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坪:写作的无能

Share on Google+

我经常问自己,为什么看见过那么多事实,却表达不出来,写出来的都不是我真正想要表达的思想。作为一个诗人,读者或许会以隐喻的方式,对我的作品略有领会,但不一定知道表达的准确性是在哪儿(当然我的写作是否达到了某种准确也是一个问题)。我的写作源自最初的生存经验,对土地、人物、母亲与爱有过质朴的表述;对劳动与爱情、漂流与命运、死亡与鬼魂也有较为痛切的言说。我逐渐在寻找社会性主题,但还没有什么成效让我感到宽慰。写了一些政治诗,有人觉得直白,似乎没有捕捉到政治的灵活与深刻,本来就薄弱的诗歌语言也在丧失。实际上,当我不能做到像一个真正的政治人物那样去行动时,扪心自问,想想我执意去写作的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神秘的动机。一个无能的写作者,如何去承担明确的使命!

世界是存在的,我们己然身在其中,再谈参与性,好像有些荒唐。在有限的生命中,我们感受到了罪恶,不公正,它是分配给了毎一个人吗?那么,它是从哪儿分配来的?谁是制造者?我感觉到,在我们和世界之间,存在着一场戏剧。大多数扮演好人,生活的听命者,他们在辛勤地劳动,好像是一个创造者。但是,导演需要扮演吗?权力存在扮演吗?这儿几乎没有假设。小时候,几个孩子在一块儿玩耍,做游戏。一个孩子玩急了,对着跟他玩的孩子的脑门,狠狠重击一拳,这个挨打的孩子半天才回过神来,当他准备还击时,大家都来劝阻,说:这不是在玩游戏吗?他不是真的在打你。是呀,他不是真的在打你,天知道!我们很多时候就像这个挨打的小孩,笑笑了事。似乎,沉睡才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常态,而被唤醒是一个非常态。

出门旅行,火车站循环广播:请不要接受陌生人的帮助,谨防上当受骗。原本愉快的旅行令人觉得可怜。在家看书,电话铃声响起,某法院通知,请你于某日某时去某法院领取传票。信,还是不信,都让人感到恐惧。我是生活在一个极权的国家,警察去老家索要我的电话号码时,理由是要核查一下生活在北京的外地人。既然都知道我是生活在北京而不是在西藏,为何还不知道我的电话号码呢?拙劣的小说家也不敢编写这样荒诞的细节。朋友走在下班回家的路上,被几个陌生人绑架到一个小区的房间里,一阵威逼讯问之后得出结论:这是一个误会。这时,陌生人亮出国家安全人员的证件来让他看,宣称他是一个好青年,决定给予释放。在他还不知道该感到荣耀还是幸运时,他被警告不许把这次经历告诉给任何人,否则后果自负。一个长期从事维权事务的公共知识分子和律师,被国保警察套上黑头套绑架,无数双拳脚把他往死里打,其中一个警察提议:我们干脆把他活埋了吧!……这些事,在我们周围发生,传播,不能说没有记者去关注和报道,但基本上没有媒体能够发表。写成一篇小说吧,还需要更多的细节,更多的细节去哪儿寻找?写首诗,画幅画,必然是隐晦的,一门大炮,很难打中一只苍蝇。何况,大炮是违禁品,艺术家们像四处散落的铁片,我们如同生活在一个连回收站都没有的社会里。

这种状况结合着一切事物的存在,个人在一个偌大的宇宙之中,显得非常孤独。他在幻想五尺之上的神明。任何其他人的存在,似乎都可以类比为他自己的存在。我们没有信仰,个人在反抗中彷徨,默默地求助于历史人物和故事典籍,对一切愤愤不平,破口大骂,嘀嘀咕咕,成为地球表面上一系列奇特的现象。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苦难的生存,地面上到处可见老鼠洞,和奔忙的蚂蚁。流浪汉和苦行僧,背上蜗牛的壳,像另一个世界的过路人,内心的麻木使我们失去了对于彼此的关注。除此之外,只有本能的行动,被推土机压成肉饼,供有识之士围观。自然神,发出怒吼,被人类破坏了的生态这时发出一个个地震般的反击。人们依旧没有骂出一句像样的诅咒。自焚者和自杀者在同一个地方结束生命,他们的尸体横陈在道义的门槛上,最后又被邪恶势力强行拖到了荒郊野外,一个个极其抽象的绝望变得非常的具体。但是人们仍然在沉睡,国家统一了他们的梦想。

