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度归档:2009年02月

胡昕:“新世纪”和“新世纪”运动(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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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昕

一.“新世纪”和“宝瓶座世纪”

所谓“新世纪”(New Age)是指即将来临的“宝瓶座世纪”(Aquarian Age),后者原本是西方命学上的一个历史分期概念,每个星座对应于二千一百五十年(一说二千一百六十年),对宝瓶座世纪的开始年份,由于计算方法、历史理解等诸多方面的差异,星相学家、天文学家、神学家和其它有关学者都各持己见,例如,荣格将这个起始年份定在1997年,国际天文学界则确定在2600年,但目前流行的看法倾向于将公元二零零零年作为“新世纪”的起始年。星相学家相信,星座特征会反映在它所对应的历史时期,例如,刚过去的是双鱼座世纪,双鱼星座的标志符号是分别往相反方向游动的两条鱼,它象征着矛盾和分离,该星座所对应的历史时期不就是一场精神和物质不断分离和对立的矛盾运动吗?双鱼座还同时具有消解自我意识的基本特征,在这段历史进程中,为了平衡强大的物质主义潮流(如古希腊罗马和近代时期)或专制的教会宗教势力(如中世纪的异端裁判所),多少人牺牲了自我利益乃至付出了生命代价,为的是保持人类社会整体上的健康发展,公元前30年耶稣受难的那付十字架就是双鱼座世纪最好的象征﹕耶稣将其肉体留在尘世这付十字架上,灵魂则升天归附于神明。过去的两千年里,人类为了各自的宗教信仰、民族利益和(或)政治观点而互相残杀(如欧洲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名目繁多的宗教战争、近代史上大大小小的民族战争和现代史上伤亡惨重的两次世界大战等)。由于双鱼座能量使人失去了自我意识,所以人类只能在民族意识、国家利益或宗教信仰中才能找到生存的意义(安身立命的基础)。二十世纪的二次世界大战使近代理性主义的精神支柱轰然倒塌,西方有识之士和年轻一代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憾,他们再也无法认同已有三百年历史的实证科学传统和延续了二千多年的犹太—基督教的社会文化结构。如果说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期星相学复苏的社会基础还只是一小部分西方有识之士的话,那么在“新世纪”大旗下集合起来的便是一大批对西方传统文化失望或绝望的反叛者(其中包括一九四零年代战争末期或战后出生的理想主义的年轻一代,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就是其中之一,逃避越战的兵役就是一种反叛的象征),他们中不少人曾一度转向马克思主义,但后来却为东方宗教或土著文化所吸引。笔者九零年代所就读的那个研究所哲学系有两位骨干教师,他们在六十年代都曾是马克思主义的崇拜者,但后来,一个到印度去探寻《吠陀》的真谛,一个衷情于佛教和前希腊时代的文化研究。从反叛传统文化开始而走近马克思主义,最后转向东方、土著或史前宗教和文化,对六十年代西方亚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来说,这条心路历程是比较典型的。

