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乃修:春天的情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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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爱情奥秘

 

谈到贾植芳九死一生构成的传奇性人生、培养众多芬芳桃李、结识天下豪杰之士、历经迫害而不坠青云之志、在长期折磨中从未对人生绝望,那就不能不谈他的另一半——任敏。在这一切方面,忽视任敏的存在及其对贾植芳的巨大精神支撑、助力乃至规讽、批评,将是很大的不公平。他的苦难岁月,是和任敏共同度过的。

试想,一九四五年、一九四八年、一九五五年,贾植芳十年内三次入狱,都是性命交关的官司,如果年轻的任敏有一次意志动摇,考虑自己的青春年华,屈服政治压力而“划清界限”,听从那家出版社人事科长的动员而与贾植芳离婚,从而可以留在上海,或是反戈一击,责备贾植芳“对自己不负责、也对妻子不负责”而与贾植芳绝情离异,狱中的贾植芳能不产生精神危机和感情危机麽?他能不仰天锥心而泣血、痛感世道人心浇薄而对人生顿感绝望麽?

那个时代的许多事实说明,妻子是苦难中的丈夫的孤愤心灵中最后一块支撑生命的基石;许多人不是死于社会的迫害,而是由于妻子的离异而自弃余生。如果出现那样的情况,即使贾植芳不会自弃,也会在心灵和性格上异于那个有坚贞妻子支撑的贾植芳,他会变得粗厉或暴怒,对社会和人生有更强仇恨心和复仇心,而不大会存有一缕女性式的温厚或明丽。

爱情或爱欲对人的精神、心理和性格的巨大作用,弗洛伊德老人一个世纪前已做过深刻揭示和阐释。人的精神和心理疾病或隐患,与此物关系极大、极深。回顾贾植芳的坚强性格及其一生奋斗时,应当想到任敏的坚贞爱情对他的潜在的巨大作用。任敏的存在,对于贾植芳生命之意义,恰如但丁《神曲》中引领着那个遍历地狱、徘徊净界(Purgatory)的“我”超越俗界、飞上天堂的美丽女性比亚特丽采。

如果没有一位精神美丽的女性,一个男子也许不会那么伟大,性格或许不会那么温厚,创造性源泉或许不会那么喷涌。

毫无疑问,任敏和贾植芳的爱情,是贾植芳获得成功的最大源泉。

他们相爱甚笃,互相尊重。两人谈话,温柔如鸽。如果你单向度看一个人,如果仅仅看到他的“燕赵慷慨悲歌”一面,而无视他的温情一面,那只能说你还未真实地认识他,更未深刻地理解他。

他们的爱情,有奥秘,这没有疑问。美好的爱情是双方共同用心血培植的常青树,双方都会懂得爱的艺术、爱的态度、爱的呵护。这样,爱情之树才能郁郁葱葱。

那么,贾植芳和任敏的爱情奥秘是什么呢?

贾植芳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不由想起四十年代我与任敏在一起生活时的情景。当时,我是个一

文不名的穷光蛋,她与我结合不久,就发生了在黄河边上逃命的险事,我也曾

觉得很对不起她,但是任敏那时说了一句话我终生也难忘。她说,她这人苦吃

得起,就是气受不起。所以她跟我在一起,吃苦都不怕,只是不要受气就行。

婚后几十年坑坑洼洼都走过来了,我们都遵守着诺言;可谁知道,她吃得起的

“苦”会是这般的大。(注一)

 

这是他第一次谈他们之间的感情。任敏能吃苦,不能受气。这显示,她的爱情观不重视物质层面,不怕人生的苦难,她看重的是精神层面,是自己的人格受到尊重。这种质朴的爱情观,是中国传统美德和五四人格精神之合璧。

这段话是他们的爱情奥秘,是解开这坚贞爱情的一把钥匙。他们的六十年爱情,经受艰难时世,超度人生苦难,以双方的共同道义和互相尊重,写出当代知识分子伉俪的一曲动人心魂的爱情之歌。

 

 

二  走向永恒

 

一九九七年十月,任敏中风;此后,渐渐失语,失去意识,五年缠绵病榻。贾植芳悉心照料妻子,和她喃喃耳语,任敏似乎已无反映,却会突然泪流满面。

人类一定有超乎语言之上的交感方式。这泪水,是心灵的活语言。

如果人类的关系中有着情感债务或心灵债务存在,那么贾植芳很可能感受到这些东西在自己心灵中的沉重。自从他和女大学生任敏在星光下,在黄河边那个茅草屋,在滔滔黄河水声中,度过新婚之夜,六十年来,任敏为这个浪迹人生、灾祸不断的文学青年,付出了难以想象的、女性的坚忍和爱情,她毫无怨言,特别是流放青海那段惨痛经历,隐忍了十年,不对丈夫提及。

