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思良:妈妈的容貌(回忆/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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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50周年专题征文】

文/陆思良

先从一张我记忆中的旧照片说起。

那是我爸爸妈妈的结婚纪念合照,大约摄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初期或者中期,黑白半身像,四英寸长三英寸宽的大小,我印象中,我小时候看到的照片其底色已经有些发黄,照片上,爸爸身套浅白色西装,系着花色漂亮质地挺括的领带,眼角饱满,脸色喜悦;而妈妈则从头到肩披了一袭白色的婚纱,烫着软绵绵的波浪头发,衬着典雅的化妆,眉眼流转,显得比爸爸更加容光焕发。算起来,那时爸爸妈妈应该都是三十多岁四十岁不到,是那种组成老式幸福家庭的适当年龄。时至今日,我每每闭起眼睛,照片上他们夫妻俩肩并肩头靠头微笑着、喜气洋洋、表情甜蜜的模样历历在目──照片上的人憧憬的是照片上的日子。

这样的卿卿我我、扭扭捏捏的照片在一个刚愎专断、人人欠缺理智的社会里注定是没有强度的,我说的首先就是照片本身的纸张强度。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爸爸在工厂里的日子不好过了。他“解放前”是这家前身为“铁工厂”后来改为“千斤顶厂”的厂子的老板,旧社会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资本家寄生虫,新社会永远的专政和打倒对象。不过,之前,“解放后”有一段阴差阳错的时期,据说共产党高层内出了“走资派”,推行了错误的“阶级调和”路线,爸爸就在那时被封为所谓真心接受改造的“红色资本家”,还担任了“千斤顶厂”的技术厂长,并被“统战性质”地选拔为区人大的代表。现在,文化大革命来了,党内党外阶级敌人的变天账要结合起来清算,他理所当然地被解除了技术厂长的职务,新掌权的工人造反队一纸命令,把他下放到木工车间做了木模工人。他下放不久后的一天傍晚,厂里的工人造反队行动升级,招集了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开到虹口区“瑞源里”我们的住家进行抄家。他们一共来了几十号人,分工协作在我们家楼上几个房间里翻箱倒柜,甚至“大兴土木”撬开了地板、楼梯和墙壁,一时间搞得泥灰扑鼻乌烟瘴气。行动从下午开始,到了后半程,快半夜了,有个工人大概干累了,松劲了,在爸爸妈妈卧房里随意溜哒,灯火通明间,他无意中瞥见了五斗橱玻璃板下压着的那张结婚合照──那张照片同任何脆弱的有灵性的物件一样,注定要历经一场劫难──出于高度的无产阶级觉悟,那工人自然而然非常看不惯那种“式样”的结婚照片,尤其痛恨照片所展示和宣扬的“封资修”腐败作风,就不由分说把照片从玻璃板下抽了出来,哗哗两声,随手把它撕成两半扔在了地板上。说起来,他做得还算文明,到此为止,没有像那时耀武扬威的革命战士大行其道的“再踩上一只脚”,用大头工作鞋无情地践踏蹂躏那张照片。说开去一点,我愿意“赞扬”那位撕照片扔照片的工人“叔叔”其实是出于我的私心,因为发生那件事的之前和之后,他都意外地表现出了一些善意──抄家一开始,八岁的我就赶快乘乱躲在家里的某个安静的角落,像一只紧张的小动物,仔细观察每个人的一举一动。看到这么多彪形大汉一窝风闯入我们家,我有点一下子被吓傻了,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不知事情会怎样收场。当时,我唯一的哥哥不在家(他读中专,忙着在他的学校里参加红卫兵组织的各项活动,说不准其时也正在积极地参与革命行动去抄别人的家),虽然爸爸妈妈都在家,但他们无暇管顾我了,爸爸被负责抄家的造反队头目叫到楼下的厨房训话去了,妈妈则在她的卧房里徒劳地同几个五大三粗的造反队队员据理力争房间里什么东西该动什么东西不该动,一时间我成了被遗弃的“孤儿”。恰在我分外孤独难过之时,就是他,那位胖胖的头发少少的“叔叔”,悄悄走到蹲在地板一角的我的身边,塞了一粒“红心甜奶糖”给我。那奶糖在那年月是高档货,七分钱买两颗,很贵的,七分钱能买半包“劳动牌”香烟呢,换算下来一粒奶糖就相当于五根“劳动牌”香烟,一比五!那样的价钱那样的时刻那样的心绪,那样的奶糖那样的我,味道的感觉远远超过一比五!洁白的奶糖一含进我的嘴里,外部世界就跟着软化了,变得甜腻腻了,我马上就感到不怎么害怕眼前的天翻地覆了。另一件事,当时看在我眼里感触也挺深的,大规模的抄家行动快要结束时,又是这位胖胖的头发少少的“叔叔”,居然找来了我们家的扫帚畚箕,一级一级把十多级楼梯细心地清扫了一遍──那天有太多人上下楼梯频繁活动,特别是起劲地搬运他们决定抄家充公的“大批”物产,这些人的鞋底鞋帮不知从外面的什么地方粘了厚重无比的烂泥黑灰,着实把我家的楼梯踩得脏乱不堪,清扫起来可费力气了。以后每当我回顾这一幕,总觉得,坏人坏事之所以比好人好事有趣味,是因为好人好事总是“单纯”的,而坏人坏事却多半是“掺杂”的、“复式”的。一个人在参与做坏事时还会不忘做些好事,恐怕不是在乎功过相抵吧,而比较像是这么回事:许多属于个人喜好范畴的行为习惯──比如他平时就喜欢亲近小孩,喜欢打扫卫生,喜欢撕扯纸张或布料,喜欢在房屋内各处翻翻找找敲敲打打,等等──那些多重的个人喜好都正好在一次组织规划的社会行动/集体行动中被一股脑儿激发出来,纯属兴致盎然的盲目。还是说回照片的事──那位胖胖的头发少少的“叔叔”在卧房撕那张结婚照片时,妈妈偏又跑去外面的房间和另外一些人起了争执,没看见照片遭殃的事,要不她当场可能不会善甘罢休的。可是爸爸却恰巧刚从楼下被训完话回到楼上,走过房门口看到了那一幕,但他的思维还停留在楼下那刚教训了他的造反队头目穷凶极恶的气势上,一则没回过神,二则哪敢声张!几小时后,造反队终于完成了“地毯式”搜查任务,载着爸爸的一些精装书,特别是那些大部头的英文俄文技术书籍,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比如妈妈的几双长筒丝袜和围巾、小件的金银首饰、一架木壳真空管收音机、两张红木靠背椅子、整套的玻璃器皿、一盏花式台灯,等等,得胜回朝。被他们这样一折腾,妈妈有一种深切的羞耻感,因为有一大群邻居整个晚上聚集在我们家后门外看热闹,他们眼见为实见识了我们家的家底后,不断地窃窃私语,横向对比弄堂里其他几户被抄家的家庭,从我们家抄走的那批货色似乎寒酸穷相得多,没啥“值铜钿东西”抄出来,徒有“资本家”的虚名。爸爸比较“看得开”,他只记挂着“收拾残局”,抄家队伍甫一离开,趁妈妈坐在客厅的一张藤椅上唠唠叨叨还没有从羞耻感和怨愤的情绪中平静下来,他就迅即走到房间里把那两半张照片从地板上拣起来藏好了,动作之利索简直不亚于城市里的专业拾荒者。之后,他又在某天妈妈不在家时费了番工夫,用胶水重新把那撕破的两半张仔细黏合好。可能是不忍心再看那“破镜重圆”的人像──他做这种人工修补的工作只是在尽一个“技术厂长”的技术本份──爸爸没再把那张“修复”了的结婚合照放回原处,而是把它放入另外一张方桌的其中一个我平时收藏各种各样玩意儿的小抽屉内,关了“禁闭”。那些日子,妈妈还常常为其它数不清的突如其来的冲击和受罪而心神不安怒火中烧,极大地分散了注意力,也就没觉察到房间的五斗橱玻璃板下少了那张“举足轻重”的结婚照片,对于她来说,这件事就算“掩饰”过去了。

