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建元:向哈维尔致敬——哈维尔作品朗读会(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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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建元

主持:曾建元(中华大学行政管理学系副教授,国立台湾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兼任副教授暨客家研究中心特约副研究员)

朗读:帕维尔·史葛达(Pavel Škoda)(捷克驻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副代表)
陈政三(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文化资产局专员)
谢小韫(台北市政府参事)
廖亦武(中国大陆流亡作家)

记录:胡心怡(中华大学行政管理学系学生)
曾建元

主办:捷克经济文化办事处、倾向文化出版社

协办:华人民主书院

时间:二零一二年二月二日

地点:台北世界贸易中心第二十届台北国际书展第一馆一零五号朗读沙龙

狱中书:致妻子奥尔嘉1979.6 ~ 1983.2(精装)

《狱中书──致妻子奥尔嘉》(Letters to Olga)哈维尔逝世纪念版书影

怀念哈维尔

曾建元:在展开我们的朗读会之前,──这是我们向文学的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致敬的特殊形式。先介绍一下我们的贵宾,最左边的是陈政三,他是台湾非常有名的文史工作者,他本身撰写跟编译了很多古代西方人在台湾探险的故事,我知道他现在正准备出版一本书,《出磺坑钻油日记:台湾第一座油矿1877-1878年美国技师开采石油的故事》,是关于客家人、美国人和苗栗石油开发的历史。接下来是捷克共和国驻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副代表帕维尔·史葛达(Pavel Škoda)先生,昨天在同样的场地,是由捷克共和国驻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代表葛德凯(Juraj Koudelka)参加了《向哈维尔致敬》座谈会的纪念活动,今天的朗读会则感谢副代表的出席。接下来是前台北市政府文化局局长谢小韫,谢局长在任内曾经策划过艾未未在台北市立美术馆的展览《艾未未.缺席》,代表台湾对于中国大陆创作自由的支持,也谢谢她的坚持,为我们台湾保留了尊严。再来是廖亦武先生,廖亦武出生于四川省,他在六四前夕写了长诗〈大屠杀〉在天安门广场公开朗读发表,彷佛是六四屠城的预言。次年三月他在重庆被国家安全部逮捕,被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的罪名判决入狱四年,成为政治犯,去年从中国逃出来,受到德国政治庇护,现居住在柏林。

今天举办这场朗读会,是为了纪念哈维尔总统对于坚持创作自由所做的伟大贡献。他原本是位剧作家,因为当时发生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政府取缔宇宙塑料人(The 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摇滚乐团的事件,哈维尔跳出来为文化人争取行使创作与言论自由的权利,而发起〈七七宪章〉(Charter 77)运动,要求直面人性和真实的生活,反对国家的干涉,也就自此成为政治工作者,后来被判刑而入狱,在狱中写了一百四十六封书信给他的妻子奥尔嘉(Olga),一九八三年哈维尔以肺病的理由获保外就医,其余的刑期则以“纪念解放四十周年”为由被政府赦免。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捷克斯洛伐克举行的第一次真正的民主选举中,出狱仅四十二天的哈维尔领导的公民论坛(Občanské fórum)成为国民议会最大党,哈维尔进而被国民议会选举为捷克斯洛伐克联邦总统。一九九二年捷克斯洛伐克解体,捷克共和国成立,来年哈维尔当选捷克共和国总统,由天鹅绒革命(Velvet Revolution)到天鹅绒分离(Velvet Divorce),捷克的国家转型过程就像踏在柔软光滑的天鹅绒地毯上一样地平顺。这是哈维尔在捷克史上的精采之作。他作为小国总统,在国际间奔走疾呼人权高于主权,为被压迫的民族和良心犯发声,更使捷克脱胎换骨,成为受到世人尊敬的国家。而捷克与斯洛伐克,更从此成为真正的“兄弟之邦”。

