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建:西藏人的困境(随笔)

Share on Google+

◎马建

当一头鹿感受到被追杀,那逃亡的越远对它来说就越安全;远处就是希望的乐土。

我是在极权社会长大的,做为个人求生的最后一道防线;思想、欲望甚至念头的自由都被控制着。终于,政治恐惧激活了我被钳制着的绝望,逃离开那个形同监狱的社会,也是一次越狱的行为。而逃的越是遥远,反叛的激情就越强。

那是去赢得思想的自由而投奔的另一个人生舞台,也是去异国他乡的终极方向。而西藏对于封闭的中国而言,就是最遥远的佛国了。我就是怀着那种心态走进了到处是枪口的西藏。

一九八五年,我终于进入三年旅途最远离尘世的“香格里拉”,充满神秘感的高原佛国。

到达拉萨那天,口袋里几乎身无分文了,在朋友的宿舍住下来以后,马上就开始找活赚钱。先是在西藏自治区电视台的大门两侧,画两幅发展经济的宣传广告。一个多星期画下来,我浑身是尘土,街道的墙上平添了大片干净的色彩,引来无数藏民围观。

现在,我真不希望那不是拉萨大街上最早的商业广告。

赚了五百元以后,我又承包了自治区矿产局举办的介绍西藏矿产资源的招商展览。从西藏是中国最大的水力资源一直画到铁、锌、铜、森林等矿产和林业的开发潜力。也画了很多矿石提炼以后可以做出哪些生活用品,还画了从猴子变成人的进化过程,以表示商业开发是人类进步的必然。

半个月又赚了二百多元,并且由于晚上就住在展厅,半夜很容易去食堂偷啤酒和烧鸡,省了我不少生活费。

算了算基本上够三个月的旅费以后,就开始准备在西藏的旅行路线。我心中的西藏是一片非人间的佛土,藏语叫“香格里拉”,意为“心中的净土”。

但赶上了和平解放二十周年大庆,拉萨完全是个戒严的城市了,我虽然不是藏民,但也是汉民中属于坏人类型的长头发装扮。晚上溜出去在街上走动了一下就被藏族民兵抓住查身份,天亮才被电视台的朋友认领出来。

可以感受到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敌对关系达到了极点。但当时只是知道藏人对汉人的恨随时会爆发。几乎所有的朋友都会劝我,说藏民们都有刀,持刀合法,要小心别被捅了。

出去也更危险,道道关卡围截检查往来的行人,就只好等过了这狗屁节再出发了。

庆祝游行的当天在街中游行走动的要经过政治审查,在街两边欢呼的人也都要严格挑选,完全就是一场武装的政治演出,感受不到一点节日气氛,虽然歌声号声响彻天空,藏人的恐惧和恨用手就可以感触得到。

之后我选了两条路线在后藏游荡了两个多月,经历最难忘的除了天葬,就是佛土无佛了,六千多座庙宇成为废址,幸存的七、八座,没一座是完好无损的。为了恢复宗教政策而从农村拼凑进来的老小喇叭们多是为了有口饭吃。每座寺庙都挂着出家僧侣规定:“……热爱国家,热爱共产党,……入寺后,要学习马克思主义,认清唯心和唯物是两种对立的世界观。……” 而员警就驻守在寺院里,看守着那一群群诵经的喇嘛。

做为一名受了戒不久的佛教徒,感到共产党真是无处不在,而佛和我一样,连自身都救不了,还能拯救谁呢。我感到自己内心的崇敬被冲垮,如病人被迫要伸出舌苔,让医生诊断你生了什么病一样的尴尬。

现实的政治恐惧与宗教信仰,特别是藏传佛教与世俗的男人女人,甚至与个人自由的关系,也都令我迷惑不解。因为我的信仰原本就不是从内心生出来,是需要现实的触动,但盼望己久才踏入的人间净土,正是我感到最不该停下来的地方。

回到北京以后我头脑依然空空荡荡,就开始通过写作来寻求内心的平衡。因我想以一个寻找内心自由的流浪汉的眼光走进爱情和同情、道德和信仰以及文明使我们失去了什么,并根据这五个想法选了五个故事来写,而这五个故事都是来自我对西藏高原的感受;从原始自然的生活去对比现代人的处境。

为此,我跑遍了图书馆,查阅了很多宗教社会调查资料,还包括了高原植被和气候。结果,从道听涂说的故事里,渐渐又呈现了我对佛教的质疑。所以,在写作的二个多月,我也一直在反省自己的信仰。

