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到白药场怎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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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东湖公园,锦江,河对面的景观分成两种截然不同的对比:一种是已经建成和正在修建的高楼;另一种是一点一点在缩小的老旧厂房。高楼像死水中的水藻一样迅速蔓延。而老旧的厂房也像是一具在沙漠中刚死去不久的动物的尸体,在干燥的风沙中淅淅地缩小。

之所以要将尸体放在干燥的沙漠背景之中,是因为尸体在时间之后的空间里会迅速地腐去,尽量少占空间;这就是自然界生物的一种正确地退出历史舞台的态度!否则地球再大也装不下这些一代又一代层出不穷的生命。而如果这个尸体是在干燥的沙漠之中,那么这具尸体则有可能在沙漠中被保留下来,成为一具干尸。僵硬、死板。

这就是历史了。

如果在未来的某一天这具尸体会被人看到。而且这还是一个懂历史的人。而且这还是一个愿意探求历史真像的人。那么他一定会在这具尸体上摸摸捏捏、敲敲打打,发现什么的。最后他会围绕着这一具尸体讲出一个故事。

 

回到前面所述,那个老旧的工厂迅速地被周围的高楼蚕食,最后吞没?就如同尸体在温暖潮湿的地方腐烂、消失。之后。没有任何人可以对任何人讲一个故事。

隐隐地我有些担心。我便时常站在河边,望着锦江对面那个老旧的厂房。

那些个高楼竹笋一样在一阵一阵夜雨之后拔起,成长的速度如拔苗助长的故事;在这个故事的另一面,在拔起的几十层高的高楼衬托下,老旧的厂房越来越渺小古旧。

这个拖了历史前进脚步的老旧厂房啊,是什么让你在风雨中一层一层地老去,却始终不倒不塌?

 

你的底气在哪里?

在这个被拆了一遍又一遍的国家里。在这个被刮了一遍又一遍的土地上。

 

 

2

 

成都百年老厂房:

说到白药场,好多老成都人都知道,其历史悠久,个中建筑就是一尊形象碑。今位于成都武侯区高攀路26号内。白药场是成都最早制造火药的工厂,当时是专门为四川机械局提供火药而建的。为了保密,取名白药场。场内有办公楼、工场和仓库等建筑数十幢。这些建筑由德国人设计,1902年建成,融合了中西方建筑元素,其代表性建筑就是现在还矗立的这幢办公楼。

该楼属砖木结构,由两个主楼和一间辅楼组成。考虑到火药特殊性而设计的这幢老建筑,特点是教堂式的尖顶,青灰色砖墙,墙体厚达80公分,砌墙用糯米浆做粘剂,十分结实牢固。20世纪90年代拆卸办公楼附近的老仓库时,不得不用炸药摧毁之。

1949年后,经过近半个世纪火药的熏染,白药场被解放军接管,成为中共的军工企业。1952年因考虑到蒋介石反攻大陆,制造武器的军工企业全部都转移到大山之中。于是白药场不再制造火药。空着的厂房留着它用。真是名符其实的“大材小用”。

 

最初,白药场周围有数个碉堡。文革期间造反派为了考验自己的造反精神,几乎全部被以排除万难的决心与不怕牺牲的手段拆除掉了。仅余一个在三官堂路口被保留下来。能够保留下来实为侥幸,当时一个大领导猛然想到:“不能让国民党反动派压迫人民的罪证全部都消失了。没有了罪证,如何教育改造群众?”于是,抛下令箭,快马传讯——“炸药下留碉堡”。

文中写到的钉子楼
文中写到的钉子楼

 

这个碉堡便至今还保存着。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个碉堡靠三官堂街道这一面被开了一个小窗口——宽度占碉堡周长的六分之一,高度占碉堡总高的十分之一。用来卖预售的火车票。真是驴唇不对马嘴。再后来有了高铁,有了动车。动车的火车头被称为是子弹头,人们才彻底的信服: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有着微妙的联系。

购票者拿着从碉堡里售出的票,乘上子弹头列车,像子弹一样被发射出去……

历史就是这样被巧妙、无缝地连接,穿越着。

 

