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军:南周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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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语:2013年年初,《南方周末》新年献辞在广东省委宣传部(文中简称“省宣”)强压下被改得面目全非,并出现多处低级错误,编采人员借助网络的抗争导致“南周事件”爆发,引发轩然大波。随后,亲共的新加坡《联合早报》发布了有违事实的消息,指省宣及其部长庹震未曾干预新年特刊,尤其激起公愤的是,省宣强硬地要求《南方周末》通过官方微博承揽全部责任,为省宣和庹震洗白。“南周事件”进入高潮。总编辑黄灿与审读员曾礼,同为共产党的处级干部,扮演了同等重要又截然相反的角色,一个出卖自己报纸的声誉、成为省宣的帮凶,一个与体制决裂、成为报纸命运的救赎者,通过这两个鲜活人物的故事,可以洞悉共产党宣传机器上的“零件”的迥异命运。
本文节选自《打帝国:南周人的困与斗》,这是一部细致还原“南周事件”的长篇非虚构作品。

曹筠武 《南方周末》新闻板块执行总监
叶伟民 《南方周末》新闻板块编辑
杨继斌 《南方周末》头版编辑
史 哲 《南方周末》评论板块总监、记者部主任
苏永通 《南方周末》新闻板块编辑
庹 震 广东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
黄 灿 《南方周末》总编辑
伍小峰 《南方周末》常务副总编
陈明洋 《南方周末》常务副总编
曾 礼 《南方周末》审读员

分道扬镳
关军/文

【一】反水者

1月6日晚上,《南方周末》官方微博“失守”,战时气氛降临,南周人觉得编辑部不再安全,决定秘密转移到金桥宾馆,大家称之为流亡编辑部。
那是289号大院两百多米外一家不太显眼的四星级酒店,有着少见的环形结构,像一个洋葱圈。正门外面的装饰有几分现代感,是两个黑色水池的迭加,确切地说上面那个三角不是水池,就是一个平面,水从中间涌出,缓缓向四周漫溢,滑落到下面稍大一点的水池。
在“洋葱圈”内的两个高档套间里,一些编辑、记者坐在地毯上,眼圈泛红,泪光涟涟,大约一小时前官微沦陷的巨大打击,让他们仍未缓过神来。考虑到这些年轻人认为遭遇到了灭顶之灾,伟大的《南方周末》已死,怎样的悲愤都不为过。
那是悲情之夜,那也是绝望之夜,惊骇之夜,慌乱之夜,亢奋之夜,各种未曾遭逢的极端体验混杂在一起。南周的年轻一代,多数属于独生子女一代,他们在温和、平缓的环境下成长,少有激烈场景,1月6日的惊魂,带给他们的末日感显然更为强烈。
南周的独特之处在“末日”得以体现——平日各行其是,显得颇为涣散,但是在报纸核心价值受损的瞬间,巨大的凝聚力无须动员就迸发出来,就像是被毁了一个家庭,而非一个饭碗。
那一夜,许多曾为这份报纸工作过的人也哭了,他们都有着深深的南周情结,那是在其他媒体再难找到的特殊情感,它像某种信仰,某种对精神家园的依恋,正如南周创始总编左方所言:“《南方周末》的队伍大多数是因为认同它的办报理念才加盟进来的,你要改变就必然产生激烈的冲突。”这情感亦如南周史上最优秀的记者李海鹏在一篇采访笔记中所写:“我们不能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却依然对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怀有乡愁。”

