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从德:记忆的战争(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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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从德

“六四”后的逃亡

值此“六四”20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我在这里简述我们“六四”后逃亡的经历、我在海外流亡的情况、及与《六四日记》相关的逐步探寻和认识八九学运真相的过程。逃亡经历有的地方至今还得模糊处理。

我和柴玲6月7日晚到达武汉大学。从离开北大到北京火车站的经历,这里不能细讲,因为涉及到一些人。路上,我骑车带着柴玲,一边骑一边睡,结果栽倒。穿过长安街时很惊险,军队控制着路面,民众要穿越需冒很大的危险。火车票是随机买的。我当时的安全策略是:切断一切亲友的联络,沿途不留任何痕迹,随机上到任何交通工具,再随机下车随机换乘,这样,就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要去哪里,当局自然无从猜出我们在哪儿。结果正好买了两张去广州的票。火车开到武汉长江大桥前,因学生卧路,就走不动了。车上,我们认识了一位台湾商人,他似乎黑白两道都通,愿意帮我们,并约11日中午在广州白云山宾馆见。火车在长江大桥前堵了很久,我担心出问题,便与柴玲下车,换公共汽车去了武汉大学。

到武大时,那里的学生还在悼念“六四”死难者。听他们说,头天晚上的追悼会规模极大,从北京返回的博士生蔡崇国讲述了“六四”凌晨他亲眼目睹的六部口坦克碾压学生的惨景。我们在那里也看见了官方电视上的曲解画面,满是民众烧军车杀解放军的镜头。另一方面,我们沿途收听美国之音和BBC,死亡数字越来越高,三千、五千、七千。我很怀疑这些数字,觉得有必要对外讲明真相以正视听,就暂时放弃沿途不留痕迹的安全原则,约了武汉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李海涛为我们准备录音设备,让柴玲做了一个40分钟的录音。我请李海涛翻录30盘磁带,到街上散发,以保证传到海外。两天后,蔡崇国游水到香港,将磁带交给电视台播出。[1]

做完录音我们就走了,坐船到九江上岸,又随机乘坐公共汽车去南昌。很多年后才得知,从武汉到九江的船上,有几个便衣一直跟着我们。这消息是从公安局内部传出的,时间地点全部对得上,很难有假。那几个便衣上岸时就去打电话,请示是否抓捕,结果我们已经不见了。也许是偶然,我们命大;也许他们根本就同情学运,故意网开一面。在南昌市中心的八一广场,我们看见民众还在悼念“六四”死难者。我们跑了很多地方,好不容易才买到一台短波收音机,当时国内民众为了收听海外电台暸解“六四”真相,短波收音机几乎脱销。

之后又是随机的选乘火车,经湖南株洲辗转到达广东某市。在那里有一段奇遇,遇到后来救助我们的一群义人。详细情况还是不能披露,但大致情况现在可以说一说。

在国内躲藏十个月

遇到那群义人的机缘说来很奇妙。我们去那个地方是因为坐错了车,而他们本来也不会在那里待那么久,就这样萍水相逢遇到一群修炼人。得知是北京逃出的学生,他们赶紧把我们藏到家里。过了几天通缉令下来,21个学生的照片出现在全国的电视上,他们才知道我们具体是谁。这一藏,就是十个月。

当时我们的价值理念截然不同。炼功的人思想很传统,而学运则是西化、反传统的。他们帮我们,只是觉得政府不该杀学生,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图。虽然观念不同,还是冒险相救,纳粹时期德国基督徒救犹太人的情形,大概与此类似。帮忙最多的我们叫他大哥,后来我们的钱用光了,大哥把他准备结婚的钱全拿出来。这些都令我十分感动,但我观念发生彻底变化,却源于一次闯关中的奇遇。

起初我没想闯关出国,只想留在国内静观其变。观来观去,却是谁谁被捕、谁谁逃到海外继续民运的消息。藏在一个小空间久了很是无聊,听美国之音说秦城监狱里7个同学关在一起,还让我很是羡慕:一来不再担惊受怕,二来大家一起正好切磋。当然他们遭的罪远没这么罗曼蒂克,这都是穷极无聊时的想入非非。

于是我跟大哥商量闯关。起初他不同意,觉得风险太大。好说歹说同意了,就有个条件——我必须一起求观音菩萨保佑,并念“唵嘛呢叭咪吽”六字大明咒。因为我是当事人,当事人不求,光他们求是没有用的。六字大明咒也叫六字真言或观音心咒,据说消灾除障的神力极强。我跟他们念了一周,直到学会金刚念,也就是念在喉咙里而不出声,后来整个闯关行动中都保持金刚念的状态。这一周他们还用来布气场,并带我做上香、念咒等一套仪式。考虑到大家的安危,我不仅不能拒绝,还很诚心地参与这些祈祷仪式。

然后我们就去闯边境。大哥和我顺着田埂走,快到尽头时,突然从树后跳出两个士兵,用当地话问我们干什么的。大哥很镇定,上去跟他们聊天,问他们怎么会在这里。士兵说是专门“抓小道”的,很多北京来的学生就从这里跑出去。奇怪的是,我就在面前,只要问我一句我就暴露无遗,可他们始终就没理我,只查大哥的证件,最后让我们过去了。大哥很警觉,此前已探过几次,这条路都没士兵,怎么今天冒出两个来?他决定撤销整个行动。

在往回走的途中,经过一片农田。正不知该走哪条路,见一农家妇女在耙地,另一块田里还有一些人。大哥上前跟她聊天装作土地调查,这位妇女开口就问是不是北京来的学生啊,又指着小路尽头大马路上的一个小棚子说,你看那边有辆吉普车,当兵的在抓北京来的学生。我们一看,20多米远处果然有辆吉普车在小棚子后面冒了个头,于是赶紧从另一条小路走了。

