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乃修:我所认识的韩南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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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哈佛多年,心中依然眷恋。我生命中的美好时光和创造的激情,在哈佛许多图书馆静静消磨,无论是春风风人时节,阴雨缠绵黄昏,斑斓多彩秋光,或是风雪打窗之夜。

思念哈佛,不能不想到韩南教授(Patrick Hanan, 1927-2014)。今年五月的一天,我又一次想起他,却获悉他已于四月二十六日辞世。那时,我正全力阅读一部五百余卷大书。现在,秋叶片片绯红、金黄,心思已满得要流淌。

 

一九八二年春,我在复旦读研究生第一年。那时,中国思想启蒙、文化苏醒和文学研究正处于一九四九至十年“文革”结束后百废待兴时期。我大量阅读复旦和上海图书馆所有能找到的西方文史哲英文本著作以及西方汉学家英文著作,包括海德格尔两卷集《尼采》,陀思妥耶夫斯基两卷集《作家日记》,德昆西《一个吸食鸦片者的自白》等等,还有捷克学者、英美学者的中国文学论著。应贾植芳教授之约,我翻译过大约二十余万字(其中有几篇长文陆续发表于刚刚创刊于上海的《中国比较文学》等杂志或收入《茅盾研究专集》之类作家研究丛书),他还希望我翻译《作家日记》《一个吸食鸦片者的自白》(或译为《一个英国瘾君子自白》)。第一年,除了应付各种必修和选修课,我还去北京图书馆日日披阅、收集和复印近百年来各种报刊图书史料,编辑《中外文学关系史资料汇编》(1898-1937)一书(原名“外来思潮与理论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资料”,后改名为《中外文学关系史资料汇编》,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此书只收入全部资料中的一部分);与此同时,还忙于撰写我的第一部学术著作《屠格涅夫与中国》,实不能多所旁鹜,只选译陀氏《作家日记》中的几篇,后来发表于《世界纪实文学》杂志。

我读到韩南教授的论文和著作,应当在这个时期或略早些。他的一篇论文The Technique of Lu Hsun’s Fiction,谈到鲁迅文言小说《怀旧》,给我留下印象。鲁迅作品及其研究,我很熟悉,但是鲁迅那篇写于一九一一年冬的极短文言小说,却无人做这样的研究。研究者对中国古典文字的感受力以及对作者才能的透视眼光,远远超越当时的中国学者。人们多所评论韩南的古代白话小说研究之贡献,鲜有人知他在鲁迅研究上见解独到。

国内学者,无论上一代还是新一代,那种根深蒂固的政治狭隘病、那种深入骨髓的学术虚矫心、个人功利病,那种思想贫乏、知识空疏、现蒸热卖、急于求成、缺乏深厚治学根底、沉着踏实气质、丰厚学术素养却动辄建立体系、煌煌大论习气,最是自误误人。西方学者的扎实研究、严肃学风、谦和态度,使我感触颇深。这种优良学风,在中国学界已成明日黄花、风中绝响。

 

大约在一九八六或八七年,韩南教授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访问和研究。所长找来七、八位研究古典小说、比较文学、懂英文的研究员与韩南教授座谈,我是其中一位(当时我在比较文学研究室)。我的同事尹慧珉大姐正在翻译韩南教授的英文著作The Chinese Vernacular Story,即后来出版的《中国白话小说史》。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韩南教授:高高的个头,突起的前额,深深的眼窝,笑眯眯的眼睛,言语沉稳而低调,一位儒雅、庄重、恭谨、谦和的学者,十分注意倾听每个人的谈话和观点。我感到,他的性格、举止和教养,颇合中国古代儒家的君子人格风范;可以说,他是我所见到的西方学者中最能体现中国儒家君子风度者。这种直觉使我对他产生好感。我见过美国许多名牌教授,包括那些如雷贯耳者,鲜有令我如见韩南教授而生的那种恭谨、凝重、典雅感。他比我所见过的不少海外中国学者看上去更具中国古典儒家彬彬君子气质风度。

在交谈中,我谈到中西文化和文学关系,谈到詹姆斯乔伊斯小说Ulysses(《尤利西斯》)、普柔斯特小说A la recherche du temps perdu(《追忆流水年华》),波德莱尔诗歌Les Fleurs du mal(《恶之花》),D.H.劳伦斯小说Lady Chatterley’s Lover(《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卡夫卡小说,以及惠特曼、艾略特、厄兹拉庞德诗歌、弗洛伊德心理学说与中国二十世纪三代乃至四代作家作品构成思想、文学和技巧等等多重关系,还有存在主义哲学、结构主义观念、新批评理论对当代中国文学观念和批评产生的多重影响;从五四新文学直至今日中国思想勃发、生命复苏、文学创新之际,这种西方文化、理论、思潮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和文学构成的影响关系日益密切;把西方近代作家薄迦丘The Decameron(《十日谈》)以来的涉性小说与中国晚明清初小说《金瓶梅》《株林野史》《绣榻野史》《灯草和尚》《肉蒲团》等等涉性小说对照并读,是很有趣的;中国古典文化、艺术中,性学和涉性内容独特而丰富;中国古典文学传统中,性爱诗文和涉性小说实乃一项非常丰富的文学遗产。