哈维尔虽然是一个剧作家、诗人,但自从他投身政治反对运动以后,他也有非常多的政治评论问世,而主要以地下出版物的形式在民间流传。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本书《狱中书──致妻子奥尔嘉》(Letters to Olga),这是哈维尔一九七九年六月到一九八三年二月在狱中的这段期间写给他妻子奥尔嘉的书信集,共收录有一百四十六封。尽管是以家书的形式,事实上哈维尔是要写给世人看的,他要为历史存证,所以奥尔嘉曾经因此而抱怨过他,因为哈维尔写的,是他对于人生、对世界、对捷克斯洛伐克命运的看法,通篇几乎没有儿女私情,而为了避免遭受信件检查的困扰,他在文字的使用上也特意地晦涩难解。

以上是对于哈维尔总统生平的简短说明。接下来,我们则要邀请哈维尔总统的同乡,捷克的副代表史葛达先生为我们展开今天的朗读会。在请史葛达先生以捷克语为我们朗读的同时,我们也要提供一份珍贵的手稿复印件让各位在座的读者传阅,这是哈维尔在狱中给他的夫人奥尔嘉的书信,我们请陈政三先生先为我们介绍一下。

存有之声永不沉默

陈政三:第一个,我们看到的是信封,是哈维尔写给他夫人奥尔嘉的;其次是信,是捷克文写的;再来也是信,里面有被划掉的,是狱中通信检查制度所做的;第四是当时他妻子申请探监获得批准的一份证明文件。以上请大家传阅一下。

史葛达先生要为我们朗读《狱中书──致妻子奥尔嘉》的第一百四十二封信。哈维尔在狱中,总共写了一百四十四封。──如果有人手头没书,我们会场的后方有贩卖。这是紧急赶印出来的,我把我的年终奖金拿出来,帮老朋友贝岭把书印出来,否则这本书已经绝版了,我们没机会在本届国际书展里看到。史葛达会先以捷克语念一段,再念英文,我则接着念同一段的中文译文。

史葛达与陈政三:“第一百四十二封信,一九八二年八月二十一日。

亲爱的奥尔嘉:我们生活在一个普遍存在背弃存有现象的时代:我们的文明是建立在一个伟大的科学技术的高潮之上,这些伟大的智慧指引着人们以失去与存有的接触为代价去征服这个世界。文明将其自豪的创造者变成了他自己消费需求的奴隶,将其肢体解为各种孤立的功能,融化在这个世界的存在之中,因而不仅剥夺了他作为一个人的整体性和自主性,而且使他再也没有能力对自己的‘本能反应’施加影响。显然,今日世界的危机是一种人的责任感危机(既包括对他自己的责任感,也包括他对其他事物责任感),因而也是一种人的同一性危机。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切绝不意味着在当代的人性结构中,对存在的体验和对存在的追求当已荡然无存。相反,尽管人的这些努力屡遭挫折,人们的这些追求一再受到人的背弃、愚弄和迷惑,但是它们仍旧潜藏在人的结构之中,虽然只是以一种有裂痕的缺陷的形式存在,必须不惜代价地加以弥补,以保持形象——在‘表’和‘里’两个方面。需要指出的是,道德几乎从来都没有把它自己看成一种单纯的功利主义,它甚至不允许人们这样看待它。它总是自称,或者说试图使自己相信,它的根扎得更深些,即使在不像狂热这么极端的事情上也是如此。让我们举例来说,谁敢说他自己没有良心?”

“对这一个问题的回答不可能有两种。因为‘存有之声’还没有沉默,我们知道它就回荡在我们的周围。作为一个人,我们不可能对它的呼唤充耳不闻。只是在眼前的这段日子里,对存有之声的回答,更多的是沉默,甚至于是欺骗和谎言。因此,我们关心存有的原因绝不仅仅是因为我们有这种习惯(即一种具体化的传统道德,从我们在世存在的观点看,公开地漠视它将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过失),它有更加深刻的渊源,只要我们还是人,还没有变成机器人,我们就不可能把自己从被掷入存有之源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尽管这不过是一种‘记忆的记忆’、‘思乡病的思乡病’、或‘对渴望的渴望’,它却能使我们不得不聆听存有的声音。不论我们的行为多么自私,不论我们对不能马上给我们带来的实惠(那种完全植根于现象世界的利益)的东西何等冷漠,也不论我们对‘此时此地’的蝇头小利是如何地汲汲营营,我们总是觉得,至少是在心灵的某个角落里觉得,我们不应该那么做。因此,我们总是要找到一种方法,为自己的行为进行辩护,总是想通过某种‘心计’,掩饰它与某种我们完全不能再追求的东西的不和谐。有时我们借用所谓的高论:为了成功不得不‘不惜代价’,有时我们又自欺欺人,手段残忍但方向正确。采用方法千差万别,但万变不离其宗。”