我不喜欢解构和嬉戏的后现代风格,尽管它也许是在瓦解不值得尊重的事物。但这种玩世的态度,仿佛一切与己无关。一切都是他们干的。历史,现实,那你的能力体现在哪儿呢?一切都是他们干的,难道仅仅因为你会批评和嘲笑,你就可以置身事外。你们甚而轻蔑风尚,自己并不因此崇高。你说崇高是一个大词,很空洞。而无名,甚至也不是无名。反正,你有自己的游戏方式,偶尔对世界来一点恶作剧。什么东西都成了调侃的对象。事实上,这并非是对世界的不介入。如果这个世界变成了一个黑色幽默的故事,处于不同秩序中的你和我,还有他,都逃不出一个角色定位。尽管我们谁也不愿安于这个莫名其妙的角色,所以从不认真加以对待。但是,因此,却耗尽了我们所有的智慧与学识。就是成为了一个古人,也是一种消费,没有人内心所向往的品格。成为一个未来人,等于生活在墓穴之中。这全部的事实,是这个世界对我们发出的,最为严厉的诅咒。因为邪恶的存在,我们生活在诅咒之中。

我也不喜欢本份,盲目地顺从于自己的天性,使之变成事实上的无能。使任何人,作为人对他的要求,反过来都成为一种良心上的欠疚。哪怕这个要求,仅仅是除于人之生存最为基本的责任。没有什么比他的饥饿更为重要,更为迫切地需要解决。原本用于满足人生命的口粮,是它需要精心熬制的汤药。但我更不喜欢非份,一个人缺乏基本的自我认知,和价值评估。他无法定位自己的心意,随着潮流起伏和摇摆。不足,使之虚妄;过度,使之骄横。他受一种万有引力的牵引,冲撞一切秩序,引发心灵的混乱。魔鬼、精灵和天使,把人分布在地狱、炼狱和天堂。任何伟大的心灵,都意识到了这三界的存在。意识者是觉悟者,他明白进取,实质上是进退。

某些人信了教,有的皈依佛门,有的信奉上帝。和他们在一起,我会产生警觉。关于人的善恶,今生与来世,我很难把各种说法当真。何况我们接触到的,往往是一种仪式,有人无条件依从。因为信,所以一切言辞都服务于信。信什么,反而不问了。简单肯定是美好的,简单中空无一物,令我感觉到荒凉。西蒙娜﹒薇依说过:哪儿有善哪儿就有恶。在感受到信徒的善的同时,我想恶会以什么方式存在呢,他们离得远吗?他们在红尘之外,看护红尘,还是接近灵魂。真理无比圆润,在宇宙之间日夜滚动,也在人心里窃窃私语。

这使我们得以把这个邪恶的世界弃置一旁,在无利害的因缘关系中,远离了彼此在日常生活中的麻痹状态。我们思索生命的起源,远古的文明,人之成为人的条件,区别于自然万物,不同于别的生命。性善,性恶,民族的生存形态,在时间的河流中,被归结于四大名著:英雄、好汉、神怪、家族。他们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文明魔咒。在这片国土上,谁能够逃过这样的世道人心!我们只有毁掉一切才能存活下去,化成蝶,飞上天。在天然的秩序里,大象只能钻鼠洞。我们不是比雄壮与威武,而是比阴谋与阳谋,三十六计。不比的人自寻逍遥,隐退有奇居。天地之间的精灵,仿佛孤魂野鬼。万事万物恒久不变的规律,被这个民族的歧途抛弃。人为设置的等级,把统治者的思想牢牢地禁锢,以看护住人心的自由,必须使自己加倍地不自由。人性不是我们要服务的对象,而是要限制的对象。宇宙可以观察到我们的无能,我们在黑暗之中,而另一些文明的曙光,照亮了我们的冷酷和愚蠢。我们以孝道来崇拜的祖先,使我们一生蜷伏在等级之下。等级只有最低端,没有最高端。我们的文明虚设了一个既不住人,也不住神的高端,相互践踏、攀比,从不停止拆台。造物主给了我们头脑,却没有给我们眼睛;我们是一头双眼蒙着红布的斗牛,而并非是一头睡狮。