一九六三年十月,身在上海监狱中的贾植芳收到任敏寄来的无字家书——一双布鞋和四颗红枣、四颗核桃——时,非常激动:“虽然一个字也没有,但我心里明白,任敏还活着,而且她已经回到了我的家乡了。这件事使我在监狱里激动了很久很久……”“任敏为了我的社会关系的牵连,被无辜流放青海,随后又在那个少数民族杂居的监牢里受尽折磨,但在出狱要她重新选择生活去向时,她毅然不悔地选择了我的家乡。她曾对乡人说:‘我就是要等待看出个结果。’她始终相信,我,还有我的那些朋友们,终究是清白的。”(注二)

任敏凌寒不凋的坚贞爱情,给狱中的贾植芳以心灵的温暖,意志的激发,和对未来的希望,为他深掘了心灵的源头活水,使他熬过二十三年狱里狱外的监禁,忍受十年“文革”的暴打,始终不肯放弃生的权利。没有任敏,何来植芳?

重返讲坛的贾植芳,在最近出版的日记中谈到他们的爱情之历史内涵、社会内容和情感深度:“我们这对老同命鸳鸯,是在长期的苦难的中国暴风雨中一块展翅飞翔的。我们有共同的甘苦,因而也有真正的情谊——爱情。我们的爱情就是我们的事业,它不是儿女之情的小天地,是中国的历史和天空广阔的中国大地,苦难的中国大地——医治她的创伤,和她的敌人(内奸外寇)斗争,保卫她。”(注三)

爱,是心灵的激情、心魂的享受和感情的无私投入、圣洁奉与;它在本质上,很像人类面对创造性艺术品油然而生的审美情感和激动,是心灵的超功利的愉悦感,是心魂在审美中的对象化和一体化,是审美过程中的移情和内模仿,是心灵的一种超凡脱俗的升华感和激情体验。

爱,本身就是目的,正如纯净、超然之审美。爱,正如美感,不必还,无法还,一还就俗。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八十四岁的任敏离开了净界。八十六岁的贾植芳痛失六十年来生死相托、祸患与共、相依为命、无怨无悔的爱妻和伴侣。各界朋友、历届学生,从中国、从日本、从北美,吊唁纷至沓来。

次日,贾植芳写文《在那个凄风苦雨的日子里——哭亡妻任敏》,不胜唏嘘:

 

我在这个您生活了八十四年的世界里,向您送行摇手,因为在不远的将来

我们又将团聚,再次营造我们两人世界的家庭!

我相信在那另一个世界里,我们凭自己的体力和精神劳动,辛辛苦苦营造

建立的家庭不会像您生前那样,一再受到政治暴力的摧毁与抢劫,这种有中国

历史特色的生活悲剧。(注四)

 

一个平实的人生愿望。他们一生善良、真纯、利人、无私,“凭自己的体力和精神劳动”而不能存活,追求光明和自由却屡遭摧残。

这是世纪的苦难,这是民族的悲哀。

这个民族,再难哺育出这样一颗美好的心灵。她离开了这个太多灾难的人世。在这片苦难的土地上,人生八十而得以寿终,殊非易事。对于像她这样善良、真挚、有个性而不屈不挠的出色女性,更为不易。

任敏经历了许多不幸,经历了人生大坎坷、大痛苦、大折磨。然而,任敏又是幸运的,她经历难以想象的苦难,活到拨开云雾见青天的日子。

任敏给自己的苦难一生,划上了一个光彩夺目的句号。在这一意义上,她是幸福的。她的人生答案是漂亮的、骄傲的。她是二十世纪中国女性知识分子中出色的一位。历史会记住她。

笔者撰写《怀念任敏女士》一文,以这段话收束:“我常感叹:历经如此漫长的人生苦难,任敏女士依然那么气质高雅,爽朗纯真,待人总那么真挚,笑起来那么快活,你看到她开朗的面容,就看到了她的心。她的心灵,永远是少女似的,似乎一尘不染。这颗心灵深处,蕴藏着多麽深厚、广阔的文化修养呵。她待我,就是亲人。和她谈话,感到那么亲切、温暖。她的音容笑貌历历浮现在眼前,我为我们这个人格贫弱、道义浅薄的民族丧失了这样一位出类拔萃的优秀女性而深感悲哀。她的人格、人品和微笑,象一支优美的回旋曲,时时奏鸣在我的心头……”

 

三  春天语丝

 

二零零六年五月二十日,笔者带领一群大学生,飞越太平洋,来到上海,在夜色中住进复旦大学公寓。他们年龄不同,肤色各异,却都热爱中国文化,很快被异国情调的上海迷住了。

笔者在北美十余年,第一次飞回故土;只有短短三周,不胜今昔之感。

飞机在东海上空久久盘旋时,我一秒不停地痴痴俯瞰着暮色中的父母之邦:深褐色的滨海土地铺展到灰蒙蒙、稠乎乎的海水中,浑如一片片巨大的肺叶,雾蒙蒙中,湿乎乎,我看得到它们的缓慢起伏,我听得到它们的沉重呼吸。

