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路:八千人的最后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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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到孤山。画面中盛开的杏梅,是当年丹麦传教士带来的黄杏与本土的山杏嫁接而成。作者摄于2011年4月。
春到孤山。画面中盛开的杏梅,是当年丹麦传教士带来的黄杏与本土的山杏嫁接而成。作者摄于2011年4月。

 

一 具 骷 髅

 

孤山的春天,要比别的地方早些,这是南临黄海,海洋暖湿气流北上,被山峦所滞的结果,所以,孤山的杏梅总是在乍暖还寒之季开花的。

沿着弯曲迂回的小巷,走过低矮的黄土泥墙,枝枝杏花横卧墙头,微风吹过,洁白柔顺的花瓣散落在头和肩上,令人感到一种春情绽放的愉悦,“凌寒俏枝头,独艳引春来”,杏花被诗人喻为“北国春天之魂”。

孤山的东麓,也叫小东山,有许多丹麦人的房子,风风雨雨,几近百年,有的坍塌,有的摇摇欲坠,有的老屋易主,还有的沦落到“土豪”手里,好像穷人家的女儿,卖给了“老鸨子”,何去何从,由不得自己了。

最显眼的是,耸立于小东山之巅的一栋二层楼,坐北朝南,青砖到顶,屋檐下砖砌的一圈图案却别有一绝,仿佛一个女人颈上的美丽项链。当年,人们称这里为“教士楼”(注1)。

公元2000年,这栋楼辗转到一个老板手中。次年,一群“农民工”在院子里深挖,又要搞什么赚钱的活计。突然,有人惊叫起来:“哎呀!妈呀!——‘死倒’‘死倒!’(土话,死人、死尸)”原来,挖出了一具骷髅。接着有人喊:“快来看哪!还会动弹呢!”听说骷髅“活了”,谁还敢看哪,吓的这帮人一哄而散。

人都想着从地里能挖出个古董什么的,上边拿走了,也能给几个钱。最忌讳的是,挖出“死倒”,也就是骷髅,此乃不祥之兆,意味着遭遇死神和鬼魂,害怕遭“报应”,假如一个屈死的冤魂重见天日。哪就麻烦大了。可是,一个向来住家的地方,又不是乱葬岗子,哪来的骷髅呢?

这件事,给孤山人带来了一种阴森恐怖的气氛。多亏有几个老人出来“破解”了。他们认为,那是一个丹麦女人的尸骨,她有一个中国名字,叫聂乐信。对于这个名字,孤山人并不是太陌生,因为,房前屋后盛开的杏梅,最早是她从丹麦传来的。于是,人们心中恐惧的阴影,渐渐就消除了。

 

(注1)教士,泛指以传播福音为职业的人;从狭义上讲,有别于牧师,前者是奉教会的差遣将福音传给未得之民、以建立教会;后者受教会之托,意在带领信徒和治理教会。

 

 

 照片右数第一人系聂乐信小姐(Marie Ellen Nielsen1871—1960),摄于1910年大孤山,在她旁边的是丹麦牧师柏卫(Conrad S. Bolwig1866-1951),左边第一人是他的夫人米娜(Minna Hass 1867—1960),第二位女士是丹麦教士郭慕深小姐(Karen Gormsen 1880——1960),曾工作於安东丹国医院及育婴堂。
照片右数第一人系聂乐信小姐(Marie Ellen Nielsen1871—1960),摄于1910年大孤山,在她旁边的是丹麦牧师柏卫(Conrad S. Bolwig1866-1951),左边第一人是他的夫人米娜(Minna Hass 1867—1960),第二位女士是丹麦教士郭慕深小姐(Karen Gormsen 1880——1960),曾工作於安东丹国医院及育婴堂。

 

 

   美 丽 天 使

 

1898年深秋,茫茫的芦苇荡,在夕阳余晖的映照下,宛如一片金色的海洋,涛声“哗哗”,荡涤着马路上扬起的尘土。

在黄海北岸的乡道上,奔驰着一辆带蓬的马车,一匹黑色的高头大马,飘散着长长的鬃毛,车上坐着一位金发女郎,修长的身材,一袭白装,就像童话里的美丽天使,长睫毛下的一双眼睛,闪着蓝宝石般的光芒。在她的眼前,涌动着一望无边的苇荡。渺茫的天际,隐约有一条蔚蓝的带子在飘动,车夫说,那就是黄海,四年前,那场惨烈的海战(甲午海战),就发生在那里。

从旅顺上路,已经颠簸八天了。随着马铃哗哗,孤山越来越近了。

马车上的洋小姐,她的名字是:Nielsen, Ellen Kirstine Marie,汉语的音译:艾伦.尼尔森,克斯蒂娜 玛丽亚。尼尔森,是她的姓,朋友和亲近的人喜欢叫她“艾伦”小姐,而“玛丽娅”也是她的名字。“聂乐信”是她到中国后使用的汉字“符号”,也是随乡入俗吧!细心的人会注意,聂姓和英文姓氏“尼尔森”发音有着相似之处(以下行文会出现“尼”的代称)。

