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桂华:两篇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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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吉登斯的现代性

虽然安东尼·吉登斯早在四十年前即在西方社会学界成名,可对绝大多数中国读者来说,知晓吉登斯却是经由他的《第三条道路》。

《第三条道路》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学著作,由于它所取的“宏大叙事”结构,由于它脱出左右两极化传统思路而提出的另外取向,更主要由于整整一个世纪世界各种意识形态左右两方面政治实践的经验和教训,“第三条道路”的见解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当然,吉登斯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学家,这也就决定了他的论述不似一般西方下台政客的泛泛而论,而坚持自己社会学立场的学理性分析,他所论说的当今世界的熟烂话题“全球化”,同样也不仅仅停留在世界经济商贸交易往来的现实层面,而是给予了社会学理论的提升和概括,并将其置于他独特的一整套“现代性”理论之中。主题所限,《第三条道路》并不曾展开“现代性”问题,但吉登斯的“现代性”理论却是其论述的基本理论框架。有关“现代性”理论,吉登斯在九十年代初即已提出和完成,对此完整全面的阐述,则集中在其篇幅不大的专著《现代性及其后果》。

何谓“现代性”?

与之对应的概念有工业主义、现代化,有贝尔差不多同时提出的“后工业社会”,还有风靡至今的后现代主义,“现代性”与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特别是吉登斯的“现代性”理论又有何独到之处?

吉登斯走的是正统社会学研究路向,奉涂尔干、马克思和韦伯三位社会学前辈为大师,其“现代性”理论也由三位大师的论述中引出。吉登斯的“现代性”,就是指十七世纪以后建立于工业化革命基础上的最初出现于欧洲的社会生活方式与组织方式,及其随之向世界各处推广蔓延、最后在全球范围内产生的巨大影响。仅就此而言,这与通常所说的“工业化”或“现代化”并无多大轩桎。吉登斯之所以引进和强调“现代性”这一概念,因为在他看来,到目前为止,社会科学范围内,人们对现代性的理解还是极为肤浅的,对此,仅仅发明一些像“后现代”这样的新概念是远为不够的。

吉登斯认为,现代性的出现并非像许多社会理论所解释的那样,是历史随着某一既定发展线索自身演进的结果,相反,非延续性或者说断裂才是现代性的基本特征。“现代性的断裂”是吉登斯理论的核心概念,这一点却始终没有得到足够的注意。

“为什么现代性的断裂特性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吉登斯认为:原因之一就是长期占有统治地位的社会进化论影响,即使是那些强调断裂变革之重要性的社会理论如马克思主义,也把人类历史看作有一个总方向、并且其发展受一般动力性原则支配的过程。根据社会进化论,人们按照“故事主线”来描绘历史,这条主线可以把各种杂乱无章的历史事件纳入一幅井然有序的图画之中:历史以孤立的狩猎采集文化起始,然后经历种植业畜牧业发展产生出农业社会,最后以现代社会在西方的出现为其顶点。这无论如何太过理想主义了,显是为追求理论完美的一厢情愿。在吉登斯看来,“历史并不具有进化论的概念所创造的‘总体性’形式……不能把历史看成是一个统一体,或者,不认为它体现了某种组织与变革的统一性原则。但是这并不是说世界万物都处于混乱之中,或是人们能够任意书写完全特异的‘历史’。举例来说,也确实存在着历史变革的一些确定性事件,人们能够辨认其特性并对其加以概括”。对此,吉登斯认可马克思的名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能随心所欲的创造。

那么,从传统社会秩序中断裂出的现代性社会有何特征?吉登斯提出,有三个要素值得注意:第一,现代性变迁的绝对速度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神速,表现在技术方面最明显,同时也渗透进其他所有领域。第二,断裂,体现在变迁的范围上,当世界各个角落发生相互联系时,社会变迁的浪潮实际上席卷了整个全球。第三,现代制度的固有本性。现代社会的许多组织形式都是前所未有的,如民族国家的政治体系、生产销售对权力系统的依赖、产品和雇佣劳动的完全商品化等等,还有一些事物如现代城市与以往城市也只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连续性,现代城市是依据完全不同的原则确立的。

