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度归档:2008年09月

哈金:文学代言人及其部族(文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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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金 著
明迪 译

作家在开始其职业写作生涯时往往反复自问亚里士多德提出的问题:为谁写?以什么身份写?为谁的利益而写?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构成其世界观,并帮助决定其题材甚至写作风格。在这三个问题中,“以什么身份写作”最令人困惑,因为它涉及到作家的身份认同及传统,而这两者往往不由人的意志决定,并随时会改变。

我对这些问题的最初回答极其简单。我在第一本诗集《沉默之间》的序言中写道:“作为一个幸运者,我为那些不幸的人发言,他们受苦受难,忍辱负重,在生活的底层消亡;他们创造了历史,同时又被历史愚弄或毁灭。”我把自己看作是代表中国底层、用英文写作的中国作家。我没有意识到我选择的立场所具有的复杂性和不可行性,尤其是对于我所处于的状况而言。确实,太多的诚意是件危险的事情,它会使头脑过于发热。

通常来说,来自不发达国家的作者容易以社会地位来界定自己,部分原因是由于移居到物质优越的西方而感到内疚,另一部分原因是由于过去在本土所接受的教育,在那里集体常常被看得高于个人。事实上,“个人主义”这个词在中文里仍然带有负面色彩。刚开始写作时,我渴望回到中国去,我把在美国的居住看作是短暂逗留,所以我几乎理所当然地自认为是中国弱势群体的代言人。我完全没有想到这种说法是如此毫无根据。任何时候国家都可以惩罚一个作家,甚至指控他有不当行为、背叛,或者其它对不起国人的罪行。就连他试图效劳的人民都可以质问他:“谁给你为我们说话的权利?”有的人甚至可能提出挑战:“如果你没有和我们一起受难,那么你仅仅是利用我们的痛苦来为自己谋利。你在国外出卖自己的国家和人民。”

那些质疑作家的人很少想过这么一个道理:荷马不必非要同希腊勇士们一起去特洛伊才可以歌颂他们的事迹。然而荷马仍然是一个伟大的诗人。我们是谁?作为有抱负的作家,我们有时会情不自禁地为我们的写作行为找一些正当借口。仅仅靠才能就可以成为部族的代言人吗?从逻辑上来说,有才能就足够了,因为大多数集体经验和个人故事在被转化为艺术并保存于艺术之前没有持久的意义。但世界仿佛被设计为专门地阻碍和扼杀才能,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

一个作家成为代言人的最佳条件是在本土有所成就――即在抵达国外之前就在本国已有读者群。从这个立场出发,他可以在国外继续写作,即使是面对不同的读者,写不同的事情。这是一件很幸运的财富,但同所有的财富一样不可能永久持续。这样的作家就像一个任期有限的文学大使,终究会被另一个人所取代。

毫不奇怪,许多重要的流亡作家都自视为原居国的代言人,因为这种方式是恢复其作家角色的捷径。最好的例子是俄罗斯小说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和中国作家林语堂,他们两人都是流亡者,都自认为是他们国家的代言人,他们的视野构建于乡愁和在美国居住多年后试图与国人团聚的努力。

索尔仁尼琴因所谓的叛国罪被剥夺了苏联国籍。1973年12月,一位巴黎出版商出版了《古拉格群岛》首卷,1974年2月他被驱逐出俄罗斯。尽管他有坚强的自信心和道德信念,他仍因被驱逐出境而沮丧,无法想象生活在别处或者为不同的读者而写作。他对一个西班牙记者说:“我从来没有打算成为一个西方作家……我来到西方是违背自我意愿的。我只为我的祖国写作。”同时,他向瑞士记者哀叹:“我不住在瑞士……我住在俄罗斯。我所有的兴趣、所有关注的事情,都在俄罗斯。”1 在欧洲辗转两年之后,索尔仁尼琴和家人一起于1976年夏天来到美国,在佛蒙特州黑河山谷中的一个村庄――卡文迪什郊区――自我幽禁起来。有人说索尔仁尼琴喜爱新英格兰地区的寒冷气候、清新空气、以及自然森林,所有这些都使他想起俄罗斯。2

