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思良:三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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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思良(新加坡)

前几年,准确说是2009年,那一年的春夏之际我和妻子从定居的新加坡回到中国小歇,在皖宁沪三处分别作短暂停留,是以“三地书”记各处趣闻及感想。

1.皖:“功德”篇

白桥镇地处江苏和安徽的边界,属于安徽省的和县,是我母亲娘家的老家所在地。我们从南京坐私家车出发,两个小时不到的车程,就到了这个离霸王自刎的乌江不远的中等规模的镇子。

*生活的压迫,挤破了婚姻和骨肉亲情的泡沫——

我的姐姐和姐夫住在白桥,像一对留守老根据地的先民,现如今双双过着退休生活(虽说我姐姐是农民,不过现在那里乡村户口的农民到了年龄也办理退休手续了)。

我这个姐姐,还有一个现住上海的哥哥,和我都是同母异父的关系。我妈妈年轻时是在南京生下她的头两个孩子的,大的姐姐,小的哥哥。生下哥哥不久,妈妈终于认定姐姐哥哥的那个亲爸爸是个嗜赌成性无可救药的败家子,就断然和他离了婚,那时大约是在1948年到1949年间,离婚的法律程序说起来还应该算是在即将倒台的民国地方政府的治下办的。那期间,共产党的解放大军已整装集结在长江北岸,南京和江南的“解放”指日可待。不过当时妈妈并没有等待“解放”这件大事,因为她那时根本不懂政治形势,只知眼前自个单身带两个孩子的生活难以为继,于是通过一个熟人介绍,离开南京到上海去谋生。出发前妈妈前思后想,前途未卜,拖儿带女去大上海实在是增加变数,最终决定只带哥哥同往,而把姐姐送给了和县乡下的一个远房亲戚,跟了人家姓,做了人家的女儿。这肯定是一个忍痛忍悲的决定,也是个使得此后的亲情创伤无法弥合的决定。那是几年前,姐姐在南京见到我这个分别多年的弟弟时,一则感叹我长得比她记得的我小时候的样子要壮实许多,二则当我是个大人了,向我大量倾吐了她心里头那么多年积存下来的对妈妈怨恨的话语。也是的,当年她一个孤单的女子,从少年直到青年、中年这一段的漫长人生,在白桥这一带的农村乡下受了不少的委屈和苦楚——她向我谈的大多是“解放后”的事情,特别是详尽陈述她嫁给了姐夫以后的艰难岁月。姐夫那时是个跑外勤的高压电工,长年奔波于全国各地,一年难得回家一、两次,颇有些像如今外出挣钱的农民工,农村只留下姐姐一个人一双手,独力支撑那个家庭。在“人民公社”拼死拼活争那一天一角多分钱的公分,外加要照料两个未成年的孩子,还有要管好自己家里的几分自留地(她说,每天都是在月光下给自留地浇水、整理),还有帮人家纳鞋缝补找些零用补贴,等等,她太操劳了,把胃做得严重下垂,落了个治不好的病根。姐姐对我概括总结了一条:“解放后”全国各地有一件事情始终都是一样的,那就是,生活条件终归是“城市户口”的人比较好,妈妈和哥哥落户上海那样的大城市,基本生活条件能够得到保障,而“农村户口”的人,平时就缺医少药青黄不接的,困难时期说难听点你更是自己都不把自己当人看。姐姐叹道,她小时候很懂事,很听妈妈的话,不明白当年做妈妈的为什么能狠下心来把她留在了乡下,“农村户口”。她恨恨地说:“也许是我太听话了?”她不断地擦着眼泪,而我这个小她十三岁的外乡弟弟觉得连同情她的资格都没有。动荡的社会总产生许多苦难的故事,最不好的,是产生无休无止的动荡的人心。想来从那次见面到如今,又是好几年过去了,姐姐的内心纠结应该平复些了吧。

