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盾:文革中的幼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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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年代,恰逢中国和苏联阵线的社会主义国家全面交恶、文革即将来临的年代。除了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断交,中国又多了以苏联为首的华约这个敌人。与世界两大超级大国交恶,又刚度过三年自然灾害,这使得那个时代的空气里充满着一种孤立于世界的愤懑与不甘,也充满着政治上的孤注一掷的爆炸气氛。在我三岁进入幼儿园那年,文革终于爆发。

要上幼儿园,我终于从奶奶家回到父母住所——黄冈地委大院。当时我家仍住在母亲的祖屋,那是晚清时当黄州府协统(军分区司令员级)的曾外祖父留下来的老宅。那一片老宅,黑瓦白墙,大约有数千平米。瓦屋环绕着一颗参天的老樟树,院内还有数口水井,几乎装下了整个地委印刷厂的职工外加地委干部。留给我家的,仅仅只两室一厅。厅很大,起居室大约四五十平米,铺着厚厚的原木地板。地板经上百年磨损,露出一道道筋络,还有不少树洞,记得两三岁时内急,顾不得找尿壶,便蹲下冲洞里“哗哗”浇尿,倒也顶解决问题。父母居室窗外有一口枯井,很浅,幼时我们时常在里面跳出跳进。只是那棵老樟脑真大,百年枝桠织成遮满小半个大院的树荫,遮蔽着满院戏嬉的上百个孩子!

父亲当时任毛泽东最喜欢的四大地委书记之一姜一秘书。当时姜一已调省委任一把手,老爹本来要跟姜一调省,后任地委书记死活卡着不放,只好留下。姜一由于跟毛泽东农村路线跟得紧,1976年欲调中央任主管农业的副总理,后因“四人帮”垮台作罢,在山西副省长位置上无疾而终。那位后任地委书记到一直混上省委副书记位置,在省人大副主任职上卸任,去世时间正好是我们生日。

但当时我年仅三岁,并不知道地委大院酝酿的各种的复杂政治斗争,只知老爹没完没了的上山下乡,成天不回家;也不知道地委这片大院过去为我家所有,只是和地委大院的孩子们开始了自己的幼儿园生涯。记得上幼儿园前,时置隆冬,天光晦暗、北风呼啸,我和孪生兄都戴上厚厚的绒线帽、穿上厚棉袄,挂上无指厚棉手套,被地区附小当老师的母亲摁书桌前写了一排自己的名字,便被牵进了幼儿园。当时去地区幼儿园,需路过地委、专署、军分区三大院,外加半条满晚清时修的街道,等那排被百年雨水淋得斑驳深褐的木板屋走尽,考棚行尽头的地区附小也就到了。附小最前是李四光父亲李卓侯先生创办黄冈中学的学庙,学庙前有座池塘,池塘上有座宽阔的雕刻着各种狮子头的石桥。记得当时池塘覆满了青萍,不少小学生扒栏杆“咚”地扔下坠着铅块、挂着鲜肉的钓钩,企望钓上甲鱼,可从见没钓起过!

幼儿园在学庙右侧。一进幼儿园,黑瓦白墙、琉璃瓦教室、火车滑梯、秋千、爬梯等各种游乐设置便出现在面前。当时我年纪实在太小,并不知我幼儿时期的文革意识形态教育从此就开始了,只是觉得来到了一个巨大的乐园!

教室里人头攒动,无数和我一般大的孩子聚集在一起,有吵的、闹的、蹦的、跳的、哭的,跑的、跳的,噪聒快把人耳朵吵聋。教室里也有各种大开彩色图书和各类木制彩色玩具,有鸡、鸭、鹅、汽车、火车头等……我晚到,一样都抢不到,只好将一名长得象蜡笔小新小朋友眼睛捣了一拳。他刹时捣了个乌眼青,找阿姨告状,大喊:“老希他打我!”我便笑嘻嘻发动全体小朋友学他的口齿不清,算是让老师从此牢牢记住了我!

