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常:千里奔袭(惊悚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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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我因恼怒官官们巧立名目,横征暴敛,发动并领导了反摊派,带着绝大部分业户“反”出汉正街,创建了“汉口新火车站小商品市场”(现改为华南海鲜市场)。岂料,天下乌鸦一般黑,江汉区的官官比桥口区的官官还“饿”得狠些,爪子又长又利,推翻原来所有承诺,七抓八挖,打乱我的计划,把一个红红火火的局面折腾得冷冷清清,要死不活。一气之下,我决意辞职退下。

这天午后,我正在市场小铺面里清理移交文件,弟弟王仁忠来了,肘撑桌面挨我坐下。尽管小房里只我俩,门也关着,他指指桌上座机,极力压低声音说:过一会,你听一个电话,分析分析,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见他神秘兮兮地,反问道,什么怎么回事呀?他沉吟有顷,答道,陈新桥上午给他老婆打电话,讲他在北京同别人合伙做生意差十万元钱,让我帮忙找兆明借一借。实在不行,要家里把房子卖了,三天之内一定凑足这笔钱……

陈新桥是新洲人,三十来岁,长得胖敦敦地,说话总笑眯眯,眉眼和善,很好相与。他复员退伍后,入赘后湖先锋村,同菜农吴家大姑娘结了婚。

吴姓老俩口向队里申得一块地,盖了栋四层楼大房子,同陈新桥夫妇一道生活。陈新桥进门后,一天菜也没种过,就靠上上下下二十多间房屋出租过日子。那时,新洲还没划归武汉,他算是凭老婆交了好运,跳过农门。

在我尚未来先锋村建市场之前,陈新桥常将租户加工的商品拿到汉正街赚“过手钱”,大约是这样同王仁忠认识的。我在后湖开辟的市场正同他家楼房前后相邻,经弟弟介绍,也常相往来。但在我印象中,陈新桥只能黄鼠狼嫁姑娘,小打小闹,哪里用得上十万之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十万不说抵现今一百万,至少也相当于五十万了。有什么好生意值得他要卖房子投资?所谓兆明,即为当时武汉市公安局局长刘兆明。陈新桥知道刘兆明原来同我家是街坊,与王仁忠关系不错,那刻的公务员并不像现在贪腐,哪有十万闲钱借出,况且,他与兆明从无交往,怎么要弟弟找兆明开口?一听这么说,我就感觉蹊跷,好像话里有话。

我问,陈新桥到北京搞么事呀,一下子要这多钱?

弟弟告诉道,前些时,他有个朋友从北京来了,很年轻,住在他家好一阵子,我见过。据说是高干子弟,很有门路。他要陈新桥注册了一家公司,注册资金写成五十万,除军火毒品妇女儿童,什么都买卖。执照我看过。那高干子弟吹嘘,有了执照,不花一分钱可调几百万元钱的货……

我一笑,说,那明摆起是想行骗嘛。弟弟说,他俩拿了执照就去了北京。只两三天,陈新桥就连着打回电话,要筹十万元钱。你看是什么回事?

其时,正值经济“转轨”之际,社会上盛行“跑批条”,许多干部子弟凭关系,找门路,请那些当权派批示,弄些紧俏物资和商品,或赚取差价,或干脆骗了货物低价“砍”出,拿钱走人,大发横财。然而,从通话内容分析,陈新桥的事远不止这般简单,可能更复杂更凶险。于是,我讲了内心的疑虑。说,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弟弟连连点头;是呀,是呀,我也怀疑这点。通电话时用武汉话说得蛮快,让对方听不懂。问他,你说话是不是不方便?他“嗯”了一声。我又问,他们是不是打了你的?他又嗯一声……看来八成被绑了,逼他向家里要钱。他晓得兆明是公安局长,同我关系好,说找兆明借钱,肯定是暗示我去报案。

我说,那赶紧让他家里人报案嘛,先锋派出所不就在他家旁边。

弟弟说,去了的哟,不受理。接待的警察说,没凭没据,怎么知道是绑架?又说,估计多半属经济纠纷。部里有文件,公安机关不介入经济纠纷。你们市场经常同派出所打交道,看你去打招呼行不行?

