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思良:大日子套小日子(连载三)

Share on Google+

5.对话之四,董老师与罗小乐,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罗小乐在校园里瞎转悠了一圈,一筹莫展。不管怎样,复印成绩单的问题还是得想法子解决。

如果跑去学校外面复印,不仅麻烦,而且焉知“社会上的”复印中心没有类似的管制?现在可是全国性的非常时期,到处如临大敌,各级组织和机关怎么防范都不会过分。

怎么办?

有了,罗小乐想起学校的党委办公室有一位熟人,好像是担任秘书之类的,他和罗小乐大学里是属于同届同系的,在阶梯大教室上大课时常座位相邻,一回生,两回熟,就算认识了。那人是由政工干部那一路安排留校的。想来堂堂的党委办公室总有复印机吧。虽然和那位同届同系的同学平时不来往,又分属“政工”和“专业”两个系统,罗小乐连他的名字都叫不出,但眼下也只有去碰碰运气了。

他运气不错,这位老同学恰好在办公室,而且二话没说答应了,指着屋角的复印机对罗小乐道,哎,小事一件,请自便。此时快上午十一点了,党委办公室里没别人,挺清静的。罗小乐老实巴交地问,党委不是有文件规定吗,复印机要有专人看管,不能随便复印东西,说是怕助长“反动宣传品”到处流传。你们的复印机谁负责看管,是你吗?那老同学头也不抬地说,哎,瞎胡闹,什么反动宣传品不反动宣传品的,这里可是党委重地,谁还胆子长毛了,敢跑到这儿来撒野?

“大隐隐于市”――党委重地反是管控的“死角”。

复印完成绩单,罗小乐不好意思马上转身走人,于是坐下来和老同学交谈几句。

“你怎么到现在才准备出国的事,要做‘留守男士’啊?”老同学很不解地问罗小乐,“你都留校五六年了吧,据我了解,别的和我们同一届留校任教的同学,或者即使比我们小几届的,都一个个早就开溜跑干净了,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我要严肃地问一句,你是怎么搞的?”看来这位老同学的脾性挺坦率的。

怎么搞的?罗小乐想,我问我自己这个问题的次数比你想象的还多呢。“留守男士”不好做!说来话长,一言难尽。

是为了照顾体弱多病的母亲吗?他的父亲去世得早,留校这几年,年过七十的母亲生了几次大病,哥哥远在外地,姐姐嫁出去忙自己家的事分不开身,母亲身边只有他,他不尽力尽孝谁尽?是为了个人的那桩狗屁的婚姻大事耽误了“正事”?他这几年奉从母亲的专制旨意,好歹谈了几个“女朋友”,但都还没到谈婚论嫁就吹了,母亲急躁,而且母亲是个明眼人,就骂他“不专心”,“桃花命”,骂得有道理吧。是为了和教授长期合作的那些课题?他一直都被“捆绑”在教授的课题列车上朝前猛冲,成就有目共睹,但是很少得到实至名归的赞赏和报答,冒不出头。他还老是担心那高速列车从没好好停靠车站添加燃料作必要的检修……可是,仔细想想,这些都不是他“留下来”的真正原因和借口。事情反而是颠倒过来的:因为找不到那个阻碍他下决心的真正原因,所以他就迟迟不能下决心。

看罗小乐支支吾吾的,老同学又感慨道:“很高兴看到你如今终于也‘动’起来了。你们毕竟还有出国这一条‘康壮大道’可走,不像我们这样留下来吃行政饭政工饭的,把专业知识全部荒废了,想出去都无门了,只能庸庸碌碌在这‘茅草房’里混一辈子了。”

罗小乐赶紧陪笑脸恭惟: “你开玩笑!谁不知党委办公室可非等闲之地,有前途。‘茅草房’?那也是用金茅草盖的。”他听说过这老同学的家庭有些背景,读书时就是组织上重点培养的对象,所以才被选中进入党委办公室当秘书。

