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大超:一个文革生的人生报告(第一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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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50周年专题】

◎陈大超

写在前面的话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发现迄今为止,还没有“文革生”的提法(只是有一个医生,名叫“文革生”)。或许,这个提法是由我最先提出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人生即是“投稿人生”。在投稿的过程中,有时需要跟编辑交流。我在交流时,老爱说自己是一个“文革生”,说自己是文革开始时入的学,文革结束时恰好高中毕业——我的学生时代,完全是在文革10年中度过的。为什么老爱这样说?是想博得编辑的同情吧?应该有这个意思。

不知是否有编辑因此而同情我。这样说多了,有一天我的脑子里就蹦出一个想法:干吗不拿“文革生”做书名写一本书?我们这届学生,可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群体啊。独特,就有被关注的价值。至少潜藏着被关注的价值。

我们这一届文革生,独特在什么地方呢?应该是虽然个个都拿到了高中毕业证,但大家毕业时,可是连初中课本都没读完——大家基本上都是“空壳高中毕业生”。这就导致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们安陆县76届高中毕业生,四个班的人,据说只有一个人考上了一所并不出名的大学——几乎是全军覆没。这样的空壳高中毕业生走上社会后,恰好赶上大学文凭吃香的年代,那些拿到了大学毕业文凭的人,转眼间就摇身一变成了“国家干部”,有的由此扶摇直上、成了官运亨通手握大权的人,而我们这一届的绝大多数人,则一路沉沉浮浮,渐渐沉入社会的最底层。

我最初的想法,是到南漳去采访二十位同学,然后再到安陆采访二十位同学。每个同学写三至五千字,全部写好,就是一本很厚的书。我在南漳读的小学,在安陆读的中学。趁着采访,也能见见多年不见的老同学。这样想一想,心里就涌满了亲切与兴奋。可是认真一想,就觉得这方案不可取。我这个完全以写作为生的人,没有那么多的钱做这件事。

那么退而求其次,就写自己这一个文革生的故事吧。于是我写了37篇既是互相关联又可以各自独立的散文。我想让读者通过这些文章,了解文革生的群体中,还有我这样一个多少显得有些个特别的人。

我这个文革生,自然也是被文革洗过脑的。不过,即使在那被人洗脑的年代,有一天我也想过:说不定今后我会变得非常“反动”。果然,1981年我退伍回到安陆,就与我下乡时结识的一位名叫胡发生的朋友,专门相约在一起“开会”否定文革。

我很想在我的同学中做一个调查:我们这一届文革生,在自己的脑子里否定文革的,到底占了多大比例?也就是说,我想知道,我们这届文革生,有多少人抛弃了被文革洗过脑的那个脑子,然后长出了自己的能够独立思考的脑子。

一个民族的进步,某一个群体的进步,应该有这样一个标志:有多少人能够用自己的脑子思考问题?

我没法做那样一个调查,但我可以在自己的故事中,说说我自己是如何长出自己的脑子的。所以我的这本书,自然而然地就有了一定的思想性。但是一本书,光有思想性是远远不够的,它得满足读者多方面的阅读需要——它最好能帮助读者认识一个时代,了解社会变迁,加深对自我与人性的认识,甚至还可以提供一些为人处世上的经验与智慧。

我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来写这本《我是文革生》,写的时候我没有想到它能在哪里出版,在什么时候能出版,它能为我带来多少稿费。我想的只是它好像可以成为我的一部自传,它应该尽可能写出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为了把自己写得尽可能真实,我没有隐瞒自己曾经有过的恶毒、阴暗、与渺小。当然,我也没有“隐瞒”我的反思、觉醒、与成功(不少人都说我是一个成功者,就算是吧)。

我准备把我的这部书稿,传给我的一些有兴趣读它的同学和朋友看一看。我一点也不担心书稿中的某些有可能犯忌的话,会为我带来不测之祸;毕竟,文革已经过去快四十年了,文革中许多人因一句犯忌的话就招来杀身之祸的历史,应该说在中国已经已去不复返了。

2013年10月9日于孝感市竹园小区

第一篇:榜样

我的南漳的老同学们,还记得一个名叫“符先虎”的人吗?他曾经是我们的学习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这句话伴随着我们从小学到高中。但除了雷锋这样的榜样,别的榜样都是容易被人遗忘的。符先虎,恐怕早被人遗忘了。如果他没有当上领导干部,他恐怕在改革开放不久,就成了下岗工人。

应该是在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学校里突然掀起一阵学习符先虎的热潮。在这之前,我们的榜样只有一个,那就是雷锋,“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人民忠于党”,一直到三十年后,我才觉得应该首先忠于自己——忠于自己对客观世界的真实感受与独立判断。人就是要忠诚别的什么,那也应该是他自己的自由选择——而不应该由别人来灌输。

榜样往往就是一种灌输。

县里的领导要全县人民都学符先虎,就是要把表现在符先虎身上的无私精神,灌输给全县人民。符先虎的先进事迹报告,做了几个小时,我只记住一个细节,就是他在挖土方的时候,总是利用休息的时候,把土方与土方之间的那道“私字岗”,给挖掉。那时候不论是兴修水利,还是改造农田,都兴挖土方。挖土方有任务,还要开展比赛。往往是挖土方之前,领导已经用石灰线给各单位划好了范围。那条石灰线,两边的人都不挖,它最后就成了一道“私字岗”。