因此,以我绝望的心境来评价我们的生活,我们只有本能的冲动和对于死亡的恐惧。当我们发现自己还活着,就觉得幸福无比。我们甚至没有一颗感受痛苦和不幸的心灵。一种有意义的生活,必然是光明和黑暗分明,善与恶分明,时时可以感受到人性之光。我们民间幻想牛朗织女的生活,是以男人的愚笨,不明真相,女人的受苦为基础。我们幻想的爱情,梁山伯与祝英台,男人仍然是愚笨而不明真相的,苦难从女人开始。女人是给予者,和最终的承担者。女人全知而不全能。给予生活,但不是生活的主宰者。另外还有一大堆男人,形形色色地,站在这些故事的背后,指手划脚地生活着。他们因聪明而自喜,活着就是看他人的好戏。人身上所有的功能面面俱在,终其一身,他们全部的精力都用于爱护这些功能,一代接着一代进行复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儿没有伟大,只有渺小,和甘于渺小。

真理,创造力,善,奉献,一颗慈悲心,这些词语如何微妙地连接着这个世界,我们成为这个世界的闯入者。这个世界有麻雀、喜鹊、蜗牛、小狗,孤独的盘居者,呼吸着生物散发出来的气息,他们和我的灵魂对话,令我心满意足。孙悟空深入龙宫,闯入天庭,受难赐予他一双火眼金睛,我们文明世界里唯一的一双眼睛。造反不成,专打妖精,包括变成了自己的妖精。纵有十万八千里,也在五指之间。个体生命由执念、勇敢、贪痴、厚道、负重组成。五行一人,每颗心都端坐着一尊如来佛和观世音,既放恶,又施善,日日勤拂拭,夜夜念囗诀。生死面前,众生平等,各还业障,得圆满。

我们不说真话,打妄语。用知识替换生活,编织权力结构,让语言重复,形成自辩的谎言。哲学、诗歌和艺术作品,灵巧,形成思维定势,像一间温室在接受太阳的光。我们从祖先那儿去寻找道理,把最具活力的现实收编成册。有的存入死档,有的藏进图书馆,有的流入地摊、废品收购。这就是我们的文化生活,以文明的名义阻止文明在自然中的成长。各种正反的意义,分割人群,历史伸手可以触摸,任何个体无从脱离。但当一双手真正伸向意义,却处处有触电的感觉。历史与其说是记录人类的生命,不如说是一张撒向我们的巨网。它反自然,反文明,由强力意志把控。对某些人是真理,对另一些人必然是谎言。在这种错位中,生和死都变得毫无意义。唯有空洞还能隐约可见人形,可见群起而攻之,足够的荒唐。

我们的作品描述这种荒诞,反过来是一种久远的加害。我们并不能在荒诞的故事中领会到文明的秩序,而被创造的人物类型化,以荒诞为基础确定人生的立足点,在荒诞中变通地生存,行为是滑稽的,意义是可笑的,高明是最初的显示。生存的残酷性被笑声掩没,文明不是一种建构,而是被消解的对象。文明因为破损而成为教条,价值错位,最原始的,最野蛮的本性冲出来,穿上时髦的衣裳。你以为他是在表演,实际上他是在玩真的。不管什么哲学只崇尚一种,不管如何崇尚,最后必然为我所用。在这样的生态下,我们只能纠结于二元论,工业文明成了魔鬼的法术,农业文明的心态陷入了迷宫,被撕扯的是人类最为神圣的部分。物和利主宰着这个世界。