走了老远上到大马路,找到招呼站,准备坐公共汽车回去。大哥担心我们一起目标太大,就让我先走,并说前面过桥没有边防军岗哨,过桥后到哪儿下车汇合。结果车在桥前被边防军拦住,上来一个个的查证件。我紧张到极点,假装掏兜,还好我上车时选了窗边坐不太显眼的地方,他们没查我就查后边的去了。他们查完后边走回来时,我的心已经提到嗓子眼了,盘算着是装聋还是作哑。然而奇迹再一次发生,他们没问我就直接下车了。

此前此后还有一些奇异的遭遇,包括此前半夜在黑黢黢的山脊梁上遇到走黑道的神秘人物,吓得我们躲在山梁上半个小时不敢动,这里不细说了。总之,我没在预定地点下车与大哥他们汇合,而是独自去了边境小镇。试了一下午也没成功,偷偷接触几个入境的华人都不敢帮我。最后遇到两个进大陆送圣经的荷兰传道人,他们商量后同意回去帮我传递信息,找人来营救。我等了几个小时,这时天色已晚,才不得不离开。几年后我又见到其中年轻的荷兰传道人,他叫Otto,女儿刚出生,正好在6月4日,他告诉我当时消息确实传到了,但来营救的人却没找到我。乘车离开小镇还有一次盘查,这次比较松,军警探个头瞅瞅,就挥手放行了。

这是我们在国内逃亡时唯一的一次外援,可惜没有成功。几经周折回到大哥家,他们惊讶到说不出话。他们以为我已经被捕了,赶紧将柴玲转移走,从此我们就一直分处两地。中间只有一次机会去看柴玲,她在我“被捕”后差点去自首,顾及大哥等人的安危才打消这个念头。后来她又曾去军队医院割双眼皮,因为通缉令上说她是单眼皮。

走出无神论的樊篱

大哥后来对我说,那个农家妇女就是观音菩萨化身。我没大哥那种确定,但几次化险为夷的经历,却让我不得不认真面对。如果说这一切都是偶然,可在不到2个小时内,连续3次逃脱魔掌,碰巧的概率也太小了。科学讲眼见为实,摆在眼前的这些现象让我不能盲目否认。此前我被灌输了很多无神论的观念,从没认真想过天地、宇宙、人生是怎么回事,这时我开始认真思考这些问题。这之前他们劝我炼功我都没心情,这次我决定试一试。

每天早上5点起床,跟阿婆(大哥的母亲)炼功。先上一柱香,再打坐。听阿婆讲,她练功时能从天目看到师父,是位中年妇女。这让我想起绝食时,一个中年妇女跑来广播站说:“我带来20几个弟子,有办法让你们绝食不会饿死”,我问怎么配合,她说“你广播一声,学生们心里接受就行”。我跟阿婆描述那妇女的样子,她说就是她。后来大哥带回一本有几个气功师照片的书,阿婆指着一个说,就是她。我一看,正是到广场的那位女气功师。她“六四”后也被捕了,当局用了别的理由抓她。

炼功后,慢慢就有了很多体验,包括一些比较神秘的体验,这里不多说。后来我在原始森林里面还呆过三个月,周围没人烟,走好远才有一座庙。那段时间是练功最好的时期,到后来都不想离开中国了,成天研究起子午流注。但后期帮助我们的人太多,大部分是在气功团体中慢慢发展的外围成员,一个环节出纰漏,百十号人都得遭殃。所以最后有机会出去时,我还是决定走。

离开前一晚,大哥对我们说:“出去后多读书,少碰政治。不要宣传我们,练功讲行善积德,不求功名。你可能尘缘难了,有朝一日你回来,还需要躲藏的话,你还可以来我这里。”那晚,我向观音菩萨发了一个大愿,出去后要竭尽所能求取真知,然后回向有情众生。临行前,大哥还找人用《周易》卜卦,结果是“大过”卦象,利有攸往、亨,意即能通过,其彖曰大者过也,大过之时大矣哉,但一块大木浮在水中,还是有风险。在行前的晚餐上,大哥将我们交给阿洪。阿洪是后期发展的功友,他有办法将我们偷渡到香港。本来最后逃出来的管道只要几个小时,结果我们花了108个小时。

在国内逃亡过程中,我一直没有同家人联络。很多年后才得知,刘光冒险去了我家,告诉我父母我们还活着。这个动作确实很危险,当时我的所有亲友都受到密切监视,不仅我的父母兄妹,我在宜宾的所有亲戚、我的中小学同学也都在监视网中,有的家附近干脆住了警察24小时等候我们自投罗网。刘光在一年后又与北京学生串联纪念“六四”,结果和彭嵘等人一起被捕,他被关在武汉的监狱。

总之,我们的逃亡策略是成功的。比较一下就知道:联席会议王军涛、陈子明、王丹等社经所圈的人在“六四”前两周就在准备逃亡,结果不是走投无路就是被自己人出卖,除了张伦几乎无一漏网。广场指挥部事先则完全没有出逃计划,却反而大多数都到了海外:李禄、辛苦、白梦最早,柴玲、我和张伯笠则晚很多。就连受伤在医院的张健也逃脱了,只是留在国内12年,直到2001年才到法国。

初到海外的大困惑

我们在香港停留的时间很短,这段经历在拙文“阿洪﹕地地道道的”六四“无名英雄”中有较详细的描述。该文收在拙著《天安门之争》中,六四档案(64memo.com)网站上也有,在此不赘。

1990年4月,柴玲和我到达巴黎。“六四”屠杀十个月后我们居然还能逃脱,当时成为全球轰动一时的新闻。民主中国阵线(民阵)专门为我们在巴黎新凯旋门举办了记者招待会,美国国务院也发表声明欢迎我们去美国。法国最先接待我们,因此我们还是申请了法国的政治庇护。到巴黎后,我读报刊杂志,发现外界对八九学运的暸解极为表面,几乎就是外行看的热闹,于是萌生记录历史的念头。随后几个月我更意识到,这场运动虽在海外得到某种程度的延续,但因过分媒体化,已从民众的运动蜕变为明星的运动。这时我也感受到柴玲与李禄的变化,我们出来不久,李禄赶来法国看我们,我就说今后我们各自走的路会很不同,后来竟是不幸而言中。我固执于运动自发的本色,拒绝扮演明星,而柴玲因被推举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对我说是“穿上红舞鞋,只能在舞台上旋转不止”。为此我们分歧很大,此后我们就渐行渐远,终于在年底签订并公布了我们的离婚协议。我一直认为,守不住本色,名与利就是最大的毒品,比海洛因还容易让人执着,但将终受其害。

