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伦佐:那段尖锐而幽深的记忆(八四篇)

Share on Google+

【编按】此文原为作者参加内地某知名网站征文活动的系列文章之一,但第一篇即因网站刊发时未“及时删除敏感文字”,当天即遭网监警示而不得不回收到网站后台。该网站责编因不服此等处理方式而辞职。《自由写作》从即日起陆续全文连载作者的三篇系列文章。

周伦佐

那段记忆尖锐而幽深,
围困并刺穿男性的感觉。
走进背影说一句波浪滔天,
数不尽的心事随雷声纷纷碎。

——摘自诗作《往事》

从互联网上看到燕晓冬、老威、天行健忆及我们80年代讲学之事的文字,天行健称我们为80年代在高校中宣传自由思想的“行走思想者”,更把我们的讲学事件称之为“中国社会空前绝后的一道风景”,尘封已久的记忆之门不由得打开。我觉得,把我们的“行走讲学”事件放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大背景下来进行透视,这段经历还是值得记起。

现在回想起来,80年代的青年文人好像有一种“行走”冲动:徒步考察长城、徒步考察长江,徒步考察黄河……不一而足。其中不乏冒险精神的张扬、回归自然的欲望、寻找人生意义的努力。我们却根据自身之所能与所欲,选择了另一种方式——“行走讲学”。

所谓“行走讲学”,是沿用网上有关文字的一种提法,其实我们更多时候

是坐车——硬座火车和公交车。它包括:1984年我的成都讲学,1985年我和周伦佑的成都、重庆、武汉讲学,1986年的后续回声。

回首人生行程,1984年是我生命表现比较充分、比较有力度、比较有成效的一年。从《诗质论纲》和《爱的哲学》的写作、《人格心理学》的创生,到去川大演讲、进四川智协、策划四川青年诗协、初进川师演讲,一切都很偶然、很突兀。当我回过头去看,又像有某种内在的逻辑环环相扣,推动我去完成这些事情。

两位女诗人促成的出山之举

1984年金秋,我利用暑假时间到远离西昌市二百多公里的甘洛县朋友李建新处住了一个月,完成了两篇文稿:《诗质论纲》、《爱的哲学》。当我披着炽烈的阳光回到西昌,做梦也没有想过要去成都讲学。原因很简单:当年的我如同现在一样,更喜爱在大山深处思考问题,对外面世界的动态以及文化动向了解甚少。两篇文稿写出来什么用途,我也很少去想,只是因为想写就写出来了。

不过,我并未完全断绝与外界的联系,这种联系首先来自三弟周伦佑。他是诗人,自有诗人的敏锐与活跃。这时他已活跃于四川诗坛,并与成都地区的一批前卫诗人建立了密切联系。他时而带给我一些新的信息,主要是诗界及文学界的。我从不拒绝这些信息。我不幸结缘于哲学而在精神上独然前行,但我是从文学走向哲学的,所以仍然与身边写诗的众多朋友保持着交往,并获得情感的充实和精神的撞击。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诗人是人群中最敏感从而最不安定的个体,他们总是生活在希望和不满的情境中,为了暂时的安宁,他们需要不断地扩张自我并凌驾世界,以达到对自己和对他人的双重超越。当他们意识到自己对于艺术负有的使命时,这种超越便有了特殊的意义。

的确,只耍你熟悉诗人,你便不得不承认:诗人确实是人群之中最生动、最活跃、最激进的个体,任何地方——包括那些死气沉沉的场所,只要有了他们,便有了激昂的声音、火热的气氛和不知倦怠的生命活力。或许画家也是如此。难怪中国80年代的文化启蒙运动,是诗人和画家最先揭竿而起。我看重诗人,不仅因为他们精神上的敏锐,还因为他们表达上的才气。我曾向北京那位文笔充满诗性的哲学界友人周国平建议,多读80年代诗人的诗论和画家的画论。我认为:不仅诗人和画家文章中所闪现的思维悟性,远远高于很多哲学家的长篇大论,而且文体本身也构成独立的价值。

我与诗人的这种关系,自然体现了一种缘分。我初赴成都讲学,正好是两位女诗人促成的。

她们一个叫刘涛,一个叫李娟,是周伦佑在省城诗界的朋友。或许因为伦佑还有朋友蓝马和狼格早向她们谈到过我这位“二哥”,所以1984年9月她们刚到西昌,便希望见我一面。

我刚从甘洛回来,与她们在泸山脚下的邛海之滨见面。后来去了泸山光福寺。同行的还有伦佑、蓝马、建森和狼格。

谈话很随便,既不深奥,也不独特。记得不经意间她俩谈到当时正在大陆走红的弗洛伊德主义,语气充满了赞赏和肯定。或许出于对自己所持人本主义哲学立场的捍卫,我脱口说了一句:弗洛伊德只发现了我们心中“兽的潜意识”,而没有发现我们心中“人的潜意识”。还记得交谈中刘涛一再说我应该出山一试锋芒,其他谈话内容一概不记得了。其实,直到那时,我并未系统钻研过心理学,甚至没有读过一本心理学专著,对弗洛伊德的了解也仅限于报刊摘介,但我已在刚完稿的《爱的哲学》中对他的泛性论进行了批判。