去年夏天,我碰巧去了趟佛蒙特州,回马萨诸塞州的路上,我开车前往卡文迪什去看索尔仁尼琴的旧居。令我惊讶的是,五十英亩的房产,被铁栅栏围着,仍然住着他的一些家庭成员。铁门禁止外人进入,安置有通话设备和电子监视器。附近一棵树上挂有招牌:“私有财产,不许入内。”通往他家的道路以及密林里面的车道均未铺筑。山坡上两层楼的木房子看起来被风吹日晒得有些破旧了,周围野草丛生。哗哗的小溪在山脚下一条很深的沟渠里奔流,使这个地方从军事角度来看易于防守――众所周知索尔仁尼琴一家甚至在卡文迪什也曾偶尔受到过死亡威胁。3 铁栅栏那边的一切都似乎意味着居住者没有打算永久住在此地、非常担心安全、刻意孤立于公众和邻居。另一方面,卡文迪什一家杂货店里的中年妇女给我指路,告诉了我怎样去这位作家家里的确切方向,并亲切地称他为“亚历山大”。我对索尔仁尼琴家园的印象与他的声明一致,即他始终计划着返回他的祖国。

他和他妻子以及他们的三个儿子在这里住了十八年,直到他最终于1994年3月返回俄罗斯――他的俄罗斯公民资格被恢复,叛国罪被撤销,他的书终于在俄罗斯出版。就是在这个地方,他一天工作十二到十四个小时,从上午八点到晚上十点,一周七天,完成了许多著作,主要是大部头,如《红轮》系列。4 索尔仁尼琴虽然声称“我只为我的祖国写作”,但许多年他无法同俄罗斯人民直接对话,尽管他用母语写作。他只能通过翻译对西方读者发言。他仍然把揭露苏联历史黑暗面作为己任,见证其对人道的摧毁,为没有发言权的俄罗斯人保存记忆。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后期作品的历史性高于文学性:我们可以看出他在佛蒙特州写的作品文学性小于他流亡前写的小说。换句话说,比较而言,他早期的小说,尤其是《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第一圈》、以及《癌症病房》,是某种程度上很优秀的文学作品。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这些以现实主义传统所写的小说太陈旧、笨拙、琐碎、人物过多,但它们每一部都有文学的自立性,可以抗拒时间的流逝。他们具有生命力。相反,他后期的作品不具有坚实的艺术架构,其相关性可能会经不起历史转变的侵蚀。

1994年3月动身返回俄罗斯前,索尔仁尼琴到卡文迪什村里向两百多名集会的村民告别,在此之前他很少去村里。他满怀感激地说:“流亡总是很艰难的,但我无法想象一个比佛蒙特州卡文迪什更好的地方,在这里生活,等待,等待,等待我回家的这一天。”5 显然,对于他来说,在美国的十八年只是一个漫长的等待,在这期间他用笔同苏维埃政权抗衡,对它的垮台起到催化作用。

然而,他深知新俄罗斯同他离开的那个俄罗斯有巨大差异――国家经历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面对西方民主的资本主义的影响。虽然他的文学书籍在故乡受到好评,他的回归谨慎而犹豫。自从叶利钦总统邀请他“在俄罗斯之内而不是在外国土地上为俄罗斯人民服务”之后,他花了差不多两年时间才使自己彻底离开佛蒙特。他感觉到他是回家乡去死,他觉得一旦回到俄罗斯他可能就活不长了。尽管如此,他的回归仍不亚于英雄凯旋和奇迹一般;纵观文学史,极少有被流放的巨人最后又踏上祖国的土地,所以从各种意义来说,他的回归是奥德赛之行。