这样,我放下手里事儿,同弟弟去了陈家,陪新桥老婆上先锋派出所直接找新上任的邬所长反映情况。因为我出面,邬所长客气倒也客气,仍然提起公安部的文件,只推不揽。要我们到北京报案。我说,是不是你派个警员陪同一起上北京,出差费我给,行不行?邬所长一笑,说,王主任,我可没这个权。我得向分局汇报,分局还得向市局汇报,层层报批,最后还不晓得批不批准。听你们说的情况很紧急,哪里等得及?岂不是反而误事?还是去北京报案吧。

邬所长一番话让我们只得怏怏而返。途中,弟弟说,要是顾汉生所长不调走就好了。(注:现升任汉阳区公安分局局长)我说,那谈么事!不过,他也不一定敢违反程序……新桥老婆对王仁忠说,你是不是找找刘兆明?我摇摇头,没任何证据证明是绑架,去了怎么讲,不是太唐突?最终还不是得按程序办。等会听了新桥的电话再作决定吧。

回到商铺,我与弟弟商定了各种情况下的回话。并叮嘱新桥老婆别乱插话。

下午三点半,我们终于等来陈新桥打来的抠机,按下电话免提,由王仁忠同他通话。王仁忠问,新桥,你在北京好吗?

陈新桥“嗯”一声答道,他们对我蛮好的。这回答很聪明,不露声色地暗示自己处境,是在“他们”控制之下,然后他问,找到兆明借到钱没有?

王仁忠答,兆明出差了,没找到他的人。

陈新桥的声音显得有些失落:那只有要我爱人卖房子凑这笔钱了。

新桥老婆忍不住对着电话喊叫起来:是么赚钱的事情要卖房子去做?回来,回来,不赚那个钱不行?房子卖了我们一大家人住哪里!

我慌忙将女人一拉,向她皱眉抿嘴作制止状,示意不要讲话。

那边,陈新桥说,你个女人家哪懂外面的事。这笔钱不光为做生意。还因为原先差别人一些账……钱不凑齐,我哪能回呢?

最后一句话让我们三个相互瞄瞄,做个心照不宣的眼色。

弟弟旋即转了口风:虽然没找到兆明,我已借到一点钱,现在还在凑。你莫急——这是使缓兵之计,尽量地争取时间实施对策。

还有两天了,实在不行还是只有卖房子——听得出后面有人逼陈新桥。

这不是笔小数嘛,莫急。我争取这几天办好就是……王仁忠不动声色地否定“两天”期限后,又问,钱汇来还是送来?那刻,没有电子银行,连汇款收款手续也十分繁复,留有线索,无疑会令“对方”忌惮暴露行踪的。

送来,送来。让我老婆一个人送来就行。

此前的电话中,北京方面曾强调要陈新桥老婆送钱,于是,王仁忠回答,她肾脏病发了,哪能出远门。再说,一个女同志,带这样大笔钱,路上安全吗?

不知是钱的诱惑力强大,还是对方相信这理由,顾及安全。稍停一会,陈新桥说,你帮着送来吧。但是,不要多的人,你一个就行了……

你住在哪里?告诉地址呀。到北京,我的抠机用不上了,怎么联系呢?