很快,她们回了成都,我也回到工厂。没想到自那日起,“人的潜意识”五个字便在脑际久留不去。我一度将其修订为“人性潜意识”,随后又确定为“人格潜意识”。紧接着,在大约一个月的时间里,一个个新异的概念不断产生出来,一个个似曾相识的深度心理层面展现于视野,我不停地记录、概括、定义……。直到有一天,潜在的思想流动静止了,我也停住了笔。这时才突然发现我记录下了一门深度心理学的理论框架。刹那间,多年来在我心里、在我脑际、在我眼前、在我身边捉摸不定的众多心理疑难现象,第一次得到了照亮。

我身上多次发生过同样的潜思维过程,所以除了高兴,毫不惊奇。

接下来,我从市图书馆借来一大批心理学书籍,边读边对照——看自己的理论建构是否重复了他人的思路。当我最终确信它真正属于自己之后,我把这一发现告诉了朋友们。蓝马高兴地认为:现在年轻人的心理空间大多是倾斜的,我的这一理论建构可以匡正他们。

我决定在朋友圈内试讲一次。地点定在我和伦佑近几年来经常与朋友们聚会之处——西昌市卫生防疫站,有四十多人参加。我讲了两个多小时,并回答了大伙的相关提问。朋友田晋川特地进行了现场录音,事后又根据录音整理出了一份三万多字的讲稿给我。

几天后,蓝马前来告知:刘涛来信说已在四川大学联系好了,邀我速赴成都讲学。自从1968年最后一次外出,我再也没有去过成都。内心思动,我已经在深山里封闭了十五年,也很想出去见识一下外面的大世界。当时,为了摆脱车间里繁重的体力劳动,我正在半脱产读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恰好有一半时间可以自己支配。我决定立即着手修定这之前的讲解提纲和录音讲稿,暂时取名《人格心理学纲要》,并叫蓝马将起程时间电告刘涛。

提起80年代的“行走讲学”,我总是忘不了刘涛和李娟。的确,不仅我初赴成都是她们有心促成的,而且我外出讲学的内容之一——《人格心理学》,也是她们无意中触发的。

引起轰动的四川大学演讲

离开西昌初赴成都的时间是十月初,朋友蓝马和蒋晓华与我同行。本该三人同乘当晚北上的火车,因我要中途下车到李建新处取《诗质论纲》和《爱的哲学》的打印稿,蓝马又要傍晚才能动身,便改为我和小蒋先乘早班车到甘洛,当夜转乘晚班车与蓝马会合。

起程当天发生的一件事令我终生难忘:在火车上我突发高烧,抵达甘洛民族中学李建新住所时已烧得一塌糊涂。建新准备好的满桌酒菜和几位慕名等候的朋友我已无力面对。小蒋是医生,见病情严重,立即与建新一道送我到县医院抢救。其中的情节和感受很多,且不细说。粗略的情况是:高烧41度持续了十小时之久,终于在晚班车到站前奇迹般降回了37度。这件事将我初次出山的兴奋降到了最低点,同时使我第一次体会到平淡地看待死亡时内心的强大。从这时起的整个外出讲学期间,我在所经过的地方看到的景物,全都呈现为一种深灰的色调。

到成都后,刘涛把我安排在半是诗人半是画家的万夏家住下。

大病初愈,每天都分别由刘涛和李娟陪着去医院打针。川大讲学之事,并不像刘涛信中所说那样已经联系好了,而是她向川大诗社社长赵野谈了此事,赵尚无回音。事情由肯定变成未定,我的心情一直处于阴郁中。两位女性下班后的时间几乎全花在我身上:生活、治病以及联系讲学之事。蓝马、小蒋以及正在省卫生防疫站进修的狼格也经常来万夏家见面。虽然刘涛到处奔波,讲学之事仍未落实。这样耗了大约五六天。她两位可能为了替我排解郁闷,这期间特地安排我到伦佑在成都的诗友杨黎处聚了一次。

参加此次聚会的有十多人,除了我和刘涛的一位名叫文学的女友之外全是写诗的。刘涛、文学、蓝马、狼格和我算是客人,主方自然是杨黎为首的诗歌群体的成员——包括李娟。

这次聚会虽说是给我接风,但我看得出这伙诗人——特别是杨黎隐隐约约的锋芒傲气:他们其实是想见识一下这位“二哥”的功夫。所以当他们提出想听听我的《人格心理学》时,我便勉为其难的向他们作了粗略的讲解。人少场面小,又并非我所期望的听众,整个讲解过程丝毫没有激情可言,更缺乏灵感突至的精彩之处。但从杨黎及其他诗人态度和表情的变化上不难看到:他们默认了我这位从千里之外来闯省城的陌生人。或许仅仅因为我平淡的讲解中包含的理论深度和严谨结构吧。这是80年代民间文化人初次交往时的惯例:先试高低,再论其他。我自然不会见怪。席间,诗人敬晓东谈到,前日成都地区的名牌诗人欧阳江河在四川医学院讲现代诗,听众只有十多个人。他已亮出我的名字向欧阳挑战。我不认识欧阳,但知道他在四川前卫诗人心中颇有份量。我很少写诗,更少谈诗,自然不可能与他正面切磋,但为了不让在座者失望,我答应一定要让对方折服。

赵野终于来访,在万夏家。我本已无心去川大讲什么,心情颇冷淡,但经不住刘涛再三劝说,还是给赵讲了《人格心理学》的概要。赵说已找过四川大学学生会,对方回答要由省级学术团体推荐。他很为难,但答应再去想想办法。

