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塞亚·伯林论爱德蒙·威尔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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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易斯·达伯尼
译者:王一梁

爱德蒙·威尔逊(1895-1972)和以塞亚·伯林(1909-1997)是二十世纪大西洋两岸智性生活的顶尖人物。威尔逊是美国评论家文学家,伯林是英国思想史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两人相逢于1946年,那时,威尔逊刚过50岁,比伯林年长14岁。“他以感人、生动的话语谈起他那一代的美国作家,谈起但丁。”伯林在一篇主要谈50年代牛津、伦敦的文学生活回忆短文中写道:“他笼统地谈了俄罗斯文学,特别谈到契可夫和果戈里。好象我从来就没听人谈过文学似的,我完全被迷住了。认识这样一个充满着人格魅力的天才是我的幸运。”他们成了铁杆朋友,从50年代到60年代,他们互访于伦敦、牛津,以及曼哈顿、剑桥、麻萨诸塞州,也在威尔逊纽约北部的老石头别墅里见面。

以下的访谈作于1991年3月27日下午,于伦敦。我曾写信给伯林,告诉他我正在编辑威尔逊60年代最后的日记,并开始写他的评论传记。以塞亚先生建议我们在伦敦的文学俱乐部见面。在一间雅致的、长客厅里,一张桌子旁,我提议将他几年前已开始的有关威尔逊的回忆填写出来。在那里,他给出了对威尔逊的印象记:“古怪、压抑住的声音,句子断断续续,似乎思想在内部挤压着,颠簸着”,“急切爆发出的头音和断音”点缀着“温和、低沉、连唱般的叙述”。以塞亚爵士自己低沉、柔和的声音也是急促的,拖长着尾音,开始时铿锵有力。在这二个半小时(包括喝茶时间)的访谈里,他表现出的敏锐智力,热情心灵,以及道德的严肃性,这些都让我想到和他有着相同品质的老朋友。

我开始了我们的对话。

我问:在你们认识多年后,威尔逊有什么变化?

柏林:没有,我认为他什么都没变。专注、强烈、热情、严肃。不谈小事情,所说的任何话都有意味。多么奇妙,做一个象他这样的人:说的每个句子都意味深长!毫不琐碎。

达伯尼:他人如其文?

伯林:是的,说的就象他写的一样。

伯林回忆起1940年2月他来美国的2个月里,急切地想见《阿克塞尔的城堡》、《三重思想家》的作者。“杰作,了不起的杰作”。在纽约,和《党派评论》同仁谈到威尔逊时,他“震惊”地发现他们都不是“爱德蒙的支持者”。“我的意思是,他一直是我的英雄。我过去常常问他们:”爱德蒙·威尔逊怎么样?‘他们总是说:“嗯……”那时,伯林还不知道威尔逊已将玛丽麦卡锡从《党派评论》的编辑菲力浦·拉哈的身边夺走。后来,菲力浦·拉哈成为战时英国驻华盛顿官员,他对菲立克斯·法兰克福特和其他认识的评论家表示出对威尔逊的兴趣,这下轮到威尔逊“不愿见受到大使馆,尤其是英国大使馆工作污染的人了。”“这些人只会利用他达到宣传的目的”。

我们讨论了《新共和》杂志的英国老板伦纳德·爱姆哈斯特对于该杂志的社会主义的孤立主义倾向所作的扭转性修正;——1940年,伦纳德,爱姆哈斯特继承了编缉席位,开始印发主张介入欧洲争端的文章,而这时威尔逊已退休。在爱姆哈斯特的女婿,他留下来做主管的迈克尔·斯屈瑞特威尔逊的自传中,公开承认其在牛津时被克格勃招募。这使威尔逊谈到英国-斯大林主义联盟时的那种尖刻,显得不那么愚蠢。

威尔逊的《去芬兰车站》也问世于1940年。

伯林:那时我没读过它,它应该吸引我的。在某些方面,我也肯定不会同意它。后来,我劝说他改写序言,最后的序言。他不需要太多的规劝,30年代中期,他去了苏联,他过去常常告诫我。

达伯尼:究竟关于什么呢?