二.“新世纪”运动的历史背景

(一)历史周期和西方社会

为了能深刻理解现代西方历史上的“新世纪”运动,笔者需要费点笔墨来介绍一下该运动得以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背景。按照中国人的传统史观,五百年是一个历史周期。在星相命学上,从1500至1999年则是一个行星运行周期,它正好是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和冥王星等这些外层行星的交会高潮之周期。若此,可推测,目前西方社会的发展又处在了一个历史转折点上,问题仅仅是这一次的转折其变化究竟会有多大,其影响又会有多深远。如果从公元十五世纪的文艺复兴往前推五百年,那是公元一千年,1054年罗马教会发生分裂,形成东正教和天主教分庭抗礼、各霸春秋的对峙局面,至今还影响着西方社会和文化的发展;1073年格雷戈里当选教皇,拉开了王权和神权冲突的帏幕。这两起事件清楚地表明业已延续了五百年的教会霸权受到了挑战并开始走向衰落,但要感觉其历史后果,则还要等上五百年的时间。由此再往前推是公元五百年(有一种说法,我们现在所处的“双鱼座世纪”便是在公元450年开始的),在此前后,主教奥古斯丁写出了《上帝之城》(426年),标志着天国的竣工,此后不久,世俗的西罗马帝国便消亡了(476年),“蛮族”(大致可模拟于现代的劳苦大众)征服了西欧,天主教(相当于今天的无产阶级政党)则乘势主导局势,随后便一统西方的天下。再往前推,公元开始前后,罗马正处在帝国大扩张的强盛时期,而深受劳苦大众欢迎的基督教创始人耶稣却在这种时候被钉上了十字架(公元30年),这两个看似平行实为因果的历史事件,令人联想到五年前即公元2001年,正当西方金融资本所向无敌、全球化经济欣欣向荣的时候,纽约世贸大厦却突然被伊斯兰激进分子炸毁。这不禁使人感慨,两千年来物质世界的每一次繁荣都难以改变人与人之间贫富差别和(或)信仰对立这一基本的历史格局,而改变这种格局乃是实现启蒙运动和由此产生的法国大革命的社会理想(即自由、平等、博爱)的前提条件。但是,让人嗟叹歔欷的是,三百年来人与人关系的这一基本格局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当人们摆脱了对一部分人的依附后,又被迫或自愿地成了另一部分人的附庸,而人与自然关系格局的变化却造成了当代全球范围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令人感到“世界末日”(基督教语)或“劫难”(佛教语)会随时来临。

(二)理性霸权走向衰落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西方科学界一系列新的发展和发现从内部摇撼了源自十七世纪传统科学的霸权地位。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波恩等人的量子说颠覆了机械唯物论宇宙观一统天下的局面,从而为确立一种认识方法多元而终极目标趋同的整体性世界观开辟了道路;同时,社会科学再次将人类行为作为研究目标,而心理科学领域中的精神分析学派的研究发现,人类心灵结构中存在着一种独立于意识和意志来引导人类行为的暗藏而神奇的力量(即潜意识)。以往,星相学家会设法让人相信天上星体运动造成的能量变化是通过一种无法触摸的隐秘介质来影响人类行为的【也因此星相学长期来被认为属于神秘学(Occultism)的对象,不过这个词在英文里是含贬抑的,至少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那个时期】,但没有人能说清楚这种神秘力量究竟是什么。现在,潜意识这个概念丰富了星相学的解释理论。此外,还有一个平行的发展现象很值得我们重视,那就是一九八零年代末期和九零年代初期,西方(至少是英语世界)先后有好几部探索前世、轮回或转世等灵界现象的著作问世,如洛杰.伍尔戈的《其它世、其它我﹕一个荣格学派心理治疗师对前世的发现》(1987年)、布莱恩.韦斯的《前世今生﹕生命轮回的前世疗法》(1988年;台湾的中译本于1992年出版)和雷蒙.默狄的《回程﹕一名精神科医师的前世探索之旅》(1990年)。但这些作者并非是那种道行高深的修行者或特异功能人士,他们都是西方名牌大学毕业的(精神病学)医生(如布莱恩就是耶鲁大学的医学博士并担任过耶鲁大学精神科主治医师),他们或通过亲身经历,或通过专业研究,从科学的角度对灵界现象进行了严苛的考察,其结果是令人振奋的,因为现在第一次有科学界人士出面来证实以往被斥为“迷信”、“愚昧”和“妖魔”的灵异现象。

