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桂华:西方有关灌输问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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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输,是20世纪西方(主要是美国)教育界、哲学界热烈讨论的问题。回顾一个世纪以来对此所做的研究,对于我们理解灌输问题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在英语中,灌输(indoctrination)一词原来就是“教育”、“指导”的意思,这几个词被看作同义词,可以交换使用。1909年,美国当时最著名的教育史家卡伯莱(Euwood P. Cubbrtley)在谈到如何教育当时如潮水般涌向美国的移民子女时说:“……应尽可能对他们的儿童灌输盎格鲁—撒克逊的正义、法律、秩序和民选政府的概念。唤醒他们,使他们尊重我们的民主制度以及那些在我们国家生活中对于人民拥有永久权威性的事物。”

当时一些教科书的编写者也在教科书序言中表示,要把自由和爱国主义情感灌输给正在成长的年青一代。

在“灌输”和“教育”、“指导”这几个词之间作出区别,将灌输看作是一种不正确的错误的教育,那是二三十年代以后的事。1934年,权威的韦伯斯特新国际英语词典(Webster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才第一次在“灌输”的词义上加了贬义,对“灌输”作了这样的注解:

1,对于学习的基本原理或原则……进行指导,在……中进行指导或带有……进行鼓动。

2,有时带有贬义,指带有成见或某党派或某宗教派别的观点进行鼓动。

为何会有如此变化?这主要和杜威教育思想以及二三十年代进步教育运动的影响有关。

杜威继承了柏拉图哲学,把教育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工具,作为社会进步的基本方法。他反对传统旧教育,认为在传统教育中学生只能静听,只能被动地接受教师所讲的一切,而忽视了教育中最主要的东西即让学生有活动机会,生动表现他们的生命力。因此,他强调培养学生的思维习惯和思维能力,注重启发,反对灌输。他认为传统教育过分重视学生积累知识,然后在考试时背诵照搬,这种堆积知识只会对思维发展起破坏作用。杜威明确反对在道德教育中对学生进行灌输,他指出,传统道德教育只训练儿童恭顺服从,小心从事,这种教育只适应贵族阶级的需要,而民主社会应当培养学生积极的品格,如主动精神、独立性、富于智慧等等。在这一意义上,杜威反对在学校中开设道德课,他明确指出,直接的道德教育,即使是教得最好的,也是数量上比较少的,影响也是微弱的。

进步教育运动是20世纪初在美国出现的教育改革运动,30年代是它的全盛时期。它所进行的教育改革对此后的美国中小学教育有很大影响。进步教育运动反对形式主义教学,反对旧学校对于儿童的威吓压制的方法和粗暴的态度,要求更多地了解学生、尊重学生,形成亲切的教学气氛,使师生关系民主化。他们强调儿童的自我表现,认为无论是教学还是道德教育都不应该对学生进行灌输。他们在灌输和教育之间作出了明确区别,并组织了广泛的反对灌输的运动。

就这样,从杜威开始到进步教育运动,经过他们的反复批评,到30年代末,绝大多数人都接受了他们的观点,都反对再把灌输作为教育的合理形式。今天,除了在美国军队中仍然公开承认他们进行灌输——军队把新入伍士兵的预备课程就叫做“灌输”——之外,几乎所有人都把灌输看成是一个肮脏字眼。甚至那些被人们谴责为是在进行灌输的人自己也这么看。

但是为什么要反对灌输呢?

