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桂华:一个不要平反的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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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已是近三十年前的事了。

一九八六年五月,我往西南省份做社会调查。临行前一天,学校办公室请我去一次,校办主任找我。

什么事呢?

事涉平反右派。

原来办公室主任,兼平反右派办公室负责人。一九五七年反右时,学校当时还是中专,也打了不少右派,干部,教师,还有少数学生。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全国平反右派,学校这些当年的右派都平了反。惟独一人——

主任树起一个手指:至今没有解决!

怎么会呢?

主任告:这个打成右派的学生,来自无锡农村,毕业分配时,作为惩罚将其分配到了广西百色。平反右派,广西未与学校联系,学校往百色去函也无回音。更奇怪的是,其本人也没来学校打听,按理说,他每年返家探亲,路过上海,到学校来一次很方便的。

主任拍拍面前的档案袋:这事就这么拖下来了。近两年没人往那里出差,现在正好你去广西,你是否代表学校去看看,究竟怎么回事?

这是做好事嘛!我当即答应了。可我行程中没计划去百色啊?

主任笑了,他知道我意思:你就辛苦跑一次,算帮个忙,帮我,也是帮学校,至于你去那里的路费花销,我另给你报。
我到了南宁,住宿在朋友所在的自治区党校的招待所,准备由此去广西各地调查。

事情却不顺利。

朋友刚做完喉部手术,不能说话,只能笔谈,无法陪我往各地调查。与我同住的是位来省城出差的博白县党校校长,原本是一个很合适的调查关系,可他一开口,我就明白不可能——我完全听不懂他的话。他大体听得懂我讲的普通话,可他说的,我却怎么也不懂。他气得大叫:我讲的是“哈家哇”,你怎么不懂呢?这句话我也不懂,是他写在纸上我才明白的,啊,“哈家哇”原来是“客家话”!无法交流,两人只能互相敬烟,抽到房间里烟雾弥漫后,气愤地各自上床睡觉。

无法下到下面县里调查,那只能去百色了。
我搭上南宁往百色的长途汽车,一路颠簸西行。

广西西面与东面地理面貌差异甚大,桂林一带青山秀水,这里也有山有水,山却多荒芜,水则似暴雨后般的混浊,红土地上的早稻也是稀稀拉拉,仅路边人家屋后院旁的一小片一小片芭蕉,给人一点南国风光的感觉。

渐行渐西,愈西愈见荒凉,我的心情也逐渐集中到将办之事上,开始思索这位被“发配”此地的右派学生了。

你这个孩子——对不起,尽管我知道,事实上他要比我大十多岁,但因为他是学生,我是教师,而且我是代表学校前往,他在我心里就仍然是个学生——究竟说了些什么、干了些什么,就被弄到这么偏远的地方?害得我千里迢迢赶来。你个农村孩子,十七八岁打成右派,从大上海独自一人到广西,几乎相当于充军了,滋味不好受吧?思及至此,我的心情不免有点沉重。

可我弄不懂的是:无数右派或怨恨或感激乃至感激到痛哭流涕,吵着叫着笑着平了反,你这家伙,为何不来平反呢?

车行整整一天,直到夕阳西沉才抵达百色。我没吃午饭,一路上吃了八个芭蕉。
第二天一早,我直奔百色市委组织部。

右派学生,当然不会是党员,却是干部,当年中专学历以上都算干部,他从上海分配此地,档案多半在组织部,至少组织部曾经手。果然,正如我想。

组织部干部处接待我的一位中年女干部告:中专毕业生档案都经过组织部,现在还是如此。她让我放心,事情虽然已过去三十年,但百色外来人少,从上海来的更绝无仅有,应该查得到。她客气地请我坐下,给我倒了杯水,然后就在几个铁柜子里翻开了。

她边翻边与我聊天,她显然捕捉到了我打量四周之后惊异的眼光,笑着问:你从大上海来,肯定觉得我们这里很穷、很困难吧?

我只能尴尬地承认了。

我知道,广西穷,但没想到这么穷,其他不说,就以现在我身处的这个地市级堂堂组织部干部处而言,一个办公室内居然没有一张真正的办公桌。所有办公桌都像是从中小学教室临时搬来的课桌,斑驳的台面下两个抽屉,边沿用个铁皮搭袢挂个小铁锁。房内是粗糙的水泥地,不要说沙发,连多余椅子都没有一个。须知,这里是放置地区内所有干部档案的机要部门!
不到半小时,女干部从一个铁柜旁直起身欣然道:总算找到了。

她坐到办公桌前,把一份材料前后翻了翻,一脸失望看着我:这个人不在百色。

他在哪里呢?

