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度归档:2012年09月

冉云飞:中国的地下刊物(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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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云飞

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刊,若有民刊,则基本上属于地下刊物。但我为何还要说地下刊物在中国的意义呢?话得分两头说。从产权(没有真正的私有报刊)、公开(地下刊物基本上都是内部)、合法(其合法只是新闻出版局的临时性登记证)、传播(传播有限)、售卖(不公开发售)、阅读(只有部分定向人阅读,读者很少能购买到)等渠道来看,四九年后的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地下刊物,如同四九年后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间社会一样——撒切尔夫人在八十年代初访问中国时就说中国只有国家,没有社会,正是基于此来说的。一个国家,政权强大到直接控制个人,即没有社会和民间力量作为缓冲地带,就像太阳不通过臭氧层而直接照射大地,会烤焦了大地上所有生物,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现实场景。可怖的是,四九年后我们的生活正是如此,所以才带来了古今中外空前的灾难。 继续阅读 冉云飞:中国的地下刊物(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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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宏声:1968年(《新诗传》之一页)(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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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宏声

小序

我们是幸运的一代人,冥冥中有命运的眷顾一直在起作用。更大的必然性,归属于社会,归属于文明的生命;还要大的必然性,则源于我们所在的星系:我们看得见及看不见的行星和恒星。绝对的宇宙必然性肯定是有的;绝对的无中生有肯定是有的;绝对的归属于个人的命运的影响肯定是有的,否则就不会有人类的极度的喜和悲。我们大多数人所获得的命运之变,乃是一个平均数,但这只是一个平面的看法。深入到一颗水珠的内部或深入到生命的细胞之核的内部,我们看到的读数之异乎寻常,并非不可思议。或如李尔克所言: 继续阅读 杨宏声:1968年(《新诗传》之一页)(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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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辑:《太阳》:1980年代长春地下诗歌(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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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辑

一、

吉林诗人孙文涛认为,《眼睛》是吉林省第一份也是唯一一份“地下文学”杂志,而《太阳》是吉林省第一份“诗歌民刊”,他的这个看法有一定道理。《眼睛》就出刊和编辑方式来说,也是民刊,但考虑到当时的文化环境和随后《眼睛》参与者的遭遇,确实还有点“地下文学”的特点。而《太阳》出刊于1985年,是一份比较纯粹的民间诗歌刊物。 继续阅读 董辑:《太阳》:1980年代长春地下诗歌(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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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子:“在雨夜中被闪电追逐的心”(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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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子

这是多年前江城一首诗里的一句。对很多人来说,透着或多或少的虚妄;对江城来说,却是现世生活的真实写照。是的,我可以想见:刚刚从派出所下班的人民警察江城,开着一辆破旧的摩托车在雨夜广州的街道上,赶往一个人的家中,写下一首又一首被闪电所追逐的诗。 继续阅读 浪子:“在雨夜中被闪电追逐的心”(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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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亚娟:灵魂之声音何在?——对地下诗歌及民刊的一点小杂忆(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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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亚娟

灵魂的声音何在?灵魂的声音甚至不是被市场上讨价还价的噪声淹没了,而是被满世界传来的“音乐”声所淹没了。这种噪声式的音乐在没有灵魂的地方冒充灵魂!他们的耳朵已听不到音乐、更听不到音乐中的灵魂或灵魂中的音乐。他们只欣赏震山响的“音响”,他们只听到震耳欲聋!这种音乐甚至在没有幸福的地方制造幸福,在没有悲伤的地方制造假的悲伤:灵魂、灵魂的幸福与悲伤都已是赝品。——佚名 继续阅读 袁亚娟:灵魂之声音何在?——对地下诗歌及民刊的一点小杂忆(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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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万:从外电记者、独立报纸出版人到政治犯——一个美国人在中国的二十年(回忆录节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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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万

君子若曰:“羊总是羊,不成了一长串顺从地走,还有什么别的法子呢?君不见夫猪乎?拖延着,逃着,喊着,奔突着,终于也还是被捉到非去不可的地方去,那些暴动,不过空是费力气而已矣。” 继续阅读 桑万:从外电记者、独立报纸出版人到政治犯——一个美国人在中国的二十年(回忆录节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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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郁:《大陆》和它的往事(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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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郁

1985年早春的一个傍晚,即将跨出大学校门的孙放和二十才出头的默默,悄然、兴奋地来到长江边上的一个县城——宝山城厢镇。那个时候,乃至更早些年头,上海的地下文学正处在一个异常涌动的状态,许多有志于文学事业的热血青年,和与之相伴随而产生的文学社团、刊物,布散在这座城市不同的角落。但是那时的上海,恰恰笼罩着“清污”之后的一派萧瑟中(即所谓“清除资产阶级精神污染”)。时代的阴影,正弥漫在这些严肃文学写作活动中,健康的思想被套上了沉重的桎梏。 继续阅读 郁郁:《大陆》和它的往事(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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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贵仁:朦胧诗之殇(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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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贵仁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顾城:《一代人》

1979年,我在大学毕业十四年之后,从陕南山区考取为中国人民大学文艺理论研究生。我不喜欢沉溺在课堂听讲和专题研讨中,而是把时间和精力主要用于关注当时的文艺发展状况,并积极参与某些重大问题的论争,其中自然涉及诗歌。 继续阅读 李贵仁:朦胧诗之殇(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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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岭:我的大学(文学回忆录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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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岭

1979年3月的某个下午,我穿着中式棉袄,戴着围巾,“五四青年”般在民主墙前浏览墙上的大字报及新贴上的民刊,一转头便看见三位年轻男子在墙前并排而立地出售刊物,身旁的自行车上好象还挂着浆糊桶,再细看,竟是《今天》。这正是我读到“心悸”的刊物,我有找到了“组织”的激动,我趋前自报姓名,还加上一句:“大学生”。我们握手,三位的手温逐个递减,个儿瘦高,五官精致的那位最热,指着其它两个一高一矮的说:“我叫芒克,他是北岛,他是老鄂,有空到东四十四条76号《今天》编辑部来坐坐。”我意外,有点语无伦次。 继续阅读 贝岭:我的大学(文学回忆录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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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和见证:我所经历与目击的中国地下诗歌(1978-1998)】专辑【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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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中国社会挣脱出毛泽东式极权专制主义黑暗统治的冰原期开始“解冻”,北京、上海等地“民主墙”上除了政治民主、人权自由的吁求外,也出现了张扬自我价值确认、追求美学创新的文学和诗歌的独特声音;在民间,纸张粗糙、形制简陋的油印出版物层出不穷,在漸亮的幽暗中被传递、被摘抄、被阅读、被吟誦,犹如微火闪烁,岩浆涌动…… 继续阅读 【记忆和见证:我所经历与目击的中国地下诗歌(1978-1998)】专辑【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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