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中期选举结果揭晓。与选前预计的共和党将“大胜”不同,民主党成功保住参议院控制权,而共和党虽夺得众议院控制权,但所得席位及相对优势远低于预期。而在选举中,许多亲近特朗普的共和党候选人败选,也被许多人视为特朗普代表的右翼民粹势力的衰退。

这样的结果让进步主义者、建制派人士欢呼,认为这是民粹的退潮与民主的回归。而美国民主党人更是因此大受鼓舞,认为2024年大选中将会轻易击败特朗普或其他共和党候选人,并夺取国会多数,掌控行政权和立法权。

笔者虽一直是进步主义和建制派立场的支持者,却并不完全认同以上的看法,相反对这样的认知和乐观态度十分担忧。

首先,本次选举中民主党的“胜利”并不明显。虽然民主党的表现明显好于预期,但毕竟是丢失了众议院,而参议院也仅仅只有一席微弱优势。根据已基本统计完毕的众议院选举得票率,共和党以50.9%得票率取得222席,明显高于民主党的47.6%得票率及取得的213席。而参议院最关键一席选举(即内华达州联邦参议员选举),民主党候选人仅以0.5%优势险胜,才惊险锁定了参议院控制权。

因此,说民主党在本次中期选举“胜利”,是很勉强的,显然夸大了事实。如果就得票比率看,2016年大选希拉里还以48.2%:46.1%的普选得票率胜过特朗普(但因选举人团制而落败)。和2016年美国众议院选举中共和党对民主党的49.1%(241席):48.0%(194席)得票比相比,今年众议院选举共和党得票率还有所上升,平均每个席位获得的支持率更扎实。即便考虑到中期选举中在野一方容易得胜,共和党的表现也并不算太差。

第二,特朗普及其代表的右翼民粹势力在本次选举中虽遭受挫败,但仍然在共和党乃至美国社会中举足轻重。诚然,特朗普支持的一些参众两院议员候选人和州长候选人落选,但仍有许多亲特朗普的人士当选,包括认为“2020年大选存在舞弊”的许多议员和州长候选人。且特朗普的相对失势,主要是因为共和党另一政治明星、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崛起,而非整个共和党及民粹势力的弱势。德桑蒂斯的民粹色彩没有特朗普那样鲜明,但其同样是民粹政治人物,其反堕胎权、反统一性公民教育、反环境保护、反控枪、反LGBT权利等一系列政治主张,与支持特朗普的右翼民粹势力立场并无太大差别。

有不少观察家认为“特朗普已成为共和党‘负资产’”、“共和党会抛弃特朗普”,是对特朗普影响力的低估,更是对美国保守民粹势力的误判。虽然特朗普最近声势似乎不如从前,但他目前仍然是共和党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最具竞争力的候选人,也最能动员中下阶层白人支持共和党。况且本次中期选举共和党众议院选举得票率,还高于2016年众议院选举及总统选举得票率。2016年大选前,主流媒体和专业学者普遍低估了特朗普,如今似乎未吸取教训,还要重蹈覆辙。而且,即便特朗普不再被共和党青睐,保守民粹势力完全可以选择另一“不是特朗普的特朗普”的民粹人物追逐总统大位,德桑蒂斯就是典型。

纵观美国二十多年来历次总统选举得票率、国会选举总得票率,民主党和共和党全国总得票相差基本均在10%以内,一些时候不超过2.5%(如2000年、2004年、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2000年美国参议院选举;2000年、2012年、2016年美国众议院选举)。而又由于美国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皆分区进行且“胜者全得”,往往由选战胶着的几个州份、数十个选区的胜负,决定整个选举的胜负。

而又由于美国实行总统制的政体、两党制的政党体系,哪怕一方推选的候选人以微弱多数当选总统,就能令行禁止,乃至为所欲为;如果国会两院中两党有一方哪怕有一席多数优势,也可主导该院或两院,对另一席位略少政党形成压倒性优势。

这某种程度意味着,占美国选民总数不超过5%的关键州份和选区的“摇摆选民”,以及一些有极端主张且“待价而沽”的极左或极右选民,往往决定着全美国的命运。这就让选举充满惊险和意外,不确定性极强(这也是民调多次预测错误的原因之一,因为差距太小,预测的错误其实也在合理误差范围内)。而总统选举胜选一方可以垄断行政权、参议院选举胜选方可垄断人事权、众议院胜选方垄断立法权,以及民主党和共和党在价值观和利益方面的全面对垒,更让选举成为零和博弈。