发生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二次世界大战则标志着由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倡导的历史价值的信用破产,近代历史发展的动力资源也随之被摧毁。标榜理性、人道和进步的西方列强,其相互之间残杀的酷烈程度比起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战争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而大战末期产生的核武器更是惊醒了世人,十七世纪开始的科学革命所造成的人与自然关系(即征服自然)基本格局其后果终于显现,人类被迫面对自己生存环境的安全,强烈质疑理性霸权的合法性。作为一种深刻的战后反思,六十年代后期西方社会掀起了反主流文化运动(即后来所称的“新世纪”运动)和激进的左派抗议活动(如法国五月风暴和美国民权运动),它们汇合成巨浪极大地冲击了现存的社会秩序(包括实证科学的霸权地位、白人精英的权力垄断和犹太—基督教文化的自我中心,其特征是西方优越、种族隔离、社会等级和文化保守),越来越多的西方有识之士和年轻一代转向和西方文化异质的东方或土著文化来寻求个人的解脱之道和(或)社会的变革之途,一时间瑜珈、气功、禅坐、《易经》、风水和《道德经》等一切东方文化的“舶来品”都被奉若神明,大为流行。笔者就读过的加州综合研究所就专门从事东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她创办于1968年那个“东方红”时代,当时就坐落在旧金山著名的海特和艾西比大街(Height—Ashby)那一带,该地区是当地亚文化运动的大本营。这股热浪滚滚的“东方潮”以“新世纪”(New Age)著称,一九八零年代后期被媒体炒作得家喻户晓。由于现代西方命学的复兴渊源在于神智学社,而后者又是一九六零年代反主流文化运动以及随后的“新世纪”运动的主要思想来源,因此,星相命学很自然就成了西方这场“新文化运动”的“白话文”(lingua franca),世人正是通过星相学的象征语言(如“宝瓶座世纪”)才得以亲近这场范围广泛而影响深远的“新世纪”运动。

三.新世纪“运动的来龙去脉

“宝瓶座世纪”这一概念起初是十九世纪在神智学社等神秘学团体内部发展出来的,一九六零年代的反主流文化运动(如1967年11月推出的摇滚乐“头发”中的著名歌曲“宝瓶座世纪”)使这个概念在圈内流行开来。此后,在一九七零年代早、中期又出现了偏重哲学(或形而上学思维)的亚文化运动,这时“宝瓶座世纪”被改称为“新世纪”。接着在一九八零年代,这个新名词成了媒体的“宠物”,被用来指称上述和其它有关的一切反传统或非主流的文化与思想。因为“新世纪”和“宝瓶座世纪”这两个词有上述的那种缘份,所以西方人习惯于将这场在美国兴起而随后蔓延至欧洲的“新世纪”运动的起源定格在一九六零年代。但实际上从思想的发展脉络来看,除了十九世纪后半期发展起来的神智学外,这场“新世纪”运动还可上溯至十九世纪早期以美国诗人梭罗、埃默森和英国诗人华兹渥斯为代表的超验主义哲学(Transcendentalism),甚至再追溯到十八世纪瑞典科学家斯维登伯格(Emanuel Swedenborg,1688~1772)的神秘主义思想。宝瓶座被认为象征心灵能量和个人经验,所以上述的“东方潮”便将“宝瓶座世纪”视为人类所希望的新世元,届时,人们将根据自己的意愿和体验来从事心灵的探索和精神超越,以达到天人合一的神明境界。这种强调个人内心体验的灵修之道相当符合现代人的胃口,而明显地区别于前述的“双鱼座世纪”,那时人们只能通过凌驾于个人之上的团体或有组织的宗教才能接近神明。