伯林:啊,关于恐怖。最后,他用窒息的声言说:“哦,你知道这些,你过去常说到列宁,你认为我对他太好了。不是吗?嗯,嗯,是的,我对他太好了。是的,对,或许是这样。”就这样了。他死后,读他的著作时,我明白他的路线确实变了,其余照旧。

达伯尼:可你对列宁领导下的苏联所取得的那些成就从来就没有什么印象,是吗?

伯林:没有,从来就没有。但我周围的人并不这样认为。

达伯尼:告诉我你的保留之处。

伯林:很简单,我出生在里加,革命时期生活在以前叫彼得堡的地方。我的父母亲是木材商,沙皇和布尔什维克时期,都给俄国的铁路供应木材。我们从来没有遭受惩罚,受过伤害,1919年,我们毫无困难、合法地离开了俄国。因为他们感到厌恶,他们就离开了。我清楚地记得是在1918年-19年间。我记得无辜的人们遭受枪击的惨象。没有什么比的过斯大林,我的意思是,这已是众所周知了。

杜:因此你已有了免疫力。

伯林:是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不会反苏的,我被有亲苏倾向的人们包围着。

杜:你是怎样开始对俄罗斯文学感兴趣的?

伯林:1919年,到英国时,我根本就不讲俄语。我的父母亲相互讲英语,但因为我认得俄文,所以也就继续看俄文书。在学校里,我有个俄罗斯朋友,他是一个著名画家的儿子。还在俄罗斯时,我常和他两星期见一次面。我们保持了这种习惯。令我自己也惊奇的是,到30年代后期,我开始大量读俄罗斯的文论。1946年,我去了苏联,见到帕斯捷纳克,也见到了阿赫玛托娃,我见到了所有这些人。所有的东西都使我感动。我读了他们的作品。是他们给我的作品,他们大声地向我朗读。和俄罗斯作家在一起,我度过了美妙绝伦的时光——所有这些我都作了报道,成了对爱德蒙的反驳,使他认为我是一个骑墙派。

达伯尼:在你告诉他对你有固定想法的感受时?

伯林:是的,他对我领域里的有关哲学或政治的任何想法根本就不感兴趣。他是有礼貌的,但对我说的这些都厌烦透顶。他视我为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一座桥梁,某种意义上的翻译,一个比西方人多知道些俄罗斯的好翻译。他总是将人们分门别类,我属于两个世界之间的桥梁式的人物,他就是这样看我的。

达伯尼:你怎样看待他这种将人分门别类的需要呢?

伯林:我认为他对人不象人们对他一样很感兴趣的。只有当这些人能给出些什么,或代表些什么时,他才会感到兴趣。比如代表书本,想法。奥顿是个非常好的诗人,斯彭德是个非常好的人,除此之外,他还知道什么呢?西尔威斯特·高茨是一个老朋友。爱德蒙遇到莫里斯·包拉,不喜欢他。在《没有指南的欧洲》(1966年),不点名地,充满敌意地将他描述成一个势利小人。总之,每个人都代表些什么。

达伯尼:你认为他这种将人概念化的需要从那里来的?

伯林:对此,我一无所知。这要追溯到他在普林斯顿学生时代吗?在那个年代里,他崇拜他的教授们,你知道农曼坎普·史米斯,还有那个系主任吗?叫什么?

达伯尼:(克里斯提纳)高斯主任。

伯林:他对他很重要。威尔逊的朋友都必须是有些型的——这很难描述——他们不需要站在舞台上,不需要带着面具。你知道,他们不必成为演员。但他们必须表现出或代表爱、恨、诗、散文、英国、美国、诚实、不诚实、虚假、真理。萨默塞特·毛姆在他看来只是一个粗俗的庸人,仅擅长于推销自己,因而是个典型的反艺术的人,一个三流作家。

达伯尼:他写过一篇文章叫《萨默塞特·毛姆和解毒剂》,一个很好的题目。他对毛姆有极为强烈的偏见。

伯林:对呀,他做的对。毛姆不是一个大作家,他宣传自己太多了,比任何作家都要多。他胡言乱语地说着自己的艺术,什么“技巧”、“劳作”、“现实主义”、“生活”,所有这些和艺术有什么关系?!

杜:你怎样看威尔逊的俄罗斯文学批判呢?