而美国政坛乃至整个国家近年来发生的种种丑恶现象,如意识形态极化、政治斗争不择手段、社会撕裂严重、极端民粹势力得势、假新闻和政治暴力行为泛滥等,皆与以上的政治体制和选举制度有着极大的关联。

由于“胜者全得”的选举模式和权力分配结构,共和党和民主党皆把在各重要选举尤其总统选举中取得胜利,当做最重要的目标,为此不顾起码的道德底线和政治规则。其中共和党相对更加不择手段,推选撒谎至少数万次的特朗普竞选总统、制造或放任各种利己损人的假新闻的传播、为取悦基督教福音派基要派等保守信徒而侵犯其他群体人权、违背政治惯例强行在总统任期结束前夕推举大法官、鼓动支持者暴力冲击国会等,都是丧失诚信、无视政治惯例、破坏社会包容性的恶劣行径。

而美国的“三权分立”式权力制衡体系,也由相互制约变成勾兑与破坏。如2016-2020年共和党包揽总统大位和参议院主导权时,即强行任命两位颇有争议的保守派法官卡瓦诺和巴雷特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试图完全垄断行政、立法、司法三权。而民主党在2018年掌控众议院后,也全面阻击特朗普和共和党政府的各项政策。2020年拜登当选总统、民主党还控制了参众两院后,则又全力推翻特朗普的各项政策。而根据各方预测,今年共和党掌控参议院后,也必将全面阻击拜登的施政。

而如今的最高法院9位大法官中,已有6位是保守派大法官,除了属于温和保守派的罗伯茨,另5人倾向于极端保守,其各种判决和释法并非为制衡总统和国会,而是阻碍民主党政府正常施政,以及不顾多数民意强行推行反堕胎反环保反平权等保守顽固政策,对美国国家和国民利益皆造成严重损害。这与最高法院及美国司法体系维护法治、捍卫人权的精神背道而驰,更有损“三权分立”下各方相互制衡、但也时常妥协与合作的权力运行惯例。

而美国两党制而非多党制的政党体系,更加剧了政治对立。美国虽有许多政党,但民主、共和两党几乎完全垄断了政治权力,其他如绿党、自由意志党等影响极为有限。这既和美国的政治文化与历史传统有关,也和选举机制等政治制度有关。两党制下绝大多数民众只能选择其中一党站队,让美国逐渐形成鲜明的两党政治对立。而旗鼓相当的两党,以前曾经依靠取悦中间选民争取支持,但近年双方尤其共和党一方越发倾向于满足极端立场选民,以鼓动“挟票自重”的极右选民积极投票。

如民主党中持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倾向的选民就越来越多,且2016年希拉里败选,就是和这些立场的人群认为希拉里“不够进步”而抵制选举有关。而特朗普的胜出,则是因为他的主张非常符合极端保守的基督教福音派基要派选民、极端自由主义者、国际孤立主义者、阴谋论者等极端和相对边缘群体的诉求,激发了这些群体积极投票,成功在几个选情胶着的州份拿到选举人票。而民主党也选出了如亚历山德里娅·柯尔特斯这样的持民主社会主义立场的议员。虽然极端势力属于美国相对边缘的力量,但却在激烈的两党竞争尤其难分伯仲的选举中起到“关键少数”的“造王者”作用。

因此,两方尤其共和党一方不惜放弃相对中道的政策,鼓吹极端的主张,以激发极端势力的投票热情。这就导致两党整体的政治立场越发激进,争相取悦极端选民。共和党相对更糟,主流温和派本来并不完全赞同极右保守民粹势力的主张,不喜欢特朗普这样的异类政治人物。但面对民主党在年轻人中高企的支持率、激进左翼的崛起和对民主党政策的影响,以及自奥巴马时代以来保守派的节节败退、希拉里为代表的女性政治家和女权主义的巨大声势,保守的共和党越发感到焦虑与危机。如果2016年败选,共和党将越发衰弱,且败选后不仅会完全丧失行政权,国会控制权也岌岌可危。而当时又值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斯卡利亚去世,如新一届总统为民主党人,那必然任命自由派大法官接任,最高法院也将由自由派控制,保守派将失去司法控制权。