两日后,赵野带着省智协副秘书长杜明来到万夏家。听我介绍了《人格心理学》的内容后,杜非常赞赏,表示一定安排我到川大去讲,并说智协正在筹办的学术刊物愿意刊发这篇讲稿,要我抓紧时间改写成论文。柳暗花明,刘涛轻松了许多,我也稍感振奋。

这时,伦佑当时在省城的主要诗友黎正光刚从重庆返回便立即赶来万夏家见我。黎不仅是个诗人,而且是个热心人。听刘涛介绍了我到成都的本意和杜明正在安排去川大讲学的情况,黎立即提出我在成都的活动以后全部由他安排,要我当晚就搬到他家去。这之后我便住在正光家,白天写作,晚上会朋友——除了刘涛、李娟,还有正光引介的诗歌评论家杨远宏等,同时等候杜明那边的音讯。

说来也巧,杜明的住处和黎正光家仅一街之隔。正光同我首次去见杜,便得知一个更凑巧的消息:川大学生会主席孙力不请自来,主动请智协帮助开展学术活动,杜明便向他推荐了我的《人格心理学》。第二次到杜明家,已得知学校官方同意了学生会的要求,邀我于1984年10月13日去川大讲《人格心理学》,开讲时间是晚上7点。当天,川大诗社的负责人赵野和胡晓波也兴冲冲地赶来告知同样的消息。

1984年10月13日晚饭后,正光陪我提前半小时赶到川大。走进校门,心中感慨万端。十七年前红卫兵“大串联”时我来过川大,并先后两次在原化学系学生宿舍住了一个多月。虽然现在学校的面貌已经有了很大改变,但当时的情景仍然依稀在目。想不到今日能重游故地,而且是以民间体制外思想者的身份来给大学生们讲学。在校园内见到校学生会贴出的海报,上写“邀请省智协推荐的青年学者周伦佐演讲《人格心理学》”,看的人很多。来到指定地点——位于校园中心地带的阶梯教室前,但见前来听讲的人络绎不绝,各个方向仍有大群大群的学生拥来。刘涛、李娟、蓝马、狼格到了,敬晓东他们到了,杨远宏一行到了。他们曾担心会出现欧阳在川医时那种听者寥寥的遭遇,所以特意赶来作后备——一旦听众太少便聊充人数。想不到人这么多!狼格告诉我——欧阳及其诗友也来了,因人太多挤不进教室,只好站在窗外。

我走进阶梯教室时,杜明和孙力已在讲台前等候。宽大的阶梯教室座无虚席,三条过道上全站满了人,门外、窗外,也挤满了人。孙力激动地告诉我:川大从没有过如此踊跃的听讲场面。我对自己的理论和表述能力充满了信心,只是担心听众太少而影响发挥。面对如此多的听众,我知道自己已经成功了一半。

当孙力和杜明先后作讲前介绍时,我在黑板上依序画出弗洛伊德心理结构图、我的人格心理结构图、现代人运动系统图、树型心理结构图、年轮式心理构层图。时针指到七点正,我开始演讲。

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既无先例可借鉴,又无别人可模仿,应该采取什么方式来讲——确实是个问题。然而时间不允许我犹豫。我胸别袖珍话筒,站在台前面向听众,丢开提纲,全凭记忆,用富于情绪节奏和情感穿透力的声音,像在朗诵一首长诗一样开始演讲。记得我开讲的第一段话是:此时,一个声音从遥远的古希腊传来,它穿过德尔斐神庙前的石碑,穿过贝多芬的音乐和罗曼·罗兰的小说,穿过世世代代人们的心理空间,来到我的耳边,他说:“人呵,认识自己吧!”这是两千多年前古希腊智者的声音。今天,两千多年过去了,可是人类对自己的认识却仍然云遮雾绕。人能认识万物却不能认识自己,这不能不是人类外向性理性的悲哀。

我讲述的内容是厚重的理论,讲述的顺序是理论系统的环环推进——人格潜意识、人格三大运动、人格运动障碍、人格焦虑、人格焦虑缓解机制,然而讲述的形式却实实在在具有诗意化的特征。我投入全部的真诚、全部的激情甚至全部的生命来讲。在演讲过程中,我感到整个人都燃烧了,同学们也被点燃了,热烈的掌声随时在声音停顿的间歇中响起。窗外的听众也越来越多,孙力连忙叫人安装了对外传送声音的大喇叭。我一口气讲了两个多小时,用了半小时来回答问题。

要在本文中记述演讲的整个过程既无必要也不可能,就连当时带去备用的讲演提纲如今也找不到了。关于现场的精彩片断,我只记得在回答众多提问中的三个回答了。

听说你和诗界很熟,为什么不想成为一名诗人?

答:那条路很宽很宽,走的人多了,也就窄了。这条路很窄很窄,只有我一个人走,仍然很宽。

掌声四起。

您的人格心理学从何而来?

答:无中生有。

突然静场。几秒钟后掌声响起,经久不息。

您怎样看待马克思主义?