伯林:他对俄罗斯作品的意义有些内在的感觉,一些卓越的理解。有时候,他胡说八道,例如,两篇论《日瓦戈医生》的文章,第一篇文章………

杜:很棒,第二篇很糟糕。

伯林:是的,他所有的文献材料都来自于两个女人,两个白俄罗斯女人。两人都以对他说“哈姆-莱特”、“小哈姆”来唆动他。他不怎么懂俄文。在那一场与纳博科夫著名的争吵中,他错了。

达伯尼:是的,他在语言上犯了错,但你认为他会在纳博科夫的译本上犯错吗?爱德蒙说的对,尤金·文金的译本是“荒谬的-书生气的——不可思议的”糟糕“。

伯林:完全正确。它是一个绝对畸形的译本。威尔逊是一个有道德感的人,象俄罗斯斯作家一样,他的生活之路是注定服从于道德的,从终极意义上说,俄罗斯的道理就是道德之路。纳博科夫是纯粹审美的——爱德蒙钦佩他,喜欢他,他使他感到愉快。但仅此而已。任何俄罗斯人都使爱德蒙感到兴趣。他强烈地感受到俄罗斯文学的伟大。过去他常常说,不可思议的民族,不可思议的文学。

达伯尼:你喜欢艾琳娜吗?(威尔逊的妻子,一个有着德国背景、富有贵族气派的俄罗斯人)

伯林:非常喜欢。她使他幸福。这是一个非常和善的妇人。文雅,敏感,高贵。她是悲哀的,非常悲哀。

达伯尼:为什么?

伯林:谁知道呢?和一个加拿大人第一次不幸的婚姻?她的精神低落——相当低落,恰是兴奋的反面。

达伯尼:爱德蒙的状态怎样?

伯林:哦,你知道,爱德蒙兴奋极了,不然她为什么嫁给他?他和她相处融洽。其实`他和每个人都能相处,他对女人的同情是不可遏止的。

我们的话题回到了威尔逊和英国。

伯林:他实事求是地为美国辩护。他不需要这些欧洲的假内行。

达伯尼:因为,他生长在一个美国不感到它有文化的时期?

伯林:完全正确。

达伯尼:通过20年代作家的作品,美国获得了这种感觉,但爱德蒙比他们早多了。他在一战前受的教育——在一个还在仰视着牛津、剑桥,老土的老普林斯顿的氛围里受的教育。他第一次到欧洲旅行是1914的夏天。

伯林:告诉我,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好战的美国精神?

达伯尼:我宁愿说是野心勃勃的美国精神。他要创造一种文化与——

伯林:他对被英国评论家轻视的美国作家这种低等的感觉非常敏感。“他们认为比我们高一等,认为自己是非凡的,他们认为我们只是乡下人”.在我们中间是有这么些人。

杜:这来自于一战前。

伯林:但英国人在30年代、年代40年代还继续这么想。当包拉谈到爱兹拉·厐德的论文时说:“他讨厌极了,更糟的是,一个令人讨厌的美国人。”这确实唤起了爱德蒙对英国人的卑鄙勾当所有的最坏的猜忌。

我提醒以塞亚爵士那次伊夫林。沃伯格对威尔逊出名的奚落。那是在1945年,他力劝塞克和沃伯格在英国出版《赫克特县论文集>.在一次伦敦的聚会上,当他离开房子时,女主人提醒客人们小心这个话题。可沃故意告诉威尔逊因为“涉及到色情法”这本书已被拒绝。然后,他断然宣称道:“为了预防万一,我们通常劝其在埃及出版”。以塞亚爵士是否同意斯蒂芬斯彭德(我前一天采访他)的说法:“沃的假模假样促成了威尔逊后来对英国文学的态度。”

伯林:不,不,我绝不同意。

杜:斯蒂芬告诉我沃的无礼——

伯林:这不甚重要。作为一个反战的人,威尔逊在二战时度过了一段极为幸福的时光。然后,在1946年,他到了英国。

达伯尼:那是1945年,他被《纽约客》派到了国外。

伯林:他到英国时,他正被时势激怒着。1946年,他对我说,丘吉尔只是一个浪漫的美国记者。不是因为沃的冒犯,我想斯蒂芬夸张了。爱德蒙是受到了侮辱,沃是有意冒犯的,因他是个美国人而有意冒犯。