符先虎,就利用休息时间,把这些“私字岗”给挖掉。他于是就成了“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公而忘私”、“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心一闪念”的典型。他也被县委的宣传部门,树成了全县的学习榜样。

符先虎当时大约是十六七岁,长得瘦瘦条条、白白静静,应该有一米七的个头。文章写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上网查一查符先虎,看网上有没有他的信息?于是在百度里键入“符先虎”三个字,一按回车,哈,居然有!第一条就是!是“文革资料:《听毛主席的话,前进前进再前进》,作者:符先虎;出版社:湖北南漳县化肥厂工人,小民兵;出版时间:1970;开本:16,页数:7;售价:5元;品相:九品”。还有一幅这本资料的影印图片。让我好一阵莫名激动。

网上关于他的四条信息,都是出售这个资料的。他本人现在怎么样了?没有任何信息。看来他没有当上领导干部——如果当上了,网上应该会有只言片语的。是的,我当时就知道他被调到县化肥厂当工人了。一个没有后台的农民孩子,能在那种年代被安排到工厂里当工人,那可是会让人羡慕得眼睛发红。

很多榜样,他们改变的,只是自己的命运。

没过多长时间,我们就把符先虎抛诸脑后。到了1975年,又一个榜样出现了。他的名字叫“吴洪广”。这次是共青团湖北省委树的榜样。这时我已转学到安陆县城关一中,读高一了。我在网上查了一下,他竟然是“共青团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那是1978年的事情,应该是他)。他的事迹,是学校传达的文件,他本人,我没见到。他有什么事迹,我也忘得一干二净。我要说的,是掀起学习吴洪广的高潮没多久,我们的学校,就把我也树为榜样了,提的口号就是:“远学吴洪广,近学陈大超”。说我也是雷锋式的好青年。

我的“学雷锋做好事”的主要事迹是:定期到县福利院给盲人医生理发。

呵呵,我做这事,可没想到学雷锋。那是福利院按摩诊所的按摩医生,奇迹般地把我外婆中风后遗留的口眼歪斜、半身瘫痪治好了,我为了感谢他们,便定期去给他们几个理发。应该说,我是个知恩图报的人。没想到,那几位盲人医生,有一天一路上吹着喇叭,把请人用红纸写成的感谢信送到我们学校来了。我这人本来在学校就挺红的,这一下,学校就有了充分的理由,把我树成了全校学生的学习榜样,说我是全校的学雷锋标兵。

我能说我不是吗?我能说我做这种好事的时候其实没有想到雷锋吗?我清楚,就是那些偶然做了件引起领导重视的好事的人,这种人哪怕真的说出自己当时什么也没想的话,领导也会反复启发他,诱导他,一定要让他说当时他想起了毛主席的教导,想起了英雄人物的英雄事迹,想起了党和人民的精心培养——当时电影里广播里报纸上的很多典型人物,都是这么说的。

现在看来,那个年代发生在一些榜样人物身上的许多事情或许是真的,但当他们出现在了主席台上,在向观众做先进事迹的报告时,由他们嘴里说出来的心理活动和思想理念,几乎全部都是假的。他们提供给观众的心理和思想真相,都是伪造的。是根据领导者的旨意和意图伪造的。

没有真实的思想灵魂的榜样,或者说不能表达自己的真实的思想灵魂的榜样,他们的力量也能是无穷的?在改革开放以前那几十年,中国各地树立的形形色色的榜样,应该说是成千上万,他们也确实带动过许多轰轰烈烈的这运动那运动,只是,整个国家都被这股强大的力量弄到吃饭穿衣都要凭票供应——拿着票还常常买不到手的地步!我就曾好多次拿着肉票去买肉,大冬天里,半夜都得起床到食品公司去排队,冷得人缩成一团。

虚假的榜样,必须产生虚假的力量——甚至是邪恶的力量。

这样的力量越大,人们就会离他们真正想要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越远,甚至会让绝大多数底层人陷入到看不到任何希望的苦难与灾难之中。

或许可以说,我也是那许许多多虚假榜样中的一个。

那时候我不仅没把我做那种好事的真实动机说出来,而且也迎合学校领导,说了一些那个时代的流行语。这等于是我配合并参与了造假。尽管在这个过程中我是被动的,但我的心里却涨满了喜悦、兴奋之情,尽管表面上装得很平静。我甚至暗暗地想,这可有助于我的“政治进步”呢。

那时候,“政治进步”、“政治前途”,就是一个人最大的人生梦想。能成为榜样,哪怕只是一个单位的榜样,这也意味着成为这种榜样者的头上,有了某种“政治光环”。在那种“政治挂帅”的年代,没有多少人具有自觉抵挡“政治诱惑”的意识,也没有多少人可以摆脱无处不在的“政治操弄”。作为一个一直被“政治”牵着鼻子走的中学生,我当时的表现,只能让现在的我感到好笑。

笑自己表面上活得挺风光,挺荣耀,实际上,却是一个丧失了自我的人。

我要庆幸,正是毛泽东的去世,让我入党的政治愿望破灭了。先是被耽搁,后是走上社会的我,与社会上的很多现实格格不入,最终恨声恨气地放弃了自己的“政治追求”。我也因此度过了一段仿佛一个巨瘤从我身上切除后心里面竟然会有一种莫明其妙的失落感的时光。