“很快不在党委待了,调令下来了,调我去教师科当科长。”老同学的语气中含有几份官场的得意。

“高升啦,祝贺你!到时候我办出国的手续,少不了要登教师科的大门,务必请高抬贵手哟。”罗小乐可谓“三句话不离本行”。

“没问题。”老同学是人逢喜事精神爽,“有事尽管来找我。老实说,我们这一届,恢复高考招生第一届的,到如今留在学校没走掉的也所剩无几了,也难得碰头说几句知心知底的话,你我亦算‘老同志老朋友’了。”他这样做了归纳教罗小乐很感动。

“凯强,凯强――我来问你拿录像带。”董老师的大嗓门风风火火地喊进门来,“咦,罗小乐,你也在这里,你们俩认识?”被她这一喊,罗小乐知道了,这位老同学的名字叫凯强。

凯强答应了董老师一声,连忙站起身去隔壁办公室拿录像带。房间里只留下罗小乐和董老师。

既然碰上了,罗小乐忽然想起一件事,就开门见山问董老师:“上一次‘理论力学’考试,我们班级的成绩大大超过你们班级,据说对此你有看法?”

董老师是那种到哪儿遇到谁都随时准备奉陪到底的人,她立刻不卑不亢地接招:“如果大家都是凭不作假的本领考,成绩有好有坏这本来是‘正常的’事。”

“董老师,你这‘如果’是什么意思?你是否想说,这样的结果,就是说,我们班的考试成绩好过你们班,是‘不正常’的?”罗小乐咄咄逼人。

“在我印象中,我们班以往考试成绩确实一直要比你们班好些。”董老师针锋相对。

“所有的课程?”罗小乐冷笑了一声追问。

“你要这么说也可以。”董老师才不希罕对方的冷笑呢。

“请问你的‘印象’有什么根据?总不能说,因为你是优秀班主任,所以,……”

“罗小乐,请你不要话里带刺!你问我有什么根据说我们班的考试成绩历来比你们班的好,我已经说了,这是我的印象。难道还要我去把以往两个班级的每次考试成绩都列出来作个统计,落实了我的印象,那样你才心服口服?”

罗小乐把调门提高了八度:“对呀,董老师,你说到点子上了。为什么不可以呢?我们都是搞科学研究的人,以理服人就要拿出数据。你是共产党员,说话做事更要实事求是,哪能空口无凭说白话!”

看这架势就知道,他们两个是吵惯了架的死对头,彼此熟悉对方的“套路”。

“你太过分了吧!要列数据你列去,我可没那个闲空。”董老师暂时争不过,采取耍赖的态度。她想起她刚刚在教研组的收发室里和罗小乐的导师纪教授的谈话,越发没把这个成心找岔闹别扭的小家伙放在眼里。她甚至心思一转,多了一根警觉的神经:这个在非常时期“失踪”了一个星期的家伙此时此刻鬼鬼祟祟跑到党委办公室来干嘛?他对他班级里学生出的事完全没有听闻?

董老师还在心里推转着那台算计人事的“磨”,只听罗小乐哈哈笑道:“还真让你董老师说对了。你没闲空,不幸的是,我却闲空得慌呢。”说着,从身边的公文包里拿出一张大号的表格,“喏,请看,这是我从系的教务科抄录的,过去两年我们两个班级总共十九门课目的考试成绩。让我告诉你两个班级对比的统计结果,按平均分数,你们班有五次稍微好过我们班,三次以较大的差距胜出,而我们班有四次稍微好过你们班,七次大胜,这不包括我们俩争论的这门‘理论力学’考试。你看,如果一定要分出高低,从中得出哪个班级胜过哪个班级的结论的话,事实好像正好和你董老师头脑中的‘印象’相反。”罗小乐如数家珍痛快淋漓地反驳道。他捏紧手上的那张大号统计表格,像医生捏着一张刚签发的病危通知书,而董老师和她的“印象”就是无药可救的病人和病人家属。空气凝结住了――“医生”罗小乐也很想用医院里的高浓度消毒药水将两人的谁是谁非好好清洗一遍。

董老师愣了一下,真的愣了一下,她心头的“磨”慢慢地停止了转动,心思里堵塞了那张“磨”被迫刹车的咔咔声。然后她聚拢全副精气神,紧盯着罗小乐手上扬着的那张纸,她对罗小乐这种迷恋统计数据迷恋所谓的分析方法的刻板迂腐感到又可气又好笑,以她看来,生病的分明是罗小乐,还病得不轻。于是她沉声问:“罗小乐,你究竟要干什么?”