和我们的习惯思维不同,西方这场仍在继续的“新世纪”运动其实并没有特定明确的发起人或团体,她既没有一场社会运动通常必有的那些政策纲领和行动宣言,也没有常设的组织机构和固定的成员名册,唯一拥有的就是为参与者所认可的一套基本的价值观。在信仰方面,他们主张宽容和理解,期待各宗教的融合与一个最高层次的综合性世界宗教;哲学上他们持一种泛神论和整体性的宇宙观;政治上,他们是世界主义者,主张各民族和种族、各阶层和团体以及两性的权益平等、团结和睦,期待有一个能统筹全球问题的世界政府;文化上他们要求改变理性霸权和西方中心的话语环境;他们的生活态度是积极而乐观的,相信宇宙正处在进化流程之中,他们的生活方式是个人主义的,强调个体能动作用,其名言是﹕您创造自己的实相(You create your own reality);他们的精神资源和思想武器主要来自东方宗教文化和西方神秘主义。1992年出版的《西方人的思想激情》(Passion of the Western Mind)(理查德.塔纳斯,Richard Tarnas著))便是按照新世纪运动的价值观来审视西方思想和文化发展历程的一个尝试。可见,新世纪“运动实际上是西方一切对传统文化不满、失望、绝望和反叛者的精神联盟和她的行动目标。据最新统计,目前在美国有超过一千二百个各类组织、中心机构、合伙公司、小型团体、各种小区和网络协会表示认同其价值,它们所代表的生活领域从健康保健到灵性成长、从政治、经济、生态到教育、交往、个人发展和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几乎所有人类感兴趣的地方都有人从”新世纪“的视野来进行新的探索。人们不同的个性结构、生活习惯和文化背景使”新世纪“运动看起来就象一个包罗万象的文化超市,那里有长期受到西方实证科学排斥和教会宗教压制的所有人类”文化特产“,即世界各地具神秘传统的宗教、土著信仰、史前文化和灵异世界,其中包括产地在中国东北和俄国东西伯利亚地区的萨满教(Shamanism)和长期受到正统教会打压的崇尚偶像的新异教(Neo-Paganism)以及神秘学(Occultism),它的研究对象是一切被实证科学和教会宗教视为”愚昧“、”落后“、”迷信“或”危险“的神秘事物或超自然现象,包括各种不同方法和用途的预测术如星相学(Astrology)、数字学(numerology)、手相(Palmistry)、骨相(Phrenology)、塔罗牌(Tarot)和水晶球(Crystal)以及抓沙撒地占卜(Geomancy)和各种运用超自然力量来干预人生的灵异现象如(符咒)辟邪术(Talisman)、魔法(Magic)、妖术(Sorcery)、(精灵崇拜)的伏都教(Voodoo)、特异功能(Extra-Sensory-Perception or ESP)、神志清醒的做梦能力(Lucid Dream),甚至包括世界主要宗教内的神秘主义传统,如印度教的密修派(Tantrism)、佛教的西藏密宗(Lamaism),犹太教的喀巴拉派(Kabala )和天主教的诺斯提派(又译灵智派,Gnosticism)等。内涵丰富多彩的”新世纪“运动不仅向西方人提供正统教会以外的另类宗教(即通过打坐而不是祈祷的方法来和神明沟通),以满足那些反叛者”安身立命“的心理需要,同时她还提供一种传统消费社会之外的另类生活方式(如强调素食、节制消费、节省能源和注重环保等)和与传统医学不同的另类身心疗法(即不用或少用副作用强烈的西药,多用草药和针灸以及精神、心灵和身体相结合的综合疗法来医治疾病等)。总之,西方人希望通过这场方兴未艾的全方位社会运动来追求一种不同于自己现有传统的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社会秩序。

四.主流社会对“新世纪”的批评

但在主流社会看来“新世纪”运动则是群龙无首的乌合之众和“牛鬼蛇神”的草泽深渊,它使历史沉渣泛起,混淆人们的是非。历史上,基督教在取得天下之前曾同各种偶像或精灵崇拜的土著宗教(基督教称之为异教或邪教)争夺信徒,并以后者转入地下或消亡而告胜,现在这些长期受到压制的所谓异教随着“新世纪”运动而获得了新生(如新异教),对此,正统的基督教会是大为恼怒的,它指斥“新世纪”运动为各种妖术和邪灵藏垢纳污。此外,在灵修方面,“新世纪”运动对静坐的强调和正统教会对“祷告”和“信念”的强调是不同的,而东方宗教里的“轮回”思想又是和基督教的“死后”生命(Afterlife)说相冲突的。科学界对“新世纪”运动也嗤之以鼻,认为她是一堆“迷信”和“愚昧”的历史垃圾,而马克思主义者则将其贴上“唯心论”的标签后打入冷宫。但所有这些非难并不能说明历史的真相。当然,认同“新世纪”价值观的人们,其素质也是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的,不少人借机满足私欲,在性方面杂交或滥交,或吸吮毒品来逃避现实。对于这些负面现象,有关人士至今仍百口莫辩。