1871年7月17日,尼出生于 Bregninge 市, Holbæk,一个基督教家庭。父亲Nielsen Jørgen (1836-1900).  母亲Jensen Maren Kirstine  (1837-1890)。她是这个家庭的第六个孩子。一个月后,母亲抱着她,在父亲的陪伴下,来到基督教教堂受洗。青年时的学业完成,是在哥本哈根的 N. Zahles Seminarium 师范学校(1894—1897)。(注2)

来孤山这一年。尼小姐27岁。起初,在柏卫Conrad S. Bolwig(注3)开的西街诊所做护士。后来,她搬到了孤山东关(东街),也叫“小东山”,是一座荒丘,她要把那里开垦为“上帝子民的一片沃土”。

 

(注2)姜振芙《东沟县基督教志》的记叙,聂乐信出生于西班牙巴依尼卡,后来,她跟随父母举家回迁丹麦。

(注3)柏卫(Conrad S. Bolwig1866-1951)丹麦牧师,1893年携夫人米娜(Minna Hass 1867—1960)到达上海,辗转于汉口、营口等地,1896年抵大孤山,施医布道,办学兴教。1946年,夫妇回国。(详见自由写作网刊《巴比伦囚徒》之二:《走过死荫的幽谷》)

 

这是25年前重要的一天。三个父亲把他们三个的女儿带到了这个学校。
这是25年前重要的一天。三个父亲把他们三个的女儿带到了这个学校。
Chao老师和 Chiang老师带着学生在寒暑假给村庄的小孩和妇女当志愿者来教他们读书、卫生保健和圣经。照片前数第二排左一为聂乐信小姐Marie Ellen Nielsen,第三位系姜宝珍小姐。
Chao老师和 Chiang老师带着学生在寒暑假给村庄的小孩和妇女当志愿者来教他们读书、卫生保健和圣经。照片前数第二排左一为聂乐信小姐Marie Ellen Nielsen,第三位系姜宝珍小姐。

 

本文的黑白照片系丹麦女教士聂乐信(Marie Ellen Nielsen 1871—1960)所拍及文字说明。选自《大孤山寄宿学校》 (1928年丹麦出版)一书,该书以图片为主,记录了丹麦人在大孤山兴教办学及慈善事业的情景。

致谢包乐深(Anders Aagaard Poulsen 1880——1957)先生的孫女Xingmei(杏梅)和Dujuan and(杜鹃 )两位小姐对于图片文字的翻译(由丹麦语译为英文)。

包乐深Anders Aagaard Poulsen先生系丹麦教师和牧师。1914—1916年,在大孤山崇正女校任教。之后,曾任安东劈柴沟三育中学校长及神学院院长。

 

 

孤 山 之 春

 

1903年4月6日,凛冽的老北风停止了呼啸,小草从消融的残雪中探出了头,山坡上渐渐的有了星星点点的绿色。

孤山的东关聚集了一些人,围绕在几间新房子前,他们是在看热闹。

原来,这一天是基督教崇正女子小学开学的日子,校长是尼尔森小姐,教师有柏卫(Conrad S. Bolwig)和米娜(Minna Hass)夫妇,还有一位中国人,教汉语的杨老师。学生是尼尔森收养的三个女孩,两个是流落街头的孤儿(有一个叫刘芝兰),另一个是孤山第一个基督徒,卖香小贩的女儿姜宝珍。

先前的孤山只有私塾,“洋学堂”——西式学校,这是破天荒的,女孩子上学,更是“公鸡下蛋”的怪事,大孤山人伸长了脖子——有“热闹”看了。

第二年,入学的新生有四个女孩,都是来自基督徒家的孩子。免费上学为何这般冷落呢?依中国人的观念,女人只不过是男人的生育工具,一个卑贱的动物,没有资格上学读书。法国传教士著名汉学家古伯察在《中华帝国》一书中指出,“中国妇女的状况是最惨的,受苦、受难、受歧视,各种苦难和贬抑无情地伴她从摇篮一直走向坟墓。”而在基督徒的眼里,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造物,是上帝赐予为人父母的礼物。从这个意义讲,在上帝面前,人人都是平等的。那么,所有的孩子,不分男女、贫富。都有受教育的权利。

为了让更多的女孩上学,尼小姐手里拿着一本圣经,走街串巷,传播福音,不停地劝说乡民让孩子上学去。

俗话说,铁杵磨成针,天道酬勤。

20几年后,也就是在30年代,崇正女子小学由一棵幼苗长成了参天大树。从初小、高小、初中到高中,还开设了师范专科,即保姆学院(清末习称幼儿教师为保姆)。生源从辽东半岛最南端的大连到东北边陲黑河,遍及满洲十几个市县,还有来自朝鲜的学生。民国27年(1938),学校有417名学生;教师18人,其中,中国教师13名,外籍教师有日本人、朝鲜人,丹麦人先后有四名教师在此任教(注4).