事情是相对的,有“掩饰”者就一定有“揭露”者,哪怕是无心的,哪怕家里只有一个活跃分子。

一九六六年我八岁,读小学一年级,还不大懂事。之前我是不大在意玻璃板下的那张照片的,只是略微好奇地觉得照片上爸爸妈妈的穿着打扮和“现实生活”中不一样罢了。那次抄家后不久,有天我在家中玩“纽扣打仗”的游戏,打开饭桌上的所有抽屉召唤散落各处的纽扣时,偶然发现了静静躺在抽屉底层被爸爸修补过的那张照片,就不禁将它拿了出来仔细端详。我的端详怀有小孩子别出心裁的无聊,我特别感兴趣的是照片上爸爸身上那套“经得起严峻考验”的西装──那胖子“叔叔”出手整齐,是顺着半身照片打横的方向撕坏它的,就是说照片里两个人还“结合”在一起,但两个人却都“身首异处”,头肩膀和他们的身体被撕得分离了。照片尽管被悉心黏上了,技术上没话说,但上面的伤痕却还是很显眼,撕破的裂纹正好左右贯穿过爸爸那身西装的胸部──奇也就奇在这里,我端详后的结论是,那裂纹的破坏效果竟然丝毫没有影响照片里那套西装穿在爸爸身上的笔挺程度,仿佛在现实中你如果真的用一把锋利的大剪刀将那件西装当胸剪成两瓣再将它缝合修复,它也依然可以那样再穿在身上而无伤大雅。我像“发现新大陆”一样,拿着照片跑去和妈妈谈论我的这个观察来的歪理。那些天我没去上学,学校因为“闹革命”停课,爸爸如常上班,哥哥在外面没日没夜热火朝天已经很久没回家了,白天家中只有我和妈妈,我拿着照片一多嘴,妈妈就“第一次”看见了这张被撕坏的照片,她马上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便强忍着悲愤盯着照片沉默良久,然后缓和神情,“将错就错”夸我说的有道理,并说那就叫西装的“做工”。看了照片触景生情,凝聚的悲愤转化为涣散的用心(或者是无用心),妈妈打开了话头说,爸爸在结婚照上穿的那套浅白西装是在原先南京西路上的名店“佩罗蒙”定做的,那里的老师傅技艺非凡,流程精湛,做出的西装决不会轻易走样。话匣子一开就一发不可遏制了,她就顺便提到,以前,那是指“解放前”的好多年以及“解放后”的一段短暂时期,我们家她和爸爸卧房里有个立式红木大衣橱,里面曾经挂过爸爸的十几套面料、式样和做工都很考究的西装,还有“麦尔登”呢长大衣,“开丝米”短大衣,夏天穿的“派力司”裤子等等。不仅仅是衣服,她还一并回忆道,爸爸也曾经拥有过好几款外国的名牌手表,象“欧米茄”啦,“罗莱克斯”和“摩凡多”啦等。我以前从来没有听妈妈讲过所有这些“老皇历”,此时听了不禁张大了嘴巴──从“佩罗蒙”到“麦尔登”到“摩凡多”,那么多代表衣服和手表的花花绿绿的外国名字让我神魂颠倒。我这才在蒙懂的心里隐隐约约体会了妈妈的那份“羞耻感”的历史根源──从前有过某个历史时期,说它是我们家的“鼎盛”时期吧,爸爸在服装穿着和个人用品的牌子档次和气度派头方面,十足地像过一个“靠剥削劳动人民血汗起家”的十里洋场的资本家,想当然,那时妈妈也跟着无比风光。不过时过境迁,这一切在妈妈嘴里尤其在她心里都是要忘掉又没有忘掉的“门面”和荣耀,虚幻如过眼云烟。曾几何时──那是在我的幼小心智惊慌失措地体会了那天的抄家行动之前很久就开始的、而且是延续了很长一段黑白岁月一直到目前的曾几何时──“解放”了,“新社会”了,一连串马不停蹄的革命,大大小小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残酷斗争了,疯狂造反了──就像是接连不断地演出戏剧,那些五花八门的“剧本”使得爸爸妈妈他们个人,还有我们整个家庭的“料作”和“做工”像被抽掉了脊梁一样体统不再。文化大革命只不过是“最后一击”:造反队热切惦记着进军上门的,实际上是一个已经经历了数次宰割的破落户:早在这场文化大革命急风暴雨的冲击来到之前,早在这带来难堪的羞耻感的抄家行动开展之前,那些妈妈口中倍加怀念唏嘘的、有着花花绿绿的外国名字的贵重物品已经统统不翼而飞,我们家早已是名副其实的“一般百姓”了。是的,我可以作证:从我记事起,尽管爸爸还是工厂的“厂长”,但他的手腕上已经没带任何手表了。他平时也好,过节也好,出门的衣着比大多数走在马路上的普通工人好不到哪里去(后来文化大革命期间他的衣着更寒碜,常穿有补丁的衣服出门上班)。而在现时“瑞源里”我们家这几十平方米面积的楼上,哪里还有可以放十几二十套西装大衣的红木大立橱的影子?家中仅剩的最象样的家具,那两张红木靠背椅子,我亲眼所见,也在几天前的抄家中被充公运走了,我们家所剩的“实力”只比家徒四壁稍强些。触类旁通,爸爸的命运等同于爸爸的命运加上妈妈的命运──坏的命运总是逼迫人们接受加法。他们夫妻俩,无论在结婚照片上还是在实际的家庭坎坷中,都是“一根藤上结的苦瓜”。妈妈口里唠叨着爸爸的不幸和“没落”,更多的其实是在不堪回首地追忆述说她自己的风华旧梦,她的感伤的意念在那张照片里陷得更深──爸爸想必比谁都了解这一点,这正是他将修补过的照片藏起来不让妈妈再看见的原因。都要怪我,不知好歹,将爸爸小心藏起的东西重新弄出来摊开在光天化日之下,这种淘气在大人心头无事生非。我又一次细细分辩撕坏的结婚合照,这次是看照片里的妈妈,从那仍然可分辨的半身人像来看,重点是上半部分,效果更突出──明媚的口红,亮暗对比显出层次感的脸部轮廓和五官修饰,烫得十分得体的发型,轻巧的脂粉点拔──妈妈的整体容貌显得很端庄很美。真正“出神”的是她的眼神,比现在我八岁时所面对的“真人”的眼神要圆润得多神采飞扬得多。毫无疑问,就容貌来说(说到此处才开始切题)──岁月无情,命运多舛,经过从照片成像的年月到“现时现今”的十几二十年,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威下,在包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内的各种名堂的政治运动的连续折腾下,作为原本只是相夫教子的家庭妇女,她陪着她的资本家丈夫痛失了很多“贵重的”东西,尤其是“一落千丈”失去了她身上先前的某种做人的“贵气”和“底气”。

*

我所谓的“切题”:这张结婚合照给了我关于“妈妈的容貌”的第一个重要的启发。

首先让我们厘清,人的“容貌”和“脸面”应该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人的容貌是需要从精神上去喂养的,脸面则不需要。人的容貌是与血脉相通的,脸面则不是。血一旦冷了,人的容貌就会衰退,但冷血的脸面却可能更有表现力。

