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慈:谁是你的闺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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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线湿地 Shoreline Wetland,加州硅谷的一个稀有的野生动物保护区,常有人在那里晨跑,骑自行车,溜狗,拍鸟,etc。

《中国日报》的记者钟莉约我去那里晨走,见面时间是早晨6:30am。我一口就答应了。但是,起床那么早,对一个夜里写作的人来讲,相当于自杀。我之所以那么急迫地答应,是因为钟莉是一个大忙人,很少约我,而我非常喜欢跟她在一起,且是在岸线湿地那么宁静野性的旷野。

为什么我喜欢钟莉?很简单,硅谷的女性多是工程师,会计,舞蹈学校的教师,台湾阔太太,家庭妇女,房地产经纪人,律师,史坦福大学教授,就是没有一个作家记者!我俩就是岸线湿地的稀有动物,她给英文报纸写稿,我给国内写作。

挣扎了一夜,我6点按时起来了。

开车到了拉斯阿托斯镇,上圣安东尼路,过101高速,直到路的北边尽头,那就到了。我一路非常期待与钟莉见面,女人与女人之间似乎也有一种无法诉说的情愫,一种心灵状态,浮托起一种愉悦,朦朦胧胧地使人奔去餐馆,咖啡店,羽毛球馆等各种地方见面。我呢更绝,这么早,跑去野生动物保护区见面!将车停在一个长形停车场,见到 google公司的几辆彩色自行车随意地丢在大路边,天空呈灰色,正在欲醒非醒的状态,路边湿地里的小水塘冒出烟汽,我举起手机咔嚓了一张。从停车场走去见钟莉的地点,要沿着一条小路走半英里,还必须要绕过一个美丽的湖。我走在那半英里路上,见灌木丛的叶子上开始有光,耳朵里也听到了鸟们无比美妙的各种鸣叫。刚刚走到湖边,就见太阳升起来了,天啊,朝霞泼洒到到湿地湖上,恰到好处,烘托着旭日的雄美;鸟鸣的节奏刚刚好,那是和谐早晨的旋律。天啊,我活着,我感到了大自然的蓬勃生机,而且,我看见了奇迹:成百上千的鸟飞翔在晨光之中,鸣叫之声忽高忽低,有的仙鹤站在水中靠岸的地方,整齐地排列成一条白线,太美了;鸠, 鹫, 鸭子,大大小小, 黑的白的灰的都在那一个叫做湖的水中游戏玩耍,自在地该游水的就游水,该洗嘴的就洗嘴,该吃鱼的就吃鱼,该叫叫的就叫叫。正在这时,我听到钟莉的声音叫道:哎,看我!我一转身,她就用相机(人家是记者)给我照了一张照片,我跑过去,她给我看照片,我穿着红运动衣,背后是各种鸟和湖水。

我高兴得跳啊跳,“我喜欢这个地方!”,我喜欢见到钟莉!

我俩像美国人那样拥抱了一下,然后,钟莉和我沿着湖边快步晨走,朝湿地旷野大步而去。我们的友谊有个特点,就是会向对方提问题。她问我:如果真的能量不灭,每个人都逃不脱下辈子。你希望下辈子成为什么呢?

我很快就答:鸟,除了鸟还是鸟。

她沉默,我用手肘拐她一下,“你呢?”

鱼,她说,我喜欢做鱼,游在水中自由自在!

我俩望着蓝色和金色的天空大口呼吸,似乎童年又回来了,我们是两个要好的小姑娘,正要去野地里挖虫子。

她突然就问:谁是你的闺蜜?我答:咹?

她说:“我有一个发小,住东部弗吉尼亚州,我只要有难降临,她就会坐飞机飞过来帮我。另外还有两个白人姐妹,也是在关键时刻会立刻出现那种人,她们三人是我的闺蜜!你呢,你有谁?”

我大吃一惊,她居然没有把我算成她的闺蜜! 我一早上忙成这样,多情成这样,我一直以为几年来我是她的闺蜜;还有,什么是闺蜜?那词儿是属于年轻女人的, 网络上的词汇,我们这把年纪,这真是个令人羞涩的话题;再说了,我震惊不己地发现,我实际上根本没有闺蜜。

钟莉期待地望着我,等着我回荅,还加上一句追问:有吗?谁?

我缄默了一阵,终于开口:有,有很多,很多很多,太多了!她否定:不是朋友,我是问你有没有闺蜜?我相当肯定地回答:我有很多很多闺蜜,跟早上的鸟一样多,真的。 她叹了口气,不理我了,大慨把我钉在大众情人的耻辱柱上了。

我发现,在我们讲话的时候,群鸟尽散,消失在不知什么地方,连一只也见不到。我问:嗯,鸟呢?她说:傻子,你在白天见过鸟吗?鸟仅仅出现在清晨与黄昏,朝阳初升与暮色降临的时候。

