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常:惊悚故事集(纪实连载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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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惊悚故事集》前面

中共自1949年,开展了一系列“运动”。《惊悚故事集》是以本人亲历亲见亲闻的事儿,回忆整理而成的一束纪实性小故事。

我认为,历史绝非所谓精英、权贵的年谱,无量数芸芸众生的悲欢离合才能标志某个时代的历史本质和最终取向。正是基于这一观念,我用《惊悚故事集》再现了中国大陆历次“运动”的政治生态以及那政治生态下人们的典型命运。

任常2014•9•18

人在这里嘛(惊悚故事之一)


离我住处不远的小街口,有家影碟出租店。除了出租影碟,门口还支着矮桌子摆几付象棋供人对弈。小店老板是个四十来岁白净男子,下岗工人,为人和气,很好打交道。因而,街坊喜欢在那里聚集谈笑玩乐。

一个假日,天气晴和。吃过午饭,我散步去小街口时,棋局尚未开始,但已有几个人在那里闲聊。不知谁提到“土改”运动中,农会有杀人的权利。恰好,一个戴顶棉纱尖角帽,貌似唐•诘柯德的瘦长老头来了。老头土改是积极分子,入了党,后来调进城当上科长,现已退休。老板笑着问他:有人说你土改杀过人,你杀过没有?

老头庄重地否认道:我哪里杀过人!说毕,菀尔一笑:你们年轻,没见过。我们乡里有个苕,又穷又懒,话都说不清。平素没人瞧得起。土改时,他红了。就归他打红勾(湖北方言,决定枪决的程序。)一勾一大排!说着,老头大约感觉荒唐滑稽,笑着用手连连做打勾的手势。动作很轻飘。中国人把自己的命向来看得很贱,对别人的性命当然看得更轻,在场的人包括我都笑了……

老头的话让我想起一位朋友。

1973年,我从监督劳动的农场跑到枣阳县城参加“反潮流”。有天,中学生造反派头头、县革委会副主任麻子孙长学领我到枣阳日杂公司会见一个人。路上,孙长学介绍,这人叫吴正祥,县日杂公司革委会主任,党员,贫农出身,土改根子,坚定的造反派。因为造了当权派的反,两清中,受到批斗,给予留党察看处分,还降了工资,下放农场劳动。听说城里又闹起来,他从农场反回公司找单位书记“讨说法”,因为他在公司的住房被收了,住在门卫室里。

吴正祥个子高高的,魁梧而壮实,一说一笑,待人热情而随和。听说我在清队时大闹批斗会,用脚挑飞凳子,吓得书记和老保抱起头躲避不迭,称我气质不凡,十分赞赏。当下留我和孙长学喝酒。酒席筵前,大谈特谈他这几年与官官们绝不妥协的斗争。显然也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我们就这样一见如故。

以后,我因策划反潮流,时常同他挤住在仅容一床一桌的门卫室。尽管当官的都惧怕他耍“横”,据我观察,吴正祥对朋友很义气,厚道,随和,甚至随和到受人愚弄只是嘿嘿憨笑的地步。他喊孙长学“麻子”,孙长学喊他“刽子手”。

开始,我真不明白这么个阿弥陀佛的人,如何起上如此血腥的诨名。

有天,终于忍不住问孙长学,怎么叫他“刽子手”?。麻子回答,你要他自己讲。吴正祥抿口酒,嘿嘿一笑,说起土改的故事。

一次,他独个从吴店镇押解十个地主到县城。十个地主都五花大绑着,再用绳子串起,像群送往屠宰场的羊羔。不知十个人是年纪大了,腿脚不灵便,还是捆起,绊绊磕磕,走路不利索。一路上,任吴正祥怎么喝斥,吼骂,踢打,这十个地主仍然走不快。眼看太阳落山了,离县城还有好远。他心里一阵烦躁,操起枪,一枪一个,全撂倒在地,而后,解开绳子,挽作一把拎起,大步赶回县城交差。干部瞧他独自回了,问:人呢?吴正祥将那捆绳子往桌上一甩,回答:呶,人在这里嘛!

说到这里,吴正祥开心地仰天大笑,听的人也轰笑开来。笑了一会,孙长学说,真是草菅人命呀,你再听他讲当刽子手的故事。

吴正祥说,大约“上面”见我胆大,干脆让我专做行刑的事儿。

土改那阵子,自己也记不清杀过多少人。只记得枪一扣,见那被枪击的人当时从背后“卟”地冒出一股血……说到这里,他拉腔拉调回忆:那——真过瘾!说时,嘴一嘟,鼻一耸,似乎还能品咂到当年杀人的快感。随即,他回忆行刑后验尸的情况。有次,我揭开棺材盖子,看见躺在里面的人还未断气,微睁两眼在痛苦地呻吟。赶紧拉枪栓推上子弹。棺材内的人虽然奄奄一息,一见要补枪,鼓起最后一点力气,摇动双手,圆睁着恐惧的双眼哀求:不要开枪,不要杀我啊……讲到这里,吴正祥两手学着那人摇动着,很开心,如同又看到当时那付徒劳无益的哀告情景,直觉得未免有些滑稽地笑了。孙长学头直摇:那一刻,真比死还让人恐怖啊!有人问,后来呢?吴正祥说,我将枪伸进棺材里顶着他脑袋,他想用手扒开枪管,我当即扣动扳机,随着叭地一声,血和脑浆溅得我一脸的……