但这毕竟是好事。它让我的心灵,给“自我”的觉醒与生长腾出了位置。

这以后我还是爱做好事,爱力所能及地帮助那些需要我帮助的人。如有一次下班途中,我看见路边有一个大约五十多岁的男人躺在那里,肚子瘪得非常厉害,我的心动了一下,但还是骑着车子往前走,只是走了一百多米后,我觉得不行,我不能不管他,于是掉转车来,回到他身边,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是跟家里人吵了架,身上没有钱了,饿得走不动了,我便把身上带的钱都掏给他,把他扶起来,让他去买东西吃,然后好好回家。他答应了我,表示感谢。我这才放心离开。做这种事,或许是我这个人的一种本性。

由于我有意远离着“政治”,再不写什么申请书和思想汇报,再也不向什么组织靠拢,到了四十岁那年,我索性辞职回家——跟任何单位与组织都不沾边了,自然再也没有人把我树为什么榜样了。

让我感到奇怪的是,离开学校走上社会后不久,我这个曾被别人当作榜样的人,竟然会暗暗地把身边的那些我自以为特别优秀的人当作榜样。那些人,我觉得他们在我的视野里很杰出——做过相当不平凡的事,他们的身上有一股不同寻常的力量吸引着我。我不仅暗暗地把他们当作学习与追赶的人生目标,并且还要去努力地亲近、接近他们。

在亲近接近他们的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中,我的感觉还是挺美好的,我也确实从他们的身上学到许多好东西。但是随着不断的深入了解,随着彼此之间变得无话不谈,我最后竟然发现,他们灵魂深处的许多东西,竟然是那么的陈腐、渺小,甚至丑陋、肮脏!他们的骨子里,并没有代表人类先进文化的结晶。让他们做出许多不凡成绩的内在动力,仍然是世俗的聪明与算计——只不过是,他们的那种聪明与算计,隐藏得更深罢了。

这世上,能够经得起深入了解和无话不谈的榜样,极少。

大约在我三十六七岁的时候,我发现我身边的人,没有一个可以成为我的榜样的了。那就自己做自己的榜样吧。我这样跟自己说。我要求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背离自己已经确立的那些最基本的做人准则:不通过违法违规的方式谋取好处,不通过投靠权贵出卖尊严的方式谋取好处,不通过投机取巧玩弄手腕的方式谋取好处,自己的一切,都靠真才实学和真本事去创造。

我这样做人,不为别的,就为心安。我压根没想着要去感染谁,打动谁,我更没想到要去成为谁的榜样——不,我暗地里还是想成为一个人的榜样的,她就是我的孩子!

第二篇:影响

人类的社会环境,就是一个影响与被影响的环境。

我在我的这篇文章里,只想说说某些个人让我受到的影响,和我让某些个人从我身上受到的影响。

读小学五年级时,我们班有一个叫徐家新的同学,有一段时间老是带一支竹笛到学校来吹,他吹的是《白毛女》里的插曲“北风吹”。虽然他也是刚刚学会,是勉勉强强地吹得成那个调调,但我却被那种音乐迷住。在此之前,我听过我的一位小玩伴的姐姐吹口琴,每当有月光的夜晚,她都坐在门前吹,也是吹得我小小的心灵,在那月光里如痴如醉。口琴我买不起,笛子我应该买得起吧。于是我用我攒的私房钱,去买了一只浅黄色的竹笛——才花了一角七分钱。

还好,我这个当班长的,在知识面前还低得下腰身,我也就“不耻下问”地向徐家新请教如何吹笛子。不曾想,他竟然是一副不情不愿的样子,问了好多次,才胡乱地把指法给我讲了一下,而且他讲的指法跟他吹的指法不一样。他好像是在故意误导我。

我好多年以后才能理解:人家好不容易有了一个吸引女同学注意力的优势,人家怎么舍得让这个优势被人夺了去。

我却用他告诉的指法,吹成了另一个调调“北风吹”。几年之后,我吹笛子就可以用好几种指法来吹了。虽然我是个大舌头,没办法把“三吐”“双吐”吹到很精准的地步,但我总体上达到的水平,却可以一再让我上台表演个笛子独奏。自然,我的身上又多了一个吸引女同学注意力的优势。好在,这时候我已转学到安陆了,我不必怀着最终把师傅给比了下去的内疚。

我后来当兵,参加工作,都有人被我影响得吹起笛子。

在写新闻报道上,我也受了一个人的影响。那是在当兵时,一个姓王的跟我同年入伍的应山兵,有一次在一起聊天时,他说到要想改变命运,就得写新闻报道,说他爸爸单位的好几个人,都是通过写新闻报道由工人变成了干部。我原来只写诗,写小说,写随笔,这以后,我开始写新闻。

果然,要不是我写的《连长手里的纸条》,在发表时被报社把我的名字错成了“陈少超”,我很可能就靠着这个136字的报道调到团部去了。正是我后来写新闻连续被《孝感报》评为模范通讯员,第二届全国农民运动会在孝感举行时,我才被抽到农运会筹委会当了一年的临时记者——让我的生涯中有了一个很特别的经历。