这问题又让那边沉默一会。而后,陈新桥说,你来的头一天告诉我行程,会有人开车去接你的……

你可得来接呀。不然,我不认识人,别人也不认识我……

到北京,你买张当天《人民日报》拿起,站在车站门口,自然有人找你的。

嗬,简直像电影里地下工作者一样呢。这句是弟弟“计划外”的幽默,让我赶紧捂住嘴,连陈新桥老婆也咧嘴苦笑了。

最后,王仁忠叮嘱,这几天我忙着四处跑路,想办法借钱,有时可能不能及时回电话,你莫急……——这既是麻痹,也是拖延战术。说毕,他马上挂了电话,不给对方留下再讲什么的余地。

挂了电话,我说,不消说得,新桥肯定被绑架了。我这话急得陈新桥老婆泪水涟涟。王仁忠恨恨地说,要在武汉,老子也号人来个反绑架!我说,为今之计,只有实施商量的第二套方案,去北京报案。说毕,给办公室打电话,让副主任王启瑞问清今明两天去北京的飞机和火车的航班、车次。

很快地,王启瑞来电话告知,今晚有一班小飞机,大飞机明天中午才有航班。火车则是下午有趟直快,明天上午有班特快。考虑小飞机半夜到,又不安全。大飞机有点晚,虽说只隔半天,去了同北京的朋友一周旋,必定耗费一整天办不成事。至于火车,直快早发,反倒比特快先到北京几小时,遂决定乘直快出发。

新桥老婆嚷着也要一同去。我说,你去了不起作用,白背一个人的盘缠。你在家里只把我老娘和两个孩子照顾好就行了。王仁忠也劝她,现在正是用钱的关口,节约一个是一个。七劝八劝,总算说服了女人。

事不宜迟,先给北京的朋友大宝二宝打电话,说明车次,让他兄弟俩接站。然后,去市场另一门点同母亲告别——那刻,汉正街旧城改造,我家房屋拆了,将母亲和两个儿女安置在市场过渡。当然,我不能说去北京救人,谎称外出收债,并告知,这期间,由新桥老婆照顾。随后,拿了两万元钱,我和弟弟一人一万,捆扎腰间,这是准备万一事不遂愿,先用两万元钱“稳住”绑匪,以求人质安全。临了,又带上两本《风流巨贾》作为送给北京朋友的见面礼。

一切安排停当,让王启瑞派车送到火车南站,顺利地登上北上列车。

然而,听着轰隆隆车轮声,我的心情十分复杂,于兴奋中夹杂紧张,壮烈里略显沉重。虽说为朋友置自身安危于脑后,仍免不了郁闷而忐忑。老实说,我不知道此行能不能顺当地实现预想计划,我不知道会遇上哪些困难险阻,我不知道会面临怎样的成败祸福……

弟弟见我一言不发,安慰道,大宝二宝在北京“道上”很有“镇候”的。(武汉底层切口里所谓镇候,即是有威势,有人脉,有门路,说白点,仿佛黑道大佬的逼人“气质”。)对方真不买面子,花这两万元钱雇人把他们也搞掉!

我说,先摸清情况再决定该怎么办。尽量和平解决,以新桥的安全为准。

一路上,我们悄声地用隐语交谈,直到窗外天色暗下来,还反复地讨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势及应对策略。晚间里,列车播音员好像没睡醒,总是瓮声瓮气,很能催眠,我们谈着谈着,竟不知什么时候睡着了。只是,迷迷糊糊中,并不安神。可这比白天到底好过些。天亮后,我简直是数着火车一站一站地驶过,内心十分焦急,恨不能车轮飞起来,马上到北京。

煎熬中,好不容易盼到火车到了北京。急步出站间,正在东张西望,大宝二宝迎上前抱住弟弟,一番介绍寒暄,两兄弟将我们接到他家里。

北京虽然我去过多次,仍旧摸不着北,现在回忆,大宝二宝的家离天安门较远,当属城郊了。他家住宅时至今日也算得上阔气的。大小房间有九间之多,就只一个老父亲、两兄弟外加一个保姆居住。电话共三部。在接风酒席上,听我们讲完基本情况,老头子催促去公安局报案。

这样,吃罢饭,大宝上班,二宝陪同我俩去东郊民巷北京市公安局报案。

晚上的东郊民巷显得宽敞又寂静,夜暗中透露些许神秘,只听见我们三人脚步声在墙壁间回响。我感叹道,这就是当年义和团攻打外国领事馆的地方呀!墙好高啊。随即,谈起那段历史。