我的同代人整体上拒绝我们,而又生存在我们之中。有的在探寻宗教、哲学、政治、经济、文学艺术的边界,语言的边界,并加固这种边界。他更多不是为了集中便于认识,而是防卫和谨惕超越。打击无知,而不晓得无知是源头。许多人只认书本,许多人只认权力,一切都是秘密武器。当然我们禁止私人持有枪支,伤人是一种被高度抽象化了的行为,从逻辑上杜绝了凶手。发生的,是不可能发生的。我们只有抽象的伤害和死亡,抽象使我们丧失了感知疼痛的能力。没有不幸,只有被认为的不幸,比不过诗中所写,比不过小说和绘画,更比不过电视连续剧。最后,比不过独裁者所描述的梦想。我们的智力经常等于零,没有足够的资讯来拼贴事实。我不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也舍不得玩智力游戏。我反对说空话的,没有行动力的,以此为志业的知识人,他们是真相的罪人,尽管他们非常有能力问:何为真相?然而,仅止于此。因为何为真相远比真相更为复杂,更需要知识,非知识人莫属。而我却深感悲哀!当然,他们需要实验室的安静,书房的安静,他们想象监狱是不安静的。没有人的职责是为了坐牢。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哈维尔和刘晓波是无辜的,空椅子是无辜的。莫言因高明而耻辱。即使不是他本人的,也是这个时代给予他的;即使冤枉,也是公案。我们只有去除物质和惯性,才能让冲动回归到身体,自然反抗人工,个人反抗集体,感知到大气层里的上升运动。

在一个极权的社会里,一切发生的都是合理的,都有它必须要发生的理由,能解释就是合理。解释本身可以抛弃事实,从而用历史来替换。解释的合理又获得了历史的合理性。历史总是有现存答案,并且这个答案己进入了时空演义,它会让任何眼前发生的事情微不足道。极权的未来由谎言编织,由于它并非实际情况,对于求取生存的人们不那么紧要,同时又没有实际上的抗辩能力,继而在心理上觉得没有抗辩的必要。当我们回头去看,谎言的希望是不存在的,谎言的后果却惊人地真实。我们在捍卫国家,但我们却没有在这个国家生存的权力,一切都是虚设,没有一个人能逃脱这样的命运。人类文明所诞生的公平、正义、爱,在寻求真相的途中,并不体现在真相里。在极权社会里有两股力量:囚禁与被囚禁。也许什么都会有,唯独没有自由。

独裁者没有朋友,只有敌人和假想的敌人。信仰者是天国的子民,求知者是真理的仆人,异议者是火焰的传递者,暴力能摧毁这些秩序,从而在无序中实施暴力和软暴力。有人渴望死去的先人复活,有人希望当现世的英雄,有人纷纷盼望领䄂的英明,稀奇古怪的想法替换了现实里可能的行动,错乱的现象满足了每个人的幻想,使浪漫主义诗人也变得十分平庸,用无神论者的语言把历史书写。反叛者以游戏的方式出现,与其说他是在寻求真相,不如说他是在躲避灾害。他的勇气在于没有大声地说出恐惧,而被恐惧所塑造,忍受恶毒和残忍,把对抗变成无路可退。剩下的就是嘻嘻哈哈,其表情和面容,已忘记了人是一个必死者。

这一切无需我来说清楚,好像我是一个社会运动的鼓动家,这种本能在我的身上深居简出,只为读懂一本命运之书。我的社会性和政治性像是秦始皇在我身上修筑的一座长城,既是进攻的炮台,亦是防卸的城墙。如今它成为古迹,供游客攀登,体会远古的辉煌。卡夫卡把它作为帝国加以想象,感受漫无边际的权力。但事实上它己经死亡,它存在过多长的时间,死亡的过程就有多长。艺术在不断地为它注入生命,但收获的是人道主义精神,重新去命名社会性和政治性,以迂回的方式抵达真理之光。照亮那些腐朽,那些阴暗,那些见不得光的事物。那些书虫何其有趣,弯腰,低头,像一个犯了错误而知道羞耻的孩子。