在人对人的影响上,也有“蝴蝶效应”存在——某个人的一句话,一个思想,一个习惯,当初对你产生影响时,就像一只蝴蝶的翅膀对着你扇起了一阵微风,但经过漫长时间的演变,这一阵微风,也会在你的人生中形成一个让你拥有某种能量做出某个壮举的巨大风暴。

在写作上,我也慢慢地成了一个可以影响别人的人。早些年,不仅大学生毕业包分配,中专生毕业也包分配,我妻子所在的那所中专学校的学生,也就有闲情逸致去组织文学社团,其中的佼佼者,也常常拿着稿子找我求教。先后找我看过稿的四五名学生,都在报刊上发表了诗文,有的一直到现在都跟我保持着很好的朋友关系。他们喊我“陈老师”,我则把他们当朋友。

我倒是希望总有一些小字辈的文学青年,成为我的新朋友,让我从他们的身上吸取朝气和新知,可自从国家不包分配了,学生们的心思就自然而然地用在如何能顺利就业上,我的“文学影响”,也就在身边的学生中断了线。不能当饭吃的文学,只能在只极少数那里变成一个饭碗——我要不是有一个工作可以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有二十年的时间可以让我精心准备,我恐怕也不可能最终走上以文为生这条路。

我的辞职,也让人受到影响。有一天,我看到一位东北的文友在我博客上留言说:“从十多年前就一直喜欢你的文章,一直在杂文报的生活随笔上看,给了我很大启发,同时,您的精神也一直在鼓舞着我,今年是我全职写稿第一年,虽成绩不大,但所得比打工要强得多,而且拥有了一份自由,我之所以敢于这样选择,也是受您的精神的鼓励,所以,在此向大超老师深深致谢,感谢您一直以来的精神感召!”

人与人的影响,更多的是体现在精神的鼓励和精神的感召上。所谓精神,可以说它是一种独具魅力的思想的人格形象,是这种人格形象散发出来的可以穿越时空的灵魂上的光芒。当然,我不能说我的身上具有了一种独具魅力的思想,但我可以说我的作品中流传着存活着某些前人贡献出来的许多独具魅力的思想,而且这些思想深深地植根于我的灵肉之中,并形成了我的人生信念与行动。

我认为前人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天赋人权”这个思想。我认为这个世界上基本上只有两种思想体系:一种是“君权神授”的思想体系,一种是“天赋人权”的思想体系。我的人生的觉醒,就在于我在我的人生实践中,逐步认识到“君权神授”抹杀了绝大多数人的生命价值和生存幸福,是极其腐朽和反动的;逐步认识到“天赋人权”是对绝大多数人的人性合理性的肯定与解放,是形成汹涌澎湃无人可挡的世界发展潮流的思想根源——我们今天享受到的几乎是所有的文明成果,都是它带来的。

所以我在一篇文章中说:“所谓进步,就是远离奴性的跋涉。”远离奴性,就是远离君权神授的思想,去拥抱天赋人权的思想。所以贯穿于我的绝大多数文章的一个最基本的主题,就是争取我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平等,捍卫我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尊严。这样的主题,在今天的中国显然最容易引起普通人共鸣。我相信,这也是我在文朋诗友和许多读者中多少具有某种影响力的最主要的原因。

正是有了我的这种觉醒和追求,我意识到我在那种“土皇帝思想”泛滥成灾的体制里,不可能活出自己的真思想真性情,它只会让我格格不入处处难受。这也是我最终辞职的根本原因。

现在,我在许多人的眼里,早已经成了一个“边缘人”。在某些人看来,我一个人成天呆在家里写自己的文章,完全不跟官场上的人打交道,也不跟发了财的商人们打交道,我就几乎像是一粒小小的尘埃,在离某些闪闪发光的星体的很远的边际部位独自运行着,已经是一个被“主流社会”完全忽略的人了,自然,说我身上竟然还有某种影响力,那也只能是一种开玩笑的说法。

但我觉得像我这样生活着好。最大的好处,是我可以不在那种不公正的体制里竞争了,这让我少怄了许多气。原来上班时,某些人仅仅只会在领导面前当哈叭狗就可以提拔到可以对你指手划脚的职位上去,某些人上班完全是在那里混日子但他拿的钱却比你尽职尽责兢兢业业还多,某些人就因为有个什么家庭背景就可以调到上面的大机关里去——遇到这种事,见到这种人,你再好的修养也会受影响。至少会影响自己的心情,让自己在好大一片时光里都被埋在一种非常压抑的心境之中,跟任何人都不想说话,做什么事都不开心,必须拿出很大的力量才能把自己排解出来。这就肯定会影响到自己的健康。

我敢说,我现在看起来比绝大多数还在单位里上班的同龄人都年轻。前不久遇到一个好长时间没见面的同龄人,他见了我猛然一愣,然后就笑着问我有什么养生秘诀。我真想跟他实话实说,说我最大的养生秘诀就是退出那种不公正的竞争,让自己过一种心情不受影响的生活。可我只跟他打个哈哈,说一些瞎开玩笑的话。

我现在意识到,我愈是活得真实,就愈是不能跟人说真话。很多情况下,我都是听别人说,别人说得有趣,我就笑,就乐,别人说没得没趣,我仍是在那里点头,在那里很礼貌地望着对方——等着他继续往下说。我不知道我活成这个样子,是受了谁的影响?