答:我同意考茨基的定义:马克思主义只是一门以经济分析为基础的特殊的社会哲学。我要说的是:在社会分析范围,马克思主义尚有很大功用;但对人类个体与群体及其精神世界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存在巨大盲区。

掌声立即响起,热烈而有力。

演讲结束时,已是夜晚十点。孙力代表川大学生会赠送了一件大型工艺品,上书“周伦佐老师留念”,我将它送给了正光的小女。我在同学们的掌声中走出演讲厅,但见外面拥挤着不愿散去的人群。同学们纷纷反映在外面听不清楚,希望接着再讲一场。孙力也挤上前来提出同样要求。我见盛情难却,便同意接着再讲。刘涛担心我身体承受不了,百般劝阻我并劝说孙力。最后终于达成共识:一周后我再来川大演讲一次,地点改在灯光球场。直到这时同学们才逐渐散去。

在送我出校门的路上,孙力再次感慨地说,如此演讲盛况川大有史以来从未有过。我相信也许是事实。当时,某种近似于马斯洛所说的“高峰体验”状态,使我没有意识到,这种盛况空前的演讲效果背后隐藏着巨大的风险。

川大的演讲和我以后的演讲相比,理论层次和语言表达都不算上乘,但生命体验最强社会反响也最大。这是因为:主观方面,我是第一次讲,所以自己的感受最为强烈;客观方面,川大是四川省第一高等学府,对外辐射很快社会影响很大。

第二天,川大诗社赵野、胡晓波和一位成都科技大学学生赶到正光家见我,说是正在成都科大讲学的美国心理学家史密斯得知我在川大演讲的事情后,迫切希望见我,他托学生四处打听我的去向,科大同学找到了赵野和胡晓波。

在成都科大外宾楼,我和史密斯一见如故。他问我用了什么力量使大学生们如此疯狂?我是否会巫术魔法?我说我没有什么巫术魔法,有的只是表现的激情和献身的精神。老史不相信。应他的要求,我把《人格心理学》概要地作了介绍。由于中间隔着一层翻译,加之担任翻译的科大刘老师力不从心,老史听得似懂非懂。在我告辞时,他握住我的手,通过刘老师告诉我:如果我愿意,他可以把《人格心理学》文稿带回美国去发表。我对老外并不很信任,所以不置可否,只是表示感谢。

*

川大历史系研究生何平听完讲演后感慨道:简直像在布道,简直像个殉道者。

川大化学系83级王晋文来信说:见到您,我总感到新时代的牛虻站在那里。

川大哲学系82级何仁富来信认为,我提出的“验觉”概念很深刻,他将用进自己的毕业论文中。并说:中国太需要像你这样有思想又有胆识的理论家。

偶然原因进入四川省智协

四川智协全称四川省智力开发工作者协会,它在我们80年代的讲学活动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后来的作用是在我加入进去后才环节般体现出来的。

我进入智协纯属偶然。

会晤了史密斯后,我在黎正光家休息了一天。第二天杜明又安排我去成都中医学院演讲。这时蓝马、狼格、小蒋、建新已先后返回西昌,同去中医学院的朋友有刘涛、正光和杨黎他们。

演讲场所是学院办公楼二层的一间开科研会议用的教室,听众人数远不能与川大相比——大约只有两百人,其中还有几位金发碧眼的老外,听众的神情大多审慎而严谨,缺乏年青学子应有的勃勃朝气。我无法产生激情。勉强讲完,又回答了同学们纯属医学心理学方面的问题,便匆匆走出校门。

朋友们集中在校门外,还有杜明和智协其他人。大家仍然很满意很兴奋。学院学生会宣传部长握住我的手,激动地说我的演讲确立了他的人生观,照亮了他的人生。杜明也认为十分成功,准备安排我到第三所高校——四川医学院去讲。杜明又将同来听讲的智协副秘书长陈维正介绍给我认识。陈非常高兴,连说讲得好,认为我既有哲学家的深度,又有诗人的才气,智协将安排我讲遍成都地区的所有高校。我颇为感动,告诉他这场演讲的主观发挥和客观效果实在太差。陈维正没去听我在川大的演讲,仅仅通过别人的转述,自然无法想象川大的盛况,更不可能比较出两场演讲之间的巨大差距,他的评价仅仅来自这场演讲。朋友们纷纷告别而去,临行前,陈维正邀请我次日务必去列席智协的常务理事会。

这天是星期日,会议在省轻工厅情报所的一间平房里举行。我去的时候会已开始,十多个知识界人士围坐在长方形会议桌四周,正热烈地讨论着有关议题。杜明和陈维正把我介绍给大家,主持会议的理事长W和秘书长L带头鼓掌欢迎。我坦然入座,想听听他们研究些什么。

下一个议题是为智协学术刊物确定刊名。在预定好的几个刊名逐一遭到否定后,有人提出一个新的名称——“大时代”。大家各抒己见,但否定意见居多,眼看逃不脱被否定的命运。提名者竭力解释,但反对意见毫不退让,并且又回到了已被否决的几个名称上去。我在一旁比较了所有的名字,本能地觉得还是“大时代”最好,于是冒昧地谈了自己的看法:大时代这个名字既响亮又大气,很有感召力;大时代这个概念既是对我们所处历史时期变革趋势的概括,又反映了这本刊物推动这场变革的气度。一言既出,四座信服,“大时代”这个刊名就这样获得通过。

这次会议大约开了两个小时。自由发言,热烈争论,对每一项议程都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决定。浓烈的自由民主气氛,给我一种全新的感受并留下深刻的印象。事后得知:协会理事长W曾于1957年在四川师范学院读书时被打成“右派”并开除学籍,1978年恢复高考后考上研究生,毕业分配时坚决要求回到把自己打成“右派”的川师任教。秘书长L曾是“文革”中四川中学造反红卫兵的风云人物,现为四川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这更加深了我的感受和印象。