“六四”一周年前夕,我们来到美国。纽约肯尼迪机场阴霾的天空,预示着前面道路的崎岖。柴玲忙于周旋在上层路线,国会、白宫、媒体专访,继续旋转不止;我则跑到留学生的群体中去,或去找因“六四”而流亡的同学。在夏天和秋天,我两次在旧金山找到常劲,同他核对“六四”史实。与此同时,我参与了全美学自联二大,主张其非政治化,并与肖强、傅新元组建人权委员会,后来又参与了全球学联的活动。在华盛顿的时候,由全美学自联安排,我在美国国会作证,要求美国对中国进行有条件的制裁,条件就是尊重人权、释放“六四”良心犯。国会听证会上与我对立的是一个女留学生龚小夏,她为美国商界背书,要求无条件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不附加任何人权条件(十年后民运中的王军涛、王丹、陈一谘等人也持同样立场,美国政府最终在这一问题上放弃了人权原则)。然后我随学自联的时和平去了黑堡附近的几所大学,与那里的留学生聚会。在波士顿与留学生交流,当中认识一位四川老乡,MIT计算器系的高材生,世界级名师带的博士生,很快就要毕业,家庭事业极其美满,却偷偷对我说想自杀,觉得机械化的人生了无生趣。

他的话对我有冲击,加深了我当时对科学和现代人生价值的疑惑。这时在一些朋友的协助下,我已重获波士顿大学的博士奖学金,但我很快放弃,回到法国。不久又因列席民阵二大来到美国,就转学到旧金山硅谷中一所计算器学院学计算机硕士,计算器学院院长陈树柏教授找到台湾的一家计算机公司为我提供半工半读的奖学金【见插图FCDBook0005.JPG】,但最终还是放弃回到法国,这件事我一直感到很惭愧,1993年还专程去过他家向他道歉。

90年秋在旧金山是我人生最冲突的时期,生命在四个方面撕裂,构成了迄今为止最大的一次蜕变。我决定远离明星民运、放弃多年的美国留学梦、回法国弃理从文修习宗教学、并与柴玲离婚。从此,我脱离了现实社会的一切固有轨道,既非在中国原有的留学—工作—成家立业的轨道,也非流亡海外跟随潮流从事民运的轨道。追寻真知坚守真实,为此而脱轨、放下乃至出家的心态,是我此后人生轨迹的基调。

回巴黎修习宗教学

苏格拉底说,人生贵在省思(The 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生命固着在无神论或进步主义、科学主义之上是悲苦的。这种悲苦不在物质层面而在精神和心灵的层次上,这我很早就有体验。在北大那几年,别人都钦羡你,只有你自己才能品味其中的缺失。缺失的不是物质的前途与希望,而是内心的自在。这大概就是所谓的生存焦虑(Angoisse existantielle)。初到海外,我有缘接触到各界一些成功人士,他们许多显然并不自在,心灵被俗世缠绕,束缚得很紧。高处不胜寒,越高越虚幻,因为知道很多外界不暸解的真相,世事常显得虚假,在虚假中你还得伪装,同台演出世俗的大戏。我常想,佛教说“境由心造”,大概我那时的感受其实正是自己心境的反映吧。

到巴黎后不久,因一奇妙的机缘,遇到我的导师。那是在著名的巴黎政治学院(Sciences Po),他和苏晓康一起演讲,题目是中国的社会。苏晓康自然还是《河殇》那套思路,我的导师则把“社”与“会”拆开讲:“社”是土地神坛,“会”则是因神坛而起的各种集会(如香会、茶会、掸尘会),“社”与“会”就是中国民间的基本组织方式,由庙宇分香等制度将中国传统的民间社会连接起来。这令我耳目一新,就站起来讲了几句在国内民间社会的际遇,并见证在党文化下我们对中国传统民间社会的无知。导师听了很高兴,邀请我去他家。从此我跟了他十几年,直到我博士毕业。我的导师是荷兰人,却在台湾做了道士,又在巴黎教了三十年书带了几十个博士,欧洲的道教研究就是他领衔主持,在世界道教研究领域他也是泰斗。他的中文名字很有意思,叫施舟人,颇有佛道渡人的意涵,也与原名Schipper的意思暗合。施先生的人生经历非常传奇,父母都是基督教牧师,他自己甚至三次受洗,但二次大战严重动摇了欧洲的精神世界,他去巴黎卢浮宫本来是学艺术史,受到中国艺术的吸引开始研究道教,然后去台南认一道士为义父,得以修习正一道(天师道)科仪。1968年,他受张天师册封的符箓成为正式的道士。后来为了女儿的教育,又回到巴黎教书并研究道教。

我遇到施先生时,他刚接掌法兰西学院中文图书馆。这是欧洲最大的中文图书馆,我曾将自己关在里面通宵达旦地读书。后来施先生做了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和莱顿大学汉学院院长,我跟着他在巴黎与莱顿两地跑了两年,研究明代的国家礼仪。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我去拜见余英时教授,余先生指导我从秦蕙田的《五礼通考》开始研究。然后我到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待了半年,研究迄今幸存的国家大礼——祭孔仪式,实地考察了台湾11个县市几乎全部孔庙,并在史语所黄进兴研究员主编的《大陆》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分析“台湾祭孔典礼”的论文。其实我的导师很希望我去台南,跟随他的师兄陈荣盛道长做道士,我悟性不够,始终没听从,但每次经过台南都去看望陈道长。导师希望我做两个博士论文,在巴黎用法文研究教与中医,在莱顿用英文研究儒教礼仪。在莱顿大学的论文搁浅,原因竟与“六四”和李鹏有关。那时我的开题报告(相当于硕士论文)已被评为全院第一,拿到奖学金本不成问题,但在校级学术委员会上,一个台湾来的梁姓教授竟提出,李鹏正要访问荷兰,若给我奖学金,莱顿大学与中国的学术交流恐怕会受影响。此事让我明白,就连西方学术界也是那么害怕中共,国内知识分子的犬儒病就很能同情了。

