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常:惊悚故事集(纪实连载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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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右派分子的故事(惊悚故事之八)

相当长一个时期,右派与地富反坏同列为“阶级敌人”,形同印度的“贱民”。 没经过反右运动的年轻一辈,对于被划为右派的人,感到神秘可怖,避之唯恐不及,仿佛遇到埃博拉患者,深怕自己感染上不治病毒。

实际上,稍经接触了解,就会发现,所谓右派分子并非青面獠牙,十恶不赦的反革命暴徒。这些人性情耿直,不过是说了真话直话,揭了官官的“短”,得罪官官,有的甚至因富有才华,遭人忌妒,才被打入阿鼻地狱而已。

下面,讲讲我所认识的几个右派分子的故事。

我的姨父田礼安是位小商。五十年代初,他和姨妈在利济路大道观对面开爿夫妻酒店,勉强度日。姨妈讲,在麻城乡下时,钱氏几兄弟住在山脚下,人多地少,家大口阔,日子过得紧巴巴。钱老五眼见累断腰也糊不住口,干脆懒种田,成天在镇上游荡。后来认识一个教书先生,谈得十分投机,常相往来。一天,教书先生交给他几张纸,吩咐贴在街上。老五用荞麦粉打了半碗浆糊真去街上贴了。没过一会,慌慌张张跑回家,对我姨妈说:“嫂子,嫂子,屋里有没有饭?”姨妈说:“还有大半碗冷饭,几根咸萝卜。”老五拿冷开水泡饭狼吞虎咽吃了起来,那么慌忙,端碗的手直抖,水和饭抖泼两次。姨妈问是怎么回事?他说,学堂先生让他在街上贴几张纸,浆糊还没乾,有人报信,联保公所要抓他,得赶紧跑……叔嫂正谈着,忽听见外面铁链拖得哗啷响,老五丢下碗从后门钻进林子翻山跑了。保丁拎着铁链子来家讲,有人看见街上煽动造反的纸条是你家老五贴的,快把人交出来!屋前屋后搜了半天,没逮着人,气得把灶屋的锅也砸了。随后,又到亲戚家搜,闹得四处不安宁……姨父为支持五弟加入共产党,四方告贷,借得两元光洋,偷偷送给“老五” 作路费投奔贺龙。共产党胜利后,姨父曾到处打听五弟消息,结果,只捧回一张烈士证书。据说,老五在洪湖战役中牺牲了,牺牲时,已是司令员。(现在,从柳直荀死于夏曦乱棍之下的命运来看,我很怀疑这一说法)姨父虽然十分悲痛,听说共产党号召年轻学生“参干”,又毫不迟疑地让二表姐报名,加入“南下”广州的队伍。结果,二表姐死在异乡……

在我记忆中,姨父常同我父亲发生激烈争论。他们辩论的话语,我当时尚小,不甚懂得,但有点我记得,姨父的观点是拥护共产党的。

1956年,三大改造运动中,是姨父劝说我父亲将所有资产交给政府,他的小酒店自然参加了“联营”,在一家副食品商店当上营业员。

姨父生性耿直,口无遮拦,时时讥讽不懂业务的联营店的书记。1957年鸣放时,书记抓住姨父一句话,“如今的汾酒没有过去香,是不是兑了水?”指控姨父诬蔑“今不如昔”,将他划为右派,下放劳动改造。姨父被罚天天拖粪车。

姨父个子大,劳动强度又高,粮食不够吃,患上胃病,而且,隔三岔五被进行批斗,受尽凌辱和折磨,最终死于浮肿病。想到这事儿,姨妈叹口气,眼泪婆娑:“唉,司令员又怎样呢?共产党得了天下,人家当官享福,老五死在洪湖尸首都找不到。自已大哥反倒打成右派,受尽折磨含冤死去!”