学校的房舍由几间扩展到百余间,含两栋三层教学楼和两栋牧师楼(包括一栋教士楼),占地7000余平方米。还要提及的是保姆学院(1915年创立)附属的幼稚园(幼儿园),在那个年代可谓“凤毛麟角”。远东第一都市的上海,只有2所幼儿园,幼儿100余人(1911年)。

幼儿园的院长姜宝珍(兼任小学部校长)是“留过洋”的,在崇正女校毕业后,被尼尔森送往丹麦、英国留学。

 

自从有了女子学校,孤山的春天喧闹起来了。

草木吐绿,野花遍地。一群女孩行进在一条蜿蜒向上的石路上。这是春天里的“踏青”,也是崇正女校的体育科目“登山”。

一个个额前垂着整齐的“一字型”的刘海儿,绀青色的衣裙,白袜子、黑鞋。绀青也称红青、绀紫。这种黑中微红,青而含赤的色彩,给人一种美丽、神秘,安静、坚毅,而且带着青涩和童真的感觉。这叫人想起了一句诗“绀色染衣春意静”( 宋程垓《瑞鹧鸪》词),诗人描写的是春天里的一种罕见的紫茉莉。

“出其东门,有女如云”。(《诗经.郑风.出其东门>)女学生踏青,是孤山春天的一道靓丽的风景。

孩子们爬上山巅,唱起了赞美诗:

 

这是天父世界,孩童侧耳要听

宇宙唱歌,四周响应,星辰作乐同声
这是天父世界,我心满有安宁
树木花草,苍天碧海,述说天父全能……(注5)

 

歌声纯净和美,犹如泉水淙淙,带着一种幽远的清凉,荡涤着尘世的喧嚣,

泛起一种敬畏的情绪。

30年代的末期是女校的鼎盛之时,不久,由于日寇加紧了占领区的奴化教育,规定学校供奉日本的“天照大神”,要求师生每天都要搞三次拜神活动,鞠躬“最敬礼”。如有“不敬”,严惩不贷,甚至投入监狱。

聂乐信向日本人表示:基督徒“笃信上帝,不拜假神”。由此,基督教崇正女校的牌子,被日伪当局摘下了。

 

(注4)曾任教于大孤山崇正女校的丹麦人,源于《东沟县基督教志》(姜振芙)的記載——

包乐深(Anders Aagaard Poulsen 1880——1957),丹麦教师和牧师。1914—1916年,在崇正女校任教。之后,曾任安东劈柴沟三育中学校长、神学院院长。

阿斯塔德 .波尔森小姐(Astrid Poulsen  1890—1990)汉语名字陈乐实,1921—1950年,担任崇正女校教务长、中学部校长。同时,兼授体育课。1950年回国后著书《天使的翅膀——聂乐信在中国的60年》(Det danske Missionsselskab. O. Lohse 1960年出版)。

波斯段 纳尼 菲利朵利娜小姐(Nanny Brostrom 1881—?),汉语名字卜思温。1908年,在孤山工作;1922年,去凤凰城创办女子神学校并任校长。1944年,重回孤山。1949年回国。

麦森,海伦小姐(Helen Madsen 1888—?年),1920年来中国。起初,有六年的时间在沈阳基督教女子盲人学校任教。1928—1931年,在崇正女校工作。

(注5)聂乐信(Nielsen, Ellen Marie)小姐搜集了欧美各国赞美诗200余首,谱曲后教唱学生与信徒,她还撰写了几本传道的通俗读本.时为东沟基督教信义会文字布道会出版:《基督教五要选读》、《基督教五要便览》、《圣经易记》、《圣诗选编》,等。

 

 

 

Pallesen小姐和Chiang Pao-Chên小姐在丹麦(Chiang Pao-Chên,即姜宝珍1897——-1965,孤山人,崇正女校小学部校长)
Pallesen小姐和Chiang Pao-Chên小姐在丹麦(Chiang Pao-Chên,即姜宝珍1897——-1965,孤山人,崇正女校小学部校长)

 

 

 

 

从孤山西街走来,越过培英小学(柏卫 Conrad S. Bolwig建于1906年)以及墓地、寺庙,教堂、露天戏台,就到了东关。

在坡上有一栋二层小洋楼,既是教士寓所,也是聚会地,所以还叫“东礼拜堂”或“小礼拜堂”。小楼的位置好像一把折扇下端的纽扣,展开半圆形的扇子,东为上院,西为下院。崇正女校就在下院;东边的高岗,也就是“小东山”了。