我最后的博士论文题目是《黄帝内经·素问运气七篇研究》,2003年7月3日在巴黎索尔邦(Sorbonne)通过答辩。五运六气是中医理论的宇宙论基础框架之一,而七篇大论乃其奠基之作,于唐代中叶插入《黄帝内经?素问》,后一度成为显学。其成文年代在学术界长期辩难不休,我的论文在查考过往研究的基础上,解开了这个千年谜团。我引入音韵与避讳两个新的分析方法,得出结论:七篇大论应成篇于南北朝后期,约公元五世纪下半叶至六世纪上半叶之间。该论文还对七篇中的运气学说作了仔细分析,显示其为阴阳五行系统的发展与革新,两个迭合的系统奠定了中医的理论框架并共同指导此后的医学实践。论文还将《素问》运气七篇完整地翻译成法文并作了相应的注释。我的论文共有550页。

通过对中医经典和其背后中国哲学的宇宙观的研究,我明白了为什么中国文化一直不重视创世神话。直到汉代,创世神话在中国百家典籍中阙如。勉强可以算得上的盘古神话,三国时期才出现在阴阳家的书中,很难说不是受西域的影响。中国不重视创世神话,是因为中国特殊的宇宙论。中国人对时空及宇宙起源,有一套特殊的看法,简单来说就是循环观。对比一下就很清楚,犹太教与希腊哲学奠定的基督教,及由此形成的近现代科学,都将时间看作一条直线,因而有创造、末日、进步等概念。直线需要起点,创造就是起点——在宗教是神创,神的话语(logos,约翰福音说的“太初有道”)创造世界,在科学则是宇宙大爆炸学说,而大爆炸的零点科学家无解,或只能归于创造神;直线需要终点,末日就是终点——末日审判、世界毁灭等等;起点与终点间则是进步,因此进步主义在西方很流行,接着在全球也很流行。中国则不然。中国的时空观是循环,而非直线。生老病死、春夏秋冬、朝代盛衰……万事万物莫不在循环之中。老子甚至说“有无相生”,有生于无,无也生于有,可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循环观导致中国文化不太需要创造神,因为根本没有起点和终点。这在先秦古籍中尤其如此,譬如根本没有“始终”这个词,一概倒过来用“终始”来表述(如“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用“终始”来表述,就因是循环,终始相连,周而复始:一个朝代结束了,新的朝代开始;冬去春来,哪儿是始,哪里是终?循环观导致不太需要创造神,缺乏创世神话则又加强了循环观。这和创世论与时间直线观互为加强是一个道理。

追寻真知探索宗教

1990年秋,我在旧金山遇到基督教。一个叫“爱华会”的基督教群体,他们主要是来自香港和上海,有位上海来的姊妹在文革中拿一张纸画上键盘坚持练习钢琴,另一位香港来的弟兄通过祷告找到工作并追求到太太,他们诚心相信在困苦中得到了上帝的眷顾。当时我住在一位罗医生家,每周都有几次查经班。几周下来,他们已称我主内弟兄。他们非常善良,从生活到灵命给我许多帮助。我最终没有受洗,因为他们每做见证,总说如何烧了佛像,拆了祖先牌位,将儒释道全当偶像崇拜来贬斥。我刚得到国内义人救助,无法相信他们因信奉儒释道而难以进天堂。如果上帝将印度、中国这样的巨大文明体置于不顾数千年,因没听到福音就难以上天堂,上帝岂不成了种族主义者?

回法国后我开始学习法文,同学中一半是穆斯林,精神面貌比欧洲同学要好很多,我就向他们请教宗教问题。开始我们用英文,然后到清真寺,里面也有很多法国人,就逐步用法文讨论。我的灵命需求犹如真空开了一个孔,没日没夜拼命吸收,三个月下来就会说法语了。那些穆斯林很认同各民族文化都有可取之处,他们常借用先知穆罕默德的话:“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我发觉伊斯兰教义很纯凈,上帝(阿拉)的概念非常抽象,行为规范则贴近日常生活。穆斯林很自豪《可兰经》直接来自于上帝的降示,并称之与科学吻合而不相悖,如“用水创造一切生物”。伊斯兰文明曾在科技方面领先世界,尤其是天文、航海和数学。譬如现代教科书都说哥伦布15世纪末发现新大陆,但不知道他所接受的地球为球形的观念则是来自于伊斯兰世界。后来我在《元史·天文志》中发现,穆斯林至迟在13世纪就应已完成了全球航海,并有现代意义上的地球仪,知道地球水陆比例为7:3,且有经纬度的概念(“至元四年(1267年),扎马鲁丁造西域仪象:……以木为圆球,七分为水,三分为土地。画作小方井,以计幅圆之广袤、道里之远近。”)这比哥伦布早了两百多年,但似乎很少人注意到。

我很深地进入了伊斯兰的精神世界。对此我不仅没有中国文化的包袱,反而庆幸没包袱而容易接受另一个文明体系。我开始学习阿拉伯文,学会念《可兰经》的一些章节,尤其第一章“发提哈”,那是每日默诵19遍的祷告文。为了去巴基斯坦学习伊斯兰教,我参加了在法国为期40天的“达瓦”,也就是到各地清真寺巡回见习。在一个清真寺里,两个白衣少年含着泪对我说,昨晚梦见会有一个中国人要来这里。他们才十岁多,目光那么天真无邪,不可能是在编故事。这种奇妙事情还很多,这里不多说。不过,我并没做完“达瓦”。走到一半时,一个意外让我从伊斯兰教中出来。

