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亚东:我“看见”了毛主席——我的后文革记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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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50周年专题】

◎李亚东

一直以为,这事儿发生更早。直到最近才弄明白:假如是更早些时候——譬如四岁、五岁时候吧,家里不会让我一个人到处乱跑的——还别说去南关操场、人那么多的地方了。事实上我去了,记忆中没有别的家人跟我一起去;那就可以判定,自己当时还不曾、或刚刚上小学。我是1969年春节过后入学的,因此可以判断,独个儿跑去南关操场凑热闹,很大的可能是1968年夏天,当然也有可能是1969年——当春暖花开的时候。

查《1949—1996甘谷历年大事记》,1968年那一栏里有:

“7月19日,经省革命委员会批准,甘谷县革命委员成立,实行党政一元化的领导。25日在县城南关操场举行了甘谷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

——或许正是那一天?那种花团锦簇、如火如荼的气氛,一辈子忘不了。

*

那天相当欢,开“万人大会”。记得我小时候,动不动“举国欢腾”,这地方那地方红旗招展锣鼓喧天地“盛大集会”。在我们那个小地方,“万人”是比“盛大”更直观、也更有气势的词。记得那些年间,动不动就“万人”如何如何:庆祝要万人,声讨要万人,枪毙人——官话叫“公判公审”——也要万人……所以“万人大会”一词,跟我的个人成长暨文革记忆密不可分。但是怎么觉得,到了后来“万人”就边际效用递减了?可最早的那一次,哪怕隔着几十年时空,依旧显得“映日荷花别样红”。最早的狂欢啊,不操心的年龄。

写这篇文章时,我一次又一次眯上眼睛……喜欢凑热闹是孩子的天性,何况据说是“史无前例的”伟大事件。躬逢其盛的孩童,由于格外不谙世事,竟以为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实在是够扯。肯定是认错了,肯定是白日梦……尽管如此,该小屁孩要“无怨无悔”地讲:一次错认并没有拉开他与领袖之间的距离。相反,他更明白领袖“伟大”了,而以更崇敬更热切的心,“朵朵葵花向太阳”地仰望他,坚信他老人家无论在哪个角度,都目不转睛地盯自己;毛老人家就像那天上的太阳,无时无刻不照耀着万物茁壮……

究竟为什么为什么,少年时代的自己,目光总是在不停地寻找?

*

那天南关操场,全县的人都来了——记住是“全县”哎!……依稀记得大喇叭里,指点着这个公社或“单位”的队伍去哪个地方,那个公社或“单位”的队伍去另一个地方,请革命同志各就各位、遵守会场纪律。下面的人就很配合地,找寻划定的位置(好像此前,他们“游行”来着)。像我这样无归属的小屁孩,就欢畅地在队列与队列间游来游去……。

游动中看见了什么?依稀可辨的画面是,一个个“公社”的人在划定的线内站着(有的席地),一个个班级的学生在划定的线内站着(有的席地),在线外走来走去或原地不动的,只能是他们的领队或老师之类吧?印象中他们走了一段路吧,有点儿累或由于天热而无精打采。依稀记得有的人,用手抹一把额头的汗……嗯,有没有那时常说的“锣鼓喧天、阳光灿烂”?应该有吧,只不过对于常年生活在高原的人来讲,“阳光灿烂”其实引不起特别的注意……“锣鼓喧天”就算有,开会时会停下来……有没有“红旗飘飘”呢?我想应该有的,不过由于审美疲倦的原因,也就引不起小孩持久的注意……

等等!你看——

背对主席台游啊游的我,看见一位穿一身青灰色制服的大人,站在队列外面散漫地看着四周。我停下来看他,发现他眉峰有点“紧锁”,很快万里晴空一般。好像有点心事,又像心无挂碍自由自在。身子是呆在此处的,显然“胸怀全中国、放眼全世界”。偶尔抬眼掠过我的上方,瞥一眼我身后很远处的主席台,有点儿等待或不耐烦,又很快把视线收回来。那意思好像在讲:“你让我呆在这儿我就呆在这儿,我总要密切联系群众……”。记得他就那样一个人在那儿站着,没人过来跟他搭话,也不见他招呼别人。他也没有注意到不远处,有个小孩一脸崇敬地望着他,跟他一样身在南关操场神游千万里……

那一天还有些啥?忘了。

第二天大杂院里,大家还在为昨天的无比热闹、盛况空前兴奋不已。哎呀,南关操场。确实了,好欢。啧啧啧,各公社都来了。统共多少人呢?加起来几万吧……核心的是王家老婆子(我们甘谷话,叫“王家耶[姨]”),一帮子围绕她叽叽喳喳。很奇怪大家说来说去,就是不讲最重要的情节,于是站在外围的我忍不住提醒:“昨天万人大会,毛主席也来了……”(键盘上打出这些字,心像当时一样雀跃)。王家老婆子忙问:怎么,毛老人家也来了?听谁讲的?我说“我看见了!他站在那里……”。王家老婆子又问,站在哪里?什么样子?娃娃,你可能认错人了……毛老人家那么忙,怎么会到我们县上来?他到我们县上来,县上肯定要宣布,老人家肯定要坐主席台……

不懂“宣布”是啥意思。不过有点明白了:毛主席、毛主席,当然要坐主席台——敢情“主席台”是这意思啊——那没上主席台的,就算长得再像,也不可能是毛主席……

*

一直在想,咋就“认错人”了?

