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伦佐:那段尖锐而幽深的记忆(八五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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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伦佐

道路挂满大树,
绿了又黄了,
总攀不出铁色高墙;
一扇门打开又关上。
于是有句话躲进森林,
石头般沉默。

——摘自诗作《往事》

就我而言,1985年的主题是从成功走向失败。成功自然包括:自己演讲中更流畅自如的语言节奏,更趋于成熟的演讲内容和演讲技能的展示,以及演讲所取得的比川大更广泛更深入更持久的反响。失败来自四川当局大范围的严令禁止,以及所带来的老虎咆啸于陷阱的无奈感觉。周伦佑不像我一样长年沉寂于深山,感受可能不同。

西昌联手演习

1985年的序幕是西昌演讲。当时,西昌有限的几所大中专学校的青年教师,纷纷成立起各种各样名称的民间文化团体。我从成都返回不久,刚成立不久的四川青年科技开发协会西昌分会负责人荣文找到我,请我演讲《人格心理学》,帮助他们协会开展首次活动。我曾为自己在本地有争议的身份感到顾虑,但成都的经历和全国文化启蒙的氛围使我放下心来,便答应了他的邀请。

演讲在西昌师范校举行,该来的朋友都来了,加上师范校学生,有二百多人。同成都相比,西昌地区校园内的文化气氛不是很浓,整场演讲虽然掌声不断,但我从所提问题中感觉到,多数听众其实似懂非懂。我把这场演讲视为履行责任而非自我表现,所以虽一丝不苟,却明显热情不足。真正懂得从而深感振奋的,还是我那些校园外的朋友。他们早已了解所讲内容,但还是到场听讲,而且听得十分投入。

演讲结束后,荣文提出将演讲活动继续搞下去。我表示可以和周伦佑一起搞一个系列讲座,但是要求付报酬。最终确定:由他们负责卖票,收入五五分成。周伦佑已经返回。我和他商定,由他先讲三场《现代诗的想象形式》,我接着讲三场《爱的哲学》。

六场系列演讲在西昌市工人文化宫会议厅举行。当时的西昌和全国一样,醉心写诗的文学青年很多,所以伦佑的演讲,购票踊跃,场场爆满,反响相当强烈。我的情况却略感意外:购票听讲人数大打折扣,而且主要是校园外的普通青年,我所看重的校园学子寥寥无几,例如特地在西昌师专贴了海报,竟然没有一名学生到场听讲。三场演讲,从人数、听众构成、现场效果到事后反响,都与成都的盛况形成鲜明的对照。

事后得知,师专学生之所以无一人到场,是因为校方怕学生被“爱情”二字引入歧途,早下了禁令。那么其他学校呢?是因为禁令还是因为学生内心的封闭?我认为这里的土壤不适合我,我还是应该到外面去。

西昌的演讲只是序幕,它对我们1985年的讲学具有一种演习意义:对《现代诗的想象形式》和《爱的哲学》的首次试讲,对收费演讲方式的首次试行。

时间是在1985年寒假之前。

二进四川师范大学

临近1985年春节时,我再次去了成都,目标是川师。这次外出是独自一人,甚至没有告知任何一个朋友。明知大学已放寒假,却宁愿提前赴成都呆些时日等候开学,动因只有一个:不想在厂里冷冷清清地过完整个春节假期。临行时我没忘带上《爱的哲学》的演讲提纲,以便演讲时备用。

在成都文殊院旁边的某单位招待所里,我住了二十天。其间,大年三十晚上住在灌县,大年初一独游青城山。其余时间,大多在招待所里看书或逛游成都的大街小巷。

二进川师是在大学生们刚刚返校的三月之初。赵天春、罗志庆、李明等同学刚回到学校,见我重返川师,非常高兴,认为我把川师作为此次来蓉演讲的首选之地,将让广大同学感动。

我说明这次是来川师首讲《爱的哲学》,将改为有偿演讲,要售门票,要正式向学校租用演讲场地,要将所获收入和“海涛文学社”五五分成。同学既感新鲜,又觉得可行,便一口允诺并着手实行。

同学们办事非常能干,仅一天时间就售出了一千多张票,而且多数是连场,演讲场地也租用到了川师当时最大最新、设备最齐全的阶梯式电教厅。这使我十分振奋。

系列演讲分别于3月6日、7日、8日三天举行。

3月6日晚开始首场演讲。川师电教厅的宽度和长度足有川大演讲场地的两倍多,当我走进电教厅时,里面早已座无虚席。部分同学听过我讲《人格心理学》,而更多的同学显然已经耳闻上次的演讲,气氛十分热烈。未购到票的同学还在不断前来,门口挤了很多人。当罗志庆来问怎么办时,我干脆叫他售成站票,全部放行。这些同学站在过道边上,毫无怨言地听完首场演讲。

站在讲台上,望着川师同学那一张张年青的脸上一双双充满期待和揣测的眼睛,我非常激动。我感到自己和川师同学之间,有着某种深在的联系,我相信自己不会让他们失望。我自然不知我现在的妻子当时就在人群中——她是冲着海报上“周伦佐”这个名字带给她的特殊感觉,而来印证演讲内容的。

晚七点半,准时开讲。经过在西昌试讲,全部内容早已熟记在心,对试讲时感觉到的内容结构及进度节奏方面的问题,已进行了调整。演讲方式同川大一样,但演讲质量更趋上乘。不仅演讲者与演讲内容仿佛融为一体,而且演讲者与上千听众也仿佛融为一体。人群在该沉静的时候沉静,掌声在该响起的时候响起。我深切地感到,川师同学的反响,更多不是表层情绪的渲泻,而是深层情绪的感应。

《爱的哲学》原是一封书信,写于1981年。当时朋友蓝马给我写来一封信,抒发他对爱情的迷惑、苦恼与思索,于是我给他回了这封一万多字的长信。我对爱情问题的思索,其实始于1975年,但因思想尚处于社会学阶段,理解难免片面而空洞。直至1978年思想真正进入人学领域后,理解才开始接近真实。写出这封长信之后所发生的一起感情事件,又给了我震撼生命的感受和体验,所以当我于1984年将这封书信扩展为五万多字的《爱的哲学》时,不仅理解更加真实,而且内容也更为丰富。

三场演讲,第一场讲“爱的本质”和“爱的内容”,第二场讲“爱的现实”,第三场讲“爱的历史”。全部讲完,包括回答提问,用了近十个小时。

第一讲取得巨大成功。第二讲来听的人更多——包括不少青年教师,反应更强烈。第三讲恰遇“三八”节学校放映免费电影,所讲内容又略嫌单薄,人数有所减少;但因要回答提问,听众仍然热情不减。