午夜时分,让人大喜过望的转机出现,按记者陈鸣的说法,上帝派人来拯救南周了。是曾礼,那个在其酷爱的拖拉机游戏中打法勇猛果决、有些孩子气的老报人,那个喜欢说“他妈的”、喜欢朗声大笑、每天有十几小时浸泡在网络世界的61岁前辈,那个大家由反感到慢慢接受的新闻审读员。他在新浪博客上发表了题为《究竟是谁删改了南方周末新年献辞》的文章,公开了自己的身份,并对出版事故的责任做了分析:封面文字和新年献词修改内容是谁拟定的?在宣传部门和总编辑没表态之前,谁也不敢下结论,但可以肯定地说,不是总编辑个人意愿。总编辑自己签了字同意付印又去修改撤换,这种可能性不大。
不在于曾礼说了什么,重要的是他的身份:一个有过事前审读和事后阅评双重经历的关键先生,一个通常意义上被党信赖的人。他的文章在整个事件中瞬间起到了核爆一般的效果,南周的支持者感受到巨大的鼓舞。事实上,曾礼的文章在他少人问津的博客里已经昏睡了七八个小时,南周人情势最危急的关头,它被适时发现并在微博里引燃了爆炸性的转发和评论。
属于曾礼的关键时刻,发生在6日下午16点58分,他右手移动着鼠标,未加太多犹豫地在食指上加一点力,完成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确认”。做出这个决定之前,曾礼与集团某位负责人通了电话,对方赞同对宣传部粗暴管理的揭露,这符合集团利益,但除了赞同,负责人无法提供更多支持。
得知《联合早报》的“辟谣”时,曾礼还在深圳处理私事,难以抑制的愤怒让他叫起来:“天大的冤枉!他妈的,这个能行吗?”两周后在办公室复述此事的时候,他还忍不住用力拍打深褐色的茶几。曾礼非常清楚,宣传官员“与此事无关”的证词会把南周推向极其危险的境地。
在报社这种环境里,曾礼算是缺少书卷气的人,不太善于委婉表达,说话还时常夹杂粗口,喜欢开一些带有情色元素的玩笑,这个精瘦的男人年轻时从事过艰苦的农业劳动,作过冶炼厂里最苦的装出炉工,有着与底层人群、生存困境打交道所磨砺的粗糙与桀骜。不过曾礼也有“顺从”的一面,从青年时代开始,他就已经是共产党宣传机器上的一个细小部件,直到后来进入报社工作,他看上去一直是党的宣传纪律的服从者。

1960年代初期,在广东湛江的一间小学课堂里,一个期许着表扬的少年迎来了刻骨铭心的打击。他按老师要求递交了一篇作文,讲述自己如何帮助他人——在一个寒冷的、天边未亮的清晨,他提前两个小时去商店排队买鱼,可供销售的鱼实在太少,他是最后一个幸运儿。许多白白排队的人在抱怨,尤其让人难受的是身后老妇人的哀叹,这少年最终把他的幸运转赠给了老人。老师对这样的故事发出质问:社会主义国家怎么会买不到鱼?你这是抹黑我们的制度。她早就掌握了在一个商品极度短缺的时代歌颂繁荣的本领,她的学生必须学会这个。
批评如此严厉也与少年的出身有关,他在共和国建立之初错误地投胎给一个“黑五类”作儿子——在毛泽东建立的话语体系里,“黑五类”相当于当政的无产阶级的敌人,而且,敌人的儿子也必然是敌人。被强迫到现场观看公众如何批斗自己的父亲,是这个少年经常面对的残酷现实,于是,这棵“冬天里的草”本能地渴望获得党的认可,他更积极地表现,以证明自己与父辈完全不同。
买鱼的少年就是曾礼。要说那种符合党的需要的假话,这就是来自那篇作文的教训,它足够深刻,以至于50年后坐在审读工作室回忆童年的时候,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个故事。
在贫瘠的农村,在烟尘弥漫的冶炼厂,曾礼成了最底层的党的宣传任务的执行者,从兼职一直到专职。宣传这件武器,既被用于控制舆论,也用于内部斗争,曾礼在工厂里的工作就是不断舞动它。
“不是批这个就是批那个,从批林批孔批邓到批‘四人帮’,还批厂子里的某些人,搞宣传吃饱了不就是干这个的吗?”他以粤式普通话特有的抑扬顿挫回顾着,而且不避讳人性的暗处,“1980年,厂长渐渐得势,我也看风使舵,逐渐疏远书记。”
后来,曾礼进入《南方日报》,继续从事“党的宣传工作”。2008年,曾礼被任命为南周总编辑特别助理,实为集团派到这份麻烦不断的报纸的专职审读员,他还在一段时间里担任省宣阅评组的副组长,阅评组是事后问责制度的重要环节,有权宣判哪些报导出了政治问题。
在农村劳动期间,曾礼与一位女子有过美好的初恋,后来二人一直以朋友相处,他也不向妻儿隐瞒这一切。在中国家庭里,这样的坦率是很罕见的。
生活中,曾礼保持着自己直率的性格,但是因为那篇作文的教训,他已经养成了在文章中、在宣传工作中把真实想法隐藏起来的习惯,这也使得曾礼最初审读《南方周末》时感到非常惊诧:这些人居然想把自己真实的价值观印在报纸上?
1980年代是共和国一个思想解放的阶段,西方的价值观、生活方式眼花缭乱地涌进来,原本就对宣扬的东西有所怀疑的曾礼,开始知道外面有一个更文明更自由的世界。当局意识到了风险,在1980年代中期一度开展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批判,曾礼一边组织批判一边暗自想:嘿,被批的那个才是好东西。