曾建元:在上面的这段文字中,哈维尔表达了他对于存有的看法。你也可以说它就是“上帝”,但共产主义基于唯物论主张无神论,不喜欢这种说法,哈维尔也不愿在狱中去招惹笔墨的是非。不过,哈维尔却是一个具有宗教情怀的人,尽管他在自传《来自远方的拷问──哈维尔自传》(Dálkovy vyslech)里坦承,他对于宗教的仪式一点也不感兴趣,但他从小的时候,就感到有一种伟大的神秘,是所有意义和最高道德权威的核心,是人的起源、人所禀赋的良知之所在。他相信在人无论在做什么,都是在以一种奇特的方式触及永恒。因此,人的一切作为,最终都将刻划在存有/上帝的记忆之中。哈维尔说他的狱中书信始终贯穿着一个基本的主题:“为什么一个人做事要负责?”他说是基于对自己个人经历的回想,而不是什么智慧的启迪。然而,回想个人经历,如果不能同时对自己过往的是非成败进行评价,事实上也不会有责任的问题。

一个具有超越精神的人,才会把生命视为一个由个人到存有、由一时到永恒的连续整体,相信所有的作为,都会在存有之中得到因果报应,所以就当要自觉地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起对于存有的责任。可以说,哈维尔勿以善小而不为的积极入世态度,乃系源自这一份对于人与存有关系的坚信。

另类爱情小说

谢小韫:哈维尔从一九七九年六月四日到一九八二年九月四日,在狱中总共三年三个月,写了一百四十四封信,给他的妻子奥尔嘉。在这本书里面,有十九封信没有被编进来,十五封因为内容重复,在最早的版本里被拿掉,所以只收了一百二十封信,中文版再自别处补进两封后来短暂坐牢时的书信。哈维尔的一生极富传奇性,一个剧作家、诗人,坐过牢,在街头抗争,又当上了总统,在他任内,又一度面临斯洛伐克离去的危机。在这本书里面,我们看到他无法对监狱里的情形作太多的描述,也许当中的痛苦和不堪只有廖亦武先生能够体会。我们所能看到的,是哈维尔如何在失去外在自由的情况下,如何进行内在的抗争,以获致内在的自由。也有文学界的朋友认为,可以把《狱中书──致妻子奥尔嘉》当成一本爱情小说来看,看一个人如何在局促的空间里,反省与他妻子的关系,重新学习与他妻子的对话,又像一个英雄叙事里的主人翁,在远征的旅途中,面对许多突如其来、超乎想象的困难,然后一步一步通过智慧的磨练和不断地思考,最后达成任务,找到生命存在的意义。

我要为各位朗读的,是第一封和第二十五封信,不是关于他人生反省的内容,而是他和妻子间再也平常不过的对话,第一封信谈他初入狱的想法,交待生活的安排,第二十五封与他妻子谈喝茶,这平常不过的事,成了他狱中最奢侈的享受。