那是92年秋天,熊焱从秦城监狱出来后到了美国,立即打电话给我。我很想同他分享伊斯兰的心灵世界,谈了几句就明白,那离他实在太遥远。那时万万想不到熊焱后来会成为基督教牧师,否则还会同他更深地探讨。这件事让我极度焦虑,我发现自己走得太远,以至与以前的同伴都难沟通。接下来两周我的嘴唇与喉咙肿得不成样子,以至于难以下咽。一天晚上,在巴黎北郊最大的清真寺,我做了最后一次伊斯兰的祷告,向上帝诉说我要出离伊斯兰的因由,并求祂“引我上正路,而不是迷误者的路”(这是“发提哈”中的一句),如果错了,就请显示迹象阻止我,否则就让我顺利地走前面的路。结果,我就很顺利地出来了。

接下来的故事还很长,这里不多讲。总之,之后我又经历了源于锡克教(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调和信仰)的一种混合信仰、佛教、道教,最后回到儒教。1994年初我还差点出家,结果发现庙里也不清凈。这时读了所有能找到的钱穆关于儒家的书,蓦然发现孔子的智慧,他对宗教深邃的洞察,也明白了中国精神的本源所在。

孔子的智慧,在对宗教的深刻体察,并将价值中心落回到现实人生。孔子“入太庙,每事问”,对祭祀礼仪暸如指掌;“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面对驱除疫鬼的宗教仪式则毕恭毕敬。但“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正如庄子所言“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将死后才能明暸的鬼神天堂地狱之事搁置起来,而将注意力集中在现实人生。以前读孔子,总以为他不过也是人,不像耶稣自称是神那样有信服力;经历了这些宗教之后,才发现孔子的智慧实在超群,免去了我们无限探求形上问题的困扰。所谓中国精神,就是“当下即永恒”,用孔子的话说就是“道不远人”,“当下”(here and now)就能找到价值的中心。“不知生焉知死”“不能事人焉能事鬼”,如果每一当下都郑重其事地做好,死后若有天堂岂能得不到永生?于是,永恒就在现世中寻求,所谓“立功立言立德”三不朽,所谓子孙繁衍香火不绝,祭祖以配天,慎终追远环环入扣以回溯到天、道、上帝,以“参天地之化育”,终至“天人合一”的境界。这样,中国人的生命价值就可以在经史中寻求,而经史所载的都是现世人生的行迹,而非虚无缥缈的来世。

这个价值中心能解决各种宗教偏于一端的偏执,相互矛盾的极端倾向在“中庸之道”中得到圆融的解决。我考察的各个宗教,其中修行很高的人(如伊斯兰教中的苏菲、天主教的隐修士)最后都将日常人生当作最好的修炼课题。佛教进入中土,也渐渐向中土价值倾斜,极度讲求出家的佛教也变成追求平常心、平常道的大乘佛教,尤其是禅宗的盛行。另一方面,中土信仰也受佛教影响,道教从在家火居的天师道变为出家修行的全真道,儒家从讲求内圣外王文治武功的汉儒,演变为静思文弱的宋明理学。宋明以降,三教合一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最难消化的印度佛教也在中土生根开花,展现出人文化成之奇妙景观。这些说来话长,篇幅限制,在此打住。

总之,价值与永恒的问题得到解答,我的心病也就很快愈合。说来很奇妙,“六四”后好几年,每每做噩梦,除了血腥杀戮,常常梦回北大,或在火车上,或在校园内,或回老家,总有军警追捕,最后都在紧张中惊醒。自从94年读了钱穆的书,了悟孔子之道,这样的噩梦就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

巴黎会议与《回顾与反思》

1990年秋,从旧金山返回巴黎后,我内心极度疲惫。四方面的“离婚”令我身心憔悴,整日昏沉。有一天我去找我的导师。作为心理疗法,施先生要我写下自己的经历,不是为了出版,完全是留给自己。他看得很清楚,只有真相和对真相的坚守与探寻能将我从困惑中解脱出来。于是我花了几个月时间,写下了35万字的《八九学运备忘录》。那种昏沉状态从一动笔就开始消失了,到写完时已无影无踪,我的生命有了新的意义——真相,坚守与探寻真相——无论生命的真知,还是历史的真相。

写备忘的过程中,我发现对许多人和事的暸解并不透彻,于是又花了几个月时间组织巴黎会议。为此我参加了巴黎“中国民主之家”,并当选中方主席。这是一些法国社会名流与中国留学生合办的组织,这些社会名流主要是当时密特朗总统的几位密友,包括法国人权部长、文化部长和巴士底歌剧院长,著名的圣罗兰公司还提供了一间离参议院不远的店面做为办公室。我花了两个月时间筹款,天天打电话,并联系“六四”流亡学生与学者。最终得到美国一些“六四”基金会和法国人权部的捐款,共计80,868.99法郎和7,500美元(合约2万4千美元),于是请来自世界各地的17位流亡学生到巴黎,于1991年7月17-24日花了一周时间共同回顾与核对史实。

那次会议是学运组织各方面人物到得最全的一次,指挥部、对话团、北高联和北大筹委会几乎都到齐了,还有几位参与了外省高联的活动。会议没事先预定议程,而是首先讨论回忆大纲和引言顺序,及各阶段的主持人。每个阶段由几位主要当事人做引言,然后大家补充和质疑。虽然用了一周时间,却还是很难回顾和核对所有细节。会议全程录音,并决定以后誊写出记录稿后发言人对内容只减不加,以保证文本都经集体核对。

会后,我用剩下的经费请人誊写录音全文,由何平与刘学伟完成。然后去德国,请两个留学生组织(八九学社与莱茵笔会)参与编辑,由石川和李勤完成。编完后将初稿寄送与会者删订,清样也给我看过。最后删节的部分并不多,删节是因为顾虑到在国内甚至狱中的人的安全。两年后,终于出版了巴黎会议的全文记录——《回顾与反思》。当时的经费极为有限,只印了300本。