 

3

 

2014年5月中旬,那个老旧的厂房下游约一百多米处架起了一座铁桥。这座桥缩短了过河的距离。在桥刚可以通行的当天,我与妻子走到桥头。建桥时设的围栏还没有完全拆除。不远处立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水深危险、禁止垂钓”。可就在这一块牌子下面,一个半老的男人正倚在栏杆下面,将一弯长长的钓杆伸在肮脏的河面上,让洁白的丝线垂进黑黑的河水里。

常在河边走,每次都要看到垂钓的人。只是奇怪,我从来都没有看到有人钓到什么。垂钓人固执、麻木、呆板、无知无觉地站着,就像是画一样。只是偶尔从黑臭的河水里拉出鱼勾,换换鱼饵。从时间的投入与产出来计算,我得出一个结论:他们在浪费时间。有时间可以浪费,这证明他们有的是时间。有一首歌这样唱:“有时间的时候没有钱;有了钱之后却没有了时间。”由此可以推证,这些有时间垂钓的人没有钱。

垂钓人在公园自然的风景里,站成一幅人文的画面。

城市里许久都没有风吹进来,树与更低的花与更低的草静止着仿佛不存在一样。树不动,是自然忘记了它还是它想让人们忘记它?因为在这个世界里被人掂记着是最危险的?

 

 

4

 

我们走上这座新建好的桥。桥面还没有完全清理干净,残留着一些还没有清理掉的建渣。我们小心地绕过它们。

桥的一边是一条长长的斜坡另一边是较短的阶梯;在桥的另一面的对角线,一边是斜坡一边是阶梯。我知道斜坡是为了让自行车通行,这也是建造者的用心吧。

 

在桥上,在看不到垂钓者的身影时,我指着那座老旧的工厂对妻子说:我在报上看到说那个工厂是国民党时修建的,那时叫“白药场”。图片中的建筑很漂亮,融合着中式与欧式的建筑风格。

“我们过去看看。”

我们是顺着斜坡道上桥、下桥的。走上坡路要收着肚子低着头、走下坡路要挺着肚子昂着头。这与人生的道路表现的恰好相反。

 

下了桥,一个工人正在路边绿化带里给一棵棵才栽下不久的树挂像是病人输液用的输液袋,并将两根长长的针管插进了树皮里。用对付人的办法对付树,这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吧。据说这是在给树输营养,好让它们存活的机率更高。

妻子打断了这个工人的工作,问:“请问,到白药场怎么走?”

 

“就这条路一直走,到前面的那个钉子楼你们再问一下。”

 

 

5

 

这是一个春天。路边零星地开着小花。花不是很艳丽,也不令视觉乏味,就像是城市上空越来越少的星星,看见总比看不见好。至少它让我们想起:天上是有星星的。

大约三、四十步我与妻子便走到了这个钉子楼下。

是一座红砖楼。典型的七、八十年代的建筑。背着太阳的那一面已经有一些发黑,饱经着的风雨一下子就能让人感受到。窗户上的玻璃没有一块是完整的。全用一些硬纸皮和木板来代替。

为什么这个楼没有拆掉呢?这个楼原来一定是长条形的,现在成了一个正方形。即使在河对岸也很清楚地可以看到被斩断的痕迹——被切断的砖头新鲜地暴露着——虽然没有血流出来,但扭曲与粗砾让人想得到它们被斩断时的痛苦。说实话,我都觉得这个钉子楼没有存在下去的必要。太痛了。只是楼喊不出来。

断层那边在历史中消失的部分都是同意拆的;这边保留下来的一定有些人不同意拆。“个性即命运”。房屋是人最外面的一件衣服,于是有什么样的人、便有着同样的房(楼)——

 

钉子楼:

钉子楼,用来指代某些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拆迁,而又身处闹市或开发区域的房屋。

二十一世纪以来,大拆迁是中国城市的普遍现象。各地政府通过卖地来解决政府、机构、个人的财政问题。政府卖地给开发商建房,开发商建房卖给居民,居民买房并将购置税交给政府。放下这之间有什么猫腻不谈。从中很容易可以看出政府是这根链条上的大赢家——从开始到结束它都是往里在拿钱。所以卖地是政府最乐意做的事。