不过,索尔仁尼琴回到故乡并非一帆风顺,不像奥德修斯那样恢复了家园、夺回了王位。索尔仁尼琴的爱国观点混杂着东正教基督教义,被人们充耳不闻;他的政治书籍――《崩溃的俄罗斯》(1998)和《两百年同行》(2001)――受到冷落,他被认为过时了,与俄罗斯现实脱节。他的谈话节目因收视率太低而被取消。索尔仁尼琴,一个曾经在西方代表受压迫的俄罗斯人民的强有力的代言人,一个慷慨激昂抨击苏维埃政权的批评家,似乎正在消失,在俄罗斯社会无法扮演任何重要角色,像一位退休的外交官,其职业生涯已在别处结束。但索尔仁尼琴就是索尔仁尼琴,正如天才总归是天才。2006年1月下旬,国家电视台播出了根据他的小说《第一圈》改编的十集连续剧。这个节目成为俄罗斯电视台最受瞩目的节目之一。现已87岁的索尔仁尼琴亲自编写剧本,甚至朗读了一些长段。据说,他看剪辑片时热泪盈眶。7

索尔仁尼琴回到家乡十年之后,可以说他终于回到俄罗斯了,终于被人民接纳了――但我们也应谨记,这种回归是通过文学才成为可能的。当然,是俄罗斯今天的政治局势允许他的文学作品参与对民族认同感和文化传统的重塑,但如果索尔仁尼琴没有写出有分量的作品,他不可能在俄罗斯再次获得人心。与《第一圈》一起改编成电视剧的还有苏联时期的其它杰作,如《大师和玛格丽特》、《金牛犊》、《齐瓦哥医生》,这说明要重新获得俄罗斯人民的喜爱,作家不必非亲自回到俄罗斯大地不可。即使索尔仁尼琴没有回去,他的文学作品仍然会回到人民的身边。

尽管索尔仁尼琴的回归具有英雄凯旋般的气势,我们不要忽略他在流亡岁月中所受到的挫折和磨难。1985年6月24日,卡文迪什北边二十英里之外的佛蒙特州鲁特兰法庭内,法庭官员以及三排记者和摄影师等待着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出席美国公民宣誓仪式。他妻子娜塔丽娅·索尔仁尼琴和他儿子叶尔蒙雷在场,大家都在等待――但作家没有出现。索尔仁尼琴夫人解释说,她丈夫“不舒服”,但据一位家庭朋友透露他实际上很好。一个月之前,这家人申请美国国籍,所以在6月24日这天为他们安排了一个特别仪式。这一天,索尔仁尼琴夫人一个人得到了公民证书,她告诉记者,既然已成为公民,她将为三个儿子申请入籍。8

显然,索尔仁尼琴在最后一刻改变了主意,他没法经历那个仪式。那么他为何要申请入籍呢?似乎很了解索尔仁尼琴一家的约瑟夫·皮尔斯提供了以下解释:

许多年以后,围绕着他未出庭而产生的神秘终于由阿丽亚解开。在整个流亡生涯中,她丈夫“从未想、也未曾要成为一个美国公民,因为他无法想象自己是任何其它一个国家的公民,除了俄罗斯(不是苏联!)以外。”八十年代初期,正值阿富汗战争的高潮时节,苏联短期内变化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事实上索尔仁尼琴曾一度产生怀疑,但他最终决定“保持无国籍――直至俄罗斯从共产主义中解救出来,这是他一直盼望的事件。”9

这个解释听起来合理。然而,它解释不了这样一个事实:索尔仁尼琴几乎成为美国公民,并且有一段时间失去了他在小说中所赞美的那种“动物的冷漠”和“作家的自信”。10 他可能是厌倦了长期的等待,厌倦了做一个没有国籍的难民,厌倦了做一个国家的代言人,这个国家听不到他的声音,不理会他的效劳。最重要的是,作为一个父亲和丈夫,他必须为家庭寻找最佳的生存方式。

同任何个人一样,他有权产生自我怀疑,如果有必要的话有权放弃故土。但对于一个有他这样的名望和社会地位的作家来说,索尔仁尼琴不能成为另一个国家的公民。如果他成为美国公民,那么他回归俄罗斯就会变得更为复杂和不利,因为他的对手,甚至一些普通俄罗斯人,会将他作为一个美国人来对待,并对他的忠诚提出质疑。11 在他一直强调国民性的必要(此为他思想的核心价值)时,这样的举动将会削弱他的公信力。幸好他及时冷静下来没有去参加入籍仪式。