达伯尼:一个美国佬,正如沃在他的杂志中说的那样。

伯林:当沃去波斯顿时,发现了一桩使他感到沮丧的、可怕的事情——我那时在哈佛。我知道他——一个肮脏的人,沃,一个真正、极其肮脏的人。我了解他——他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他,但我了解他。使他感到沮丧的事情是:在波斯顿,一神论教处于社会的高层,而天主教只在底层。这在他看来是不正常的,是他无法容忍的。对此,他感到极其愤慨。不,谈不上愤慨,沃是那种自作多情的势利小人。他曾被某个俱乐部开除,因为他向一个仕者扔东西,因为他以为绅士就该这样做。他想象着绅士的行为,实践着全然是虚构出来的乡下绅士的派头——以为他们不喜欢犹太人。这是个自我中心的人,出生于戈德格林。但威尔逊知道伊夫琳·沃有些才气,而认为他是一个可憎的、讨厌的家伙。但他也知道他是个天才。

达伯尼:象布卢姆斯伯里圈子里的人?

伯林:在看待卢姆斯伯里圈子里的冷血动物上,威尔逊与D.H.劳伦斯的看法多少有些相象。当他和他们在一起时,就象他和老年的康普顿·麦肯齐在一起时一样,都使他感到不自在。康普顿·麦肯齐是个快乐的家伙,他酗酒,玩女人,曾在希腊冒险并度过了一段好时光,也写那些被禁的书。这里并不存在着使人颤抖的美学。但威尔逊是个极其敏锐诚实的评论家,如果有人写了好作品,他就会说好。

我曾建议威尔逊“就象你们这一代人、你们的圈子、你自己、斯彭德和奥顿一样”地评价英国文学生活。

伯林:是的,是的。

达伯尼:为什么你认为这是恰如其分的呢?

伯林:我想,出于一些明显的理由,因为这些作家是优秀的,因为他欣赏他们。他喜欢是因为他认为好,不是因为它们取悦他。

达伯尼:我想在英国时,他感到文化的连续性很难在美国保存下来。

伯林:其实,在英国也不存在这种情况,你知道,这是一种幻觉。我们就30年代的话题谈论过。斯彭德、奥顿、戴刘易斯,甚至奥尔德斯·赫胥黎——这些曾受到艾略特巨大影响的作家的文学先驱都不甚明确,他们都不可追溯到20年代。

达伯尼:对,无论如何,不象爱德蒙做的那样。

伯林:我认为爱德蒙觉得存在着一种叫着文学传统的东西。他是一个书呆子,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书痴。现在,在先锋文学这个丰饶的世界里,英国就象它的过去一样扮演着主要角色,美国则扮演着一个次要的角色。他知道这些,因而,在某种意义上,他是一个有魄力的人——我的意思是说,书籍是一个他珍爱的、使他感到幸福、呼吸自如的世界。这就是要点之所在,文化连续性不象好书、有趣的书、观念那么简单。

杜:晚年时他有一种感觉,他处于同时代的美国文化潮流之外。

伯林:是的,他更多地属于我们。我们中的许多人都非常崇拜他,非常崇拜。但他刚到英国时就象热锅上的蚂蚁。

杜:热锅上的蚂蚁?

伯林:一个不友好的国家,不友好的国家。尽管有着辉煌的文学,但他却是一个真正的反英者。

杜:年轻时,在他心底下曾是一个亲英派的人,对此,他不得不批判。

伯林:可能,可能的。以他的祖先为傲,他曾旅行到英格兰东部(威尔逊的母系家族,在西渡去麻萨诸塞州湾前曾生活在那里)去看宗教仪式。

杜:我注意到50年代时,威尔逊有时候刻薄地对待以塞亚爵士。

伯林:他是这样的人,瞧,他本来就喜欢找人的岔。我记得当他看到我在一本论马克思的书中,将某个生物学家错写成为物理学家时,他特别的开心。这种错误使他感到开心。他喜欢我,我们是朋友,但我的有些事也激怒了他,某些事情。

达伯尼:我告诉你他是怎样想的,至少他是怎样说出来的的:“我喜欢以塞亚和他的国际形象,但他是牛津圈子的。”