西方反对灌输的根据和理由很多,归纳起来大致三种:1,灌输不符合民主精神;2,灌输不符合民主社会的道德原则;3,灌输不符合儿童成长的发展规律。

1,灌输不符合民主社会的民主精神。民主社会不能对儿童进行灌输,民主观念和灌输是根本对立的。如果儿童信奉民主也需要进行灌输,这本身就自相矛盾。民主观念是不能够从外界灌输给儿童使他们铭刻于心,这主要是个人思维能力发展的结果。只有在集权社会中才会对人们进行一系列观念的灌输。民主社会也这样做,那只会培养儿童不民主的习惯。

2,灌输不符合民主社会的道德原则。道德观念不能进行灌输,因为灌输违反了康德的“绝对命令”,它将人仅仅看作是实现他人目的的手段和工具,它是以牺牲被灌输者作为代价来把某些道德观念灌输到人们心中。被灌输者仅仅被作为实现某一种主义或教义的手段。这样,他就被拒绝拥有包括自己在内的目的的道德权利了。而且,如果对儿童灌输一套现存的与社会并不和谐的观念体系,那对儿童没有任何好处。学校道德教育应该使儿童对不可预知的未来作好准备,而不只是保持现有的一套问题丛生的观念体系。

3,灌输不符合儿童成长的发展规律。灌输与教育目的相抵触,它阻碍个体的成长。教育的目的是使儿童智力充分发展和成熟,它包括思维的主动积极、反应灵敏和思维的批判性的意向和能力。观念的形成主要就是这种思维智力的发展结果,它必须经过智力判断和批判思索的过程。灌输只会阻碍儿童思维的成熟。而且,灌输会长久损害儿童,灌输给儿童的观念完全控制了他们,这样,他们就会永远拒绝自由的思考,就会长久地成为灌输者的奴隶,这样的学生很难再得到纠正。

对灌输在理论上进行批判的同时,西方在实践上也进行了各种实验研究。比较著名的有美国哥仑比亚师范学院教授哈特肖(Hugh Hartshorne)和梅(Mark A May)的研究工作。他们作了道德灌输对儿童是否有效的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学校中的品德教育、宗教教育和灌输的课程对于儿童的道德行为没有影响。例如拿儿童的诚实品质来说,研究表明,儿童的欺骗行为主要和学校风气有关,风气好的,欺骗行为就少,风气差的,欺骗行为就多。好的榜样和公众舆论是决定的因素,与道德教育没有关系。他们指出,有些学生在某些环境中会撒谎,并不表明他们在任何环境下都会撒谎。那些不撒谎的学生其实只是比撒谎学生更小心谨慎而已。他们发现,学生懂得什么是良好行为并不会直接转化为良好行为,这是不一致的,有些经常撒谎的学生往往是口头上反对撒谎最激烈的。

尽管对哈特肖和梅的研究结果,有各种不同解释和评价,但到目前为止,无论是精神分析学派和新精神分析学派的人格理论,还是柯尔堡(Laurence Kohlberg)关于道德的研究,都没有根本否定他们的研究结果。

三四十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了人们注意的中心,没有人再继续这方面的研究。反对灌输的理论原本可作为宣传武器,用来反对德国法西斯宣传部的种种颠倒黑白、污蔑诽谤,但是西方学者认为,此时再提反对灌输就会使人们注意区分国家与个人之间关系的限度,引导人们去关心个人的利益和权利。很明显,这是不利于世界反法西斯大业的。反对法西斯争取和平,要求人们团结一致投入其中而毫不顾及个人利益。此时,再谈什么反对灌输、保护个人的利益和权利,这只是一种有害的奢侈。

50年代至80年代,西方关于灌输问题讨论又开始活跃。尽管大家都认为灌输是一种不正确的有害的教育形式,应该反对,但许多人仍想进一步探究,灌输究竟是什么、与什么有关、由什么决定等问题。他们从不同立场提出了许多不同的观点。美国霍夫斯特大学(Hofstra University)教授雷维德(Mary Anne Raywid)1984年在美国《教育论坛》(Educational Forum)冬季号上发表了一篇专文,将这些不同观点归为四类:灌输的目的观点、灌输的内容观点、灌输的方法观点和灌输的渗透观点,并对这四种观点分别作了分析批评。

1,灌输的目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如果教育者的目的是想使被教育者对教育内容产生不可怀疑不容批判的观念,那么,这就是灌输,至少是启图进行灌输。