我想六岁左右的我,其实对大家都说的“毛主席”没有概念。想我端详的那个人,大概是乡下哪个学校的校长或班主任之类?好不容易带高年级学生来一趟县城,又是庆祝“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就很隆重地穿了一身新——注意是一身新哎!只有“咱们的领袖毛泽东”才能那么做,跟他在一起的,从来比他个子矮也比他穿得旧……说起来不可思议,我的童年(乃至少年)经验中,一个人穿一身新,肯定与众不同;如果他显富态,肯定是个“首长”……就跟现在的北朝鲜一样,那时候的电影上么,富态而又慈祥的肯定是“大首长”——人民的领袖么,既然“领袖”么,当然领子袖子不一样,当然一年四季穿新衣裳……

我所见的那人,穿的肯定不是蓝黑色,而是《毛主席去安源》里的蓝灰,我想那就说明他是“毛主席”了。毛主席既然能去安源,他也就能来我们甘谷……那时我没想过毛主席日理万机,全国那么多地方他怎么走得过来……不不不,毛主席不是跟你我一样的凡人——说起来不可思议,那时满眼满耳都灌满了这样的画面:《毛主席走遍了山山水水》、《毛主席与人民群众在一起》、《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毛主席永远和我们在一起》,《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真的,就没有别的信息了!而且被无数次告知,不仅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是“毛主席永远和我在一起”……

……不会有别的可能,永远不会——除了反动派,谁会提出异议?!

*

不怕聪明人笑,小时候很长时间,我都为自己的“幸运”而不可思议:你想世界那么大,那么多国家,一片水深火热……都等着我们去解放!怎么就让我投生到“世界革命的中心——中国”?!何等荣耀、何等自豪、何等眩晕(是的,阿尔巴尼亚也是,可是怎么也得说咱是“老大哥”吧)……还有、还有:时间那么长,上下千万年,怎么就让我不早又不晚,赶巧出生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啧啧啧!我和我的同龄人何等幸福啊?!

不怕聪明人笑,小时候很长时间,想到自己跟同龄人的“幸运”,就不可思议地幸福,幸福得都要昏厥。甚至下意识里,作为“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屁孩,虽然事实上靠父母亲养活(但是怎么说呢?还是一直以为,是党和毛主席在养我们),父母亲发脾气时免不了要挨打,可是潜意识里,即使对他们也还是有着不可思议的“占位”优越感——谁让他们出生在“黑暗的旧社会”呢,他们是“旧社会人”……说远了。不过,我想说自己真的很幸福,赶上了好时代,赶上了好地方——就说我们那个小地方,聪明人可能会鄙夷“黄土高原的穷乡僻壤”——可是很长时间,我和我那些小伙伴一致“据说”并相视一笑地认定:我们县是全中国除北京以外,最好的地方……嗯,听说外地人叫我们甘谷“小北京”……

然后呢?然后没有然后了。可是只是当时,幸福感如泉喷涌。

*

所以,“我看见了毛主席”固然错认,可也不是离奇得难以解释的。

我要进一步为自己辩护:见到的那个“毛主席”,有点像《毛主席去安源》中的男子,略瘦削,很挺拔,以我那时的审美水准——怎一个“帅”字了得……是不是我此前见过那幅画,就不自觉按图索骥、对号入座?……想不起更早些时候,在哪里见过那幅画了。能回忆起来的是上小学时,崭新的《语文》课本上有散发着油墨香的那幅画:身穿长衫一书生,风尘仆仆去远方,手中持有油纸伞,意气风发又带着思索,背景上是乌云,真个“军阀混战、一派黄梁再现”的光景……总之跟此前、此后见到的领袖像不一样,确实有点“超凡脱俗”——搞不懂这幅画哪来那么大的魔力?但是得承认,我那时的心,真个是:

“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

*

无论哪种情况,都是事后分析。不管怎么说,错认都是事实。

既然这样,为什么耿耿不能忘怀?甚至坚持“错认”,用它当文章标题?