写完以后就带着手稿,来到朋友高行健家里聊天喝酒,半夜他进到睡房一直读到凌晨才出来把我弄醒。他认为很好,不要再改动了,由他交给《人民文学》的主编刘心武发表。

两个多月以后,我己经到了香港,在一个画商家里租了床位,每天为他画些商品油画为生。一天晚上,香港电视上突然出现了中央电视台的镜头,播音员正在说:…马建的小说透过一个流氓骗子的眼光,以低级下流的笔调,丑化了藏族同胞,文中没有一处表现藏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的斗争生活,是一篇格调低下的作品。……通知各有关单位不准传阅,立即就地消毁。

我马上打电话问深圳的朋友,他告诉我公安局己去调查,我在中国的最后一晚都在他家干了些什么。同时被传讯的还有其它朋友。他警告我算是运气好,但千万别回国了。

一夜之间,我成了全国的批判对象,而《人民文学》主编刘心武被撤职查办,编辑部也停刊整顿,并在《文艺报》发表了题为“严重的错误,沉痛的教训” 的检讨。声称“发表这样的文字,背离了党的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

当年正是全国二十八个省市爆发了学潮刚被平息,但余波未平,人心浮动。邓小平铲除了开明派的胡耀邦,掀起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先开除了新闻界的刘宾雁,教育界的方励之,思想界的王若望之后,文学界找个作家开刀也就是意料之中的事,但没想到是我。刚开放的文学界马上就收缩了。

事发三年以后《文艺报》又发表了一篇“舌苔事件备忘录”的报告文学,开头是这样描述当年的北京;一九八七年二月,北京一个阴沉沉的午后,从东单到西单,十里长街的每一个报刊亭前,突然挤满了涌动的人头。

“《人民文学》还有没有?”没有买到的人立刻匆匆离去,直奔下一个目标。买到的来不及回家,就站在路边电线杆旁,急速地翻阅。

“看看,就是这篇小说,特黄……”

当时的人们大概是初次看到中国出现了“性开放”的小说,以至于五元一本的杂志在黑市要二十元才能买到,甚至还有了手抄本。连我出国前留给深圳《特区文学》的一篇二千字的小说,也因来不及撤稿,刚发行就被查封了。

从此我的小说作品和名字都被禁止在中国出现。

十八年后的今天,因要出英文版,我又一次打开了这部被查禁的小说,发现自己己不是当年那个流浪西藏的汉族青年了。现在要再写一篇有关西藏小说的话,我一定会加上政治,加上共产极权对西藏宗教的扼杀。

那时我渴望真理,急于要解剖自己的思想,追求个性和自由。但在那个专治国家,中国人所了解的西藏历史,基本都是官方灌输的那一套;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西藏就从农奴制“解放”了。我们不会把唐朝将文成公主献给西藏的松赞干布国王为妃,看成是谋求两国和好,而是证明西藏是中国的。对一九五九年的藏民起义,更理解为“叛乱”被镇压了。而达赖所代领的西藏流亡政府,则是分裂中国的敌对势力。带着那么多偏见走在佛土肯定是一无所获的。

直到离开中国在香港住下来,才慢慢看清了中藏历史和今天的西藏真相。

达赖喇嘛在美国耶鲁大学演讲时说,在中共统治其间,有一百二十万藏人被害死。其中死于狱中十七万人;被枪决十六万人;四十三万人死于战场;三十四万人饿死;被逼自杀和批斗至死共十万人。整个死亡人数相当于西藏人口的六分之一。这种死亡比例远超过被共产党消灭的汉族人口,在战领史上实属罕见。

从宗教意识看中国统治西藏,那就是共产教侵略了佛教。从政治统治的角度看,那就是大国统治小国。在中国的历史上总是专制强大时就控制着西藏,衰败时西藏便独立。

“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是中国历史的正常逻辑,西藏也是。在“合”的时代,“分”是必然的,但在哪一年分,就要随历史的变化,也就是由中国政治的更替来决定西藏独立的进程。目前如果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城市搞街头民意调查,那百分之百的中国人是不允许藏独,像汉族一样,任何反政府的活动都会被镇压。独立只能等专治垮台才有希望。

