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乃修:科罗:心灵与自然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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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乃修

八月下旬的巴黎,晨光凉爽,我在塞纳河边散步,走过伏尔泰码头(Quai Voltaire)和巴克路(Rue du Bac)交界处。水的对面是卢浮宫,昔日之皇宫,今日艺术馆。1796年七月,在这片绿荫下,与卢浮宫一水之隔,诞生一位对后人影响深刻的画家——科罗(Jean-Baptiste-Camille Corot)。那幢房子早已不复存在,而科罗和他的作品,已成为法国文化精华的一部分,活在后代人心灵中。

科罗二十六岁才正式开始学习绘画。父亲是布商,母亲开一家有名的女帽店,为巴黎的时髦女郎提供各种款式的漂亮装饰。科罗一直想成为画家,父亲却要他跟那些布商学徒,与那些商界人士周旋。他只能利用业余时间写生。二十一岁,他开始去一家画院听课(Academie Suisse on the Quai des Orfevres),从此把晚上时间全部用来作画。他从早年就痴迷于大自然。二十六岁这一年,科罗态度坚定地对父母说:“我想做画家。”父亲尊重他的愿望,给他一笔生活费。他立刻出门,沿着塞纳河疯走。多年后,他对一位密友说:“那时我高兴得发疯,脑海里顿时烈焰熊熊。”尽管尊重儿子的意志,但父母对儿子的潜在绘画才能和远大前途始终没有认识,对儿子三十年后的辉煌成功更无料想。

那个时代,艺术上盛行新古典主义风格。科罗师从博当(Bertin),而博当继承法国十七世纪风景画家罗苒(Lorrain)和普桑(Poussin)的古典风格,属于风景画的新古典派。因此,科罗的绘画深受这种古典趣味和传统的影响,很长时期走不出新古典主义氛围。学习古典艺术,继承前人传统,使他深受裨益,无论他的风景画还是人物画,都具有静穆、典雅气质,含有道德、理念内容。例如1845年作的《荷马与牧羊人》(Homer and the Shepherds),《晨光:山林水泽仙女们之舞蹈》(Morning:Dance of the Nymphs),1855年作的《戴安娜之浴》(Diana’s Bath),1868-70作的《戴珍珠的女人》(Woman with a Pearl),等等。

意大利是欧洲古典文化圣地,现代人文主义哲学和艺术的摇篮。在欧洲,以美术为职业的人,几乎没有一个未去过意大利。去意大利,是美术学习的必要一课。为了学习古典艺术,科罗一生三次负笈意大利,吸吮自古希腊、罗马至文艺复兴时期的丰厚艺术遗产,感受意大利古典建筑与湖光山色构成的典雅人文景观。

1825年,二十九岁的科罗第一次去意大利。父母同意他去,但要求他给家里留下一幅自画像。他来到古城罗马,开始他的意大利风景画创作。三年之间,在罗马和拿波利,在树林,在河畔,在古代碑石下,在博物馆里,他流连忘返,潜心研究古代艺术大师的高雅趣味,领会他们那种对构图的美学讲究和对整体的艺术把握,培厚自己对景物的精妙感受力和艺术上的微妙表现力。

一个伟大艺术家,首先应当摆脱匠气,具有灵质,即从心灵上超凡脱俗。这种精神素质是艺术技巧不能替代的。这次意大利之行,最值得注意的心灵变化是,科罗开始在心灵中展开人与自然的亲密对话。这种物-我交流、交感、对话,将在他的画作中时时流露,而且愈来愈强烈,最终成为使他的绘画走向个性和特异的重要内在原因,是使他的风景画具有神奇特质的精神原因。

1828年回到巴黎,科罗的眼界和心灵,开阔而充实。后来,他又在1834年和1843年两次去意大利作画,最后一次,他已四十七岁。直到五十岁,他依然默默无闻。他默默耕耘三十年,锲而不舍地探索风景画的精魂,研究光、自然、心灵之间的神妙关系,探寻自己对大自然的意会和表现方式,一言蔽之,探索自己的风景画道路。