“为了讨回公道。”罗小乐有点语无伦次地说,“你屡次在背后放风,说,说我们班这次‘理论力学’考试有很多人作弊,说,说我这个班主任监考时故意对此视而不见,纵容学生,……”他说到了气头上,再次威胁性地向董老师挥了挥手上的“病危通知书”。

董老师十分擅长迅速的反扑:“罗小乐,我劝你冷静点,别被自己的狂想烧坏了脑袋!现在是什么时候――我告诉你,学生的动乱已经到了危险关头,全党全国人民都在高度关注事态的发展,‘生死存亡’这词你懂吗?而你身为一个肩负重任的班主任,却在这里挖空心思争辩这种芝麻绿豆的小事情!你不觉得你可耻吗?你本末倒置,丧失原则立场,我能和你一般见识吗?”她略微放缓了语气,“再说了,我知道你正在忙着出国留学的事,既然你人都要走了,何必再去花脑筋计较这些不值一提的鸡皮蒜毛?你累不累?”董老师索性找了个沙发坐了下来,翘起了二郎腿,她先累了。累是一种稳占上风的姿态。

“别扯远了,这和我出国留学有什么关系!”罗小乐忍不住大吼了一声。

罗小乐失去风度是因为他痛恨这种把争论转变成胡搅蛮缠的伎俩――不经意弄混水,罗列一堆不着边际的枝节来淡化主题,从你的隐私上打擦边球让你不痛快却无从抗辩,瞅个空档用黑不溜球的高帽子把你套死。

“罗小乐,罗小乐,叫你一声小乐‘叔叔’好吗――干嘛发那么大的火?这里可是党委办公室,求你肃静,至少说话小声点。”凯强刚好拿了录像带回来,慌忙劝架。

两人停止了争吵。

罗小乐有些难为情了――他原先不知道凯强的名字,而人家却叫得出他的连名带姓的全名。

董老师收起二郎腿,起身,拿了录像走了,没再理睬全名全姓的罗小乐。

 6.后续,早上、中午和傍晚,纪教授、董老师和罗小乐,坏的事情只能引出坏的结果

六月五日。

前一天,六月四日,在上海的那所著名的理工科大学机械工程系“制造工艺”教研组,那里有几个老年教授和中青年教师,各自思虑忙碌、协商争执了几桩私己私密的事情。

经过了一天的“时光魔术”,这些私己私密的事情全都被蒙上了一层“大面积高层次的光”,分别有了虚虚实实的结尾。可以保证的是,每个人都确切感觉到“过了一天”,不管你定义这一天是“大日子”,还是攀附于“大日子”的“小日子”。

总之,还有无数个类同的日子要过下去。

 

上午,纪孝宽教授无可如何地坐在办公室门边的电话机旁。他听见自己轻轻叹了口气。

他刚刚打过电话到学校票务组询问老周,去宁波参加鉴定会的火车票落实了没有,他听到了一些风声,说是上海附近的铁路被人破坏了。老周向他证实了这条坏消息,昨天,北京的学潮 (动乱) 出了事,据说军队开了枪,坦克也开到了市区内,事件引起了各地的剧烈反响,上海附近地区的几条重要的铁路运输线路被群起抗议的人切断了,有人卧轨,有人破坏铁道设施,去宁波的火车暂时开动不了,什么时候能够恢复通车无可奉告。