 

一九九四年,我完成《佛洛伊德与中国》专题研究,要到美国去作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和国外中国文学翻译研究。这一课题,属于另一个领域宏大的、穷尽性研究,换言之,需要完全占有、全面梳理历史资料。哈佛大学图书馆藏书,全美第二(仅次于国会图书馆),哈佛毫无疑问是治学的最佳选择。韩南教授立刻给我回信,热情邀请我来哈佛做研究。他可能还记得我。我本来并不急于出国,我有很多研究课题要做。既然如此神速,而且行期紧迫,我匆忙收拾行装,于一九九五年二月下旬飞往纽约。

波士顿,多雪的冬天。一场铺天盖地的暴风雪紧跟着又一场如痴如醉的暴风雪,美国人称它Blizzard(a severe and prolonged snowstorm with high winds),即最严重且持续的大暴风雪。那年的年初,累积落雪在三米以上。我爱雪,尤爱大雪,从不嫌它多。每来大暴风雪,高速公路上无车无人,我走到那儿,站在暴风雪里,感受它的猛烈。

到了哈佛,我首先去Divinity Avenue东亚语言文明系拜访韩南教授。这座两层红砖小楼,典雅、漂亮,门前两侧卧着一对互相凝视的顽皮石狮,里面是白色大理石台阶和走廊,典雅、厚实而平滑。费正清教授的岳父曾是这座大房子的主人。他的岳父把这所房产捐给哈佛大学。著名的哈佛燕京学社和藏书丰富的哈佛燕京图书馆就在这座楼里。

韩南教授是此系教授兼哈佛燕京学社主任。他的办公室在一进小楼右拐第一个房间。见到我,他非常高兴,倾听我的研究计划。我告诉他,我在哈佛Widener图书馆找到数本百年前的图书和版本。第一次去那个大图书馆,是周末,我在里面埋头找书看书。到了闭馆时间,我独自一人,置身一座巨大迷宫,上下很多层,每一层都像并排多条、纵横交织的深长隧道,许多出口亮着红色Exit,却全都紧锁,上上下下,转来转去,险些在里面过夜,那时的感觉就是忽然发觉自己落入荒诞派小说语境,成了Heller’s Catch-22(第二十二条军规)中的主角。韩南教授笑眯眯听我讲述,听到我的迷宫故事,他忍不住笑了。

 

韩南教授与我交谈,从不用中文,始终讲英文。我想,这是他的谦逊(不显示自己的中文水平),这是他的文化自尊(使用自己的语言),这是他的善良和严格(使中国学者完全进入英文语境),我喜欢。你既然以高级访问学者身份来这里从事研究,就应当懂得、尊重和使用这里的语言。这就是入乡随俗。

韩南教授邀请我去Faculty Club(教员俱乐部)餐厅用餐。那是简单、雅致的午餐,似乎有牛肉和烤鱼。用餐的人极少,四周十分安静,雪后的阳光照得餐厅雪亮。热烈的交谈中,他微笑着,时时提示我别忘了用餐。

我们谈起中国近代文学。他高兴地告诉我,他翻译的《恨海》和《禽海石》已交出版社即将出版。一九九零年,他翻译的李渔小说《肉蒲团》出版,那本涉性小说在中国是被禁止的。

不知怎么,我们谈起六年前的悲剧事件。韩南教授问我当时的情况。我告诉他,有十几个军(Army)的野战军,应当有五十个以上的师(Division),数百辆坦克和装甲车构成的机械化装甲部队,还有直升机等等。

韩南教授问我:你知道死了多少人吗?我说:目前没有确切数字;我保守地估计,死难者至少在两千或三千以上;我曾在次日早晨去过几个医院,目睹满地尸体,看到死者胸上的巨大弹孔、胸部腹部凝固的血迹,我从水泥地上横七竖八摆放的尸体之间的缝隙中走过,细致地看过每一张死者的面孔;我看到一位面容十分清秀、身着蓝底白花衣服的中年女性尸体,容貌衣着很像三十年代乡村女教师,据身边的人低声告诉我,她是在十四层楼上被打死的。

韩南教授脸上的微笑消失了,那是一副严肃和沉思的面容,静静听我说。忽然,他问我:你知道三一八事件死了多少人吗?