尼小姐经常赊济穷人,远近闻名,孤儿寡母时常找上门来。然而,她毕竟不是开银行的,杯水车薪,让穷人靠赊济生活总不是长远之计。

圣经记载,“主上帝把那人安置在伊甸园, 叫他耕种、看守园子。”这么说,管理大地是神交付人的工作,“若有人不肯做工,他就不可吃饭”(帖撒罗尼迦后书3:10)。原来,劳动是神的旨意,懒惰是一种罪恶。

民国元年(1912),尼尔森在小东山建起了崇正贫民救济所。起初,只是收容一些无家可归的孤儿寡母、流浪者。后来,日渐红火,办成了一个诺大的农场,不但有耕地、苇塘,果园、菜园和牲畜、奶牛、家禽,还养了几条渔船,下海捕鱼。除了这些,还有几所工场。

救济所主要由两部分组成,农作部与工艺部。

男子编入农作部,下设农务科和土木科。农务科包括农业(含苇塘、菜园)、园艺(果园)、编席、制乳(牛奶、奶酪)、饲养(猪禽)、磨米;而土木科(木工、瓦工)主要承揽所内外的土木建筑。

女子编入工艺部,下设编织科和家务科。编织科主要生产台布、丝织、花边、袜子、刺绣、毛巾等。剩余的边角料,列为再生产项目,如鞋垫,坐垫等。家务科主要是裁缝、料理、洗衣、养蚕等。

女子的刺绣,原料和图案来自丹麦和英国,加工后的产品,远销于丹麦以及英美等国家。

生活在救济所的人,不但做工,还有受教育的机会。根据每个人文化基础的不同,分别编入二年和四年的班级,女昼男夜,每天两小时学习文化,还讲圣书。除了文化教育,还有技术培训。对于救济所里的孩子,只要到了入学年龄,就送他们上学。男孩送到培英男校,女孩送到崇正女校,品学兼优者供其上大学,以至出国“留洋”。

 

每天早晨七点半,在悠扬的钟声伴随下,劳工们纷纷走进教堂,唱赞美诗、诵圣书、祈祷和听尼小姐布道,然后,八点开始工作。

从前的一座荒丘,变成了男耕女织、人欢马叫的庄稼院,老百姓称为“聂家铺子”。 由起初的赊济穷人,转变为如耶稣所吩咐的:“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 而工作是“天职”,上帝授予的职分,是人的敬拜方式。所以,必须有爱心,勤劳敬业,也许,这是“聂家铺子”的一个文化特征吧!

据记载,民国27年(1938),有370余人在此安身立命。其中不乏一些无家可归的孤儿、残疾人以及单身女人。这些芸芸众生,恐怕每个人都一段凄惨的故事。自然,都已随风而去了。

然而,文字确是有生命力的,它不为岁月尘埃所埋没。在一篇回忆录中,记载了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那就是一个“红色间谍”曾闪现在“聂家铺子”。

 

 

 

聂乐信与柏卫(Conrad S. Bolwig1866-1951)的夫人米娜( Minna Hass,1867—1960)及其儿子阿格 鲍威尔(Aage Bolwig)。
聂乐信与柏卫(Conrad S. Bolwig1866-1951)的夫人米娜( Minna Hass,1867—1960)及其儿子阿格 鲍威尔(Aage Bolwig)。

 

 

1995年,俄罗斯举行盛大仪式纪念卫国战争五十周年,叶利钦总统签署命令,授予中国人阎宝航卫国战争胜利五十周年纪念章。阎宝航(注5)何许人也,竟享如此殊荣?

阎宝航,辽宁海城人,曾是潜伏于国民政府内的中共间谍,周恩来单线联系的特殊人物。

1941年6月22日,在德军入侵苏联的前一周,阎宝航把德国闪击苏联的情报通过中共高层提供给了斯大林。

这位“红色间谍”有个代号,叫“保罗”。这个名字,在西方多如牛毛,据说,西方人起名有个追随名人的风气,尤其很多人喜欢以圣徒的名字。而“保罗”是耶稣的一个很有影响的使徒,被称为“世界上第一位穿梭外交家”。 阎宝航以“保罗”为代号,令人想起他的青年时期与基督教的一段情结。

1912年,从美国来了几位传教士,在奉天(沈阳)大南门里东城根下,建立了“奉天基督教青年会”。

1918年,阎宝航加入青年会做干事,总干事是美籍丹麦人,叫约瑟夫 普莱德(Joseph Platt),在他的引领下,阎宝航通读了圣经,接受了洗礼。在这里,阎宝航还结交了同乡少帅张学良。后来,少帅把他介绍给了“蒋先生”,再后来,他就成了蒋先生和宋美龄身边的“红人”。

20年代后期,在少帅的资助下,阎宝航要赴英国留学(爱丁堡大学)。临行前,他要安顿一下家眷,这使他和大孤山有了历史的机缘。对于这段故事,他的长女阎明诗(注6)做了如下的回忆——

 

在1925年夏天,因我父亲阎宝航准备出国留学,我和妈妈(高素)带着幼小的妹妹、两个弟弟在东沟县大孤山基督教传教士聂乐信(Nielsen, Ellen Marie)办的崇正贫民救济所生活过一段日子。当年我父亲有家有业,而且子女又这样小,最大的我,也只有8岁。为什么会送我们到大孤山基督教堂所办的慈善机关呢?