在儿子曾嵘眼里,曾礼算是老年人中的潮人,他在几年前开始接触网络,很快就沉迷其中,“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是上网”,摄影、看球等爱好都被丢弃了。
网络也是曾礼眼中的好东西。关于专制制度的丑恶,关于社会公平的缺失,关于底层民众的悲惨,曾礼以前仅仅了解一个轮廓,网络把那些触目惊心的东西直接推到他的面前。“他妈的,他妈的”,他不断咒骂着。
仍为体制工作的曾礼最初只是网上的看客,直到2011年退休那一天,觉得该把放弃了几十年的自由表达权拿回来。他在网上注册了一个ID,叫“六十不惑”,活跃得如同一条获得新生的鲶鱼,他与保守派激烈论争,也发泄积怨,“骂文革,骂老毛,骂那些没有人性的东西”。
懊恼很快就来了——网站的审查员有时会删除那些曾礼认为并不敏感的博客或微博内容,令曾礼哭笑不得的是,此时其身份仍是中国最著名周报的审读员,职责就是甄别政治风险。这遭遇让他趋于理解南周人的处境,更审慎地使用那支红笔。
集团设立审读员的理由是降低政治风险,保障报纸利益,但编辑、记者更愿意把内部审查比喻为“自我阉割”,他们对曾礼这样的像执刀一样抓起红笔的人通常充满鄙夷。每到出报日,南周的编辑频繁进出审读室,表达他们对于“敏感”的不同看法。
在网络世界和审读室里,存在着两个迥然不同的曾礼,这位老人有过这样的解释——
我脑子里有一个隔板,左边是按政治要求审稿的,右边是网络自由表达的,不能混在一起,否则就麻烦了。这不能说人格分裂,只能说思想是有多重性的。
曾礼被问到,身为内容审查者如何看待其网络言论经常被屏蔽和删除。“这个啊,性质不一样,”脱口而出之后,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不一样,其实也是一样。我觉得自己文章说的是事实,可报纸被删掉的文章,在事实方面也没问题啊。”
在经历无数次的观点碰撞后,曾礼感受到了这些新闻晚辈难得的敬业态度,这份工作对他们不仅意味着良好的收入,也包含着推动国家更公平、更自由的愿望。
其实,善良的本性从未从曾礼的内心消散,它来自那个把幸运送给老妇人的少年,一直抵达那间用灰白色隔板分割空间的狭小的审读室。对南周熟悉之后,曾礼的良知与他所感受到的编辑、记者的赤诚之心形成了呼应。
2009年,南周准备报导一起政府雇佣人员在北京私设秘密监狱、残害鸣冤者的恶性事件,曾礼经历着在这个岗位经常面临的内心挣扎,他嘴里骂着“他妈的”,仿佛地下监狱的黑暗就在眼前,他觉得这个应该揭露,又担心惹怒宣传官员,于是就和编辑们探讨如何规避风险,去掉一些敏感字词,审读员正与那些年轻人成为真正的同事。
那段时间,一些编辑把曾礼比作德国《窃听风暴》中那个良心未泯、暗中帮助右翼作家的前东德安全人员,而2013年1月6日开始,外界把他描述为一个挑战专制体制的英雄,他获得了任何新闻审查者未曾得到的敬意。曾礼以谦逊响应人们的赞美:“我只是不违心而已。我有什么力量反体制呢?”
在那篇引起轰动的博客的结尾处,曾礼写道:
作为报业集团审读把关小组成员,我把一些只能做不能说的东西公开披露出来,实属违规。但事件被炒得沸沸扬扬,几十名《南方周末》员工的微博被封停被禁言,其中也包括我自己。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再噤声再沉默。
“反水”一词,包含“反叛”、“背叛”及“变卦”等意思,曾礼所做的抉择也被人称为“反水”。新闻审查制度的铁幕,遭遇它诞生以来最强烈的一次撕扯,别忘了,两天前的外交部记者会,新闻发言人华春莹回答日本记者关于南周事件的提问时刚刚说过:“中国不存在所谓新闻审查制度,中国政府依法保护新闻自由。”
在曾礼“反水”三个月之后,邓科跟同事发了一声感叹:“在本应最保守的岗位上,在60多岁的身体里,自由意志何以萌芽、绽放?”不过这个时候,曾礼已不可能亲自站出来给予解答。