《爱的哲学》系列演讲,在川师引起了前所未有的轰动。从川师青年教师郭英随后写来的信中可见一斑:

生活中偶尔有一些闪电般的事物,伴随着惊天动地的轰鸣,给人带来强有力的震动、深刻的印象和永久的记忆。

没想到三个晚上——365个昼夜中的十个小时,竟这样使人难忘。

使我难忘的不只是你的“爱的哲学”,而且是你——你的意志、性格、热情、还有你吐露不多的人生经历。我动用全部感官来感受讲台上自称“流浪汉”的人,感受你的灵魂和激情。我需要自己拥有你那样的性格、热情和心灵,一旦获得,我将变得有力而富有生气。我衷心希望生活中多几个你那样的“流浪汉”,少一些学究气十足的“引路人”,这样,我们将更真实、更愉快、更有创造性地走完一生。

这次演讲,我在川师前后呆了六、七天。白天空闲之时,与同学们一起散步、喝茶、聊天,晚上就住在学生宿舍,既热闹又亲切。在川师,我确实感到自己是个受欢迎的人,所到之处,不仅大学生对我热情友好,而且教师们也从未对我有过敌意或戒心。这期间,我从未在川师受过质疑和刁难。甚至在后来我遭到四川当局追查之时,也没有一位教师幸灾乐祸,反而有人在课堂上当众高度评价我的演讲,并对当局的行为表示不满。

同学们的欢迎溢于言表。在第三讲结束前收到的提问条上,不少同学都希望再听我讲《人格心理学》,很多人不约同地写道:川师欢迎您!我们欢迎您!

我感受着川师的深情厚意,但为了及时落实电大期末考试成绩,不得不立即返回西昌。面对同学们失望的表情,我答应一定再来川师,在同一个电教厅演讲《人格心理学》。

三进四川师范大学

返回西昌,从电大分校获知三门考试全部及格,自然放下心来,于是一边回复众多川大、川师同学的来信,一边考虑着再次出行。

对于讲学的具体方式,经过此次在川师的可行性操作,已经成竹在胸。那就是:与大学生在一起吃住,同时适当收取报酬并正式租用场地。照此实行,无论走多远,车费不成问题,吃住也有保障。

唯一使我不满意的是,迄今还没有走出四川盆地,甚至还局限在小小的成都坝子.

我找周伦佑商量,伦佑愿意同行。他认为具体方式已定,走出四川不成问题。条件在于:他同全国不少高校的大学生诗歌团体一直有联系,重庆西南师范大学“五月诗社”正好邀请他去讲学。于是商定:他向工作单位西昌农业专科学校请两月事假与我同行,先到川师,再去重庆,然后顺江而下去武汉、南京……随后北上安徽、北京。可开具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的介绍信,他是诗协副会长兼秘书长无可置疑,我是诗协创始人——挂衔诗协“理论顾问”不成问题。至于讲学的前置名称,他建议用“走访讲学”,我虽无疑议,但内心深处却对“流浪讲学”情有独钟。

兄弟出行就此开始。

1985年4月10日来到川师。三进川师,只是对我而言,伦佑却是第一次。赵天春、罗志庆、李明等同学得知此次只是把川师作为“南征北战”的起点,虽然略感失望,但仍旧热烈欢迎我们的到来,并积极投入演讲准备工作,希望川师演讲的成功能够成为我们远行演讲壮举的隆重奠基仪式。

为了答谢川师同学的盛情,我产生了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把欧阳江河、黎正光、蓝马、杨远宏等一齐邀来,为川师举行一个大规模的系列讲座。伦佑认为:仅凭记忆一口气讲几个小时已经很难,再要求用纯正的普通话像诗朗诵一样讲几个小时,而且要有思想有见解,更是难上加难。邀请他们本属好心,一旦朋友们在巨大的反差之下黯然失色,能不令人难堪而被误解为恶意捉弄?而且按行程计划,在川师只能呆十天,不可能再作延长。这两个问题使我放弃了原有的设想,确定只是我和伦佑讲:他先讲三场《现代诗的想象形式》,我后讲《人格心理学》。

伦佑在川师的名气虽不如我,但川师热爱诗歌的同学不少,三场演讲仍然场场爆满。因限于现代诗创作,他演讲的理论走向不同于我,但演讲的气势和激情却有过之而无不及。记得他第一讲的内容是“想象的定义、想象的三种形式”,第二讲的内容是“构成个人存在的三种现实、超越三种现实的努力”,第三讲的内容是“现代诗的六大想象形式”。当时的大学校园有一种现象:大学生熟知官方80年代初对现代派诗歌的批判,心里非常同情,但真正了解现代诗理论与创作的人却少之又少。伦佑的演讲恰好为川师的同学补上了这一课,反响自然非常强烈。同学们从他讲说的理论中,从他现场朗诵的自已创作的诗篇里,第一次拔开重重迷雾,目睹了现代诗雄伟辉煌的殿堂。我妻子在当年听讲后的日记中写到:周伦佑朗诵的诗作如果就属于曾经遭受批判的现代诗,现代派诗便是人世间最美的诗篇,而他们也拥有人世间最高贵的灵魂。批判之类恰好暴露了批判者的愚昧无知。同学们的强烈反应,既是现代派诗歌的胜利,也是人性觉醒的明证。

这几天确实很忙。伦佑的演讲我只听了一场,另两天时间,分别应邀参加了四川省音乐家协会的一个座谈会,川大研究生会举行的悼念青年女作家龚巧明的座谈会。在我演讲《人格心理学》之夜,伦佑也去川大浓缩式地讲了一场《现代诗的想象形式》。

我讲《人格心理学》,仍在川师电教大厅。有前两次演讲造成的影响,又提前五天贴出海报,听众自然更多,其中不仅有本校数十位青年教师,还有不少专程从四川音乐学院、川大、四川社科院赶来听讲的青年教师、研究人员和大学生。座票售完已久,又将可以站人的地方都售了站票,窗外仍然站满了听众。在我80年代的十多场演讲中,要数这场演讲的场面最大、听众最多、现场气氛最饱和。我早已决定将整个内容放开来讲,尽量做到不急促、无遗漏,所以整整讲了四个多小时。其中只有一点遗憾:讲到正中间时,我突然忘了往下衔接的内容,不得不看了一眼放在桌上的提纲。在我的感觉中,这场讲演的内容最饱满、层次最分明、节奏最适度、身势语运用最自然本真,语言也最流畅有力,除了那一点遗憾,几乎达到了浑然一体的境界。