《天安门》背后的戴晴

《回顾与反思》出版后,我以为可以放下了,因此关注点全在宗教上,参与了许多宗教团体,最后回到学院研究宗教学。但1995年4月底,柴玲的一个电话打破了我平静的新生活。

原来,海外最大的中、英文报纸突然长篇累牍地讨伐柴玲,并“揭露”八九学运组织“有阴谋挑起中共屠杀”。《联合报系》的薛晓光和《纽约时报》的Patrick Tyler根据当时尚未上映的纪录片《天安门》,指柴玲“期待流血、自己逃生”,并说这就是那个“阴谋”的证据。那时我还不知道,就在1995年4月,戴晴已在她的新书中宣布:“柴玲在[1989年]5月28日向一位美国记者的哭诉即将披露于世”。[2]

戴晴宣布的内容,与两个记者“揭露”的内容完全一致:

“(柴玲说)”我没有办法告诉他们,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流血……我想,也只有广场血流成河的时候,全中国人民才能真正擦亮眼睛。“当她被问到自己会不会在广场坚持时,她说”不会“,”因为我跟大家不一样。我是上了黑名单的人。被这样的政府残害,不甘心。我要求生。“她随即要求记者:”这个话先不要披露,好吗?“”

戴晴是在1995年4月的一段补注中宣布上述内容的。那个补注的正文说,“阴险的见习政客们正用牺牲别人的生命来为自己钻谋”,那是她从1992年陆续发表的一系列回忆文章的一个中心思想。她对柴玲恨之入骨,四处宣称要“审判柴玲”。

柴玲的电话让我大吃一惊。我知道,如果我不出面澄清,外界很难明白当时的复杂性,而极易相信戴晴和《天安门》妖魔化的剪辑。此后我写了十几篇文章,从各个角度进行澄清与分析,后多收入拙著《天安门之争》。在那些文章中,我介绍了我所暸解的柴玲那段录像的一些背景(如“空校”与南下发动联省自治的计划),证明柴玲没有在录像中说出的她要离开广场去做的事,其实比留在广场更危险,而其实她并没有走,而是一直坚持到“六四”。我又比对录像全文与那剪辑出来的两段话,发现它们不仅在录像中相隔40分钟,而且根本是对两个记者讲的!我还发现,《天安门》甚至将别人说的话也掐头去尾,变成柴玲自己的话。

对柴玲录像,民运阵营内分歧很大。郑义、白梦和张伯笠都在广场广播站工作过,这时奋起维护学运和柴玲。但令我非常惊讶的是,外界称为“民运理论家”的胡平,竟然对八九民运的暸解有极大偏差,他和哈佛毕业的龚小夏、丁学良等人,对柴玲进行口诛笔伐式的道德批判,而不顾史实。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其实都是戴晴的朋友,戴晴的书就是由丁学良写的序。这年六四前后,我去了一趟美国东岸,在纽约《北京之春》“民运群英会”上,大家辩论得很激烈。李禄和张伯笠告诉我,王军涛在背后使劲要整跨李禄和柴玲。王军涛那时刚出国不久也在波士顿,据说经常和卡玛、龚小夏等人聚会,可能还有戴晴;他们的矛头本来主要指向李禄,有一次请白梦去,要他收集李禄的黑材料,白梦最终没干。此事后来王炳章也提到过。这些人对李禄刚出的自传性纪录片《移山》很不愤,后来人权观察创始人伯恩斯坦写信将李禄保下来,卡玛才没在《天安门》中提及李禄,后来她将那封信的事放到她的网站上。

那次旅行我在纽约和波士顿都见到王军涛。那时我刚得到陈小雅《八九民运史》书稿,里面“三线计划”一说给我很深的印象,即陈子明、王军涛等人利用王丹、包遵信、严家祺等在第一、第二线对抗中共,自己却在三线准备与李鹏进行政治交易。我在纽约“群英会”上提到此事,王军涛自然有一套解说。随后我去波士顿,与吴文津馆长商谈整理哈佛燕京图书馆的六四数据,王军涛在那里等我,继续解释“三线计划”。下午柴玲开车送我去机场,车上还有王军涛和杨建利。王军涛对柴玲说:你知道为什么大家要整你和李禄?因为你们占尽风头,挡了大家的路。当时令我大吃一惊,杨建利多年以后还记得柴玲当时气得没法开车,半路换他才开到机场。

《天安门》上映后,我才明暸其中戴晴的作用。整部纪录片可以说是为戴晴设计的。那么多对学运有重大影响的知识分子不采访,影片中没有严家祺、包遵信、郑义,也没有陈明远、方励之、徐良英,当然更不会有沈泽宜,却由戴晴扮演知识分子的代言人。该片画龙点睛的一句话就是戴晴说的:“毫无理性的学生和毫无理性的政府”,意思是“六四”悲剧就是这种对抗的结果。“毫无理性的政府”早在89年就暴露无遗,95年《天安门》要揭示的,自然是“毫无理性的学生”。为此他们找到了柴玲在“六四”前一周的录像讲话。

卡玛隐匿了文革暴力

柴玲的录像讲话自然是一个好靶子,90年我在海外读到时也很皱眉头。但《天安门》没好好用,犯了许多纪录片不该犯的忌讳,将制片人特出的用心暴露无遗。白梦很快就有反弹:“自从两年前戴晴女士打着‘持不同政见’者的旗号,喊出要‘审判柴玲’的呼声以来,海内外不断有人呼应。直到一个曾经象特殊贵族一样在中国长大,并与中共高层有深厚渊源的美国人Carma Hinton,集合一些面目不清的人,并断章取义地选取数据拼凑成一部叫《天安门》的影片,终于使这种声音变成了合唱。”