【二】平庸无奇的恶

6日当晚,时针接近10点,副总编辑伍小峰在乱纷纷的“流亡编辑部”大声说:“我建议啊,集体罢工。”他还一再催促赶紧写出真相,事后有同事感叹,从没见过伍小峰那么的焦躁不安,简直接近于痉挛状态。
站在屋子当中的肖华为大家念了一段话:
十万火急!经过一天的攻防过后,南方周末官微失守!所做声明不能代表南方周末采编人员态度,为有关大局施压南方周末管理层的结果。南方周末采编人员将与此不实声明抗争到底。事态解决前,本人不再进行正常采编工作。请大家合力保卫南方周末!
那是一份南周采编人员的声明版本,几个部门正紧张地征求着员工意见。吴传震在房间里忙于劝阻,希望等所有中层来了再决定,肖华急得叫起来:“我已经按(指安抚本部门激烈情绪)了十分钟,快按不住了!”(这一刻,微博上开始流传一幅网络截屏,内容是南周经济板块官方微博的声明,内容如上,外界由此盛传南周人宣布罢工——作者注)
“现在还不发吗?”“其他人都发了!”旁边有人高喊。
很快有两个部门表示“我们全部通过”,但他们尊重了缓发的建议,缓发则最终变成了不发。内部争执不下的情况下,叶飙、张哲等记者以个人名义在微博上发布了同一版本的声明。
曹筠武事后说,那几天南周就像个筛子,到处都是洞,“哪有什么战役部署,几乎都是刺激-应激反应。”
22点12分,黄灿给经济版总监肖华打来电话。北京记者站负责人邓科急忙拿出iPhone手机,为录音做好准备,肖华依照邓科的意见按下免提键。吕宗恕等人站在人堆外围,下面的一段通话很快让他们哭了起来。
“喂,肖华。”
“喂,哎,黄总。”
“不好意思,你们可能都——大家也非常难过。可能大家的情绪可能非常不好,包括毛哲,包括我本人。但是我必须和大家说几句话……大家这种感觉是非常不好,但是也得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包括几个现在集团的领导也都来了,希望大家多做交流。当然大家的心情我也能理解。我想,最难过的可能是毛哲,所以我……”
“黄总你不难过呀?黄总。”邓科忍不住插话。
“嗯,我也比较难过。”
“比较难过是吧,黄总。”邓科强调了“比较”一词。
“我也,我也很难过。”
“你把《南方周末》30年的脸全都丢尽了,黄总,我们只能网上见了,黄总,我们就只能网上见了,黄总。”邓科说。
“哪有这样的总编辑,对自己的人这样干事的。”双方片刻的沉默后,邓科抱怨道。
“对自己的编委会的成员这样干,说不过去啊。”副总编陈明洋也忍不住了。
“你从来不计个人得失,那你为什么不辞职抗议呢?”邓科追问。
“我……喂……”
“你说呀,我们听着呢,你说。”邓科说。
“我们都在听着,并且录着音,你得面对历史。”陈明洋一字一顿地说。
“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再解释一下……”
“黄总,如果你能活30年,我30年跟你没完,活50年我50年跟你没完。”邓科再次在黄灿迟疑之间开口。
“因为这个事情,实际上我们也非常纠结,知道这样做大家不满意,但是我们实在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响应这个事情。我们也讨论过好多次,到底应该怎么响应社会上的一些……”黄灿说。
“黄总,灿总,下午的几个小时是干什么的呀?”陈明洋加快了语速。
“我们下午也讨论了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确实没有……觉得这可能是惟一的、可能更好的、现在能想到的、虽然并不是很好的选择,但是只能这样选择,因为我们不可能不回应……”
“黄总,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接受这样一个选择……”肖华努力克制着情绪,“现在大家情绪都比较激动,或者我们晚一点再说吧。”