伯林:并不存在圈子,没有什么牛津圈子。当他来这里住时,那天晚上,我邀请了艾里斯默多克和拜勒。灾难,灾难。他谈到了他想见的人,《在妇教所》的作者A. J. P. 泰勒是他喜欢的。他说:“我喜欢他,他浑身都是刺儿”.也因他和西塞尔路特是犹太人而喜欢他们。我试图阻止他和西塞尔路特会面,他是世界上最乏味的人,他确实如此。他不是威尔逊设想的那种人——他只是一个非常勤勉的文物收藏家。对书本一窍不通,正确地说,毫无灵性,没有历史感,仅是大量相当乏味的细节堆积。出于某些原因,因他对犹太人感兴趣,爱德蒙欣赏他。我对他说:“哦,他乏味透顶,你真的要去看他吗?”他断定我因为西塞尔路特不是我一个圈子里的人,而故意阻止他去见,

达伯尼:你认为爱德蒙为什么需要利用分类表。

伯林:因为他不喜欢我的朋友们,不喜欢大卫。

达伯尼:他认为这些英国人多多少少有些靠不住。

伯林:不,不是靠不住,而是狭隘、学究气、势利,想自己想得太多了。一些庸庸碌碌的小人物,你知道——所有这些自负的,好高鹜远的人都需要相互阿谀奉承。

达伯尼:这里面就没有一点真理?

伯林:有一些,嗯。你晓得,每个人都生活在朋友的圈子里,这是不可避免的。我的朋友是……管他是谁呢。爱德蒙夸张了。他总是需要一些教义,一些理论去解释事情。

达伯尼:他早期的美国文化批判不是这样的。它依赖于细节和审美判断,我同意你对他晚期作品这种倾向的结论。

伯林:他不是直觉型的,非直觉的。在他的所有文章中,他都那样地炮制理论,建立假设。作为一个评论家,他先构思出一些假设,然后用他能找到的每个证据来支持它。他对文字的反应是间接的,他不是一个印象派的评论家。

达伯尼:他需要构造文例。

伯林:而且是用理论术语。他要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直到他获得了一个理论之后,才肯罢休。

达伯尼:象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成为光芒四射的评论家呢?

伯林:因为,当然在于他的理解力——他具有非凡的洞察力。不是直觉,那是另一回事,而是当他读一本书时,他知道它在说什么。他理解——不仅对书本,而且对历史背景也有一种深刻的理解。他知道是什么造就了(查理斯-奥古斯丁)圣伯夫,哪种社会产生了这些人。但所有这些都是建立在一种理智上的理论。他是一个老派的、19世纪的评论家,只要写什么人,就会去读他们的所有作品,收集大量的有关资料,直到头脑里形成形象为止。

伯林的回忆不同于威尔逊的两个朋友:汉娜·阿伦德特和另一个“著名的作家,你知道,一个左翼戏剧家,威尔逊曾在她纽约的公寓里住过。”

达伯尼:莉莲·海尔曼。

伯林:我认为她糟透了,更不用说她还是个斯大林主义者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

达伯尼:作为一个剧作家吗?

伯林:那到还不至于。我认为她是一个糟糕的女人,使我感到非常恶心。我仅遇到过她两次,一次在华盛顿,1941年,她以最拙劣的方式为苏联辩护——最糟糕的还是她所辩护的对象。另一次在牛津,她来喝茶。他们正在排演《凯蒂德》,由她写剧本,伯恩斯坦作曲。我记得那是一部音乐喜剧,她做茶请我喝。我感到尴尬,因为除了使她遭人嫌的斯大林主义之外,我还认为她不是一个善良之辈。就是这样。我从不知道为什么爱德蒙却为她辩护。她是个通俗作家,她的天才之处——相当的天才是在商业上的。在玛丽·麦卡锡辱骂她时,我站在玛丽这边。

达伯尼:玛丽说她谎话连篇,就连标点符号也是。

伯林:是的,就连标点符号也是,这很有趣。

达伯尼:威尔逊用什么言辞替她辩护的?