散会后,“大时代”这个刊名的提出者陈礼荣非常热情地邀我到他的住处叙谈。陈为协会常务理事,与主管宣传的杜明、主持《大时代》编务的梁春晓是思想盟友。通过他的介绍,我才了解到智协的一些真实情况。原来智协成立于1984年7月,由广布于全省各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的众多年青知识分子组成,除了不满现状而热望改革这一共同点外,各种层次各种倾向的人应有尽有。首任会长为原省团委书记及现省委副书记杨崇汇,现任会长为北京《走向未来》丛书副主编刘青峰的兄长——四川省社科院院长刘茂才。其实他们只是挂名,真正主事的是来自非官方的理事长、秘书长及常务理事。常务理事们平时都在单位上班,只有星期天才能碰一次面,租了一间办公室也因无人坐班而一直空着,日常活动十分不如人意。陈希望我留在智协帮助工作,可在他的单身宿舍一起居住。

我对会议上的那种民主气氛非常赞赏,对于智协的现状也感到有必要助一臂之力,再想到智协对我的帮助,以及杜明和陈维正要安排我讲遍成都所有高校之事,便同意暂时留下。

对我的加入,理事长W和秘书长L明确表示欢迎,杜明、梁春晓以及主持学术部工作的陈维正也深感高兴。梁春晓决定将《人格心理学》发于《大时代》创刊号,并邀请我参加编委会的工作,陈维正希望我侧重于学术部的事情,陈礼荣则认为我应该坐镇协会办公室,同时兼顾《大时代》和学术部。我接受了陈礼荣的建议。从这天起离开了正光家。

智协名义上下设教育中心、宣传中心、学术中心、办公中心四大机构,实际上并存着三种倾向:理事长W和秘书长L等以教育为主的实业倾向,梁春晓、杜明和陈礼荣等以社会活动为主的实践倾向,陈维正、周晓明、冯川和苏丁等以学术为主的文化倾向。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智协成立伊始,以实业立足,以实践造势,以文化扬旗,本是最合理的构局,但我的天性和当时所处的状态,却使我更倾向于后两种倾向。

进入智协之际,川大演讲产生的巨大反响,很快传遍成都各大专院校和青年文化界,我在演讲中提出的最引人注目的“显在”概念,一时成了大学界、前卫诗界和青年文化界使用频率最高的语词;在我应邀参加的一次“教育改革论坛”会上,一位应届研究生在发言中也多次使用《人格心理学》中的概念来支持他的观点。在我面前似乎正时隐时现地显露出某种前景。

我在陈礼荣处满怀信心地准备着去川大第二次演讲,然后再去川医……

就在这时,突然传来一个黑色的消息:川大演讲后,有人向上反映我当众非议马克思主义,四川**部和**厅正着手调查此事,川大再次演讲已被取消,计划中的川医演讲自然不再可能。消息是陈礼荣在我按预定时间准备去川大再次演讲之前才透露的。他说之所以背着我取消这次演讲并且此时才告诉我,是因为川大学生正为当局横加干涉之事而群情激愤,怕我预先知道会不同意取消演讲而给川大学生火上加油,引起不必要的政治风波。我虽然对他们的擅自决定非常不满,但也一时无话可说。

看来在成都高校继续演讲已经不可能了。一方面我不服气,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接受这一严酷的现实。于是在智协呆了下去。

智协办公中心只有两个人,我临时负责。每日面对的事几乎一样:盖公章、写介绍信、接待前来咨询函授教育问题的各界人士,自然不能与川大甚至中医学院的演讲场面相比。好在我仍然保持着与陈礼荣、杜明、梁春晓及陈维正、周晓明和诗界朋友的交往,使生活还不至于最最乏味。这样过了十多天,直到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召开成立大会那天,我从智协领取了工作半个月的生活津贴后,一辞而别。

仔细想来,我离开智协的动因比较复杂。其一是内心深处总有一种无根的漂浮感,很不踏实,极难安下心来。特别是策划“青年诗协”之事大功告成后,一时无所事事,这种感觉更明显。其二是惦记着一个多月后的电大期末考试,急欲尽早投入复习。虽然智协秘书长L得知我想离去的讯息后,曾对我说可由他们出面将我的学籍迁来成都参加考试,但我谢绝了。其中便涉及到第三个动因:人际关系的困惑。

在智协期间,陈维正对我十分敬重和友好,我也一直愿意同他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但我住在陈礼荣处,碍于他与陈维正之间的关系不太和谐而难以如愿。在本文中我把陈礼荣等归为“实践派”,把陈维正等归为“文化派”,然而在当时,表面现象并非如此:梁春晓主持着《大时代》,刚从兰州调来成都的高尔泰通过自己过去的学生王亦平而与“实践派”保持着较密切的关系,这使陈礼荣等颇有一些文化色彩:“文化派”诸君——陈维正忙于翻译《弗洛伊德心理学入门》,周晓明在搞“模糊语言”研究,冯川和苏丁还不认识,学术中心反而没有多少文化色彩。这种错位现象,直到陈礼荣等下海经商、陈维正等主持《大时代》后才逐渐澄清。这也是我当时在二陈问题上感到的另一层疑难。

我离开后,智协对我的帮助仍在继续。1985年1月出版的《大时代》创刊号,因篇幅问题未能采用《人格心理学》,但2月出版的第二期用了《诗质论纲》,1986年3月出版的第三期又在头条位置发了《爱的哲学》。如果不停刊,《大时代》第四、第五两期还将连载《人格心理学》全文。