在十一中读初中时,教我们体育的,是位年轻的老师,搞田径的出身。无论单双杠还是跳远,他的示范动作和指导要点,让同学们受益匪浅,进步很快。不过,往往教着教着,他突然蹲下身,皱起眉,不停地捶腿儿,额上冒着大颗大颗汗珠。体育委员告诉大伙,老师患有关节炎,让我们自己反复练习……体育老师摆摆手,忍着疼继续上课。老师对同学很和气,很关怀,就像大哥哥一样。除了体育,他还常给我们讲些文学名著或者教唱一两支优美歌曲。大伙很喜欢他。

鸣放期间,教学楼走廊和外墙上,贴满大字报。我看过体育老师写的两张大字报。一张是叙述他因腿部患有严重关节炎,请求校长调换工作,校长不予批准。署名“乞求者”,称校长为“官僚主义者”。批评当领导的没关心教职工的具体困难。另一张大字报则揭露校长调笑学校专职团委书记嫁给部队团长一事,校长问团委书记,“你的团长那大年纪,你同他过得来吗?”就为这两张大字报,体育老师划成了右派。此后,他再没任教,发配农场劳动改造去了。

在十一中,我们班有个同学叫刘俊扬,家住汉正街金庭二巷二楼,他隔壁房间住位戴眼镜的年轻瘦子,很文静,老是坐在书桌前读呀写呀。刘俊扬指着他侧影悄声介绍道,他是位作家,经常在报纸上发表文章呢。

我想,我们天天上课学习作家写的文字,就是从来没有亲眼见过作家,未曾料到,眼前坐着的就是位作家!不由肃然起敬。心里暗暗打定主意,瞅到机会,一定好好请教一番。

有天,机会终于来了。我们几个稚气未脱的初中生刚从刘俊扬房里出来,恰好遇上邻居的作家下班回来开门。我情不自禁地向他笑着鞠个躬,作家也笑着扬手致意还礼,还挺客气地说,你们好!刘俊扬乘机一一将我们作番介绍。并表示,大伙很仰慕他,希望得到他的指点。作家谦逊地说,指点谈不上。可以共同探讨嘛。他拉亮电灯,手掌优雅地作个请的手势,把我们让进屋。石约翰惊叹了,哟,好多书呀!我为满架的书籍吸引,站在书架前贪婪地浏览着:鲁迅、郭沫若、老舍、曹禺、田汉、普希金、莎士比亚、拜伦、雪莱、歌德、席勒等等,古今中外,琳琅满目。作家见我对藏书感兴趣,说,你要想看什么书,尽管拿去看吧。只是,不要弄丢弄脏了。我慌忙逊谢:谢谢。我怕看不懂。再说,功课太紧了……作家笑道,书读百遍,经义自见。哪有看不懂的?读些课外书籍,对学习会有帮助的。这时,曾曙熙开腔了,请问您,怎么判断一部电影艺术性的高低?

曾曙熙的话,一下把我们注意力集中了。这正是大伙平时最感兴趣最不懂最苦恼的一个问题。作家微笑着回答,越是看不懂的电影,艺术性越高!——这种解答现在看来自然十分可笑,当时却让我们崇拜得五体投地,奉若神明。

从此,每当我在刘家看见隔壁那间房,于神秘中充满景仰,于景仰里洋溢喜悦,格外兴奋,心里甚至感到骄傲,因为,我竟然结识了一位作家啊!

然而,有一天,我上刘俊扬家,瞅见隔壁的门敞开着,房里黑黝黝,没点灯。只见作家呆若木鸡地坐在桌前,动也不动。一付失魂落魄的样子。

我问刘俊扬,他出什么事啦,那么郁闷?

刘俊扬告诉我,作家因为用电影名称缀连成一篇文章,提单位负责人的意见,人家揪住大字报里有日本电影“没有太阳的街”六个字,说他诬蔑社会主义黑暗,打成右派,心里很苦闷呢。

隔天,作家就在那间黑黝黝房间里服下安眠药自杀了。刘俊扬说,作家死后,连眼也没有闭。这教我既同情又惋惜,并且,愤愤不平,他不过是将现有电影名称连缀成篇,充其量只能说牵强附会,词不达意罢了,如何说得那般严重啊!

如果说作家划右被抓住“没有太阳”四字,遭到无限上纲上线,那么,汤文选打为右派简直是毫无道理可言的“钓鱼”的结果。

国画大师汤文选是我的忘年交。他是位谦和温良的老人,谨小慎微,连小孩都不会得罪。1954年汤文选因《婆媳上冬学》获全国美展一等奖而一举成名,被认为是“为中国画的新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然而,正是他超人的才华引起许多“靠政治吃饭”的积极分子忌妒,千方百计对其打压。1957年反右运动前期的鸣放阶段,汤文选因出身“地主阶级家庭”,知道自己背负“原罪”,本打算什么话也不说,积极分子轮流上阵“劝”他敞开心扉“向党说真话”“帮助党整风”。汤文选被纠缠得不可开交之际,只好勉强说:“党应重视非党人员的作用”,当时,还受到表扬。发完言,他便去四川写生。岂料,一个月后,单位发来加急电报,催他回汉。一回单位,便以上述话儿为突破,又将他从没说的一些话强加于头上,打成右派。