我后来长大了读玛格里特。杜哈(Marguerite Duras)的小说《情人》,那里面有句精辟的话让我这大男人读者“恍然大悟”:“女人的心中如果有情欲,自然会吸引男人。”

“情欲”是个关键词。“情欲”也是和血脉相通的。

我想说的是,在我八岁的一九六六年那年──回想起来我无疑是个有某种程度“恋母情结”的儿子──在我眼里看见的现实中的妈妈当然在外观相貌上依旧有她的耐看之处,有她的母仪之表,有她的女人韵味,但是,无论如何,套句很多回忆录里面都滥用的成语连用,“历经沧桑,饱受磨难”,她已失去了内在纵深的迷人光质。尽管那时她只有四十多岁,应该正值丰美之年,但她距离那“丰美”两字已是何其遥远!或者那么说好了,即使现实中真具备了各种条件,让她利用那些条件煞费苦心地再一次化妆打扮抖擞精神,再一次进入照片的标准框架里,她的仪态和表情都决不会像“从前的从前”那么吸引人了。

真正受到伤害的是人的灵魂。

那张照片告诉我,什么叫做“妈妈的容貌”的实质转变──在“容貌”的本质上她已经变得连她的未成年的宝贝儿子都吸引不了了!她的“容貌”的根基枯萎了!

用杜哈的话来解析,不是迫于高压的外部政治环境,妈妈在期期艾艾的处世处事中试图掩盖她内心中的“情欲”,而是在经历了长年累月的“风声鹤唳”和“改头换脑”之后,她心中早就“五根清静”,根本没有什么“情欲”可言了。

陆思良的父母

文化大革命中造反队在我家抄家时撕掉的照片,当然不止爸爸妈妈穿西装戴婚纱的“结婚纪念照”一张。遗憾的是,那张照片被撕后就遗失了。保存下来的是这张同期被撕后又“修复”的普通生活照,就是这张“爸爸妈妈的老照片”,也是打横被撕的,痕迹正好破了他们的“容貌”。(照片也是拍摄于上世纪50年代早期,照片左下角还能看到一行繁体钢印:“万象艺术人像”,查“万象照相馆”创立于40年代,曾为梅兰芳等名人拍过艺术照)

那次发生过爸爸妈妈结婚合照被撕事件的抄家行动是工人造反队计划中的第一次,十几天后的一个晚上,他们又突然袭击实施了第二次。“革命是暴动”,以革命名义发动的暴力行动非得通过反反复复的“过把瘾”才能算数。大部队开到我们家门口严阵以待,妈妈却因上次积压在心头的郁愤还没有发泄完,竟不自量力地挺身而出犯险阻拦。她在我们家后门外怒目厉声责问那些带着造反队红袖章的工人,上次你们来抄了家,楼上楼下翻了个底朝天,结果一无所获。为什么你们还不善甘罢休,凭什么捣乱了一次不够还要再捣乱一次?毛主席他老人家还讲“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呢!尽管她把毛主席语录抬出来,但没有用。她的“捣乱说”已经够反动够猖狂的了,可是接下来说着说着还说漏了嘴,冒出一句有更严重政治问题的问话:没“王法”了吗?都什么年月了,她居然还在自家门口强调和宣扬“封建王法”!这不是白白送人口实吗!结果,“螳臂挡车,自取灭亡”,她非但没能阻止滚滚革命洪流再次冲刷淹没我们飘摇的家,她自己还因为“态度嚣张”,“公然跳出来对抗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被随后召来和工人造反队伍汇合的红卫兵小将们愤怒地押到了“瑞源里”对面那个叫“大冬”的酱油店(此时它已闻风而提前关门打烊)门口临时搭建的高台上,挨了通宵达旦的批斗。批斗中他们给她带上了白纸板糊成的高帽,她身旁好几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把她瘦弱的胳膊扭反过去,将她的腰背和头颅使劲按捺到“低头认罪”的极限。“解放后”没多久,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妈妈一直担任着“瑞源里”里弄居民委员会的干部,“最后的”职位是分管文教的副主任。文化大革命一来,她马上因为家庭有问题被解除了职务,“靠边站”。不管怎样,她曾经是我们住家那一带有些威信有些号召力的“公众人物”,文化大革命却把日常的世界秩序颠倒过来,让她这样的“公众人物”有了在公众场合出丑和被嘲弄被侮辱的机会。结果是,“人心所向”,那次由附近学校的红卫兵们主持的“大冬”门口对“居委会副主任”气势如虹的批斗大会比抄家更吸引人,左邻右舍的的男女老少积极地奔走相告,几百近千个居民蜂拥到现场做了热情高涨的观众,有些还义愤填膺摩拳擦掌地参与挑唆和哄闹。另有许多路过此地的革命群众原本可能就无所事事,索性停了脚步,伸长脖子看热闹。不一会儿,“大冬”门前的十字路口就被拥挤得水泄不通,交通完全中断。高音喇叭连续几小时播放着超强分贝的革命语录革命歌曲,广大革命群众呼喊的口号声此起彼伏直冲云霄。革命说到底就是狂欢狂热的大众节日──我想,在那种情形下,妈妈内心那精细扭捏的羞耻感一定被冲天而起的革命浪潮席卷得无影无踪了罢。

那天晚上,家里工人造反队的第二次抄家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外面批斗批臭妈妈的群众大会也很快进入了高潮,爸爸又被造反队预防性地看管在楼下厨房“不得乱说乱动”,惟独我这个不安分的小狗崽子像个没头苍蝇般在楼上几个“峰烟四起”的房间之间到处乱窜。那位我喜欢的、胖胖的头发少少的工人“叔叔”这次没有来,我就格外失落孤闷了,倒并非嘴馋想念奶糖,他要是来了,只要他能陪我说说一句话两句话也好啊,即使他再撕坏或砸坏我们家的什么东西我也能够原谅他──奇怪,即使在那种末日来临的气氛下,我仍然觉得世界上总有某一个人是愿意陪我说说话的。我们家楼上有一个房间的窗户正好面对着“大冬”,我偷偷地溜到窗前,将小脑袋瓜慢腾腾伸出窗台,睁大眼睛去观看外面那场盛大节日的“实况”。我一下子就看见了,远远的,在会场那盏高高挂起的几百支光大灯泡的强烈照耀下,高台上妈妈头戴的那顶亮闪闪的白色纸头高帽在不断晃动,同台底下黑压压的密集人群形成鲜明对照。妈妈的头低着,我看不清楚她的脸──不,不,真真切切的,我看不清楚但又那么渴望看清楚的,正是妈妈的容貌。

对的,容貌!然后,下一个瞬间,来了,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突然间,好像所有响彻云霄的高歌猛吼都烟消云散了,周围的世界极静,时间停了格,妈妈的放大了的容貌犹如电影特写般地在我眼前一闪,似乎并不悲伤,并不坚强,只是很平面很冷淡很瘦削……再停格,然后特写镜头退后、消散、最后不见了,然后是一大片黑暗重重的背景……

*

那时我毕竟还是一个小孩,不具备完备的思考能力。不过,不久以后的一件事却让我实实在在看到了那场批斗会对妈妈性格和“容貌”的深远影响,那天在窗户外头闪动的、植入我脑海深处的那个妈妈容貌破灭的“特写镜头”无疑是一个强烈的心理暗示。

