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常:惊悚故事集(纪实连载七)

Share on Google+

杀人剥皮,熬肉卖骨(惊悚故事之十三)

从1968年底开始的清队,到1969年九•二七指示, 1970年批极左思潮、清理5•16、清理北决扬,1971年的一打三反,文革矛头由当权派转向下层百姓。1970年至1971年达到高潮。中共中央将杀人的审批权下放到省一级。每逢五一、七一、八一、十一乃至元旦、春节,这些节日都要大开杀戒。

杀人必贴“布告”。照例,布告最上面印有“最高指示”:专政是群众的专政;林副主席指示:政权就是镇压之权。布告上,凡被处决者的名字用鲜红如血的大笔一抹或打上红勾勾,格外触目惊心,十分恐怖。该杀的人太多,布告一贴好几张。加之,各省市交换布告张贴,以是,隔三岔五,大街上贴满一排令人心惊肉跳的文字。恐怖归恐怖,却总围着密密匝匝的看客。有人老远望见墙上白瘆瘆纸张,以赶热闹赶迟了的口气惊呼,乖乖,又杀人了,好多哟!同时,加快脚步往人堆里凑。细细看完后,或吐吐舌头,或摇摇头离开,是惊诧还是叹息,不得而知。但瞧那好奇心得以满足的样儿,回去向邻居作为半日谈资是肯定的了。难怪,那年头,可供人们精神生活的东西太单调太贫乏了啊!

我也很注意那些索命文告,心里暗暗揣摩共产党政策的变化和运动走向。每当字里行间出现“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机”“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大搞阶级报复”“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明白这人造过反,至少是对现实不满,同情造反的。并在心里掂量我自己最终结局。

其时,我早在清队中被“网”进去,只因发生造反派“反复旧”,又诚如姚文元形容“运动是温吞水”,官官还没来得及处理我,故而不时能够乘空回武汉。有天,我在汉正街淮盐巷毗邻的一间铺面门扇上看到一张判决布告。这是我看过的成百上千的布告中,印象最深的一张,以至几十年过去,仍记得看布告的地点和当时的感觉。布告记载,有个人由于投机倒把劳教过,释放后,又倒卖了八千双手套,被指控不思悔改,不堪改造而枪毙。

老实说,这在我看过的无数处决的人犯中,他的“情节”简单而平淡,即或加上“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机,起来造反”这么空洞一句,也应罪不致死。道理很清楚,他的主罪是倒卖劳保手套。年纪大一点在工厂干过的人都晓得,当年厂里发放的纱线手套,很多人舍不得用,或拿来拆成线织衣裤穿,或拿去卖了钱,有人收去卖给废旧回收点,赚取差价,这算犯多大法?再说,总共只八千双,就算一双卖两毛五分,也只能卖两千元,除去本钱,不过赚一两百元罢了。依照当年一条不成文法律,贪污一百元判一年刑,贪污万元才判死刑。如此合算,哪能要人家的命?肯定是造过反,官官们借机杀人!这么一想,我不由打个寒战,浑身起层鸡皮疙瘩,惊悚不已。但我没想到更令人惊悚的情节还在后面。

1976年,我在居仁门唐恒山家遇见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伊风韵犹存,面目端庄,皮肤白晰,穿戴得体,落落大方,汉腔里夹带江浙口音,一看就知是个能干人。唐恒山对我介绍,她就是敖安秀,敖大姐。她爱人陈长根因为收了几千双劳保手套拿到上海卖钱被枪毙了。人枪毙了还剥了皮!唐恒山的话让我一震,没承想,会遇见那个给我极大震撼挥之不去的死刑犯的妻子,不由脱口而出:就是犯了死罪,为什么那样残酷,那样惨无人道?!老头子咬着牙,摇头无语。敖大姐回答:就因为陈长根参加九•一三造反组织,得罪当官的,找岔子,说他跑生意,判他劳教。他在劳教时本着对党坦白一切,讲出自己收了几次劳保手套,拿回上海老家卖钱。当时干部还表扬他。后来武钢发生锅炉爆炸,要为受伤人员植皮,军代表康星火就指示将他枪毙了剥皮,拿去给伤员植皮……敖安秀讲述时,嗓音嘶哑,面色戚戚地,眼神哀哀的,显见得,这个可怜的女人眼泪已哭干了,精神受到极大摧残,身心俱疲,同时,我发觉她叙说的事情缘由与判决书中大相径庭的节点,布告上不是写明,投机倒把被劳教过,释放后,又倒卖了八千双手套,被指控“不思悔改,不堪改造”,以为我听错或者她讲错了,问:什么,什么,你爱人不是劳教释放后又犯新罪,是自己坦白的?敖安秀说,是呀,是他学习时,自己坦白的。唐恒山这时从旁插话,就算不是自己交待,加上这条,也只能劳教三年,他们不总是对申诉的人说,判就判了,言下之意,不管轻重,说一不二,怎么判过多时,又加重处分?……我接腔,不是坦白从宽嘛!陈长根的冤杀很典型,是走资派迫害造反派血淋淋的案例,一定要写出来。敖安秀掩面而泣,呜咽道:就因为他造过反,又遇到锅炉爆炸伤了人,要人皮植皮……大约感激我的同情和义愤,敖安秀邀请我到她家,给我看整个案情的证据材料。