我只跟极少的几个人说真话。就是这极少的几个人,他们也未必会受我的影响。

好在,有一个人是受我影响的,不论是我说给那极少几个人的真话,还是我写在文章里的真话,都对那个人产生了影响,都让那个人一步一步地沿着那些真话往前走。

那个人就是我自己。

第三篇:硕果

我们这一代人,常常跟“硕果”这个词低头不见抬头见。这个词,文革期间天天都要在报纸上广播里亮相——不论哪个地方出现个什么“新生事物”,都会被说成是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取得的“又一硕果”。哦,有心人可以查查当时的报纸,或许可以编成一本厚厚的《文革硕果》的书。

这个词,也就从报纸广播里,跑到学校领导的嘴里,老师的嘴里,自然也跑进了我们的作文里。——连下乡帮贫下中农割麦子把脸晒黑了,也成了可喜的“硕果”。因为脸晒黑了,心变红了。心变红了,才能把它献给党啊。“一颗红心献给党”,这样的歌词,诗句,当时唱起来念起来,都是特别有表现力的。

在我们高二(3)班,真正被班主任俞老师在学校大讲特讲的硕果,是一个女生在下乡搞兽医实习时创造的。那个女生个子长得比较高,也比较壮。她在田径场上跑得飞快,曾一次次在百米大赛中夺得名次。她也因此在同学中多少是个名人。可真正让她名气大振的,却是她在那次实习中,居然成功地给好几头公猪做了去势手术。

人身上的某些器官,动物身上的某些器官,只要说到它,甚至哪怕只是想到它,就能让人隐隐地兴奋。那个女生给公猪去势,就是把公猪身上的某个器官给拿掉了。这事件,同学们在暗中说起来,脸上都有一般挺神秘的兴奋。

那时候,只要有女子学会了开拖拉机,有女子学会了给猪做人工授精,都会被说成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新生事物——既然是新生事物,那当然就是硕果了。

现在,居然有一个还在校读书的女生,能够拿起刀子给猪做那种手术,这当然也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新生事物,它当然也可被视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在我们学校培育出来的丰硕成果。

俞老师在全校师生面前做专场报告时,将这件事当成重头戏足足讲了半个小时。接下来,他才讲到我们那次下乡实习的其他一些硕果——包括我,如何跟“阶级敌人”划清界线。

那其实是一件挺可笑、挺荒唐的事。当时我和另几个同学,在安陆县雷公公社罗庙大队兽医站搞实习。这个兽医站里有一个四十出头的兽医,平时爱说点风凉话,也爱跟那个老实厚道的站长表示点不同意见,加上吃菜特别喜欢吃味道——总是喜欢跑到厨房里亲自做菜吃,当时的我,就特别看不惯他。可能在我的潜识里,我这个当时的团支书兼班长,把他当成了一个老爱通过出风头的方式表现自己、并喜欢暗暗地跟学生干部对着干的“差生”。自然,我跟同学们在一起时,就喜欢说他的坏话,并让同学们不要跟他走得太近。弄到后来,我们居然把人家当成了“阶级敌人”。因为他的那些表现,跟当时电影里的“阶级敌人”很相似(后来才知道,电影里的阶级敌人,往往都是艺术家们,根据上面的旨意编造出来的)。

当时正在创造入党条件的我,自然将这件事当成了自己“阶级斗争觉悟”高的表现,向俞老师做了汇报,而学生在实习中提高了“阶级斗争觉悟”,那也是可以当作一个硕果来向师生们报告一下的。

人想在政治上进步,很多情况下,就得不择手段地创造“政治资本”——有时候就会夸大别人的落后与反动,以体现自己的思想觉悟是多么的高,“党性”是多么的强。没入党的人,更要表现你的“党性”。

说到阶级斗争觉悟,后来发生在知青点的一件事,也值得一说。有天一个知青伙伴跟我反映,说发现山下有个地主出身的农民,总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摸摸地到水库里去打鱼。地主出身?那不是阶级敌人嘛。偷偷摸摸地到水库里去打鱼?这不是盗窃集体财产嘛。我这个知青组长,就决定带着知青们去捉。我们按照电影里抓特务的情节,事先在通向水库的一条小路旁边埋伏下来。自然是埋伏在草丛深处,头上还戴着用荆棘做的草帽。无论如何,这是一件非常让人感到刺激的事。知青们总是在田里劳动,劳动,那是非常乏味的。

只要是刺激的事,哪怕是不睡觉,哪怕是躲在草丛里忍受蚊叮虫咬,大家也乐意。

水库在我们的另一边的山脚下,我们去埋伏的时候,生怕惊动了场里的当地人。我们怕他们阶级斗争觉悟不高,暗中通风报信。

一连埋伏了好几个晚上,终于,在有个没有月光的晚上,那个我们期待已久的目标出现了。我们屏住气息,按照事先商量好的,等他把渔网撒下去的那一刻,再一齐冲出去捉他。这样不仅能比较稳妥地抓住他,而且也能将他偷鱼的证据一起抓住。他的身体非常强壮,他左冲右突的,险些从我们的合围中挣脱出去。

抓住他后,我们把他的手捆住,把渔网绕挂在他的脖子上,渔网上面的水,滴了他一身。我们连夜把他“押送”到公社。公社通报表扬了我们,自然,我们的这种行为,又被说成是“知识青年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取得的硕果。

那时候我们说什么也没想到,我们这些一再取得种种“硕果”的文革生,在1977年恢复高考的考试中,个个都饱尝了苦果!