……

一听说我父亲要出国留学,妈妈又是喜,又是忧,担心父亲走后,家计不好维持。一次,我父亲告诉她,在安东大孤山基督教堂里有一位丹麦女教士办的工厂和孤儿院,大人去了可以学到手艺、学文化,小孩去了也可以免费就学,这事情又有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华茂山(丹麦人)介绍,是万无一失的。

记得父亲送我们到大孤山基督教堂,见到聂教士,当即安排我们娘几个住在一间坐北朝南的屋子里。父亲走了以后,妈妈进了贫民救济所的织花边工厂,她白天去那里学手艺,把我当成大人,将妹妹和两个弟弟都交给我看着。……

作者还写到,她的大弟弟在山上摔伤救治的情节:“聂教士亲自在那里指挥救护,看她的神态非常严肃……”

——阎明诗《忆在大孤山崇正贫民救济所里》

 

世事难料,把家眷安顿在孤山的阎宝航,竟是代号“保罗”的“红色间谍”,而且,他的名字,半个世纪之后,依然让俄罗斯人难以忘却。

 

(注6)阎宝航(1895—1968),1935年,在国民政府曾任职“委员长行营少将参议”。1937年,经周恩来、刘澜波介绍加入中共。二战中,在周恩来领导下,为苏共搜集战略情报。除提供了德军进攻苏联的日期而外,还有关于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部署等情报。

1949年后,曾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1957年,被定为“外交部的第一号右派”,后因周恩来未批,躲过此劫。在文革中被诬为“东北帮叛党投敌反革命集团”,1967年下狱秦城,不到半年惨死狱中。江青在阎宝航死亡报告上(67100号)批示:阎宝航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不通知家属,不留骨灰,不留遗物。

(注7)阎明诗(1995—2000),1940年,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从延安回重庆,投身阎宝航情报小组工作。协助父亲一道获取德军进攻苏联的绝密情报,并准确、及时地提供给斯大林。

1949年之后,阎明诗在《中国妇女》担任编辑。1957年,被打成右派,下放辽宁鞍山。

以上注解源于——

阎明复《我父亲阎宝航的情报生涯》(《炎黄春秋》2005年第12期)

阎明光《从基督徒到红色特工》(三联生活周刊)

 

 

 

1947年之夏,孤山“解放”了。

“教堂被士兵接管了,而且牧师都被打发走了”(注8)。

孤山下边的传教点,东沟教堂、十字街教堂、龙王庙教堂、北井子教堂等,不是军队接管,就是农会占用了。

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董乐山译)一书记载:“在江西苏区进行了普遍的‘反神’宣传。所有寺庙、教堂、教会产业都被没收为国家财产,和尚、尼姑、神父、牧师、外国传教士都被剥夺了公民权利。”

斯诺是说的是一出戏的序幕,高潮还在坐拥江山之后。

 

这年夏天,孤山出现了“土改”工作队,不久,又有了 “农会”。从此,低沉而悠长的钟声不再响起。农会的人把它捣毁了,钟楼,仿佛一个人被割断了喉管,痛苦地看着世上的一切。接着,农会的人又冲进崇正女校的礼拜堂,砸碎了墙上悬挂的一块牌匾,那是民国18年(1929),政府批准了聂乐信加入中国籍(注9),孤山人在欢乐的唢呐声中,把这幅刻着 “闻名中外”的红底金字的横匾挂在了教堂的墙上。18年后,在斧头的挥舞下,化为了碎片。

 

10月18日,秋雨如烟,丝丝缕缕地飘着,枯黄的叶子,悄悄的落在地上。

在镇政府院子里,站着一个披蓑衣的士兵,看押着三个丹麦女人。

两肩瘦削,脸色黝黑,神情凄然,额头的皱纹像道道垄沟似的。乳色暗格的连衣裙,套了一件黑色的马甲,尼尔森小姐已是一个76岁的老太婆了。不知何时开始,孤山人叫她“老教士”了。

眼窝深陷,黑色衣着,沉静的波斯段 纳尼 菲利朵利娜(Nanny Brostrom)小姐(中文名字卜思温),头发习惯由中向两边梳下来,犹如草丛中踩出了一条小径,似乎标志着岁月的消磨,她已经66岁了。