在幼儿园小班,我们仍稀里糊涂,除打架、玩闹、逃课……全然不知老师给我们灌输了什么。只是到了中班,才领略到文革各种政治教育的狂热、我们面临的阶级斗争形势的复杂、世界环境的险恶……

那时政治上要求极其严格,在早间第一堂课,我们需人人手拿红宝书站主席像前老老实实请示汇报,并朗诵他老人家的“最高指示”:“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我死活闹不清“贪污”究竟什么意思,只好将它念成“他污”!不过“浪费”倒还知道,这便产生这样一幕:在园吃午饭,我因害怕训斥,不断将自己洒下的饭粒弹向别的小朋友,那边又弹回,如此三番五次,不亦乐乎;有时,还将吃不下的大肥肉悄悄装口袋带回家,仍旧暗中“浪费”。

老师在课堂上,也开始给我们朗诵毛主席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我死活搞不清“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高尚的人”什么意思,只好如鲁迅小时背“铁如意,指挥倜傥,金叵罗,颠倒淋漓噫,千杯未醉嗬”那样囫囵吞枣;老师还要求我们背诵这三篇长文,可直到中班结束也没背全。不过,阿姨讲的旧社会恐怖故事很起作用,让我们意识到解放前的可怕。讲台上,已届中年的阿姨竖着食指,给我们绘声绘色、一板一眼的讲旧社会的恐怖:丫头为地主炸供。一天,炸着炸着,因时间长犯困,她一头栽进了油锅,被滚烫的沸油炸死。我们听了,无不恐惧变色!

除常讲这些,幼儿园也时常请身贫下中农作忆苦思甜报告,诉说旧社会地主阶级对农民暗无天日的压榨,讲完报告,小朋友便集体人手一只黄搪瓷碗,吃由野菜、糠秕煮成的“忆苦饭”。我们不吃,贫下中农就喊:“同学们哪!里面搁了这样多的油盐你们还不吃,要知道,我们旧社会连这样的忆苦饭都吃不到,里面可是连油盐都没有!”于是无奈,我们年龄再小也都一人盛上一碗,将这种格格难以下咽的“忆苦饭”一匙匙强行送下。我实在吃不下去,见旁边一贪吃的小胖早三把两把的吃完,便悄悄招呼他过来“帮吃”。他毫不犹豫又三把两把“呼噜”完,算是解决难题!

当然,我们上课听的是旧社会如何恐怖的故事,课间看小人书也尽是这类。在小人书里,旧社会充满杀戳、战乱、抓捕、毒打、酷刑,国民党反动派军队,将我们坚贞不屈的女战士吊在城门示众。重庆渣滓洞中美合作所将我们的英烈绑在老虎凳上垫砖块施刑。手铐、脚镣、皮鞭,“叮当”、“啪啪”作响!翻开文字书,里面的插图也是西藏奴隶主将衣衫褴褛、衣不遮体的小女奴反绑倒吊的画面。那是最让人恐惧的一页:画面上,看着小女奴反撅着被吊绳高吊的双臂,长发覆面,两脚高高悬离地面,脚上一滴滴淌下因皮鞭拷打流下的鲜血,戴高筒皮帽、穿皮大氅的奴隶主高高挽着袖子在一旁准备继续施刑,手上拎的皮鞭也一滴滴淌着鲜血……

阿姨还在课堂上给我们讲,不光旧社会如此恐怖,现时的斗争也十分复杂!大修厂一些坏分子将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夫妇俩扒光衣服死抽,打得皮开肉绽,又扔到棕绳床上,让坚硬如刷的棕毛针一样扎他们皮开肉绽的伤口!我当时听了,如同听到尖厉的刀片在玻璃板上“吱吱”擦刮,心里毛碜碜的。

幼儿园课堂阿姨讲的都是暴力故事,组织我们看的电影也满是暴力故事,《红色娘子军》里,一身红得耀眼的坚贞不屈的丫环吴清华,被粗壮的、黑乎乎的铁链高吊,裸露双臂上满是打手抽下的道道鞭痕。《白毛女》中的白毛女也是动辄被地主婆用刑,捶背稍稍打盹就拔出发簪猛刺耳垂,疼得她捂耳朵抽搐痛跳,还被拖出去抽皮鞭,一声声皮鞭十分响亮,“啪啪”充满着回音!看阿尔巴尼亚电影《海岸风雷》,也是意大利侵略军将女游击队员用皮绳高高吊起,用皮带“啪啪”狂抽;在阿片《地下游击队》中,山地游击,子弹动辄将游击队员打得血浆四溅、血流满面……