吉登斯的解构进化论,不仅有助于其阐明现代性任务,而且也为了审视所谓“后现代”问题。在吉登斯看来,我们当今时代仍是现代性社会的延续,并没有迈进所谓“后现代性”时期。人们对变革的惊异,只是因为我们目前阶段的现代性后果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激烈更加普遍化。这就是贝尔“后工业化”理论提出的缘由,也可以称之为“后现代”(post-modern)。但吉登斯不赞成目前时兴风靡的“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理论,明确指出其与“现代性”是大相径庭的。

吉登斯是注重实证的社会学家,他的“现代性”理论架构均有充实的经验依据作其支撑,具有极强的观照社会的解析力,这与主要为思辩哲学类的形形色色的“后现代主义”确是大不相同的。在吉登斯眼中,“如果说‘后现代主义’一词确有所指的话,则最好还是把它看作是建立在现代性特征基础上的文学、绘画、造型艺术和建筑的形式和运动。它指涉的是对现代性特征的审美观方面。”

如此评价,作为社会学家的吉登斯来说是毫不奇怪的。如此评价,却也不是贬义,对各类后现代主义理论,我们也应作如是观。

(《现代性及其后果》田禾译,黄平校,译林出版社2002年7月版)

附录:

本人微博上有关后现代主义的两段话:

社会科学不能与科学或自然科学并列,单独不能成立,为何?社会科学没有自己独立的方法论,所用仍然是一般科学方法如假设、推理、检验等等,社会科学中最成熟三门学科: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不就是因为结合使用了这些科学方法而趋于成熟的?

我对后现代主义评价甚高,为何?社会科学不是从没有自己的方法论?后现代主义搞出了一些,单凭这一点,后现代就了不起。不过,后现代方法究竟有多大推广应用?超出艺术文学啊,能有多大解释力?想想,仍然不能和自然科学相提并论,达不到由培根、洛克概括的科学原则的普世水准,连纳什博弈论那般水准都达不到。

 

(二)叶永烈的“估价”

叶永烈,读点书的人恐怕都知道,知名作家,先科普,再儿童文学,以后十多年专写人物传记,正面的有毛泽东、陈云、胡乔木,反面的则王张江姚“四人帮”、王力、陈伯达,畅销直打到报亭书摊。更令人绝倒的是叶的写作量,近读其上下两册《追寻历史真相——我的写作生涯》,才知1999年已开始分批出版《叶永烈文集》五十卷。

五十卷!这一数字在所有古往今来中国作家中肯定是空前的了。叶已写有二千万字,我知道鲁迅远不及这一数字,郭沫若全部文字约这个数字,可郭老是老,八十七岁辞世才达此数,叶年方六十,按西方算法为正当旺盛期之中年作家,以后还真难以估量。

二千万字,用叶自己的话说:“如果每天抄五千字的话,抄两千万字也得四千天——无假日、无双休日,整整抄十一年,这句玩笑之中,其实包含着我半个世纪劳作的无限艰辛”。

艰辛如彼,收获如此,中年已有五十卷,叶应该满足且可骄人了。可叶作家却不,照样冷静和谦逊,接下来写的这一段文字可证:

“日日著作无虚度。写了那么多的作品,也算是个‘坐家’了。常常有人问我,怎样‘估价’自己?

我记起在美国匹兹堡,曾与挚友童恩正教授彻夜长谈。

我曾问童恩正,你作为一个中国作家,到了美国之后,感觉如何?

他的回答,给我极深的印象。他说,在中国的时候,总以为自己写过一些作品,是个作家,多少有点自命不凡的感觉。到了美国之后,这种感觉就完全没有了。美国人谁都不知道他写过什么作品。就连鲁迅、巴金,美国人也很少知道。在美国人的眼中,中国作家协会主席的地位,大约相当于壮族自治区作家协会主席在中国人眼中的地位。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尚是如此,何况你我?