这个事件表明,无论一个作家多么精心地建立他与部族之间的关系,他的角色定位仍然是极易改变的――任何一个偶然的、有时是必要的举动就可能轻易地破坏这个关系,并且迫使它发生巨大变化。我在这里提到索尔仁尼琴打算入美国籍,并不只是仅仅想指出这位伟人差点做了一件蠢事。我的意思是借此说明他作为代言人身份的脆弱性。

事实上,我总是被索尔仁尼琴的勇敢和接受孤独为工作条件所感动。“我全部的生命只由一件事构成――工作,”他曾经说道。据他的传记作者D.M.托马斯所说,12 卡文迪什村那时甚至连一名医生都没有,老索尔仁尼琴由于坐骨神经痛,写作的时候不得不站在一个讲台边。我相信,使他这么顽强的原因不仅是他对工作的献身精神,也是由于他的基督教信仰,它灌输给他一种超越此生的延续性意识。对来世的相信可以使一个人此生过得无所畏惧。在前往俄罗斯之前的一个采访中,索尔仁尼琴被问及是否惧怕死亡,他脸上带着明显的笑容回答道:“绝对不怕!这只是一个平静的过渡。身为基督徒,我相信死后有来世,所以我明白这不是生命的结束。灵魂是有延续性的,灵魂不会死亡。死亡只是一个阶段,有些人甚至会说是一种解脱。不管怎样,我不害怕死亡。”他在另一个场合说道:“人生存的目标不是为了幸福,而是为了精神上的成长。”13 这就是他何以在流亡期间完成其作品的精神力量。

他的话使我想起2001年夏天我在威斯康辛州河瀑镇见到的几位中国诗人,其中一位是我以前的同学。他非常羡慕中西部小城镇,因为气候和景观都使他联想到中国东北地区,我和他都来自于那里。我问他:“如果可能的话,你愿意一个人在这个小镇上生活以便集中精力写诗吗?”他回答说:“我至少需要一个朋友。”这是典型的中国式回答。中国人心目中不依赖于人文之外的力量作为精神支柱。这解释了为什么很少有中国流亡者在北美孤独地生活,为什么他们大多是大城市居民。群居的社会属性只是一种表面特征,往深处看,缺乏宗教信仰产生了不同的人生观。

作家林语堂(1895-1976)在《吾国吾民》(1935)一书中大篇幅地讨论了中国式的理想生活。14 他指出,对于中国人来说,理想生活的要素是享受此生。由于缺乏对来世的信念,中国人无比珍惜此生,尽最大能力使此生过得更好。因此,大多数中国人害怕死亡,害怕导致孤独的隔离。在林语堂看来,他们的理想生活是“出色的简单”,是“世俗幸福的浓缩”。15 孔子比任何其他人都更影响了中国文化,有一次当被问及死亡时他回答道,“未知生,焉知死?”正是这种对生的关注使中国人害怕错过了此生的乐趣,从而相信最好的死也不如最赖的活――这是小说家余华在他的小说《活着》(1993)里生动描写的一个主题。

流亡海外的林语堂远不如索尔仁尼琴那么幸运,他永远没法返回故土。他也拒绝成为一个美国公民,尽管在美国生活了三十年。16 林语堂,百科全书般的博学,聪慧机智,并有实际的远见,自认为是文化大使。他在哈佛大学获得硕士(1921年)及在莱比锡大学获得博士(1923年)之前,就在中国以中国辞书学新兴学者而闻名,并任教于清华大学。他的一生体现了作家的角色――无论是作为部族代言人或是“叛离者”――是怎样因为国内和国际政治所形成或改变的。他写第一本英文书《吾国吾民》(1935)时仍在中国,他曾受到朋友赛珍珠的鼓舞,她还帮助他出版了这本书。此书在美国成为畅销书。一年后,即1936年,四十一的林语堂移居到美国以致力于用英文写作。正当他写作最畅销的书《生活的艺术》(此书于1937年底出版)时,卢沟桥事件发生,中日战争爆发了。为了支持祖国的斗争,林语堂开始在《纽约时报》、《新共和》、《时代周刊》、《国家》、和《大西洋》上发表文章,谴责日本侵占中国的计划,说服美国人民支持中国的事业。他甚至在《吾国吾民》第十三版印刷前大幅度修改最后一章,使其更适用于让中国力量团结一致,抵抗日本侵略。