有一天傍晚,我陪同妈妈去地区医院看病回家,她的老毛病胃疼发作的很厉害。我们走得很慢。快接近我们家了,为了避免让大马路上随时可能遇到的熟识我们的革命群众借机找我们母子俩的麻烦──诸如会要我们站住,然后奉命“交代”去了哪里啊,最近一言一行老实不老实啊,或更有甚者,冷不防当街几个人围在我们旁边,振臂高呼“打倒某某某,某某某不老实就叫她灭亡”之类的口号──妈妈就拉着我绕开大马路,穿进附近另一条弄堂“瑞康里”,从人少处“躲”着走回家。就在快要走完那段弄堂而从弄堂口出去马路的地方,我们看到一个长得白白净净的矮小妇女正拿着一把一人高的大扫帚在卖力地打扫弄堂地面。妈妈认识这个人,她忍着胃疼停了下来:“陈阿姨,怎么这么晚了你还在外面打扫卫生?”白净矮小的妇女忍气吞声地说:“红卫兵把我‘揪了出来’,说我一贯坚持明里暗里为我的右派丈夫翻案,同党和人民为敌。现在‘勒令’我带罪每天扫两遍弄堂,以实际行动老老实实接受监督。”她讲话的时候手并没有停,头没怎么抬,好像只是讲给手中那把大扫帚听的。接着,也许她感到好不容易碰见了一个知情人,于是又哀怨地辩解:“哎,缪大姐,侬知道的,那么多年过去了,我啥辰光有为我们家这个死鬼翻过案了?他被打成右派,是他自己要与共产党作对,活该!他被送去新疆劳动改造到现在快十年了,我一个人过日子,太太平平的,从来没响过一声啊!缪大姐,侬应该顶清爽这件事了,侬可以为我作证。”说到这儿,仿佛为了加强言语的说服力,她这才抬起头来看着被她称为“大姐”的妈妈。我发现那个陈阿姨的眼圈红红的,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她的红眼圈不是红给“大姐”看的,而是红给站在“大姐”身后的我这个“小弟弟”看的,虽然她并未看我一眼──呀,不对,嘴巴上吐着冤屈,她就转过脸来低头朝我凄凉地笑了一笑。听了她的话,妈妈马上以“过来人”的口气更以“里弄干部”的口吻劝解道:“唉,这次运动的来势大,牵涉面广。我们不都受了影响?被打倒也好,被勒令也好,都要正确对待……”没等妈妈教育完,陈阿姨就从扫帚把柄上腾出一只手阻止道(顿时看起来她像有三只手):“哎哎缪大姐,快别这么说!我哪能和你相比?侬是居委会主任,革命干部。我们这样的‘五类分子’跟侬可高攀不上。侬看看,他们即使把你揪到‘大冬’门口的台上去批斗,打倒侬的口号喊得整条马路都听得见回声,但是过后就结束了,并没有人勒令侬每天出来扫弄堂。说明还是有区别对待的,此话阿对?”连我都听得出来她话里有话,这是大人之间常讲的所谓“给脸不要脸”,她不领妈妈的情,要跟妈妈“划清界限”。“陈阿姨,你这是什么话?”妈妈的性情本来就急躁,最近心里又压着不少的气,此刻一听“红眼圈”的挖苦话脾气就上来了,顾不得胃还在疼。“缪大姐,我这是说的老实话。你还记得吗,过去里弄里有招聘学校教师的名额,这事居委会里侬分管负责,我去向侬要求报名应征,结果被侬一口回绝,说是右派分子家庭不能考虑。而实际上,侬把那些名额都给了跟侬私下要好的人了。现在倒好,真相大白了,原来侬自己的家庭也不是清白的呀,也有问题!嘿嘿,文化大革命搞得对,搞得好。像侬这样的人应该被打倒!应该被批斗!”陈阿姨讲到激动尖利处,“三只手”一起手舞足蹈,言辞“短平快”,极象那时开批判会众人上台抢麦克风匆匆发言的腔调。我这才听出了原由,她和妈妈以前积有“私怨”,结了心病,现在文化大革命倒给了她反咬一口出出气的大好机会。“陈某人,你血口喷人!”妈妈顿时气得脸色发白(也可能是胃疼加剧造成的),声音都有点变了:“当时我自己可以去当教师都没有去,而把名额放弃了。我把那些名额都给了生活比你比我都困难的人了。我照章办事,没有拿过一分钱的好处,我是光明磊落大公无私的。”陈阿姨扑哧地冷笑了一声回击:“好个‘大公无私’!侬‘好心好意’给了名额去做教师的那些人,生活困难不困难我不晓得,但有个基本问题,他们大多数根本就是没受过教育没文化没知识的,有的连字都不识几个,请问,他们怎么可以去当教师?这是最最起码的条件,你莫非不知道不承认?做教师的首先要识字!最起码的条件都不符合就去‘误人子弟’教别人?牙齿都笑得落下来了,笑得死人!听人说,那些人有的后来教课实在不行,他们教书的学校不得不把他们辞退回里弄。侬好好想想,侬这样做,晓得不晓得是白白浪费了那些名额,也白白浪费了国家的钞票!”她说到这里和大扫帚一道竖直起了身体,像一条,不,像两条又识字又识人的眼镜蛇一样,毫无畏惧地正面迎击妈妈的挑战。我是个唯恐天下不乱的小孩,不由得饶有兴味地听着双方来来回回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互不相让,心里在嘀咕,这一次妈妈似乎没在道理方面占上风。至少,陈阿姨说得对呀──那肯定不是暧昧的“红眼圈”在作怪,那是作为一年级小学生的我对识字或者不识字这样的基本事实的一种认同。我坚信妈妈的清白,既她没有在分配教师名额的事上为自己捞好处。但是问题是,她作为文教干部,迁就了不相干的“困难不困难”标准(变相的政治标准),让一些不合格的人去凑数,也让不合格的人在那件事上捞到了“好处”。她好心肠无原则地把“教师”这个称号出卖送人了。妈妈不得理也不饶人:“我笑得死人啊?呸!你刚刚自己说的,我笑得死人也还没有到那种地步,被勒令叫出来扫弄堂呢!姓陈的:侬白日做梦!侬根本就不配做教师,只配扫地!”喏喏喏,亲爱的妈妈,你这几句话在我听来是纯粹的无理取闹“吵相骂”了。说明争吵到这个份上妈妈也意识到自己理屈词穷了。试想,如果妈妈仍然是居委会副主任,里弄干部,尤其是如果她没有在前几天被那样大场面大阵仗地批斗过,感到从此再难做人,那么她此刻应该会刻意保持形象庄严,妇女同志的“吵相骂”本色就未必会这样被赤裸裸地激发出来。那天晚上回到家,妈妈对爸爸提起这件事,仍然余怒未消:“这个‘瑞康里’的右派女人,本性难移,嘴巴两瓣皮翻来覆去,角色交关厉害。”爸爸转弯抹角地回说:“但这个女人的确有文化,不是吗?”妈妈义正词严地抨击道:“哼!有文化的人都不是什么好东西!所以才要进行文化大革命。”我听了暗想,怎么“歪打正着”,陈阿姨和妈妈,这些文化大革命中挨整挨批的人反倒口口声声拥护起文化大革命来了?爸爸暗自朝我眨眨眼:“物极必反”。我当时没听懂爸爸的意思,还以为是我们家里的“阶级敌人”在别有用心教唆他儿子反动词汇呢。

在这整个事情当中,显然的,妈妈是把自己的理智束缚在“吵相骂”的面目上了。她多多少少有意识无意识地抛弃了她的正经的“容貌”,转而注重实用性质的“脸面”了。可以说,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对她的为人来说是个转折点,在随后年月里的待人接物当中,这种注重和伸张“脸面”的倾向越来越明显,越来越难以逆转。