五.“新世纪”运动的历史意义

我们今天当然不能无视于主流社会的批评,但要评价“新世纪”运动,就得从大处着眼,不能纠缠细枝末节,更不能只听一家或几家之言。如果把她放在整个西方历史发展过程中去考察,我们就不难发现这场新世纪运动乃是西方历史上的第二次文艺复兴,是人类正在进入的另一个文明周期的序曲,也是十八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的继续和深化。五百年前的文艺复兴运动只是发现和强调了抽象的“人性”和“人本”的概念,法国大革命也只是从政治上打碎了神权和王权束缚人性的锁链,虽然当时确立了“自由”、“平等”和“博爱”的社会理想,但自那时以来,人类在征服自然的科学革命中、在民族国家兴起的政治革命中逐渐迷失了自己,使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断恶化(如温室效应造成的灾难性气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如9.11事件)。而这场“新世纪”运动的最主要目的就是要纠正造成科学霸权的机械唯物论的片面认识方法,破除民族国家自我中心的幻觉,使我们现代人类在吸收东方和土著文化以及史前文明的过程中获得一种全新的整体性的世界观,她这样做并不是要以东方文化来取代西方文化,不是要退回到人受自然奴役的原始社会,也不是简单地用直觉智慧来代替分析理性,而是要整合这两种文化并形成一种内涵更加丰富多彩的新文化,只有在以这种新文化为基础的社会环境中才能维持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之间的健康关系。事实上,这场“新世纪”运动对西方乃至整个世界已经并且正在产生不可估量的历史影响。作为她的基本价值,今天“多元”和“平等”已经作为西方社会政治正确的标准概念而深入人心,不同性倾向者甚至在纪律严明的(美国)军界都受到了保护;东方和土著宗教、史前文化和西方神秘学更是受到知识界的日益重视。顺便提一下,一九八零年代,当中国大陆还刚开启国门实行改革时,出版界就不失时机地推出了不少西方史前文化(如大西洋岛文明)和神秘现象(包括外星人和不明飞行器)的译作,这些著作很多就是这场“新世纪”运动的产物,而笔者当时被发配在南京郊外的一个偏僻小镇教书,也及时尝到了“新世纪”的成果,对我们这些浸润于实证科学和以它作方法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的人来说,这些译作令人眼界大开、观念一新。

“新世纪”运动在一九八零年代受到媒体大张旗鼓的宣传,从而引起了主流社会的重视,九零年代,笔者在旧金山就读的那个从事东西方文化比较的研究所就受到了著名的洛克非勒基金会的定期资助。“新世纪”运动的影响并不仅局限于西方的思想文化领域,她所倡导的新生活方式也开始影响到一般民众,九十年代后期开始,越来越多的人对垃圾食品说“不”,选购有机食品,不少饭店则改为素食馆以满足日益增加的市场需要。与此同时,自由派的媒体和保护消费者利益及环境保护团体配合默契,利用舆论和法制的力量,不断揭露资本主义制度下唯利是图、及时行乐、过度消费、糟踏资源等社会病症状。

初稿于2006年9月
修改于2009年2月

《自由写作》第42期【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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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西:厦大杂忆(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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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西

上篇《集美杂忆》写了在集美中学二年学习生活的一些片段,一位老同学批评说写得很差,没有写出对集美的感情。我要说明的是:写《集美杂忆》的目的不是要写感情,不是要写集美优美的学习环境和陈嘉庚先生毁家兴学的爱国情怀。我的目的在于写出那段时间中国社会发生的所谓“大跃进”的一些点滴,因为这是一个十分独特的、灾难性的、史无前例的畸变,是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接踵而来一系列灾难的前奏,而我们那个时候还懵然不悟。这一篇《厦大杂忆》再写在厦门大学三年的一些回忆,看看在这山雨欲来之前,大学生们是怎样过日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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