怒骂黄灿出卖了报纸核心利益的南周人,其实早该清楚,他们的总编不会把这个当作优先考虑的问题。
在南方报业传媒集团,社委属于高层管理职务,2009年,原为《南方日报》要闻部执行主任的黄灿进入了这个序列,并调任南周总编辑。
文建明是主管过南周的社委一级的领导,从这项任务抽身之际,他与《南方日报》几个相熟的编辑一起宵夜,欣慰地说,终于把一枚定时炸弹卸掉了。南周事件过去大半年后,王更辉不再分管这份报纸,他也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像他们一样表现出好心情的是刚刚上任的黄灿,他在《南方日报》上了十多年夜班,而且,因为是部门内两位处级干部中的副职,他长期缺乏实权,颇觉压抑,如今熬到了出头之日,与前同事告别时,黄灿显得志得意满。
黄灿对权位不乏迷恋,与之对应的是,整个报社也呈现越来越明显的官本位趋向,具有风骨与才情的报人不断被打压。
第一次可以独揽令牌,黄灿很想树立自己的权威,管理上的以及业务上的,但在推崇平等与个性、自由得近乎散漫的南周,前者注定要遭遇抵制,至于后者,带来的只是采编人员记忆中的诸多笑柄。
一次报社开周会,有人提及《纽约客》的报导风格,黄灿当即询问《纽约客》是什么,采编人员很是错愕。下一次的周会上,黄灿说,我查了一下,《纽约客》是美国的杂志,如此“坦率”,让同事们又错愕了一回。
新总编粗砺的语言同样给人深刻印象,到任不久的南周大会上,他教育大家“站得高才能尿得远”,其在版样上的批语风格也很市井,比如直接写上“狗屁不通”。
黄灿算是出自书香门第,其父是中国很有声望的图书馆学家,而黄灿本人则具有一定的书法功底,用红笔批阅的、每每触目惊心的报纸版样上可以看出这一点。可惜他在南周展现的文雅之风,实在少得可怜。

坐在火山口的总编不再有履任之初的踌躇满志。为了上级满意,他不仅要不打折扣地执行宣传官员的指令,还要“守土有责”,当每期32个版的版样摆在面前,他的目光小心翼翼地在纸面前行,仿佛任何一个字下面都可能藏有地雷。新闻版负责人曹筠武把黄灿形容为听任上级摆布的“儿皇帝”,看上去,不要说因为报纸闯祸断送前程,就是惹得领导不悦,都会令黄灿寝食不安。
谨慎复谨慎,惶恐复惶恐,使黄灿似乎发生着变化,即陈明洋所说的“严苛标准的内化”,这让他的敏感达到了可笑的地步。
制作“十八大”专刊时,图片编辑选用了某所乡村学校的图片,孩子背后的墙上露出“人民”二字,黄灿告知编辑:这张图不能用,你“人民”表达什么意思不清楚啊。
文化版编辑朱又可多次说起他遭遇的怪事:他选发的某篇文章涉及一位诗人,加入过印度共产党,后来退党,黄灿认为提到退党不太好,朱又可改为“曾经是共产党员”,黄灿勉强同意,到了出报以后朱又可发现,那句话竟变成了“他是共产党员”。
一篇关于中国学生以假材料申请美国名校的调查报导中,涉及到“团支书”一词,黄灿的红笔把“团支书”改为了“班长”。
黄灿上任后很长一段时间,南周没挨过阅评组的批评,就像栓在桩子上的冲浪板,拥有让人难堪的平安,黄灿则很自得地说,不是谁都管得好的,没有我你们不知死多少回了。
另一件得意之事是他提出的“风向球理论”。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后的第一期报纸,黄灿只允许发一张新闻图片,试探宣传部门的态度,在未被怪罪的情况下,第二期允许进行少量报导,第三期再多一些……对于视时效如生命的新闻纸而言,他的风向球如同挂在空中的玩笑。
编辑苏永通说,黄灿特别喜欢改标题,但有时会把标题改得比原意更敏感,“我记得一个矿难的报导,他改为‘比煤更黑的黑’。”苏永通觉得,说黄灿不为报纸着想也未必公允,只不过他想不到那么多,“他妥协过度,没有明确的价值观,思维也很乱”。
曹筠武的说法则更通俗:“黄灿最大的问题还不是坏,而是蠢。”