 

(地虽然是卖一块少一块,但对于一届一届政府的官员来说只要我手上还有地可卖,那管后面的官员一寸土地也没有。现官们搞到钱之后迅速地将家人和财产转移到国外,过着“生活在别处”的生活。从此可以看出越是后面的官员现实处境越艰难,如果要继续前辈开创的事业,只有比前任更坏、更贪……。我们知道:压榨对象的油水越少,就应该使出更大的力气才能挤出油水)

 

一栋楼如果有一定比例的住户不肯搬迁,那么从原则上讲这个楼就不能拆——如果当地的官员讲原则的话。于是,钉子楼就会客观地存在于那里。钉子楼证明了那个地方的父母官还是讲规矩的。

 

宪法:

中国关于财产征收的法律本身存在问题。中国《宪法》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立法法》第八条规定,对非公有财产征收事项只能通过法律。据此,征收是政府公权力行为,必须是为了公共利益,必须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进行规范。

但是,全国人大在现实中只是橡皮图章。什么是公共利益需要?解释权在政府。政府又是从中获益最多的部门,因此从政府口中说出的公共利益其客观公正性是倍受质疑的。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

《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把为了公共利益的征收和通过谈判定价的商业开发混为一体,而且作为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其无权规范财产征收行为。因之,此条例违反了《宪法》、《立法法》和《物权法》等上位法,当属非法之法。

 

土地管理法:

其实比拆迁条例更为糟糕的是《土地管理法》,它规定农村土地征为国有的补偿按照该土地“年产值”不超过30倍,而且补偿不能直接归农民,而是给村集体。于是,中国最小的官员——村长——得以有机会成为贪污犯。于是,这个国家从上到下全都烂透了。

 

总结:

这是一个典型的计划经济思维下拍脑袋制定的法律,与现实严重脱节。现实中各地征用土地大都违背此法——给农民的补偿都略高于法律规定。即便如此农民还是不满意,而当他们诉诸法律时并不能得到公正,因为法律本身对他们不利。于是引发出群体事件。

为什么不及时改正呢?因为在没有足够压力的前提下,没有人想让法律对自己不利。政府的官员们目的是更快、更多地聚敛财物。在任何时代,每一个人首先是一个利己主义者。理解到这一点我们就能够理解当权者了;理解到这一点,我们就知道如果不给当权者压力我们永远也不可能获得公平。

 

“现实中各地征用土地大都违背土地管理法——给农民的补偿全都高于‘土地年产值30倍’的法律规定”。这证明政府知道政策的不合理。但由于没有外部压力,他们并不打算修改它。因为“违法”给农民多一些补偿,会使他们在潜意识里觉得自己还是有人性的、是个好官——官员们由此而挺直了腰杆。而此时如果农民们还不满意,他们就可以在内心里咒骂一声:“刁民”。并由此心生恨意,用最恶毒的手段来对付有不同意见的农民。

 

 

6

 

钉子户:

钉子户,在城市建设征用土地时,讨价还价,不肯迁走的住户(房屋的所有人)。钉子户们都有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钉子精神。否则早就被拔掉了。

政府官员认为钉子户胃口太大、贪得无厌。钉子户则认定这是一生中仅有的一次摆脱贫困的机会,不搏一下,这一生就不会再有机会了。况且官员们贪得更多。钉子户只是在当官的身上拔一根毫毛。

钉子户是官员相生相克的天敌,他们阻挡着官员们捞钱的步伐。

前面说到“给农民补偿高于法律规定”,已经是多给了。同时官员们担心由于板样的作用,钉子户们会越来越多、在补偿要求上也会得寸进尺。每一个人都是“利己主义”者,一边想贪污得更多、一边想补偿得更多。僵持之中,强势的一方必定胜出。于是,权力不是人民给的官员给出的答案就是:做铁公鸡,一毛不拔;雇黑社会,狠下杀手。

 