我想我是想,还原某种真实。身处乌托邦世界,不该回避的心理真实。

那是怎样的体验呢?现在经常听说,“XX虐我千万遍,我待XX如初恋”之类的话。让我联想到,领袖与人民的关系。那是怎样的状态呢?其实直到现在,还常听过来人或没有一点经验、连“文革”尾巴都没摸的男女青年如痴如醉唱那首伪民歌:

“北京城里的毛主席,虽然没有见过您,您给我温暖却永在我身边……”

我想自己情况,仿佛这个样子?的确是“主席虐我千万遍,我待主席如初恋”的,不能有别的可能了……而从另一方面讲,我所记忆的那次会场,即使肉体的毛主席没有临幸,绝不能说“他不在场”——不,绝不能那样讲!那是不顾基本事实的。“万人大会”上讲了些啥记不得了,不过1968、1969年的“万人大会”啊,哪怕每次名目不一样,可都是千言万语离不开“毛主席”的……假如我的记忆,真的对应1968年夏天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与庆祝”,则结合此事全国情况,更可以断定“毛主席他老人家”,是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与庆祝”剧目中当仁不让的主角——他不在场却在场了;能离开他,岂非咄咄怪事!

怎么可能呢。就比如说吧——在我是现在才知道,那时无论哪个地方开“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都有个“成立和庆祝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电”。再比如说吧——在我是现在才弄清:实行党政“一元化领导”的“革命委员会”,跟普通政权机构(哪怕文革前)的基本不同,在于它是毛主席的“道成肉身”。记忆不能帮忙,就用“故纸”佐证:如1967年4月20日《谢富治同志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成立和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云:

“人们盼望已久的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现在宣告成立……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是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又如1968年3月30日“两报一刊”《革命委员会好》社论云:

“革命委员会千好万好,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活学活用、学好用好毛泽东思想……”

——毫无疑问,我的懵然错认,跟话语催眠有关。

*

还用多说吗?

原来我念兹在兹的,是“圣灵降临的叙事”。

正像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一书断言的:“1968年,文化大革命接近尾声,但对毛的个人崇拜却达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作为不懂事的屁孩,我念兹在兹的是毛主席,又有什么了不得呢?可卷进去,不等于懂。我固然不懂,多少大人懂呢?就像现在披露的1967年2月3日,毛主席他老人家对外国人透底的话:

“有一部分人夏季是革命的,到了冬季就变成反革命的……”

我们现在读史,知道毛主席他老人家那时,就在筹划“从大乱到大治”。后来发生的事态,也的确正像秦晖所概括的:“……九大后文革逐步建立秩序,文革就结束了。实际上照我看来,真正群众意义上的文革只有一年多,就是说允许老百姓造反的话。从六六年十月到六八年六七月间。”——哦!却原来我所凑的“文革”热闹,赶巧了是文革“造反”运动的“胜利大逃亡”?此后所发生的事,只能算“后文革记忆”。行文至此,恍然大悟。与此同时,若有所失。因为紧接着发生的故事,如一篇网文悻悻然描述的:

“革委会的建立,人们当时都天真地认为这标志们文革的最后胜利,而经过一年多血腥冲杀的造反派们也最终如愿以偿地‘修成了正果’。……支左部队当初是公开支持造反派的,造反派镇压保守派取得了胜利。但后来这些造反派不是一个个也被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收拾了吗?当时的英雄也变成了狗熊。”(gwb555《文革中我在县革委的工作经历》)

——他所讲述的,该是960万平方公里,普遍上演的剧目吧?

*

历史对于对它有所期待的人,委实残酷了点。

遥想“革委会”成立时,“欢欣鼓舞”的人们,有多少不是以为“坚冰已经打破、道路已经指明”,“英特耐雄纳尔,从此要实现”?此情此景,就像1949年扭秧歌,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也像1976年“中国的十月”,又次欢欣鼓舞庆翻身,为“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还是打住吧!一再沦入幸福状态的,何独我们中国人?对于“地上天国”的憧憬,或“一种神圣的灵魂出卖”,乃是不分古今中外,一演再演的剧目。此情此景,正如普鲁斯特所揭示:“借助希望,我们对自己进行洗脑,这是一个民族自我保护本能的体现……。”他的本国同胞塞奇·莫斯科维奇则指出:“在20世纪初,我们都肯定民众将会取得胜利,而到了20世纪末,我们都会成为领袖的囚徒。”他进一步拍案惊奇讲:

“如果我们对自由的渴望再强烈一些的话,这世界也许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

可是扯到这儿,无论如何扯远了。感慨愚騃的童年,感慨六八年或六九年春夏,那色彩鲜明的季节。我以自己的无知和热忱,拥护和巩固过他的统治。其实很长时间都是,直到启蒙后才感叹,“人生识字忧患始”了。此后多少年啊,我都一再深情地回忆起,在那色彩鲜明的时节,一个才学会乱跑的屁孩窜入革命大人当中,活像电影《铁托和我》里的那个小胖墩,一天到晚都在梦游,大梦初醒地看见“敬爱的毛主席”来到了自己身边:他长久地盯着他,一动不动呆站在那里,用纯真的目光表达发自内心的崇敬。

——是的,“闭紧我的双眼,我能看到他……”。

2016年3月30日初稿,8月9日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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