难以接受这样全盘失败的共和党主流温和派,为捍卫其价值观和利益,阻击进步势力,不得不选择取悦极端保守派,并力挺满嘴谎言但能够破除民主党“政治正确”“枷锁”的特朗普、在选战中不择手段,试图放手一搏。于是,共和党温和的主流派系被作为支流的极端派绑架(当然也可以视为前者对后者的利用),前者不得不追随后者各种不合理、极端化、损害弱势群体利益的主张,以得到关键少数的支持,在总统与国会选举中击败支持率旗鼓相当(或略胜一筹)的民主党,赢得胜利。

即便如此,2016年大选希拉里还是得到了更多普选票,但选举人团制又助力了共和党。而原本以为希拉里将获胜的部分选民,将参众两院的票投给共和党以图制衡,于是阴差阳错的让特朗普登上大位。这其中有多股助力,极端保守和民粹势力的确是非常关键的力量。也就是说,少数人骑劫了整个党派,乃至决定了美国的命运和世界的方向。

这样,美国某种程度就成为“10%决定90%”、“51%压迫 49%(甚至因为选举制度,发生‘49%压迫51%’的情形)”的国家,一半国民为了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去损害另外一半国民的利益、践踏他者的价值取向。权力博弈的重心即政坛尤其充满对抗与肮脏,而整个社会也已严重撕裂,“民主灯塔”因这些丑陋而黯淡无光。

想要解决如今美国的政治困局,尤其停止两党恶斗和零和博弈、避免民粹和极端势力再次掌权,需要许多改变。其中需要改变的关键部分,即是权力结构和选举制度。

美国实行的总统制政体下,行政权明显优先于立法权和司法权,而行政权又由总统一人垄断,美国总统某种程度拥有“帝王般的权力”。如果总统只愿意代表一党一派(乃至党派中一部分人)而非全民,甚至因个人好恶自行其是,那对国家的团结与发展、世界的和平稳定,都是巨大弊害。而且,美国没有总理,总统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府首脑,直接任命和管辖内阁成员,更增大了其权限。而本来作为制衡总统的国会和最高法院,若与总统同一阵营则相互勾兑,相异阵营则掣肘破坏,“三权分立”反成了政治恶斗的平台。而世界上实行总统制的国家,政治运作皆较为不良,美国尚属“较好”的一类,可见总统制的弊症严重程度。

因此,美国应修改政体,改为类似于法国的“半总统制(又称‘双首长制’)”政权组织形式,并新设立总理一职。“半总统制”即是将行政权拆分给总统、总理领导的内阁,总理和内阁由议会多数派选出、经总统批准可上任(而非总统制下由总统任命、议会批准);内阁主要对议会负责(而非主要对总统负责),但也受总统节制。日常内政事务由总理及各部部长决策,外交、国防及其他重大事务由总统决定。而国会与总统、内阁更多是合作关系而非制衡关系。

这样,美国国家机构中的行政权有所削弱,总统的权力也被拆分,就很难发生“总统独裁”的情况,即便像特朗普那样的人物当选总统,也不能随意干预所有事务,无法为所欲为。而各党派也不需要把所有“赌注”都压在总统大选中、你死我活的斗争。如果一方在总统选举中落败,可以在国会选举中扳回一城,并通过国会选出和控制总理为首的内阁,实现类似于法国“左右共治”的情形。此外,在推选内阁成员(各部部长)时,也可以由国会多数派中不同党派/党内派系合作推选,而不像总统制下由总统任命清一色听从总统命令的内阁成员,以促成内阁乃至整个行政机构的多元和包容。

而在“半总统制”下,美国总统权力虽不如现在这样大,但仍然握有实权(而非议会制国家的总统那样只是虚位元首),在重大事务尤其国防和外交方面仍有决定权。这足以让作为世界大国的美国保持高效决策、迅速处理紧急事务,而不像议会制国家那样因各种党派冲突,使得重要议案久拖不决。

而大法官制度同样需要改变。美国最高法院的9位大法官,分为自由派和保守派,可以通过相对多数决的方式决定几乎一切司法争议。与标榜的“司法独立”不同,9位大法官皆有明确的政治立场,由相同立场的总统任命、同一党派控制的参议院批准,且可任职终身。这样的巨大权力,同样会让占优势的一派在司法领域为所欲为。而且,保守派法官的决定往往与时代脱节,乃至违背多数民意,如最近推翻“罗诉韦德案”判决、剥夺女性堕胎自由,就是最典型一例。而在涉及疫苗问题、气候变化问题、环境保护问题等专业性强的议题案例中,保守派法官也总是做出与科学相违背的判决。

