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敏如:去喀布尔,不必带头巾(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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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敏如

“上衣要长袖,要宽大,原则上就是不能显露身材”,Kessler太太在电话那头,恳切地给我忠告,“离开首都,特别是到乡下,要把头发包起来,只露出脸。这是他们的传统,我们应该尊重。”

Kessler住瑞士南部意大利语区,曾召告亲友,聚积了近四百公斤的物资运到阿富汗,却因货运班机出岔,耽搁了一两个月,她枆掉许多时间精力洽询办理,发誓再也不做这等事。

Margrit一直在国际红十字会工作,曾两度被派到阿富汗,她也是穿宽衣包头巾的执行者。目前她人在苏丹,电邮上建议我准备一般药房可买到的净水片,“没有瓶装水的地方,净水片很管用。”

我偏不!如果我在男人的大衬衫里不显得好看,如果行李袋里的头巾不纯粹是为了御寒,阿富汗人也必须尊重我与他们之间的差异。非年少的叛逆,少了贺尔蒙的操弄,多了不假修饰的理直气壮。至于净水片,只一周的时间,也用得着?去阿富汗,我单独前往。

阿富汗近六十八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只有不到两千八百万的人口。原是世代自养,安静得几乎不存在的中亚古国,却因美国擒拿头号假想敌宾拉登的军事行动,而被一举炸到世界舞台的最前端;连同伊拉克,目前是美国纳税人钱的第一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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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的飞安记录不断提升,只有瑞士反降,而苏黎世机场的效率是,每三架飞机便有一架逾时起飞。我搭上的,自然是迟迟不肯离家的瑞航班机。

好不容易到了迷宫般的德国法兰克福机场,扶梯上扶梯下,又乘了穿梭电车才到达正确的航空站,却没料到麻烦正要开始。

按照阿富汗唯一飞国际线的Ariana航空公司电邮上的指示,来到早已挤满人的第762号柜台。轮到我时,还没来得及开口,突然抢进一位上了年纪的先生,焦急地和有着美丽大眼睛的阿富汗小姐交涉。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当成了主角。大眼睛看了我的票,说:“你已经有票了呀,这里是卖票的地方,你应该去另一边排队,拿登机证、交运行李,然后到指定的闸门等机。”谢谢大眼睛对我这个有二十多年搭机经验乘客的详细解说,心上已对Ariana航空的运作记下第一个错误。

登记柜台开了四个,队伍却不只四排。Ariana允许每个经济舱旅客携带三十公斤行李,比其它公司多出三分之一慷慨的效应是,几乎每个乘客都携有一庞大的行李箱,另外,麻绳编的大蓝子、厚纸箱、厚纸袋等,任何可装盛用的粗牢容器全部出笼。队伍前进得极慢,一群人挤在柜台前,人我之间是一堆巨大的“货物”。环顾四周,阿富汗的年轻女子穿着入时,有着优质皮肤的脸庞上了粉彩妆,环状耳饰在烫卷的长发间不住晃动,低腰牛仔裤上露出没有妊娠纹的腹部,脚上蹬着双有一大段尖头的火箭鞋。一些老妇人则包着纱质镶边的头巾及穿着丝料的长袍。只有我,为了尊重要拜访的国家,而谬误地把自己裹得一身黑。

这些人并不高大,多话,带着幼童又不嫌麻烦地拖拉大批行囊,岂不与过去台湾人出境回国的景况相当。很可以想象,这许多大小包的负担之中,有多少是亲友托带或自己打算馈赠的。台湾人就在这种请托与相送的人际情境下,走出物贫的年代,走入嫌恶某些国家海关繁琐盘检又明目收贿的现世今日。

下了机场接驳车,在登上Ariana从法兰克福直飞喀布尔的班机之前,天开始落下毛毛雨,斜风劲吹,时序虽已四月底,却了无春意。

在机舱里枯坐一小时之后,才又陆续进来十多人,其中之一是那个戴羊呢帽、墨镜,身着长衣的老爷爷。他曾在机场登记柜台前的旅客与行李之间,无数次来回穿梭,更在我与大小物品极窄小的空间里,目中无人地从我面前悠闲走过,不但不欠身借路,还逼得我必须后退一步。这批和我几乎同时办理登机手续的人,迟至一小时后才在机舱出现,是因行李超重引起纠纷难以解决?早已将自己准备好接受无以解释的突发状况,此事姑且算是记录上的第一笔。