说话间,二宝领我们来到一扇大铁门前,弟弟说,要不是北京人,哪里去找嘛。不知晚间有没有人值班。二宝说,肯定有人值班,说着,拍起铁门。他见拍了好一会没有反应,加重力度。终于,侧边门卫室有小窗打开了,一个老头朝外瞄瞄,说,这么晚了,什么事儿呀?我从二宝身后瞅去,屋里电视播得热火朝天的。怪道半天拍不开门。二宝回答老头,我们报案,有人被绑架了。老头说,下班了,明天又是星期天,后天来吧!二宝说,情况挺紧急的……但不等他说完,老头叭地一下关了小铁窗,任二宝在外面拍门也懒理。二宝急了,用脚使劲踢铁门,同时,大声喊道,老爷子呀,快开门,要出人命了啊!

铁门的咣啷声和二宝的高声呼喊在高墙深巷回荡起来格外瘆人。大约担心影响不好,老头到底又开了小窗,问明情况,开了铁门,让我们进门卫室等起,而后,拨通一个电话。依二宝说的情况汇报一通。

不一会,从里间出来一个拿本子的三十多岁小个子,看派头应是值班干部。这人简要地问了几句,王仁忠一一作了回答,又特意掏出抠机翻出几次通话的电话号码给他看,以作证明。于是,小个子开始详细地询问关键节点,边问边摊开本子记着。听完案情后,小个子打出一个电话,要接电话的人过来,瞧样子,是分派人具体办理这事儿。

果然,不过十分钟,进来几个青年,口里咕咕噜噜,牢骚满腹,有的说,连个囫囵觉都睡不成的!其中一个披军大衣、嘴里嚼口香糖的年轻人耸耸肩膀抱怨道,他妈的,正打得上劲让我下来了……听小个子简单说了两句,披军大衣的颇显威严地转头问道,你们是哪个单位?当时,还很讲究“公对公”,没个单位会受歧视的,我早防着这点,答道,我是中国作家协会湖北分会的……说时,递上名片。名片上印的“中国作家协会湖北分会会员  武汉作家协会会员  汉口新火车站小商品市场启动处主任”一连串头衔挺光鲜的。

二宝不失时机地亮亮手里《风流巨贾》插话:电视剧《汉正街》就是拍的他这本书。其时,这部电视热播不久,不由让年轻的警察顿时肃然,态度和蔼多了。听完我们诉求,他和小个子交换了意见,商定一个方案,要我们明天去一个人跟随他们一道行动。并嘱咐早点去他们办公地点会合。忽然,披军大衣的警察又瞅瞅名片,问我,你在北京办公?显然,他对文学感兴趣却又不懂文学机构的设置,我答,我办公位置在武汉。心想,由于这点,他办起事肯定重视得多。

归途,我们异常开心,兴高采烈。王仁忠夸赞二宝,要不是有你这北京人陪同,门卫老头给个闭门羹,谁还敢哪样踢着门,大喊大叫?只能让他糊弄了!我说,你来时拿上我的书,我还搞不清为什么呢。好,灵光!

回到二宝家,他父亲听了经过也很高兴。说,家里三部电话,拨两部你们专用,一部与武汉联系,一部供你们兄弟俩在北京联系。

应当说,事情到这地步,很顺利且胜券在握。由于激动,我好久才睡着。

第二天,因为二宝要上班,我俩起床后,只向二宝父亲打过招呼,叫辆北京特有的黄面包车直驱东交民巷。到了目的地,见时间尚早,吃过早点方按昨晚公安人员留给的地址一路寻去。找到一条小横巷,对照门牌号码一瞧,是间从别家大门侧边上去的木结构二楼,并且,楼梯歪歪斜斜,陈旧不堪——怎么看也不像警察办公的地方。我怀疑是不是写错号码,凑近一楼门缝朝里瞅,屋里全是居家摆设,自然不是了。但二楼更不像呀。前后打量一番,整条胡同没一处像我心目中警察办公地点,只好让弟弟先上楼看看,我在楼梯口等着——这是谨防在陌生狭窄地方,两人挤在一起,遇有情况,施展不开,被 “一吊子煨了”。这天当然没有别的意思,而是素日行走江湖养成的习惯。