古典遗产会成为新知识的起点和营养,也会成为一种负累和局限。科罗对意大利的向往,显示古典美学趣味对他的心灵的长期笼罩,对他的艺术思维的漫长羁縻。科罗的艺术个性若想伸展,他的作品若想独树一帜,需要突破古典趣味,挣脱摹古氛围,表现出我自己的艺术特质和独立不群的艺术个性。在我看来,他多年苦苦创作风景画,却默默无闻或小有名气,不被人们认识和理解,这是重要原因之一。

他的父母有两处房产,一处是塞纳河畔这所房子,另一处是离巴黎十六公里的阿维芮镇别墅。这里有树林,有池塘,远离喧嚣,万籁静谧,科罗醉心于这里的田园风光。晨光熹微,他踏着晨露,出去写生,暮色已暗、雾气渐浓,他挟着画夹归来。这里的乡野环境是他最心爱的所在,对他后来的风景画创作,产生深远影响。一位法国评论家说:天意为科罗创造了阿维芮,亦为阿维芮创造了科罗。

科罗要寻找一种消泯物我之隔、融物我为一体的独特感觉。他投入大自然,他体验,他沉思,他与树木、湖水、风云、天空息息相通、融为一体。他不是那种自有一套理论或学说的艺术家,诸如法国的普桑,他的同时代人德拉克罗瓦。实际上,科罗在用自己的作品来发言,换句话说,科罗的话语深含在他的画作里。应当说,艺术家无须文字话语,只需艺术话语,即艺术作品。诗人保罗瓦莱里感叹,他很难谈论科罗的作品。瓦莱里这种感叹,说明科罗在艺术上的成功。

1846年,科罗被授予法国最高奖——荣誉军团十字勋章;他的绘画开始受到批评家注意。他的作品慢慢得到更多人的认可。然而,他的画作依然无人购买。他既不被世人理解,也不被家人理解。这双重不理解,使科罗感到悲哀。1847年,父亲去世;1851年,母亲去世。从此他愈发孤独,默默与自然对话,发奋寻找自己的艺术语言。很自然,父母去世之悲凉,独身生活之孤苦,为获得社会承认而长期奋斗之艰难,使这位心地和善、性格内向的艺术家不知不觉在绘画中显露一抹苍凉和忧郁色彩,画面色调灰蒙,时而恬静如梦、万籁和谐,时而激荡如涛、极富动感。这是他的心灵和情感的直接现实。

卢浮宫博物馆的美术批评家奥尔(Madeleine Hours)指出,科罗的画法在逐步变化,1830年之际,科罗的笔触短促而坚决,后来逐渐变得宽阔、灵活;与此同时,画中的色彩变得愈发微妙、和谐,尽管颜色的数量却在减少;科罗绘画在1850年前后发生的变化,特别是那种对风景的抒情般的阐释,显示出高超的艺术技巧和多面的艺术才能。这些话讲得有道理。(注一)

母亲去世后,科罗去北部的阿若(Arras),和一位朋友住在一起。那里气候温润,阳光被水汽岚雾过滤,变得纯净、柔和、微妙。于是,科罗手中的调色盘,眼中的景物,心灵中的大自然,都发生了微妙变化。这时,他的根深蒂厚的古典艺术技巧和真实主义信念,揉进一种异乎寻常的革命性因素——主观性成分。这一极具活力、生气勃勃的主观性因素,是科罗风景画艺术产生奇特魔力、发生革命性巨变的酵母。这种主观性成分中,除了有主观的感悟力(以灵气扫荡匠气),主观的创造力(摆脱对景物的奴性愚忠或表面真实),还有个人独具的心灵感受和情感呼应,这就是艺术中的诗情境界。