童恩正讲的是冷静的真话。

我对自己的‘估价’,也就包含在童恩正的话中。”

这段话为此书最后一章“尾声”的最后文字,显然是严肃、具总结性的,类比及评价虽出自另一作家,却得到叶的完全认可。可这段“冷静的真话”却有点夹缠不清,至少隐含其中的逻辑,在我看来是奇怪的。

第一,“知道”与否或知道的人多少,不是评价作品及作家的唯一标准。现代西方社会通俗文化盛行,仅就文艺行业来说,作家声名必不如影视歌星。而作家中,纯文学作家和通俗作家前者也不如后者。如美国斯蒂芬·金名声之大远盖过美国纯文学作家,德国通俗作家孔萨利克曾说其小说发行量为伯尔等人望尘莫及,虽是自夸也是实话,中国的琼瑶、金庸不同样如此?通俗文学没什么不好,纯文学也不特别高尚,通俗普及于大众,“知道”的人多,纯文学“知道”的人少,如此而已。但评价文学作品或作家不能以“知道”的人多少为标准,也是显然的。

第二,中国壮族自治区作协主席是谁,一般中国人大约不会知道,就连中国作协主席是谁,一般人大概也不知道,比如我,以前知道是茅盾,以后似乎是巴金,再往后谁就不知道了,报上肯定看到过,可记不住。所以,这段话中的中国人大约指中国作家,想必大多数作家知道中国作协主席是谁,而不知道壮族自治区作协主席是谁,这不奇怪,官大名声大么,古来如此。不过,以作协官职推断作家知名度却不合常情也不符事实。常情是,作家靠作品知名,作协主席与否至少是第二位因素,上海作协主席王安忆,我记住,主要因为我对其小说评价甚高而非主席与否。不符事实,因为许多年轻一辈作家并不看重作协,可因为作品,他们名声蛮大甚至很大,比如王朔和近年来兴起的网络作家。

第三,也是最成问题的,那就是以美国作为衡量文学的最高标准。上引这段话,言说者类比:美国人看待中国作协主席,具体而微就是中国人看待壮族自治区作协主席,无意中或说一不小心就将美国等同于全世界、放大成了全天下。当然,这是类比,不求严格,但言说者的价值依归和推导逻辑却是清楚的:

一个作家,如壮族自治区作协主席,中国人知道吗?不知道,没有价值或价值不大。一个作家,如中国作协主席,中国人总知道或应该知道了吧?那有价值了吧?且慢,美国人知道吗?美国人不知道,那也没有价值或价值不大。一个不如中国作协主席知名的作家,美国无人知道,那还不微如芥末吗?

这算什么逻辑?何时何地,世人将评判文学最高评判权授予了美国?何时何地,世人公认美国文学是世界最高标准?美国文学是世界最杰出文学了?即便得到世界最广大认同的诺贝尔奖,既非美国授予也不代表美国文学标准啊!

得到美国人认可的才有价值,即便美国人自己也不好意思承认的。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曹雪芹,得到美国人认可了?那时还没有美国呢。那么,今天美国拥有了世界上最好的文学?同样,即便美国人自己也不好意思这么说的。以单个国家论,从来就没有美国文学是最好文学的公论,产生了莎士比亚、狄更斯的英国人都不好意思自奉,我们知道,英国大作家福斯特是将此殊荣赠予俄国人的,称拥有托尔斯泰、妥斯托也夫斯基、屠格涅夫、契珂夫以及索尔仁尼琴等大作家的国度为最好文学的国度那还差不多,哪轮得到美国?可我们这位作家或包括叶作家的两位作家,却无端奉给美国人这种大而无当的最高评判标准,居然还作为不求自证的推导前提或公理!

过去我们封闭,对美国存在偏见,看美国眼光扭曲,可如今开放了,许多人到美国去了甚至长居于彼,却又换上了另一种扭曲。美国当然是先进发达国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强国、军事强国,拥有最先进的科技、学术和最具影响的通俗文化,或者用俗话说,也最有钱……,但还需留有余地,不能说美国拥有最高明最杰出的文学。所以,美国人的标准和看法只是美国人的标准和看法,并不具有最高权威,一个作家的价值并不以被美国人知道与否为评判标准,美国人知道固然好,美国人不知道,那也不说明作品或作家就无价值。许多东西都与经济或金钱有关,文学也不能免,可自由抒写心灵世界的文学作品,或许是与经济和金钱相违离最远的了,除非你以为有价值就等于有钱或反之有钱就等于有价值。

(叶永烈《追寻历史的真相——我的写作生涯》,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1月版)

 

2015/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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