我的心,蓦然湿润。

我与上海阔别十六载,中间跨越了一个世纪。

 

夜来睡了两小时就醒了,是凌晨两点钟;窗外知更鸟唱得婉转动听;索性起来,观望夜色中的街景。四点钟,天色亮了,走出公寓,在校园里转悠,我已完全不认识自己消磨了七年的校园,它的变化太大了。

这里,看到每个人,都感到亲切。和我同辈的,是我的兄弟姊妹;年轻学生们,是我的生命的延续。我要重温这似水年华,捞取记忆的波光。

今天早上,第一件事,是去贾府。

找不着路,随意走,作逍遥游。记得是第九宿舍。溜溜达达,像在梦和现实的闪回与交错中,飘游了近一个半小时,终于在清晨将近六点时,敲响他家那扇已显破旧的门。轻轻敲了好久。

他们家的客厅,永远是春天。迎接人们的,永远是贾植芳的爽朗真诚,任敏的愉快笑容。然而,任敏再也不会来开门。

一位女士站在面前,一脸茫漠。在枇杷树下,像填写来访者表格,我徐徐自陈与先生关系,来自何处,然后自报家门。她突然惊喜,“呵,您就是……哎呀……”,赶紧把我让进贾府。她是任敏的侄女桂芙。

她告诉我,先生每天九点以后才起床。是呵,谁会这麽一大早来敲门?这是一种心理时间,大概可以称之为情感时间?我轻声嘱她不要叫醒先生。

我环视这个二十多年前非常熟悉的书房兼客厅,一切照旧,书柜里纵横交错,装满新书,书柜外层层叠叠堆起各种杂志刊物。房里幽暗,窗外树叶扶疏。天色有些阴,后来,洒起半日的柔韧春雨,丰富了上海的斑斓色彩。

奇怪,今天贾先生竟异乎寻常,不到七点钟就醒来而且起床了。房内暗了几分,空气中的水气愈发浓重,像快要挂不住的泪花。

先生颤巍巍,在桂芙搀扶下,刚刚挪步走出卧室门,我握住他的双手。

“你知道这是谁吗?”桂芙附耳问他。

“是乃修吧?”这位九旬老人,在这幽暗房里,稍一沉吟,不到四秒钟,立刻认出我。桂芙惊讶先生竟有这麽好的记性。

十六年来,我们各自都有巨大变化,我们各自心灵都经历过人生风雨的磨砺,特别是他处于交际中心,访客如流,然而彼此相知的那种微妙感觉却超越漫漫岁月的剥蚀。

他的容貌,失去十六年前那种矍烁神态,眼睛不像十六年前那样炯炯有神,声音由洪钟大吕变得模糊微弱,步态由如风变成龙钟。然而,他的头脑和思维仍清楚,记忆力很好。他非常清楚自己在和什么人谈话。

尚未落座,他急着对我说,“我看到你写的那篇关于巴金的文章,写得好。”那是2005年巴金去世时,我在香港《争鸣》月刊发表的一篇文章。我不惊讶这位老专家的赞许,尽管他绝少面誉;我惊讶这位九旬老人阅读面之广阔、头脑的明晰以及对外面自由世界文化信息和不同声音保持敏锐的关注。

刚刚坐定,他告诉我,“我现在依然无党无派。……”

我微笑着,望着他。我理解。

沉吟一会儿,他对我说:“我比整我的人活得长。”

我哈哈大笑。他说的是铁的事实呵。

他那张严峻的面容,仰起的下巴,略显歪斜的嘴角,略有招风的大耳,分明仍是一副挑战者姿态。从九旬老人这句话,我看到老人的坚强,孩子的单纯。老年与幼年是互通的。

 

一天的浓云,终于撑不住了,中午时分,一场雨唰唰唰落下来,密密斜织,横横飘洒。大上海笼罩在一派如烟似凝的迷蒙雨雾中。我在急雨中迷路,赤头走了近四十多分钟,路上不见一人。赶到贾府,一身透湿,半袖衫全贴在身上。我爱江南春雨,我心里快活。我要分分秒秒享受这缠绵春雨的彻底润泽。

他把新出版的、装帧精良的四卷集《贾植芳文集》签名送给我。那字迹依然强健孔武,不入格套。他一生心血,一半在此书,一半在牢狱;一为有字书,一为无字书。

在《书信日记卷》之“一九八七年一月二十三日”条,我读到这样一段话:“收到乃修信,说随着孩子的降生,他感到责任的沉重,面对孩子天真无邪的笑容,他想到处身这个尔虞我诈的世界的无奈。这使我想起有岛武郎的小说《给幼小者》,那种做父亲的沉重心情,经过了半个多世纪,仍然在人的心灵上有增无减,那种对下一代的殷切希望,仍然是一种理想,真是‘救救孩子’——我仿佛仍然听到鲁迅这个历史性的呐喊声音。”(注五)