河面上有几只白鹭盘旋着。一圈、二圈、三圈、四圈、五圈……它们一直没有将头扎进水里去捕食。直到累了才飞到岸边的树枝上歇息一下。看着它们很劳苦的样子,妻子说:“河水太浑浊了,根本就看不到河水里的鱼。”

“幸好下面的橡胶坝常常放水,水浅了鱼就露了出来。”

“不然就活不下去了。”

“用进化论来推测,在这种环境下,捕鱼为生的鸟儿应该会进化出一种雷达装置,不用眼睛看,就能探测出哪儿有鱼在游。”

“是的,根据现在的环境——水中的排污天空中的雾霾——推断,陆地上看不到、水里也看不到,未来的动物如果不给自己装上雷达,是找不到食物的。”

“人类不愧是万物之灵,已经预先为自己发明出了雷达。”

 

说话间我们已经绕着围着钉子楼的红砖墙走了半圈,一个仅容下两个人侧身通过的小门出现在眼前。小门边留着很久以前种下的花草,由于很久没有人照顾,这些花草在阳光照不进来的角落灰灰暗暗地生存着,让人看不到一丝生机。

“生不如死”,我心里一下子就冒出了这个词。紧接着我就看到了在围墙与钉子楼夹成的一个狭小的过道上一个老婆婆正在生火做饭。火刚点燃,柴里的湿气正浓,所以在锅下面冒出来的饮烟又浓又黑……

火光与烟灰之中,老婆婆一脸煞气。脸色红黑相间,眼睛却黑如暗夜。如果不是在白天,也许就无法看见这双老旧的看尽了历史被历史之颜色一层一层涂沫先是色彩斑澜最后是漆黑一团的眼睛。

妻子吓了一跳,拉扯了一下我要走。这时那个老婆婆先说话了:

“很少有人会走进来。”

出于礼节,妻子说:“婆婆,这栋楼就你一个人么?”

“差不多吧。还有些人隔三差五还是要回来住下。以表示房屋的产权。如果最终达成了赔偿条件……那就发达了……”

我岔开了话题:“婆婆你怎么还在用柴做饭?”我在想,现在的人都用气或者电做饭。

“气?电?”老婆婆说:“早就被那些龟儿子断了。”

“政府不是规定,不允许给钉子户断水断电么?必需要保证每一户人的正常生活。”

“别提了。龟儿子们连水都给老娘断了。”

“那你的生活不是很不方便么?”

“人老了吃不了什么。一天,生这么一次火就够了。”说着她指了指正在燃烧着的火焰。铁锅下,火已经燃起来了,浓黑的烟渐渐地变得淡清了起来……

妻子还在关心老人的用水问题。老人用手指了一下前方:“到厂子里去提。”

“老人家身子很硬朗呀。”我夸奖了一下老人,问着:“是白药场么?”

“对头。”

“到白药场怎么走?”

“直走,前面右捌穿过高翔路,就到了。”

我们正要离开,老婆婆说:“现在过不去了。我刚才提水回来,看到工人把路拦起来了,正在往路中间的台子里种花草。”

 

看来婆婆一个人独居得久了,看到有人来,话多的就像是雨中开跑车,刹不住。越说婆婆越兴奋。此时铁锅下的木柴湿气被大火烤干,火焰的上方也看不见黑烟了,取而代之的是铁锅里冒出的蒸汽……

火光纯粹,将婆婆的老脸映照得通红。

婆婆说:

“我当钉子户与他们不同,他们是为了钱……而我,是在……等一个人。”说着还对空荡荡的钉子楼外墙上破烂的窗子看了一眼。

“房子都拆了,他就找不到我了。没有老房子,他凭什么找到这里?”她的眼睛里像火苗一样跳跃着希望。

“就算他找过来了。如果没有熟悉的景物,我们拿什么来回忆过去的故事?”老婆婆低着头像是在回忆着旧的时光。

“我是死也不会搬的。我已经在这里等了一辈子,没有几年的时间再可以等待了。”她的目光紧紧地盯着我们。眼窝深陷,目光浅短。苍黄地,像是将干涸的池塘。

 

我们明白:

眼前的这位婆婆是“以一个人的力量对抗着一个城市的拆迁”。她要为寻找她的人留下那些熟悉的地标。回忆往事。

 

 

7

 

那时候……旧社会——天不像是现在这样阴霾,锦江河里的水也不像是现在这样肮脏浑浊。河边没有整齐的石堤,青草嫩绿自然地长进河水里,与河水融成了一体。

模糊。弥散。像收拾不起来的记忆——解放前的天是明朗的天;

天映于水、水溶于天。

模糊、朦胧,没有限界之美从清冶的河水中一直向岸上漫开来,淌满整个城市。像是一张巨大的凉席。有姑娘、媳妇在河水里浣洗衣服,啪、啪、啪、啪,棒槌敲击衣物的声音传出了很远……在这声音之中,一群少年在河水里游泳,一个老人在稍远一些的河水上游垂钓——解放前的人民好安逸。

 

就在这静逸的声音与青绿的泽色中,中共南方局地下党悄悄地潜伏、工作着:

抗日战争时期白药场周围,活跃着一批以钟清、刘林为首的共产党人,他们利用隐蔽在国民党兵工系统的特殊身份,在开展地下斗争的同时,积蓄着兵工技术和人才。

1940年7月,钟清到成都后,以兵工委员的身份陆续召集原汉阳兵工厂、辰溪兵工厂的一些老部下到成都白药场共事,很快在白药场站住脚跟。

当时,中共南方局直接领导这一兵工小组,其成员都是大革命时期入党、入团的党团员,抗战时间陆续接上党的关系。一天,南方局组织部钱瑛冒着大雨找到兵工小组负责人刘林商量:“我们拿着苏联老大哥转来的钱,不做点事可过意不去。”刘林回答说:“拿人钱财、为人做事,天经地义。”“况且,如果我们一直不做事,别人凭什么给我们钱用?”

可是,应该做些什么呢?两人商量了一阵子,决定还是要发挥在兵工工作的专业特长。两人细细地商量了具体的步骤,由谁来实施、怎样实施,以及达不到目标的惩罚措施。他们商议好之后,当钱瑛从刘林的屋子里出来,雨奇迹般地停了。太阳也从云层中钻了出来,将被雨水洗得干干净净的光线照射在成都的大地上。

看到眼前明亮的太阳,钱瑛回头看了一眼送出门来的刘林说:“看,天转晴了,太阳出来了。”刘林意味深长地回答说:“是的。你说的没错。天晴了、太阳出来了。”

明媚的阳光中,钱瑛伸出手来握住刘林的手:“成都。都成。”

刘林会意地重复道:“成都!都成!”

英雄所见略同。

 

据可以公开的中共党史记载:

1941年1月19日白药场研制成60毫米迫击炮弹样品,年底正式出品。但是存在许多技术问题,质量太差。钟清、刘林等以他们扎实的专业基础和多年兵工经验,提炼出高纯度酒精,制造出符合国际标准的白药和雷管火帽。1943年6月,他们进行了四项改善工作:一、调整弹体重心;二、纠正弹体中心线;三、铸胚改由尾部注入铁水;四、增加焊接点。同时,改进炮弹翼尾发射药包装置,解决了长期存在的“近弹”等难题。此后,60毫米迫击炮弹投入大批量生产。钟清、刘林因此得到伪兵工署的嘉奖。(1966年红卫兵抄家时在钟清的屋内抄出了这份嘉奖令,当即将其打为国民党特务,揪斗、游街、绑吊,要其交待罪行。钟清不堪凌辱,于1967年上吊自杀。文革开始前,钟清本想找出这份嘉奖令将之毁掉,竟奇怪地没找到。不想被抄家的红卫兵给翻了出来,成为其是国民党特务的直接证据。于是共产党的特务180度转弯,成了国民党的特务。作者注)

根据南方局“广交朋友、联络感情”的指示精神,钟清、刘林等人一方面积极工作,为人表率,生活简朴,注重实际,在工人群众中取得好的影响和威信;一方面在厂内结交各方面的朋友,不论进步的、落后的都加以接近。他们利用聚餐的方法,经常在高攀桥与厂稽查组(特务组织)人员、警卫队人员聚餐以联络感情,利用他们为地下党通信息,取得重要的情报。因此,当刘林把王大强作为他在南京读书时期的朋友向他们介绍时,这些稽查组(特务)也深信不疑。