环境险恶,时势动荡。容貌不管用,容貌没有自我防卫自我捍卫的功能。容貌是被动的负面的,脸面才是主动的正面的。

“吵相骂”涉及的肯定是面目。而且,“吵相骂”的面目是丑恶的──在乎于“脸面”上争输赢。但是,严酷的大时代里,容貌和脸面的取舍往往是一件“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事,经历过“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暴力所强加给人的种种惨无人道的屈辱和压迫,人必然就几乎失去了容貌,只剩下了“面红耳赤”的脸面。

几乎。

我说妈妈那时“几乎”失去了容貌,那意思是终究还不是全部失去,终究还残存了一点点,一点点类似于“红眼圈”那样的,品质上仍然勉强算得上是属于容貌的原材料。

*

命运做“加法”做厌了,偶尔也会做“减法”──后来,妈妈的那“一点点”残存的容貌也遭到了不测。

文化大革命进行到一九六六年下半年到六七年上半年那个阶段,广大革命群众开始对城市里“阶级敌人”的住房实行强取豪占了。“瑞源里”我们家楼上那几十平方米的住房也难于幸免。

“抢占”进来的是一户原先住在对面弄堂“瑞庆里”的工人家庭,中年夫妻俩,还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他们一大帮人──他们家四口人,还有前来助威的他们家的一些亲朋好友,跟抄家的造反队的作派差不多,气势汹汹地冲进门,上了楼,二话不说,就选了爸爸妈妈原来的卧房反客为主地驻扎下来,因为那明显是面积最大朝向最好的房间。我们几个“原住民”,爸爸妈妈哥哥和我,被齐齐赶去了我和哥哥原来的卧房,挤一挤维持“最低住房条件”,至于外面原来的客厅和楼下的厨房则被强制划为“共用地盘”。

不去说其它有关房子的后续事情了,只说这一户工人家庭,本色是姓“无”的,彻头彻尾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但是,偏偏“根正却苗不红”,儿子学了坏,偷窃抢劫破坏公物打群架,无恶不作,成了地区流氓团伙的头目。后来据说是喝酒喝到酒精中毒伤了脑子,还是因为屡犯屡关在公安局的牢子里遭到折磨毒打以至于神智失常,总之是得了严重的精神病或者是什么狂躁症一类的,成了十足的“医治无效”的凶徒。这凶徒被他们家人“窝藏”在家对我们就是一个极大的人身威胁!记得那时我开始长身体了,哥哥被学校“毕业分配”去了大西北工作,我义不容辞地担负起了在家照顾年老体弱担惊受怕的爸爸妈妈的重大责任,时时得提防这个在家“病退修养”的家伙精神病猛烈发作时对我们作出种种威吓恐怖的举动。例如,典型的情况是,我们把我们那十平方米不到的小房间的门牢牢关上,从里面锁住,三个人龟缩在房间内一壁厢,大气不敢出一声,而人高马大的他就站立于那“公共地盘”紧靠我们房间的门外,拔着喉咙唱着一支斗志昂扬的革命歌曲(打日本鬼子的,好像来自电影“铁道游击队”):“……要把那些强盗豺狼全部埋葬!全部埋葬!全,部,埋,葬──!”他透过薄薄的墙壁和不严的门缝传递给我们的意思很明显,躲藏在房间里的我们就是一伙“强盗豺狼”,而他这个来自强占别人房子家庭的高大成员,则是正义的化身。通常杀气腾腾的主题会重复拉扯好多遍,一直到他喊累了回自己房里去歇息。有时更糟,还会有沉重坚硬的物体砸在我们的房门上,有一次是一个满满的痰盂,一记石破天惊的乒乓作响后,房门和地板的空隙间由外面像蛇群一样涌进了一大滩沾染了浓痰的小便。

在此局促的无丝毫安全保障的天地里,身家性命的危险是可想而知的。

好不容易战战兢兢挨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了,我在党和政府恢复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后考取了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交通大学在徐汇区,离我们家的虹口区很远,我需要长住到学校去。家里少了我这个年轻“生力军”,我很为爸爸妈妈的安危担忧。爸爸那时已经退休了,他劝慰我道,有我全天在家呢,不要担心,你只要安心用心,好好读你的书。爸爸更语重心长地说,你读名牌大学的机会来自不易,特别是像我们这样出身不好的家庭,这在文化大革命中是根本难以想象的!爸爸还说他练太极拳有些年头了,真要碰到避无可避的人身侵犯,他也不是那么好欺负的。我就住到学校去了,每个星期尽可能有几天抽空回家探望老两口几次,每次都要坐五六个小时的公交车来回奔波。

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到处都在讲“拨乱反正”,所以我们也一次又一次向里弄和里弄的上一级街道的领导反映我们的情况,以期引起他们的重视。一是,一对老人日常近距离和一个流氓成性、时常要动武的“精神病人”住在一起极其不安全。二是,应该“落实政策”,妥善安排住房将那“鸠占鹊巢”工人一家迁走,把被“不合理”侵占的房屋归还给我们(那时有关的法规还没完善建立,还没有“非法”一说,只能说“不合理”)。但是,不知为什么,尽管里弄的干部同情我们的遭遇,帮我们向上反映说了话,但是掌握地区房管权的街道领导对于我们的正当要求却始终没有给予正视和理睬,情况依旧如故。说他们官僚都算说轻了,小小官员,就爱操弄手里的小小权力以彰显自己的威严,就他妈的置若罔闻视人命如同儿戏,你能怎么着?

弱者身家性命的危险是可想而知的──平头百姓活该长期处在这样“弱肉强食”的社会环境中。

惨案发生那天我正在学校参加一年一度的校运动会,正好没回去探望,而爸爸刚巧被以前的工厂临时叫回去咨询一个技术问题,妈妈一个人在家,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女性──我们事后想想都太对不住她了。那个丧心病狂的家伙趁妈妈有事要下楼刚走出房门,用他早准备好的一个实心铁秤陀把妈妈的脑袋瓜狠狠砸开了花,血流了满地,他害怕了,跑到楼下弄堂里叫人,邻居们七手八脚上楼把妈妈紧急送了医院,命拣回来了,命大,但是她像在战场上经历了惊天动地的恶战,脑袋竟缝了一百多针,输了几千毫升的血。

那时没有手机,城市里电话也不普及,里弄的人打电话到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系里的工作人员再想法通知了我们班级的指导员,指导员再快快跑去运动会场地找到我并转告我发生的事情,绕了一个大弯。等我十万火急从学校赶到医院时,医生已经为妈妈动完了手术。主刀医生给我看装在一个小搪瓷盘子里的大大小小的头骨碎片,那都是妈妈脑袋上碎了掉下来而没法再拼接回去的。灰白的碎片,足足有十多二十块!医生倒也冷静耐心,捧着盘子让我看个够,好像我是个匆忙赶来的考古专家,在看一堆刚出土的动物化石,他就差没问我需要不需要一个放大镜了。考古学家能够依据化石碎片拼凑出史前动物的大致容貌,而在我气急败坏的心目中,“妈妈的容貌”支离破碎得再难以愈合。

后来到底还是愈合了。不过,那些拼拢不回去的头骨碎片是极大的“透支”,使得妈妈的头颅右边留下了一个缺陷的大凹坑,微缩了看,像坠落的陨石在地球表面猛烈撞击时那种爆破作业所产生的触目惊心的地质灾难。你从近处往粗鄙的“陨石坑”里瞧,那上面布满了可怕的地貌裂纹。人的生命力真的很顽强──日子久了,那凹坑里居然长出了新的头发,稀稀拉拉,勉强盖住了那些“划时代”的裂纹。