“第一封信,一九七九年六月四日。

亲爱的奥尔嘉:占星家预言我今年又要坐牢,还说今天夏天会很热,看样子他们都说对了。事实上,这里热得叫人透不过气来,你应该去学开车,才能自行购物之类的,不必老是依靠别人。你应该完全正常度日,只当我出门到某一个地方去旅行了。这样对我得帮助最大,只要我知道你平平安安,受到良好的照顾,就没有后顾之忧。当然我不知道此行会走多久,也不抱任何幻想,甚至不大去想它。我们的‘案子’我也不多想——没什么好想的。事情清清楚楚,根据以往的经验,我深知自己必须做什么事,什么作法。我想的是截然不同的是,可惜不能写出来。坐牢当然烦闷可怕。我最担心的是外面有些人可能会因为我的缘故而遭到麻烦。有这方面的事请写信告诉我。你若要寄包裹给我,那么就跟平常一样:果汁粉、柠檬、奶酪片、雪茄、一些速溶可可……等等。最重要的是多写信给我,你知道,任何一点数据,哪怕只是我们的田地是否熬过干旱的情形——在这边都弥足珍贵。暂时就写到此为止:我要留一点空间,等我想起别的事再写。吻你,瓦谢克。”

第二十五封,谈的是很平常的生活琐事。

“第二十五封,一九八零年三月八日。

亲爱的奥尔嘉:上一封信刚寄出不久,我又写这封信给你,所以没什么新的事情要叙述。我很好,看了不少书,有时候休息,想想事情。我倒也不是没有东西可写:阅读天主教神父们和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作品时,我想起很多哲学论题,例如我很想讨论人类本体和不朽的关系──但我不敢确定适不适合写,因为我们不论喜不喜欢,这个问题都不能被归为家务事──就算这是我们家人之间常讨论的主题,至少狭义上说来不算家务事。所以我把它留到下回再说,现在只谈几件比较凡尘的事。

你知道,我一向不大喜欢喝茶(只有喉咙痛的时候才喝)。现在喝不到咖啡和酒,也享受不到人生的其它乐趣,只能喝茶,结果茶变成少不了的必需品,这是我始料未及的。泡一杯热浓茶,坐下来看书、思考或写信,这是我最快乐的一刻。我疯狂迷上葛雷伯爵茶,人人都知道,那种茶在英国是小老太婆午茶聚会上喝的,英国茶迷都瞧不起它,斥之为加了香料的老处女饮品。可惜你这回没有买到。不时去看看他们有没有,如果有,就多买些回来。这是我唯一的奢侈享受。他们有大罐装的,容量大约等于一般装的四倍──如果两罐不行,我想放一罐在包裹里应该不会超重吧。我真希望有一罐,不只是爱里面的茶,也爱那个罐子──摆茶叶很方便。如果葛雷伯爵茶没有大罐装,你不妨买别的牌子的,用完把葛雷伯爵茶装进去。“

“现在来谈另外一件事:我发现刑期长的时候,敏感的人可能会变得偏激、怨天尤人、迟钝、冷漠,同时变得非常自私。无论我坐牢多久,不屈服在这种威胁之下是我的一大目标。我希望永远对世界永远敞开心胸,不自闭褊狭的仇视世界;我要保持对别人的兴趣和关爱。我对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我不至于憎恨世上的任何一个人。这方面我无意改变。如果我变了,就表示我已失落失败。仇恨向来不是我的计划,行动准则或出发点。这一点是不能改的。

今天我就写到这里为止──请代我问候所有的亲戚朋友——跟普泽克打声招呼(叫他快点写信给我),另外特别问候安杜儿卡。你自己也要愉快、和谐、积极地活下去!来自你的瓦谢克的吻。”

曾建元:读了这些信,我想到奥尔嘉之于哈维尔的意义,而这也成为曾经坐过牢的哈维尔关于声援政治犯行动和米兰.昆德拉(Milan Kundera)间的争辩主题。米兰.昆德拉曾经批评哈维尔一九七二年十二月向当局要求特赦政治犯的请愿行动是寄生于政治犯的痛苦并通过这些政治犯为自己树碑的出风头的行为,应当采取相对于不太显眼却更为有效的帮助政治犯家属的方法。哈维尔日后以自己作为政治犯的经历证明,尽管这种请愿对于政治犯获释未必有效果,他们也不会有此期待,但却会使政治犯感到巨大满足,使他们感到坐牢是有意义的,而有助于恢复信心,帮助他们在狱中生存下去。但不要忘了,在那些不认识的人们的道义声援到来之前,陪伴政治犯的,首先是他的家人,特别是他最亲近的妻子、家人。我们看到在这本书中无声却无所不在的奥尔嘉,是那样地陪伴着哈维尔的心灵,静静聆听,无尽地接纳,令人无比的感动。我相信,这才是支撑哈维尔和成就哈维尔最伟大的力量。米兰.昆德拉提醒关怀政治犯家属,却也有他的道理在。