不过两分钟,弟弟下楼了,说,上面板壁挂着军大衣,警服,还有高低床,就是没见人。应该是这里了。我奇怪地自言自语,他们怎么住这种地方?你在下面等起,我再上去看看。上楼一瞧,真是他讲的情景。只好下楼站在门口等待。

我俩在楼梯口满腹狐疑地议论着,从巷口走进几个青年,为首的正是昨晚披军大衣的警察,边走边说着什么。我们高兴地迎上去。他点头招呼,嗯,来得挺早呢。我问,你们住处怎么是这种地方?我差点以为找错位置。他一笑,说,还有呢。说时,领我们往右拐进更小的半截死胡同。走进一间更其破旧的平房。房里摆满高低木床,床上堆着被子呀,警服呀,袜子呀,乱七八糟。

我俩在门口站了一小会,他们几个便出来了。“军大衣”说,你们只去一个就行了,看谁去?王仁忠自告奋勇说,我认得去武汉的那人,我去吧。

临别,约定弟弟每隔两小时与我通次话,互通情报,随机应变。

这样,我回到二宝家在电话旁守起,随时与武汉陈家保持联系,以掌握绑匪动向,提供给公安人员采取行动。

看看尚早,我想翻阅桌上几本杂志消磨时间,却是怎么也静不下心来。于是,拨通陈家电话。接电话是新桥老婆。她惊喜地叫了,你们到北京了?昨天新桥打电话回了的,要王仁忠接,我按你教的话说,他们还差一些小数,还在借。交待了的,借够钱就直接上北京,不再打电话了——这么回复是让绑匪怀着希望安心等待,对人质不做出过激的事情,同时,隐蔽我们行踪,免得打抠机纠缠,七问八问,漏出破绽,闹些“插曲”。女人讲罢通话内容说,昨天接过电话就想给你们打电话。可是,抠机不通,电话号码又不晓得。还担心又出么事……我笑了,回答,能出什么事?你电话回得很好!告诉你,事情办得很顺利,新桥马上得救了。女人听到这句,在电话里呜咽了,连声说,谢谢,谢谢你们,真是我家大恩人哪!我说,都是自己兄弟,这样说言重了。刚才,王仁忠带警察抓那些人去了,我在等消息。一救出新桥,我马上打电话过来……女人抽泣着说,好,好。我等着。最后,她特地告知一句,你妈和两个小伢蛮好,你莫担心。

挂了电话,看看墙上时钟,离约定的两小时还差半个钟头,我便捺着性子翻杂志,不想,后面那部电话响了。我急步上前提起话筒,只听弟弟压低嗓音说,找到了!找到他们住的地方。我问,你们现在在哪里?他答,不知道。警察正在过早,我是趁空找公共电话打电话的。我说,我给新桥家打过电话,他们昨天打电话问了我们的。新桥老婆按教的话“稳”住他们……还没说完,弟弟讲,好,就这样,警察从餐馆出来了。我得过去。说毕挂了电话。

下夜班的大宝回来后,也陪着我静候佳音。然而,直到中午,不见弟弟来电话。大宝有点急,说,怎么搞的嘛。我说,可能不方便,就不知这会在哪里。

吃罢午饭,心想,警察也该吃饭,空隙时间会有电话的。可依然杳无音讯。大宝说,不会反被那伙人算计了吧?我笑道,警察还怕他们!大宝不以为然说,嗬,你不知道,那些干部子弟可狂。在京城里,处长只能当办事员。警察他们哪会看在眼里。

我说,袭警可是犯法的啊。

大宝冷笑道,他们害怕犯法,就不会绑架了!