这以后,我取得的硕果,就不再与“阶级斗争”有关,也不再与“政治进步”有关。

在农机研究所当工人的那段日子里,我取得的一个硕果,是让我暗自欢喜了好久的——尽管没有人说它是硕果。那是我被安排跟一个跟姓付的师傅学钳工。学钳工,那得让智慧都长在手上才是。或者说,好的钳工,就是用手去体现智慧的人。我这个一向笨手笨脚的人,虽然心眼里根本不打算当一辈子钳工,但既然师傅在那里教你,你总得做出认真的样子去听,去学着做。在我的写作翅膀还没长硬的情况下,我必须老老实实地把眼前的事做好。同时还有一个做人的问题。我不认为我有一个远大的理想,我就可以藐视眼前的师傅与同事。我认为要当好一个作家,首先得当好一普通人。

其实,作家也是普通人。但作家一定得是普通人当中的特别优秀的人。优秀就优秀在他能以平等的精神尊重任何人,他得尽力把落在他手上的事做得让人满意。所以那时候,付师傅让我用汽油洗被拖拉机上拆下来的零件,我是一丝不苟地洗好;他让我把铸件上的毛刺挫平整,我就很耐心地去挫;他让我学着把一根笔直的钢筋砸成一个圆圈,我就在那里踏踏实实地学。当我借助着一板厚厚的钢板与地面形成的弧度,终于把一根手指粗的钢筋一点一点地用小锤砸成一个标准的圆圈时,我心里的那个兴奋啊——仿佛一阵快乐的风把我的心灵送上了云霄!

在我的人生历程中,我认为这个我亲手砸成的钢圈,就是值得我永远珍视的硕果!

在农机研究里的后期,领导看我确实不像一个当具体工人的料,便让我负责搞采买。就是工人师傅需要什么材料,我就骑着车子去把它买回来。有一次,有一个师傅让我去买一种20公分长的厚壁钢管回来。没想到,我跑遍了全城所有卖钢材的地方,都说没有卖的。我想了想,到专门到收废钢铁的地方去找,也没有找到。再怎么办呢?我完全可以回去照直说,让领导另想办法,但我却灵机一动——为何不到一些大型工厂里的废品堆里去碰碰运气?于是骑车到了城西的粮机厂。在堆积如山的废旧钢材中,我到处翻找着,找了几个小时也没见着那种厚壁钢管的踪影。接着我又到了城南的铝厂去找。这一次终于找到了!人家一分钱也没要。回到单位,要这种钢材的师傅只是点点头。他并没有表扬我,更没有说这是一件硕果,但我在自己看来,这件事,非常具体地体现了我在敬业精神上取得的一个值得我永远自豪的硕果!

据我所知,当时的不少文学青年,都在本单位臭得像狗屎——就因为他们有点才,也有了一点名,就可以对自己的本职工作胡乱应付,就可以在身边的同事面前趾高气扬。我不仅从来没臭过,而且我走到哪里,都是一再被大家评为先进工作者。有证书为证。前些时搬家,我把这些证书又搬到了新房子里。妻子笑着说这些东西保存着除了占地方,还能有什么用?不如丢了它。我却舍不得丢。我觉得它们是我人品的见证,也是我人生取得的某种硕果的见证。

其实,我真正看重的我的人生硕果,是一种没有证书的硕果。那就是,在最容易形成奴性的中国文化氛围里,我一点一滴地剔除了那些在不知不觉间侵入到我大脑中的奴性意识。或者说,是我有意识地要求自己必须朝着远离奴性的方向进行顽强不屈地跋涉。在我的头脑里,早已没有了官贵民贱的思想。1986年我结婚时,见我只请了一桌客——就只有几个关系密切的朋友,父亲不高兴地说:“请客怎么能不请领导呢?”立刻去把农机局的领导请了来(那时我已抽在农机局),我则立刻把农机研究所的全体工人请了来。

一个小时候那么想当官的人,一个曾怀着“指挥千军万马”的梦想渴望走上仕途的人,最后可以那么轻松地把许多人羡慕的副馆长一职辞掉,回到家来,成为手里没有一丝一毫之权力的人,安心写自己的小文章,有滋有味地过自己的小日子,同时却仍然满腔热忱地关注着整个世界的发展与进步,在与人打交道的时候和盘托出一个普通公民的坦诚与真挚,我觉得这种心态的成功转变,这种自由、安怡、本真的生活形态的成功实现,才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值得我深感欣慰的硕果。

前不久跟妻子一起到医院看一个病人,路上遇到她的一个年轻的女同事,那同事是第一次见到我,就那么一刹那之间,她居然说我看起来一点也不浮躁。前几天,一个电脑店的老板,到我家安装我们新买的电脑,我前后没有跟他说上几句话,没想到他走的时候,也说我跟别人不一样,说我这人面无浮躁之色。当时就把我说愣了:怎么这些人,一眼就能看出我不浮躁啊?我可是从来没有刻意进行过不浮躁的努力啊。