接下来请陈政三先生。

精神的校正器

陈政三:我不知道我还要讲。刚刚已经和史葛达先生一段英文、一段中文朗读过了,我不知道我该要念哪一段,反正,这本书当中的任何一段文字都是哈维尔留给我们极其珍贵的礼物。这几天我为了书展从仓库来回搬了好几趟书来,布置展场,兼卖书。哈维尔的著作中译有好几种,现在各位看到的《狱中书──致妻子奥尔嘉》,如封面上所写的,是倾向出版社特别为哈维尔的辞世出的纪念版,其它如《来自远方的拷问──哈维尔自传》、《无权力者的权力》(The Power of the Powerless)等七、八种书,则都已经绝版了。对于哈维尔这些精心传世的著作,贝岭和曾建元教授在翻译和出版的过程中,都投入了不少的心力。哈维尔在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十八日刚刚过世,他是一个特别的人物,有着戏剧、现代诗和政治和文化评论等等作品,又在一九八九年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革命中当上了总统,三年后的一九九三年,他的国家分裂,他又被选为捷克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所以他当过捷克斯洛伐克联邦共和国的总统,也当过捷克共和国的总统。昨天《向哈维尔致敬》座谈会捷克代表葛德凯和斯洛伐克代表达浩(Dusan Dacho)都来到这里追念哈维尔,是他的智慧和气度,让捷克和斯洛伐克人民成为最好的朋友。我对斯洛伐克代表比较熟一点,平常办活动,和他有多一点的接触。坦白讲,是因为贝岭在国外不能来,我才在这边,否则我会在家里打杂。所以我要念贝岭为《狱中书──致妻子奥尔嘉》中文版写的序,也对他致敬。我跳着念,多留一点时间给廖亦武,中国的朋友对于哈维尔会有比我们更多的体会。谢谢几个好朋友,鱼夫、中央研究院台湾史学者翁佳音等的到场。

“贝岭,《狱中书──致妻子奥尔嘉》中文版序:

卡夫卡曾经写下一段令人匪夷所思却发人深省的话,他说:‘受难是这个世界的积极因素,是的,他是这个世界和积极因素之间的唯一联系。’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三年,在他四十三岁到四十七岁的入狱期间。让我们想象这样一幅画面:一个中年男人,政治犯,一个纯粹的作家型知识分子,性情中人。在暴政的刑罚下,他低着头,沉思着,抽烟,目光专注,带着我们已熟悉的哈维尔式微笑。正如哈维尔在写给妻子的第十七封信中所说:‘只有监狱环境才能成为人类普遍境遇的隐喻’。我是从他在监狱这一严酷环境下给妻子写的这些信中,读出了哈维尔与绝大部分从事政治的人物微妙但本质性的不同。从性格上讲,他有着被政治人物视为致命性缺陷的个性:不自信──他甚至从不掩饰这种不自信。这使得他不倦地进行自我反省和自我分析。如同他在第十三封信中所说:‘过多的反躬自省是我“死脑筋”的另一面。’然而,恰恰是这种不自信和由此而以来的反躬自省,成为哈维尔个性中最为迷人、也最珍贵的特质。就像哈维尔对自己的描述:‘忠贞和不屈不挠是我最重视的品格。我并不是保守、喜欢现状,而是尊重人的一致性和延续性。’他对友人的挂念和对友情的缅怀,他那与生俱来的腼腆,他感叹自己‘基本上是一个社交型的人,而写作是一件最孤独的事……’。从第三十七封开始,也就是在他入狱一年之后,他在囚禁后期所写的信则几乎全是他自己与现代哲学的一场虚拟对话,哈维尔说:‘我终于熬过了这个狱中的圣诞节,我的忧郁渐渐已经消失,我的肚子也渐渐大了。’我的建议是:将哈维尔的这本书信集放在床头,就像在床头搁放诗集、《可兰经》或福音书一样,每天睡前读上一页或一封信,它可以成为我们精神的校正器,在狂躁或沮丧的状况下按时服用的‘药’。”