现在回忆起来,在我80年代的演讲中,社会反响最大的是川大的《人格心理学》,对听众影响最深的是川师的《爱的哲学》,而自我感觉最好的却是川师的这场《人格心理学》。

在川师讲完之后,按行程我们该走了,可是只有伦佑按时出发,我却后延了一天。原因是:成都地质学院学生会主席张长顺、川大外语系查常平、成都中医学院学生会宣传部长***前来川师,力请到他们学校讲《爱的哲学》。时间紧促,需要三天时间的《爱的哲学》显然不能讲了,最多再停留一天,便只能讲《人格心理学》。因为这一内容川大、川医已经讲过,于是我同意去地院。

成都地院的演讲,内容、形式别无二样。我却又有了两样“第一”的亲历:第一次在海报上写出“流浪学者”的字样,第一次享受学院官方给予的副教授级的讲学课时报酬。地院同学毕业后大多在荒山野岭工作,自有一种流浪感,我的自称与他们心心相印,受到了他们发自内心的热烈欢迎。而学院党委副书记***听讲时全神贯注的神情,地院同学热情、豪爽的性格,都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我的三次川师之行就此结束。虽然一直到1987年7月,我也曾多次来过川师,但已经不是讲学,而是访友。随着84级的毕业,曾经相识的和听过我们讲学的最后一批同学,也带着所受的精神影响离开了校园,川师在我眼中终于变得陌生和冷漠了。只是在记忆中,还保持着那份亲切和热烈。

美丽而热情的北碚

1985年4月20日,我同周伦佑在重庆北碚西南师范大学会合。北碚有两所高校:西师大和西农大。我们住在西师,由该校学生团体“五月诗社”负责接待。

具体接待我们的是诗社社长胡万俊、副社长邱正伦及郑凯、王帆同学。在艺术创作上,胡、邱属传统派,郑、王属现代派。艺术倾向不同却能共处一个文学团体,这在大学校园是普遍现象。我们与郑凯、王帆等现代派同学更为亲近,胡、邱二同学毫不见怪,依然积极出面替我们联系讲学事宜。

当时中国的大学校园,大学生民间团体如雨后春笋遍地生长,小到“扑克联谊会”,大到“外星人研究会”,各式各样,应有尽有,只是很少有进入90年代后那种弥漫校园的“经商”、“打工”气息。其中最活跃、活动能量最大的,当数文学团体——尤其是诗社。大学生文学团体在同学们心目中的地位,不只取决于服从艺术自律的创作成就,更取决于发起人与学校各方面的关系及其作品被官方价值系统认可的程度。由此,大学生文学团体在学校的地位和影响,便不能不分三等九流。照此看,川大诗社当属下,川师“海涛文学社”当处中,而西师的“五月诗社”当为上。

短短几天,胡万俊等同学便把讲演之事办好,而且比我们预想的还要好。与成都地质学院一样:学校不仅欢迎我们讲学,而且同意按副教授级标准付给报酬,同时安排我们住进了李园招待所。

我们的心情从未有过的开朗,西师那建筑在巨大岩体之上被绿树繁花掩映又被条条曲径联为一体的校园,风景固然迷人,而校方的开放态度更是令人欣慰。

演讲很快安排妥当:第一轮,伦佑在西师讲《现代诗的想象形式》,我在西农讲《人格心理学》;第二轮,伦佑去西农讲《现代诗的想象形式》,我返回西师讲《人格心理学》;最后,我重返西农讲《爱的哲学》。两轮半讲完,至少也要九天,故未确定我是否还要在西师讲《爱的哲学》。西农的讲学待遇与西师完全相同。

4月24日晚,我们的演讲同时在西师和西农开始,分别由两校学生会出面主持。尽管两校的演讲带有学校安排的正统色彩,由于我们在成都高校演讲的讯息早已传到重庆,所以大学生们仍然怀着某种非正统的尖锐心理,踊跃参加。两校演讲的效果更为轰动,讲台上下,群情亢奋,掌声如潮,校园内外,奔走相告,议论纷纷。其空前的盛况,从当时西师中文系校园诗人向阳所写的一首诗中可见一斑:

他们来时我躲进空白没有抽烟
他们来时我躲进空白没有烟抽
所有的目光展开道路如虹指向他们
所有的声音流走槐花如雪开放他们
男人的天空被一股喧嚣沸腾成火酷热难当
女人的原野被一股热潮冲动如三月的羊群奔走迷狂

接着是我和伦佑对换地方,进行第二轮演讲。因为有第一轮形成的声势作为铺垫,前来听讲的同学更多,反响更强烈。

我这次在西农、西师讲《人格心理学》,内容又有充实,进度又有调整,所以演讲长度跟川大和川师不同:连续讲了三个晚上,共计七个多小时。

记得在西师讲第三场回答同学们提问时,整个桃园突然停电。演讲正处于最后的高潮,同学们不同意就此结束,纷纷拿出自备的蜡烛,放在讲台和各自的桌上点燃,让问答活动在烛光中进行。

在烛光之中回答问题,有一种宁静、肃穆、庄严的氛围。不仅我自己,就是正面望去同学们那朦朦胧胧明暗不定的面容、身影,也笼罩在这种氛围之中。其实回答问题也是演讲,讲自已对世界、对社会和对人生最真实的看法。在烛光中我很投入,也很动情。记得在回答一个尖锐而又敏感的提问时,我强烈地感到:我的声音随着我的手势,正一浪一浪地涌向同学们的精神空间,然后越过最后几排人的头顶,涌向墙外深远的夜空……后来听说,西师团委书记陈高山当时也站在后排听讲,他和同学们一样也被烛光中特殊的氛围和那仿佛能穿越时空的声浪深深感动。

我重返西农讲《爱的哲学》时,因时间关系已决定这个讲题不再回西师演讲,于是西师同学便纷纷前往西农听讲。西农学生会便把演讲场所改到了一个更为宽敝的演讲厅。所以,这三场演讲虽然是在西农举行,但每场都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听众是西师学生。

在第二轮演讲中记忆最深的,要数我在西农讲《爱的哲学》第二场时发生的一件事:

尚未进入五月,重庆天气便突然暴热起来。由于没有预料到气温会突然升高,我仍在没有风扇设备的首讲场地进行第二讲。西农学生会同学见我热得满头大汗,连忙安装了一台立式风扇对着我吹。我凉爽了许多,可是近千名同学仍在承受着灼灼高温的蒸烤,甚至在我独享电扇吹拂又讲了几十分钟,也没有一名同学因极度闷热而退场。我太感动,实在不忍心让广大同学继续承受这份令人难以忍耐的酷热。于是我停止演讲,大声告诉同学们:因为天气太热,今天不再讲了。其余内容,放在明天第三讲之前接着讲。我满以为同学们会齐声赞成,然而我听到的却是相反的声音:接着讲!接着讲!我站在台前,心潮翻滚,告诉同学们,以身体遭受痛苦为代价来听我这点演讲,值不得,要求他们听从我的劝告。我得到的回答却是一浪高过一浪的声音:值得!值得!刹时间我泪流满面,汗水和泪水完全模糊了视线。我只好让同学们把门窗全部打开,然后接着往下讲。

这件事引发出另外一件同样令人难以忘怀之事。它的难以忘怀之处要在数日之后才会显示出来,但这里还是不能不提及:就在这个炎热之夜的同一地点,当我完成了第二讲正待走下讲台,重庆师范学院学生会宣传部部长余**挤上前来,先自我介绍,再赞扬我的思想、激情、口才和风度,然后代表重师学生会邀请我前去演讲。我见他眼前挂着激动的泪水,满脸热情和真诚,便答应了他,依据在北碚两校的演讲日程,将重师开讲时间定在5月4日晚。

两校演讲的反响,强烈而持久。

曾到西农听讲的西师历史系84级乔菊在三个月后的来信中写到:

那天晚上,您因同学们不顾酷热坚持听讲而感动,我却从您沉勇有力的演讲中听出了您内心深处对青年学生而生的深沉的爱。您的演讲在我们学校引起巨大的反响,我们宿舍全体成员听后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认为您的演讲很鼓舞人。

西师政治系82级周荣兰半年后来信说:

你走后,录在两盘录音磁带上的声音,却留给我们思考,还带来失眠,以及关于你和你的“人格心理学”的众说纷纭。刚听完你的演讲,自己多年来无法与人沟通也无法得到证实的东西,都从你那儿得到解答。往后一个时期,同学们的话题都以你和你的弟弟为中心。终于,你所掀起的热浪平息了下来,便经常听你的录音,而每次都有新的感受,都有一种因被别人理解而产生的快乐。我所佩服的是你的胆识、勇气、激情——这在你很平常,而这正是大多数人所缺少的。

西农土壤系罗明一年之后来信说:

一年前在我校听了您的《人格心理学》,给我留下的深刻印象至今难以磨灭。从那以后我逐步走入了心理学的领域,它总使我想起您。我衷心地感谢您!是您指引我步入了这引人入胜的天地。

从西农毕业分配到重庆市委的甘薇一年后来信说:

听了您的演讲一年后,我初涉心理学领域,希望有新的发现。但国内的心理学书籍,大量篇幅用来争辩物质和意识谁先谁后的问题,用陈腐的说教取代心理学的科学,或者千篇一律,人云亦云,很少有真正的创见。我像在无知的沼泽中渴望灯光一样,渴望您的帮助。您的《人格心理学》,是我所见真正有最新发现的作品。

连续九场演讲整整用了十天时间,这时已是5月2日。休息了一天,我们正准备5月4日准时赶赴位于沙坪坝的重庆师范学院,进行预定的演讲,没想到这一行期却因我的一念之差而遭致延误。

这件事牵涉到一位同学,是西师**系82级的,姓梁,我是和伦佑一起在一位诗友宿舍认识她的。她非常美丽,但又患着精神病:大白天经常关在蚊帐里看书,不与任何人说话,一日三餐也总是在校园清静之时,才悄悄地溜到小卖部,买些面包、方便面之类回宿舍偷偷食用。诗友曾得过精神分裂症,她说自己发病之初的异常表现也是如此。我萌生帮助她的念头,于是嘱托诗友每次听演讲都能带上她并耐心陪护,希望能有奇迹发生。

几场演讲下来,她果然开始信任我和伦佑,并流露出某种寻求心理支持的意图。我试图用我在《人格心理学》中占了整整一章篇幅的“人格心理分析”对她进行治疗。用此方法实际治疗精神病人的设想,并非因她而突然产生,早在成都中医学院演讲《人格心理学》时我便有此想法,并亲自到成都某精神病医院做过病例调查。我一直以为,亲手治好一个精神病人所带来的心理满足感,肯定胜过一场万人演讲会。遗憾的是对她的治疗尚未正式实行,我们便要前往重师了。

其实,北碚这十来天,是我这一生少数几个内心最宁静、感受最真实的时期之一。我有一种沉默即充实、说话便空虚的深切体会,宁愿自守自处,也不愿外界因素——特别是情感因素侵扰我的内心。面对满园春色、无数美丽,我心如止水,全无波动。白天的时间,我大多在李园招待所读书,很少与人往来。川师青年教师郭英来西师进修认知心理学,就住在同一幢小楼,对她这样可以理解的朋友,我也仅限于应酬。西师同学白日很少见到我,向伦佑打听我的行止,伦佑只好解释我喜欢自处,不必去干扰。“五月诗社”校园诗人向阳赠送我一首诗,从题目到内容只有一个字:头。仅管含义多重,但也是我当时状态的某种近似写照。没想到我沉默而宁静的状态,竟从5月4日这天起被打破。

延误行期之事,具体发生在5月4日中午。当时我和伦佑正欲离开北碚,梁却恳求我们第二天再走。不走不行——重师当日的演讲必须按时进行,然而又不忍心拒绝她的请求。我内心陷入两难,无以作答。伦佑看出我的心思,提出一个两全的意见:立即打电话给重师余**,将演讲时间延后一天,我们明日再去重师。于是去邮电局打电话,余**不在,接话人承诺一定立即转告。于是我们又在北碚停留了一天。

这一天,我有意识地对梁实施了心理支持疗法,同时也在无意间犯下了一个错误。

随后发生的事,归根结蒂都来自时机环节上这一天的延误。虽然表面上看,梁没有过错,我也没有过错,一切纯属偶然,但事后反省,这一天的延误确实在环环相扣的行为链条上,造成了一种中断、一种错过。

1985年10月,我结束外出讲学返回西昌四个月后的一天,突然收到梁的来信。她说我对她的帮助在我看来是举手之劳,但对她来说却永生难忘,因为我使她获得了新生。她对生活有了欣欣向荣的感觉,她的病完全好了,就像忽然换了一个人,而且这种变化就发生在我们离开西师之后。她还说永远永远感谢我。我没有回信告诉她我们离开西师后所发生的变故。