这样,发生变化的不仅仅是技巧层面,而且是心灵层面。他的风景画不仅技巧纯熟,景物单纯,构图丰富而空灵,而且明显见出一种泉涌风发、蓊然腾起的灵气。此时,他的风景画中,景物轮廓已不是以前那种树黑天白、明暗鲜明,而是变得模糊、朦胧,明暗对比度明显柔化,所有景物似乎已融为一体、和谐而微妙。这种变化,不仅是对光的独特理解,对自然的独特感受,而且是对风景画艺术的独特领悟。他悄然告别了古典传统,走向自己心灵中的自然,走向自己的艺术个性。

1855年,科罗的风景画吸引了一位大主顾:拿破仑三世买去他的画《马尔古西之回忆》。这对三十年来默默从事绘画艺术、年已五十九岁的画家来说,是一大成功。显然,他的风景画打动了这位顾客。此后,科罗在风景画创作上持续努力,创作出一批出类拔萃、独具风格、非常动人的艺术精品,诸如《莫蒂芳丹的回忆》(Recollection of Mortefontaine),《狂风景色》(Windswept Landscape),《阿维芮镇》(Ville d’Avray),等等。

艺术史上,极少有人象科罗这样大器晚成、大名晚著。年近六十的科罗,终于听到幸运之神的敲门声。他成了蜚声画坛的大名人,被视为大师,他的名字成了最畅销的牌号。成功带来了财富。奋斗了一生的科罗,一直靠家庭留给他的一笔生活费过活,直到这时才能靠画作生活。他没有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回顾昔日依傍他人的岁月,他感叹:“终于发现自己是个有吸引力的人,这是多好的事呵。可惜,我的父亲未能活着看到这一点。他嫌恨我的绘画,从来不认为绘画有什么好,因为我的画卖不出去。”1866年,科罗大名如日中天,拿破仑三世以一万八千法郎的高价,又买去他的一幅画作《孤寂》(Solitude)。

迟放的花往往更香。他的艺术获得人们承认和理解。中外古今,人情相似:成名前,门可罗雀;成名后,门庭若市。一群群新朋旧友、学生、画商登门拜访,或叙友情,或求指点,或请他向画商写推荐信,或来免费使用他的模特、颜料,或讨一张音乐会入场券,或求他接济,以免入枯鱼之肆,或向他索画。对这些有求而来、川流不息的年轻朋友,宽厚谦逊、乐善好施的科罗嘴衔烟斗,一脸微笑。他敞开胸襟真诚相待,有求必应、慷慨解囊。他的艺术和人格,赢得人们敬重。许多年轻一代画家以自视为科罗的学生而自豪。后来出大名的印象派画家毕沙罗欣然成为科罗的学生,雷诺阿亦热诚赞美科罗,但却不喜欢人们趋之若鹜那种俗态,他公开表示:“我爱科罗,但不奔凑。”(I like Corot,but from a distance.)

1897年,年近六十的莫奈出席一个印象派画家作品展,一位大名鼎鼎的鉴赏家兴奋地对他说,能看到这么多印象派大师的作品济济一堂,真是喜不自禁。莫奈答道:“这里只有一位大师——科罗。与他相比,我们这些人何足挂齿。”(Compared to him,the rest of us are nothing.)此时,如果科罗还活着,应当是一百零一岁。这些印象派画家都承认科罗在处理光线方面显示出来的艺术技巧首屈一指,德加、雷诺阿以及后来的毕加索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科罗的人物画影响。印象派画家,无论他们的风景画还是人物画,都毫无疑问从科罗的作品中获取丰厚灵感和艺术营养。这一点,在科罗的绘画和印象派年轻画家的绘画中,表现得相当明显。后辈风景画家,几乎无人不受科罗绘画艺术的影响。德拉克罗瓦说:“科罗是一个罕见的天才,他是现代风景画之父。”

科罗名声大噪,伪作纷纷冒出。从1865年开始(科罗六十九岁),赝品制造者们模仿科罗的风景画,制作出大批质量低劣的画作,伪托科罗之名,牟取暴利。

科罗一生探索风景画艺术之路,勤奋进行人与自然的对话,经过不同阶段的漫长探索,不断突破自己,突破传统,以内心对大自然的灵性感知作为自己艺术个性发展的新起点。当他突破古典趣味和思维格套、走出洛苒和普桑的笼罩时,他的风景画艺术的进展几乎是飞跃式的,他终于获得自己的绘画语言和艺术个性。