事后得知,用我的两篇文稿,智协常务理事会和刊物编委会争议很大:一是当局对我的名字太敏感,怕引火烧身,二是我的文章不是学院派的写法,不合某些人的味口。多亏冯川、苏丁出于厚爱而力排众议,多亏陈维正将《诗质论纲》的作者名字改为“周罗”,才得以通过。但是就像对杜明力荐我川大演讲之事一样,我除了感念具体的促成者,还愿将事成之功归于他们所属的团体——智协。

站在今天看昨天,四川省智协无疑是80年代新文化启蒙运动中一个重要的民间团体。虽然它的商业精神远远不如同时期的“四川省青年文化翻译协会”,但它的弱势同时也是它的优势。这种优势是什么?是其前沿部位的文化启蒙指向。这种弱势使它在生存现实面前不能不失败,这种优势又使它在历史记忆中不会不长存。可以说,仅仅凭着它通过成全“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这个环节而对中国“第三代诗”的崛起所起的隐性作用,仅仅凭着它顺应自身内在律动所推出的三期《大时代》,它就有权在中国80年代启蒙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策划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内情

1984年11月成立的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不仅是当时全国第一个全省统一的民间前卫诗人团体,而且是整个80年代唯一一个以“青年诗人协会”而非“青年诗歌学会”冠名的省级民间前卫诗人团体。

周伦佑近日来了解当初策划四川青年诗协的内情。他认为:在中国先锋诗发展的重心开始从北京向四川转移之际,四川青年诗协的成立,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标志。其后,几个在中国“第三代诗”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事件,如大型民间刊物《非非》、《汉诗:20世纪编年史》、《中国当代实验诗歌》、《现代诗内部交流资料》的出版,都是以四川青年诗协的名义而通行于世的。就连我们后来的讲学,也是用的四川青年诗协的介绍信。

虽然评论界有人认为“周伦佐1984年提出‘第二诗界’的概念——对中国的非官方诗歌进行了最早的命名”,但我对“第三代诗”的历史绝不熟悉。我仅能从旁观者的角度感到:四川青年诗协确实使一些前卫诗人从不重要变为重要,从不很重要变为很重要。或许是诗协的理事会座次对他们的实力首次给予了确认,或许是诗协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在更大范围表现个人综合才能的场面。

客观地说,当初策划四川青年诗协的不是我一人,而是两个人:我和智协的陈礼荣。如果说原创者是我,那么助成者就是他。

陈礼荣原本和诗界风马牛不相及,怎么会同这件事有关系呢?这就涉及到了他执意留我在智协的真实动机问题。

他留我在智协,自然不是为了要我整天在办公室替智协处理日常杂务,凭着我当时的轰动性影响,我在他心目中绝不是这等角色。我在他心目中的形象很高大。记得刚认识时,不会写诗的他,激动万分地写了一行诗来表达他对我的感觉:一个伟大的意志在空朦的原野上呼唤。可见他当时把我想象成了何等圣贤。他留我下来的真实动机,虽属隐私,但绝对高尚:协助他们改造智协。

直至推荐我在川大演讲之前,智协的主导倾向和工作重心,一直是教育实业,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思想文化举动。被我称为“智协生命活力层”的陈礼荣等对此极为不满。他们想改变智协的主导倾向,但屡不奏效,他们想推动智协的自身改革,但力不从心。我恰好这时出现在他们面前。

他留我,无疑是想借助我的影响实现他们的愿望:使智协的主导倾向从教育转向文化。用今天的眼光看,未免操之过急,但在当时却实属难得。

他的激进自然与我的特性不谋而合。

我很想助他们一臂之力。最初的想法是:以四川省智协的名义组织一个包括我、周伦佑、欧阳江河、蓝马、陈礼荣……在内的大型演讲团,从成都开始,讲遍全国所有的高校,从外部来扩大智协的影响力,提高它在省内外的知名度。陈礼荣非常向往这一壮举,同意在智协内部进行通融。这个时候,杨黎有次曾向我提到——希望能成立一个青年诗歌组织,我毫不在意,因为我的心思不在这里。

这个宏大的构想很快就破灭了。先是陈礼荣的内部通融工作进展不畅,紧接着四川当局对我在川大再次演讲发出了禁令,以智协名义组织大型演讲团讲讲遍全国之举,已不可能。

建立四川青年诗协的念头便是在这种背景下萌生的。这时我和诗界的朋友仍然时有来往。刘涛、李娟和陈小繁时常来看我,使陈礼荣冷寂的住所开始有了青春的笑声。我还向梁春晓推荐以万夏的一幅油画作为《大时代》创刊号的封面底图,并带他去和万夏认识。诗友们特有的情趣不仅慰藉着我独在异乡的寂寞心情,也给陈礼荣他们留不了异常强烈的印象。这段时间,我心中回味式的充满了对诗界朋友的感念之情。他们在我这次赴成都讲学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在蓉期间对我生活上的照顾和情感上的关怀,使我总有一种要报答他们的愿望。只不过时机未到,我还不知道以何种方式报答。