黄灿的办公室在南周编辑部下面,仅一层楼板之隔,它分开的却像两个遥远且越来越远的世界。报纸以什么立身,对什么人负责,这类核心问题上,总编与采编团队的对立日益严重。有些吃软不吃硬的黄灿,身上更多的家长制的粗暴被启动了。
在家中,黄灿有着在银行工作的漂亮妻子和一个渐入青春期的儿子。相熟的人看得出,黄灿具备在儿子面前的权威感,它似乎不是建立在蛮力之上。旧日同事记得一些共同出游时的温情画面:黄灿可以陪着儿子边骑车边聊天,到了10多公里外的水岸,他与儿子一起摇动芦苇,还用石子打水漂。有人不禁怀疑,出现在南周人面前的,是同一个黄灿吗?
头发短平、脸型方正的黄灿,身材结实,嗓音洪亮,他喜欢一些隔网较量的运动,比如羽毛球、网球,而在南周,“没规矩”的编辑们无数次敲开他的办公室,隔着那张深棕色的宽大写字台,和他展开较量,质疑他对稿件的撤销或删改的意见,这种目无领导的风气,是他在《南方日报》时不可想象的。站在对面的编辑们则觉得,总编的傲慢无礼是不可想象的,曹筠武这样描述去找黄灿理论的场景:“通常他靠着自己老板椅的靠背上,头向上仰着,但是眼睛向下垂,不与你目光接触,说一些没啥逻辑的话,你就知道妈的他不让发。”
“我的性格,不太爱解释,但也不太会放弃。”与黄灿的博弈,给生性腼腆的苏永通带来内心挣扎,“我不太会想一些借口去蒙领导,我做不出来,也不大会很激烈地去争取,还是想讲道理。(说服黄灿)非常难,几乎不太可实现……有时不得不求助曹筠武。”
苏永通很羡慕《财经》、财新传媒这种更专业的媒体,他们的管理层与团队是同心的,可以一起应付监管体制,在南周,总编却成了团队的博弈对象。去黄灿那里挽救被撤稿件或不该删的内容,成了每次出报前的常规项目,苏永通一般能挽救回来的只有十之二三,“仅有的成就感,也就来自争取回来一些东西,但职业的荣誉感是没有的,因为真正想做的东西在这个环境基本没办法实现的。”
前几辈南周人不乏一些“大炮”,会以非常激烈的方式表达异议,对于官僚式的领导更是公开抨击,如今这样的场景再难见到。据编辑叶伟民回忆,黄灿虽然过分,但大会上的正面冲突少之又少,“平时我们只是约定不接黄灿的茬儿”。
2010年,编辑杨继斌借宿在曹筠武家,有一次曹筠武下班回来的状态让他呆住了,“小虫一米八几的个子啊,看着就像只有一米四”。因为对稿件处理的争执,曹筠武刚刚挨了黄灿一顿痛骂,“骂得像孙子一样”。杨继斌说:“我们总结过对黄灿的放纵,我们都是青瓜蛋子,一下子被提拔到编辑岗位,缺乏经验和气场,几个中层也是黄灿提拔的,就个人感情上,终归有点知遇之恩,一直觉得自己是新人。到2012年上半年,我才把观念拧过来。”
后来,曹筠武与黄灿曾在版房大吵了一架,整个编辑部都为之鸦雀无声,目击者的描述是,二人几乎到了对掐脖子的地步。