这样的情形必须要改变。最高法院应废除任期终身制,改为10年一届,可连任一届。但寻求连任时需时任总统重新提名、参议院再次批准。此外,应尽可能由更能代表民意的国会进行法律决策,最高法院及大法官的职权应适当压缩。大法官还要积极听从科学界的意见(包括设立条款要求大法官必须尊重和执行专业机构和人士的决定),而非不顾真相和是非、依照自身价值观和法律教条行事。这样就可避免大法官依靠巨大权力和终身执政的条件肆意妄为、开历史倒车。

另一个需要修改的方面是选举制度。首先,选举总统的“选举人团”制已严重落伍,不仅已无必要性,还充满弊害。2000年和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普选票多的一方皆因选举人票少而败选,十分不公。选举人团制的“胜者全得”模式,变相剥夺了各州处于明显少数派的一方的投票价值(如加州的共和党选民、得州的民主党选民,其投票根本无法改变全州选举人票归属)。这还间接导致美国各州的政治倾向越来越极端(“蓝州”越“蓝”、“红州”越“红”)和相互对立。

选举人团制还导致民主党和共和党将资源集中投放到选情胶着的几个州份,且胜负取决于这几个州里占选民总数不足10%的摇摆选民的选择,以及一些“待价而沽”的极端派选民是否投票。这等于让极少数人的意志绑架了大多数民意,并且让选举充满不确定性和偶然性,弊害十分严重。

至于选举人团制声称的“防范多数暴政”,在现实里从未实践过。除个别“背信选举人”外,各州“选举人”都默认将票投给在本州得票最多的候选人,而非逆民意而行。何况,如2016年民粹政治人物特朗普上台,各州选举人并未为阻止其上台而投票给希拉里,特朗普反而利用了选举人团制的特性以较少普选票当选总统。

因此,美国应废除选举人团制,实行全民直选总统,得票最多者即可当选。

而国会选举制度也应改革。美国的参众两院议员皆由全国各地各小选区选出。这固然有利于基层民意的直接表达,但会扭曲全国整体民意。与选举人团制类似,小选区制也是一种在选区内“胜者全得”的模式,会扼杀选区内少数派的民意,也会扭曲全国整体的民意选择。

美国众议院共435席,皆由小选区选出,假如民主党在全国435个选区皆获51%得票率,共和党得票率都是49%,那民主党可以获得100%(全部435席)的议会席位,而共和党49%得票却一席未得。这当然是极端的假设,但现实里的确存在这样的倾向。一般来说,国会选举尤其众议院选举非常利于选情占优的政党,哪怕优势党在全国的民意支持率只高于相对劣势一方不到3%,就可以在众议院选举中夺取超出该比例的席次优势。

与选举人团制又一处相同的,国会选举也是“多数剥夺少数”、“少数决定多数”。在大多数选区,民主党或共和党的一方具有明显优势,即便优势为60%:40%,也足以让相对弱势一方基本无缘议席,每个选区弱势方数十万选民的选票实际上等于报废。而决定国会归属的,往往也是若干个(参议院为数个、众议院为数十个)民意摇摆、选情胶着的选区,民主党和共和党都会在这些选区投入远超人口和议席比例的资源和注意力,尤其取悦这里的摇摆选民支持己方,或激发极端派选民投票给自己,或二者兼施。

而全国其他一方有明显优势的地区就成了“沉默的大多数”,乃至许多选民因一方胜局已定而不再有兴趣投票(这也是美国总统和国会选举投票率都偏低的原因),甚至参与政治的热情都消退了。或者,他们更关心一些短期和局部的事情和利益,容易被小恩小惠收买,放弃对大政方针和根本政策的关注,导致“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这虽然也有淡化意识形态争斗、促使公民务实参与政治的好处,但是有时会他们在涉及全局是非和长远利益问题上做出错误选择,并且最终祸及自身。

而且,小选区制下,每个选区都是“胜者全得”,因此每个国会席位的争斗某种程度都成为零和博弈。而整体上,由于民主党和共和党垄断了政治,因此全国层面的国会多数权的争夺也是零和博弈。哪怕两党其中一方在参议院/众议院比对方多一席(参议院的100个席位中,两党比例经常就是51:49,有时还是50:50,需要副总统投下决定性一票),就能掌控该院,通过所有获过半支持即可过关的议案,另一方则很难制衡。

