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亚东:悠悠苍天,此何人哉——汪建辉《中国地图》及其症候分析(文论·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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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亚东

三、“误入藕花深处,惊起一摊鸥鹭”——《中国地图》主题分析

既然弄清了,作品的家族谱系,明白《中国地图》属于《堂吉诃德》之类反英雄故事,借用拜伦的评价,那是“一切故事里最伤心的故事”。本书作者在书中说,这是一个人失败的故事。在与人对话时,又说《中国地图》“是通过反特务的理想,来反这么多年来强加在中国人身上的共同的理想。”可见是当代版的《尤利西斯》,或者《生命中难以承受之轻》。那么作品的主题,应该不言而喻了?

尽管如此,需要做更细致、深入的梳理。

几个关键词:虚妄,隔绝,焦虑,惨淡。

虚妄就是,“我对寻欢作乐不敢兴趣,我正在寻找的是圣杯”。

邱良君《一幅中国人的文学“精神”画卷》云:

昂首阔步走在路上让人依稀联想起那幅著名的油画《毛主席去安源》的“特务”,他的悲剧在于他一生的行径被一种“自发”的莫名空虚理念所设计和操纵,他的“理想”甚至没有独自一人大战风车的中世纪西班牙骑士堂·吉诃德的悲壮,只让人油然想起那个因为几只辣椒而枉送两条性命、让人不可思议的“少年英雄”刘文学的虚妄。

此处前面涉及两个典故,一是毛主席去安源(小说多次提到),一是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看得出作者有褒有贬。看昂首阔步走在路上的人,他的大步流星,他的真理在握,他的意气风发,他的稳操胜券。憧憬着“广阔的生活,冒险的生涯,敢作敢为,还有死的危险……”,就这样盲目、自得地过了一生。像他幻灭后跟“政府”交代的:

“我的心是一颗特务的心,我的身体是特务的身体,我这一生——50年来都在准备着为我的事业献身。开始的潜伏是痛苦的,难熬的,我每天想的都是立功、授奖。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觉得自己潜伏的越深,觉得自己的作用会越大,份量越重。大的特务总是在最关键的时候才会跳出来,干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这才是潜伏的价值,十年磨一剑,一剑断咽喉……我等待着……我时常一个人偷偷地笑着:一个大特务随时都有可能跳出来在你们的面前出现。……”

生活在他处的人,必然与真实隔绝。

*

隔绝就是,活得太沉浸,与人不沟通,关注太自我,对美不敏感。时间长了,存在感渐渐丧失,更得不到外部承认。毕竟人是政治的动物,或“社会关系的总和”。用汪建辉的话讲,“人通过别人而成为人”。既然如此,汉语字面意义上的“特务”(“天降大任”云云)实不可能。据俄国学者巴赫金研究,人与人是共同存在、互相需要的,人没有自己内部的主权领土:“人的存在本身(外部的和内部的存在)就是最深刻的交际。存在就意味着交际。绝对的死(不存在)意味着再听不到声音,得不到承认,被完全遗忘。存在意味着为他人而存在,再通过他人为自己而存在。”而在小说《中国地图》中,那位潜伏的“特务”,由于他确是个特务,由于他自绝于人民,或者由于他潜伏的彻底,一步步排除他者的目光和感受,阻断了“为他人”、“通过他人”之类交际,终于失去了与他人交流的可能。小说中特务有段回顾:

“一直以来,自己没有一个知已,没有一个亲人,那怕是一个朋友,一句能够温暖自己的话语,这些都没有。甚至可以这样说,他这一生什么也没有留下来。银行里的存款、社区中的商品房、一张奖状、一段历史、一个人的深深的怀念,最后甚至连一个墓志铭也没有。”

老实说,无人能长期忍受这种状态而不发疯。难怪他的人性早就沦丧了。早先仅为报“杀父之仇”而当“特务”,本身就可追究。不过“复仇是否合乎正义”的问题,在此不想讨论。我关注的是长期的自我隔绝,神经过敏的自我保护,给自身人性带来的困扰。

比如,书中提到一个细节:

“她笑得真美”,E后来回想起那个笑容,心中对美充满了恐惧。

这种对美和生命温暖的戒惧,作为“生活在他处”的人难免。同样是小说中的人物,让人想到《1984》中的温斯顿,头一眼看到裘莉亚就不喜欢。“几乎所有的女人他都不喜欢,特别是年轻漂亮的。总是女人,尤其是年轻的女人,是党的最盲目的拥护者,生吞活剥口号的人,义务的密探,非正统思想的检查员。但是这个女人使他感到比别的更加危险。”“这种感觉中掺杂着敌意,也掺杂着恐惧。”还有《告别圆舞曲》里的政治犯雅库布,经历了那么多的斗争,从没有抒情的田园牧歌。直到要出国,才在卡米拉身上发现前所未有的美:“我曾经盲目地生活着。盲目地。今天,我第一次明白,美是存在着的。我跟它失之交臂。”他猛然意识到似乎一开始,在他所有的算计中,就有一个错误。《玩笑》中的考茨卡也是:“忽然,一个念头油然而生:我大谈所谓上天的召唤,不过是借口,把做人的职责抛在了脑后。女人使我害怕。我怕她们的温暖气息,我怕她们久久地在我身边。……”还有路德维克终于清醒:“……露茜和我,都生活在一个被蹂躏的世界里,我们不懂得同情这个世界,却是疏远这个世界,既加剧这个世界的不幸也加剧我们的痛苦。”“我是为了替我的过去报仇才来这里的,可我的过去却不知不觉地从我的身边溜走了,像陌生人一样对待我。”

总感到在构思上,《中国地图》跟它们相似。当然每部书、每个人的具体情况、以及程度还不相同。要看这个人能不能放下架子,触摸自身之外的真实世界。比如同为戒惧生命美好的人,《1984》中的温斯顿,邂逅那个让他感到危险的姑娘时,流露出正常人的感情:

温斯顿心中的感情很是奇特。在他前面的是一个要想杀害他的敌人,然而也是一个受伤的,也许骨折的人。他出于本能已经走上前去要援助她。他一看到她跌着的地方就在那条扎着绷带的手臂上,就感到好象痛在自己身上一样。

“你摔痛了没有?”他问着。……

与之形成照的是,《中国地图》中的特务。这厮怎么说呢,太稳得起了。百分之百“干大事业”的,心都修炼成了石头:

从他发现自己流下了眼泪的那一刻起,C就断定,这里不是久留之地。那泪水一定会被人看到,他们会想:他怎么哭了?在新的社会他还会有什么不满?在这个人人都露出欢乐笑脸的时代,而只有一个人在流泪,这个人是很容易被发现的,只要有决心,顺藤摸瓜,人们就会发现他惊人的秘密。

以及,书中提到他有两条命债,几乎看不出他有什么不安或负罪感之类。看第一次杀人,只有如下文字:

……人真的不能完全成为石头,E心头一惊,差一点就暴露了自己的身份,为了掩饰,E走过去对着扫地的人的屁股就是一脚:“老实点,这是人民对你的惩罚。”

扫地的人向地上一扑就不动了,E看也不看他一眼就向自己的办公室走去,临走时为了装得更加仇恨资产阶级,他还丢下了一句:“装死。”

不幸的是那个资本家竟然真的死了。更不幸的是,这在当时还是一件极为普遍的事,而他竟然被关了起来。

为了强调社会的时代的罪恶,叙述者加了句“这在当时还是一件极为普遍的事”,可没有当事人的心理描写,而且据交代,是“在监狱中有足够的时间来总结这件事情的前因与后果”的条件下!

一个人扮演无辜者那么成功,着实让人不可思议。

同样不可思议的是,在书的后面,当唯一的情人兰花花找到他时,“J正为自己不能成为特务而绝望着,听到她这么一喊,一气之下随手抓起一把刀子就朝她刺了过去。”后来的事情,据书中介绍:

J听了宣判后猛然地像是从梦中醒来,他叫喊到:“什么?我杀死的人是兰花花?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命运会这样对待我……”

“兰花花,我对不起你呀,我真的是有罪呀……”

——让他失声叫喊的仅仅是,“为什么杀死的是兰花花”,好像杀了别人就问题不大。如此细节让人狐疑。为什么如此?我想作者笔下人物太“扁平”了,我又想作者没有从“坏人”中关照出“人”来。

同为失手杀人者,《告别圆舞曲》中的雅库布不不同:

“雅库布知道,假如任何人都有可能偷偷地、远距离地杀人,那么人类在几分钟内就将灭绝。……他为什么把毒药给了女护士了呢?这难道只是一种偶然吗?拉斯科尔尼科夫确实作了长时间谋划,精心准备了他的谋杀,而雅库布的行为只是被一时的冲动所驱使。但是,雅库布知道,在漫长的岁月中,他也在无意识地准备他的谋杀,而他把毒药给露辛娜的那一秒钟,就如脚下开了一条裂缝,他全部的往昔,他对人的全部厌恶,都像一根撬杠一样陷了进去。”