我甚至冒昧地建议哈维尔先生,他二十年前写出的这些狱中书信,也应该作为他此时此刻后总统生涯中的床头书,在他今天仍旧活跃的退休生涯中,或许可以通过重读自己早年写就的书信,重拾当年他在政治和文学那巨大的鸿沟间达至惊人平衡的伟大技艺。”

如果各位看过哈维尔其它的书,包括他的自传等等,你会发现,他真是一个很诚恳、实在的人,以前世间没有这样的领导人或总统,我看以后大概也不会再有了。我们很高兴看到这一本书的再次出版,跟大家见面。这本书很厚,我建议读者就把它放在床头,每天读一页或一篇,在书页旁边写上自己的感想,会对自己的反省很有帮助。

审美的政治家

廖亦武:我要回想一下,我是怎么认识哈维尔的。那是一九九四年的春天,我刚从监狱出来,有朋友从香港带来哈维尔的书《哈维尔文集》,是香港基进出版社刚出版的,翻译者是张勇进,是哈维尔著作最早的中文译本。后来我就不以为意地先把书搁着,直到有天刘晓波来拜访我,看到我的床头上摆着哈维尔,随手就拿去看,之后有一天他给我打了个电话跟我打招呼:“老廖,你知道吗?我现在正喝着你的茶,看着你的哈维尔的书。”我一听很气愤说:“你怎么没告知我就把书给拿走了呢?”他那时正在看哈维尔〈无权力者的权力〉,然后他说:“这书写得也蛮好的。”没想到,隔了几年,他就坐到监狱里面去了。我于是知道刘晓波口里常说的“无权力者的权力”的出处是哪里了。我和刘晓波对哈维尔的第一次认识,就是在这么一个事件。那回听刘晓波这么说,于是我也开始看看哈维尔的文章。

有一次看到了哈维尔在〈政治与良知〉(Politics and Conscience)中谈到他小时候在乡下的一段经验,这是他最早的政治理念。他走在田间,看到矗立在远方的地平在线的巨大烟囱,排放出滚滚浓密的黑烟,横越天空。人们“弄脏天空”的这类事情令他本能地反感。他由此而进一步谈到他的政治理念,认为标榜科学世界观和历史必然性的现代国家现代政治,把人的理性从其自身的个体、个人经验、个人责任感中分离出来,而由国家指派角色,使人从人本来的世界中被抛弃出来,不必再去自行承担与人的经验世界相联系的具体责任感,人也就非人化了,人心不再,人的感动和自觉能力被遮蔽,就像整个天空被浓烟不断地熏黑。他最初的政治理念,就是希望人类不要制造这样的黑烟,让天空和大地都受到污染,权力者也不要制造这样的黑烟,让人类的政治和良知受到污染。

哈维尔表现出了我们和共产党的区别。共产党最大的敌人,就是像哈维尔这样的艺术家。他在监狱里,也保持着美感的生命质量。我出狱后和共产党官员打交道,发现他们不知道美为何物。我到美国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演讲,就指出不同政见乃在于审美的差别,中共历代领导人都那么丑陋,我在哈佛说:让共产党来统治,还不如让一头猪来统治,因为猪知道吃饱了以后不会管别的事情。这是符合中国传统美学的。共产党没有审美能力,每一个领导人都不会笑,像个假人,毫无美感。政治和经济可以通过交换和谈判,但美就是美。这就是我对哈维尔的认识。

哈维尔已经离我们而去,当然,今天不是什么社交的场合。我今天没有准备洞箫,我带来的是藏传佛教的一个法器,它叫转经钵。它转一圈相当于人念一遍经。哈维尔已经在天国,我要用这个转经钵,向我心目中的哈维尔致敬,祝他在天堂好好地休息。

《自由写作》第99期【特稿·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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