这蓦然勾起我二十年前的思虑和心情。那时,女儿诞生刚刚三个月。无法表达的激动和欣喜,与无法言传的忧虑和责任感,明暗交辉,交织心中。看着这张秀气的小脸,飞速闪出的笑容,瞬间一瞥的媚眼,激情挥舞着的小手,自由踢动着的小腿,和那双尚无鞋子束缚的、自由的小脚丫,那种乐则大笑、闷则大叫、怒则大哭、自由无羁的性情,时时深有感慨。

抱着这个自由、活泼、任性的小姑娘,不禁由孩子这个独特个体的发育和成长,想到每个人,从祖先到后代,从婴儿到成年的发育和成长,想到一个民族从幼年到成年的发育和成长,想到人类从幼年到成年的成长和成熟过程。这是同一个过程。我心里有时强烈感到,面对这麽可爱的小姑娘,就是猛虎也会变成慈母,暴君也会变成明主吧?“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呵。

那个时候,我无法读书、无法写作,这个小生命就是我衣不解带、日夜侍候、日日阅读、时时感悟、激发灵感的一本最活泼、最有趣的大书。

我的心灵,还有更深的两难处境。比如,我将来怎么教育孩子?告诉她,要讲真话,性格正直,还是学会油滑,不妨撒谎?孩子将来长到六、七岁,问我这样的问题,面对纯洁的心灵,明澈的目光,我怎么回答她?如果讲真话会受苦受难,讲假话会安然无恙,那么,我怎么回答她?

说得再深一层:作出回答很容易,但是,问题在于做出正确回答之后导致的后果以及自己必然为此承担良心和情感上的责任与内疚。对方如果因此受害,必然引起自己良心的谴责和心灵的痛苦。正由于这种不忍他人受害的道德责任感和情感因素,才使得许多无罪者不得不低头认“罪”,以求解脱亲友。

另一个问题接踵而至:我应当如何做父亲?我应当做怎样的学者,做怎样的知识分子?或者,最基本的,我应当做怎样一个人?

这些问题,使我的心非常沉重、痛苦。孩子的诞生,使先前一直存在的这些痛苦问题蓦然变得非常尖锐,无法回避。我想,知识分子的人格分裂性,大概很多是植根于这类社会性、道义性的两难问题,长期不得解决,遂郁郁成病患。

这种沉重和痛苦,构成二十年前我给贾植芳先生信中的基本内容。

现在,我心神朗澈。女儿已是一位二十岁的亭亭玉立的美国姑娘。

 

身居北美大湖畔多年,我最思念中国的荷花,恍若梦中情人:纯洁、大方、舒展,独立、高雅、尊严,枝枝挺拔碧波之上,朵朵高挑绿叶之间。绍兴兰亭的荷叶晨光中开得青翠,杭州西湖的荷叶斜阳中开得密匝,苏州拙政园的荷叶恰值一场浓雨洗浴,走遍这些江南名园,我未寻见一朵荷花。

我来得早了,荷花尚未含蕾;我要飞去了,荷叶郁郁葱葱。

在三潭印月相望的小瀛洲,用长焦距镜头,剪几朵大睡莲的卧波姿影,留作春天的信息,留作西湖的回忆。

黄庭坚:“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是呵,要呼唤春天,归来同住。

王观:“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是呵,要追求春天,和她长住。

 

中世纪晚期意大利诗人但丁的《神曲》,通过地狱、净界和天堂,讲的是人类古往今来最伟大的故事、人的精神历程:心灵的净化、道德的尊严和人格的升华。

贾植芳、任敏伉俪和他们那一代人、那一代知识分子一生的人格奋斗、心灵求知、精神追求以及坚贞爱情,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民族走向现代文明过程中的一份可贵的精神遗产。这种高贵的精神品质,是献给二十一世纪的前奏曲。

我们这代人,正在向人生的高峰挺进。下一代人在我们身后。这是民族生命和民族历史的波澜壮阔、不可切断的光明铁流:生命的流、知识的流、精神的流、历史的流。

飞机从浦东机场一跃腾空,我的心与母亲联结的那条脐带,似乎蓦然断开。

一切生命都是这样开始的。

独立带来自由、挺拔和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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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贾植芳:《做知识分子的老婆》,收入《狱里狱外》。

(注二)同上。

(注三)贾植芳1985年7月19日日记,《贾植芳文集》之《书信日记卷》第226页。

(注四)《贾植芳文集》之《创作卷》第447页。

(注五)《贾植芳文集》之《书信日记卷》第4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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