伯林:哦,记得他在她的公寓里呆了几星期。他说:“不,不,她很好,她相当有素质。我知道你不喜欢她。不,不,她象回事儿,她是一个老朋友了。”

达伯尼:在乔·麦卡锡时代,他赞赏她的坚忍不拔。在“莫斯科审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她还是斯大林主义者,而那时仍然做一个斯大林主义者是不光彩的:不知何故,他对此没有严厉地反对她。

达伯尼:显然没有,人是会犯错误的。

伯林回忆起在塔考提夫老石头别墅里,埃琳娜拿金刚石触针邀请他在窗上“金刚石刻字”的愉快,其他威尔逊晚年的亲密朋友也这样做了。

达伯尼:你把那首诗刻在玻璃上了?是在三层的搁楼上?

伯林:当你在的时候?

达伯尼:是的,选自先知以塞亚书。刻在玻璃上的是希伯来文。

达伯尼:我见过,但不知道怎样将它翻出来。

伯林:他对此在我面前胡说了一通,他认为我自比先知以塞亚。

达伯尼:你认为他过分将希伯来和犹太人浪漫化了?

伯林:严肃地说,有关弥塞亚降临的传说糟透了(“逾越节家宴上的弥塞亚”)。

达伯尼:他对犹太知识分子的传统,即那种认为犹太人使得人类精神充满活力的观念做了太多吗?他多少有些相信。

伯林:可能的。他从来没有对我说过。我告诉你一个有趣的故事——二桩趣事。他去约旦,当他从约旦回来必须经过曼德波莫关卡。以色列海关官员查看他的护照,发现他是爱德蒙·威尔逊就说道:“我想你关于《死海》名册的日期不是相当正确,我认为它应该早五十年。”爱德蒙回答了他的问题,海关官员说道:“给威尔逊先生的护照盖章。政府上班时间,你不能在这里讨论名册。”他后来告诉我,说道:“只有在以色列,我可以找到一个愿意讨论名册日期的海关官员。”这使他开心。

达伯尼:这使他高兴极了。

伯林:然后他去见一个在以色列他最为崇拜的人,他是个学者,住在耶路撒冷,叫大卫·福路瑟。他和他讨论了《圣经》及名册。福路瑟说道:“以色列是一个小国家,而我不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为此他感到高兴。任何人说他不是一个爱国者都会打动他的心。

达伯尼:可是,以一种复杂的方式——

伯林:他热爱美国。我清楚地记得他曾对我说过:“在美国,最重大的事情是新一代人出现了,这是些是有教养的工程师。这些在欧洲受到冷落的美好的人们将创造美国。”当时他正说道:“人们最好的想法,往往出现在洗澡时。浴室就是伟大的美国人的发明。”

达伯尼:哦,在我们等茶喝的间隙里,你是否能告诉我,尽管,爱德蒙有时会在他的杂志上羞辱朋友们,但本质上说,他是个好人呢?

伯林:是的,他是个好人。这当然是因为他有一颗博大的心,因此,他也成为了象他这样的评论家。爱德蒙,他太有同情心了。有时,他生气,挑剔,胡说八道,发脾气,充满敌意。但归根结底,这无伤大雅。他可能得罪人,这也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在被深深地感动着,被一切感动的东西深深地感动着。为书本深深地感动着,为每一个个体的人深深地感动着,为他们的环境。

达伯尼:如果你认为爱德蒙在各个方面都是伟大的,如果我们没用错这个词的话,你是怎样想的呢?

伯林:在我看来,他是他时代中最伟大的评论家。

达伯尼:为什么?

伯林:因为在他的评论中,他更深入地进入解释了作品的本质。

达伯尼:根据个人和时代?

伯林:哦,不止这些,那只是理论上说的。因为不知何故,他说的总是更为有趣,更让人难以忘怀,重要的是,更加深刻。怎样确定深刻呢?我问你,我的意思是,你是否能告诉我怎样定义深刻或深度这个词呢?其实是有定义的:它来自于奥源的深处。这就是深度。如果我对你说,陀斯妥也夫斯基是比托尔斯泰更加深刻的作家,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有些难说,但我们知道它的意思。我认为爱德蒙对书本、对作家、对社会环境以及教育和环境的作用都具有洞察力,对作家们在伦理和鉴赏上,比同时代的任何评论家都更加深刻。我敢说无人能比之——艾略特也是一个伟大的评论家,但从某一方面来看,他对我来说更少有感染力。我的意思是,他形成了极强的理论,一种方法。我推崇方法,但我从他那里没学到什么。然而威尔逊从一开始就教会了我。当我读到《阿克塞尔的城堡》,我明白了我从前没有懂的东西。我深深地钟爱它。

达伯尼:这种爱持续了好多年?