当然,还看了不少纪录片,如《保卫珍宝岛》、《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在前者影片中,穿呢军大衣的苏军十分猖狂,动辄来大棒子挥打我珍宝岛渔民。还在巡逻艇上,用高压水龙头将我们渔民的小船滋翻,后我方奋起还击!解放军高呼“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儿我、我必犯人”的口号,用火箭筒将苏军T—64坦克打瘫,用反坦克雷炸得苏军坦克掉链子!当看到苏军被我方击溃,我们下面一片“哗哗”掌声!当然,捷克斯洛伐克就十分窝囊了,居然让成群的苏军坦克占领了首都,让坦克在密匝匝示威的人群中横冲直撞……不过那时看露天电影时常遭遇派斗。我姐带我哥大礼堂广场看《保卫珍宝岛》,突然两派大打出手。我姐拉着我哥飞跑,一路上,鼻血在他们脚背上不断淋洒……

走到街上,也到处播的是文化旗手江青钦点的聂耳的《大路歌》、《毕业歌》、《大刀进行曲》等。还有《失道多助、得道寡助》,歌后最后是一句高亢的口号:“打倒美帝国主义”!《大路歌》词意不错,“压平路上的崎岖,碾碎前面的艰难!我们好比上火线,没有退后只向前!大家努力,一齐作战!大家努力,一齐作战!背起重担朝前走,自由大路快筑完。”但在幼儿园学唱那句“哼呀咳嗬咳,咳嗬咳!”我却怎么也学不会……这首歌之所以印象深刻,因当时街道正辅柏油路,到处是压路机!虽然我们识字不多,但主席的“小红宝书”却是每天必带的。有天回家,忽然发现主席“红宝书”不见,爹妈大怖,找来找去,居然在棉袄的背后衬里找到。因口袋破了个大洞,主席宝书溜那儿去了。

这样,文革对幼儿的灌输、洗脑非常成功,不仅使我们从小不惧暴力,还崇尚暴力!从没“少儿不宜”。当然也有胆小的,在看《鸡毛信》时,班里有个小朋友见抓海娃的黑狗子银幕上黑压压一片,吓得直往下出溜,结果让翻盖座椅将屁股压扁,疼得“哇哇”大哭,十分响亮,我们看后,是一片“哈哈”大笑!耳濡目染,我们男生几乎个个喜欢打架,个个喜欢玩分边打仗的游戏。当然也天性调皮,也从电影里到不少坏毛病。看《海岸风雷》游击队员夜间翻墙敲墙瘠上镶着的一片片碎玻璃片,我们也搭梯子敲;还学会了片中阿奸头目的一个动作,阿奸见堕落的大哥没钱喝酒捡别人掉下的钞票,便一脚踩上,说:“你已经到了这种地步。”我们见小朋友弯腰捡铅笔、捡硬币也踩上,也来上那句:“你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对面中班的女生,课间也模仿片中被吊的女地下游击队员,琉璃瓦屋下笑嘻嘻高举双臂站成一排,任小男生挥柳条“狂抽“!《列宁在1918》中,内鬼为女特务卡普兰刺杀方便,拦住群众大喊:“让列宁同志先走!”我们也放学时双臂把住门大喊:“让列宁同志先走!”弄得一屋人动不了窝!当然,《列宁在十月》跳《天鹅湖》的画面让我们的幼小心房“砰砰”狂蹿:伟大的十月革命怎么会有这么一群高撩全裸大腿的小姐?怎么还会有这么一群边啃鸡腿边色迷迷欣赏大腿的革命水兵?《多瑙河之波》里还有这么一个镜头,船长搂起自己的新娘甲板上旋了一圈:“我要把你扔到河里去!”班上也有男孩搂小女生转圈,并来上一句:“我要把你扔到河里去!”看《白毛女》我们还编了首歌谣:“白毛女,尖尖脚,汽车来了跑不脱!” 看《地道战》见鬼子进村、敲钟老高飞跑报警,便按电影配乐编一首歌:“老高——!快点跑——!敌人已经进庄了!嗷嗷嗷……”见《地雷战》里民兵队长扯女孩头发丝做“发丝雷”,也扯女生的头发,或偷偷将女生辫子系椅背上,让她起立“哎哟”喊痛,并用铁丝绷橡皮筋做“巴巴雷”……