在大学同学、前同事看来,黄灿可能有一些弱点,比如学习能力不强,不大上网,对流行事物不够敏锐,但熟悉黄灿的他们无法理解其与南周价值观的激烈冲突。一位前同事说,发生在黄灿身上的,只是屁股决定脑袋、性格决定命运的故事,他并不觉得黄灿是一个民粹主义者,对于党的管理方式与制度缺陷,黄灿私下也会有抱怨,“也没见他流露过对‘文革’、对毛泽东有什么特殊感情”。
南周人看到的一些现象,让他们觉得情况并非如此。
文化版曾经请一位给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都做过翻译的老人写回忆文章,想使用一幅作者与邓小平的合影,黄灿问:有没有与毛泽东的合影?得到否定的答复后,他遗憾地表示,要是有毛主席的就好了。
有人惊异地发现,黄灿的微信头像居然是斯大林,南周人对此种偏好无法理解,在他们眼中,斯大林无疑是极权主义的暴君。
“有一次他呵斥下属:‘人家说你们是汉奸报纸,是西奴,是带路党,我看没有说错。’”这件事让陈明洋感到寒心,“大家与黄灿在价值观上确实有冲突,(南周)这些人,对国家,对自己的文化,是有情感的。”
不同人群的不同印象,拼接着很复杂的黄灿,复杂的原因也许恰恰是因为简单。有编辑由黄灿联想到了政治学者汉纳•阿伦特提出的著名观点:平庸无奇的恶。
二战期间,艾希曼曾签署处死数万犹太人的命令,罪行累累,1960年在耶路撒冷接受了审判,阿伦特当时以《纽约客》撰稿人的身份见证了审判。让她惊讶的是,被描绘成恶魔的纳粹分子,对犹太人、对那场战争都没有什么价值判断,他说自己做的一切“都是执行自上而下的命令”,而纳粹的一套语言系统把邪恶进行了包装,艾希曼从不去辨识。“除了一心向上爬之外,确实没有任何动机,……他只是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阿伦特认为,艾希曼的邪恶就在我们庸常的世界里,一些很普通的人,可以像机器一般顺从和麻木。
愚弄民众?杀死真相?黄灿也许从来没觉得自己的工作与此相关。
黄灿让南周同事看到一个完全体制化的人,与庹震别无二致,两个人都体现出对组织的高度信赖,忠诚维护,即使在体制内,这样的官僚亦算得上稀有。如某些南周人预料的那样,当“南周事件”尘埃落定,庹震与黄灿的忠诚度,最终得到了某种犒赏。

【三】余音

一度引起国际关注的“南周事件”,很快以编辑部内部的妥协收场,黄灿没有被赶走,编采人员与他的冷战开始了。曾礼则在网络上发表了另一篇引人关注的长文:《我为什么与南周总编辑分道扬镳》。
3月底,曾礼接到通知,今后集团将不再聘请退休人员担任审读员。当吐出的烟雾最后一次升腾到这间审读室的屋顶,曾礼感到一丝无法描述的伤感。他随后发了一条微博——
今天我已全身而退,成为自由人。其实也仅是一个梦想,世界上没有绝对自由人,中国更没有。几十年我都在体制内,一切服从组织,说话办事不敢越雷池一步,只是到退休返聘后才能说几句真心话。现在全退了,有“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心境。期望以后更自由,梦。
曾礼以一句中国古诗安慰自己,遗憾的是,这只离笼之鸟的自由只有五天,4月2日晚上,他在家宴上喝了几杯酒,次日突然出现消化道大出血,抢救一天终告不治,而那点儿白酒对于他原本不算什么。计划中即将开始的北美之行,对“文明世界”的初体验,再难完成。
南周的编辑、记者为惊雷般的变故哀恸,但是,除了参加追悼会,其他形式的悼念都被禁止。他们没有为此做什么抗争,一种从1月初开始的心灰意冷一直笼罩着他们,少数人还产生了对自身懦弱的审视,一位后来离开南周的记者觉得,大家在曾礼身上寄托了更好的自己。
黄灿出席了曾礼的追悼会,他有些夸张地鞠了一个90度的躬,还有短暂的定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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