是的,时代“赐给”我们太多的裂纹了──爸爸妈妈结婚纪念照片上横贯的裂纹,妈妈头壳上散射状的裂纹,……什么也掩盖不住它们,永远。

这是对“妈妈的容貌”的一次毁灭性的打击。

非但如此,即使在“脸面”的意义上,损毁也是显而易见的。严重的脑外伤在妈妈的脸部外表制造了难以平复的“后遗症”──她的脸形整个的歪了。而且,从头颅右边的凹坑那里出发,有一道粗浅不一、纠结突起的疤痕一路伸展到嘴角,非常恶心难看。

唯一可以说是“因祸得福”的,街道和居委会有关部门的领导听说了这起“精神病人”行凶案件的始末,并实地“视察”了我们家的住房情形,终于认识到人命关天,效率极高地将那工人一家迁走了,房子的居住权益归还了我们。

房子归还了我们后妈妈气愤地说:“当初我和你爸爸向英商‘业光公司’的老板‘顶’这房子的时候,可是付了不少根金条的。名正言顺──那可是‘解放后’的事情,那时已经是共产党的天下了,‘新社会’哦。还真的没有‘王法’了,住房的权利凭什么不归还给我们?”真可谓“好了伤疤忘了疼”,又很像是文化大革命中她在家门口阻拦造反队时那样的信口开河大放厥词,但我们家人都权且把它当作了某种“创伤后遗症”,没有再去指责她。

还有一件事要提一提,前面说了,早在“精神病人”行凶出事之前,我们向里弄和街道的领导多次提出过归还住房的要求,里弄的干部是帮着我们的,但街道领导却顽固地无动于衷──里弄的干部之所以站在我们一边,是因为大多数干部是妈妈文化大革命前担任居委会副主任时的同事,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他们“官复原职”,大家彼此毕竟有人情世故在。关于这一点,蹊跷的是,有关组织却没有恢复妈妈里弄干部的职务──决定谁应该恢复职务谁不需要恢复的权力,也是捏在“隔了一层关系”的街道领导手里的,而他们显然作出了他们的决定。

所以我想,对“妈妈的容貌”的毁灭性打击不仅仅在于生理性的创伤,还在于深刻的心理创伤,而如上所述,许多事故的直接起因固然可归之于文化大革命,但其不幸的后果却都耐人寻味地发生在中共中央宣布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了的好几年之后!

*

一晃好多年过去了,文化大革命的种种“史实”似乎渐渐在我们的记忆中淡漠了、消沉了,当局和社会上的“主流力量”似乎也在刻意把它“泡沫化”、“虚无化”。我们的党、国家和民族偏爱“往前看”的教条,似要通过彻底的遗忘来追逐未来的辉煌。愚民政策的精髓就是:即便是一具具行尸走肉,也有体制不厌其烦地向他们提供和灌输“梦想”。

但是,以往人生经验的蛛丝马迹总会在某些生存的断层暴露出来,让敏感而仍然秉持心灵操守的人们警醒。

妈妈和她的容貌一年年老了,一年年变了──近年妈妈的一些举动又使我对“妈妈的容貌”这问题有了更多样更沉重的思考。

我们家的情况变化是:爸爸在一九八四年去世了。我在一九九二年移居新加坡。哥哥嫂嫂于一九九三年按照“有关政策”从大西北调回了上海工作,同妈妈住在一起以便照顾她的生活起居,仍然是“瑞源里”的那所老房子,包括归还了的那部分,还算完整。

但人却无法“完整”了。

那几年妈妈老是写信给在国外的我,东拉西扯添油加醋地抱怨哥哥嫂嫂对她怎么怎么不好,她怎么怎么受气受难。通常我也不以为然,因为我知道,妈妈不但脾气一向急躁,而且有时看问题想问题偏执狭隘,她以前受了许多苦,随着年纪增大,怨气积重,嘴巴和笔杆子也越来越没遮拦,总是讲一些写一些“不靠谱”的话,而哪些话还不同程度沾染了上梁不正下梁歪的“政治正确”的流毒,在家庭内,甚至在弄堂街坊都引起各种不必要的矛盾。有一次岁末,在一封寄到新加坡的信里她又如此这般地写满了一信纸,我和我老婆拆了信,正在有一眼没一眼的掠过妈妈字里行间的牢骚满腹,谓叹妈妈老当益壮的文字功力,忽然信尾有一行潦草的句子引起了我的注意:“你阿哥真可谓‘相随心变’,现在面孔的长相和过去不一样了,虚胖,凶相,……”

啊哟,我的妈呀!

容貌。这是我所“熟悉”和关注的容貌课题──妈妈分明是在向她的小儿子居心叵测地评论她大儿子的容貌呢!

她如此怨毒地谈论和丑化身边人的容貌,那是否意味着,她感觉到,在她的晚年,不知怎么的,她又重新牢牢地拥有了一副“母仪天下”的容貌了呢?屈指算来,骇人听闻的“秤陀事件”过去三十年了。三十年,如果算上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就是整整四十年──妈妈的“儿子们”要警惕哟,“妈妈的容貌”像一具起死回生的“活化石”,经过四十年,以这样反讽的“后发制人”的方式再次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时代这个第一号的强者,它好像是造反队员与外科医生与街道领导与精神病人的混合体,把“妈妈的容貌”轻易地玩弄于它的股掌之中。

作为妈妈的“儿子们”,感到悲伤似乎为时已晚?

*

另外某一年,我们从新加坡回上海过新年,一家人合合乐乐的,嫂嫂和我老婆向哥哥和我嚷嚷着要去近来红火一时的万航渡路“旗袍一条街”做一身新潮旗袍。她们的嚷嚷惊动了在隔壁她居室内静养天年的老太太,她巍巍颤颤地来到客厅里,锐利的目光一扫众人:“是谁要做旗袍啊?”

大家面面相觑,八十多岁的老人听觉竟还如此灵敏!隔着屋子里的墙和门,还有外面马路上车水马龙的喧嚣,她还能听清你们吵嚷的具体内容。人的听觉是否也可以广义地理解为是“容貌”的一种延伸──返老还童的容貌,真乃神仙也。

我们家两个小女人态度转得快,见机赶忙拍马屁,妈,我们刚巧在说,穿旗袍穿得好看一定要有身材,比如妈妈您老人家……

得,妈妈整肃了容貌,兴意浓厚地接口道:还别说,我年轻时啊穿着旗袍的确是挺好看的,别人都对你爸爸夸奖说,师母的样子很出挑。你爸爸就不行,穿西装不好看,肩膀一只高一只低的,……你们两个穿上旗袍也不会好看的,没腰身,胸部和屁股不均匀……

够了。立刻,小辈们的情绪跌落到了扫兴的低谷。我们都感到妈妈像个拿着低劣武器高喊“缴枪不杀”的战斗英雄,她不知从哪里跳出来,所有的人都毫无防备,在她的叫喊中气馁地被缴了械。她仿佛从过去的岁月吸收了某种营养,借以保持了愈老愈精干的身躯和始终良好的听力和“思维能力”──她的抗老的容貌就是她的低劣武器的重要组成部分。“胸部和屁股不均匀”──我想起前几天妈妈竟然还特意把我拉到她面前,小声对我嘀咕过,你老婆的奶子太大了,鼓鼓地悬荡在那里,难看死了。这都不是扫兴,而有点接近淫邪了。

上面说了,都是时代这个超级强者捣的鬼,或者说是命运(还有它做的加法和减法)捣的鬼,或归罪于是那场文化大革命捣的鬼,再或者纯粹是创伤后遗症捣的鬼──总之,在妈妈的晚年,愈来愈必须由平白无故的小辈们来谨慎顾及老而弥坚的她的脸面了──在很多场合,他们的有限心智已经难以区分妈妈的容貌和脸面了,因为妈妈的“脸面”采取了一种阿谀奉承兼收买的策略,和她的“容貌”不知怎么一来结了盟,她的容貌竟甘心充当了一件庸俗的武器!