到了白桥,见到了姐姐姐夫,很高兴他们依然健朗——姐姐姐夫几天前就开始忙活了,包括把客人住的屋子里的几床被单用品全部换上干净的。老家的规矩,作客的夫妻不能在主人家同床,同房但得分床睡,所以我和妻子得各享一床干爽洁净的被褥,睡眠就有了格外单纯、却又带着双重甜蜜的本分。对于我这弟弟携弟媳妇从新加坡不远千里远道而来看望他们在农村扎的“土窝”,姐姐姐夫的心情只能用喜出望外来形容。

*排泄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阵地战和运动战——

第二天早上起床我要解手,碰到了问题。可能是排污管道安排上的困难,镇上绝大部分住家没有厕所,包括我姐姐家,解决得去公共厕所。公共厕所就在他们家对面的一条小巷的巷底,一所简陋的小茅房。我耷拉着鞋出门朝那儿走去,听见姐夫在后面大声叮嘱道“你要小心”。到了那里张眼一看,我才知道这“要小心”的含义了,厕所里面的状况简直不忍卒睹,至少有一千年没清洗了。我尽量闭着呼吸,眼睛扫着满地的污屎积尿,“小心”踩地挪到坑位(好比走高危的地雷阵,想起电影“地雷战”里不是有“叭叭雷”嘛),心想最多回去把鞋子好好冲冲洗洗,好歹把早课做完了事。在坑位上半蹲着刚刚静心把大便拉下,忽听得屁股下面响声大作,忙低头瞧去,妈呀,不好啦,新鲜的大便掉下去,顿时惹得粪坑内无数十面埋伏的粪蛆闻风而动,像蚂蚁搭桥般地“揭竿而起”。因为积粪在粪坑里本来已经堆得非常冒高,尖利的粪蛆“组合”奋力突破了积粪那稀软的顶端后,张牙舞爪的峰口离我屁股只有那么两、三厘米,其声势和力道足以一下子就把我拱回赤道南洋去!我生平第一次见识蛆虫竟然有如此骇人听闻的做派,也不知道我的大便拉干净没有,反正我立刻落荒而逃。从厕所回来后心有余悸地同姐夫说起此事,他却淡淡笑笑地告诉我,这算啥,还有更精采的呢!以前有段时间镇里的各家居民也都嫌公共厕所太脏太“危险”了,难以入内,于是产生了共识和默契,各人均躲在自己家里把大便拉在废报纸上,完事后便出外把包住粪便的旧报纸扔在镇子上大路旁“固定的”某空旷处。纷纷拥拥,群起仿效,日子长了,废报纸包大便在“固定的”某处就渐渐堆成了一座小山。可想而知,那小山和它周围的几里地臭气熏天,蛆虫满地,蚊蝇起舞,就差沼气爆炸了。那是比厕所里粪蛆掀起的小型农民起义更为可怖的大阵仗大造反的占地为王,镇上的众人亦习以为常见怪不怪,“坚持”了一年半载,……后来哪一天终于来了一大帮带工具和推车的人,“愚公移山”将积重难返的小山铲走了,可能是实在到了有碍观感的地步,兼怕传播害菌疾病,官方不得不出面干涉了。从那以后大家又似乎回到先前的日子,恢复上公共厕所的“良好习惯”,继续相安无事。得过且过,对于吃喝拉撒的“尊严”缺乏卫生挂帅这回事,小镇居民并不看得太严重,即便忍无可忍,其抗议举动也表现出一种刁顽的幽默感。

毕竟是闻所未闻──听了姐夫的“笑谈”,我妻子说她实在吃不下任何早餐了。而且,她随即让我姐姐翻找出了一个旧痰盂,以便在家里解决小便。至于大便,到我们第二天傍晚临离开时,她死活都说她体内没有产生任何大便,我相信她的话,人的身体是具备乖巧的自我调节功能的。