我知道,他是说一九二六年发生在北京铁狮子胡同段祺瑞政府大门前段氏卫队的残杀行为。我说:大概有几十人吧,各种报道亦无准确数字,可能在四十到六十人。

韩南教授以沉静而确定的口吻说:那次事件死亡的人数比六年前死的人还多。

他看着我的眼睛,我看着他的眼睛。

我惊讶,问他:是吗?

他说:是的。

我的惊讶不仅仅是数字问题。我感觉心灵深处有一大滩鲜血,殷红,浓稠,在蒸腾着、流动着、呼喊着。

三一八事件发生时,韩南教授年仅一岁,一个正在试步的新西兰小男孩。我目睹当代事件,已是四十岁的成熟学者。韩南教授是当今西方汉学家中博学、扎实、功力深厚的学者,他应当言而有据。但是,他没告诉我他的依据。

我沉默,未问他有何根据。

 

韩南教授是二十世纪下半叶西方汉学界首屈一指的中国古典文学专家,特别在中国明清白话小说研究领域,以他的博学、精深、创见而立于西方汉学史上。他的治学方法,带有浓厚的中国乾嘉学术之考据学特点。乾嘉学术是中国汉唐以来古典文化研究之高峰,是中国学术最光辉灿烂成果。清代考据学植根于深厚小学功底和系统、全面掌握史料,重在博学、精深、言而有据、实事求是,从事物本身的细密探索中扫荡虚伪、破除谬见、确立真实、寻求真相,得出钢铁般坚实的不易之论。六十年来,乾嘉学术精神及其考据学方法在自身文化本土上被抛弃,中国学术江河日下,急剧走向虚伪、浮薄、矫情、堕落,三代学人沦为利欲熏心、飞扬浮躁,以论代史、以浮夸饰浅薄、掉弄一知半解的一堆新名词遮掩思想和知识的贫困,或竟剽窃抄袭、移花接木,趋附权要、曲学阿世,如此之辈代不乏人,全然丧失学者人格、学术尊严。中国乾嘉学术传统之博学求实态度和深厚考据学风,却在美国学者韩南教授的中国古典文化和明清小说研究中得到继承,这是我一向最看重韩南教授学术著作的重要原因。韩南教授治学方法中亦有现代西方文学理论因素,然而这种现代理论方法在他的学术研究中已化为血肉而全无生搬硬套形迹。

在我看来,思想不分中外,要在实学真才;学术不论东西,求真乃是正路。一位学者在读书治学上有无真实功力,有无远大前途,能否留下一些质实之作,饱学之士一看即知,那来不得丝毫虚假和浮夸。只有沿着深厚、博大、精深之路,才有希望出现货真价实的大学者。

 

韩南教授晚年致力于中国古典和近代小说翻译,出版了The Carnal Prayer Mat《肉蒲团》,Stones in the Sea《禽海石》,The Sea of Regret《恨海》, The Money Demon《黄金祟》, Mirage《蜃楼志》等等译著,成为向西方世界传播中国文学遗产的文化大使。这些皆是他深有研究、别具特识、精心挑选出来、陆续介绍给西方读者欣赏的近代中国小说,为东西方文化了解、沟通和交流开拓一条绿草茵茵、趣味盎然的通幽曲径。

韩南教授对《金瓶梅》有他人难及的深湛、精细研究,他后来翻译了《肉蒲团》而非《金瓶梅》。一九九七年我在哈佛,见到芝加哥大学教授David Roy翻译的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金瓶梅》第一卷出版(此书分五卷陆续出版,第五卷于二零一三年问世),曾纳闷为何韩南教授当初不选择翻译此著,以补英美译界一大缺憾。前此,《金瓶梅》曾有几个英文节译本,至罗伊教授译著问世,《金瓶梅》方有全译本,可谓独领风骚。英国汉学家David Hawkes教授译著The Story of the Stone《红楼梦》于一九七三至一九八零年问世之后(澳洲汉学家John Minford译出高鹗续作后四十回),《金瓶梅》英译全本之问世,无疑是对英美汉学界一大贡献。法国汉学家Andre Levy安德烈莱维的《金瓶梅词话》法文全译本Fleur en Fiole d’Or已于一九八五年在法国出版带有全部插图、相当漂亮的两册袖珍精装本,成为法国汉学界一大盛事。

我一向认为:译有别才,非仅语文;译事,实非粗知外文者所能为;译者当是专家,兼通两面文化;专家方可出佳译,兼通方可出灵动。如此,才可救治那种二把刀式浮烂译文。我深知译事之苦、译品之妙、译功之乐,完全理解晚年韩南教授伏案翻译、字斟句酌、苦苦思索、蓦然飞来妙语佳句那种种心灵感受。

一位出类拔萃、学品优秀的学者,当以著书创说立身、以教书育人为乐、以译书编书为余事。韩南教授一生学术生涯,兼及著书、教书、译书诸事,厚重质实,超越同侪,可以无憾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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