尽管我们在电影里学了不少坏东西,但我们思想上是绝对“纯净”的,时常暗想:旧社会、修正主义既是这样,蒋介石想反攻大陆、刘少奇想复辟资本主义我们是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誓死捍卫毛主席,誓死捍卫新社会!

为防止苏修对我们的猖狂进攻,中班的我们还全体戴绿军帽、绿军装,背枕头从幼儿园出发到郊外、步行三四里长途拉练;附小的小学生还挖起了防空洞,三年级的三四个小学生,挖到砂礓石挖不动时还坚持高喊“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硬挖,结果一下坍方,集体活埋,全校隆重召开追悼会!那时幼儿园的后山,也满是预防苏联进攻的纵横交错的战壕、高射机枪阵地、防空洞。附小放学必军事化的列队出校,人人白衬衣、蓝裤子、红领帽,由中队长率队。有个中队长是个河南娃,我们便学他的口音:“依!依!依啊依!”在军事化的过程中,军分区朱司令员的儿子玩得较大,二年级的他把老爹的佩枪偷出,在小伙伴的胸口钻了一个眼儿,打穿后还在眼儿上摸了摸。事后被他爸愤怒递解公安处,押全校批斗!

除防范“修正主义思想”,我们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特别警惕,只要见到小人书上戴礼帽、穿西装、打领带、登皮鞋,或穿旗袍、登高跟鞋的小姐、太太,就认为这是坏人、资产阶级。同学中也不提倡穿皮鞋。不过,有些女孩也许家里贫寒,时常蹬上妈妈旧时留下的搭襻皮鞋,一走“卡卡”响,倒觉得比布鞋神气得多。那时还有一儿歌,“小皮鞋,卡卡响,资产阶级臭思想”,可还是禁不住有一些小女生脚上穿上小搭襻或丁字皮鞋。那时的社会,到处充斥着阶级斗争气氛,有次我们看到街上有卖中东椰枣的,老太太没钱给我们买,就骗我们说:那是古巴糖,吃了得肝炎。因古巴是苏修的附属国,同我们闹翻,会在里面下毒。有次我去幼儿园,翻地委大院后山,捡了本撕得只剩半本小人书,拿起翻了几页,发现绘风也和文革画风不一样,书页还发黄,就怀疑这是阿姨课堂上常讲的“让人中毒的黄书”,忙半道扔了,还忐忑了一路,担心自己是否会中毒呜呼?直到吃午饭仍没事才踏实下来。

当时,效忠运动越来越升级,为庆祝各种节日、主席最新指示,各机关、单位、公司、工厂、学校大门都争相比赛“扎彩”,用柏树枝搭上彩门、用五彩缤纷的皱纱彩纸扎成艳丽的花束,镶在柏枝上,再缀上五颜六色的彩灯;不仅门前扎彩,街上也搭彩棚,一入夜,既象现在的圣诞节,也象元霄灯夜。大戏院、电影院广场前也时常举行各种庆祝活动。活动时万头攒动,彩旗飘扬,鞭炮齐鸣、锣鼓喧天、气球纷飞!由于狂欢的人流太多,踩死人的事件不断发生!那时,幼儿园还经常组织小女生街头演出。一到夜间,就可以看到成排的胖乎乎的小女生身穿西藏、新疆民族彩色舞蹈服装,敲着铃鼓当街跳舞。为纪念全国颁发毛主席像章,我也曾为头戴瓜皮帽、鼻涂白粉、身穿长袍马褂、手夹算盘、扮成《白毛女》里的穆仁智和“小白毛女”、“杨白劳”一起站“专合办”楼台上供五万庆祝群众“瞻仰”,俯视八个样版戏人物的“活雕塑”和各种英雄人物站在五彩缤纷的彩车上驶过。当然,那时我太小,佩戴的像章连同小军帽老被突然挤出人流、凶神恶煞的大孩子抢走!