*失落和中断了的家族慈善实践,后辈问心有愧——

上午由姐夫带路,游览白桥镇。

首先来到“白桥”,一座实体的水泥桥,十几米长,两条车道宽,它的全称叫做“白渡桥”(可别把它和大上海钢筋铁骨的“外白渡桥”相混淆了,两者毫无关联)。白桥下的大河长达百里,一头通巢湖,另一头通长江,是为通航和水利的主干道。距离白桥几百米处,在大河和长江的交汇口,建有一座中等规模的水闸,用以控制调节内河水位。水闸是近代兴建的,它建成以来,安徽省的这一地界范围,皆依赖此闸得旱涝保收,成为鱼米之乡。我们来白桥前在南京停留时,我的舅舅特意告诉我,此白桥镇的水闸当初是由我祖外公和外公于民国初年所创设的“缪贵记营造所”自费建造的,做善举造福乡里,乃为我们祖上的一大著名功德。舅舅顺便还告诉我,当年南京的“缪贵记营造所”是很出名很火红的,抗日战争前它达到鼎盛期,国民政府的行政院(国务院)大楼就是该营造所承接设计建成的。我无从考证舅舅的说辞,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我妈妈的娘家父老曾经在过去某一“资本主义的萌芽时期”着实成功过风光过,并公益过。此刻我站立桥头,遥望河口,那从水面上升起的千斤铁闸像一尊温良的巨兽──我以前在大学里学的是机械工程,所以对任何和工程设计建造有关的东西有着“本能的”兴趣──从一个百年前开工建造完成而至今仍运作良好的水利工程项目中分享祖先的庇佑,不知为什么,让我这个家族的“后起之秀”在“知识运用”和“利益普及”的层面上竟然感到有些惭愧。

*关于“功德无量”——

从“白渡桥”上看下去,有些出乎意料的,大河尚未遭受污染,宽阔的河面上随处可见布帆片片,流光溢泛;左右远近木浆荡漾,渔网机张,人声起伏,翠鸟翻飞──好一派江南春夏美色。问了姐夫原由,回答说是因为改革开放后这儿一般人家都有人出外经商,有钱赚回(徽商都是挺厉害的),家家户户境况富裕,所以没必要再兴师动众搞那些劳什子的乡镇工业了,就少了往河里排污水的源头。姐夫感慨道:“如今毕竟不比以前你姐姐在田里干活干到胃下垂都没钱医治的日子了。”

听了姐夫的话,我不由得想,是啊,若是引用舅舅讲祖上“功德”的概念,且不去管岁月是“解放前”还是“解放后”,形势是“改革开放”还是“闭关自守”,任何朝代任何情形下,官府要能使乡民安居乐业,不被迫为了生计而起念头和翻花样去肆意破坏乡里环境,始终能够做到这个“不”──“不破坏”、“不造孽”那也算是一份长久持续的功德了。

我认为,讲功德是不能苟求“圆满”的。重要的是“做”,而这个“做”也包括心念。

那个“愚公移山”的故事,撇开它的负面效应不说,总也是乡政府有一天做过的一份有利有节的功德嘛。当然啦,但愿他们把做好“功德”常任化制度化,能“自行其是”地做到每一天每一项,能做到有为当无为了,能做到人们心灵的方寸之地也成为旱涝保收的“鱼米之乡”,……但愿下次我来白桥镇时,那个随同而来的新加坡品牌的干净屁股不要再无谓地担惊受怕了。

有点不好意思,谈论功德居然从屁股和排泄出发。

过了白桥往下走,逛了一圈,看到镇子那一带中学小学的学校建筑都造得美观实用,占地面积也颇大。徽地的人毕竟有远大眼光,重视教育和人材。“教书育人”不用说是一项百年树人的大功德。

“教书育人”、“保护环境”和“民生民安”都是大道理硬道理。那么小道理呢,小至作客的夫妻在主人家分床睡,这种安排也不由体现出“客随主便”以及主客相互尊重、各自得宜的礼貌和态度。注重生活小节无疑亦能时时帮助培养人观念上的日常功德。

功德无量──“功德”惟有一点一滴在民间累积了,融入习俗了,发扬光大了,整个民族的前景才能“无量”。

2.宁:“有心”篇

如果说白桥是我妈妈娘家缪姓的老家,祖上“事业”的发源地,那么南京才是缪家在近代史上集大成的所在。

*把酒言欢,人生不能“向前看”,那么至少可以“向自己的内心看”——

现今南京仍然有我母亲娘家方面的一大摞亲戚,姐姐的儿子媳妇和女儿女婿均已入城驻扎,还有我们的一个年过八十的舅舅,他可是从小到老一直住在南京的,舅舅的女儿女婿,以及所有那些第二代家庭的第三代男孩女孩们,可谓人多势众,各行其道,大有重整旗鼓、试图光复大家庭昔日门面的举态。