而选举制度本身就是导致美国形成两党制(而非多党制)、政治陷入不择手段的零和博弈的原因之一。如果实行的是比例代表制,那么全国各地的选民即便有5%支持某个小党,也足以取得数十个国会席位。但在小选区制“胜者全得”模式下,全国性小党因支持者分散而难以取得席位,如美国的绿党、自由意志党皆是典型。这导致无论参选人还是选民,都会积极靠拢大党以在残酷的博弈中赢取胜利,进一步强化了大党的优势。小选区制虽利于地方性政党,但美国又没有地方性政党(同样是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虹吸效应),于是民主党和共和党垄断了政坛、分食了国会议席,也造成了二者的鲜明对垒和激烈博弈。

而反过来,民主党和共和党为取得与对方斗争中胜利,也会讨好极端势力,取悦一些立场邪恶、诉求无理取闹的群体。因为双方旗鼓相当,而选举中胜利一方胜者全得,败方除了态度上反对其实无能为力,所以都为胜利不择手段,因此极端派就成了拉拢对象。尤其对于这些人处于相对弱势、在进步势力旋风下连连败退的共和党,就更是不惜与各种阴谋论者、种族主义者、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勾结,以赢取胜利。而这些极端派别即便自己组党参政,也很难打破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垄断,所以也就靠拢共和党,双方一拍即合。

而合作后,共和党主流虽然未必赞同极端派保守派主张,但更加恐惧代表进步势力的民主党当权,所以宁可忍受乃至支持极端保守派各种侵犯人权、破坏文明、践踏诚信与法治的行为。如共和党主流对于特朗普及其核心支持者的各种谎言和阴谋论,如“希拉里性侵儿童”等荒谬指控不予驳斥乃至附和,即是不择手段之一例。而在最高法院大法官问题上,为了保障保守派掌权,共和党不仅违反惯例强推保守派法官在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夕上位,还故意任命极端保守派如巴雷特任职,以取悦福音派等极端反堕胎人士。

而民主党虽然并不极端,但是也选出一些社会主义立场的议员。而且,2016年希拉里败选,恰恰在于其主张折中,拒绝接受更左倾的桑德斯支持者的主张,于是被激进左翼抵制投票(甚至投给特朗普和共和党国会候选人以表达愤懑),成为特朗普胜选的重要原因。这也说明两党任何一方不取悦极端派,就可能在旗鼓相当的冲突中失利,最终连主流温和派的诉求都无法实现。而今年中期选举虽然似乎是主张中道温和的力量占了上风,但也是因极端势力崛起而刺激了中间选民,且未来相对温和的中间派未必可以一直压倒极端派。根据美国及世界政治形势,政治极化和对立仍然泛滥,中间派略有回潮但影响颇有有限,“胜利”也十分勉强和惊险。

显然,美国的选举制度促成和加剧了进步(民主党)和保守(共和党)两大阵营的对立,并让两党主流温和派被极端派绑架,尤其共和党因此走向极端保守民粹化。若要改变这样的情形,不仅要修改权力结构,还要修改选举制度。

对于最应代表民意的众议院,应将全部席位均由小选区制选出,改为一半由小选区选出,另一半由比例代表制选出。这样,既保障了各地区基层民意的表达,也可以让民主党主流、共和党主流之外的第三势力、相对独特乃至极端的群体,能够在政坛有一席之地,并单独参政。

我虽然对于基督教福音派基要派信徒、极端自由主义者、极端民族主义者/倾向种族主义者、阴谋论者等群体的立场和主张十分厌恶,但我认为起码其中一部分人的部分立场可以被理解,也应该允许其发声表达诉求。如果拒斥这些人单独参政和表达,他们反而会绑架主流右翼,让共和党为选战胜利而不得不满足他们的诉求,使得整个保守阵营更趋右倾,更不利于社会进步。相反,如果让他们单独组党参政,就能相对避免其捆绑主流温和保守派。甚至当他们推动极端主张时,民主党和共和党可以共同反对之,但又不影响代表主流温和保守派的共和党政治竞争能力。

另外,如果一味压制极端势力,让他们潜在主流媒体和舆论视野之外,反而容易让主流社会对其丧失警惕性,他们会在暗中发展壮大、勾结内外,然后借机掌权。2016年美国大选又是最典型的例证。当民主党人都沉浸在“自由派泡泡”里、认为希拉里将轻松赢得大选时,极端保守派和民粹分子明里暗里使出全力,将特朗普推上总统宝座,令全世界尤其各路专业精英观察家大跌眼镜。