这次鉴定会是去不成了。他听见自己轻轻叹了第二口气。

教授从未料到学生闹学潮这件事最终真的会影响到他的日常活动,而且是以那么具破坏力的方式 (他心里倒是和上面宣扬的论调唱反调的,认为那就是“学潮”而不是“动乱”。或者其实你叫它什么都可以,事情的实质还不是一样?教授自豪地想,敝人解放前也是参加过反国民党的学潮的,没什么大不了的) 。说起来学潮一早就从北京蔓延到了全国各城市各地区各大专院校,时间上也延续“烧”了好几个月,可他偏偏觉得它更多的是悬空的新闻报道,是象征性警示性的存在,是一种相距遥远的全国共度的“大日子”,同他个人的议事日程没有具体的关联。现在倒好,这全国性的“大日子”突然间就闯入了他的忙忙碌碌的“小日子”,“小日子”的坚实性麻木性轻而易举的就被敲破了,就被触及核心了。对这一点,教授一时,一时――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对了――“思想上没转过弯来”。

他试图从思想的这种刚性的“准麻痹”状态中摆脱出来。他得振奋,他还有很多不能耽搁的事情要快马加鞭去做:苏州办的“机床动态”双月刊委托他审阅的两篇稿子还没看,编辑已火烧眉毛一催再催 (“动态”这个词在现今这特殊的日子里显得多么抢眼,充满政治趣味) 。与罗小乐他们合作应征年底的国际会议的学术论文的初稿要督促年轻人抓紧出样,这个罗小乐,忙出国留学的事,心思必定不在那论文工作上面。上海市机械工程学会的年会开幕式的发言稿要拟一个提纲 (学会里暗流汹涌,自己要波澜不惊,发言要以当仁不让的下一届理事长的气魄提出一些规划和设想) 。后天要去市内某厂参加一个新型加工技术的推介会议,厂方说好了到时候会派车子来接,但现在这非常时期,据说市内有些地区的公交线路都中断了,马路也被封锁,要和厂方再确认一下安排。还有么,电视台函授大学开办的“机械设计概论”的教材编写,自己才起了个头写了几千字,就因为忙其它事停顿了下来,可能得找个学生帮一帮手,函授课程什么时候启动?……忘了。

这些盘根错节事无巨细的日常工作和那个被迫取消了行程的鉴定会一样,本来都纳入了“生活秩序”的范畴,而他现在却悲哀地认识到,“生活秩序”原来是本质上如此脆弱的东西。

一个简短的坏消息――早晨电话里传来的关于火车不通的坏消息,忽然使得教授处于比熄灭了动力的火车还要虚脱的境地,哪一件事他都提不起精神去干。他不安地拿下了棕色边框的眼镜,不过这回没有掏出脏兮兮的手帕去擦拭镜片――他用手指用力揉着视力日益衰退的眼睛。眼球生疼生疼的,医生已多次严正劝告他,如果再不适当减少阅读,他也许很快就会失明。眼睛坏了,残了,那是文化大革命中被学校的造反派殴打致伤的后果,那段岁月对他来说无疑是极其惨痛的。但是,说来也怪,事过境迁,仿佛其中的什么环节出了蹊跷――以往承受过的直接的创痛似乎变得可以顺利地加以回忆了!对的,没错,就是“顺利”这个献媚的形容词。也就是说,每当他回忆起以往“十年浩劫”中那种种非人可以忍受的创痛和屈辱时,“厚积薄发”的历史对他的“思想倾向”不产生任何感觉得到的阻力,就像你在冰上滑动一块铁板。人们常说“历史归根究底是容易理解、容易原谅的”大概就是这意思?