我和妻子去白桥镇前先由上海坐火车到南京的“大本营”落脚,我哥哥也和我们同行,他说他在上海的家中陪妈妈也陪得身心俱疲,该出外散散心了。当天姐姐的女婿开车来火车站,把我们三人接到他们家去歇下了。晚上,姐姐的女儿大显身手──大家异口同声夸她同我姐姐一样能干勤快──烧了一大桌子菜,另外还备了很多高度数的徽酒,把上述在南京的亲戚都叫齐了,以精神清癯的老舅舅为首(老人每餐依然可饮白酒二、三两),老少聚集一堂。嘿,久别重逢,或者首次相逢,酒酣言重,真热闹非凡!

饭桌上老舅舅两杯酒下肚,握着手中杯转向哥哥和我,侃侃谈起了几十年间他和妈妈的一些争执和分歧。他感叹道,我们缪家从前那一辈,一个偌大的家庭,几十上百口人,曾几何时“人声鼎沸,门庭若市”,只不过几十年过去,一代人多一点的时间,到如今“灰飞烟灭,门庭寥落”,算起来竟只有我们两个年过八十的亲姐弟还活在人世。舅舅说,我知道你妈妈这回不来南京,不仅仅是因为她年纪大了走不动,主要是因为她为我们缪家在南京旧宅那些老房子权益归属的事跟我有过激烈争吵,翻了脸,不想见到我这弟弟。其实几十年来,我和你妈妈还有过其它大大小小的意见不和而互相生气埋怨的事,大到对待共产党和“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的看法和态度,小到责怪她该不该把当时还太小的亲生女儿留在农村乡下自己去大上海闯荡,……哎,套半句现成话,过去的让它过去吧。这下半句“向前看”呢,就接不上了,实在是我们已半截身体成灰(以前人讲半截入土或者入木,现在都是火葬,烧成一把灰,所以说“半截成灰”),没有什么可“向前看”的了。只衷心希望你们下一辈在你们的时代相处得比我们这一辈人和睦开心,大家都前程远大。说完,舅舅转而向全体小辈举杯敬酒,把刚才关于我们下一辈人要和睦相处的话又郑重其事地对大家重复了一遍,重复着就老泪纵横了。众人忙纷纷起立答应,向舅舅回敬,为“和谐”大家庭的“可持续发展”干杯!酒散一夜无话。

*“博爱”的教条并非能够赢得人心——

第二天大家乘兴去登了中山陵。

二十多年前在上海读大学的时候我乘假期来南京登过中山陵,记得当时年轻的我对携刻在山门横匾上的先生手书“博爱”两字看了又看,不得而解。从信条上讲,这两个字当然是伟大的、对的,但在实践上,尤其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上,它却是平庸的、错的,老实讲,可能错到分文不取。说到底,要革命要暴力革命就决不要讲“博爱”!国民党共产党都一样。

舅舅指给我看,在山顶陵寝近处的一个巨大铜鼎上,留有炮弹弹片或重机枪子弹撞击的凹痕和破洞,以前来倒没注意。舅舅说是当年日本人攻占南京后干的,日本人本来打算要将守卫先生陵墓的卫队缴械,所以发枪射击相威胁,卫队似没有屈服,后来双方好像达成了协议,日军撤走,由卫队“空守”了。1949年共产党打下南京后,也达成了协议,稍微不同,是由原来的卫队和解放军卫队“共同”守卫中山陵,含有至少没有排挤原来卫队之意。实际上依我看,在中国,因为“代代相传”的革命风气,“历史”本身和它的各种“遗物”都是无从“守卫”更用不着“守卫”的。权宜计较的协议和暂且相送的利益远比虚幻的“博爱”教条要现实得多也管用得多。