当然,也不是人人尽忠,院里七岁胖胖的罗俊华,也许禁锢得太严,患有多动症、强压症,忍不住在厕所墙上写了“打倒毛主席”的反标;还趁卧解放军战士卧倒练习瞄准将毛主席像章别在他的屁股上!小小年纪就这样,这还得了!他立即被送交有觉悟的工人阶级——地委印刷厂职工看管。这样,我们常在放学路上看到胖墩墩的他低垂着后脑勺,被高出他两倍的工人师傅羁押。工人师傅吃饭没法看管,就将他装在大竹篮里,用绳子高吊在车间钢梁上!

殊不料,儿出事,爹也出事。他爸过去是国军起义过来的,又姓罗,同事便揭发他是国军上将罗卓英的亲戚,时时挨斗,夹着尾巴做人。可越斗越惶恐,又一不小心又将家里主席石膏宝像摔八瓣,摔了就摔了,赶紧扔了吧。他不,偏偏用胶布一块块粘起来,仍恭恭敬敬摆堂屋正中,让来访人员看个正着!伟大、敬爱的领袖摔八瓣不说,居然还横七竖八贴上胶布,这还得了!立即,全机关对他又是一番猛烈批斗,他家终于创下儿犯错、爹也犯错的奇迹。

随着文革升级,双方派斗也越来越激烈,各派都在街上贴大字报,并开上卡车、小货车撒传单。每次放学路上,走着走着,车尾便突然撒下一片;还有站在楼上撒,撒得是纷纷扬扬,如同漫天雪花!不仅地上撒,天上飞机也撒,从机尾飘飘扬扬喷出雪花,听说那是省长张体学派来给保皇派打气的!当时谁都打倒,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被打倒,省委书记姜一也被打倒!广播喇叭里,我爹也被打倒,因为是“姜一的黑笔杆子!”我们成天也高喊:“打倒陈大麻子!”因陈再道是大麻子。当时,我们并不知他闹出了百万雄狮冲击东湖宾馆、差点活捉毛泽东事件。当然,我也时常口误,喊“打倒姜一”常错喊成“打倒江青”,家里老太十分惶恐、立即制止:“不能乱喊,江青是毛主席夫人,只能喊‘打倒姜一’!”好在是在家里喊,没人听到。那时我们不愿睡觉,老太太便吓唬:“赶紧睡,熄灯,不然苏联的飞机就飞来炸了。”

除了贴大字报、撒传单,各种向对方示威的游行也不断进行。各派各自打出自己的口号标语,狠狠攻讦对方;有的游行队伍还头戴安全帽盔、腰扎武装带、高举熊熊燃烧的火把震慑对方。后来发展到揪斗,各派将当权派、对立面的头目揪出,戴上高帽子、挂上写着名字、打着大叉的大纸牌满街游斗,有时还得自己“哐哐”敲锣高喊打倒自己。当然,也有不把这种揪斗当回事的。当时浠水县委书记白水田当走资派被红卫兵游斗,没等开揪,他便自己主动戴上高帽、挂上牌子、拎起大锣上街,并满街敲锣、高喊自己打倒自己。沿途,他碰上豆浆摊就要求喝豆浆、碰上油条摊就要求吃油条,闹得红卫兵哭笑不得。其实他知道,这些红卫兵一非地委组织部,二非公检法,只是群众组织、橡皮图章,奈何他不得。何况他资格老,是陈庚大将所属根据地山西晋源县抗战干部。虽然那县就他级别最低,其他都是副部级以上……