汤文选划为右派后,发配农场劳动。一次,他挑谷子时,压坏脊梁骨,看管人员说他想偷懒,不许请假治疗,结果落下终生残疾。汤文选的家人也因他的右派问题受到牵累。他的妻子随后打成右派,被赶出市妇联,大儿子蒙冤入狱,二儿子“分配”到边远山区,三儿子上山下乡,久久抽不出来……改革开放后,汤文选虽经落实政策,但因早年间压伤腰椎,于2009年含恨逝世。

关于反右运动的内幕,已有很多回忆录予以揭发。这场“引蛇出洞”“杀人树威”“摧残人材”的“反击”,并非起于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实则是“先定后划”,“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的“阳谋”。

1969年,我被“栽赃问罪”而打成“现行反革命”,关进牛棚里,看见许多“难友”愁眉苦脸,诚惶诚恐,感觉好笑,说,这里说不清道理,老子往上告!有个反右时的“积极分子”朝我冷冷一笑,说,告?反右时,好多右派都是法律专家,他们不比你高明,哪里去告?接着向我透露当年运作细节:所有中枪者先由党支部议定,标准就是领导的“提示”,有的则因家庭出身,有的是领导看不惯的人。专案小组几乎天天向县区反右领导办公室汇报,按百分比划出的进度。完全像搞生产指标一样。有的人因为单位指标达到了,竟然得以幸免。不过,其后“政治待遇”,与右派并无区别……

这番话,让我不禁打个寒颤,浑身起层鸡皮疙瘩。

饥饿的年代(惊悚故事之九)

1959至1961年,被称之“三年自然灾害”。气象资料证明,这三年根本没什么“灾害”,风调雨顺,至少是个平年,之所以发生大饥荒,纯属狂热的“大跃进”带来的后遗症。这三年里的非正常死亡,据“党史”新近统计,高达1000万,但有专家指出,连饿死带饿而生病去世的人应是3700万。不管怎么看,死于饥饿的人数十分惊人。有人统计过,盘古开天地到1949年共产党夺取政权,在几千年漫长的历史时期,因旱灾、水灾、地震而饿死的人数总共只有2900万之多。不少回忆录还披露了刘少奇所言“人相食”的悲惨事实。由此可见,“三年自然灾害”在中国大地上造成的后果何其严重!

那年头,街上没有人气,市场格外萧条。来来往往的人们有气无力,面呈菜色。副食品商店里陈列的点心需得粮票、点心票、钞票三票具备方可问津。上餐馆也是粮票、进餐券、钞票三票俱全才能进门,而且只有一样菜,腌菜炒肉丝。腌菜里肉丝就那么几根根,重量不会超过一两——对于每人一个月只四两“计划肉”的配额而言,应当说很奢侈的了。曾经繁华似锦的利济路,偶尔摆有卖萝卜汤,藕汤和糠秕壳蒸熟的糠巴巴,饭碗装的萝卜汤每碗一毛,藕汤每碗一元,半个巴掌大的糠巴巴每个两元。约相当于现在的一元,十元,二十元。如按物价指数换算,甚至更显昂贵。这自然不是每月工资只三十七元五毛的普通工人可消费的。有人饿得受不了,口里吐苦水,只好吃牙膏来调剂口味。在我记忆中,伊拉克蜜枣和古巴的香烟是不要票证的。尽管国内到处饿死人,据称,中国共产党为了打破帝国主义对伊拉克和古巴的封锁,用大米支援此两地的革命,而他们运来蜜枣和香烟。但伊拉克蜜枣带给中国从不知为何物的肝炎,并且至今仍危害人民健康,古巴香烟抽起来总散发一股马尿气味……

当时,我在华师一附中读书,粮食定量较高,每月三十二斤。时值长身体阶段,依然不够吃。因为父母偷偷做点小生意,家里经济上比较活络,不时在黑市上买些粮票或粮食补贴,倒也过得去。即使这样,我仍骨瘦如柴。