1875年2月22日,七十九岁的科罗,象一片硕大的树叶,从丰茂的艺术之树飘落。临终前,他对床前同伴说:“你不会知道,我现在认识到我能做的是哪些新东西。我现在瞥见的东西,是我以前从未看到过的。现在,我似乎觉得自己从来不知道如何画一片天空。现在,我看到在自己面前的是浓得多的玫瑰色,更深邃,更透明。呵!我真想把天空的这种无边无际的寥廓性拿出来给你看。……”

科罗的眼睛,是一双有灵性的艺术家的眼睛;他与大自然的对话,持续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老年科罗,睁大一双孩童般充满稚气的眼睛,深情张望着山水天云,非凡地感悟着自然万物;老年科罗,与大自然融为一体,雾障云隔化为流水,一切滞塞消失净尽,千度苦寻豁然开朗,点点悟解贯通融汇,大自然在他眼里成为灵光四射的璀璨世界;年近八十的科罗,恍若正富青春,灵感风发泉涌,所见皆成奇思。如此具有心灵创造力的艺术家,焉能不出类拔萃?可惜,当他臻于这种神奇的心灵境界时,个体的生命之树已来日无多,尽管人类的艺术之树郁郁葱葱。

中国古代画家一向主张师法自然,例如明代之石涛。科罗也教导年轻画家要走进自然、观察自然、忠实自然。其实,他只说对前一半。一个出色的艺术家,不仅应当观察自然,更应当以心灵和情感体验自然、感悟自然、神会自然、创造自然,一言蔽之,创造心灵中你所感悟和神会的自然。

艺术家与艺术家之不同,在于心灵体验的深度、心灵感受的丰富性、心灵的表现力和意象再创造力,即以人的灵气浸透自然(此之谓才气),在于创造性心灵对感悟了的客体作的独特艺术表达,而不在他们所面对的客体本身(否则即匠气)。经过人的心灵体验而表现的世界,已失去纯客观性。这里,英国人贝克莱的哲学是正确的。

当科罗囿于古典、拘泥自然时,他的风景画默默无闻,尽管现代评论家努力挖掘那些画作里的价值。当他把心灵和情感的独特性渗透到风景画中,他的画作出现飞跃性变化。于是,有鲜明个性风格的、新的科罗出现了。此时,科罗绘画的价值才得以确立。

科罗的绘画艺术,对同时代人和后代人之影响,巨大而深远。他以风景画著称,他的人物画亦颇具特色。早在最初学画时,他就在人物画方面下过功夫。负笈意大利期间,他作过大量人物速写,包括少女和男孩。此后,他为家人和朋友作了很多小幅肖像画,磨炼自己的观察力和技巧性。

科罗的一些人物画,具有一种古典美。画中的年轻女性,有一种沉静、丰丽、典雅的气质和高贵、尊严的神态。例如《阿戈斯蒂娜》(Agostina,1866)中的女性,亭亭玉立的娴雅姿态,左手的优美和动作的自然,以及高坡房屋和身边树干之背景衬托,都显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巨子对他的深刻影响。此作虽然被同时代人冷漠(他们迷醉于这个时期他那些诗意盎然的风景画),却受到雷诺阿和德加的赞美。

再如《戴珍珠的女人》(Woman with a Pearl,1868-70),这位面如满月的丰丽美人,开朗而柔滑的前额,沉静的眼神,直挺的鼻梁,自然飘垂的黑发,特别是那微翘的小嘴之美妙,透出迷人的魅力。她的姿态、胸房以及双手交叉、搭在胸前的优雅,右手的柔嫩质感和纤细手指,都使我想到达芬奇的《蒙纳丽莎》。科罗此作的沉静气质和优雅风格,与意大利古典画家一脉相通。

毫无疑问,这类人物画,显示科罗深厚的古典艺术根基。但是,我想,假如科罗始终停留在这种古典美或古典趣味上,他能超越意大利古典画家诸如达芬奇、拉斐尔、乔尔乔内、提香这些古典大师么?他能为后代人留下属于自己的、鲜明而又独特的东西么?