这班机里大约有二十来个两岁以下的幼童及婴儿,晚间九点,又饿又乏又无法舒适睡眠,哭闹自是难免。于是在迟飞一个半小时,机长不道歉也不做任何解释的情况下,我疲累地飞向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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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的天空藯蓝静谧,目的地就临在眼下。荒山大漠,严峻沉重,绵延挺拔 –喀布尔(Kabul),阿富汗首都,座落在一千八百公尺的高山上,是大多数同机人的故里。而我,出生亚洲的女子,只身前来造访这座中亚古都,为的是要找寻逝去的英雄。

喀布尔国际机场,冷清稀疏地停驻了四五架飞机。秃山环绕,平地远处站着几栋没有色彩的建筑。旅客必须下机等接驳车,可是我个人全新的经验。接驳车身靠前门处画有一面日本国旗,旗下是from the people of Japan等字样。上了车,人还没站稳,轮子也没来得及转几圈,便得下车。大厅一下涌进两百多人,却也不嫌吵。着簇新绿制服的警察到处散发粉红色的通关单,要人填写。如同过去的台湾,排队有礼的是外国人,钻洞插队的是本地佬。队伍长龙的顶端是坐在小亭子里,以手抄写护照资料的海关。在德国机场的摩登女子,突然各个穿起外套包起头巾,肚脐眼不见了,大耳饰消失了,只因为她们已回到家。望向仅二十来步之遥的行李堆,庆幸自己只有一背包、一手提袋,不需要孔武有力过关斩将,才能在一个个被丢甩出来层层相叠的大型笨重行李小丘中,挖掘抽拔自己的对象。

第一次,我必须在接机的人群中因惊讶而驻足:出口处,站着两排人墙,中间空出的走道仅容一次一人通过。两边“队伍”井然有序,安静不哗。有的女人、孩子手里拿着鲜花,有些男人摊展所要迎接者姓名的纸张。好似走上伸展台,我昂首挺胸开步向前,人人睁大黑眼睛,好奇地盯着轻装简囊的东方女子,我也从容报以微笑。

在某些国家,简陋的国际机场外围原是出租车司机的撕杀战场,能够抢得旅客往市中心一程,往往是当天收入的头彩,喀布尔机场是个例外。只有在我四处张望寻找来接机的澳洲人Ashley时,从何处窜出来一个微弱害羞的声音,说:Taxi?

从未见过Ashley,他只在电邮中提到,原本和朋友在澳洲爬山的邀约因故取消后,独自流浪到这个高山古国。他为旅游杂志拍照写稿,落脚在喀布尔已三个多月,舍不得离开,打算长期留下来。

不认得来人,只得由来人认我。呆站在人群里等,身旁的本地人突然以极好的英语问:“需要帮忙吗?我的办公室就在这里”,说着便指指旁边服务中心似的空间。相谈之下,才知道他是为政府的ATO (Afghan Tourist Organization) 工作。后来他慷慨地让我使用手机。原来Ashley早已等在门口,一转身,看到那个不认识的人正向我招手。

Ashley开来一部枣红色的越野车。这名高瘦的男子也不懂得扶女士一把,径自跳上驾驶座。虽是右线行驶,方向盘却在车子的右侧,Ashley竟也开得神色自若。不久后我便发觉,在喀布尔街上跑的四轮车,绝大部份是来自日本的二手货。

到处沙尘满天飞扬,喇叭声于耳不绝。汽车占大多数,脚踏车是有些,机车却极少。男人衣服的色彩,正如同从机上鸟瞰喀布尔城本身及其周遭的大自然,棕黄卡其是主色调,样款则是一式的宽松长裤,前襟开有几个扣孔的过膝长衬衫,以及深色外罩背心。女人不多见,有些仍着浅蓝色布卡 – 一件大袍子从头顶罩至脚踝,只在眼睛部份剪出空洞并缝上可外看的方格布。塔里班时代,布卡几乎是全阿富汗女人的标准服饰,现在就只是出于传统上的个人选择。

“怎么不到中午就有孩子在街上逛?他们不上学吗?”

车道旁走着三三两两的孩子,令我感到好奇。

“有的是早上七点到十点,有的是其它时间上课,我不是很清楚”,Ashley操着一口我不熟悉的雪梨腔英语,又要在混乱的交通里费神闯荡,要听懂他说话得竖起耳朵才行。他不住地介绍哪条街有哪国使馆,哪栋建筑里有哪个部会。我眼里、耳里、心里充塞着陌生与无知,这才意识到自己的确实现了计划近一年的旅行,真正身处被国际间标示为不安全国家,却有着丰富伊斯兰文化的古国。