1943年,刘林借聚餐的机会,从稽查组长口中探听到有人怀疑王大强是共产党。当即做出设法转移的决定。钟清先借口王大强工作不力,打报告给当时的分厂主任郑致中,经郑致中同意将王大强开除出厂。王大强借机离开白药场。南方局拨给王大强4000元钱为活动经费,在成都建立经济据点和交通据点,并要求王大强同志八年、十年内依靠它生活。王大强邀集一些亲戚、朋友加资5000元在东大街开办了一个酒精厂,并以酒精厂为地下党交通据点。由于当时的汽油紧张,多用酒精作为汽车燃料,因而开办酒精厂很赚钱。也可为地下党积聚活动经费。但是,树大招风,酒精厂开工后不久,一个姓尹的同志被捕。这有可能影响王大强的安全。王大强在得知消息后立即离开成都,酒精厂相继关闭。(王大强东躲西藏,一路讨饭,终于到了延安。正值共产党内大清查,因其说不清4000元经费的去向,被以贪污渎职为名,与另外数十名同期清查出来的同志坑埋于延河水边。当时,为了节省子弹,处决人一般都用极为原始的办法处置,或刀砍、或活埋。作者注)

 

 

8

 

在铁锅下的火苗即将熄灭时,婆婆将一碗昨天的剩菜倒进锅里。用铲子铲了几下之后,再加上一点水,将锅盖盖上,借余下的灰火热菜。

现在她可以给我们讲一个完整的故事了:

 

我还在做姑娘的时候,天天都在白药场附近玩耍。那个厂当时相当神秘,有着高高厚厚的围墙,还有士兵站岗。陌生人不能随意进出。

只是听说围墙里面的工厂是生产给人治病的药粉的。药粉是白色,所以当时成都人都叫它白药场。

我父亲就是厂里面的工人。父亲的一个徒弟对我很好,父母也默许我们俩的关系。休息时他经常带我去锦江河里捞鱼,那时的河水里有很多鱼,只要用筲箕往水草里插下去,就准能捞到鱼儿。每次工友们聚餐他也会带上我,总要点我最喜欢吃的粉蒸肉。聚完餐之后我们就会在月光下沿着河边漫步,一直走到望江公园。听他讲共产主义,讲所有的东西都会集中到一起,然后平均分配。当时我就问他:“分东西的人会不会给自己多分一点呀?”他回答说:“不会,到那时人的觉悟都很高,不会占小便宜的。”当时我就在心里暗中责骂了自己、怪自己觉悟低。

 

“婆婆你说的有理呀!”婆婆没有答理我们这句话,照旧往下说:

 

有一天,我们又去河里捞鱼,铲了好多下都没有捞着一条鱼。我知道他有心事,下水时动作太大了,早就惊吓走了鱼儿。我就问他有什么心事?不要窝在肚子里。他对我说,组织上交给了他一个任务,让他往火药里掺细沙子。目的是:即要让子弹打得响、又要让子弹飞不远。

有几个地下党的骨干试验出了在火药中掺沙的比例。

他不想干。当时正在与日本人打仗,国共也开始合作了。这些子弹怎么样也不会用来打共产党,肯定是用来打日本人的。这不是在帮日本人嘛?不是汉奸的行为么?