就是在有“博爱”两字的山门下,舅舅提到,他是个老国民党员,说道,如果有一天台湾的马英九拜谒中山陵,他希望能够来到这儿,在“博爱”横匾下独自拉出一幅大型标语,以党的普通老同志的身份欢迎党的特殊新同志。他问我可做得到?我说,哇,太高调了,有难度,但也不能断言绝对做不到。历史嘛,充满了此一时彼一时的变化多端。但是,关键在于,舅舅你有这份心,经历了百十年的改朝换代沧桑变迁,作为一个普通党员的你还有这份心!不管这普通党员隶属于何个党派,我觉得秉持这份心都是很可贵的,很值得尊敬的。

“人心可贵”——做人要持之以恒地“有心”方显可贵。

*“有心”常常与生存经验背道而驰——

但是另一方面我深知,一个人作为独立的人生存于世而要真正做到“有心”那是何其难也!尤其是在一个始终起伏动荡的“历史周期”中,在乱世中,党和党,派和派,人和人,家庭成员和家庭成员,都一直在惶惶不安中相互猜忌个不停,相互斗争个不停,相互告发个不停,相互打倒个不停,……“人心”又怎能持之以恒地守常并且宽待异己?就好比妈妈和舅舅之间姐弟龃龉的故事,那是最现成的教训了。“缪贵记营造所”在中日战争中被日本飞机丢的炸弹整个地轰掉了,那以后又经历了长期的战乱和灾难,到了1948年前后,缪家已衰落破败,家业所剩无几。作为一个不得已的选择,妈妈当年只身带年幼的哥哥离开南京闯荡到上海,那时离全中国“解放”还有一段日子,世道坏,生活苦,她在十里洋场只能靠艰辛的体力劳作勉强和哥哥糊口。共产党接管政权后,虽然她并不是贫苦出身,然而作为社会的底层成员自然是拥护新政府的。之后她这个接受过“新式教育”的有文化根底的底层分子,在新时代新气象新口号的感召下(作为新女性)积极靠拢共产党的基层组织,成了街道里弄各项活动的骨干,后来还当上了上海某地区街道的居委会副主任兼文教委员。这样一来,理所当然的,她和早年参加了国民党的舅舅在某种意义上就分道扬镳了,两人的各个方面,包括政治观点、政治生活面貌和政治前途都不可同日而语了。谁知以后历史又开起了新的恶作剧玩笑,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来,妈妈随即被打倒,更挨了批斗游街、关押折磨等苦头,变成了“革命对象”。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她以为重新迎来了好日子,可是蹊跷的是,十年动乱中的种种“历史事件”对她个人来说好像并没有发生过,因为人们包括上级领导已经忘记了她,没有人来对她进行慰问和道歉。然后大概迟至1980年,街道党组织才忽然“良心发现”,委派了专人来到家中,对她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不幸遭遇表达了某种暧昧的歉意,但那仅仅是一份口头传达,在组织程序上并没有给予她正式的“平反”,因为以前的居委会副主任的职务实在太微不足道了,她的遭遇也实在算不上“受严重迫害”的冤假错案之类,摆不上“平反”这个级别。附带的,“上面”也觉得没必要再恢复她的里弄职务,比她年富力强的同志早已接班,干得比她当年要出色。她就那样顺理成章地成了一个普通家庭妇女──从四十多年前文化大革命开始一直到如今她活了将近90岁──“家庭妇女”可真是个终身荣誉称号了。共产党对不起她,“抛弃”了她,她到底看开了并不十分怨恨。然而思想逻辑上奇怪的是,仿佛是一种政治上的反作用力所导致,因为这段屈辱的政治生涯使她反而变得加倍怨恨当初竭力反对她倾向、投靠共产党基层组织的舅舅,她心里就是死心塌地地把她的弟弟放在“历史反革命”的位置来看不起、来责骂,从不动摇。另一边厢,舅舅“解放后”首先因为国民党员的身份被抓起来关过几年牢(罪加一等的是,抗战胜利后他还参加过军统南京站开办的速成培训班,“学成”后加入过外围队伍。他回忆道,戴笠公祭时,他是执勤站岗的人员,远远看到蒋介石、何应钦、宋子文等大人物走过),据说当年恰巧在解放军的南京军管会高层干部里有他的一个中学同学,靠了那个同学私下帮他“说情”,他才没有在最先的声势浩大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被枪毙拉到。命虽然捡了,不过在后来的历次群众性的革命运动中因为此等历史问题多次挨整,被反复揪出来作为反面教材那就是家常便饭了,他自况经受了不断的锻炼和洗礼。说起来这都是宿命啊,南京家世显赫的“缪贵记营造所”后代的宿命。所以,当前两年妈妈和舅舅这对活得够长命的冤家姐弟经过多年的分居两地(上海和南京)老死不相往来后终于在南京碰面,而终于碰面又为了南京缪家老宅的房产权益爆发争吵,吵得不可开交时,哥哥姐姐还有姐夫要去介入相劝,被我这做弟弟的当即阻止了。我说道,两位老人家通过如此这般的争吵,以如此这般的方式终究撇开了以往社会政治历史的外因而承认他们是“一家人”了,承认是“缪宅内部”的亲人了,这是件大好事。我们这些做小辈的也在社会历史的混乱轨迹中长期行走,该懂点进退的事理了。你们行行好,让两个老人就这样别扭这样凶狠地相认吧!经过了几十年的凄风苦雨,几十年的误解隔阂,几十年的内心痛楚,难道他们还有其它什么更好的方式来彼此相认吗?