值得注意的,还有他的反思、对自己的诘问:

“拉斯科尔尼科夫像经历一场悲剧似的经历了他的罪孽,他最终被自己行为的重负压垮。而雅库布惊讶自己的行为竟然那样轻,几乎没有什么分量,根本不能压倒他。他不禁诘问自己,在这种轻之中,是不是有跟那个俄国主人公的歇斯底里情感同样可怖的东西。”

我惊讶《中国地图》中的特务,行为上为什么那样轻?以及在这种轻中,是不是也有一种“可怖”的东西?记得布罗茨基曾经批评昆德拉笔下的人物形象浅薄,作为参照对照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

陀思妥耶夫斯基多数小说的主旨都是一种为个人灵魂所作的搏斗,因为他认为每个人都有灵魂,每个人都是一个精神实体。他所写的是关于信仰与世俗功利之间的争斗或者说拉锯,是关于个人灵魂在善恶两个深渊之间的摇摆。这两个深渊被昆德拉戏称为“阴暗的深刻性”,而这种摇摆则被他认为是“过分的举动”。……最起码,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描绘的人的形象并非昆德拉所认为的那样浅薄。(布罗茨基《昆德拉为何厌恶陀思妥耶夫斯基》)

现在的问题是,跟昆德拉相比,汪建辉塑造的人物还要浅薄。若以布罗茨基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标准衡量,简直“浅薄中的浅薄”。——这算怎么回事?究竟哪里出了错?

知道面对的是中国作家。可中国作家也该做得好点!

以我有限的阅读,突出一个特务的自以为义、麻木不仁方面,《中国地图》与康拉德长篇小说《特务》庶几接近。《特务》中的特务弗洛克,在妻弟被炸成“不知名的碎片”后,没有产生任何内疚心理。“不能对事件和遇害者本身进行反思。最可悲之处就是弗洛克始终认为自己是完全正确的,是唯一的受害者,他陷入在自己用谎言编织的虚幻世界中难以自拔。”(陈广兴:康拉德《特务》中被语言阻隔的荒诞人生)F.R.利维斯《伟大的传统》一书据此指出,“精神隔绝”是康拉德《特务》的主题:“隔膜的紧张是致命的,且以谋杀而告终,但魏洛克的道德情操与其自私自利之间是有关系的,而作者展现这层简单关联的种种方式,也产生出了难以抗拒的滑稽效果。……”

*

还有就是焦虑,关于身份的焦虑。

关于身份的焦虑,是全人类的故事。每个人生下来,都是被随手抛掷,“误入藕花深处,惊起一摊鸥鹭”。或者像康拉德所说,像一个在深海中游泳的人。哲学家约翰·洛克提出,“身份之所以必要,因为它是道德责任的基础”。精神分析学家罗洛·梅指出,“焦虑打击到我们自己的内在核心:它是我们自身的存在受到威胁时所感受到的那种东西。”小说家卡夫卡坦承:“人若没有对自己身上的某种不可摧毁的东西的持久的信赖便活不下去。”可现在不管什么原因,造成了“后现代主体没有固定或永久的身份”(霍尔)。完全可以说,主体失落了。无间道无处不在,“空心人”遍地皆是,包括文学作品中。

人们说卡夫卡的一系列小说,都是关于“身份”的寓言。《城堡》、《饥饿艺术家》且不说,《审判》意识到“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从那儿是得不到救援的。”《往事一页》热锅上的蚂蚁一般:“这样下去怎么收场啊?”“我们要承受这样的负担和磨难到什么时候呢?……事情纯属误会;而我们呢,却将毁于这个误会。”《乡村医生》则进一步,对自己当初的选择发生动摇:“在这最不幸时代的严冬里,我一个老人赤身裸体,坐在人间的车子上,而驾着非人间的马,四处奔波,饱受严寒的折磨。我的皮大衣挂在马车后面,而我却够不着它,那伙手脚灵活的病人呢,也不肯动一动指头帮我一把。受骗了!受骗了!只要被夜间的铃声捉弄一次——就永远不可挽回。”要之,卡夫卡阴郁地发现:“我们摧毁不了这个世界,因为我们不是把它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建造起来,而是我们误入其中,说得更明确些,这世界是我们的迷误。”