科罗毕竟不凡。除了那些古典风格的人物画,他还有很多大异其趣的人物作品,这些画作色调粗犷、笔势粗放、不事雕琢、但求神似、意趣或感觉。例如《幼年罗伯特》(Maurice Robert as a Child,1857),《母亲与孩子在海边》(Mother and Child on the Beach,1860),《阿尔及利亚少女倚在草地上》(Young Algerian Woman Lying on the Grass,1871-73),《桑斯教堂内景》(Interior of Sens Cathedral,1874),《蓝裙女郎》(Lady in Blue,1874)等等。

其中,《海边母子》中的年轻母亲身材之厚实、壮健(令人想到毕加索),衣褶之粗简(上述画作中皆有这一特点),逸笔草草,唯求神似。《桑斯教堂内景》中的建筑和人物,色调粗犷,非常写意(此年科罗已七十八岁),有人认为此画已属于印象派作品。在他去世前创作的《蓝衣女郎》亦倍受称赞,有评论家说,“很难有比这更美的人物画”,此画预示印象主义的到来,而且雷诺阿此年完成的哈特曼夫人画像明显受到科罗此作影响。莫奈把科罗誉为印象派大师,德加对科罗倍加称赞,塞尚亦对科罗的人物画非常喜爱。看了科罗这些人物画,就会了然于心。

这些色调粗犷、笔势雄放、大刀阔斧、对光和色有独特理解的画作,启发了那些和他往来密切的印象派年轻人以及后来的现代派诸子的灵感(他的若干风景画之粗犷笔调和色彩,特别是黄色调,使我感觉很可能启发了塞尚、高更等人的想象和手法)。

有研究者称赞科罗作于1850年的出色的女性人物画《哥斯克尼美女》(La Belle Gasconne),具有纯净的力度和雕塑般的坚实性,独步于十九世纪画坛;并且把此画与毕加索作于1923年的《阿西西妇女》(Femme Assise)、作于1924年的《希腊妇女》,视为姊妹作品,指出这三幅作品皆具同样的粗犷笔触,油彩柔软而平展,配色亦相同。这种特点在科罗十五至二十年后的人物画中依然存在,例如作于1865年的《沉思-喜剧》(The Muse-Comedy)、作于1860年、构图最大胆的画作《海边母子》(科罗作于1868-70年的《希腊女孩》(Greek Girl)也属于这种粗犷风格的作品)。这些看法不仅看到科罗人物画的独特风格及其现代性,而且揭示科罗的人物画对二十世纪现代派巨人毕加索的深刻影响。

科罗的人物画摆脱古典气氛的笼罩,一扫玲珑纤巧与雕琢,显示出鲜明的现代性:风格粗犷,笔触简劲,色调质朴,构图大胆,具有性格力度和俊爽大气,开启二十世纪现代气象与风格之先河。科罗这些风格粗犷的人物画出现于1850至1870年之际,堪称空谷足音。谁能料想,五十至七十年后,会有另一位绘画巨人起而应之、推向极致呢?谁能料想,科罗这些人物画,启迪现代派画家之灵感,引起一场翻天倒海的艺术革命风暴呢?

科罗最打动我的,是他的风景画。准确地说,并非他的所有风景画都有这种动情力。他晚年的几幅绝妙画作,最使我痴迷,这些作品完成于1864年以后,即六十八岁以后所作。

科罗成长于古典艺术气氛浓厚的年代,传统古典风格势力强大,新古典主义又盛行一时(法国画家安格尔是其卓越代表)。科罗接受的古典艺术营养,一方面来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遗产,另方面来自本国的两位活跃于十七世纪的著名风景画家洛苒和普桑的遗产。洛苒(1600-1682)是他那个时代首屈一指的风景画家,普桑(1594-1665)的画作被视为法国古典艺术样板。可以想见,在这种里里外外、十分浓厚的古典风气里,要获得自己的艺术个性,开拓自己的艺术道路,是极为不易的。