神秘的生命与神秘的自然啊……

我们走了三英里约五公里后,结束了晨走, 分手了。可是分手之后,那个“闺蜜” 两字一直纠缠我。首先,它的定义是什么呢?可以有难同担?可以在卧室里讲男人及性?可以讲政治八卦?可以互相送衣服鞋子穿?互相之间没有秘密?那么,我想起了大学时代我的两个最要好的女友, 她们现在一个在纽约,一个在哥本哈根 。她们有难时我根本不在场,只能电话里聆听。我有一个白人女友不会生育,领养了一个亚洲小孩,这也没能挽救她的婚姻。离婚后,又遭不测,她的爱马 被惊雷吓到,跳出马廐折断了一条腿,我只能说说话安慰,啥作用也不起;我家与一个泰国空姐家,长期隔着大洋来往,两家孩子共同成长,算不算家庭闺蜜?还有二十多年来共同住在帕洛阿图Palo Alto的十几位老姐妹们,一起养大了孩子,算不算?昆明老友,她的沙发是我睡塌的,算不算?台湾永康街我最念想的一位台湾女子,算不算?湾区的每个趴踢都碰上的,有共同义工理念,有为社区服务历史,照相时心贴心,脸贴脸,想起来就心花怒放,脸上自动笑起来的北大,清华,北外的几位美人,算不算? 称我为马克思她愿做恩格斯的,算不算?最后,我自己算不算自己的闺蜜?我被这些莫名其妙的思绪困惑到下午四点,奇迹来了,一个电话出现在手机上,几年不见,从来不曾想起,永远不会忘记的马力出现了,她问我闲否?见个面?走个路?

她就来了,在下午的斜阳中跨进我家的门。见面,我第一句话:“我是你的闺蜜吗?” 她立即荅:“是呀,那你呢,你是我的吗?” 我还没开口,她就说:“你肯定不是!我脆弱的时候,最困难的时候,我来找你,可你却从来不暴露你的弱点,也不说你的难处。可能是你的童年太残酷了,你学会了保护自己!”

至此,我脑子已经完全清楚了。我说:“你错了,你是我唯一的闺蜜,我也是你独一无二的…” 我很难重复啟齿说闺蜜两字,这种粉红色的词不存在我思维中。 年轻时代,当我灵魂处在黑暗中,马力来到我家,毫无保留地告诉我,她正在犯的错误和面对的困难,她的两个孩子还那么小,丈夫有外遇,自己没身份, 她又果断离了婚。我们有过世上最好的语言交流 the best conversation, 这些一次又一次的语言交流使我确认了上帝的存在,抛弃了达尔文;我旳人生从暗走到亮,从无神论者变成有神论者(我属于众神主义信仰);我一辈子只当过一次婚礼上戴着长胳膊白手套,假睫毛的伴娘,就是给马力的第二次婚姻当的;后来,她帮助我找到工作,我做了很久时间的翻译,她给我语言上的所有帮助,毫无保留,在我面前,她内心没有秘密,对中国男人的看法,对国家的看法,对孩子的教育,对父母的偏见,对神的怀疑,对金钱的认识,等等。

做一个中国人是很难的,她的批评很坦率:中国人很虚假,注重面子。中国人要面对痛苦时,尤其是回忆国家的往事,往往喜欢拐弯抹角,说出的故事也像扔在地上的绳子一样软弱无力。不过,一旦打定主意,他们就又无法抑制。

马力是一个漂亮的女人,一个有独立思考能力,自由意志的人,她就是我的闺蜜。今天,她来我家后,我们去附近的梅莎公墓散步,谈到了我们死后对身体的处理。她说:“公墓太贵了,我不想成为孩子的负担。我已经在遗嘱上写得很清楚,死后把我火化,撒在旧金山的海里就可以了。你呢?” 我说:“你那样做要被罚款的,在离海岸线150英哩之內撒骨灰算是扔垃圾,海警要罚款。” 她说:“我知道,我会让孩子把船划远一点。你呢,你想怎么处理你的尸体?” 我寒颤了一下,说:“我想撒在山上,我是从云南来的,那儿没有海,只有山。但我又想去高处,那样我死后就可以飞起来。”

“飞机可以做到吧,在湾区租一架飞机一点都不贵。”

谈到了人生的终极问题,还能不算闺蜜吗?我们过去曾经说过,活在世界的需要里才有意义,一旦不再被世界需要,就是该离开的时候了。

最后,她问:“你最近怎么样?”

我说:“写小说,今年不工作了,每天写三千字左右,很累。”

她问:“需要钱吗?”

我说:“需要。”

她说:“那我给你一千。写支票怎样?” 我说好。她写好支票,递给我。她问,“你会去存吗?” 我说,“会呀” 。她说,“我担心你不会。你常常丢三拉四,你家也很乱,要不我们现在就去银行把支票存你帐户上?”

我们离开了暮色正在降临的梅莎公墓,此刻正有千万的鸟儿从不知哪儿飞来,从天空降临,落在公墓园地那些巨大的加州橡树和桉树上,吵闹不休,它们鸣声奇异,不同的鸟群同住一棵树上,它们也像早晨时光那样懂得节制。节制得恰到好处,那样收放自如。它们之中也讲闺蜜情谊吗?

我俩开着车,到圣安东尼奥大街上的富国银行把那张她给我的支票存了,还跟服务我们的白人西装帅哥眉来眼去地送了半天秋波。

出了银行的门,加州的夕阳红光斜照着我们,她接了个电话,要赶着走了。我说:“再见,等我卖书以后再把钱还给你!” 她挥了下手:“不用。我现在财务情况不错,你不要记在心上,不用还我。”

我人生有史以来最大的人际问题解决了,闺蜜,就是马力和我的这一种,从信仰,到迷人的性欲,到死后的归属,现世的金钱关系,都有共识与互助,也许该把这种关系叫做真实的爱。

我活在醉人的梦中,因为我有马力这样的真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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