我们处于全面维稳的时代,与人民为敌的战争,共产主义运动在我们这儿沉入了深渊的底层。它被我们的意识形态书写成历史的形而上学,谁也不会真的那么去迷信与盲从。政客把计划经济改变成市场经济,从人的威力中脱离出来,又在自然的威力下领受天灾与人祸。人民,居无所居,终身暂住于自己的祖国,领受临时公仆们永久的盘剥。言论没有空间,诗性被奴性替代,以为多难可以兴邦,国家不幸时,诗家可以幸。正声危亡,幸而哀怨。

革命的观念被革命者消费尽了,革命的小将进行了一场社会主义的内部革命。真正的革命者无一不被革命所抛弃。这时,经济吹起了建设的号角,精英分子们做起了一场告别革命的春梦,旋即流亡海外,失去话语的主战场。幸存者欲借帝王的僵尸还魂,抱着历史的尾巴以世界革命的大局观来治理历史和天下,结果体谅不周,自己早变成了一具疆尸。多年的文化基督研究,成就了一个异教徒的轻狂,自以为是智慧的终结者,掩饰不住一颗欲为帝王师的野蛮之心,乃魔鬼之变种。

这个国度一切都是政治与权谋,一切只有利益和权位。十三亿人民的国运,只为几个人带来福利。生活只有奴役与被奴役,想象力受到监控。革命的成果再一次给国民带来灾难,运动式的灾难,制度性的灾难,繁荣昌盛的灾难。灾难有了思想,行动力和希望。人民的信仰崩溃,信心崩溃,日常生活崩溃。我们无法测量灾祸的大小,却梦想冲出亚洲,进入非洲,分摊世界性的利益格局。我们好比坐在一列没有司机的高铁上,疯狂行驶,没有生命和灵魂。数字和数据推算出来的发展模式,不过就是一个发展生命之恶,漠视生命之善的模式。

当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发展起来之后,很少有人还记得最初的意图。一切因势而动,趋利避害。马克思主义学说被杜撰、改写,社会主义也被戴上了一顶有特色的绿帽子。这是胜利者的自由。世界主义运动由谎言发动,启发个人迷信,把历史关进教材,把清醒的头脑分门别类地用子弹击碎,恐怖弥漫着每天的生活。明天是谎言君主的敌人,今天最重要的一部分工作就是把今天复制到明天,至少形成主流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之外的零星灯火,犹如野猫野狗,生不如死。这是一片布满坟场的国土,没有脑袋,只有生殖器在利用高科技发展邪恶。

当然,我并不绝望,大多数人并不是游戏的参与者,事情的发展总有其限度。没有观众,戏就演不下去。尽管历史是由少数人创造,毕竟他们是少数人。沉默是中性的,即使它在一个时代巨大的陷阱里。我这短暂的年华己发生了两件事:一是农村集体合作化破产,二是农民进城。我们看到了美国的存在,美国化意味着民主、自由与人权。另外两件事对人类信念构成了挑战:一是911事件,二是经济危机。我的国家差不多就要是唯一的极权国家,新的独裁者——独裁者总是新的,但却处处显示出,偏爱旧。旧的文化,博大精深。旧的古文,古诗词,人民也要喜欢。这种喜欢是一种政治惩罚。

我们盼望上帝惠顾这片大地,就像佛祖入住过我们的心中。是慧根尽了,还是福报不灵验了。一场百年的梦想呢?这宏大的叙事让每一个细节模糊不清,扒开能看见疯子。最安静的,一种被压抑的语言。支撑每个人的只有他脚下的那一点土地,他只能睡一张床,只能死一次。再怎么跳也跳不出自己的皮肤。我的健康,在于适当地劳动,勤于思考,于静态里行动。怎么超越现实,超越人的天性;怎么不会发疯,不抑郁而死。我们赚了就花,过一种消费主义的生活,展示出人格的双重性。唯一的问题是,我们被遗弃了。