美丽的北碚,美丽的错误,在我80年代的讲学经历中,久久挥之不去。

重庆大学事件

5月5日,我们离开西师赶赴重师。胡万俊、邱正伦、郑凯、王帆等西师同学,还有川师朋友郭英一行十多人,一路步行,送我们到北碚汽车站。我的心情莫名的沉郁,不是预感到了什么,而是为昨日的停留感到不安。我独自走在最前面,在至少三公里长的路途中没有回过一次头和送行的朋友说过一句话,直到汽车开动。伦佑纳闷不解,问我为何不跟朋友们——至少郭英道一声别?我也意识到只顾自己一时的情绪而对朋友冷漠至此,的确太不应该。然而车已开动,再难弥补,我只能将这份歉意留在心里,直至今日。

路途中,对于延期一事,我仍然倾向于认为,接电话的人早已转告余**,演讲时间已改在今日,当我们到达重师,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我没有想到变故已经发生。

大概是午后抵达沙坪坝。好象是在邮电局打电话和重师学生会联系的。总之是:昨日那个不负责任的接话人随即因急事去了市中区,直到此时也未返校并向余**转告演讲延期之事。

昨日,重师学生会为我们的演讲作了充分而隆重的准备——布置演讲场地,安装扩音设备,张贴巨幅海报,悬挂欢迎横幅……近千名同学兴高采烈地早早进入演讲大厅等候,一直等到当夜十点过……。余**因我们失约而无端遭到的质疑、责备、咒骂,可想而知!他和广大同学的期盼、失望、愤怒,可想而知!学校各方会对我们产生何等情绪,可想而知!

是重师学生会主席在电话上与我对的话。其中内容不难想象:我说明事先打了电话到重师,对方回答接话人去了市中区至今未返校。我诚心表示歉意,对方说很难向广大同学交待。我希望给予弥补,对方只表示谢谢。应该承认,捅了那么大的漏子,人家还如此节制这般礼貌实属不易。

因为被视为失信之徒,重师学生会绝对不会再出面接待并组织重师的演讲了,这是肯定的。在校园里,看见一张几天前就贴出的关于昨日“周伦佐演讲《爱的哲学》”的彩色海报,上面还写着余**在西农时对我的溢美之词:“一流的思想,一流的激情,一流的口才,一流的风度!”我百感交集,无地自容。真是太难为余同学了!重师的变故,完全在情理之中,我没有任何理由责怪余同学和重师学生会。要怪只能怪我的一念之差造成这一天之误,致使重师广大同学失望。

伦佑比我冷静,立即决定改找重师大学生诗社,一定要给重师同学一个圆满的交待。

重师大学生诗社社长燕晓冬热情接待了我们。他也介绍了昨晚同学们在演讲厅空等至十点过的情形,表示支持我们的补救行为。他找来了同校诗友张建明和重庆大学尚仲敏,商议安排演讲之事。

燕晓冬、尚仲敏、张建明三同学是“重庆大学生诗歌联合会”的负责人,也是当时刚兴起的既不同于传统派又不同于现代派的“大学生诗派”的中坚。他们与伦佑一直有联系,并且正在申请加入伦佑主持的四川省青年诗人协会。尚是中共预备党员,在校内有着正人君子加积极分子的形象,他主持的重大文学社在本校也有较大影响。燕、张二同学在校内的形象及诗社的影响,似乎不如尚仲敏。

在他们的积极活动下,演讲之事有了眉目。遇到一个难题:学校不同意售票收费。原想重师学生会邀请演讲之后,重庆大学、建筑学院、美术学院极可能前来邀请,我们的讲学将逐步改为校方出面接待、组织、付报酬的准正统方式。不料现在重新回到民间道路,为了吃、住、行的基本需要,不能不考虑收费问题。然而校方不同意这种看似多少带点经济意味的行为,便只能进行免费演讲,否则无从弥补同学们的失望。这主要是伦佑的意见,因别无良策,我只好同意。于是我们的讲学真正成了伦佑所说的“自费走访讲学”。

正式确定下来的讲学地点是重师、重大两处,同时在9号开讲。在商议谁去重大谁留重师时,我自忖自己的名声早在这所学校传开,如果先在重师讲,会影响伦佑随后的演讲效果,便提出自己去重大,伦佑在重师先讲。

5月9日晚,《现代诗的想象形式》在重师开讲,听讲的同学依然很多。开讲前,伦佑特地说明了我们5月4日未能前来重师的真相,同学们顿时释然,对我们的补救行为报以一阵阵热烈的掌声。伦佑在重师的三场演讲,气氛一直热烈而友好,重师同学已经把我们视为可信的朋友,一直到最后。

当日晚饭后,我随燕晓冬来到重大。

在重大风雨广场边,见很多学生背着书包一批又一批地走进正上方的一幢大楼,我以为他们是去上晚自习。因为看见尚仲敏在重大校园只贴了一张很不起眼的小幅海报,我开始为自己的演讲担忧。待燕晓冬找来尚仲敏,我问他这些学生去哪里?尚说去听我演讲。我不敢相信,见他面有得意之色,才放下心来。但随即忽然警觉:天气这么热,听众这么多,如果演讲场地容纳不下肯定会出事!便急忙和燕、尚一起赶去现场察看。

演讲场地是一间入口开在底楼甬道中的中型阶梯教室。燕、尚二同学高声介绍着我的身份,和我一起艰难地挤至门口。整个情形让人惊讶:教室里的人已经装得满满的,全是人贴人地站着,近乎水泄不通,教室外的学生还在拼命往里挤。教室外侧的几扇大窗已被打开,不少学生正从那里翻爬进来。眼看演讲时间快到了,尚仲敏大声叫同学为我让道,然而无人理睬,人们仍然一股劲地往里挤,我被卡在门口,根本挤不进去。

我感到照此下去今晚非出事不可,演讲是小事,人命是大事。急忙对尚仲敏说,今天宁肯不讲,也不愿这样热的天气让同学们在这个演讲场所挤出事来,并要他立即通知大家退出教室、退出甬道,今天暂时不讲了。