而当前正在发生着的“历史事件”呢?在当前的“历史事件”和他的思想与躯体之间,反而横着一道无形的、却无法跨越的阻隔,令他全然无法去接触、去感受、去探讨、去思索那现实的种种。这是为什么呢?难道说,一个现实中的“活的”历史事件,无论它怎样的巨大,怎样排山倒海,怎样牵涉到千千万万人民的利益,但对特定的某个人来说,只要这历史事件没有细致密切到在肉体上确确实实地伤害他、危及他,他就会忽略和漠视它的发生和存在?这现象和理由简直是可笑荒唐到极点,却是成立的,至少教授生疼的眼球在生理感受上告诉他这是成立的――仿佛失明的危机帮助他重新建立了自我观照的体系。

窗外,那些杂七杂八的声响依旧传来耳膜,依旧不断有人和自行车从楼下经过,人们依旧惶惶然地高谈阔论着这两天北京和上海的事变。纪孝宽教授忽然感到,“听”也成了一件推卸不掉的负担。

他重新带上眼镜,犹疑了半晌,又一次拿起了电话听筒。

 

一大清早,董老师骑着自行车来到了学校。

她盲目地兜了一圈,胸中洋溢着一股不吐不快的高潮感。她平时爱看电视连续剧,尤其爱看大结局,一切都水落石出,一切都有一个正面的交代。这样的审美情趣影响了她看待所有事物的方式方法。如今,学潮 (动乱) 有了“大结局”――广播里说,中央终于对持续了几个月的动乱采取了果断行动。公平而论,大快人心说不上,因为董老师从一个正直的“家长”和“班主任”的角度考虑,觉得学生闹事毕竟也有他们情有可原之处,他们当中许多人的出发点是良好的,他们当中还有许多人是被坏人利用了,……唉,不管怎么说,这一切结束了总是好的嘛,总是让人高兴的。但愿从此以后万事大吉。

人不能总是沉浸在“大日子”里,到头来人过的是“小日子”,“小小日子”。

她的情绪是高昂的――她的感官在阴郁的“大日子”里像一只久病不起的猫,蜷缩得过久,过疲,如今云开日出,该允许它抖动皮毛,伸展四肢,抒发情怀了。她能感觉到她的自行车上驮着这只跃跃欲试的“猫”。其实今天早上市内仍然有许多地方的公共交通没有恢复正常,多亏了她的自行车,自行车像她的另一只宠物。

进了校园,进了办公室,没遇到什么人,太早了?不,不早了,感觉告诉董老师,这么一个巨大的事变结束了,学校里一定会有动静的,一定会有反响的。她逼自己耐心等待。

反响果然来了,中午时分,机械工程系的党总支书记老李打来电话,叫她到他那儿去一趟,急。虽然一把手老李一向为人和蔼可亲,和董老师的私人关系也不错,但她还是努力克制住自己,没在电话里问到底是什么急事,在党的领导面前普通群众总是卑微的、拘束的。

董老师真为这一点见小不见大的“组织原则和礼貌”而后悔,因为去系党总支办公室的路上,她胡乱地做了一个又一个猜测,心头的那只“猫”上窜下跳的,搞得她心脏的压力很大。她也后悔她一时心血来潮走着去,没有骑自行车,胡乱猜测也没个外在的宠幸物在近旁商量安慰。

她的猜测无非是这几项:第一,这次重大事件结束后,上面要认真总结和检讨如何在今后全面加强学生和教师的政治思想工作,老李有选择地要听取一个在这场政治风波中表现出坚强党性原则的优秀班主任这方面的中肯意见。果真如此,她盘算着,她要畅所欲言,头一条要建议,必须加强对青年教师的思想教育,尤其是对那些政治上不坚定,一味向往西方的的年轻人,……她愤愤不平地想起昨天在校党委办公室里罗小乐的所做所为,不过她立刻提醒自己,要以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严格要求自己,要有大局观,不要将私人恩怨掺杂进全局大事里去;第二,这次动乱过后党的各级组织要整顿、更新,老李是系的党总支书记,管下面各个教研组和专业的党支部建设,难道专业教研组的党支部要改组?她想得很有些七上八下的,总不会选拔她担任教研组的党支部副书记甚至书记吧?不过,为什么不呢?凭她始终对党忠心耿耿,凭她长期任劳任怨为党工作,特别是这次动乱中的优秀表现――老李是了解她的。果真如此 (第二次“果真如此”了,总有一次“真的就如此”吧),那就可以和纪孝宽教授平起平坐谈谈参加他的大课题组的事了,又来了,又来了,又考虑私人利益了。党性哪里去了?