正如阿兰·德波顿所指出的:“艺术史充满了对身份体系的不满,这种不满可以是讥讽的、愤怒的、抒情的、沮丧的或幽默的。”包括这些年上演的片子里,许多直接、间接地涉及身份焦虑。有学者研究“间谍片流行的初衷”时悟出:如同冷战年代,间谍片以越界于敌我的人物与情节模糊而划定疆界;在今天,间谍片在全球化时代“逐鹿环球”的新一轮霸权争夺战中,再度想象性勾勒一份新的“自我”、“内部”与社会认同:“……凭借一份后见之明,我们似乎恍然悟出,间谍片之为冷战类型的意味,固然在于在揭秘的大结局时刻分敌我,明善恶、辨真假;但其叙事过程与观影魅力,却正是在一份敌我/善恶两立、区隔、辨识的表达中,传达着一份敌我莫辨、真假难识的张力。间谍片之所以在发端之初便成为悬疑/惊悚/动作类型的一个子类型,在于它事实上成功地触摸并尝试消解一份深刻的身份焦虑。”(戴锦华《风声谍起:间谍片流行的初衷》)直接演绎身份危机的更多,譬如《无间道》、譬如《忠奸人》。从网上看到一则《无间道》的影评,说“其实所有人装着装着连自己的身份都快要忽悠掉了”。还有一则评论《忠奸人》的帖子,起了个不错的标题:

“谁是那个特工,我很高兴会是他”(作者:蓝色在线)。

*

当然落脚点在幻灭,或者一败涂地、光景惨淡。

就像《中国地图》中,如此震慑人心的场景:

……行刑队就是军队,用的是普通的步枪,一切全是在一刹那间发生的。参观行刑的积极份子,还在不断叫口号,声就向了。刹那之间,人人都止住了声,张大了口的人,也发不出声来。像是所有的声音也被这一颗子弹枪毙了。这声清脆的枪声,震人心弦,然后,围在前面的人看到了眼前的一切,令人不由自主发抖。站在前面的人看到枪口中吐出了一串火舌之后,老市长的头上开出了一朵“血红”的花,从中间向四处开放。只一瞬间开了、又一瞬间灭了,一秒?二秒?三秒?不,只有0.1、0.2、0.3秒。这可能是这个世界上开放时间最短的花了。站在前面的有些人感到脸上一湿,觉得有什么东西溅在了脸上。被溅着的人只是嘟嘟了一声,伸手就将脸上的沾乎乎的血及碎肉或脑浆的渣渣擦去。紧接着老市长的脑袋就出现了一个窟窿。血,流了出来,淌在地上,很快就裹住了地上的尸体。白的脑浆、红的血(浓稠得令人震惊)在不断涌出来,流在地上。白的脑浆和红的浓血,流了一脸,上半边的脑袋已经不见了,死者的嘴巴以一种十分可怖的样子张大着口。接着,人们看到一个小小的圆球像是有了生命一般在上跳动。在地上滚出了一道血色的印迹。那是一只眼睛,还睁着。这只眼睛像是长了眼睛一样滚到了一个美丽的女人脚下,她惊叫了一声,跳了起来,也许是在她跳起来时就意识到了自己有一些失态,没有体现出大无畏的革命气概,于是她在落地时准确地将脚踩在了那只眼睛上,一下子就将这只眼睛踩得像是一张薄薄的煎蛋饼一样——只不过这个蛋黄是黑色的。而后,她又接着连续地踩了几脚。才算是出了心中的一股恶气。

在被枪毙的人倒下之后,围观的人迅速散去,因为一个故事结束了。大地像是被洗过了一样。

不需要分析了,任何分析都很多余。《中国地图》所表达的,不光是流离失所的“失根”之痛,更有犁庭扫穴的“黍离”之悲。

四、“他不只是孤独,他还空虚”——特务“臣服”的症候分析

当然,最让人意外的是结尾,特务“一头扎进党的怀”:

“……可是到了后来——现在,我已经老了,就快要走不动了,有一天有一个念头忽然出现在我的脑海:我是否是被遗忘了?这世界每天都有东西被遗忘,每一个小时,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会有东西被忘却,而我的特务身份是否也在这其中的某一个时间里被遗忘了。我很害怕,我就要死了,如果我真得被忘却了,那么我这一辈子就彻底地白活了,做了那么久的准备,受了那么多的委曲、惊吓……这一切都成了虚无……白白地……所以,我请求政府把我抓起来吧。我老实交待,我是特务……”

为什么会如此结局?何故人生惨淡如此!