同学们终于听清了他的通知,开始安静下来,但是还不太相信。于是我决然挤出甬道,以示不讲的决心。在尚、燕二同学的反复劝说下,同学们才极不情愿地陆续走出来。

同学们出来后并未散去,而是聚集在教学大楼外风雨广场旁的空地上,把我围在中央。尚问怎么办,我说只有改换场地,否则只好不讲了。尚立即去向学校宣传部和团委请示。

我向同学们解释决定不讲的原因,同学们很感动,要我就在原地演讲。我说不行,露天演讲不合规定,而且影响交通。同学们情绪十分热烈,要我先讲几句。我说:重庆天气很热,同学们的热情更热。我感谢大家的热情。但我还要走很远的讲学之路,希望这种热情不要烧伤了我也烧伤你们自己!望着上千人热气腾腾的场面,我竭力克制自己的情感,并注意引导他们。我对他们说:有人告诉我重大同学有英雄气慨,但我看重的只是集体英雄主义而非个人英雄主义。接着,我给他们讲述了我所崇尚的集体英雄主义的典型——丹柯舍身成仁的悲壮故事:

……前面一片黑雾弥漫的沼泽地突然挡住去路,所有的火炬已经熄灭,后面的追兵渐渐逼近,数百名刚从死亡中逃出的男女老少一片惊慌,整个部族再次面临彻底毁灭的危险。

这时丹柯站出来,用手掏出燃烧的心,火炬般举过头顶,带领众人奋然前行。黑雾渐渐消退,他带领最后的部族,终于走出了死亡的沼泽地。

人们在象征着生命和希望的草地上尽情欢呼,丹柯却在众人的欢呼声中倒下了。他的心已经燃尽。他仰躺在蓝天白云下面,表情宁静安祥。

我是在讲述高尔基笔下的丹柯给我留下的强烈印象。同学们被深深打动,热烈欢呼起来。

这时尚仲敏匆匆跑来,告诉大家学校团委和宣传部已同意将演讲地点改在松林坡大礼堂,同学们更加高兴,尚又转身去找开礼堂门的校工。不一会儿,他回来说该校工看六点开演的电影去了,暂时找不到人。人们顿时哗然。有人把我推到一处面向风雨广场形若讲台的地方,要我就在这里讲。很多同学随声附和涌入广场,更有人高声喊道:这是周总理当年演讲过的地方,他姓周,你也姓周,就站在这里讲吧,怕什么?眼前的事态看似难以控制,但我还能克制住自己。站在周恩来站过的地方,我并无一点兴奋的感觉,他不是我我不是他,何兴奋之有?说到害怕,又有什么可怕的?只是我明白共产党领导下大学校园秩序的含义,更知道我还要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其它大学进行演讲。我不是不敢,而是不能。站在当年周恩来站过的地方,我心情严峻,一言不发。

忽然,同学们潮水般涌向广场下边的松林坡大礼堂,我也被这股人流涌了过去。

随后的事十分简单:这场演讲改由重大团委和宣传部主持,我被请上高高的讲台,面对数千名肃然入座、悄然无声的大学生,开始《爱的哲学》第一讲。讲台高高在上,拉开了我和听众的距离,加之手握有线话筒在台上走动极为不便,整个演讲甚至达不到在西昌试讲的质量。演讲结束时,我不知道危机已经逼近,还在向同学们承诺讲完《爱的哲学》后,将接着讲《人格心理学》和《现代诗的想象形式》,并将售票收费。同学们也不知道这将是我在重大的第一场也是最后一场演讲,对于我的演讲承诺和收费主张,一律报以热烈的掌声。

演讲结束后,重大团委书记黄**邀我到会客室小叙,尚、燕二同学相伴。端茶、递烟、笑脸、谢语,一团和气。然后他关心地问起我们近期住处和转程去向,我毫无戒心地一一相告。甚至当他提出同学们的情绪太激动,第二天的演讲暂缓之时,我也相信他是满怀诚意。

5月10日,重大缓讲。伦佑预感到事态有变,仍沉着进行他在重师的第二讲。

5月11日下午,尚仲敏急忙来告:重大官方以我煽动学生闹事,学生砸坏礼堂门两扇、窗玻璃数块,同学们挤丢书包数个、眼镜数付、手表一只为由,上报重庆市**部,**部已紧急通知禁止继续演讲。

周伦佑预计该禁令当日到不了重师,决定把最后一场讲完。晚七时,他沉郁地走上讲台,先向同学们介绍了当局禁讲之事,然后作最后的演讲。很多重师同学边听边哭,不是因为精彩的内容,而是因为无畏的精神。

伦佑讲完已是十点过,我上去说了几句道别的话。同学们久久不愿散去,在沉重的气氛中,挨个地要伦佑和我签字留念。一位男生在角落处用吉它弹奏起悲伤的曲子,然后请我们在吉它上签字。他们要求签字,并非像常人那样看重你头上的光环,而是敬重你头上那沉重的荆冠。他们要求签字,不是为了浅薄的炫耀,而是为了深沉的纪念。

据当年曾在重师读书的肖红回忆:这天夜晚,重师不少宿舍的同学通宵未眠,因为难以表达的悲愤和无能为力的伤感。

现中央电视台《读书》节目主持人李潘,当年是重师的学生。多年后她对伦佑谈起一段往事:我们离开重师以后,为了替我们解困,同学们曾自愿募捐,很多同学都从自己有限的生活费和零花钱中尽其所能拿出部分,希望能寄到我们手上。

重师同学的感人举动,不仅是对我们的有形支持,同时也是对当局的无声抗议。

5月11日深夜,回到燕晓冬替我们安排的住处——重庆建筑专科学校,建专的同学告知:学校已接市**部通知,不准继续接待我们。第二天,我们不得不住进邻近的旅馆,打算暂住几日,静观事态变化。

随后从尚仲敏等同学处,我们渐渐搞清了事件的前因后果。

首先是重大黄**歪曲事实、捏造罪名,将重大讲学时的意外定性为“煽动学生闹事”谎报重庆市**部,**部深恐事态扩大,立即下达了紧急禁令——禁止重庆所有高校接待我们讲学。接着,重庆市**部立即向西农、西师、重师收集反面材料并紧急上报四川省**部,四川省**部综合我在川大讲学的反响,感到问题严重,立即传令全省高校:禁止接待我们讲学。据说重庆市**部在上报材料中,还列举了我们演讲内容中的几大问题:

一.说我在西师回答问题时反对学生参预政治;
二.说我在西师回答提问时说共产党的监狱比国民党的大;
三.说我在重大演讲时批评了大文豪郭沫若的人品;
四.说周伦佑在各高校的演讲中提倡文学创作超越政治。

写到此处,明知对这几个不成问题的问题,尽可不置一辞,但前两个问题的真相,涉及到我们当时所持的迫不得已的心态,有必要略为叙及。

这次外出讲学,为了尽量减少政治上的阻力,我和伦佑定了一条原则:绝不在言语和行为上涉及政治话题。好在我的讲题是心理学领域的人格理论,他的讲题是诗学领域的想象理论,都不涉及政治。虽然他的讲题中有一小节名为“超越政治”,但也属于文学自律中想象的心理原则,也不涉及政治话题。所以我们确定的行为原则实行起来并不难。事实上,我们在讲学中也坚持做到了这一点。既然上述答问是在这种心态下作出的,又怎么可能包含使当局惊恐的意味呢?