想着,系党总支办公室到了。

老李还是他一贯的平易近人的作风,热情地请她坐,并且倒了杯水给董老师。董老师捧着这杯水,手在等待性地微微发抖。她的“猫”也在发抖。

“这两天在全国发生的事你也知道了。学校党委指示我们,趁着动乱平息和事件结束的‘东风’,对各级系和专业机关组织作一次相应的精简整顿。”老李没有兜圈子,这样的谈话很合董老师的脾气,她的手抖得更厉害了。她仔细消化着老李讲的每一个字,她猜对了,果然是整顿!那么,什么是精简呢?“首先,目前各系和教研组的专业编制要紧缩。”老李的具体解释来了,但董老师听着,不免更疑惑了。老李仿佛洞见她的疑惑,笼统体谅地追加了一句:“你知道的,每次大的政治运动或者动乱过后,都会这样的。”都会这样的。都会怎样的?董老师发觉有什么地方不对头,出现了一些技术性方向性的问题,老李后面的话她渐渐听得云里雾里的,“你们专业么,系里统筹下来,这次也会有两名教师由于超编而被调离教研组,去充实学校里的其它非专业部门和单位,……”董老师从云里雾里中有点透析过来,她的手不再抖了,她想要本能地争辩什么,可是老李做了个请她稍安勿躁、听他讲完的手势。“昨天晚上你们教研组的领导连夜开了紧急会议,作出了决定,现在我代表系领导先通知你一声,你是其中之一被调离你们教研组的。”老李说完,流露出一种和党总支书记身份相符的居高临下的同情看着董老师,董老师发觉,一直紧随着她、反复压迫她心房的那只“猫”不知何时逃之夭夭了。

她目瞪口呆地坐在那儿。紧急会议?紧急会议!见鬼了!一切以“紧急”的名义作出的决定其实都是蓄谋已久的!

她醒悟了,尽管太迟了:昨天上午和老奸巨滑的纪孝宽教授的谈判彻底失败了。她当时步步紧逼,教授似乎在温顺地退却,但教授实际上是在施缓兵之计,是在用昏庸的假象蒙蔽她。她可以想象纪教授在昨晚的教研组领导紧急会议中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那给了他一个天赐良机。教授终于将他对她的由衷的厌恶付诸于一次“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的报复行动。她被解决了,而且是在组织层面上被解决的。

令她自己都深感惊奇的是,听了这个正式的组织通知后的震呆和怨恨只持续了短短的几秒钟,随后,有一种更为强烈的心灰意冷的情绪迅速控制了她全身的每条血管。老李接着要消耗的劝慰口水――苦口婆心某种意义上是党组织的招牌——没有意义了;再为这已经“紧急”决定了的人事变动作任何抗拒和倾诉――她实在没了这样做的力气――没有意义了;个人长期的苦心追求和上进,包括这些年刻苦攻读在职硕士学位课程的努力――想升副教授的念头像一个甜蜜忠实的情人伴随了她那么多寒来暑往,如今似乎“东窗事发”了,是她要抛弃它――没有意义了;与罗小乐的激烈吵架、班级学生的全体班会、“反对动乱,反对和平演变”的教育录像、熟记的报纸的头条通栏标题,等等等等――这一切的一切,其意义全都荡然无存!