两个论者提出了质疑。一个是邱良君先生,他说汪建辉的书是“并非专门为纪念这一人类文明的大溃退而写的”,话的分量很重。同时对小说的结尾表示“并非完美无缺”:

当然,要用更高和更严酷的艺术标准来衡量,《中国地图》这部小说也并非完美无缺的,我认为其中最值得思考和关注的是,在一种宏大的历史场景中,特务究竟是怎样被自己的对立面所“同化”,“走”到自己的对立面去的,……

另一个是李文倩先生,他以“奇迹”一词形容结尾:

……我们知道,卡夫卡的小说具有极为荒诞的精神气质,他小说中的主人公莫名其妙地被某个“机构”带走,接受遥遥无期的漫长“审判”。但即使在他那里,“机构”抓人也得派人来动手。而在《中国地图》中,“政府”具备一种特殊的魅力,它有能力吸引一个罪犯来投入它的怀抱,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李文倩:心怀敌人的写作——读《中国地图》,兼及《有没有》)

——该怎么看待呢?我当然想像得到,那是作者的得意之笔,也或许并非突发奇想,而是他的深思熟虑。或许正因这个特务被不共戴天之敌“转化”的结尾,才使一场“人类文明的大溃退”显得触目惊心、不可收拾。也就凸显了危机的严重、失败的彻底。

但是我想,事情还有待分说。

*

首先要讲,类似的结尾不新鲜。

比如昆德拉《告别圆舞曲》中的伯特莱夫,不能按照他的意愿走上骷髅地。他自告奋勇跟探长讲:“……无辜者要为有罪者负债,这正是生命中奇怪的奥秘之一。我就有劳您了,把我逮捕吧。”“别太高兴,”探长说,“监狱不会为您打开它光荣的大门,让您像耶稣基督走上各各他那样穿越它。……”不过更相似的,是《1984》结尾:

……一切都已原谅,他的灵魂洁白如雪。他站在被告席上,什么都招认,什么人都咬。……等待已久的子弹穿进了他的脑袋。他抬头看着那张庞大的脸。他花了四十年的功夫才知道那黑色的大胡子后面的笑容是什么样的笑容。哦,残酷的、没有必要的误会!哦,背离慈爱胸怀的顽固不化的流亡者!他鼻梁两侧流下了带着酒气的泪。但是没有事,一切都很好,斗争已经结束了。他战胜了自己。他热爱老大哥。

看到网上一位作者写:“这是小说的神来之笔,绝望的快感袭击了我心头,绝望中掺杂了沉重、惋惜和思考。”(戴永福:我热爱老大哥——重读《一九八四》)温斯顿为什么被改造成功?他的“阿基里斯之踵”在哪里?人们尽可做自己的解读。但小说中确实提供了线索。如思想警察奥勃良居高临下宣告:“我们打垮了你,温斯顿。我们打垮了你。……你能想出一件自己没有干过的堕落事情吗?”是的,有些事情,再也无法挽回。“你的心胸里有什么东西已经给掐死了,烧死了,腐蚀掉了。”在小说之外,作者仍有讨论。奥威尔《阿瑟?凯斯特勒》一文,专门讨论《正午的黑暗》一书中,被告因绝望、精神崩溃和对党忠诚而违心认罪的公案。他说鲁巴舍夫最终认罪,因为他找不到不认罪的理由,正义和客观公正对他早就失去意义了:

跟布哈林一样,鲁巴舍夫也是“面对着漆黑的黑暗”。黑暗之中,存在着什么样的准则、什么样的忠诚、什么样的是非观,能够使他蔑视党、忍受更多的折磨?他不只是孤独,他还空虚。他干过比现在指控的那些更恶劣的罪行。……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如果说他还有什么可以汲取的内在力量的话,那竟然是他这个地主儿子小时候的回忆。