这两点答问是在4月29日晚西师演讲教室的烛光之中作出的,语境含义非常明确:

一位同学要我对大学生参加政治活动一事谈自己的看法,并自报是川师赵天春同学的朋友。我心里清楚,他所说的“政治”是指当时四川少数大学生正在进行的争取中国政治民主的秘密活动,便拒绝回答。谁知他接连三次要我回答他的问题。我既不想回答又不能不回答,便委婉地答道:政治是政治家们的事,当下中国的政治改革,更具有自上而下的特性。自下而上的政治行动,不仅很难成功,还可能将参预者引上一条百事无成而贻误青春的道路。希望这些同学先在自己的学科领域创造出杰出成就,再站在更高位置上来参与心中的政治事业。

我的答辞表示了自己的某种态度,更传达了对提问者的爱护和忠告,客观上完全是帮助共产党的。不知西师汇报者是真听不懂还是故意装糊涂,竟将之歪曲成了我反对大学生参与他们那种“入团”、“入党”、“当官”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式的“政治”。

又有一位同学谈到学校组织到渣滓洞接受英雄事迹教育,他只觉得环境不错,不知为何始终激发不出一点缅怀的情绪。我回答说:让我读两遍的小说很少,《牛虻》和《红岩》两部小说我前后读过三遍,每次阅读,都要被书中包含的英雄主义精神深深感动。渣滓洞监狱关押过的共产党人,无疑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个体。要知道,那时参加共产党并不意味着升官发财,而是意味着随时可能牺牲生命。他们的选择,体现了人生的勇敢无畏,体现了反抗暴政的英雄行为。只要想到他们也是同你一样的青年人,正当青春年华就被关押、杀害,你能不动容吗?我认为你之所以毫无感触,是因为你没有能从暴政反抗者与牺牲者的角度看待他们、感受他们。我也参观过渣滓洞,我的感受很深。只有一点出人意料:它并不像我在《红岩》一书中感觉到的那样大,占地面积还不如西昌的一座县级监狱。

这段答辞绝对“积极、健康、向上”。其中监狱大小之语,纯属客观事实,不伤整个答辞之大雅。想不到会被挑剔出来作为罪状呈报上去。

其实,重庆大学发生的这件事还有更大的背景,这是事后尚仲敏才告诉我们的。与之相比,不仅我们的四点答问,就是我的重大演讲本身,都只是小事一桩。我指的是1985年震惊整个重庆的重大“钴60事件”。如今只记得这个事件的大概:“钴60”是一种放射性元素,本来密封在重大特制的库房里,有一天却发生了泄露,使一位教师身受其害。就在我们到达沙坪坝的前两天,重大上万名师生为此事步行三十多里,沿途高呼着“要健康”、“要生命”的口号,从沙坪坝步行到重庆市政府门前示威请愿。尚仲敏从未想到过有什么必要告诉我们。于是我去了重大,于是还没有从激动中完全冷静下来的重大学生再次激动——仅管没有丝毫上大街游行示威的迹象。校方惊恐,官方紧张:怕我的演讲成为新的导火索。重大校方的报警,重庆市**部的禁令,四川省**部的决定,便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的。

事后思量:如果没有北碚的一天之误,5月4日如约到重师演讲,也许整个事态就会大不相同;如果不是我去重大而是伦佑去,凭着他的冷静沉着,也许不会发生那场风波。

整个四川高校都已对我们关闭大门,按照行程也该出川了,于是决定直奔武汉。

武汉之夏逆变

5月15日离开重庆,17日到达武汉。同为“火城”,武汉却比重庆还要凉快一些。湖北医学院青年教师殷朴以川南人特有的豪爽为我们接风洗尘。随后,华中工学院“楚风文学社”社长鲍勋、华中师范学院“桂子山文学社”社长鄢之平、武汉大学“浪淘石文学社”社长沈超等同学,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当时武汉各高校受武汉大学教育改革的影响,风气比较开放。我们的演讲分别由华工、华师、武大团委和宣传部批准。三校时间上的安排顺序为:伦佑先在华工讲《现代诗的想象形式》,我随即在华师讲《人格心理学》,然后再同去武大。

5月20日,伦佑在华工开始演讲。华工的演讲厅很宽敞,听众很多,场场满座。除了大学生,还有不少研究生及校团委、校宣传部的负责人。反响十分强烈。

我在华师的演讲时间延后了两天,原因是当时华师各系四年级的学生都在校外实习,要22日才返校。

我们从重庆出发时,心头一直积压着沙坪坝事变的阴影。到武汉后,诸事顺利,阴云渐开,心情由阴转晴;就是我偶尔忆及重庆之事,也认为隔省跨界,四川有关方面鞭长莫及,不会再有禁止之类事再发生。我们准备把多处延误之后全部行期中还余下的半月时间,好好在武汉这块中国高校教育改革的试验田上演讲几场,然后凯旋而归。

我太天真,竟忘了自己置身于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体制之中,发达的通讯技术又使其间的网络直接相联,任一牵涉到整个体制利害关系的信息都可飞速传递。我甚至忘了重大团委书记黄**已从我口中得知我们将赴武汉的讯息。

23日晚7时,当我拿着备用的演讲提纲正要走进华师听众满座的演讲大厅时,学校的高音喇叭突然播出一个紧急通知:湖北省**部禁止各高校接待我们讲学。我站在演讲厅门外听完通知,愤然转身离去。身后传来同学们对官方的抗议声和主持人的解释语,我没有回头。我不想在宁静的华师引起一场重大式的风波。

23日晚,华中工学院也接到了同样的紧急通知。伦佑的第三场演讲已经进行到一半,他坚持讲下去,在场的华工宣传部副部长没有反对。像在重师一样,他最终取得了这次系列演讲的圆满完成。

事变的原因是四川省**部日前给湖北省**部发来紧急通知,说我们“擅自外出,煽动学生闹事”,叫武汉这边不要接待我们。

四川省**部紧急通知的内容,由华中工学院团委书记兼新闻系党总支书记口中说出。5月23日,华中工学院召开学生会部长以上人员会议。会上院团委书记兼系党总支书记说:“现在可以把四川省**部紧急通知的内容告诉你们。四川那边的通知说,他们二人是擅自外出,煽动学生闹事,叫我们不要接待他们。”他还透露说:“今天,四川省**部在武汉的一个同志和四川省委领导通了长途电话,四川那边是一个省长签的字,让他们设法把这两个人动员回四川。”