若美国修改选举制度,将众议院一半席位由比例代表制选出,那么这些极端势力就会由渗透和潜伏于共和党主流之内,变成单独的政治势力自行其是。即便仍然与共和党勾兑,但共和党也不至于完全被他捆绑,在许多议题上反而会和民主党公投反对极端主义。而极端派的显性化,也能让主流社会时刻保持警惕,且能更好的了解他们、探寻其价值选择的根源,并想方设法化解其错缪乃至邪恶图谋,从根本上瓦解和改变这些顽固势力。

而对于激进左翼势力和民主党的关系,同样如此。激进左翼的许多主张虽然情有可原,也颇符合是非和道理,但过于激进,不顾传统惯性和社会现状,也没有充分考虑到整体的民意尤其中间派的态度和情感,于是不仅不能达成目的,还拖累了主流的温和进步派。美国民主党在奥巴马当权后日趋左倾,让一些求稳守成的中间选民宁可放弃投票,不支持共和党,但也不支持民主党。而希拉里试图寻求折中,拒绝激进势力绑架,结果既导致激进左翼放弃投票,也未能争取足够中间选民,加上选举人团制,最终错失总统大位。因此,对民主党而言,让激进左翼自行组党,然后根据情况与之合作与不合作,也是相对最好选择。

除了这些功利因素,比例代表制和多党制本身也是相对最合理的制度。前面已详细阐述了小选区制的缺点,而比例代表制则不会出现那些问题。在比例代表制下,议会席位分配会与该党在全国得票率相对一致,与民意最大限度吻合。而这也利于多党制的形成,多党制则让政治更趋多元,国会也相对更为包容,政治竞合相对更复杂和有更多选择,而非两党制下政治垄断和零和博弈。

而完全的比例代表制,又会忽略基层民意、损害具体区域的代表性和诉求,所以应采用混合选举制,兼顾各地区基层民意和全国整体民意、既注重地方治理又重视国家大政方针。在混合选举制的具体模式上,宜采用更加公平、弱化权力垄断、利于中小政党的联立制投票和分票方式(而非采用相反的并立制)。

而参议院的议席分配也应当改变。虽然参议院作为各地代表,不便实行比例代表制,仍然保留小选区制,但各地议席分配比例应有改变。在当今选举制度下,美国各州皆有2名联邦参议员,这意味着,拥有超过3900万人口的加利福尼亚州、2900万人口的得克萨斯州,与只有73万人口的阿拉斯加州、57万人口的怀俄明州,拥有相同数量的联邦参议院议员。虽然这有利于保护小州权益,但对于大州显然是不公平的。

参议院的席位分配,应采取一种折中方式,即仿效欧洲议会中各成员国议席数量和比例分配那样,让大州拥有总数更多的参议员席位,但人均席位数较少;小州拥有总数较少的参议员席位,但人均席位数较多,让各方都各占一方面的便宜,但又不完全偏向大州或小州。

总之,美国应修改政治体制和选举制度,将总统制改为半总统制、废除大法官终身制改为有限任期制、将众议院选举方式由完全小选区制改为混合选举制(部分小选区制、部分比例代表制)、重新划分参议院议席在各州的分配并趋向公平。只有这样,美国才能摆脱现在的政治极化、两大阵营对立、为掌权不择手段等状况,让美国的政治变得多元、包容、和缓。

当然,以上的设计和建议只是一种远景,一种美好的设想,在现实的美国很难实现。起码在当下和近期的美国,没有实现的可能。因为美国是一个非常强调遵循传统和惯例的国家,其各种制度从建国以来很少更改。尤其19世纪末期后,美国的政治体制和政党组合,一直延续到如今而没有大的改动。美国的政治文化也是注重守成而抵制革新的。

另外,如今的权力结构和选举制度,是非常有利于共和党及保守派阵营的。无论是选举人团制、国会小选区制、利于小州和内陆乡村的席位分配和选区划分、大法官终身制和巨大司法权,从价值观到利益,都明显符合共和党一方,而对民主党非常不利。