呜乎!这年代!这社会家庭!这人生!

还有一个值得警醒的问题,是由妈妈那“武器化”了的容貌直接引申出来的──在抬高自我容貌的同时创意性地、习惯性地贬低伤害别人的容貌(连同脸面)──经受过文化大革命“洗礼”的全中国全社会很多人都理直气壮这样做。我忽然想起文化大革命中妈妈被打倒批斗不久后在弄堂里和那位右派家属陈阿姨的争吵,说真的,长大成人后我多次诘问我自己一个尖锐的问题:文化大革命前,大凡达十多年,妈妈做里弄的居委会副主任,手握主管文教事务的权力,可能同时握有其它当了干部的顺理成章的“辅助权力”,她的“权力意识”健康吗?在那十多年里,虽然她自己的个人生活总的来说过得也并不顺畅,但她毕竟还处在社会结构的某个“被拉拢的”阶层(至少相对于没有拉拢价值的那些人可以这么说),在相对居高临下的“那一层”里,她有否做过许多罔顾弄堂街道里那些下层普通老百姓容貌(连同脸面)的事?有否侵犯过在更下层直至最下层的那些“四类分子”、“五类分子”家属的正当权利,不经意地甚至恶意地无视和歧视过他们的容貌(连同脸面)?人们相互的伤害与被伤害永远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体。

再深入发问,如果文化大革命中妈妈没有因为自身“先天不足”被打倒靠边,而是继续官运亨通青云直上,手中握有更无边无际的权力,甚至是对广大民众的“生杀大权”,那么她会不会利令智昏,做出一些灭绝别人容貌(连同脸面)的事,其中一个强烈的动机就是维护自己高贵和永垂不朽的容貌?不错,这个问题是对受害者本身发问的──难道我们见得还少了:同情和怜悯受害者并不能在道德的意义上超度他们!受害者的人格并不代表仁慈!

我作为她的儿子,知道就我的妈妈个人来说,她的本性决不存故意残害他人之心,就像我小时候那次她和陈阿姨吵架时我知道她在拿取“好处”的意义上是清白的一样,但那不是答案。老实说我对答案没有把握──马克思主义主张“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那么答案就不仅仅取决于妈妈本人的“意识”,也取决于造就她的那个社会和社会制度──不不,不是我没有把握,应该说我对这个把“妈妈的容貌”牵扯进来的答案没有成见才对。我们,我们这个民族,一贯以来,对“妈妈”的称号,对“母亲”之内涵的歌颂和神化,抱着过多自欺欺人的成见了!

让我们看个极端的例子:据资料透露,刘少奇同志在秦城监狱的最后日子里疯了,头发胡须蓬勃杂乱如刺猬,整天趴在冰凉的水泥地上,嘴里紧紧咬住一根给狗啃着玩的塑料骨头不放──在我们堂而皇之叫做“共和国”的国家里,在我们社会大众仍然呼吸着偷生着的年代里,眼睁睁以某种方式“见证了”国家主席的容貌连同脸面给国家机器本身糟蹋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别忘了,我们的国家机器,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无论何时何地,恰恰是由全国人民的“妈妈”掌握的!

*

上世纪末,我回了上海一次,这次我是向我打工的公司请了长假,想要在上海多待些日子,陪陪妈妈。乘还来得及,乘我们自己还没老朽,我们要对得起我们自个逐渐老去的“容貌”。

出了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归心似箭,我叫了辆出租车直奔虹口区“瑞源里”,就快到家了,司机却对我抱歉说,前面好像出事了,过不去,只能停在这儿了。

我下了车,看到我们家那一带围了很多人,还停着一辆红色的消防车,消防车的云梯伸得老高的,像憋足了劲的侏罗纪恐龙。谁家着火了?看样子还挺严重的,要不云梯不会架出来。跑近了一看,我心里又一次狂喊:妈呀!我的妈呀──原来正是我的老妈妈蹲在她房间临马路的窗台上正做态准备往下跳!围观的人说,老太太已经在那儿“做准备活动”做了有二十分钟了,慌得邻居赶紧打了119,才火速来了消防车,架起云梯是为了上去消防员救她下来。这不,派出所的警车也鸣锣开道地来了,我们那一地区的两个民警下了车就恶狠狠地驱赶围观的群众,然后走到“瑞源里”我们家门外拼命擂响那扇“弱不经风”的后门,朝里面喊叫:开门!开门!上面有老人想跳窗自杀,家里还有别的人吗?

别的人──我哥哥嫂嫂都在家,只是妈妈把她房间的门反锁了,他们进不去。后来,两个消防员从云梯登上窗台,合力“捕获”了像一尊石像般目光呆滞的妈妈,转身把她抬到房间里安顿下来,再从里面打开了房门,这时候哥哥去开了后门,两个民警也上了楼,先没好气地按规定朝每个在场的居民敬了个礼,然后板起面孔问妈妈哥哥嫂嫂他们三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到底是怎么回事──还真没啥大事,那天上午妈妈和哥哥为了那个月电费昂贵,在家中就谁的用电比较浪费起了些小争执,三言两语下来,话说得不中听了,妈妈又摆出了她“吵相骂”的看家本领,将哥哥连同嫂嫂一起骂得败了骂得急了,他忽然无名火窜了上来,凶狠地威胁说,她再骂一声就要动手打她,她怕了,赶紧躲到房间里反锁了门不出来了。过了一会儿,哥哥气消了,敲敲紧闭的房门喊老妈妈吃午饭,她正在房间里生闷气,这次听力不灵敏了,错以为哥哥还在敲门寻衅,慌乱中就爬上了窗台,想从那儿往底下跳了“逃命”,但爬上去一看,窗台离地面那么高,就失去了跳下去的勇气,回头又仿佛不是那么回事,就僵在那里了,这就引起了街坊邻里的一场“虚惊”,直到出动了消防车,警车……

事后,我们国内外的小辈联合起来齐声把妈妈一顿好说:你八十多岁的一个老太婆了,还妄想从二楼跳到街头上,你想成全谁啊?国际奥运会还没有设这种老年“跳高”的比赛项目呢!也难怪我们这一块的警察跑来我们家老大的不高兴,你这是没事找事耍人家玩嘛,现在全国都在强调“维稳”,这个地区的119打多了,上面追查下来,地区的“维稳”指标不合格,要扣他们奖金的,你懂不懂这个道理!我嫂嫂更说,真是丢人现眼,我们家里人的脸面给你丢尽了。这回妈妈乖乖地听着我们七嘴八舌责备她,没出声,大概她也认识到事情闹大了,众怒难犯。

不过,事后我私下对哥哥嫂嫂说,也别太难为老太太了──她关紧了房门,你楞一去敲门,她可能猛的想起了以前那个凶神恶煞似的“精神病”在关紧的房门外叫骂,扔痰盂,然后“埋伏”在房门外的暗处,等她出了房间一下子窜出来用铁器把她脑袋砸开了花那一幕,“前车之鉴”,一年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嘛。