我想了好久,应该算是想明白了:正因为有着那些我走上社会后取得的人生“硕果”在心里垫底,反映在人脸上的内心世界,才能是那么和干净和沉静啊。

第四篇:荣耀

回安陆过年,跟一个三十多年没见面的老同学联系上,我问他:“77年恢复高考,你参加了吗?”他说:“没有,那时候我已到五七棉纺厂上班了。”我说:“上班了也可以参加高考啊。”他笑了笑说:“那时候,我觉得当工人比上大学荣耀些。”他的这句“当工人比上大学荣耀些”,让我暗暗地心酸了好一阵子。

我们这代人,从上小学到读高中,接受的全都是“工人阶级最革命”、“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咱们工人有力量”的思想熏陶。其实,真正熏陶我们的,是现实生活里的工人家庭,大多都比一般家庭的家境好,不仅处处享受到政治上的荣耀,而且物质生活上也令人羡慕。而那些上过大学的“知识分子”呢,政治上被打成了“臭老九”,在人面前不敢“乱说乱动”,物质生活上——文革中很多臭老九都被赶到乡下去了,过的生活往往比“贫下中农”都不如,因为他们在挣工分上,肯定不如贫下中农挣的多啊。

正是这种社会现实,让我那位老同学,放弃了那次让很多人的命运发生重大改变的高考。他没想到的是,1998年他所在的那所曾经给数千名工人带来荣耀和富裕的工厂,被卖给了一个有钱的私人老板,他成了一名“下岗工人”。二十多年的工龄,竟以三万元作了结。“那一刻,我感到天都塌下来了!”他说。

1977年恢复高考时,虽然我还在知青点——还没当上令人深感荣耀的“工人”,但我内心深处,也是轻视高考的。因为那时候我想入党。入党就要图表现。所以在其他知青假借各种名义回城复习功课、找人辅导准备参加高考时,我仍然跟林场的“贫下中农”们“战斗”在一起。在我看来,入党肯定比读大学重要。因为我要入的那个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啊,是入了党就能成为“人民公仆”的啊。人民公仆是干什么的?是领导人民的,是享受人民爱戴的。被人民爱戴的,那才是最最荣耀的!

当然,最后我还是去考了。由于读书时几乎就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再加上根本就没有作好准备,所以高考一结束,我就知道自己一败涂地了。事实证明我果然考砸了。高考录取通知下来的时候,我已在青海当铁道兵了。那时候,“知识的力量”正在变得日益强大,哪怕你已经当了兵、到了部队,只要有了你的录取通知,你仍然可以立刻脱下军装去读大学。有些与我同时入伍的人,就是这样脱去军装上了大学的。他们自然都是大家羡慕的对象。可我不羡慕。那时占据我大脑的荣耀,仍是入党当官。

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支撑他昂首挺胸——精神十足地活在他人面前的,并不是他身上的脊梁骨,而是某种荣耀。也可以说是他追求、拥有某种荣耀的精神力量。

万万没想到,我在新兵连生病时说的一句胡话,竟然神奇地改写了我的命运。我竟然被分到了专打隧道的施工连。我的能写会画的优势,变成了劣势。在全连就只有一个“城市兵”的情况下,我整整用了半年时间,才能稍稍跟得上那种仿佛打仗一样的干活节奏。尽管如此,我仍然向连队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好不容易,我的能写会画的优势最终让我站稳了脚跟,我的总是能得到“群众”信赖的为人方式也让我得到了广泛好评,我的入党,似乎成了不成问题的问题。

我想只要入了党,我就是不能在部队提干,退伍回到地方后,也容易得到应有的重视,我追求的那种入党当官的荣耀,仍然可以让我充满自尊地活在这个世界上。可是,有一天居然有人告诉我,说指导员说了的,陈大超不搞关系,他就别想入党。指导员是连队的党支部书记,既然他这样说——哦,那一刻,我在部队入党的梦想,似乎一下子掉在地上摔得粉碎!

一连好些天,我就像一个断了脊梁骨的人,脸上失去了光彩,身上失去了力量,不仅走路变得软塌塌的,就连躺在床上仿佛也与床单粘在了一起——连翻身的愿望都没有。好在我的脑子在翻江倒海般的剧烈动荡中终于确定了一种新的荣耀——让这种新的荣耀占据了我的大脑。“他妈的,就这样吧,这一生,老子就做一个靠真本事吃饭的人!”我咬切齿地跟自己说。平常情况下,我是基本上不说“他妈的”、“老子”这些粗话的,但在心情极度恶劣的情况下,它们也会不请自来——从我嘴里跑出来,证明我还保留着一定程度的粗鲁。

我下决心不再入党,但对于当官,仍然心存幻想。

退伍没多久,当官的梦想也彻底破灭。不仅在于那些当官的孩子,在我看来人品、能力远不如我,却一夜之间都被提了干,也在于我的绝不出卖尊严、绝不投靠他人的做人准则,也让那些当官的只用我不提我,让我彻底死了当官那个心。我的靠真本事吃饭的思想,也更深地在我头脑中扎下根来。这时候我想的是,在这个世界上,那些靠真本事在某一方面做出实际贡献、同时活得很有尊严的人,才是最值得尊敬的。我觉得能够活成这样的一个人,也是一件挺荣耀的事情。

我确定的目标就是有一天能过上完全以稿费为生的生活。在部队里,我在《铁道兵》一年只能发表一篇一百来字的报道,只能获得一元钱的稿费,退伍当年,我就在《孝感报》发表了十多篇杂感和诗歌小说类文字,获得数十元的稿费,我想总有一天,我的稿费会超过我的工资,到了那时候我就辞职,去过一种任何人都不能对我发号施令、都不能给我脸色看的生活,我只跟我喜欢的人呆在一起,我不喜欢的人我可以永远不见他。呵,我觉得那才是一种真正的荣耀!