当时我以为言重了,还在《天安门之争》中说“不相信什么”亲共背景“”。我虽然也在《天安门》中受访——那是在1990年7月的波士顿卡玛家里——但我见到的卡玛,与文革造反派头目完全联系不起来,她自然也不会对我说起她在中国的光辉历史。不仅卡玛,就是戴晴,那时我也不知道她在中共军队情报部门的经历,更不知道她们还是中共红色贵族学校101中学的同学。白梦称卡玛为美国人,其实还是搞错了,绝大多数《天安门》观众也都误会了,其实卡玛并不是什么地地道道的美国人,而是文革中当红的造反派头目,而且一家子都是中共的红人。卡玛曾受到周恩来、张春桥等中共领导人多次接见,在《人民日报》上至少8次刊登了接见她及一家人的报导与照片。[3] 从最近由卡玛表弟阳和平(宋庆龄为他起的中国名字)在网上披露的记录看,1971年11月14日夜间,周恩来与这家子通宵达旦谈了6个小时,周与卡玛热络得很,说“卡玛你比我强。我犯过路线错误,你没犯过路线错误”。卡玛问起林彪事件,周恩来竟说“卡玛你知道的比我知道得多。你知道的守你的纪律,我知道的守我的纪律。”周恩来还说“卡玛你在中国住整整21年,经过了中国的革命,到山西去证明了这个真理。”[4]

卡玛到山西去证明了什么“真理”呢?据阳和平透露,就是造反、抄家:

“卡玛比我大三岁。我小时崇拜她,敬佩她。文革初期,十四岁的我还和她一起到山西的阳泉煤矿串联。她那时是我的启蒙人。我们那帮学生们在矿里‘煽风点火’,帮着矿工中的造反派反抗矿领导,和保皇派工人辩论。我们也干了一些过激的事,如一起闯入一位矿领导的家,搜寻他为了整造反派工人而搞的‘黑材料’。”[5]

直到今天,这一家子还念念不忘他们在文革中的风光,阳和平还四处演讲,向青年学生颂扬文革。卡玛则继《天安门》之后,又拍了一部文革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为打人杀人的红卫兵造反派遮遮掩掩,同时还办了个同名的网站。就是这个网站,令王容芬忍无可忍,她在文革刚开始就直指毛泽东是纳粹,并宣布退团,为此差点送了命。王容芬写了篇文章,揭露这个“歌颂毛泽东、展览暴力的文革网站”,文中指卡玛是一个“铁杆毛分子”:[6]

“(文革初期)陈葆昆老师被打死的时候,卡玛是101中学高一学生,参加了造反,外国专家局有她造反的足迹,外语学院有被她欺侮诬陷直至入狱的欧裔教师和家属。那时她叫卡玛丽达,60岁以上的北京人,很少不知道这个名字的,它比宋要武、彭小蒙们响亮,仅次于蒯大富、王大宾们。卡玛丽达是外籍人员子女造反派的头头,人民日报上有她的照片。”

我从王容芬这篇文章开始暸解到卡玛隐匿的文革经历,她在文革中还有许多骄人的事迹,这里不多引述。总之,暸解了卡玛刻意淡化的这些文革暴力的背景,我才明白,《天安门》纪录片其实是一些经历过文革的极左派,对八九年无论是他们看来偏右的学生,还是当权的右派邓小平一起算的帐。难怪卡玛为显示其“中立”,四处标榜《天安门》不仅受现今中共当局禁止,也受到天安门学生的批判。一位美国检察官哈里斯(Benjamin Harris)看了卡玛的影片后,开始奋力追踪打人杀人的红卫兵造反派,他这样评论道:“卡玛继承了韩丁家族的家风,即拿虚拟作品当纪实作品写”。《八九点钟的太阳》如此,《天安门》也是如此。

记忆的战争

影片《天安门》并不是记忆战争的结束,而只是其开始。“六四”后,这是第一场大战,《天安门》成功地误导了无数的年轻人,包括最近遭到罢免的香港大学学生会长陈一谔,他很委屈地说他的“六四”知识来自于这部影片。他说看了《天安门》许多遍,因此就有那些同情中共镇压的情绪,而对八九学运也才有那么多背离史实的偏见。他是有毒“真相”的一个受害者。

实际上,“六四”屠杀的硝烟还未消散,这场记忆战争已开始酝酿。暴力之后,谎言肆行。系统性的谎言,其实就是一种软性的暴力,是伴随直接暴力(武力)、结构性暴力(恶法)的第三种暴力:文化暴力。中共当局首先歪曲屠杀的真相,掩盖受难者人数,污蔑和平的民众先有“暴乱”,大肆追捕和监禁参与者,并立即出版大量充斥着谎言的宣传品。当局的镇压行之有效,很多人不仅不敢承认自己原先支持运动的立场,反而纷纷跟着中共的意愿表态。久而久之,就连民运阵营的许多人也弄不清真相,或不敢坚守真相。

《天安门》之后,我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完成博士论文,由此得到许多史学训练;二是投入这场记忆的战争。1996年秋,就在我得到硕士学位的同一天,我给《北京之春》寄去了数万字的文章,批评胡平在其“八九民运反思”中的史实错误。但很不幸,这篇接续之前讨论的文章无法的胡平主编的《北京之春》发表,于是才在友人的建议下,于1998年出版了《天安门之争》一书。书中除了那篇文章,还收录了摘自《八九学运备忘录》中的有关回忆,为遭《天安门》妖魔化的学运澄清史实。同年,全球数十位六四学生召开电话会议,我提议建立六四档案,得到大家的认同。1998年,我和巴黎几位六四同学成立了“天安门纪念协会”,以落实那个提案。这时,我开始重操计算机旧业谋生,进入互联网数据库行业;2000年筹划、2001年正式建立“六四档案”网站(64memo.com),那时我看出刚出版的《天安门文件》有许多疑点,于是在该书中文版出版的同时开通了六四档案网站。这个网站从2002年4月开始得到中国人权组织的财政支持,2005年秋我到纽约在中国人权总部工作,2006年开始“六四口述实录”项目。但是,2007年准备出版《六四口述实录》时,却遭遇意外搁浅,本来项目已设定、且已请丁子霖教授写好了序言,却无端被这时的中国人权执行主任偷偷撤销项目预算和人力。这时,该组织已严重偏离原先救助国内人权受侵害人士的初衷,而且不久后又发生了一件十分荒唐的事情,一位主要和国内人士联络的同事,因为帮助师涛等受雅虎出卖而遭当局判重刑的人士,却被执行主任无端解雇,我忍无可忍,就在2008年4月底辞职。