事情过去了,脸面“丢尽”了──她老人家容貌的“武器化”毕竟是不堪一击的,一个家庭内的小小误会就使她丢盔弃甲。

我又问我嫂嫂,妈妈在窗台上磨蹭了有半个小时,消防治安都来了,可是却不见里弄街道有个干部前来过问,现在这档子事怎么里弄街道不管了,都推给别的部门管了?那么里弄居委会现在管啥呢?我嫂嫂说,哎,现在的里弄干部都是“年轻化知识化”了,他们管“世博会”期间的地区清洁卫生状况和“精神面貌”,管平时街道或住宅区的停车位分配收费,管协助调查像你这样的国外回来的人有没有境外势力的背景和动向,他们比以前“年纪偏大的”里弄干部管事时忙多了……

*

人到中年的我,总常常默默地在心里总结“妈妈的容貌”的这整个一根叙述链条:由一张结婚照片所透露的“容貌的演变消沉”的信息──在革命风暴中受到公开侮辱,个人体面和尊严在大庭广众的侮辱责骂批斗体罚下见鬼去吧,“容貌几乎不存”而行事风格转向“脸面张狂”,精于也乐于“吵相骂”──成为精神变态狂肆意行凶的目标,“残存容貌”被一旦摧毁──容貌虽然经过“治疗”勉强复元,但已经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容貌了──造化弄人,容貌潜移默化地和脸面“结盟”,乐此不疲地贬低歪曲别人的容貌和脸面──最后,因了一件家事争执而引起内心根深蒂固的害怕而做出傻事,容貌和脸面一起“丢失贻尽”。

那是一个人的人生写照──是这样的社会制度社会环境中个人的必然写照吗?

那次回家我对哥哥嫂嫂说起许多以前的童年记忆中的事情,令我深思的还有,那些围观的群众、“看客”,也那么似曾相识。那天我从出租车下来,走过去站立“瑞源里”我们家窗台下的马路上,看着妈妈在上面要死要活地出尽洋相,忽然想起了四十多年前“大冬”门口高台上那场千百人踊跃参加的批斗大会。“大冬”已经不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家破破烂烂的小酒馆。我们的记忆在我们的心底也变得破破烂烂难以辨认了。但是,对我来说,无论如何,那些围观者的狂欢喧嚣还犹在耳边轰鸣回荡──当时拥挤在十字路口参与那场声势浩大的批斗会的人数自然大大超过那天围观妈妈爬楼跳窗表演的人数,但无关人数多寡,群众行为的性质却是类同的,他们和妈妈始终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因素──妈妈四十多年前的那次受难需要他们在台下现场参与、鼓动、喝彩,妈妈今天的“自导自演”也仍然需要他们站在街道马路上围观、评论、打气。四十多年前的那个永久震撼我弱小心灵的“电影特写”──妈妈的容貌破灭了(包含预言:终有一天脸面也将丢尽)──这一幕究竟谁在自始至终热心地“看”?电影分明还有另一组“蒙太奇”镜头:他们,这些人数众多的观众和“看客”,过去和现在都紧紧“伴随”着妈妈,最终,他们“众志成城”的集体容貌也不期然破灭了,“千篇一律”的脸面也不自觉丢尽了。就像博尔赫斯说的:“一个人所做的事,总是同所有的人所做的事有相似之处。”

我的“电影剪辑”有点辛辣──四十多年前的文化大革命的年代,人们都公认那是个荒谬疯狂的年代。可我们有什么站得住脚的理由说,今日的年代不荒谬不疯狂了?那根“妈妈的容貌”的叙事链条可是不间断地从过去一直铺连到现在的──如同上面问的那个对“妈妈的容貌”进行深度审视的问题,对于全体人民的“容貌”,我们也不应抱有成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句话里有两个“社会”──“社会”也有它必然的“大写照”。

*

后来又有次从新加坡回上海前,我打电话问妈妈要带什么东西给她吗,她说给她买两样东西即可,一件“博西尼”(Bossini )圆领汗衫和一瓶擦手擦脸用的“凡士林”(Vaseline)护肤膏。她在电话里说,“博西尼”圆领汗衫的棉布质量好,穿着舒适,而“凡士林”油性适中,管用。妈妈还真是个老Color,这两样东西都是价格不贵而实惠的货,也可把它们看作焕发生命晚节的妈妈对关乎于“容貌”的要求趋于简单平淡了。还有个特点,它们都拥有花花绿绿的“外国名字”,猛的勾起我童年的有关回忆。我想,要不是上次我一回去就碰到了她企图“跳楼”的事,我会保持一种对“妈妈的容貌”不张不驰的愉快心情的。

我从上海回来新加坡几个月后,妈妈寄给我一张她刚拍的照片,春天,在一个公园繁花似锦的草坪前拍的。照片上妈妈的神情安然,看来她已从那件不愉快的“跳楼”事件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哥哥嫂嫂想来也同她重归于好了。她甚至还表露出些许的甜蜜──又一次的,照片上的人“憧憬”着照片上的日子。不过,我懂得,那甜蜜与她以前在和爸爸的结婚合照上表露的那份甜蜜是极其不同的,以前的“甜蜜”肯定是她自己种植的,而现在的“甜蜜”则肯定不是她自己收获的。心在岁月的土壤里终究扎不了根──岁月其实可能很肥沃,但是人心毕竟太贫瘠了。

她在寄照片的附信中提醒道,照片上她外套里面穿的那件蓝色圆领汗衫就是我新买的那件“博西尼”,衣服给她添了精神(内在的精神,我愿意那样理解,谢天谢地)。另外,她说,早春的天气依然寒冷,她脸上就也擦了我新买的“凡士林”,皮肤变光滑细嫩了,在照片上看不看得出?她欣慰地说,在这张最新的照片上,我买的两样东西她都用上了。她说她很满足。看了妈妈平直的表白,我被深深打动了。

然后一个转折,信的结尾她提了一个庄严的要求,要我们将来把这张照片作为她的追悼会上的遗像。她还写道,她从前当“瑞源”居委会里弄干部那会儿是由组织出面为她拍过一张“正式的”半身像的,可惜那张照片早就弄没了──这么多年以来妈妈的所作所为早就没了“党的干部”的影子,我以为妈妈也早忘了她当年当里弄干部的经历和风范了,连同她在文化大革命的日子里被打倒被批斗被侮辱的记忆都淡忘了,却原来,往事还是始终深印在她受过伤的脑子里!人内心最深处的痛苦自己是忘不了的,除非别人强行代她忘记!

*

这么说,到头来,到老来,妈妈回过头来终于看破了──看破了一切虚假的“革命”,在同样虚假的脸面索性“丢尽丢光”了以后,再有“重拾旧貌”的心境和义气。也思考了,在她“离开”之前,她要给予这个世界,也给予和她相近相亲的的下一代人,留下一个什么样的具有交代意义的“容貌”。

然者,若问,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她,我的妈妈,反过来对这个世界的“大容貌”有怎样的印象怎样的呼吁呢?这个对她来说苦难和欢乐始终像谜一样猜不透的世界!这个慷慨地给了她“容貌”的世界──可能还给了她好几次,为了补偿同样发生过好几次的严酷的剥夺!

哦,算了,我不能代替我妈妈,尊敬的上苍大人,我请求收回我的提问。

看了妈妈的信和她的诚恳要求,我怅然。世道人心就是这样的,不管我们内心有着怎样剪不断理还乱的疙瘩,有着怎样悲喜交加的疑难和诘问,我们永远会怀有一颗所谓的“赤子之心”,对“妈妈的容貌”依依不舍。

*

注:我的妈妈2011年12月病逝于上海,终年93岁。愿她的在天之容貌青春永驻。

2016年
于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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