当时,很少中国驻美官员进入到公共媒体,所以林语堂实际上成为中国的代言人。他的公共角色从以下事件中得到认可:1944年他回中国访问的半年期间,蒋介石总统和蒋夫人接见他不下于六次。17 国民党政府不仅赞赏他的宣传性作品――这些作品有助于中国获得美国公众的支持,同时也欣赏他坚决反对共产主义的观点。

像林语堂这样的作家,如果祖国战火滚滚还保持超脱,将是愚蠢和自私的。然而,他自视为文化大使,或多或少地确定了他作品的性质甚至质量。他承认,“我的优势在于能够对中国人谈论外国文化,也能够对外国人谈论中国文化。”18 他一生出版了六十多本书籍;仅英文就有四十本,其中七本是小说,其余都是非虚构类。非虚构类包括长长短短的个人散文;中国古代人物传记;古代中文文本翻译,比如老子和孔子的著述;一卷中国艺术理论;中国出版历史;中国经典《红楼梦》注释书目;政治论文;以及公共讲座。显然,他是一位多面手,但他的精力太分散,他的写作生涯实际上在1940年代后期之后就下降了,他当时已五十多岁,想回到中国。但由于共产党1949年掌权,回归已不可能。

林语堂是一个很有成就的文学学者,懂得文学的逻辑和性质。他在第一本英文书的序言中写道:

看中国的唯一方式,以及看其它国家的方式,[是]寻找共同的人文价值而非异国情调,透过行为举止的表面奇异寻找真正的礼貌,在女性的奇装异服之下寻找真正的女性和母性,观察男孩的调皮、女孩的幻想、儿童的笑声和脚步声、女人的哭泣和男人的悲哀――它们都是一样的,只有通过男人的悲哀和女人的哭泣,我们才能真正了解一个民族。分歧只在社会行为的形式上。这是所有健全的国际批评的基础。19

在这里,他提倡以人类的相似性为写作的指导原则,这也是贯穿于《吾国吾民》的一个原则。即使到了今天,他书中的许多观点和见解仍然有参考价值,令人耳目一新。在我看来,赛珍珠对这本书的评价仍然有效:“我认为这是有关中国的最真实、最深刻、最完整、最重要的一本书。”20

然而,林语堂在继续撰写中国时偏离了他的相似性原则。他这样的疏忽与他自认为是他的国家在西方读者面前的文化翻译有关。他不满足于在英文散文上取得的成就,他知道文学的层次,正如他曾这样写道:“我的野心是,我所有的小说都久传于世。”21 一方面,他知道文学有其等级秩序,个人散文作为一个小类别在其中一直处于最底层;另一方面,他完全没有专注于小说创作,特别是在晚年时,他常常一年写一本书,没有一个明确的文学目的,只有经济需要。小说中他最引为骄傲的是《京华烟云》(1939),这是他模仿《红楼梦》的声势浩大之作,在一年时间内写完。这本书在英文世界早已绝版了,同他的其它小说命运一样,除了《唐人街家庭》以外。但翻译文本仍然被中国人阅读,尤其是被华裔离散群体中的读者阅读。尽管这本小说雄心勃勃,结构庞大,却被视为次要作品,存在一些内在的弱点。最突出的一点是,小说家没有发现细节的眼力,这使他没能成为一个重要小说家。实际上,小说提供了很多关于珠宝、服装、家具、花园、食物的细节,但它们看起来好像是作者阅读其它书籍所产生的,而不是从作者自己的观察或想象中得到的。换句话说,它们是书本上的、引申出来的细节,没有揭示人物的心理或日常生活的质量。其结果是,作品停留在事物的表层,没有足够的质感以产生实质性的感官效应。

(未完待续)

(原为2006年11月哈金在美国莱斯大学所做的三场演讲之一,明迪译。原文收入哈金文论集《移居作家》,2008年9月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