我所设计的那些制度,虽然是让体制更加公平和包容,但显然不利于共和党在相对劣势情况下,保持与民主党旗鼓相当的政治影响力。这就意味着共和党会坚决捍卫现行体制,而反对进行改革。而推行这些改革,不仅需要掌控行政权,还要掌控最高法院的多数,以及足以修宪的参众两院各三分之二以上席位。而民主党及其他试图革新的势力,显然没能完全拥有这样的实力。共和党即便弱势,只要保有三权中一权,乃至三权皆不主导但拥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国会席位,即足以阻止改革。

最近数年的共和党,已是一个为得到和维护权力而不择手段的政党,即便是主流的温和派也是如此。面对进步势力声势越发强大,革新步步紧逼,共和党的精英大佬已撕下绅士面具,不仅利用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种族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者、阴谋论者拉抬声势,推选特朗普等民粹人物上台,任命博尔顿和艾布拉姆斯等冷战余孽担任要职,如彭斯、卢比奥、科鲁兹、麦康奈尔等传统政客也赤膊上阵,拼命维护权力和达成他们的各种利益或非利益目的。

如在任命最高法院大法官问题上,麦康奈尔先是在2016年以“总统任期最后一年不能任命大法官”为由,拒绝奥巴马任命自由派大法官。但2020年,金斯伯格大法官去世后,麦康奈尔却强行通过了对极端保守的巴雷特大法官的任命,且所有共和党参议员皆投下赞同票。而金斯伯格大法官去世前的遗言,即是希望下一任总统来选择她的继任者。可共和党一干绅士精英,却在2020年大选尚未举行、新总统未选出时,毫无廉耻的强行通过了对保守派法官巴雷特的提名、任命、批准。这种无耻行径,说明共和党为达成目的已完全没有政治道德,甚至做人的良知都没有了。

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还能指望共和党良心发现、愿意根据是非和道理来支持政治改革吗?

但美国的政治改革真的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了吗?也未必如此。

如前所述,美国的体制非常倾向于“胜者全得”、“败者全输”。尤其总统制下,总统拥有巨大权力,哪个党派的候选人当选总统,就能在行政领域为所欲为。而国会的制约是有限的。且如果国会主导政党和总统同属一方,那更是可在除司法领域外一切事务上随意行事。而如果这一方连最高法院同时也掌控了,那就真的是完全“无敌”了。即便在国会没有超过三分之二多数,不能修宪,但非修宪的各种决策皆能通过。

那么,如果民主党人能长期当选总统,就能主导行政权;如果控制国会两院,就能控制立法、决策、人事权;如果控制最高法院,则司法权也在民主党手中。虽然无法进行政治改革,但却可以通过无需国会三分之二多数同意的所有事务。在这样的情况下,“败者全输”的共和党人,或许就反而希望改革了。虽然改革后也未必掌握优势,但多元化的参与,避免民主党政治垄断,还是相对更有利的。

虽然最高法院在未来十年乃至更久,都将继续掌握在保守派手中,但民主党起码可以努力夺取和维持对总统大位和国会两院的控制,并努力利用这两权绕过和压缩司法权,推行各种进步政策,不再顾忌共和党的阻挠。甚至在民意许可下故意推行一些激进的进步政策,并以政治改革为停止政策的交换条件。民主党可用这样的方式,来逼迫共和党或起码部分共和党人同意改革。

而这样的设想若要实现,必须有强力的民意支持。民主党必须在选举制度不利于己的情况下,得到起码55%投票选民的长期支持,在至少十年内完全控制行政权、立法权、人事权,并在实行激进进步政策时仍然得到相应比例民众的理解。在这样的民意背书下,民主党还要通过分化瓦解共和党,拉拢其中的改革派,以获得部分共和党人对政治改革的支持。此外还要想方设法攻坚最高法院。

除了逼迫,还要妥协。例如可以在高压逼迫共和党只能长期在野的同时,也伸出橄榄枝,承诺政治改革后礼让共和党担任新政体第一届总统,最高法院也让保守派控制(但不能任职终身)。以放弃数年执政换取政治改革,是必要的牺牲。

虽然实现起来仍然困难,但显然是有可行性的。共和党也不是铁板一块,虽然如今为保住权力而不惜藏污纳垢、不择手段,但其实也是为避免完全失去权力而不得已。即便在特朗普、彭斯、麦康奈尔等人掀起逆流时,共和党中还是有一些正直之士坚持道德与良知。如已去世的参议员麦凯恩、现任参议员罗姆尼,这两位曾与奥巴马对垒的共和党政治人物,在最近数年的民粹逆潮中仍然坚守,体现了真正传统绅士的品格。