我不好同他争辩,就往武汉拨电话,先是拨到办公室,没人接听。细细一想,礼拜天,王启瑞他们休息了嘛,不由笑了。

于是拨陈家,新桥老婆开口就问,找到他么?我说,警察去了,还没消息。随即问,他们后来又打电话么?

没有。

大概听说借到钱就来北京,他们耐心等着呢。你也耐心等着吧。莫急。

不急,不急。我刚才还送了几个苹果给你妈和两个小伢,你莫担心家里。

大宝见我心神不安,陪着闲聊,我心不在焉地有一句没一句答着。眼看已是下午四点,我也毛躁起来,问,这是怎么回事,好坏来个电话免得担心嘛。说着,自言自语:我看见警察都带着枪,按说闪失不到哪里……大宝鼻子哼一声,他们不知道给“卸”了?说着,讲起几桩干部子弟胡作非为的案例。

我俩正议着,二宝回了,说,我是害怕出周折,提前回的。早知这样,今天不上班,随着一道去的。转而,恨恨地:他们真敢胡来,摸到那窝儿,爷们号人全给他废了,管他妈是书记的儿子,部长的孙子!我说,找不到人又怎么办呢?大宝说,发动兄弟们打听,还怕龟儿子飞上天……

这时,老头子从外面进来,警告道,你们兄弟可不能又胡来啊,有法律的。

我们不好说什么,都那么枯坐起。老头子见我们很尴尬,侧身进了房里。

天色暗下来,保姆将菜肴一盘一盘端上桌,问是不是开饭。二宝烦躁地摆摆手。我躺在沙发上说,吃也行,叫伯父出来嘛,可不能让老人家饿着。大宝吩咐保姆,你把燕窝汤先端给老爷子垫垫肚子……

我一骨碌从沙发上坐起,说,干脆去东交民巷问问,到底怎样了?

大宝二宝同时叫起来,是呀,早该这样的。

这时,外面有人敲门,保姆开门时,我一眼瞟见弟弟,惊喜地,回了!

王仁忠说,回了,回了。都回了!随着这应答,从他身后踅进一个穿军大衣的人,定睛打量,是陈新桥,只是比往日消瘦许多,憔悴许多。他见了我们,难为情地笑笑。这是个意料之中又属意料之外的结局。老头子听到动静也出来了。

我埋怨道,怎么一整天,电话也不打一个,让人急死了!

弟弟说,你不晓得,等会说。

餐桌上,二宝问,警察是怎样找到那些龟孙子的?

王仁忠说,他们按我抠机上电话号码一下划定那伙人在通州,而整个通州就只一家宾馆可以通长途,打到武汉……(回忆到这里,我不禁庆幸,亏得那时侦破小说和影视作品还没教会坏人具备反侦察手段,或者,他们根就是伙蠢蛋。)

原来,警察在我们报案的当晚就理出线索。这天带着王仁忠直奔通州,找到唯一可通长途的那家宾馆,向服务员问明,最近,常有四五个年轻人从村里来宾馆打长途电话到武汉。只是,听不清那外地人叽哩呱啦说什么事儿……从她描述的体貌特征来看,弟弟断定打电话的就是陈新桥。于是,警察向宾馆人员交待一通,在服务台附近两个房间埋伏起来,张网以待。岂知,从上午到下午四点,不见那伙人来打电话。警察担心打草惊蛇,午饭都没敢出门吃……

我笑了,难怪没电话来。辛苦了。

弟弟接着说,警察正准备收队,明天再说,服务员进房悄声报告,来了。那几个年轻人来了。我随警察冲出门时,见陈新桥正在拨电话。前后两路警察同时扑上前,一对一地按倒那几个家伙。陈新桥被一个警察用枪顶住脑门,吓得一动不动,警察问,你是不是武汉的?他都不知回答。我上前证明说,是他,他就是武汉的陈新桥。警察松了手,说,好,你解脱了。转身帮其他同志制服绑匪。你们没看见那阵势,警察上去就扭住胳膊,一脚踹倒在地,用枪顶起。连女的也是这样对付,任他多横的亡命之徒都会吓得束手就擒。当场铐了五个,问明还有三个在村里打牌,押着他们摸进村全“煨”了,总共六个男的,两个女的……

我连声叫好,问,人家饿一整天,怎么不请警察吃饭呢?