时机很快出现了,是在一个傍晚,在与陈礼荣的一次闲谈中出现的。记得当时谈论的是如何推动智协学术部的问题。谈话中我忽然提出:何不成立一个艺术部?现在智协已经有了学术部,再加上一个艺术部,智协就有了两支翅膀。独翅难飞,双翅才能飞翔。只要有了艺术部这支敏锐、激进的翅膀,定能带动学术部同飞共舞。陈礼荣十分激奋,问我从何入手?我说先建立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再建立青年画家协会、青年小说家协会、青年翻译家协会……鉴于我和诗界的关系,成立青年诗协毫不费力。陈认为智协内部本来就有一批从事现代绘画和文学翻译的青年会员,陆续建立相关协会也不成问题。当时我一点没有想过一个协会下设的艺术部是否有资格领导若干个协会级艺术团体的问题,也不知道成都早已有了一个名为“四川省青年文化翻译协会”的团体。当即商定先建青年诗协,陈礼荣去进行智协内部的通融活动,我负责联络前卫诗界的各个派别。

当时四川前卫诗界主要有五个十分松散的写作派别。欧阳江河、翟永明、钟鸣、柏桦为首者其一,周伦佑、黎正光、廖亦武为首者其二,杨黎为首者其三,石光华、宋渠、宋伟为首者其四,李亚伟、胡冬、万夏为首者其五。艺术倾向最稳定的要数欧阳和杨黎两派,石光华和李亚伟两派尚未成型,周伦佑同时在对杨黎一派进行引导。其中,欧阳一派自恃“现代诗”的正统“次森林”,从不把其他的派别放在眼里,而杨黎一派则处于不被其他派别正眼打量的境况。五个圈子互相不服,皆有一种谁怕谁的傲气。想让他们走到一起,非有一个既和他们有关系,又和他们无利害纠葛的人不可。我正好是这样一种角色。而且众人皆感最难走拢来的欧阳江河,恰好也是智协中人,我们已经认识,首次见面互相便有一种信任感。我自信能将他们联络到一起。

由于我主张由陈来担任艺术部部长,陈对成立青年诗协之事更加热心更加积极。他很快说服了智协秘书长,第一步迈出,事情似乎一帆风顺。只是智协秘书长对名称问题有两点疑议:第一点,难道加入该组织的都是“青年诗人”不成?建议改为“青年诗歌”,第二点,智协无权批准成立“协会”,建议改为“学会”。名称不是大问题,我同意他的意见,将全称确定为“四川省青年诗歌学会”。

轮到我来联络各路诗杰了。当时家庭电话十分稀少,我又不会骑自行车,全靠乘公共汽车。获知这一消息的诗友除万夏因不太相信而十分冷淡外,无不欢欣鼓舞,最先得到消息的杨远宏和刘涛尤为兴奋。记得欧阳江河也是我去告知的,他在意外之余也认为是件好事。

我拟定了一份诗歌学会理事会名单,极力平衡各方面的关系。记得理事会组成情况为:会长骆耕野,副会长欧阳江河、黎正光,秘书长周伦佑,副秘书长翟永明、廖亦武、蓝马,理事杨黎、杨远宏、钟鸣、刘涛、李娟、陈小繁、石光华、万夏、宋渠、宋伟、赵野、胡小波。这份名单的拟定,虽然客观考虑居多,但其中也不乏个人感情因素。同时,我和陈礼荣商定了召开首次筹备会的时间和地点。

万事齐备,我立即让刘涛给伦佑和蓝马发电报,要他们火速来蓉。陈礼荣却对此提出疑议,他主张学会秘书长由我担任,更利于平衡各方关系,筹备会不必等周伦佑到后才召开。

显然,陈礼荣对周伦佑前来有所顾虑。我曾向他介绍过伦佑其人,并再三申言诗歌学会的筹建非周伦佑莫属。他主张我当秘书长,可能考虑到我和他相处融洽,并处处抬举他,换了一个陌生人来主持诗歌学会,倘若性格不合,他会失去控制权。

基于这些分析,我向他担保:周伦佑一定会和他相处得比我还好。我还坦诚相告:对诗界朋友,我欠了一份情,策划诗歌学会仅仅是某种回报。我不是诗界中人,心不在此,志不在此。他最终相信并释然了。陈在诗歌学会筹建期间对伦佑的欢迎态度,盖源于此。

伦佑和蓝马如期抵达成都后,我将他俩介绍给陈礼荣,同时介绍了筹划青年诗协的情况。在首次筹备会议上,我自愿担当起智协办公室接待人员的角色,只对两件事记忆尤新。一是会前万夏拉着伦佑找到我,一反往日对这事的怀疑和冷淡,结结巴巴地提出要当诗协副秘书长,伦佑也极力为他说好话。二是会议开始后商议理事会人选时,欧阳江河一言不发,似有满腹异议不愿表达。我在旁对他说了一句:心里有什么意见尽可说出来共同商量。他抬头看我一眼,就像心中的障壁顿时瓦解一般马上活跃起来,基本接受了全部安排,只是要求以智协名义给所在单位——四川省军区发一份选举他为诗协副会长的公函。我满足了他的这个要求,第二天亲自给省军区发了一份选举他为诗协副会长的公函。

自从这次筹备会之后,我便从整件事中脱身而出,不再过问其中的朝云暮雨。至于全称怎样恢复为“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的,理事会人选最后是如何确定的,以及青年诗协在整个存在期间的是非功过和恩恩怨怨,我都很少关心。