他又从百色分下去,分到田东县制糖机械厂去了。

我大失望大气恼:我们上海一个学生,哪怕是右派,也算是个人才吧?分到广西已不容易,又分到广西最困难的百色,可你们,你们,还不留在百色?又把他分到了大山里?我千里迢迢赶到百色,还得往下赶?

这番冲口而出的话,很无礼也很无理,纯粹点挟大地方气势欺负人,无论如何,当年分配,肯定与这位四十多岁女干部无关。

究竟是组织部的,女干部极有修养,对我的话一点没见怪,她让我别着急,一起来想想这事怎么办。

她考虑了一会,和我商量说:我这个办公室无法往田东挂电话。你呢?也不用赶过去,那里交通不便,你去,也不一定找得到合适的人办这事,反正右派平反的事最终还得回到我们这里。这事就由我来解决。你回旅馆去,明天下午再来听消息。

确实也没其他办法,我只能听其安排。
第二天下午,我如约而往。

女干部一见我即说:幸好你没去啊,你去了也见不到人!他早就不在那里了!

他又去哪儿了?

他回老家了!

她讲述的情况大体是:这位右派学生在田东糖厂做技术员,工作了五六年,六十年代初回老家结婚,以后常常请假。这样断断续续工作了几年,文革后期,他有一次回老家就再也不来了。文革过后,厂里往无锡去信,他回信说不来广西了,算离职算开除随便。

他的右派呢?

厂里知道他是右派,上面有通知,厂里又去信,他还是那句话,不来广西了,随便厂里怎么办。厂里已尽到责任,反正已将他除名,就不去管他了。

那我怎么办?

啊,这你不用急。女干部朝我笑笑:我会把这事写个简单情况,盖上我们组织部公章,你回去就可以交代了。

事情办完,我诚恳地向她表示感谢。女干部送我出门,最后宽慰我道:你这么远从上海来这里,已尽到了责任。右派?他自己不要平反嘛!
我恍惚地走在百色的大街上。

右派,居然不要平反?这家伙究竟怎么想的?

我慢慢拼凑这学生三十年来的可能的遭遇,以我对广西和无锡的了解作填料,再积极调动想象,他的图像在我脑中渐渐清晰了,我的心情也随之开朗了。

一个年轻人,戴个右派帽子,来到广西百色大山里的一个县,心中痛苦冤屈,惶惑无主,只能老老实实认真干活。他在田东厂最初几年,工作应该是勤恳的,好在他是个中专生,学有专长,在当年也算是个稀罕人才,这就保证了他在厂里的基本地位和日常生活的稳定。文革前两年,时常请假,那应该是在老家或办婚事或养孩子。

文化革命,他一个右派,只要规规矩矩,在这种小地方小厂,不会遭遇怎样的厄运。而当地随文革而起的纷争,他一个外来者不会参与也难以参与进去的。文革中后期,一切松弛,作为一个技术人员,他在厂里肯定很清闲,是的,也就在此时,他回了老家无锡。为什么不再回广西呢?没有户口没有工资,且有老有小,如何生活呢?

这是什么时候?这正是苏州无锡江南一带乡镇企业起步之时,这就是他不愿再回广西的原因!乡镇企业兴起,如他这样一个有专业技术的,正是大有用武之地的技术人才。而其时他所能得到的收入,要大大好过广西工厂。他的根在无锡,他的大家庭小家庭都在无锡,有什么理由再回遥远的广西呢?

户口?根本不是问题。从农村进城市、由农民改吃商品粮,那在当年甚至今天也大不易;可倒过来,从城市往农村,从工人转农民,这有何难?何况是土生土长自己的家乡?何况是家乡原来的子弟?落个户口是完全没问题的,再说,还是个乡镇企业急需的紧缺人才!

右派呢?

这就更无谓了。政治身份,对干部、对知识分子是天大的事,对普通工人就不那么重要了,对一个农民,那更微乎其微,已处于社会底层,种地干活,靠天吃饭,还有什么可失去的?右派不右派,实在无啥意义。老实说,他家乡是否知道这回事都是问题,即便知道,也不会有人感兴趣。再说了,其时何时?改革开放,搞活经济,乡镇企业抓紧机会大发展,谁还顾得上右派不右派?既然没人感兴趣,他自己又何必过问呢?他将户口、将以往的社会身份以及与身份缠附在一起的右派,一股脑儿丢在了广西,金蝉脱壳,重回自己清白农儿身,一身轻装回老家。平反不平反,在他不是多此一举么?

事情不就如此,岂有他哉?

我心情坦然地重新上路,继续自己的调查。
一个月后回到学校,我到校办交上了百色组织部写的情况,并详细作了口头汇报。

主任将情况放入档案袋,抬起头一脸轻松:这事情就算完了。

我怕他多事:你不会再去无锡找他吧?

主任连连摇手:不会,不会,就这样了。他自己不要平反,那怪谁呢?
2014/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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