会后,华工学生会的同学立即将情况告诉了伦佑。

武汉虽为全国高校教育改革的试验区,但与四川同属一个休戚与共的体制,对四川方面组织对组织的紧急通知不可能不积极响应。例如华工宣传部冯副部长听了伦佑的最后一场演讲后认为:“效果是检验动机的根据,你们演讲的效果证明你们的动机是积极的。”但是面对两省高层权力机构的协同动作,谁也无能为力。

我们正在纳闷四川省**部怎么会有人在武汉,这个人便来了。他叫张**,是四川省**部**处的。原来他带领四川一个高校宣传部长参观团去广州后来到武汉,在与湖北省**部接洽时,恰遇四川省**部的紧急通知传到。他立即与四川省委电话联系,并临时接受了将我们动员回四川的份外任务。他是和湖北省**部的一位女干部以及周伦佑所在单位西昌农专宣传部长孙玉舒一道来到华中工学院的,就在伦佑结束演讲后不久。

在华工新闻系大楼办公室,他们三人对伦佑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询问,哪天离开西昌,哪天在哪所学校演讲,以及什么人负责接待……都一一做了记录。最后要我们同他们参观团一起回四川。针对四川省**部的不实之辞,伦佑将此次外出讲学包括重庆大学事件的真相逐一进行了陈述。张**表示,他率团外出一个多月,不了解情况,也许我们讲的是事实,四川省**部有误解,但他临时接到的任务是找到我们并动员回四川。他建议我们要讲理回四川再讲,还承认动员我们回去是四川一位省长签字同意的。

我们心里当然不服。作为公民,只要具备相应手续,就享有行动的自由。干了触犯刑律或违反社会治安管理条例的事,自有公安机关来管,外出超了假,工作单位有权催返。现在公安机关没来管,单位没来催,你四川省**部就算有权禁止你管辖范围的学校接待我们,你有什么权力要我们返川?我们既非你直属机关的干部,又非你直辖单位的职员,你有什么权力决定我们回不回去?包括那位省长也是这样:我们是你省政府工作人员吗?你管哪门子事?这些道理,我们讲了,张**等人自然无法解释,只是劝我们冷静下来,多多体谅他们的难处。

我和伦佑认真商议后,最终同意随他们回四川,主要是经济上的考虑。这次沿途讲学,收入本来就不多。在川师售票收费,单场票五分,连场票一角五,每场下来除去场地租金和文学社的分成,最多能有二十来元。在西师、西农,一个课时五元,一场也就是十来元。由于重师、重大免费演讲,武汉也同样,我们从西昌带出的生活备用金已所剩无几,在离开重庆前我身上的一百多元又不慎丢失。如果不是张**一行恰巧到来,我们要自行返川,还得发电报叫家里汇款。

于是从当夜起,我们便搬到招待所与他们同住,直到几天后同他们一道乘船逆长江返川,全部费用由慷慨大方的四川省**部负担。这可能要算弱小的我们在与强大的体制力量发生极不情愿的冲突时,唯一的一次小胜。

我们原想同他们一道回到成都,然后直接去找省**部澄清事实真相。张**曾表示支持,并愿意帮忙引介有关领导,谁知船到重庆朝天门,他便将我俩甩了。理由很简单:他的任务就是把我们动员回四川,现在已是四川境内,他的任务已圆满完成,请我们自便。

就这样我们回到了四川,并于6月4日返回西昌,正式结束了历时两个月的外出讲学。返回时间恰到好处:伦佑两个月事假刚要到期,我也正好赶上参加电大毕业考试。

回单位后才得知,就在5月11日重庆市**部发出紧急通知并紧急上报四川省**部的第二天,四川省**厅*处、重庆市**局*处已开始通过凉山州**局*处,对我们进行调查。在西昌农专,他们找了刘建森、陈骏、周跃东等,了解周伦佑平时的言论及与外地诗友的关系。在西昌八五六厂,他们找到厂长和书记,了解周伦佐的政治表现。直到我们返回西昌,他们的调查仍在扩大范围进行,和我们有过交往的朋友几乎都受到了询问。须知这可是国家**部的下属部门——我们已经被视为危害国家安全的嫌疑人。

我们面临的问题已不只是找四川省**部讲理,同时还要捍卫自己的生存权利。于是我写了一个说明事实真相的材料,以伦佑我俩的名义抄寄四川省**部和全国十多家报刊,同时抄了一份交给厂长转西昌公安部门。

我所在工厂的厂长,“文革”中曾是重庆大学学生,听说我在重大闯了祸,感到很惊讶。我对他说:此事与厂里无关,公安部门若再来,请他们直接找我。公安部门一直没有来找我,倒是厂长后来向我转达了公安部门比较理智的意见:讲学之类属学术问题,不是他们管辖范围的事,他们不再过问此事。

随后不久,四川省委宣传部高教处通过西昌农专宣传部向周伦佑转达了四点结论意见:一、原以为是擅自外出,现在知道是请了假的。二、原听下面反映他们打着省委宣传部的招牌出去讲学,现查明不是事实。三、周伦佐不是四川省青年诗协成员,和周伦佑合用一张介绍信不合组织手续。四、回答问题中个别提法欠妥。

一个严重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事件,不向受害人道歉,不追究枉法者的法律责任,就以这区区“四点意见”作为结语,不是太荒唐了吗?

其实并不荒唐。在80年代的四川,这太自然了——就连我们自己也默然接受,而且还略感宽慰。

我们暂时平安无事。在我们讲学过程中热情接待和帮助过我们的众多青年学子,却未能幸免牵连:

四川大学学生会主席孙力被追究;
四川师范大学“海涛文学社”负责人罗志庆、李明被勒令写检查;
华中工学院《青年园》副主编杨风开被撤职、勒令写检查;
华中工学院“楚风文学社”社长鲍勋被追究写检查;
武汉大学“浪淘石文学社”社长沈超被追究写检查;
华中师范学院“桂子山文学社”负责人鄢之平、李尔葳被追查;
四川省青年科技开发协会西昌分会负责人荣文被追究写检查;
西昌农业专科学校美术书法协会被追究;
重庆大学生诗歌联合会负责人燕晓冬、尚仲敏受牵连。

我们忘了:近百年来,中国的大学历来是社会动态的敏感带和社会风潮的策源地。我们的闯入岂能不引起异常过敏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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