我在四川青年诗协产生过程中之所以能起到某种催生作用,不外乎四个因素:其一,我通过周伦佑和蓝马而与成都前卫诗界的部分诗人建立了友好关系。其二,正是这种关系使我能远赴成都讲学并进入四川智协。其三,进入智协恰好遇上陈礼荣,不同的动机谋合成一件看似共同的事情。其四,我不是诗人,与诗界各方皆无利害冲突,我处于诗界之外,而为诗界各方谋共同的利益,所以能够得到认同。

初进四川师范大学

1984年11月4日,是我一生中最不应该忘记的日子之一。不是因为这一天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在成都正式宣告成立,而是因为这一天我初次走进四川师范大学。

虽然川师当年的地理位置和校园布局远不如省内外许多高校,但它在我记忆中留下的印象却最深刻也最美好。在四川当局已禁止我在高校讲学的严峻背景下,它却敞开大门,让我三进三出,畅行无阻。我至今不愿承认那是川师地处远郊当局控制力量薄弱的缘故,而认为其中体现了一种敦厚、宽容、自信的气度。不能把这种气度仅仅归结为某位校长的开明和宽厚,它其实是这所学校长期积淀而形成的整体心理氛围。回忆人生的这一段经历,我真诚地感谢川师。

我感谢川师,自然还包括另一层涵义:当我初次走进它的大门,便在走向我的亲在。虽然当时并不清楚,事后才变得明白。在写作本文时,我又向妻子说起一句老话:人生一世,真正属于自己的,只有爱人。读小学的女儿在旁插话:应该还有生命。女儿补充得很对。是的,儿女长大了是别人的,劳动产品、技术发明、精神成果最终属于社会,只有生命和爱人,才真正属于自己。这绝不是偏狭之语,而是层层剥笋之后的核心结论。川师一而再再而三地接纳我,无意中是在让我去结下静候于此的永生缘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视川大的轰动为过眼云烟,而将三进川师视为永生记忆。

我要具体感谢的人,应该是赵天春、罗志庆、李明等川师同学。是他们使我走进川师,并且三进三出。

11月4日午前,四川青年诗协在成都市劳动人民文化馆大礼堂召开成立大会。我独自坐在最后一排座位上,似听非听着诗人们的发言和朗诵。女诗人翟永明认为我的音质特好,请我替她上台朗读一首她的诗作,我婉言谢绝。她不知道我刚向四川智协辞了职,已买好次日返回西昌的火车票,心思早已不在诗人们的这个盛会上。

这时,川师几位同学前来见我,并邀我到邻近的茶馆里品茶交谈。这便是赵天春等人,他们是专程前来的。所谓交谈其实是变相采访,问题早已写在笔记本上,由赵天春逐个提问,两位同学在旁边认真记录。记得所提问题主要集中在当局追究川大讲学之事上,附带还有关于青年诗协的成立以及我下一步的打算……。我很不耐烦他们一本正经的记者模样和过分认真的交流方式,一概回答曰:无可奉告。但同时,我又在他们身上明显感觉到一种普通青年学子少有的勇气和韧性。我说,希望朋友一般平等相待,而不是现在这样:一方高高在上,另一方毕恭毕敬。他们默然同时感动,你问我答式的采访场面最终被轻松愉快的交谈所替代。

他们认为,在成都所有高校中,川师校方的思想最开明,川师学生的思想最活跃,希望我不要冷待川师,不要让川师学生失望。后来的事实果然证明了他们的论断。

午后,他们邀请我当即同他们一道去川师。因无心再在成都滞留,我不愿去。他们仍然坚持,并从各个方面向我猛洒诱饵,并保证只让我去认识一下川师,绝不耽误我次日的行程。想到在成都还有一天一夜的空闲时间,我终于接受了他们的热情强请。

我在川大演讲之事他们早已知悉,到了川师自然免不了要讲——哪怕只讲一场。

这里的情形果然与川大不一样:演讲勿须省级学术团体推荐,也不必请学生会出面报校方批准。这次演讲的安排程序非常简单,方式尤其特别:已下午四点过,张贴海报来不及了。赵天春、罗志庆召来川师“海涛文学社”几位同学,让他们立即到各个教室,在黑板上直接写下“今晚八点在**号教室听周伦佐老师演讲《人格心理学》”的通知。

这场演讲在当晚八点举行。我曾担心下午四点左右才发出讯息,知悉者不会太多,没想到依然坐了满满一教室的同学。还是讲《人格心理学》,内容早已熟记于心。虽然场地没有川大那样宽阔,人也没有那么多,气氛也没有那么火,我仍旧充满激情。讲了两个多小时才完毕,因时间不够,没有回答完同学们的问题。

从现场反应和所提问题中,我隐隐感到川师同学与川大同学确有不同。我一时拿不准二者之间的真正差别,但本能地感觉与川师同学更易于趋近。

第二天上午我便离开川师,赵天春、罗志庆、李明等同学送我上公共汽车,希望我有机会一定再来。

初进川师,看似平淡无奇,然而平淡之中却包含着一个不平淡的转变:自此我完全可以不借助诗界朋友的关系和四川智协的推荐,而径自深入到大学生中间进行讲学了。中医学院之后,我讲学的停顿,不就是来自智协的重重顾虑吗?不就是来自自己对智协的依赖吗?不就是来自没能越过中间环节而深入到大学生中间去吗?初进川师,无疑是川大和中医学院演讲之后,我迈出的重要一步。我感到获得了解放,同时获得了自由。

阅读次数:69,647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