*很多时候应该学会放弃“崇高的”意愿——

我算了算,如若舅舅说的他自己的履历属实,那么他很可能是在抗日战争初期加入国民党的,其时南京或许已经被日本军队占领,南京大屠杀或许已经发生,南京缪宅的房子或许也已经被炸。我没有进一步向舅舅求证,生怕再期然而然地问出一个热血青年冒着生命危险加入国民党,参加地下抗日活动,报效国家捍卫民族(兼家族)尊严等等等等的“崇高”故事来,那样就太俗了,也太求俗了。

俗,以庸常心理和套路思想来度己及人,或者沉浸在被滥用的政治教条中纵论是非,就断难成全“有心”了。艺术上有人提倡“简约”,见好就收,做人做事的风格上不妨亦然。

3.沪:“对照”篇

从白桥和南京回到上海,我和妻子又住了些日子。在上海有两件事让我耿耿于怀,回到新加坡后很久都不能释怀……

*人们遭遇不同的困境,但同样都是困境——

第一件事,有一天在我岳母家吃完晚饭,看了一会儿无聊的电视节目,尚早,思忖朋友R的家离我岳母家不远,何不去他那儿坐坐。只是这么晚了,不知他早早睡了没有,或者是否不在家而在别处游荡──上海毕竟是个“夜生活”丰富多彩的大城市。于是打了个电话给他试试(上海圈内的朋友们都抱怨说,要打通R的手机非常难,一是他经常像间谍一样更换手机号码,二是他经常停留在一些接收不到手机信号的所在,这也像间谍),宾果!居然让我打通了,他也居然在家。他说他收藏了一些好茶,请我和妻子过去品尝。

我和妻子立即动身,穿过横贯市区的中山西路,再走了两条小马路,拐个弯就到了他的家。之后我们在他的“斗室”里喝了好几个小时的茶,直到深夜。

“人走茶凉”。我要说的是R的那间“斗室”,其住房条件之差令我吃惊。一间二、三十平方米的卧室,放了两张床,大的他们夫妻睡,小的儿子睡,而儿子已经是二十多岁的大人了!卧室条件如此逼仄,外间状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厨房是两家人家合用的,再外边的厕所(实际上里面就是一个抽水马桶)则是四家人家合用!乖乖里格冬!真难想象早上四家人家的大人小孩全体起床后要赶时间上班上学,一大群人怎样在小小厕所外边排队轮候完成任务?其中一人因故卡住而占了超长时间怎么办?新世纪的上海居然仍旧有这般触目惊心的住房困境!这困境比起白桥镇上公共厕所里的情形又不一样,但同样是困境。

R倒好像对于他的住房窘迫不以为然。只要有好茶收藏着,他就心满意足了。也许吧,茶道只有在面积十分狭小的房间里才能培养出情趣来?