地下组织动员他说:我们的敌人是国民党,不是日本人。要让日本人帮共产党消灭国民党。这是历史给共产党的机会。组织还说:就算日本人占领了中国,他们那一个弹丸小国,有多少人?这么大的国家他们跟本就管不过来,到时候还不要交给共产党来管呀。

 

“日本人哦!”听得我们惊叹了一口气:“狗日的太坏了。这种阴险的招数也想得出来。”

 

你们不知道,地下党中也有像战场上一样的督战队(除奸队),如果党组织让你去完成某项任务,你不执行命令,就会像战场上的逃兵一样被督战队(除奸队)枪决。

于是他决定逃跑。逃跑的前一夜,他不动声色地约工友在高攀桥小酒馆聚餐,并特意要了我最爱吃的粉蒸肉。吃完了之后我们照旧逆着锦江河水走到望江楼。那天没有月亮,天上的星星又多又亮又近。傍晚时下了一阵骤雨,草的叶子还是湿的。站在望江楼的台阶上,他对我说他不能再在白药场呆下去了。我问:为什么?他说:再呆下去我就会成为汉奸。我说:不就是掺沙子么?你不掺又怎样?真的会灭口?他不回答,眼睛里流露着恐惧。只是说总有一天他会回来接我走的。就是在那一夜,我将身子给了他。

他是临天亮时离开我的。临走时,他指着不远处隐在黎明前的白药场碉堡说:妹,你一定要像那个碉楼一样牢牢地站在那里等我啊。

 

“婆婆,白药场还有碉堡啊?我们原以为只有三官堂那一个呢。”

 

有好几个呢。东南西北,一边一个。文革武斗中拆除的。当时武斗正激烈,处于弱势的一方总是最先想到要占领白药场,将碉堡废物利用。这样可是易守难攻。但历史的事实是,强势方总是更有远见,在他们刚看到自己占优的形势时就派人来将碉堡拆了。

没想到碉堡修建得太牢固了,用钎锤不知道要拆到猴年马月。只有用炸药炸。用炸药炸也有问题,放少了炸不掉。只是炸缺了一个角。于是占上风的造反派在碉堡内部加足了火药,一声巨响之后,整个碉堡都飞上了天,砖石像天女散花一样的落下来。砸死了五个安放炸药的造反派和七个在地里种地的农民,伤者更有十余人。当时这边算是郊区农村了,如果是现在,死伤至少要上百人。在一边倒的舆论谴责声中,占上风的那一派几乎一夜之间就成了弱势的一方。他们被逼到白药场一带,但是已经没有碉堡供他们躲藏与抵抗了。只有交出头领,放下武器投降了。如果有那几个碉堡踞守,也许可以再复制一个‘持久战’。

 

“这么多年来,婆婆你一直都没有他的音讯么?”

 

我收到他几封信。第一封是1950年春天,他在信中说:共产党胜利了,我回去的路也许就此断了。他也后悔当年没有服从地下组织的命令往子弹里兑沙子。否则也可以分享胜利的果实,混个官当当。我给他回信说:共产党在搞大团结运动,海外的人都在回国呢,参加祖国的建设。回来吧。他回信说:再等等看。

他还是不放心共产党,现在看来他的判断是对的。

1964年我收到了他最后的一封信,说他接触过很多从大陆偷渡到香港的人。他打听到了一条偷渡的路径,会找个时机偷渡回来接我出去。

 

“以后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了?”

再也没有了。

 

 

9

 

过了几天,我和妻子再次散步要去看看在锦江对面代表着成都工业历史的老工厂——白药场。过了新建成的白色铁桥,就踏上了长祥路,在经过那栋钉子楼时,妻子说:去看看那个老婆婆在不在?我说:没有那么多时间了,等会还要去上班。

于是,我们就上了长华路,大约走四十米向右捌就进了高翔路。路的右边是青黑色的火砖墙,看样子墙很古老、坚实。有许多风雨与时间留下的痕迹。风雨是一眼就可以看到的斑驳,而时间则是我们在望着黑墙时的那种淡漠的回忆。

“沿着这个墙角行走有一种穿越的感觉。”

“那个凹陷下去的痕迹好像是一个弹痕。”

 

走了不足一百米就到了工厂的大门。只有一根长长的栏杆,横在大门中间,它是用来栏进出汽车的。侧边一个小门开着,没有人把守。我们轻易就进去了。绕过一幢八、九十年代修的千篇一律的盒子楼房,我们就看到了一座被爬山虎草包裹得严严实实的房子。虽然被草包围着,但在绿草勾画出的轮廓里还是很容易看出这是一座中西合璧的建筑。窗子上端的半圆拱形、屋顶上尖尖的直指着天空的钢针。表现着西方文化对天空的探索。