有一阵刺痛“直性子”地从董老师心底爬出,然后顺着毛细血管溜到了她的脸上,最后停在她的眼圈那儿――她决不想让自己软弱流泪。

 

傍晚,天气异常闷热。

罗小乐在大马路上一二三四调整呼吸艰难步行。很多条线路的公共交通服务中断了,他不会骑自行车,只能靠走路。他走得汗流浃背。

很久没有这样走路了――他是永远不会骑自行车的,自行车是个势利的家伙,因为你无法骑着它倒退。

今天下午他被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耽搁了,出发得晚,所以现在他时间上很赶。不过,这点体力他还是有的。体力是硬道理。

前一天傍晚,罗小乐来到教研组办公室,把一张复印好了的硕士课目的成绩单和另一份推荐信的草稿放在纪教授的办公桌上,用一个烟灰缸压在明眼处,然后打道回府,不想一匆忙,把公文包忘在了办公室,回到家才发觉这事,挺恼火的。公文包里有他时时要用到的那本“牛津大词典”,所以今天吃过午饭,他就又往学校赶去。因为市内有不少路段被路障拦了,公交车走得不顺利,将近五点他才到教研组办公室。他拿了公文包,看到纪教授居然什么时候已经把那份推荐信的草稿给改了,放回到他的桌上,可以打印成正式信件了,心想,也算没有白跑一趟。然后他收拢东西,准备去学校食堂吃个简单的晚餐,打起精神赶路――公交车不靠,他准备靠自己的两条腿。刚下了教研组大楼的楼梯,他就被几个同学迎面阻挡在了走廊上不得脱身――就是昨天在学校布告栏那儿对他“皮笑肉不笑”的他们班级的那三个学生干部,还有董老师班级的两个女学生(近看两个都那么漂亮),他们吵吵嚷嚷对罗小乐说了,他们班有三个同学昨天因为伙同一批“居心不良者”企图冲击美国领事馆而被公安机关拘留了。罗小乐听了这消息大吃一惊,忙问了一句傻话:“怎么办?”那三个男学生于是争先恐后地说,他们同专业两个班级(他们班和董老师班)的学生已经开会做了决定,要“同仇敌忾”声援被拘留的同学。罗小乐又很没用地顺着问:“怎么声援?”这时董老师班级的那两个漂亮的女学生异口同声地说,他们两个班级的几十个同学已经联名写好了一封给学校领导的公开信,大义凛然地申明了学生的“正义立场”,要求学校限时给予答复并出面“营救”被拘留的学生,上午他们把公开信递交给了学校党委,另外还将公开信的内容“复制”了一张大字报,等一会儿要去把它贴在布告栏上,争取和号召全校师生的支援――他们现在来找罗小乐,就是要他在这张大字报的底下签名,以表态支持。她们两双洁白的手展开那张浓墨写就的大字报,让罗小乐仔细看了内容,以及几十个同学用毛笔写上的歪歪扭扭的签名,罗小乐没再吱声。她们忽闪着大眼睛特意向他说明,两个班级的学生这回只是要他签名,而没有要求董老师做同样的事,以示明确“区别对待”他们两位班主任,这表明了他们对罗小乐的信任和祈望。

罗小乐辜负了他们,他理所当然地拒绝了学生们的“好意”。他不能签那个字。当然,他也没有白费心机去劝阻学生。他看着一帮学生拿着大字报安静而悻悻地离开,特别是看着渐行渐远的那两个女学生摇动飘动的长发,心里十分怅然,好像他在关键时刻狠心背叛了世界上真正美好的东西。他没有为学生对他的“刮目相看”而动心,他甚至觉得他也是代表了董老师拒绝了学生的要求。

学生的纠缠打乱了罗小乐的时间表,他没有时间吃晚餐了,吞了几块饼干和巧克力,就匆匆上路了。

穿过市区中心地带的这段路很长,他已经走了一个多小时,赶长路了。估计还要再走半个小时以上才能到达市区另一边的目的地。他是去赶赴某个语言补习中心举办的“托福”速成训练班的最后一堂课,这堂课邀请重量级英语教师根据最近几年的“托福”考题作一个综合分析,归类出重点,以及其它的应考诀窍。罗小乐以行军速度走着,他不想迟到,不想遗漏掉重量级老师将提供的哪怕是轻量级的任何总结归纳。衣服几乎湿透了,紧贴住后背,背部的那层感觉腻烦得不亚于难记的英文单词和语法。