后来,派头发展成武斗,于是我们在夜晚跟爸妈回家时,便在军分区看到这一幕:如同电影《列宁在十月》工人、水兵攻打冬宫,无数密匝匝的人群,试图翻越军分区大铁栅栏门抢枪!军械所的枪枝也时常被偷,用来武斗。不光大人偷,小孩也偷,用五把坏枪拼成一把好枪,用来械斗。那时的孩子除了放鞭炮,还玩子弹,将五发一夹的自动步枪子弹用砖头捶着玩,以引发击火。我也向小朋友要来一发捶过。不过也常上当,以为小朋友从剧团偷出的铝制假驳壳枪是真枪。那时气氛非常紧张,我家附近地委后院大门,便被砖头砌上堵死,以不让冲击地委的人群攻入。我亲历过数次武斗,一天我姐送我去奶奶家,途经地区大礼堂和县印刷厂之间的主干道时,发现那里到处是沙包、油桶、铁丝网,筑起了街垒,街上、墙上,到处是弹迹和弹洞,一片狼藉!有天我妈带我们在没盖起的餐馆前面买菜,只见一把AK-47突然从刚砌好的红砖窗口伸出,对准对面楼“突突突”一阵搂火,打得蓝烟直冒,我正想看个究竟,我妈将我一把拽走。走时,只见甲鱼吓得从网兜逃出,四处乱爬!甲鱼贩子吓得拎起网兜麻溜就跑!还有次坐我奶奶家天井下,突然一发子弹打在我的板凳下,蹿起一道白烟,旁边比我大三四岁的小光头将子弹捡起递我手上,子弹还滚烫!玩得正高兴,却被我奶奶发现,吓得面无人色,再不让我天井呆了。有次在院中玩,看见地委印刷厂一工人被两人架回,原来武斗时被子弹打中了腰眼。我一路跟进他宿舍,只见他一路瘸、一路还哭哭啼啼、哼哼唧唧,心里便颇瞧不起:都这么大人了,还哭鼻子,丑不丑啊……

在武斗高潮时,我爸再也憋不住,带我、奶奶、叔叔一家逃到江西南昌莲塘。我妈则撤往乡下。我们路过九江,也发现那里和湖北一样,也到处锣鼓喧天、游行庆祝。在一处街边,我还看到一老太太因贪看汽球升空,灶房里柴草失火,“噼哩啪啦”烧得一塌糊涂;旁人大喊,她吓得大呼小叫,忙不叠冲回救火……抵达南昌莲塘,发现那里也一片绿军装,到处在进行《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的夜场演出……

这一场热热闹闹的运动,后来骤然在1970年底左右退潮。我父亲和地委干部们也响应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去南湖沼泽地创办“五·七干校”。下去那天,地委办公楼前,满大院的伏尔加、上海牌轿车,省委、军区、地委、军分区的穿军装的、不穿军装的首长络绎一片,一溜溜下车躬腰、微笑、握手。至于那些参加运动、揪斗、武斗的红卫兵,也被戴上大红花送下乡!