年轻一点的要算斯塔德 .波尔森(Astrid Poulsen )小姐(中文名字陈乐实),虽还没有步入“花甲之年”,也57岁了。岁月还没有磨平她的曲线之美,咖啡色大开领的连衣裙,鼻梁上架了一副眼镜,给人一种爽朗、谈定的感觉。

三个女人都是在年轻时来到中国,终身未嫁,乡民叫她们“修女”,的确,她们过着修女一般虔诚的生活。

深夜,从睡梦中惊醒,眼前是几个土黄色的带枪的人。在厉声呵斥下,她们从被窝里爬出来,被士兵用绳子捆紧。摁在墙角下蹲着。军人开始搜查,从一个花瓶到一张桌子,上至天棚,下到地板,砸碎、掀翻、撕开、捅破、挖掘,到底要挖什么“财宝”呢?

秋雨淅沥,寒意袭人。落在脸上,流进嘴里,湿透了衣服,身子在风雨中颤抖。远处传来隐约的雷声,闪电划过天际,瞬间的光明,无边的黑暗,人就在这忽明忽灭中,行在泥泞的路上……

持枪人把她们带到院里,关进了一间屋子。然后,一个长官来了,让士兵松绑,接着开始训话:从现在开始,你们要接受审查,交代问题。不许向海外投信;不许串供。接着,分开单独关押在3个房间,开始了审讯。

对于如何撬开被审讯人的嘴,中共还是颇有经验的。从延安整风说起(《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高华著),什么 “将受审人员吊在梁上,施以鞭打,或加之拳打脚踢”,什么“老虎凳、鞭打、长时间带手铐、绑在十字架上抽打受审者”;还有,“在月黑风高之夜,将嫌疑分子五花大绑押往野地,嗖嗖几声枪响,于弹从耳边飞过,给受刑者造成极大的心理与肉体伤害,许多人甚至会长时间精神失常”;还有,不让吃饱饭,甚至“饿过一个多月”,等等,五花八门,不一而足。如果照搬延安经验的话,可以“长达十五天十五夜的疲劳审讯”,而对于三个丹麦女人的审讯, 14天后,放人了。是不是都 “招供”了?不是的,一无所获,比如,受哪个特务机关的派遣?搜集了哪些情报?发展了哪些特工?潜伏的任务是什么?尤其是电台、枪支藏在何处?结果,不是摇头,就是三个字:“不知道”。

 

两个“年轻”的搀扶着“老教士”走出院子,蹒跚在孤山的街上,两边是店铺,有酒馆、粮店、油坊、成衣铺、药铺、当铺、剃头棚,还有电话局、电报局以及戏院子,往常还有耍戏法的。让人莫名其妙的是,热闹的街市变得冷冷清清、鸦雀无声,眼前飘零着一片片泛黄瘦弱的树叶。

原来,土改不仅斗地主,商人也在劫难逃,孤山镇有商家311户,其中,166家被“清算”和揪斗(《为了共和国的诞生》中共东港市委党史办,以下简称“诞生”)。俗话说,打马骡子惊,一个个提心吊胆的,谁还敢做买卖呀!?

 

洞中一日,世上千年。

中共进村后,山乡发生了巨变,教会的学校被接管了,工厂被关闭了,贫民救济所被解散了,土地和房屋被分配了。一个拥有旱田37,800亩,菜园1,080亩(果园数字不详),苇塘37,800亩,草房150间、瓦房25间,还有渔船,牲畜(包括奶牛)、家禽等,养育着几百个穷人的“聂家铺子”,眨眼之间,像一片云彩似的被风吹散了。远销丹麦、英国,以至美国的孤山女人的刺绣,从此,销声匿迹了。

贫民救济所的创始人变成了“被斗地主丹麦人聂乐信”(《安东县公安局提请逮捕书》1959年8月28日)。孤山的“地主帽子”,是以土地的亩数为标准的:“二亩至三亩者为中农,三亩到四亩半者为富农,四亩半以上者为地主。”(“诞生”)那么,尼尔森的“庄园”拥有多少个“四亩半”呢?恐怕是“天文数字”了,这样的一个“大地主”,没有被群众“砸死”,那是捡了一条命啊!