再向前就是一幢很大的库房。正门和侧门都开着,看进去,有很多人在打羽毛球。足足有十余个羽毛球场地吧。好像没有空闲着的场地。这让我吃惊,改变了我对成都人都躲在屋子里打麻将的看法。

再向前有两座较小一些的青砖房。房子的周围长着杂草。这证明这两栋房子是闲着的。

再前面两扇深绿色的大铁门挡住了我们的去路。但是大门左边上还有一个小铁门虚掩着,我轻轻一推,门开了,里面有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女人站在门卫房的门口。看到我们她并不吃惊。这足以说明,这里常有人来参观。

她很友善,并没有要赶我们走的意思。我问:“可以进去看看么?”

“这里装了摄像头,如果我放你们进去,领导会骂我的。”说着她指了一下藏在不远处屋檐下的一个摄像头。它正在望着我们。

于是我们便在小铁门的门口与她交谈了起来——

“那座被爬山虎包裹着的房子是清朝末年建的。还有羽毛球馆对面的那两栋房子是国民党时建的。其它的老房子都在六十年代拆掉了。”

“怪可惜的!”

“这些房子都是七十年代建的。”

 

“听说,这里以前还有碉堡?”

“是的,有好几个呢。文革时被炸掉了。传说是上级领导害怕造反派利用它们来搞武斗的军事踞点。”

 

“那幢清末建的房子还能用么?”

“那房子原来是厂里当官的办公楼。现在租给了社会上的人,很少看到楼里有人。偶尔看到也是神神秘秘的。不知道他们是做什么的。”

 

“我小的时候就在厂区长大,到你们这,看看就像是回到了小时候。”

“就是。很多人喜欢来这里走走看看。这个厂是高攀路一带仅剩的工厂了。原来周围还有好几个工厂,后来房地产时兴了,就拆了建楼房了。我们这个厂因为历史久远,才被保留了下来。”

 

“我来之前专门在网上查了白药场的资料,抗战的时候你们厂里还活跃着一批中共的地下党?”

“是的,我爸爸就是个老地下党呢。”说着她对着门卫室里面喊了一声:“爸,有人来打听当年地下党的事呢。”看到我们有些诧异,她解释说:“我父亲早就退休了,别的老人都打麻将,他不一样,没事总要来厂里面走走。走累了就在门卫室里休息。”

说完,她的父亲已经走出来了。眼睛里放着光彩。老人说起了他们如何与国民党特务斗智斗勇。还说,1949年,国民党计划要炸毁白药场,就是他在一个雨夜从城外带进了解放军的一个小分队,将工厂占领了,才阻止了国民党的破坏。

“大爷,当时的地下党员是不是像电影里演的那样,都很勇敢?不怕死?心理素质特好。”我问。

“那当然,如果心理不强大,晚上连觉都睡不好。”

“听说,也有人当了逃兵的?”妻子想起了钉子楼老婆婆在等待着的情人。

“嗯……我记得,是有一个叛徒。还是在抗战时,组织上交给了他一个任务,也不知他咋个想的,没两天就消失了。生不见人、死不见尸。1964年,他偷偷跑了回来,刚下汽车就被逮捕。当天就秘密处决了。在外面生活得好好的。回来,真是找死。”

听到这里,我与妻子都吃了一惊。看到我们吃惊的样子,大爷补充说:“这可是绝秘,我从来没有对别人说过。他们的每一封通信,一直都在我们的监控之下。”大爷叹了一口气:“唉,再不说出来就带进棺材里去了。”

 

“我们回去了,谢谢你们!”

“没得事!”

 

 

10

 

回家的路上,在钉子楼前,我和妻子停下来,犹豫着是否将1964年秘密处决了一个叛徒的故事告诉那位老婆婆。这时一个二十岁左右,将牛仔背包背在胸前的人停下来问我们:“请问,到白药场怎么走?”

“前面左捌、再右捌、穿过一个小巷就到了。”

“谢谢。”

“不存在。”

 

 

2014年8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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