到了预定好房间的Park Residence,经过一番梳洗,在旅馆旁Internet Cafe里换了钱,便抓起背包,独自上街。

塔里班垮台后两年半的首都街道,各式车辆往来杂沓,行人道上随时会巧遇一堆未经处理的垃圾;公园里附设洗车区,摊子上排列整齐的大橘子鲜黄夺目,着布卡的妇女抱着孩子向人乞讨,小学生拿着几张报纸沿街兜售,失去双足的老人坐在离地几公分的滑板上过马路,开着白色UN车子的当地人不见得愿意让他先行。

来到一个卖吃食的摊子前,中年汉子和他儿子的面貌不似此地人,倒像是来自中国内地。问了水饺样东西的名称,竟然是“馒头”!顾不得无处不在的灰尘,我随兴要了一盘。汉子打开蒸笼,用那只“什么都做”的手抓了几只“馒头”在铝盘上,又熟稔快速地淋上黄豆酱与白优格。尝了一口,虽不喜欢,却也整盘咽下。“馒头”里包着什么不知名的菜,酸酸的优格令人再饿也没有胃口。

“知道我要来阿富汗的人都瞪大眼睛问为什么。”
想起先前在车上时,跟Ashley这么说。
“没错,朋友们知道我要来此地,反应就好象我得了癌症,一个礼拜后就要没命了!”
“瑞士外交部网站不鼓励国民到阿富汗旅游。”
“大家被塔里班、地雷及美国炸弹吓坏了,其实这里人热情、友善、好客,你很快就会发觉。”

身旁的车辆行人匆匆,Ashley的话在脑子里轮转,沙土飞扑得满头满身,恨不得有件布卡把自己罩个干净。我来,是为探索一个传奇,以为深入了解,便能摆脱那如影随形的英雄鬼魅。独自徒步在无法令人专心思考的喀布尔大街上,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孤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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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便宜一点吗,Latifi?两百美金不是小数目!”
一块钱美金相当于五十阿富汗币,那盘“馒头”也不过二十块阿富汗钱,比较之下,一天一百五十,两天两百美金的潘协尔峡谷之行未免太贵!
“我不赚你的钱,只希望你回去后帮我多宣传。去潘协尔峡谷,一趟路至少四个小时,而且一般的轿车没法胜任,一定要有四轮传动的越野车才走得了。那里的路况极糟,只要去一趟,你就知道绝对值得这个价钱。何况还有汽油、司机、导游及吃住,全包括在内。”

Latifi是我住宿旅馆的主持人,身材矮壮,声音宏大,说话清楚,似乎有着用不完的精力。除了拥有这家八十五间房的旅馆之外,正积极在阿富汗各大城盖建连锁饭店,扩大他的企业版图。

“不过,我是单身女子,怎么好跟陌生男人去到荒郊野地,又要过一夜。你能不能…”

Latifi介绍他的“表弟”,与他相似的身貌,看起来安静些。我立刻心生女性特有的警觉,便跟Latifi借一步说话。

“放心,我表弟Aziz是老板,平常不自己陪观光客出游,为了你的方便,我请他这次一定要破例。他爸爸曾经是交通部长,他岳父是以前的内政部长。他太太也一起来…”

Latifi又急又快地提了好些复杂的关系与头衔,我只知道有两名重要人物的近亲或后代要陪我出游,特别是有女性同行,才让我无后忧地在晚餐时和两位被大英博物馆派来的堪察人员,谈谈她们的实际工作内容。

我执意要探访的潘协尔峡谷(Panjshair Valley)位于喀布尔北方,是塔里班(Taliban)时代唯一没被那个古怪政权占领,阿富汗东北端领土的一部份。这个峡谷曾遭遇许多争战的蹂躏,却从未失陷。苏联入侵阿富汗十年,曾九次企图拿下潘协尔,全靠马树德(Ahmad Shah Massoud)领军镇守。这头顽抗不屈胸怀坦荡的潘协尔雄狮,也成功粉碎了塔里班控制全阿富汗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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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晴朗,由于柴油车废气及无时不在的沙尘,喀布尔似乎没有蓝天。Aziz准时九点接人,随他走出旅馆的大铁门来到停在路边的TOYOTA越野车。把手提行李放在后车箱,打开门正准备登车,吓,一名黑衣女子已等在车内!她的头发及脸的绝大部份全被黑头巾裹住,只剩下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让人想起十多年前一本畅销书Not without My Daughter的封面,也是这么张,光有乌黑明眸却不见深层表情伊斯兰女子的面孔。

还没来得及回过神,黑衣女子已对我伸出右手,以英语向我问安。

“这是我太太”,Aziz说,“这是我的三个孩子,他们也一起来。如果你不愿意,我可以立刻把孩子送回家。这是你的旅行,请你决定。”