辞职的代价是沉重的,我立刻就没有了收入,因为是外籍劳工,也没有任何社会福利和医疗保障,甚至在美国的居留也成为问题(后来经过多方努力才有些许好转)。但是,这些代价并非枉然,这样的困境反而给我时间整理早已完稿的《八九学运备忘录》。从2008年5月起,我开始整理这份已经打好字的手稿。6月遇到在香港经营晨钟出版社的诗人孟浪,他也参加过八九民运,接受过“六四口述实录”的采访,对我的书很有兴趣,愿意帮我出版。之后除了谋生和为居留问题奔走,及参与一些支持国内的民主、人权活动以外,全部精力都放到这部书上。

我首先将《备忘录》进行压缩,精炼其文字并删减不必要的枝节琐事,这样到年底共去除了12万字。同时开始加注。注越加越多,到了2009年初我才明晰一个新的框架——这部书应该分为两个部分,主观记忆与客观核实:由《备忘录》原文作为正文,这是主观记忆部分;由大量的相关资料的梳理分析纠正或印证正文,构成客观核实部分。这个新框架令我豁然开朗,原先缺乏的动力终于找了回来。加注的过程,其实是集大成。我开始夜以继日地进行梳理分析,将十几年积累的“六四”研究成果,摘其精要放到注中,最后这些注居然有6万多字。

在加注过程中,有许多惊心动魄的新发现。很多原来模糊不清的点,一下子成为一些清晰的线索——我似乎明白当局从一开始就埋伏在运动中的控制手法。当局顺理成章地在运动中安插了许多自己人、或当局暸解其人性弱点而能够容忍的人、或宁愿是这些人而不是别的“死硬份子”的人,让这些人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如果我的分析并不完全错误,甚至在运动之前,当局就可能已经让这些人以“民主人士”的身份出现,并由此受到海外媒体关注;在突发的学运来临时,让他们进入运动的领导核心,但在四二七大游行前夕突然去阻止游行;之后,让他们制造新闻,进一步受到海外媒体关注,成为“领袖”和明星,但在五四后校园民主蓬勃发展时,突然发起有利于强硬路线的非组织的绝食;在学生占领广场后,进入指挥核心,利用全国电视转播的与李鹏的会谈高度曝光,以稳固其“领袖”地位;但在会谈前安排好,由比较幼稚的低年级学生主要发言,以便找到学运的漏洞,为已经定好的镇压寻找借口;在广场后期,让这些人发挥作用坚持到最后镇压,并将试图运作撤离的人秘密逮捕;在六三夜间,又让这些人制造燃烧瓶等暴力“武器”,为当晚的镇压提供口实,并在纪念碑清场时,配合当局“广场没放一枪、没死一人”以将镇压的焦点转移到“是否有天安门屠杀”这个荒唐的焦点上的策略;在“六四”后的所有官方宣传数据中,拔高这些人在的运动中的作用与地位,将他们没参与的事情也说成是这些人主导的,使海外媒体也不得不跟随这些突出的重点,以奠定这些人日后在海外民运中的“领袖”地位,并在当局早就分布在海外各界的秘密或统战网络中得到帮助,占据资源,继续在关键时刻发挥别人发挥不了的作用……

当然,所以这些线索仅仅是线索,在中共秘密档案解密之前无法证实,而且我也并不相信所有这些线索都一定曾经发生,也并不相信中共的情报和统战机关真有天大的神通,但经过大量的资料分析与梳理之后,我相信这其中的一部分必在当局的精心设计之中。这些线索是否纯属臆测?从东欧原共产国家秘密警察的解密档案来看,当局不做这些手脚才是奇事。从这部《日记》的大量批注中,我相信读者也会看出许多端倪。我希望未来的民间力量组织者们,不要再犯我们犯过的错误,通过包括本书在内的经验积累,比我们更聪明,更有智慧。

这场记忆的战争远未结束。真正的六四档案,只有在官方数据解密以后才能确实建立。到那时,我们再来重新修订这部《六四日记》吧。

2008年4月30日至2009年4月27日于美国旧金山

(本文系封从德新著《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的后记,特别提供《自由写作》全文首发)

[1] 据何频“民运人士李海涛和孙健尚陷囹圄”一文,李海涛当时34岁,武汉大学哲学系博士生(蔡崇国的同学),1990年6月16日被捕,8月29日被判4年徒刑。起诉书中提到他录制和传播柴玲录音,直到89年6月11日还组织了“六四死难者周祭”校内游行。起诉书中说,“次日(6月9日),李海涛等人将这一讲话录音磁带复录了一百余盘,先后在武汉大学、中南商场等地播放、出售,致使柴玲的反动讲话录音流传至香港、台湾、日本等地,造成极坏的影响。”见《百姓》1990年10月1日第28-29页。实际上,那盘录音6月10日就在香港电视台播放了,全球各家电视台也很快转播。

[2] 戴晴《在秦城坐牢》第103页。

[3] 见《人民日报》1971年5月25日、7月25日、10月6日、11月14日、1977年6月26日、7月3日、7月10日、7月11日。其中好几次都有照片。仅在1979年11月,《人民日报》就8次提到过卡玛,表彰她的“光辉事迹”。

[4] “周恩来总理接见韩丁一家时的谈话记录”,见中国红色旅游网(crt.com.cn)。

[5] 阳和平,“也谈人性、恶和文革”,《批判与再造》,2007年2月。此文广见于网络。

[6] 王容芬,“红卫兵、毛分子、反人类——分析一个为文革张目的野蛮网站”,2007年12月22日《观察》网站首发。http://www.observechina.net/info/artshow.asp?ID=46897

《自由写作》第45期【“六四”20周年纪念专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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