显然,小说《中国地图》中的特务,情况不一样而心理差不多:“他不只是孤独,他还空虚”。表面上看他作为特务干得挺好,只是由于岁月侵蚀摧折了自信。其实人的一生不是概念的演绎,要经历太多太多的事情,时常一个小的细节就是一个关隘。从小说提供的材料看,为了潜伏他不择手段。许多内在的东西,早已化为乌有。哪怕以读者掌握的证据,以刑事罪判他也是名至实归;——无论如何,他不是执行“特殊任务”翻船的。问题仅在于,对于一个人上人的特务,刑事罪不大体面。什么是体面?希特勒的助手戈培尔博士露骨地讲,“人民除想受到体面的统治外,什么也不想。”什么是体面?无非是“拉大旗当虎皮”而已。所谓体面就是自欺欺人。现在的情况,正像C.S.路易斯所指出,“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是用社会犯罪感当作借口,以此来逃避真相。”(《痛苦的奥秘》)布罗茨基直言不讳讲:“一个人可以完全深信国家是错误的,但一个人很少对自身的美德怀有信心。”

*

作为一部叙事作品,《中国地图》有其局促和匮乏。我说的局促和匮乏,是把它跟《特务》、《1984》、《告别圆舞曲》等相比。它们确有可比之处,很难不让我张望。不过写出一个终身的对手向他的对手“投诚”,无论如何都是一项,了不起的洞察、了不起的手笔。

我想展开来说,“认贼作父”的故事,其实比浮出海面的更尖锐、更普遍、更严重。在一定意义上讲,是我们人类难以治愈的痼疾。或许人这个物种,不像许多人文主义者自以为的了不起?也不像许多自由主义者所标榜的爱自由?就像哲学家康德讲过,“人是一块扭曲的材料,从中不能长出直的东西来”。他看世界是否太阴郁?他起码没领教二十世纪的故事。“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启示是什么,就不说了。著名的米格纳姆试验告诉我们,在一定情境下,人会认不出自己。难怪埃里希·弗罗姆写了《逃避自由》一书,指出“受虐现象向我们表明,人能够被弄得甘受折磨或臣服他人。”难怪卡夫卡耸人听闻说:“人们害怕自由和承担责任。因此人们宁肯在自己搭造起来的栅栏后面窒息而死。”他还坦承“我离不开恶”。难怪《卡拉玛佐夫兄弟》一书写,在这种情况下,“最迫切的需要是找到一个可以投降的人,尽快地把他这个不幸的受造物与生俱来的自由交给那个人。”

极权主义情境下,问题就更严重。雅斯贝尔斯揭示了,公共生活的政治不自由会造成人的“内心不自由”:“一方面是驯服顺从,另一方面则是对自己的行为缺乏罪过感。”“在道德罪过和政治罪过之间没有绝对的阻隔。这就是为什么政治意识越开明,人们越能感受良心的责任。”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真理的终结”章,对计划经济导致“思想国有化”做了分析。他说由此产生的一般思想氛围,对于真理的玩世不恭,甚至对理性信念力量的信心的丧失,一切都必须身历其境才能体会。我们明白那是怎么回事?就像王小波《东宫西宫》中的台词:“死囚爱刽子手,女贼爱衙役,我们爱你们。除了这个还有什么选择?”

乔治·奥威尔《在巨鲸肚子里》一文,分析了“悲观主义与反革命观点之间的心理关联”,为什么“我们突然之间摆脱了世界末日的情绪,转而进入了光着膝盖、高唱集体歌曲的童子军状态”。捷克人昆德拉则关注“灵魂的虚肿症”,那是“一个人在具有美化功能的哈哈镜面前,带着激动的满足看待自己”,他用了一个词叫Kitsch(刻奇)。通俗地说就是自媚,一个人借它摆脱自我评价不高。崔卫平女士有篇讨论电影《集结号》Kitsch美学的文章,说这个时代可以用很多东西来形容,其中有一点就是人们“丧失了意义感”:

……这样的人生可以用“惨淡”来形容,尽管这个人外表看起来并非如此,“惨淡”仅仅是一种主观的感觉,感觉他自己就是那个最悲惨的人。昆德拉还用过一个词利多斯特(Litost),他扬言道这是一个纯捷克词,在其他语言中很少能够找到对应物。但至少中国人对这个意思心领神会:“Litost是一个人突然洞察自己的悲惨而产生的一种极端痛苦”……。(崔卫平:《集结号》Kitsch的美学)

上面说到的症候,《中国地图》的特务都有。难怪他“有一个念头忽然出现”。此前他器宇轩昂而空虚难当,一种“集中营的乡愁”是他仅有的。他的结局,不过是再次应验了《1984》的预言:

“……你已经开始明白这个世界将是什么样子。但是到最后,你会不止明白而已。你还会接受它,欢迎它,成为它的一部分。”

《自由写作》第99期【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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