哪怕我后来在孝感市图书馆当了副馆长,占据我脑子的,仍然是那种凭真本事吃饭的荣耀思想,而且仍然准备着一旦稿费超过工资就辞职。可是过年时,绝大多数人送给我的祝酒辞都是“祝你早日成为正馆长!”“祝你早日当上局长!”这让我很清楚地看到我追求的荣耀,并不是这个社会感兴趣的,我就是真能成为了一名自食其力的作家,人们也不会认为那是一件多么荣耀的事情。

改革开放初期,文学至所以热得发烫,不是文学本身有多热,而是那时候有的人一个短篇小说得奖就能被格提拔当副局长!人们热衷的还是搞文学能当官。后来“一切向钱看”的思想占了上风,谁有了钱谁就可以进“人大”进“政协”——就可以从政当官,作家诗人们立刻就不吃香了。

因为赚钱发财比发表诗文容易。发表诗文一般都需要长时间的积累,而赚钱发财,很容易一夜暴富。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之初,有些人仅仅是凭着胆子大,敢搞,就能转眼间腰缠万贯。可我,还是喜欢通过写作去积累自己的人生实力,去创造自己的人生荣耀。

我也并不想为自己弄个作家诗人的桂冠在头上戴着。我追求的是真才实学,是真本事,而不是什么虚名浮利。我在图书馆工作的时候,跟我关系挺好的孝感市作家协会主席胡士华,曾两次把加入湖北省作家协会的表格送到我家里,我都让它们放得落满灰尘,最后不知所踪。那个表我看了一眼就决定不填,按照要求,我填这个表至少得拿出三天时间。我觉得用三天的时间填这样一个表不划算——还不如我看几页有用的书,还不如我好好写一篇文章。我的生命时光,只应该用在可以让自己积累真本事的地方。

我当然知道,为了加入省作协——让自己成为一个具有“合法身份”的省作协会员,享受那种头上有顶作家桂冠的荣耀,很多写作者都在那里钻墙打洞——想方请法地拉关系,不择手段地弄虚作假,但这对我没有丝毫影响。我觉得有没有人把我当作家看无所谓,我要的只是一种可以让我靠写作吃饭的能力。我甚至害怕有人喊我喊作家——怕人把我当成那种基本上只有空壳荣誉的作家。

1998年我辞职后,省里面几家大报都把我当作新闻人物来报道,或许这事对省作协有触动,他们居然直接把加入省作协的表格,寄到了我家里。我仍然觉得没必要花那么多时间填这个表,不过我觉得应该有一个回应才算礼貌,于是我把存在电脑里的一个百字简介打出来,贴在了这个表格的封面上,投进了路边的邮筒。据说省作协在讨论我入会时,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是陈大超居然如此藐视省作协、他根本没资格加入,一种是陈大超能这样把表格寄回来、这已经是很尊重省作协了。讨论的结果,还是让我加入了。

我辞职时,很多写了一辈子的人,都说辞不得啊,在孝感,还没有离开了体制可以完全靠写作为生的先例啊。有人以为,我连一年都坚持不下去。可现在,我已在这条路上坚持了十六年!湖北日报的高级记者朱学诗到孝感来采访我的时候,见面第一句话就说:“陈大超,你居然还活着?”孝感的一些文人特意跑到我家来看我,见我完全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寒酸,那么可怜,大呼意外。省里的一些作家见了我,也感到惊奇,说“样子你生活得很好啊,你的精神状态给人一种很轻松的感觉啊”。他们全都小看了我——小看了我拥有的实力!

一个人拥有什么样的荣耀观,他就会拥有什么样的实力。

我庆幸我能够及时将自己从那种入党、当官的荣耀中解放出来,那既是一个让自己的灵魂深深煎熬苦苦挣扎的过程,也是一个将自己的人生从污泥浊水中拯救出来从而让自己走向干净、独立、自尊的过程。这些年,不止一个人说我挣的钱“干净”。曾担任过台湾《联合报》副刊主编的痖弦先生,不止一次在给我的回信中说:靠写作生,“是一件很有尊严的事情”。干净与有尊严,来自于我独立的思考、独立的写作、独立的面对这个世界。

干净,独立,和有尊严,应该是我的生活的基调。我的人生的荣耀,也就建立在这个基调上。这种荣耀散发出来的光芒,很多时候只有我自己看得见。2013年我参加战友聚会,主持人在致辞时特别提到的人,都是被称为局长、处长的人,和当了老板、老总的人,而对我这个发表了大量作品的人却视而不见。我当然知道,这就是目前中国的现实:绝大多数人都只认官,只认钱。但它并没有影响到我的心情,它更不可能削弱我的自信。

我相信这么多年我对“真本事”的追求,我的没有虚度一天光阴的学习和思考,它让我达到的文明高度,远远胜过许多手里有大钱、身上有官位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是文明的载体。人的优秀,人的荣耀,应该来自于他身上所载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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