,查找要不要给爸爸吃药。接着,爸爸就鼾声大作。妈妈感到不正常,连忙去请医生。医生来了,院长闻讯也赶来了。但是爸爸已经双侧大脑大出血,无法抢救了。医生说:出事的内在原因是爸爸过于兴奋,导火线是冷水冲头。过度兴奋已经导致了血压升高,冷水冲头更加使血压急剧上升……

*

第二天,大姐一家从河南郑州赶来。接着,二姐一家也从湖北房县赶来。我们一家人几乎从来没有聚齐过。现在聚齐了,爸爸却不在了。大家聚集一堂的目的就是为了“欢”送爸爸的离去。这是多么深刻的讽刺、多么凄楚的离别、多么痛苦的聚会啊!

情报所为爸爸举行了追悼会。爸爸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武汉市红十字会、武汉市一医院、武汉市七医院、武汉市卫生局情报所都送来了花圈。爸爸曾经教授过日语的武汉钢铁公司、湖北科技情报所等单位也送来了花圈。许多亲朋、好友、同事、学生也以个人名义送了花圈。灵堂前面和四周都摆满了花圈。一医院和七医院的一些得到过他经济上资助的贫困家庭也有人来参加追悼会。在情报所的主祭人致悼词之后,大家列队与遗体告别。爸爸躺在银白色的铁棺中,面容还是那么安详,好像随时都会重新坐起来,再次敦促我学好英语。我嚎啕大哭起来,陵元赶紧扶着我,害怕我摔倒。

爸爸被火化了。爸爸才六十六岁,年富力强,身体健康,只有轻度高血压。转眼之间他就化为了灰烬。想到这里,我们姐妹四人围着妈妈、抱成一团,失声痛哭起来。下一代的五个外孙女也伤心地哭了。男儿有泪不轻弹,三个女婿和恕明没有哭,但是他们也低垂着头,拼命压抑着内心的悲痛。

(9)献给爸爸的悼词

爸爸是一个和蔼可亲、心地善良、爱恋家庭的人。也是一个勤奋好学、聪明过人、才华横溢的人。可惜他生不逢时。爱家却基本上孤独的度过了后半生,很少有机会享受天伦之乐。有才却基本上没有得到多少施展的机会,与扫把和耕牛为伍了整整十年。我们简直都无法理解,他仅仅到日本留学过两年,怎么就有能力当日语班的教师!怎么就有可能写成套的日语语法书!日本有一亿多人口,他们从小就用日语读说听写,但是也只有极少数人有这种能力啊!

自从五十年代初实行户口制度以来,爸爸就一直没有自己的户口,而是这个或那个单位的集体户口中的一员。在法律上,他简直相当于当了三十来年的孤身老汉。直到去年他才分到一套两间的住房,妈妈才能来武汉和他团圆。直到一个月前,他才终于把户口从集体户口中转出来,建立了自己的单人户口。“解放”三十二年了,他只和妻子团圆过一个整年,有自己的户口才一个整月。但是,他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为什么会过这种日子,是谁让他过上了这种日子。他心里想的还是为国家多做贡献。他对我们说得最多的话就是:“你们要好好学习、好好工作,不然对不起国家。”他从来没有考虑过,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国家是多么对不起他!在临终的晚上,他还在为党和国家奋力工作。应该说,正是在临终之夜为党和国家的奋力工作,导致了他在年富力强、身强体壮的时候突然去世。

《长江日报》不知道爸爸的死讯。爸爸火化以后,《长江日报》才派工作人员到家里来拿他的约稿。看到恸哭的妈妈、悲伤的女儿、沉痛的女婿以及高悬的遗像,《长江日报》的人才突然意识到他正在向死者的家属索取遗稿。我不禁要想,他是否在面子上觉得难堪?他是否在内心里有所愧疚?我不是说从他个人的角度,而是说从《长江日报》的角度、从党、国家和政府的角度。

爸爸对我养育之恩是我终身也无法报答的。一九七二年,我在下乡八年之后,带着浑身病痛回到了长沙。如果没有爸爸源源不断的经济支援,我不可能四处求医问药,在短时间里恢复健康。在我获得电大英语专科的结业证书以后,爸爸欣喜万分,来信询问我能不能再接再厉,进一步深造。我辜负了爸爸的期盼,我对不起你,亲爱的爸爸。

爸爸对陵元也做出了很大的帮助。他的极力鼓励是陵元下定决心报考研究生的主要动力之一。在陵元获得复试资格以后,他不但提供了去北京的往返路费,而且争分夺秒地为他准备日语口试的常用会话。在陵元如愿考取研究生以后,他又为陵元做了一套呢子衣服,让他体面地踏上新的征程。陵元理解爸爸的苦心。他知道,爸爸的帮助不仅仅有物质意义,更重要的是它的精神意义。

现在,我们再也不能获得爸爸的帮助,再也无法聆听爸爸的教诲了,再也无法孝敬他老人家了。我们只能在内心深处喊出我们的由衷祝愿:爸爸,你走好!

《自由写作》第37期【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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