伯林:永远。

达伯尼:自始至终。

伯林:有时候,他胡说八道,就象我已说过的对(鲍利斯·帕斯捷纳克)《日瓦戈医生》以及其它。他大大地高估了马尔罗,马尔罗是个有天才的作家,但至少威尔逊所评论的《想象博物院》不是伟大的作品。

达伯尼:你认为依据《圣餐》(1937),他也高估了西洛内?

伯林:是的,他是一个好人,非常好,非常正派,但不是一个大作家。爱德蒙准备好支持马尔罗和西洛内,当他是左派时,他们是共产党人。但后来马尔罗成了戴高乐主义者,西洛内为“文化自由委员会”工作。这些依威尔逊看来都是不好的。

达伯尼:这证明威尔逊是正确的。

伯林:哦,是的。

达伯尼:因为秘密地拿中央情报局的津贴,如果他们公开拿就好了。

伯林:对,我相当同意。没有什么错的事。奥·波雷拆穿了它们。这人威尔逊肯定会喜欢的,但从来没有遇见过,他们会相处的来的。

达伯尼:他无法容忍多斯·帕索斯,无法容忍,当多斯——

伯林:多斯成为右派时。

达伯尼:做的过分了,几乎就是无意中把自己卖给了政治。在他是左派时,他也没有这样做过。

伯林:说的好。爱德蒙对此非常失望。有时出于政治原因,比如出于团结之类的动机,他也会赞美二流作家。但这样的情况并不多见。一般而言,他所写的任何东西对我说来都妙不可言。我是一个无条件的崇拜者。瞧,在美国无人能和他媲美,其他还有谁?你能用这种口气说出来?

达伯尼:“新批评”教导人们怎样读诗,我想对于这一点我们现在恐怕都已忘掉了。有一段时间,五十年代。莱昂内尔·特里林在纽约知识分子圈子里的地位比威尔逊更加重要。

伯林:特里林远不及那么好。我了解特里林和他的著作。

达伯尼:为什么远不及呢?

伯林:因为他并不同样明察秋毫,同样意味深长。他是精致的、敏锐的、极端诚实的,是个相当流畅的作家,但他的理解力逊色了点。爱德蒙看待事物,透辟入里,他对待他评论的作家也充满着巨大的同情心,并将它们表达了出来。

达伯尼:能全神贯关注于主题。

伯林:而且表达了它们。我的意思是,让我来告诉你,他充满着偏见,充满着怪癖,充满着各种类型的荒谬信仰,以及各种各样滑稽可笑的爱与恨,但这有关系呢?在某种意义上,他是一个高人一筹的作家,他写的任何句字,都充满着真正的思想和感觉。在句子的学术气上,特林里和其他评论家没有什么两样,而在威尔逊的文例里,却充满着个人气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喜欢读他作品的原因。读特里林使我感到快乐,而读威尔逊令我爱不释手,这是不同的感觉。威尔逊是一个非常好的作家,他是严肃的,就严肃这个词的意思用在这里有些勉强,但他就是严肃的。他是机智的反面,轻佻的反面,有趣的反面,才气的反面,他和这些特性毫无关系。简而言之,最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个严肃的评论家。文学史上,这样的评论家并不多。马太·阿渃德是一个伟大的评论家,圣·伯夫是一个伟大的评论家……你可以说爱德蒙写下的每个字不是以这种方式就是以另一种方式使人难以忘怀。很少有人能够这样说,因为他把自己的血写进了作品之中。

达伯尼:书是精神的活力的源泉。

伯林:真的。为了他人活着,他给出了自己的血。有人曾说过,乌力克·冯·威拉莫维茨——伟大的德国评论家——在描述希腊和拉丁文作家时,做了一个意义深远的陈述,他说:“你知道,我们并不真正理解他们的意思。我们怎么可能呢?二千年后的我们。”在荷马史诗中——你记得吗?刘易斯,——除非做了血祭,阿基里斯无法和奥德修斯前来谈话,在他灌进了血后,就能和阿基里斯说话了。威拉莫维茨说,为了使人们说话,我们不得不给出我们的血。然后,他们用我们而不是他们自己的血说话。

达伯尼:这就是威尔逊正在做的事情?