一场轰轰烈烈的造反运动没改变什么不说,还种下了各派彼此仇恨的祸根,也导致了信仰的崩溃、各种抱怨、堕落;一些人开始反向的巴结权贵、趋炎附势,走后门、五子登科盛行。政治小道消息满天飞。后来我家进了五七干校,我常听小朋友讲彭德怀扇金日成耳光、许世友一天毙一个老婆的故事,看转载、摘录外媒报道的《参考消息》、读内部发行的尼克松、基辛格的访问录、回忆录也成为八九岁的小朋友的时尚;北京有个什么风,顷刻就能吹到这里来。许多派斗牺牲中的干部长期安置在五·七干校不安排工作,也就聊各种小道消息解闷。一次我在家听省歌演《洪湖赤卫队》电影的吴老师说,相邻地区的咸宁中央五·七干校比这里还差。“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之一的老廖,在咸宁五·七干校闹不少笑话,放牛娃老想得到他放牛时解闷的半导体收音机,他舍不得给,放牛娃就欺负他眼睛近瞎偷走他的牛。他实在无奈就在牛背上剪上自己的名字:“廖沫沙”。后来,著名诗人郭小川在那里还写了《团伯洼的秋天》。王世襄和《锦灰堆》也记录了该校贫瘠艰苦的生活,该校看管人员连好吃的都不让吃,他便悄悄炖湖区偷猎的野鸭。侯耀华讲他爸、著名相声演员侯宝林从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归来,晒得黑不溜秋、旧军裤、破胶鞋,宛如老农,回家坐椅子上半晌不语,嘴角抽搐半晌咧嘴大哭,吓得他一家兄弟毛碜碜的,又哭笑不得;不过,黄冈地委五七干校伙食不错,师傅为解放前著名大厨,各种珍肴都会做,做出的月饼、东坡饼起一层层晶莹半透明的酥皮,味道比现在好得远;干校喂的猪从不吃糠,全吃的菜地摘回的包菜、胡萝卜、各种新鲜蔬菜,每头都二百斤以上,毛色铮亮;各种怪人辈出,不仅有到处乱喊“你爸爸是我朝鲜战场上打死”的疯子,头发花白、仍是鳏夫的某工程师也时常往窗外扔粘上女子照片的袜子……上山下乡的知青尤其幻灭,下乡前嚷嚷“农民最落后还能教育我们”,下乡后隔三岔五酗酒,喝醉便把女知青五花大绑灌酒开心。再不就是和农民争工分打架,晚上偷农民菜,一有机会便闹着回城。不少高中生将阿尔巴尼亚里的《游击队员之歌》改为:“快下乡吧黄州的青年们,黄州的青年不要老子们,老子们什么时候才能得到自由解放!”初高中生没前途,便聚伙打群架,成百人拿着土铳、砍刀对冲,有的还捎上老爹的佩枪!虽然那时高压得厉害,到1976年“4·5”天安门广场运动前夜,知青里却到处流传着对毛泽东的抱怨:“社会主义不如修正主义,修正主义不如资本主义。”

尽管我们这防那防,但物质生活还是十分贫瘠的,猪肉、鱼肉仍是奢侈品,四角钱一斤,还得凭票供应。这对月收入大多仅三四十元的工人仍是不小的负担。甲鱼、墨鱼等海产倒比现时便宜得多。那时天也不并是“天是蓝、水是清的”,在乡下,我照样看到喷洒农药的农民背着硕大的农药桶,手握摇柄喷洒农药,洒得是漫天云山雾罩。只是那时的农民还不知知用化肥催长牲猪、鱼、鸡、鸭,牲畜倒是自然生长,味道要比现在好得多。那时也不见得是“门不闭户,路不拾遗”,治安似乎比现在更乱,有次我和家长去武汉玩,傍晚在六渡桥看到下班的人流旋涡一样在十字路口怒滔狂卷。所有骑自行车的人流完全不顾交通规则,在电车、公交车车前、一侧肆意乱蹿,还有不少边骑边抓车窗搭顺风车,直叫人惊叹神乎其技;电车、公交车门也没一扇关上,全密匝匝悬挂着满不在乎吊挂在上面的人,车窗没一扇玻璃是完整的。晚上,半道也时常有打劫的。在武昌公安厅住的叔叔骑自行车走夜路就非常小心,老是让别人走前面。可就这样,还是免不了夜间“咕咚”一声栽下没盖的下水井窖,医院躺半拉月!他时常教我们,如果有人劫道怎么办?就将钥匙串一抖,大喝:“你到底是要钱还是要命啊!”这样打劫的就以为你手上有刀,马上撒腿就跑!他还告诉我们一个公安讲的真实故事:一女孩晚上夜行被色鬼劫持,半路挣脱,逃回家用脚将房门踢开,结果一家人全吓瘫,因她双手仍旧紧紧反绑、嘴里还塞着堵布!

不过尽管这样,我们还仍认为这种社会是最好的,因为台湾人民还在蒋介石的屠刀下过活,美国、日本的工人、农民仍过着衣不遮体的生活,遭受剥削压迫不说,在工头的皮鞭下干活。直到小学三年级,演《洪湖赤卫队》电影的老师给我们念乒乓球名将庄则栋的访美报告,才知道美国人将半旧过时的电冰箱、洗衣机当垃圾丢,芝加哥的大厦早超过一百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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