一个人被扣上了“地主”的帽子,犹如希特勒强迫犹太人戴上了黄色标签,那是罪恶的记号,耻辱的象征,由此,噩梦般的命运会永远缠绕着你。

三个女人回到了教士楼,发现屋子里的东西都不翼而飞了,只剩下那个雨夜身上所穿的了。一个端枪的士兵走过来,把她们赶了出去。

她们只好从东关走到西街。来到了牧师府。墙上的爬山虎只剩下几片深红的叶子,裸露出瘦骨嶙峋的枯藤,一串串紫黑色葡萄状的果实,招来了忙碌过冬食物的小鸟,鸣叫、跳跃,飞来飞去的。

一只白毛狮子狗,从院里嗖嗖的窜出来,围绕着三个女人叫着,跳着……

老屋易主了,院子里上屋三间,厢房四间,分给了一个叫刘振功的“贫农”,他送一个儿子参军了。在那个年月,军人家属是被“高看一眼”的,因为,内战是急需“炮灰”的。好在老刘原来是贫民救济所的木匠,又是基督徒,三个老女人终算有了栖身之地。

 

(注8)引自丹麦友人尤根(Jørgen Nørgaard Pedersen)先生提供的罗夫. 莫特森(Ralph  M0rtensen)《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度过的最后14年的信函》之节选,以下简称信函。

 

这是1946年柏卫(Conrad S. Bolwig1866-1951)和夫人米娜(Minna Hass)回国前在孤山的合影,夫妻俩坐在前面,后面左起聂乐信小姐(Nielsen, Ellen Marie)、阿斯塔德 .波尔森小姐(A strid Poulsen  1890—1990),汉语名字陈乐实;波斯段 纳尼 菲利朵利娜小姐(Nanny Brostrom 1881—?),汉语名字卜思温。
这是1946年柏卫(Conrad S. Bolwig1866-1951)和夫人米娜(Minna Hass)回国前在孤山的合影,夫妻俩坐在前面,后面左起聂乐信小姐(Nielsen, Ellen Marie)、阿斯塔德 .波尔森小姐(A strid Poulsen  1890—1990),汉语名字陈乐实;波斯段 纳尼 菲利朵利娜小姐(Nanny Brostrom 1881—?),汉语名字卜思温。

 

(注9)聂乐信(Nielsen, Ellen Marie)1929年加入中国籍源于姜振芙先生撰写的《东沟县基督教志》;而丹麦作家吴坤美在《丹麦传教会在东北传教历史简介》一文中另有记载:“1937年创办崇正学校学校的丹麦Ellen Nielsen聂乐心(信)教士入了中国籍。她这样做是为了能在当地买土地,而在当时只有中国人才被允许买土地。”

 

 

 

 

1949年,新政权颁布了“共同纲领”,其中规定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这让尼尔森感到严冬已过,教会的春天来了。

她要致力于教会的复兴,像一个牧人那样,去把失散的羊群找回来。她在给丹麦朋友的信中说,“我们已经开了八天的复兴会”(信函)。 不过,这只是“昙花一现”,春又匆匆归去。

1950年夏季,宗教界的一个“明星人物”吴耀宗,在周恩来的授意下,起草了一个表明基督教要归依政府的宣言,并且,联合了1527人签名,刊登于《人民日报》,即《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号召全国基督教徒切断与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以爱国主义精神,实行自治、自养、自传,即《三自宣言》(注10)。

随之,政府推波助澜,掀起了一场自上而下的签名运动。几个月后,,波及小镇孤山。由于,远在清末时期,这里就是丹麦传教士的“使命基地”,可谓“庙小妖风大”。尽管聂乐信入了中国籍,但她仍是“帝国主义”留下的一条“尾巴”,所以,必须“切断”。于是,孤山的教徒踊跃签名,聚会控诉“丹麦”帝国主义的“罪恶”,把“老教士”从孤山教会“切”了出去,指定她住进“教士府”楼下靠西头的一间小屋“反省”。

由此,一天到晚,冷冷清清,见了“老教士”都绕道走,仿佛担心沾上晦气。

 

1959年秋季,黄昏时分,她拄着一根树枝,走出屋子,倚着坡上的一棵大树,眺望茫茫的芦苇荡,叶子枯黄了,芦花放白了,飘然如雪。她又望着山下的那条街,呆呆地,像一尊石头人。

一条东西走向的街市,演绎着太多的喜怒哀乐。贴近她身边的孩子,都从这条街上消失了。最早身边的女孩姜宝珍(注11),在43岁那年,坐马车离开了孤山,嫁给了哈尔滨的武佰祥(注12),这一别就成了永诀。还有两个女孩,何柜纳和于桂春(注13),都是在她眼皮底下长大的,后来成了教士。去年秋天,不幸,都被抓起来了。土改后,一直照料她生活的王生仁(注14)也一去不归了。

她泪眼朦胧,眼前浮起那些离去的背影,消失在遥远的天际……

也是去年秋季,大跃进把教会“关门”了,孙牧师(注15)下放果树队劳动,说是“剥削阶级”“必须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春季里人放到了果园,上秋就被“改造”成 “右派” 了,真是莫名其妙啊!