科罗的很多风景画,带有他那个时代的古典主义色彩,例如《荷马与牧羊人》(1845),《晨光:众仙女之舞蹈》(1850),《戴安娜之浴》(1855),《但丁和维吉尔走进地狱》(1859)等等,这类画作的思维、题材、人物以及表现方式,都未能摆脱古典题材、古典气味或追古痕迹。

科罗还有一些风景画,描摹山水、树林、教堂、短墙,则带有很强的写生性质和习作痕迹。这些画作,构思平平,景物面面俱到,虽然笔触和色彩间或显露别致特色,但是缺乏主次之分和大胆取舍,缺乏中心意象和瞬间抓住人的艺术力量。如果科罗始终沿着这种道路走下去,他决不会成为独树一帜的风景画大师科罗。

对抗时代风气,挣脱时代局限,突破自身拘囿,永远是伟大艺术家的课题。

此后,科罗创作出真正属于他自己的风景画精品,诸如《莫蒂芳丹的回忆》,《莫蒂芳丹舟子》,《狂风景象》等等,这些别具一格的作品使他一跃腾起,雄居风景画大师地位。多年来令我痴迷的,正是这些浸透着他的灵魂、燃烧着他的情感、具有雄健大气之作。

1864年,科罗完成《莫蒂芳丹回忆》(Recollection of Mortefontaine)。这实在是科罗风景画之精品。这棵莽莽苍苍的大树多好,泼墨似的浓染多么传神,多么有生命力,蓬蓬勃勃占去画面斜斜一半,左边缀有一株枝干光秃小树,一个红裙女人带着两个孩子,正仰面伸展双臂采摘树上的什么,这显然出于构图平衡需要,增添浓厚的人间情味和优美的抒情色彩;树下湖水,明迷各半,倒映对面朦胧树影;中景几簇林树点点如染;远景一抹山林淡淡如烟;残露几处灰黄天空,似乎云霭交织。整个画面空灵而又实在,有田园的静谧,梦一般迷离。空灵中,不见细部描绘,却能感到实在;静谧中,似乎能听到阵阵树涛咏叹。这纯然是一首诗画。此画意境,大约可用印象派作曲家德彪西的朦胧音诗来点染,或与罗德里戈《阿兰胡埃斯吉它协奏曲》中的柔板共奏鸣。

1897年,法国评论家拉芳(Lafond)写道:“科罗,这位无懈可击的大师,从未对大自然晨景之魅力作过如此微妙的表现。……这位伟大艺术家在千变万化的大自然中,从未如此巧妙地捕捉这样的一瞬,而这一瞬在他笔下表现得是那么完美。”这幅作品显示,科罗的风景画进入辉煌境界。

这幅画作在1864年一问世,就声誉鹊起,佳评如潮。此画被政府买去,悬挂在芳丹白露宫,1889年移到卢浮宫。

科罗这幅杰作,使莫蒂芳丹公园亦名声大著。它位于巴黎北郊二十九公里处,林木葱茏,小湖纵横,野趣颇浓。一百五十年前,著名画家瓦托(Watteau)曾在这里长期作画,此地景色诱发他的灵感,他的代表作《去往西瑟拉》就诞生在这里。科罗也被这里的野趣诗情吸引。他的《莫蒂芳丹的回忆》一出,收藏者们不辞劳苦,跑去寻找科罗作画地点,或启发科罗灵感的那片风景,把它保护起来。