*“剑指人心”的剑指人性——

另一件事,有天下午读“新民晚报”,有篇叫做“私家地理”的小文,抄录如下:

这是一个私字泛滥的时代,连地理都私家,细细想来,真有点美意。

我的亲密女友,深夜写了个家常email给我,写她昨天下午,在淮海路的天堂流水帐。

不好意思,我抄一抄。

“darling啊,今朝跟M吃好中饭,我一个人跑去淮海路兜了一大圈,先去H & M晃了晃,帮阿拉女儿买了几件吊带衫,几只头发夹子。然后弯到红宝石,跑进去买了几块鲜奶小方。再到山林,买点牛蒡红肠。到哈尔滨买点杏仁排,鲜肉月饼。一荡又荡到85度C,买点冰沙,买点奶茶。本来还想到光明村买两只酱鸽,想想天气热得吃不消,走不动了。回去路上,深深觉得,生活在上海,哪能这么幸福啦,内心获得极大的满足。我一边感慨一边开车子,总算脑子还是清爽的,及时想起来儿子的尿片没了,又弯到汇金下头超市,买了两大包。最后尾声,是冲到小菜场,买了两条昂刺鱼,请阿姨烧把两个小人夜里头吃。”

深夜里,我读到这封email,差不多读到热泪盈眶。

这篇家常流水,在我这个上海女人看来,真是比爱玲还爱玲,上海味道不仅浓而且正。真的,至今我还没看见过任何一个大导演,有本事拍得出如此细腻,如此妖娆,如此市井,如此海派,如此剑指人心的上海味道……

两件孤立的事在我脑海里不经意地联系起来,教我想表达──或者直想放弃表达也罢!新加坡的官方用语是英语,耳濡目染,就让我用英文单词Gap来形容吧──就是说这两件事合成的整件事里分明有个Gap出现在那儿,确切的在哪儿说不上来,可就是在那儿。

Gap──中文可以有不同的解释,缝隙,裂痕,代沟,豁口,间隔,差距,脱节,等等的意思,……这Gap不达致命的程度,却“剑指人心”而令人发指如骨鲠在喉。

人心即是人性。

允许我暂时先说些题外话。

斯蒂芬·霍金(Stephen W.Hawking),英国人,是个坐在轮椅上的残疾者,他肌肉萎缩严重,不能书写,而且言语表达有障碍,但他却是当今国际上最权威的理论物理学家,特别是对宇宙天体演化的研究,比如黑洞的理论,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在英国,他肯定是继牛顿以后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了。

那次我在上海买了本他写的“万有理论”,书中精要简述的就是宇宙起源和时间本质的学说。

兹记述书中有关宇宙学的两个前提,

弗里德曼第一假设:我们从任何方向观察,宇宙看起来都是相同的。

弗里德曼第二假设:如果在宇宙的任何地方观察宇宙,弗里德曼第一假设依然成立。

已经有大量的天文观测证据,例如由超高倍数的射电望远镜得到的数据,证明“弗里德曼第一假设”是对的,从地球上向宇宙的各个方向看去,星系的密度相同,而且它们都在以相同的方式(距离越远速度越快)离我们而去,来自宇宙所有方向的背景噪声也是严格相同的。

由“弗里德曼第一假设”,我们的地球在宇宙中所处的位置似乎有点奇特,像个宇宙膨胀的中心,除非我们相信“弗里德曼第二假设”同时成立。霍金说道:“我们没有科学的证据来支持或反对这个第二假设。我们相信这个假设,只是出于谦虚。”

好了,回过来继续上面的话题。

第一,我觉得,讲得出“深深觉得,生活在上海,哪能这么幸福啦,内心获得极大的满足。”的人多是那一类人,他们/她们完全不具备认识论意义上的“物理头脑”,缺乏宏观的洞察力,在“世界观”和“宇宙观”上很无知。从科学角度看,我激烈地以为,缺乏“物理头脑”的人本质上是有些脑残的。

第二,肯定的,他们/她们,不仅仅是普通上海“小资”或白领,即使包括上海知识界和文化阶层中的许多“高等人士”,心目中很容易相信和传播“弗里德曼第一假设”,但不会去严肃思考乃至去诚恳接受“弗里德曼第二假设”。他们永远弄不懂为何要“谦虚”!