我在象征世界循环往复的太极图中,看到不少变化的真理:过去、现在、未来,在一个圆圈里,有始无终。上帝背负着十字架:复活与拯救。佛教讲究造孽,消除孽障。二十世纪社会主义的新社会,把一切唯心的东西当成歪门邪说,当成迷信、封建思想,打成臭老九,扫地出门,再踏上一万只脚。公有制割掉资本主义的尾巴,小本买卖成了投机倒把。人民在饥饿中阅读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背毛泽东语录,早请示晚汇报。整个社会在接受思想改造的过程中,不生产,出现了成千上万的饿死鬼。人人学雷锋,争当公家人。一个疯狂的民族,从革命疯狂、政治疯狂、文化疯狂,到经济疯狂,何时冷静下来?对我来说,这是一件私事。它需要的是私德与本份。私是根本,邪乎正乎。诗经曰:诗无邪。

我们的教育到了大学,才心智渐开。如此,我所接受的教育少得可怜。一种不限于学校的教育,伴随我终身,弃我于主流之外。然而,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全球化的互联网时代,已经看到了文明的不同侧面:美国文明、欧洲文明、印度文明、非洲文明等等,不同的网,面对着我们:一只笼子在寻找它的鸟儿。人类己结束了大海与森林的童话故事,大陆的神话与传说也接近尾声,每个人都得设法应付他的处境。幻想的太空飞蝶与小绿人,开启了我们的星际旅行。在这方面,人类科学家变成了世俗神。美国的科学家,欧洲的知识分子,代表我们对于完全不同事物的渴望,一个方向,与出发点。曾经的反常、毁灭、灾变、启示,因宇宙循环的和谐而归于虚无。

东方智慧不同于希腊思想,一个没有历史负担的国家,不在圆圈运动之中,它进入人类对于上升运动的想象。美国拍了很多讲述人类终极命运的大片,各种远古文明与现代人之间的较量,包括其它生命物种的崛起,他们在想象这个世界的新秩序。想象力决定未来。人是不变的,自然是不变的,广告基于不变的人性来发挥想象。在生理上,我们永远要进食,要排泄,保持水和空气无毒。病了吃药,这是一个自然主义的方向。而我们的想象力还被禁锢在博大精深之中,自豪感把持着门的钥匙,只有廉价的歌颂和赞美,没有真知灼见的批评和建设。我们在行地上的人和事,无视天空的高远。老祖宗的历法知识,天下观,摆出了四件物品: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反过来,一百多年前,我们崩溃于自己的发明。强国梦只能发展出极端的民族主义。在这一点上,想象力比梦想更为重要:梦想是现实的,想象力是超现实的。

我不会屈从于任何权力压迫和经济分配下的生存术。流行文化、艺术时尚和商业广告充满了他们的哲学。大街上的男男女女以他们的身体和精神敏感作为接收天线,每个人的内心里都奔跑着一群小鬼,一支撤旦的队伍,天然地要迎接灵魂的解放。时间里隐藏着一条文明的尾巴,虽然普通人并不知道这一点,但他们生活在人类的命运之中,这个命运包含任何一个国家,哪怕它是一个绝对极权的国家。一个人类共同的解放超越了人类的想象力。那么,我们要听天由命吗?

有一天,我下班回家,妻子给我讲了一则她刚看到的新闻:一个年轻人去找算命先生预测祸福,算命先生说他就要大祸临头了,还是马上去做和尚避祸吧!年轻人听了,吓坏了,真去做了和尚。一晃十年过来,他突然后悔了,认为自己当时年少被算命先生骗了,决意要去报复他。于是,他找到了那位年事己高的算命先生,二话没说便结束了他的生命。最后,他被抓进了监狱。从寺庙到监狱,我不敢相信,就像我不相信自己会是那样的一位日渐衰老的算命先生,而一个国家也不可能愚蠢地,要去做十年的和尚。

2014.8.11-9.13

阅读次数:26,729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