伯林:对,这就是威拉莫维茨的意思:或许这根本就不是他们(希腊和拉丁文作家)的意思,或许是我们造出了他们的意思。

达伯尼:对。

伯林:在爱德蒙的文例中,所选的作家都是相当新的,足够新的——

达伯尼:只要我们给出了我们的血,就能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更加近地理解他们。是这样吗?

伯林:正是这样。但有人不喜欢这类评论——一个我极为欣赏的朋友大卫·塞西尔就根本不喜欢爱德蒙的作品。他认为这完全不是评论家的所为。评论是传达艺术家的工作过程。维吉尼亚伍尔夫是如何写作的,诗人是怎样写出诗的,托马斯哈代又是怎样创作的,而不是写他出生何地,或他为什么如此这般思想;或者政治是什么,他对什么东西感兴趣;或者他的内心生活是什么。塞西尔认为评论就是我们在艺术学院里做的事情。而爱德蒙相信艺术就是交流,艺术不是简单地对美的对象的关注。他说:“我对某个珠宝商是不是一个好丈夫,一个好父亲,他住在哪儿,是否赚了很多钱不感兴趣”。当你凝视客体时,你是怎么做的呢?——你会说,多么奇妙啊!爱德蒙不相信这些,我也不相信。他相信相反的东西,相信艺术就是交流。一个好艺术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交流什么东西,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们推测着威尔逊人格中的紧张感。

伯林:如果不是为了使自己更加沉溺于某事,他是滴酒不沾的。一个不快乐的人。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会对自己的相貌不满意。他不怎么懂社交生活。埃琳娜是他的巨大的安慰,她使他感到安乐,减少愤怒。他极其感激她,非常非常感激她。

达伯尼:但你能感觉到他在努力摆脱某些事情或沉迷于某些东西。

伯林:嗯,在他身上有某些东西使他感到不安。当然,他是个相当神经质的人,谁能否定呢?神经质。有些狂想症,不知何故,认为人们在跟踪他,所有的人都多多少少想搞倒他。尽管有埃琳娜,某种程度上,他是孤独的。当他不喜欢时就说不喜欢,轻视时他就说轻视。在那首诗——“阿·麦克利什的煎蛋卷”发表之后——可怜的阿奇·麦克利什躺在床上大约有一星期起不来(1938)。他被压垮了,被压垮了。我曾问过爱德蒙:“你为什么这样对待可怜的老阿奇?”他说:“哦,你知道,他只是个白痴。”他就是这样说的,他是一个白痴。而不说他可恶、可恨,或者其他之类的——

达伯尼:他觉得麦克利什降低了他所效仿的诗歌的水准,败坏了口味,但在那首诗里,他是态度恶劣的,不是伊夫琳·沃式的态度恶劣,而是知识分子的恶劣。

伯林:他是态度恶劣的,他肯定是态度恶劣的。作为一个人,他有些难以相处,如果你说一个人难以相处,这什么意思呢?他确实和人难以相处,所有这些都是《潘趣和朱蒂》的素材。

达伯尼:那是事物的升华?

伯林:难以说清楚。十足的《潘趣和朱蒂》的素材,晚会上的恶作剧,所有这些都是魔术的素材。

达伯尼:在后来的岁月里,你对他是否有衰老的印象?

伯林:有的,六十年代我见到他时,他有些老了,但老而不衰。

达伯尼:他做为一个职业文学人支撑着自己经历了五十年的文化变迁,在遇到埃琳娜之前,他的私生活既热情洋溢又疲惫不堪。

伯林:在他的身上,有几分沉重、几分迟钝和几分不安,而不安是爱德蒙的主要性格之一。他是一个不安的人,对自己感到不安。也因此产生了摩擦,摩擦促成了天才。他总是担忧自己的思考是否是真理。在他的内心里总有些东西摩擦着,因而产生出火花。他不是温和的,他是平和的反面。他是歌德式的人物,是奥林山神的圣者,对他说来,世界万物都以和谐的方式涌动着。而他是不和谐的,对他说来,和谐是难以达至的,生活是困难的,写作是困难的。但为了获得胜利,这一切都是值得的。无论从那一个方面来看他,他都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尊敬的人。

《自由写作》第2期【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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