而还有许多温和共和党人,之所以“附逆”,也是因为现行体制下,共和党乃至整个保守派“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不得已才联合和忍受极端派。最近二十多年民意都略偏向民主党(根据各种选举,民主党和共和党平均得票比约为53%:47%),共和党只是依靠选举制度的偏向才几次侥幸获胜。因此,共和党也深受零和博弈的压力与困扰,未尝不想改变。如果体制改革了,政治变得多元,总统和总理可以是不同党派,内阁成员也是多党共存,国会里自己已与极右保守民粹不是一党,民主党也分化了,选举不再零和博弈,那又何必像现在这样和各种满嘴谎言的丑恶者为伍呢?

当然,最根本的,还是人民的选择。如果有超过55%乃至有60%的选民肯长期投票给民主党,尤其中间选民、摇摆州选民站在民主党一边,那改革就可能实现。如果不能这样,而是为了一些短期的、片面的、狭隘的价值观和利益,坚持投给共和党或不出来投票,那上面的设想就不能实现。

还有,进步势力需要团结和妥协。激进左翼部分选民在2000年和2016年的抵制投票(或转投绿党等小党)的行为,葬送了进步势力主导美国的本来图景,让解决气候危机、改善弱势群体处境、促进世界和平与民主的宏愿,两度夭折。这样沉痛的教训若还不汲取,那权力果实必然被保守派窃取,美国将充满苦难,人类也将更加陷入自然和社会的双重灾难。激进左翼的主张可以理解,但欲速不达,要循序渐进,还要考虑不同群体的情感与关切。

进步势力不仅要团结、妥协,还要高瞻远瞩。民主党本应在占据优势时即尽力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而非等到遭遇惨烈失败才有所醒悟。如选举人团制在2000年已显出危害,但民主党人不以为意,当成意外,结果16年后重蹈覆辙。而奥巴马当选总统时进步势力如日中天,完全可以利用优势逼迫在野的共和党推进改革,以放弃部分“胜者全得”的短期所得,换取美国权力结构的包容多样和选举制度的公平。但似乎当时所有的美国人都未注意到相关问题,而是沉浸在进步派利用总统制长期“一统天下”的幻梦中。这些都为最近几年及未来美国的政治危机与人权倒退埋下了祸根。

当年未能未雨绸缪,已铸成大错。但今日则仍可亡羊补牢,似尤为未晚。经历这些教训,民主党应该从全局和长远出发,在政治优势时不能耽于短期的权力快感,而应利用优势来达成长远的制度优化和漏洞弥补,促成包容性的制度形成和巩固。未来民主党若能一度控制三权,就应利用优势推动改革,不惜让渡部分权力,也要让制度变好。民主党作为进步包容的力量,在当权时既要克制短期垄断权力的冲动,又要为长远谋划;既要对弱势群体有深切同情,也要体谅政治对手的无奈,有坚守也有妥协,有原则也应灵活,才能坚定而稳健的推进政策、实现目标。当然,民主党最重要的,是要依靠人民,倾听民声、尊重民意、顺势而为,让美利坚合众国得以再造和重生。

美国的命运,人类的前程,都掌握在人民的手中。人民虽然有时激进,有时守旧,有时愚昧,有时野蛮,但毕竟是创造文明的主力军。在文明的新十字路口,人民拥有了以自主与和平方式选择方向的权利,而不像过去被独裁者宰制和操纵、需要暴力和流血实现。回首历史,环顾世界,眺望未来,美国人民不应拘泥于当下和身边,要让国家长治久安,人类永续发展。

最近多年的民粹旋风仍在世界肆虐,美国若不能成为“定海神针”,全球都难再安。而气候危机的恶果已在全球初露端倪,已有数万乃至更多人直接死难,再不治理已来不及。即便要探讨发展方向和价值取向,首先也要保障人类生存。如果保守派控制权力且被极端派绑架,气候危机必然难以解决且将日益恶化。只有改变政治体制,美国才能更好的应对气候危机在内的各种重大议题,让人类见到一个又一个明天。希望美国人民,能够做出道理上非常清晰,但现实中却百倍艰难的抉择,捍卫民主、和平、理性、进步、人权。

2022年11月21日
共和历231年霜月风铃草日

By editor

发表评论

邮箱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此站点使用Akismet来减少垃圾评论。了解我们如何处理您的评论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