那年冬天,小舅从乡下来,带我到新华路后面的藕塘挖寻藕带。记得那天是个阴天,气温很低,藕塘里四处结着玻璃一样的薄冰。我脱掉棉裤下塘冷得直发抖,腿肚碰上冰如同刀割一般疼痛。但是,想到能挖到裹腹的食物,心里无比兴奋。由于藕塘经过反复“深挖细找”,到处是一人多深盛了水的凼子。小舅教我先在四周打好围子,嘱咐围子一定得打牢实,不然,下去往外戽水或挖藕带,哪里“决堤”,水一下奔涌而下,双脚“焊”住了,一时爬不上去,只能眼睁睁“站”而待毙了。听明工作程序和要点,先打围子,后下凼子戽水,水戽干了,扒拉泥巴“顺藤摸瓜”……就这样,一个下午,我俩挖得十余斤藕带。背后家剁碎掺在米里蒸煮,虽说味道有些苦涩,全家人吃得很香,让我很有成就感。母亲见我腿肚上划出道道血口子,又听说有人挖藕带时因“决堤”淹死,再也不许我去了。

有天回家,母亲不知从哪里弄到只鸽子一般大的鸡煨熟了,又做了一小筲箕米饭,说,老听你叫饿,今天看你吃不吃得完?说完,看着我吃。不想,一会工夫,我“扫荡”一尽,把老人家惊得目瞪口呆。后来,母亲学姨妈,把莲子壳磨碎做粑粑糁糖精捏成团蒸来吃。口感像糍粑,吃后往往便秘。但毕竟解馋撑肚子。

我的同学可没这好福气了。班上同学们成天搞精神“会餐”“谈饭止饥”, 无心读书。不少人感叹,恐怕我们这辈子都不会有吃饱肚子的一天了啊!一位后来成为海军诗人姓肖的同学说,以后要形容哪位姑娘眼睛美丽,就说它像两钵饭!有个同学因偷了食堂一钵饭受到处分,被迫退学。有个熊姓同学,往往上半个月将下半个月饭票吃光,下半个月只好躺在寝室里挨命。以致落下终生残疾,长大成人结婚只一天,新娘就提出离婚。

社会上常常出现这样的场景:一个人买了块点心,正吃着,突然背后冲来一个人抢了就跑,抢夺者先是吐泡涎食物上,边跑边往口里塞。仿佛传说中狼衔了小孩,边跑边吃那样,等你追上了,早已狼吞虎咽将一切吃个精光……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回学校时,我没搭公

共汽车,倒不是节约钱,车票只八分钱嘛,主要因车少,等车的时间不如步量快。当我快到阅马场时,来辆运粮的车,一路开一路漏下白汪汪的大米,我就跟在后面用手拢。拢起装在上衣口袋里。当我“收集”到首义公园山脚下,也就是原湖大校门时,竟然已有半口袋白米了!华师一附中当年与湖大是无隔墙的,同学习惯从湖大去上学。我再不能跟车拢米了,转头回家交给母亲。母亲说,等你下星期回弄给你吃吧!现在想来,最多不过四两米吧,竟然让我那么兴奋那么劳神费力那么视若珍宝,真让人伤心!

离我家不远的“永茂副食品商店”在汉正街挺有名。一天早上,我路过时,商店门口围满了人,挤上前一瞧,柜内食品盒一片凌乱,发饼蛋糕满地狼藉,人们议论纷纷。原来,营业员开门时,发现食品好像被人偷了。再一看,食品盒前躺着一个人,肚子鼓老高,身下一片血水,已经气绝身亡……显然,这人夜间潜入偷吃点心,吃撑了也无法抑制内心里“饥饿”而活活胀死的。营业员赶紧打电话派出所,警察拖走了尸体。这是我知道的因死于饥饿的一桩案例。

当年社会上盛传农村饿死人,我并未亲眼目睹,但因偷粮食贩卖粮票而判刑甚至枪毙者却时时从《布告》上读到。

前年,有位专县作者请我为其“自传”写序,他“自传”里有这样的描写:平均每个生产队饿死五六个人。后来他告诉我一个没写上书的故事,说,他们家乡有个五口之家,人人饿得路都走不动,队长却仍旧强迫大伙“出工”。否则捆绑了“游乡”。那家人没法,把门锁上,而后从窗户爬进屋躺起。

队长见这家锁了门,久无动静,以为外出乞讨去了。一个月后,终于忍不住撬了锁进屋看动静。不想,看到五具已然发臭形同骷髅的尸体!

饥饿的年代早已过去了,可几十年来,那些悲惨的故事我却从未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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