雷维德认为,这种观点明显存在着问题,因为有时候教师自己也没有一定目的就在对学生进行灌输。更重要的是,教师教给学生的许多内容恰恰是不可怀疑不容批判的,例如2+2=4,猫的字母拼写是cat等等,这些内容教师要求学生准确无误地加以接受,而不是提出疑问,如果不这样做,那只会引起学生观念上的混乱。

2,灌输的内容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是否在进行灌输,主要看教育内容。如果教的是2+2=4、7×9=63这样的算式,不是灌输;如果教的是自由主义比保守主义进步这样的观念,那就是灌输。也就是说,教授与宗教、政党的教义、主义等有关的内容或和一整套什么原则有关的内容就容易成为灌输。

雷维德认为,这种观点至少有两个问题:

(1) 对于哪一种内容教授时容易成为灌输,人们不可能取得一致意见。正如一位哲学家所指出的:由于人们已经形成的价值观念不同,有的内容对一个人来说是灌输,而对于另一个人来说则是学习。

(2)教师要教给学生的内容——尤其是人文科学和公民教育(Civic education)的内容中——包括许多反面的、令人反感的材料,因此,教师在教授时,一定会带有某种观点,表示某种意见。那么,为了避免灌输,教师是否只能不带任何观点、不加任何评论只讲述那些干巴巴、无声无色的历史材料呢?没有进行灌输的唯一证明难道就是夸耀我们教师对学生的价值观念和对事物的看法没有任何影响?最理想的反对灌输的方法莫非就是:教师只用四分之一的社会学科课程来教育学生追求民主,而在其余四分之三课程中则分别平均地讲授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

这显然是说不通的。而且许多内容恰恰是我们要求学生接受的,我们相信接受这些内容对他们是有益的。

3,灌输的方法观点。坚持这种观点的主要是精神分析学者,最早反对灌输的进步教育论者也持这种观点。他们认为,不管教育者目的、教育内容是什么,只要教育者在教育过程中使用了非理性的方法——这种方法往往无视或违背事物注重根据的原则,片面强调事物的某一方面,提供给学生的只是机械、呆板的知识——这就是进行灌输。

很长一段时间内,这是最完满的对于灌输的解释,至今仍然被许多人所接受。但雷维德认为,这种观点想避开目的、内容观点中的问题,但它自己却一开始就出现了问题。

它首先不能在早期教育中得到证明。一年级教师教育学生:警察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非理性的方法,但也是唯一可行的方法。如果教师要求学生一起来对这种提法从理论上进行探讨并找出它的事实依据,那只能使学生困惑不解。在早期公民教育的某些课程中尤其需要使用这种方法,因为除此之外,不存在什么在教育学上既是合理的又是适当的其他方法。小学教师早就知道,如果希望年青人对于我们的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抱有积极的态度,那么,这个教育过程必须在儿童理性思维阶段以前就开始进行。

其次,灌输的方法观点使人产生一种误解,以为教师在教育学生时避免某一种方法、坚持另一种理性的方法,就可以使学生免受灌输,这是不对的。最近知识社会学和人种史学的研究表明,许多成人的观念也是通过非理性方式获得的。例如担任一项新的工作,进入一种新的环境,每一个人都倾向于去适应周围环境,这就是一个非理性的过程。即使我们对这一点有所知觉,对随之而来的一切有所警觉,但结果往往还是如此。这就是说,不但年青人容易被灌输,就是成年人也容易被灌输。如果说这种非理性的方法和过程就是灌输,不但教师无法控制,而且教师本身也是灌输的牺牲者。因为存在着另外一种灌输——渗透灌输,这种灌输似乎是不可控制甚至是无法理解的。

4,灌输的渗透观点。这种观点是雷维德教授本人经过多年的研究工作而加以概括的。这种灌输主要是通过非正式课程、社会化和统治者的权势影响等中介手段进行的。

非正式教育,不是教学大纲和教科书中的内容,而是学校组织的一些风尚习俗的教育形式。它不是直接传授的,而是包括在一些课程内容之中。

社会化,年青人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接受社会的文化传统,具备一定的原则、态度和信仰,具备一定的智慧、道德面貌以及社会交往手段,成为一个成熟的公民。有人认为,所有的教育事实上都是使学生社会化的过程。这也就暗示所有的教育都可能成为灌输。