隔了些时,我同恩施梅忠泽等人找到中山大道永康里敖家。永康里正对中山大道,在如今佳丽广场斜对面,是条宽敞的大巷道,两旁排列许多小里弄,如上海弄堂格局,连房子也像上海民居风格。屋子住了好几家,厨房安在天井里。敖安秀带着三女一儿住在一间三十平方的房间里,除大小两张床,另用布帘隔开,布帘内大约是她的“卧室”。室内,一张方桌,几把凳子,不见多少家具。但迎门墙上挂着她的半身照特别显眼:梳起堆云发髻,高领衫镶了孔雀翎饰流苏的花边,她的脸儿掩藏在网球拍里……用现在的话形容,有着超前的时尚,但在当时属于离经叛道了。我们几个小青年不约而同地惊叹:哟,这相照得好!我们的赞美让敖安秀笑了,说,我讲过,谁要帮我丈夫伸了冤,我就嫁给那人!看得出,她是敢爱敢恨,敢作敢为,心直口快的性情,与丈夫感情很深,只要能替他伸冤,什么也可以豁上。我为她执着绝决精神叹口气,暗忖:这不是个人与个人的恩怨情仇啊,面对一个横蛮无理的强大体制,谁有能力对抗,谁又敢对抗?

看过她出示的“材料”,我只能安慰她,我们这次翻过来就可以解决问题的……那天,她要留我们吃饭,我苦笑一下,说要去别处有事儿,婉言谢绝了。她最大女儿不过十八岁,最小儿子只有七八岁,推算起来,陈长根被杀害时,最大的女儿不过十三四岁,儿子只有两三岁,仅从经济负担而言,真难想象,四个嗷嗷待哺的未成年儿女压在她柔弱肩膀上,是怎样走过来的!

第二次到敖家,是1977年春,公安部对我下了两道通缉令,眼见乡下藏匿不了又转回武汉,在“潮流派”朋友家轮换栖身。有天,我在友益街谈起敖家悲惨遭遇,不想,我的新朋友小向夫妇和小张都认识敖安秀,其时,四处在游斗人,四处在抓捕人,四处在枪毙人,弥漫一片“白色”恐怖,我们牵挂大姐安危,决定去看望她。到永康里,瞧见敖家所在里巷人来人往,其中,好多像居委会的大妈,我心里不免疑虑,说,不会有人检举吧?敖大姐安慰道,不要紧,街坊都晓得我的冤屈,很同情。有些人还因为欠我家血债,怕我,不敢来呢。

房间依然像我第一次造访时简洁朴素干净,挂在墙上网球拍遮面的相片,依然像几个月前那么充满希望凝视几个年轻的叛逆者,想起那天我说,“这次我们翻过来可以解决问题的”一句,真不胜世事苍凉之感。

敖大姐办备了丰盛的酒菜款待我们,这让成天惊惶度日的我,感到片刻宁静和温馨,一高兴,竟然喝得有点醉意。我摸着敖大姐儿子的头说,等这孩子长大,我带他去造官官的反,为他父亲报仇。敖大姐摇摇头说,还上那个当!将来让他移民,离开这个可怕的国家!小张听音不对,转个话题,指着她最小的女儿莎莎说,敖大姐将来会享这姑娘的福……

临别,我许诺过些时再来看望大姐,不想,没多久,在芦席街40号为胡珍珠夫妇出卖,锒铛入狱。

25年后的2002年,上百名因“文革”错杀错捕错判者及其家属聚集在朱裁缝朱汉卿家里商议,要向当局“讨说法”。 这天,我第三次见到敖安秀。

虽然年近古稀,岁月的风霜并未打蔫这位坚强的女性,仍然精神矍烁,说话铿锵。见到我,大姐很高兴,说,小王,我告诉你……原来,真让小张说中,她的莎莎去了加拿大,另外两个女儿,一个入了日本籍,一个嫁到香港……只是,陈长根的问题还没解决。我为敖安秀欣慰之余,听到陈长根一案更为悚人听闻的细节:1971年7月,作为市革委会副主任的吴炎金、李想玉在讨论刑事犯罪案件时,听军代表汇报,陈长根主要问题是在劳教时,主动交待盗卖过8000双手套,劳教释放后,参加造反派,在“一打三反”中收监。当时武钢负责人沈因洛、军代表康星火决定从重打击,判他死刑。武汉警司头头方铭、张昭剑拍板对其枪毙。李想玉是武钢工人,了解情况,激动得站起来抗争:怎么够判死刑?这种标准不是依法办事,而是针对造反派。老保杀那多人,你们判了一个没有?不公平嘛!吴炎金也发言:即使根据法律,充其量判三年徒刑,判死刑实在没依据,说不过去。但不论李、吴如何力争,因为急于减小锅炉爆炸的“影响”,要杀人剥皮,尽管陈长根罪不当死,毕竟有问题,方张还是拍板予以枪毙。吴炎金在《四十三年,望中犹记》一书中说,“陈长根是被活活剥皮”的。武钢退休高工周岳来2008年8月2日亲笔写的证词:陈长根的尸体丢进武钢卫校一大锅内熬了几天几夜,由向进凯医生捞出一副骨架,以500元卖给宜昌卫校……

我以前只在小说中看过,德国法西斯将人皮做灯罩手套,日本侵略者剥中国百姓的皮,或用活体做细菌试验,未承想,就在我居住城市里,有人被活活剥皮之后,又将尸体丢进大锅内熬几天几夜,熬化肉身,捞出骨架,拿去卖钱……这等“史无前例”,惨绝人寰的手段真令人毛骨悚然!上帝啊,请告诉我,受害者和凶手的灵魂什么时候才能安宁呢?

 

(待续)

阅读次数:26,427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此站点使用Akismet来减少垃圾评论。了解我们如何处理您的评论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