我搡他一把说,难怪都喊你刽子手的啊!然而,吴正祥嘿嘿直笑。

说实在的,按当年接受的阶级斗争观念,我和孙长学并非觉得那些地主不该杀,只是感到太随意太恐怖太残忍了而已。

几十年过去了,吴正祥讲他杀人时所表现的毫无怜悯,十分轻松的语调和笑容给我留下极深印象,挥之不去。但我心里一直奇怪,像他那么和气,一说一笑,甚或显得有些憨厚的人,如何当年恁地凶残?直到在棋摊边听瘦老头讲的情况,又联想自己参加四清运动,工作队都是利用穷痞赖的农民即所谓“勇敢分子”打开局面的经历,我才相信了吴正祥的故事。

国民党两位起义人员的遭遇(惊悚故事之二)

下面的第一个故事,是李泽讲给我听的。而且他给我讲过不止一次。说“李泽”很多人不一定知道,如果提到刘素珍,武汉市认识的人应该比较多了。刘素珍是

《长江日报》著名的“童工出身记者”,多次受到周恩来接见。她在文化大革命中是“造反派”,每次“反复”都遭到“当权派”的整肃,挺有名的。李泽是刘素珍的丈夫,《长江日报》高级编辑,1957年划过右派,后来平了反。退休后,为唱响主旋律,依然笔耕不辍,发挥余热。七十多岁的人,成年累月南来北往,东奔西颠,又是找中央领导题字,又是采访,一会编写《当代武汉》,一会编写《武汉年鉴》,还要筹款出版书刊,精神矍铄,忙得不亦乐乎。

我大约是在1988年认识李泽的,那时,我还在汉正街做生意。他通过工商部门介绍,找我了解一些情况。正题议罢,我俩又闲聊了一阵,很谈得来,有点一见如故的味道,并且从此熟份了。他家住在武胜路电车公司附近一栋公寓里,邀请我去玩过几次,于是,也结识了刘素珍。2001年,他让我去汉口万松园党校看他的编辑部;2002年,我上中央电视台录制专题片,他得知后,特地请我到香山

《武汉年鉴》办公室小聚。就这样,通过频繁交往,我俩几至无话不谈。

有次,李泽给我看一份材料,是国民党汉口警察局局长家属的申诉书。我瞟了几眼,连那位倒霉局长的名字都没看清,只听他讲述。

李泽告诉我,他是在采访武汉解放初期情况时,经人介绍,认识这个警察局局长家属的。据说,这个国民党的警察局长颇有“进步思想”,也讲义气,早就同共产党有过交往。1949年春,国民党有关方面给他火车票都准备好了,要他带着家属往南撤。与此同时,中共地下党派人和他联系,要他不要走,留下来帮忙维持汉口治安,保护交通、通讯、工业、民生设施。经过几次工作,这个局长答应了,还劝告警察局其他骨干成员带领千余名警察一道“起义”,出面维持秩序,可以说,为武汉“真空时期”平稳过渡,立下汗马功劳。

武汉“和平解放”后,他被安排公安干部学校当教员。岂料,镇反时,他被

扣以“历史反革命”帽子抓了起来。关押期间,他极力申辩,并列出当年给他“做工作”的地下党的证明人。其时,曾为武汉地下党领导的曾惇担任武汉市委常委、组织部副部长,他就知道“策反”国民党汉口警察局一事。然而,没有人出面为这位警察局长证明他为共产党所做的一切有益工作。终至执行死刑。

他一个人被枪毙了也罢,留下妻儿老小在其后的几十年里,受尽歧视,吃尽苦头,连一个比较“体面”的工作也不要他的儿女们干……李泽说,他们到处申诉,一家五口人,至今仍挤在一间二十平米的板皮房里蜗居着。

我问,与这警察局长联系的其他人可能死了或者调走了,也可能不便出面,甚或有点害怕,曾惇是市委主要领导,为什么不敢吭声呢?

李泽回答,不知道。反正没人证明。

这问题一直让我迷惑不解,要说“翻脸不认人”也不能这样“翻”吧。直到我了解到对地下党的“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十六字方针,方才醒悟,当时,那些人连自保都来不及,哪里敢给局长出面说话呀!

