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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滨:我的一九八九(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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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滨

我一九八九年的恐怖开端起始于年初在友人家的杀鸡。那只并没有被斩首的倒霉的鸡,后来大概是因为脖子被钝刀锯了很久吓死了吧。整个国家似乎也笼罩在一种险境里,“被锯”的血腥味弥漫在空气里。我决定要出国。就是想要离开这个国家。赴美留学似乎是唯一的出路。四月一日,吴亮(我极为佩服的上海批评家,那时是同事)在《上海文论》的办公室里突然告诉我:海子自杀了。很不幸,这不是愚人节的玩笑。我赶紧拿出四川诗人万夏不久前从成都寄来的民间诗刊《汉诗:二十世纪编年史,1987-1988》,因为记得上面有海子的长诗《太阳》选章。再读一遍,其中有“那时候我已经/走到了人类尽头//那时候我已经来到赤道/那时候我已被时间锯开/两端流着血/锯成了碎片”这样的诗句,令人毛骨悚然。 继续阅读 杨小滨:我的一九八九(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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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滨·法镭:山水诗主义(诗四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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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小滨·法镭

山水诗主义

我们咬着世界的灰,就
数不清满嘴狂风,也忘了
怎样才能吹破一脸大海。
在变幻的季节下,只有盐
是过剩的,给晴天一点安慰:
他们说,多出来的滋味总能令人颤抖。
于是我们写下许多液体,以为
露水可以捏造天空,以为一只鸟
就摇落了森林。他们说
看见阴影是一种美德。
那么,最后一次厌烦也没有多少骚味。
只要我们继续举着拳头,
就会有狐狸红渐渐飘来,仿佛
那是一种未来,比疼痛史
更迫切的未来,几乎赶上了节日…… 继续阅读 杨小滨·法镭:山水诗主义(诗四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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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滨:当代汉语文学:全球文化语境下的后现代回应(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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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滨

如果说阿多诺的箴言“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就是粗野的了”概括了欧洲二次世界大战后期面临的现代性危机,那么文化大革命则同时标志着中国现代性的顶峰和深渊。奥斯维辛终结了黑格尔主义向往的对合理进步的世界历史的信念,文化大革命同时成就和解体了中国现代性的规划。[1]中国现代性不仅暴露了其本身对历史进步与社会完善的终极追求,而且还是对宏大历史废墟的惊人表现。正如奥斯维辛那样,文化大革命藐视任何理性的阐述,将恢宏的话语与理性难以企及的残酷现实混为一体。既诱惑又恐惧的体验产生的情感矛盾最终给一个人的理性禀赋带来精神上的创伤。如同奥斯维辛,文化大革命全面击破了主体的完整性,因为所许诺的繁荣昌盛的未来以无所不能的人类力量带来了使原先的想象无效的灾难后果。 继续阅读 杨小滨:当代汉语文学:全球文化语境下的后现代回应(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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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滨·法镭:朝向后主体的文学(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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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滨·法镭

底层可不好乱说的。
——臧棣《未名湖丛书》

2006年的所谓“思想界”与“文学界”的论争似乎是再次提出了现代文学中的一个十分基本的问题,但这场讨论在当时仅仅成为一个媒体事件,这样的思潮在论争的高峰过去后并未退潮,尚有待从理论的层面作更深入的挖掘。 继续阅读 杨小滨·法镭:朝向后主体的文学(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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