《莫蒂芳丹回忆》的成功,引来同时代人的模仿和追步。科罗对自己这幅画作的构图、情调和美感效果亦非常珍惜,遂以此画构图为模式,又作了几幅画,其中最佳的一幅是作于1865-70的《莫蒂芳丹舟子》(The Boatman of Mortefontaine)。1873年,科罗去世前两年,又以类似的构图、手法和情调,画出新作《阿维芮湖斜树》(Pond at Ville-d’Avray with Leaning Tree)。画中,树干修长,枝条柔韧而伸展,带有科罗之树的鲜明个性;画面色调呈棕色,树朦胧,草朦胧,人朦胧,天朦胧,云朦胧,湖水也朦胧,几处湖面透着浏亮,而这浏亮仍是不同亮度的朦胧。艺术家一生苦寻、梦思最适合自己性情的表达方式,一旦找到最喜爱的角度、构图、色调和手法并且大获成功时,是多么欣喜,多么痴迷;那实在是最能寄托和抒发自己感情的一种方式。

《莫蒂芳丹舟子》之构图、情调、意境,与《莫蒂芳丹回忆》相似,只是树形稍小,天空稍多,因此色调多了一些清亮,舟子与一叶扁舟泊在湖畔。大树如染,迷蒙树叶由淡墨般油彩渲染出来,边缘与天空相接则尤见青淡,已不是科罗早期绘画中那种树与天黑白分明。

这两幅绝妙诗画,颇有几分中国彩墨画意趣和情调。大树、近草和远处山林之意象,很象在使用大面积泼墨和晕染,很有几分中国画之泼墨风格,湖水和远处山林淡如青烟,梦境般飘渺,显出一种空灵意趣。画中没有细部雕琢,一切似乎酣然沉醉、浑然一体。画中人物,寥寥数笔,粗犷而传神。这两幅杰作中,性灵胜于拘泥,情调胜于细节,意趣胜于雕琢,这是它成功的重要艺术因素。这是在抒写主观感受,表现在晨风中舒展开来的心灵之树和心灵之大自然,而非拘泥于眼见之树、眼见之大自然。

1865年,即完成《莫蒂芳丹回忆》次年,科罗又完成一幅杰作《狂风景象》(Windswept Landscape)。这幅画作表现原野上狂风劲吹、暴雨来临、大树斜倒之意象。此作构图简洁,画面开阔,笔势苍劲,色调诱人,具有强烈动感。画家把地面压缩在下方三分之一位置,把三分之二空间留给此时更具表现力的天空,既显示天空的高远和寥廓,又显示狂风怒云之翻卷和疾驰。四棵树则被置于右侧中景位置,皆向画面对角线倾倒,几乎平行。这种处理,既使画面景象开朗,又为画面增加强烈动感。近景有一个赶路人背影,中景露出一个红房顶。这一安排,增添了大自然与人的共处关系。这幅作品,风格粗犷、刚健,同样没有细节刻画,颇似油画大写意,却极传神地表现出暴风雨中的原野意象。特别是暴风雨中的树,倾斜、动感、朦胧,最富表现力。这种极富紧张性和强烈动感的意象与构图,显示作者内心的磅礴大气和激情。

这幅画作在1867年展出,科罗再次获得众口一词的赞叹。他的风景画艺术又一次获得巨大成功。他再次获得荣誉勋章。此画构思之奇特,科罗亦深感难得。以这一主题为核心,他创作了数幅变奏曲式系列画作,充分抒发他对可爱的大自然观察和研究了一生而获得的灵感,充分拓展他的艺术构思。创造心灵中美妙、激情的景象,已成为科罗生命存在的方式。

科罗这些风格粗犷、莽苍郁葱、时而空灵如梦、时而大气磅礴的风景画,显示出艺术中的精神自由、个性的舒展,透露他内心世界的丰富、精神的活泼和生命力的强健。他以出神入化的笔调,表现出天地自然、晨光风雨与自己内心之颤动、奔涌、交感而发出的共鸣。此时的科罗,与天地精神独往来,任何人间教条或传统格套都不能再规范这颗与大自然同呼吸的自由意志。

科罗这些脱略形似、追求神似、色调粗放、构图大胆、意态洒脱自然的风景画,把他前期的古典趣味、传统思维、板滞手法、僵硬构图脱得干干净净。这些风景画,离印象派绘画只有一步。这些风景画,与其说它们是对自然的细致观察和再现,不如说它们是一种主观感受、性灵意趣之表现。它们不是再现景物或描摹自然,而是带有强烈内心感觉的一种外化。