我哪没说啊!他们不肯。要押人犯回局里,顾不得嘛。

老头子笑着赞不绝口,好,好,合理合法,这样解决最好。显然意含警戒。

大宝说,解决了,应当先打个报喜电话呀,可把大哥急坏了。

王仁忠答,我怕又出周折,同警察道别时,就在他们眼皮下拦辆出租车回了,顾不上打电话嘛。

陈新桥被骗到北京后,他们以只有空壳执照,没注入现金,斥责他违约,造成他们损失为由,将其关押通州小村里。把他全身剥光,只留条内裤,穿件空心大衣,趿双拖鞋,让他无法顺当逃跑。村子只有一条通向外面的道路,村口摆张台球,整宿有人打台球赌博,这伙人与村里青年很熟络,相当于日夜有人看守着,哪里有机会逃逸?即或侥幸脱身,他们驾大功率本田摩托车也可以追上。

大宝逗他,为什么你那么听话,要你打电话卖房子,真准备卖房子?

新桥说,他们打我嘛。说着,捋起袖子展示伤势,证明自己的无奈。又说,有天,一个女的还打开冰箱把我的头按进制冰室折磨,说让我清醒清醒。

大宝说,看来,你完全像电影里坚强的共产党员经受了日本鬼子的酷刑呢。这话让大伙笑了,新桥也笑了。

二宝问新桥,他们给什么你吃?

新桥答,吃的还不错。多大的活鲤鱼弄来红烧,每天还问我想吃什么……

老头子幽默地插道,你是他们的摇钱树嘛,能不照顾好?

这句调侃让满桌人笑起来,陈新桥也红着脸笑了。瞧老爷子起身进房,新桥悄声加一句,他们还问我想不想打炮,保证弄来的是漂亮小妞……

大宝说,那都不是挂在你账上,实报实销。这话又引起一阵哄笑。

说笑一阵,我讲,无论如何得感谢警察一番,请他们吃餐饭吧。

王仁忠说,我也是这样想的。已留下他们电话号码。

隔了一天,我们在鸿宾楼定了桌丰盛酒席宴请解救新桥的几位警察。

席间,我问起那日抓捕的六男一女情况。披军大衣的那位说,都是他妈的干部子弟。胆大妄为!

大宝说,我看这回不判个十年,也是七八年……

警察含混地“唔”一声,抿口酒,点点头。

推杯换盏,我们越谈越热火,不由称兄道弟。我留下电话号码和住址,再三叮嘱,到武汉一定去我们那里玩儿。

陈新桥说,真不知怎么感谢你们才好。

一位警察笑笑说,没什么,都是我们日常工作。谁让我们干上这行呢。

听他们谈起辛苦,作息无常,连节假日有时也难得安逸,工资又那么少,升职也很难,满腹怨气。我心里一动,许诺道:我会连同锦旗送你们一份最好的答谢,将这整个案件的快速破获,写篇报告文学寄给北京市公安局和公安部,这对你们将来升职调薪都会起作用的。我这主意使席间气氛更其热烈。

因挂念家里老人小孩和市场,当晚我们一行三人乘车回到武汉。

我没食言,花两天时间写了报告文学《千里奔袭》。半个月后,整整两版发表于《武汉法制报》上。

当我将锦旗和报纸寄给大宝二宝,由他俩转送有关部门时,听到一个始料不及的结果:那八个绑架陈新桥的家伙,只关了十来天,因有人打招呼,全部释放了。理由是,年轻人不懂事,教育教育即可。

 

2015·10·15 9:51- 2015·10·18 1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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