路上不断遇到路障,听说绝大多数是各校学生从昨天起设立的。班级里学生被拘留的事也仿佛在他头脑里设了重重路障,使得他的身心无法通畅。但是,罗小乐边赶路边思忖,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其它城市也一样)的日常生活有它自成一格的密密麻麻的“通道”,它们看不见摸不着,那是路障无从阻挡的。瞧,各家商店里照样有拥挤的顾客――“通道”在密不透风的人海里;路上的自行车照样川流不息――“通道”在悠然自得快慢滚动的橡胶轮子底下;再有,“通道”在迈开脚步急行军,“通道”在街道上互相嘻笑怒骂,“通道”甚至是某人随意吐向路面的一口痰。

就如同罗小乐要上的这堂英语课,热切地参与其中的教师和学生都不会受到这些表面上很“大不了”的事件影响,城市的生活节奏基本照旧,一切没什么变化,除了客观上天气热了一些,昨天六月四日到今天六月五日,一天内气温上升了几个摄氏度。

他偶然想到昨天他在党委办公室和董老师的那场激烈争吵,不禁哑然失笑。

“现在是什么时候,……你却在这里挖空心思争辩这种芝麻绿豆的小事情!”董老师义正词严的责问言犹在耳。没错,就是在“这样的时候”――在为细小琐碎的事情的愤怒和不屑中,忘怀了对至大至重事件的关注和投入,故意或者无意的。

久而久之,愤怒(或者更小儿科的不屑)因为经常钻营小节,经常陷入碎末,经常饱受消遣,就失去了它本来的价值。总有一天,他们这一代人,下一代人,永世的后代的人,将不会再有愤怒,愤怒变为矫饰的情绪之一了。

还有,正义感也一样,价值观也一样,它们统统会成为虚情假意的客套,甚至笑柄,如果没有进一步成为罪名的话。

这里,不妨把纪孝宽教授和罗小乐的“思想方法”作个对比,可以看得出“一代不如一代”的精神面貌。当教授感到“生活秩序”受到了重大事件的影响而变得那般脆弱时,在潜意识中,他认为塑造这一影响力的“历史进程”还是强大的。而罗小乐则认定,生活中已经不存在任何强大的东西了。如果说个人的遭遇和前途在历史的进程和演变中是脆弱的,那么结论是,历史本身就是脆弱的。

乃至这次那样的喧闹起来,过后又这样的被平息被镇压的学潮也是脆弱的。

他又想到了他们班的被拘留的学生,以及两个班级同学对他们声援的事,脆弱没底线。

再有五分钟吧,再有五分钟就要到补习中心了,进行一场艰巨的穿越市区的长征就是为了一堂效果存疑的总结课――甚至学英语这件事也体现出必然的脆弱性。

为了提高英文阅读能力,罗小乐有一次不惜动用了半个月的工资买了一套四卷本的英文“当代美国文学”来读。那套书里收的都是本世纪最杰出的美国诗人、剧作家和小说家的代表作。他一向自认为是个文学爱好者,对文学作品有不俗的品味和见地,但是这一回,当他囫囵吞枣读完全部四卷的“当代美国文学”后,忽然发觉自己只收罗并死记硬背了那里面几百上千个难僻的生词和俚语,而对其中的文学内容却印象空空!

这种阅读态度具有人生意义上的普遍性――人们惯于功利地把面对的所有一切现实状况和“动态”都肢解成一大堆没有现实感但易于理解易于记忆易于出口成章的“词汇”,而毫不迟疑的抛弃了事物的活生生的本质。

人文运动、历史事件和气象预报是一样的 (董老师班里的那位同学至少在某种意义上说对了),都是一些可以用现成的(语法的或政治的或气象学的)规律加以描述概括、凭好记性加以牢记背诵、以惯有的程式和语调加以播报和宣传的东西。

除此而外就没有什么了。

(续完)

阅读次数:59,016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此站点使用Akismet来减少垃圾评论。了解我们如何处理您的评论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