枯叶遍地,街市依旧,只是很多人家的山墙成了“壁画”,有的“火箭腾飞”,有的是 “气壮山河”的口号:“三年赶美,五年超英”;还有,一个农民挑着担子,走在一座桥上,下边写着:“人民公社是桥梁,共产主义是天堂”。

街巷静悄悄的,院子空荡荡的,凡是能动弹的人,都上山“找矿”、“炼钢”去了。到了夜晚,人累的浑身骨头架子都要散了,“公社食堂”不是足球场,没有那么宽敞,要空着肚子挨帮(排队),才能喝上稀粥。有的还要渡船过河,因为 “共产主义食堂”在河的彼岸。

饥肠辘辘的人们,像雪地里的饿狼一样四处寻找填充肚子的东西:树皮、野菜、玉米芯,甚至连猪都不肯吃的一种野草都吃光了。

疯狂年代的共产主义神话,好像乡下人吹起来的“猪尿泡子( 膀胱)”,没玩几下,来了只小狗一嘴就咬破了。

圣经早有预言,人不可能在地上建立天堂。

德国诗人荷尔德林说过,“总是使一个国家变成人间地狱的东西,恰恰是人们试图将其变成天堂。”

共产主义运动给中国大陆带来了有史以来死人最多的一场大饥荒,三千六百万同胞抛尸荒野,相当于向中国农村投下450枚原子弹,相当于发生150次唐山大地震(杨继绳《墓碑——大饥荒纪实》)。

苦难的中国人 “在重轭之下沉沦,在哭泣,在流血。每一天,她的旧痕之上都在增添着新伤。”(莎士比亚《麦克白》)

对于这段惨痛的历史,尼尔森做了真实的记载,表露了她的心声:

“老师和学生们都不许参加礼拜。”

“所有的孩子都必须吃住在公社里而并非家里。”

“是我们基督徒否认他们的信仰了吗?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们很恐惧,很饥饿,而且生命都难以维持了。”

“不要为我担忧,我的天父知道我的需要。”

美国人罗夫.莫特森(Ralph  M0rtensen)博士(“信函”的整理者)有这样一句评语——

“这些信里,描述了那些残酷无情的迫害以及不屈的信念和勇气。”根据他的研究,1936年以来,在中国的新教传教士(基督教)数量超过8000人,他称作尼尔森小姐为 “8000人的最后一个”。

 

小东山巅孤单的身影,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1960年7月25日,白发稀落,瘦骨嶙峋,脸上的皱纹如木刻似的聂乐信,像一片枯叶飘落在地上……

慈悲的天父终于将手放在她的心上,让她静静地歇息下来。

一张破烂的席子裹起了她的躯体,埋进了冰冷的土地,谁在她的坟头上竖起了一个十字架:

“马车从天上下来,带我回到我的家乡……”

 

 

(注10)所谓三自:自治,教会内部事务独立于国外宗教团体之外; 自养,教会的经济事务独立于政府财政和国外宗教团体之外;自传,完全由本国教会的传道人传教和由本国教会的传道人负责解释教义。

(注11)姜宝珍(1897——-1965)。是入读孤山崇正女校最早的三个女生之一,高中毕业,丹麦人送她留学丹麦、英国,海归后,任崇正女校小学部校长。1940年(43岁)离开孤山,嫁与哈尔滨巨商基督徒武百祥。

(12)武百祥(1879年—1966年),河北乐亭人,民族资本家。1914年接受丹麦传教士马德良(Madeliang)施洗,加入哈尔并基督教信义会。1940年毕业于北满圣经学院,并为牧师。1949年后,曾任全国政协委员等职衔。

1957年被打成“右派”;文革中,因不堪迫害自杀身亡(1966年9月6日,87岁)。在他的遗物中,有《社会主义老人乐》等10余首革命歌曲——50年代末为摘掉“右派”帽子的“感恩”之作。(见武恩佑《回忆我的父亲》)

(注13)何柜纳(1910—?)、于桂春(1909—?),均为孤山人,上世纪40年代的传教士,1958年10月7日被捕,11月5日被安东县法院以反革命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注14)王生仁(1915—?)生于庄河县,1937年,受洗信主。曾为孤山教会厨师。1959年8月29日被捕,1960年7月30日被安东市中级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

(注15)孤山教会牧师孙信爱(1910—1967),1958年被打成右派,1961年12月“摘帽”。文革中(1967),不堪迫害自杀身亡。

附记:本篇写作所援引的主要史料,一是姜振芙先生撰写的《东沟县基督教志》(历史照片系孤山教会提供);二是丹麦友人尤根(Jørgen Nørgaard Pedersen)先生提供的罗夫. 莫特森(Ralph  M0rtensen)《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度过的最后14年的信函》之节选。

尤根(Jørgen Nørgaard Pedersen),1940年1月1日生于丹麦根措夫特(Gentofte),曾在南也门和阿拉伯做了10年的传教士,并先后在丹麦传教社团、丹麦教会任职秘书,2002年受到过丹麦女王的海外服务特殊荣誉。个人自传:《Vidunderligst af alt på J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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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右侧图片引自该丹麦杂志。
注:下图引自该丹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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