注释:

1. 引自约瑟夫·皮尔斯《索尔仁尼琴:流亡中的灵魂》(密西根:贝克图书,2001年),第228页。

2. 同上,第231页。

3. D.M.托马斯,《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生命中的一个世纪》(纽约:圣马丁出版社,1998年),第458页。

4. 同上,第468页和475页。

5. 皮尔斯,《索尔仁尼琴》,第279页。

6 . 同上,第274 和282页。

7. 斯滕·李·迈尔斯,“索尔仁尼琴重返俄罗斯电视”,纽约时报,2006年2月9日。

8. 达德利·克兰迪伦,“索尔仁尼琴隐蔽,妻子成为公民”,纽约时报,1985年6月25日。

9. 皮尔斯,《索尔仁尼琴》,第254页。

10. 例如,在《癌症病房》里,奥列格从病房里被释放后,来到动物园,长时间地观察一个螺旋角山羊,为之感动。“奥列格在那里站了五分钟,带着钦佩离开。山羊完全没有被惹动。这正是人在度过生命时所需要的那种个性。”《癌症病房》,尼古拉斯·贝瑟尔和大卫·伯格译(纽约:班塔姆图书,1969),第503页。在《第一圈》里,伊诺坎迪对有名气但不重要的作家姐夫加拉霍夫说,“一个伟大的作家――原谅我,也许我不应该这样说,我会压低嗓门――一个伟大的作家,可以这么说,是第二个政府。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政权爱它的伟大作家,而只爱二流作家。”《第一圈》,托马斯·P.惠特尼译(纽约:班塔姆图书,1969年),第415页。

11. 有些俄罗斯人仍觉得索尔仁尼琴的“美利坚性质”有问题,即使他依旧是俄罗斯公民。在一个城镇会议上,一位与会者谴责索尔仁尼琴,“是你和你的作品引起了这一切,把我们的国家带到崩溃和毁灭的边缘。俄罗斯不需要你。所以……回到你的受祝福的美利坚去吧。”引自小爱德华·E.埃瑞克森,《永恒经典版序言》,《古拉格群岛》(1918-1956)(纽约:永恒经典,2002年),第xv页。

12. 托马斯,《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第458页和467页。

13. 引自皮尔斯,《索尔仁尼琴》,第282页和249页。

14. 林语堂,《吾国吾民》(纽约:约翰?戴公司,1935年),第100-108页。

15. 同上,第101页。

16. 林语堂有一次解释说,“有很多人劝我入籍,但我已经告诉他们这里不是安顿下来的地方,所以我们宁可租房也不买房。”引自万平近,《林语堂论》(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1937年),第46页。

17. 林太乙,《林语堂传》(台北:联经出版,1990年),第203页。

18. 引自曾纪鑫,《站在中西文化的交汇点上》,《中国作家》2006第四期,第109页。

19. 林语堂,《吾国吾民》,第15页。

20. 赛珍珠,“引言”,同上,第xii页。

21. 《林语堂全集》,(吉林: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十卷,第314页。

《自由写作》第37期【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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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粱:揭穿虚无,抵抗虚无——大陆先锋诗歌的社会意识与时代命题(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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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陆先锋诗歌的社会意识与时代命题

◎黄粱

一、艰难的“存有”

一个时代的文化环境是由多重力量共同模塑,政治、经济、文化传统、传播媒体等等,由此组构一个庞大的文化生产场域,能够顺应体制占居框架核心袭夺最大资源的是主流文化,退居边缘的发声为非主流文化。 继续阅读 黄粱:揭穿虚无,抵抗虚无——大陆先锋诗歌的社会意识与时代命题(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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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冰心:作为流亡作家的张爱玲(文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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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秧歌》、《赤地之恋》研究

◎周冰心

二十世纪早已落幕,对于世界文学来说,“流亡”绝对是一个描述那个世纪文学最痛心的关键词,东西方许多作家都曾生活在这个令人惆怅的词语里,他(她)们身后逶迤而下的作品留下了这种伤感烙印。 继续阅读 周冰心:作为流亡作家的张爱玲(文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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