统治阶级在社会中控制着财富和权势,他们也同样控制知识和文化。事实上,只有统治阶级加以重视的知识和观念才被认为是值得在学校中传授的内容。而且统治阶级对各种年龄阶段及各种文化程度的人都加以这种影响。

雷维德提出的这种灌输观点,与前面三种灌输观点不同,它将灌输看作一种更普遍、更广泛的现象,它既巧妙又恶毒,似乎是一个渗透的过程。这种观点认为,我们所能学习的只是我们周围的事物,我们逐渐了解和接受的事物给我们一种似乎是固定不变的、必然的印象,而其实完全是人为的。正如有人指出的,社会化过程的实质就是,儿童只能够理解他们面临的世界而不能够理解其他世界。这样,儿童一开始接触现实就铭刻上这样的观念:这个世界是不可避免的,是没有其他选择的。最初的社会化使儿童将一大堆完全偶然性的事物看成必然,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他们最重要的信念和习惯。

渗透灌输以前从未搞清,也从没有进行公开的审视,对它的性质加以确定。现在这种观点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并正在引起新的讨论。这种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灌输显得巨大无比,简直防不胜防。为此,许多人对西方社会进行谴责,因为社会采取的不是人们所乐于接受的方式,而是采用了太多的控制和灌输。目前,针对各级学校的谴责也越来越多,人们甚至对教育的合法性也产生了疑问。

灌输是错误的,但要在各级学校中完全避免灌输又是十分困难的,那么如何解决灌输问题呢?雷维德等西方学者认为,应从两个方面来解决:积极预防和消毒。

预防的方法比较简单,在教学过程中注意激发学生的好奇心,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不只是向学生讲授一些结论性内容,而是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自己去求得答案和结论。不是让学生记述过去和描述现在,而是把学生的注意力引向那些尚未解决的社会问题上。

消毒方法就是针对那些不可避免的、学生已经接受的灌输内容加以消毒。当然这是消极的,有效的办法还是在思想上武装年青人,使他们自己能够对付灌输,最根本的就是使他们形成独特的思想方式,能够学会甄别谬误,反对错误。

但这些方法都不能有效地抵制渗透性灌输。渗透性灌输与社会化相联系,完全是自动进行的,轻而易举犹如呼吸空气,而灌输内容往往植根于风俗习惯和语言结构之中,以致于不知不觉中就在进行教和学。

西方社会学家指出,这里总的战略要求是,对那些理所当然的现实提出问题。首先要做的是将无意识的学习提高到有意识的水平上,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白我们正在掌握什么信念,或者说,是什么信念正在掌握我们,然后再确定这些信念只不过是能够也应该受到挑战的一些假设。

他们强调学校和教师的作用。他们认为学校和教师在反对灌输中负有很大的责任,教师最基本的任务就是为学生最大限度地扩大思想、信仰和理智的自由。但这不是自由放任,放弃对他们的教育。近来的非学校主义者(deschoolers)就犯有这样的错误,他们宁愿让年青人在社会上闲荡,也不愿他们留在教室里。其实,正如渗透的灌输观点所指出的,社会也在进行灌输。每一种环境、每一项活动都起着非正式教育的作用。将年青人抛到社会上,可能使他们接受一种更专断的灌输。如果说学校中存在灌输危险,那么,学校同时也在思想上武装学生,为学生识别和克服灌输以及为他们超越强加给他们的控制提供了最好的环境。

应如何看待灌输呢?

我们今天的问题,已不仅仅是学校教育,还有更为广泛的社会环境的问题,也不仅仅是政治理念宣传、宗教教义宣导,还有那无孔不入、无处不在的消费文化,更还有那无边无际、大众狂欢的网络世界。谁在灌输?谁被灌输?或既是灌输又被灌输?

但愿以上简要的综述,有助于对问题的理解。

修改于2015/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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