1856年,科罗在笔记本中这样写道:“当我专心致志摹写的时候,我一刻也没忘记那种紧紧抓住我的感情。当我们注视某个景物或地方的时候,我们会被某种优美的东西感动,而不会忘记这种美。当我们专注于真实和准确,千万不要忘记用我们受到感动的那种东西去覆盖它。让我们相信自己的第一感觉吧。”科罗对大自然倾注了全部情感。

1867年,他的风景画处于大获成功的巅峰时期,科罗完成了一幅别具特色的佳作《玛芮瑟尔的教堂》(The Church of Marissel).此作色调温暖,景象却苍凉。小路两侧参差直挺而近乎光秃的林木,掩映着一座乡村教堂,似乎经历中世纪无数兵燹灾难而顽强再生;小路上的农妇抱着孩子走向小河;这条色调暗淡的小河,闪着一泓浏亮,自身形成一种对立与谐和,同时与淡蓝的天空和条条白云构成明暗对照。这幅作品,色调的丰富、谐和、光的处理,很迷人。这种荒村景象给人一种苍凉而深远的历史感。

科罗在博瓦附近的小村玛芮瑟尔创作了这幅作品。他选取黎明时光,因为他很喜欢这种光线效果。作画时,科罗依据内心的美感需要,对景物做了必要的筛选,略去了篱笆,简化了小路两旁树木,使色调更谐和、意象更集中、构图更具表现力。法国一位美术批评家说得颇有见地:“这幅画的效果是灰色,但这是一种金黄色的灰,美妙的光的调子使这种灰色变得温暖。在这种看似简单中,有着极深的艺术匠心和丰厚诗意。”(warmed by exquisitely delicate light tones)

有趣的一个插曲是,维多利亚女王非常喜爱这幅画,当她从特使那里得知此画已被一位裁缝花了四千法郎买走时,别提多么懊丧了。

1870年,科罗又完成了一幅迷人的风景画《阿维芮镇》(Ville d’Avray,1870)。他多年居住在这里,非常喜爱这里的晨曦黄昏、树林池塘,从青年时期就朝朝暮暮在此写生作画,这里和莫蒂芳丹是他的风景画取材和灵感的重要来源。这幅画作色调充满诗意的朦胧,令人迷醉,浸透了画家对故居之地深情和对这里景色的深切理解。

值得注意的是,科罗在艺术巅峰时期创作的那几幅最出色的风景画,诸如《莫蒂芳丹回忆》,《莫蒂芳丹舟子》,《狂风景象》,《玛芮瑟尔的教堂》,《阿维芮镇》,都有一种朦胧意境,或曰迷离效果,令人低徊,令人痴迷,令人神往。这一方面显示,晚年科罗对光的理解、运用和处理,已达到出神入化境界;另一方面显示,他对大自然的理解、对内心情感的倾注以及对风景画之美学精髓的领悟,已达到物我浑然一体的境界。从技巧方面到精神层面,浑然而成这一境界,这才是大师。

知道科罗长达三十年默默奋斗和探索自己的艺术境界,一生与大自然情景交融地对话,颤动着身心每一条神经投入创作,看到他那些令人惊异的迷人画作,在光、色和艺术调子上达到的令人痴迷境界,我不禁在心里勾勒着这位巴黎之子的性格和容貌。有幸的是,他有几幅摄于五十七岁前后(1853年之际)的个人照片保留下来。照片中的科罗,面容果决,线条粗壮,神态尊严,头部稍稍扭转,下巴微微仰起,透露一种刚强气质和质朴性格。这副面容,没有一丝平庸或油滑,没有一毫低头屈附。这是那种望之也厉、即之也温、交之也挚的人。

科罗的人物画和风景画,是心灵的柔情、性格的力度、人格的大气和内在的灵性之整一,是古典和现代、继承和创造、苦寻和妙悟的整一。

注一:COROT,Harry N. Abrams,New York,1984,P.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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