再泛泛而论,现今“大国崛起”,中国人普遍患上类似的通病,好似首先是每个人迅速地“崛起”了。

这里,有一个最最基本的事实是我们要正视的:人们的生存方式和遭遇的命运是如此的不同。人生来并不平等。正因为这种“不平等”,人就不应该其实也无法凭空凌驾于“其他人”之上。

想想我们在白桥镇的所见所闻,僵屎日复一日的堆积如山,厚粪堆下层积聚了火山能量的蠢蠢欲动,对这些姐夫也就是一笑置之。想明白了,我们人性中发臭发烂的东西其实是一样的,一样的潜伏而伺机而动,一样的大咧咧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然而,正因为那是人性是人命,我们还是得处之泰然地生存下去。这种生存方式有什么什么的“地方味道”吗?

再者,就说“地方性”吧,说上海吧,我的朋友R ,他的陋居,一个简陋的厕所四户共用,若是平均一户三个人,计算一下,那个厕所里的抽水马桶真好比一个慰安妇,每天早上要在半小时内集中“慰安”掉十二、三个人。但那些人,还有那个可怜的抽水马桶,都还是照样要生存下去。这种生存方式细腻妖娆吗?

不是说不可以尽情挥洒“小资”情调,不可以有一种生活在某座都市的由衷的甚至带点盲目的幸福感;也不是说作为个人你不可以漠视别的阶层别的人群的苦难和不幸,不可以滋生和张扬私家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不可以自豪通报“如此如此”的正宗消费流水帐,……可以的,都可以的。“都可以”的意思就是请把所有这些“可以”保持封存在一种“克己复礼”的状态!如若比大导演还要大导演地刻意去渲染鼓吹所有这些我行我素、固步自封、自以为是,那就不足取了。

我说“不足取”其实是非常客气的用词了──我觉得要小心的是,口诛笔伐或者疾言厉色,若是由小女人作为对象来承受,事情尤其容易流于轻浮。

*一种横向的对比,希望达致纵向的思考——

许多人包括上海人新加坡人,喜欢把上海同新加坡相比,那是将中国的代表性城市同新加坡相比,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将中国同新加坡相比。我在上海出生长大受教育,大学毕业后留校做了几年教师,在这个城市里居住生活了三十五年。后来,我移居新加坡,至今成为新加坡公民也超过二十年了。以两地加起来总共半世纪多的阅历,我想我是有资格对这两座我心爱的城市作出一番比较的。那么,就让我把新加坡当作样板来描一描上海,来作为对“上海人”自恋自慰自愚自残的一种温柔回击吧。

大概如此吧:

新加坡是选修理科的精英,上海是选修文科的俊才;新加坡偏素,上海喜荤;新加坡是三十层楼高设施齐全的标准六星级酒店,上海是一百层楼以上具有综合功能的摩天大楼;新加坡是线条清楚的钢琴五重奏(室内乐),上海是效果轰鸣的钢琴协奏曲(交响乐);新加坡是“Macallan”(追求细致平衡的顶级单麦威士忌),上海是“五粮液”(寻找刺激的浓香型高酒精度的精品白酒);新加坡是讲究组织智慧的海豚,上海是提倡攻击能力的大白鲨;新加坡是“国家地理频道”拍摄的高素质短系列纪录片,上海是中宣部拨款制作的四十集大型电视连续剧;新加坡是性能优越的“法拉利”跑车,上海是马力强劲装备齐全的“悍马”甚至火力凶猛的“豹式”坦克;新加坡是特工用的小口径精准手枪,上海是大部队突击使用的AK制式冲锋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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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思良:三地书》有1个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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