李泽给我讲的故事,我只记得一个大概,连那死鬼局长名字都没弄清。这次写出时,为保证真实客观,特意在百度里“度”了一下,原来他叫李经世。节选如下,以作佐证:

李经世,湖北崇阳黄山沙村人。出生日期1901年,逝世日期1954年。

1925年9月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同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49年2月被委任为汉口市警察局局长。中共江汉区委员会城工部余杰等人致书于他,希望他能 “鉴往知来”,“善自抉择”。李接信后,商定争取市长晏勋甫、保安警察总队长胡武一起行动;对所属14个分局,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配合帮助下,分化瓦解。后以汉口市政府参事谈瀛为私人代表同余杰联系。5月中旬,汉口处于“真空”时期,16日上午,与胡武以汉口市警察局正、副局长的名义联名发布布告:“不准抢劫公私财产,不准纠众暴动报复,不准趁机恐 吓敲诈,不准破坏任何设备”,并设立临时戒严指挥部,亲自指挥加强水厂、电厂、电报、 邮电局等单位警戒;命令各分局、所照常派警值勤,坚守岗位,维持治安;加强汉口外围的布岗、放哨、巡逻,制止国民党游杂部队窜入市区骚乱、破坏。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后, 亲向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办理移交。旋入中南公安干部学校任教。1954年,被崇阳县人民法院以历史反革命罪判处死刑。1983年,中共崇阳县委统战部对此案进行复查,“按起义人员对待”,给予平反。

这信息是2009年

时,96岁的谈瀛回忆的。也就是说,当年谈瀛健在,他为什么不出来证明?当然,可以用怕引火烧身解释。但是,李经世既经“1983年,中共崇阳县委统战部对此案进行复查,‘按起义人员对待’,给予平反。”为什么他家人还在请李泽为其申诉?我是在1988年才认识李泽的,李泽给我讲这事时,家属仍在申诉。可知,最早也在1988年李经世家属还没得到公平待遇和补偿!

李泽已于前年逝世,我无法弄清究竟是什么回事。一句话,这位立了功的国民党警察局长活得混账,死得冤枉。

另一个故事是我一位商会朋友讲的。他是同街坊闲聊时听来的。

有位国民党的师长,汉阳人,系张轸所部。金口起义后,接受改编开往大西南。大西南平定,他从四川“解甲还乡”,在汉阳龙灯堤开了间杂货铺。原属他师里的一个军医则在市一医院当了医生,另有其他部下也散居三镇“就业”。医生和这些部属知道“师座”住龙灯堤,常去看望老长官。喝酒拉家常,时作小聚。

1950年至1951年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杂货铺老板”被人怀疑聚集旧部,一起图谋什么反革命活动。于是,被“请”到汉阳腰路堤一处院落里关了起来。关在那儿的人都有历史问题。隔不几天,就从院落里用汽车拉出一批,再也不见回来。显然是“按比例”完成“指标”,给“镇压”了。

原先的起义师长太太,当时的杂货铺内老板,隔三岔五给丈夫送点食物呀,衣服呀,一是怕男人在里面挨饿受冻,一是探听消息,担心他的安危。

有天,她提了一瓦罐鸡汤送到腰路堤,给丈夫补养身子骨。尽管每次不能见面,假如看守收了东西,就证明男人没问题。果然,看守收下鸡汤,答应她一定转交,并说,里面吃得并不差,只要交待清楚历史,就可以回去的……这话让杂货铺内老板吃了定心丸。让她喜滋滋地赶回家去照应店铺。

可是,当伊过两天又去腰路堤那所院落送东西,看守说,人送走了。内老板有点不相信,以为来的次数多了,看守厌烦不过,随口说上一句打发她走路。但是,不管她如何苦苦哀求,那看守就是“人送走了”这么一句,再问送到哪儿了?得到的答复是,不知道!她极希望是因为厌烦她来的次数多了,哄她的。

然而,当她向院落对面一爿小店里掌柜打听,这几天送人走了没有?掌柜说,前天刚送走一批。她将丈夫体貌详细描述一遍,问,送走的有没有这个人?掌柜回答,有呀,长长的,瘦瘦的,胡子拉碴,穿件长袍,上汽车时,他手里还提个瓦罐……

我的朋友讲述故事时,到此戛然而止。没讲起义师长太太听到丈夫下落是什么表现,又是怎样离开腰路堤回家的。给人极大想象空间。简直有点“浪漫主义”的风格。我甚至怀疑“手里还提个瓦罐”这一细节不可信,应当是五花大绑才符合情理。怎么会让一个上刑场的人提上劳什子瓦罐哟!但是,我又很喜欢这一细节,感觉惊心动魄,很凄美。正是这一细节,打动我,使它从我听过看过的无数千奇百怪的故事中脱颖而出,挥之不去,最终写了出来。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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