但一个拥有自己的文化风俗和文字,有着自已独立自主的历史的民族,就己经是主权所包括的一切了,我当然赞同藏民的“爱国”,并为他们在自己的家园流亡着而祈祷。无论是心灵或土地,被占领了都不会给生活带来精神幸福。

但今天的西藏和半个世纪前己无法衔接了,除了天空和没有新闻言论自由,可以说一切都已改变。执政的藏民干部都是共产党利益集团的成员。

今天西藏的市容远比我画的那两张广告要五彩缤纷,一条现代洒吧饭店横在布达拉宫下面,新建的广场耸立着西藏和平解放纪念碑,零五年的二期工程还包括把广场建成集休闲、现代音乐喷泉等大型旅游观光景点。从前在街边上赶着牛羊喝着自带的青稞的藏民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在饭馆看着电视吃川菜的现代藏民,而且和汉人一样玩扑克和打麻将。多数人忙着发财,忙着当有身份有地位的干部,他们依赖中国政府,不会是反叛者。

只有少数藏人感受到不能说不能写更不能表达的痛苦,他们大都是佛教徒和学者,还承担着被迫害的宗教文化的记忆。最近藏族女作家唯色的《西藏笔记》被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石峰认定为:“赞美了十四世达赖喇嘛、十七世葛玛巴,宣扬佛教等严重的政治错误,有些篇章已进入政治误区,例如,《尼玛次仁》,描写宗教人士尼玛次仁,在国际会议上与达赖喇嘛的支持者相遇的困惑,反映作者对达赖喇嘛分裂祖国的认识还模糊。”随后新闻出版局在中国全面查禁了此书。

事件发生,西藏文联成立对她进行思想教育的小组,迫使她承认以自己的眼光观察西藏是错误,必须放弃佛教,保证今后对西藏现实的描述遵照政府的要求。还派她去青藏铁路工地,写歌颂文章立功赎罪,因为她还曾反对修建青藏铁路。

共产党对藏族作家的迫害也是对西藏文化的不尊重,只要是发现了有人为记忆而活着,便马上洗脑,这一点和十八年前没有什么变化。只是打着“反恐”旗帜抓捕更多的反叛者反而有增无减,很多反叛青年几乎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汉人在西藏造的监狱中度过。逮捕,加刑,无期徒刑,死缓,枪毙等词是藏人在甜茶馆习以为常的聊天话题。可以说,新西藏就是个变富的大监狱而己。

我庆幸小说发表时己逃离中国,不然下场也许比今天的唯色更差。

快速推进的“青藏高原经济带”,计画,把西藏列为西部大开发中的亮点。正在修筑的青藏铁路建成后,将和全国的经济市场连接在一起了。目前西藏每年接待的旅游人数是三百六十万人,收入达二十八亿元。铁路通车以后,西藏必将成为中国的“黄金热线”。每年的游客将是上千万人次了。

因此,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西藏,对于汉藏的文化冲突、宗教冲突就都变成少数人的闹事,多数藏人,特别是年青人宁可西化、汉化、现代化也不愿意藏化,不愿意回到过去或历史的连接点上。

社会的发展必将以拋弃原有的观念为代价,那么仅仅是旅游经济的冲击就足以更新传统的西藏了。

去过印度的萨兰达拉的藏人回来以后,大都更加喜欢了经济富有的新西藏,而那些靠个人奋斗成为藏人新贵的阶层,和汉人一样,对共产政府不恨也不爱。可以说,今后加上四川、浙江等汉人的大量涌入,一个只能称为“新西藏”的政治社会己经形成,“藏族独立”这个词,是对少数囚犯专用的,和多数正常追求过现代化生活的藏人没什么关系了。

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在《消失的地平线》里,向人们展示的那块神奇“香格里拉”, 今天正在上演着世界品牌商业旅游争夺战,云南首先在四年前将中甸县改名为香格里拉县之后,四川也将日瓦乡改名为香格里拉乡,而亚丁乡也自称为他们才是“最后的香格里拉”,近日西藏也宣称真正的香格里拉,在拉萨东部的昌都。

青藏高原是人类仅存的几块最后的净土,一旦大规模展开旅游业,特别是矿产资源的开发,会给高原生态带来重大影响。后果也许是今天的中国,开发一片毁掉一片,条条河流被污染的现实。

在这所谓的“高原经济圈”开发热朝中,那西藏就真成了人们梦中的“香格里拉”了。

2005.5.10

《自由写作》第1期(创刊号)【随笔】

阅读次数:13,684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