首先是只见半个人的黑衣太太,突然间又多出三个亲爱可人的小小孩,不容思考地,我只能开展笑脸,连连称是,立即同意大伙儿同行。如此,原是我个人的二日行程,却成了跟着一个家庭去郊游踏青。

导游、司机兼翻译的Aziz和表哥Latifi合伙经营,是饭店、旅行社兼汽车出租的工作。除了表哥坚持要他亲自和太太Malalai陪我一趟之外,也带三个孩子同行,是因为岳父大人在潘协尔有栋房子,他们原本每隔数月便要下乡过夜。Aziz设想,全家出动同行,除了让我减少疑虑不必担怕,他们也乐得到峡谷拜访春天。

北行的公路只有一条,愈驶向郊区,车辆虽少些,只要人人开得猛快,也不见得安全。车行经一处至少绵延一公里的巨大空地,人群车辆云集,Aziz说,这一带是交通枢纽,南上北下,东西交行的人员车辆均在此停驻转搭。放眼四望,不见标示招牌,只觉纷乱一片,外地人自是难以一眼看出其中自有的规矩系统。

在车里的Malalai拉下头巾,露出浓密乌黑的长发,以及青春淡彩的脸庞。她的英语有限,却是逃难期间,好不容易在巴基斯坦完成九年基础教育的功劳。

“我可以知道你的年龄吗?”

Malalai年轻貌美,却已有三个孩子,很令人好奇。

“我二十四岁”,她大方地回答,似乎嗅出了我的疑问,便继续说道,“十五岁订婚,十七岁结婚,大女儿就要上小学了。”
“你和Aziz怎么认识的?”
既然街上的另一性别几乎绝迹,年轻人到底在何种架构下执行爱情游戏?女人当然懂得如何与女人交谈,话题虽不新鲜却耐人寻味。
“我爸爸和他爸爸是旧识,他们决定婚事之后我才看到Aziz.他长得好看,让我很开心。”
“如果婚后彼此不喜欢,合不来,怎么办?”
“离婚对双方家庭是大耻辱。我和Aziz处得很好,我们很快乐。”

Malalai说完,嫣然一笑。

市集地,成堆的西瓜排列整齐,马铃薯散落在一人高麻袋的四周;骑脚踏车的男人载个破了洞的纸箱,里头装了些什么;屠宰过的动物被切割成一块块,挂在摊子前招苍蝇。

“你看那些游牧人”,Aziz示意要我望向左窗外,极目处是几顶帐篷,周围有人走动,一些羊仔散步在四处。
“他们从北方来,以牧羊为生,过不多久,天气转暖了,就要再回去。”
“他们卖羊肉、羊奶吗?到哪里卖?”
“市场啊”,Aziz回答得简单明了。

我的问题当然愚蠢,却又耐不住好奇。沿路虽有些个市集,却相隔甚远,要卖掉羊品,若是没车运送,岂不要一走十多公里!

车子前座的孩子们开始有些骚动,Malalai递给她们饼干及可乐。两个女儿和最小的儿子全都有圆大而巧慧的黑色眸子,只是稍嫌瘦小。

“你看这些房子。”
Aziz直指公路右侧一些方形建筑,如同随意丢弃的巨大火柴盒,与黄土地同一色调。
“这些都是难民回国后自己盖的。其实这一带不准盖房子,可是只要政府一干涉,他们就会拿出枪来。这就是我们阿富汗的问题。”

在荒地上盖建居所,缺水缺电缺卫生系统,自是不难想象。政府禁建,民间却以武力护卫勇往为之,此一现象,就只有据地为王稍可解释了。在Park Residence认识,服务于英国公司的马来西亚华侨王先生便谈到,他们来喀布尔帮忙市区规划的工作还在起步阶段,相当不容易。而此种在荒地上的违章建筑,大概就只能任其滋长了。

Malalai在会车时、市集处或任何有人群的地方,立即把披在肩上的长巾罩在头上,却也不嫌烦。我意识到,包头巾是外来的要求,车内的私人领域并不做此计较。

“如果你不把头发遮住,会发生什么事呢?”我好奇地问。
“什么都不会发生,只不过他们看到我是慕斯林却不包头巾,会认为我是坏女人”,Malalai对我解释道。
“所以包头巾是好女人的标志,可是我不包呀,他们会怎么看待我,对我怎么样呢?”
“没关系,他们知道你和我们不一样,不会要求你和我们做同样的事。”

“这个镇叫Charekar,战争时,这里是马树德的根据地之一”,Aziz插话进来,尽责地为我做演示文稿。

战时?阿富汗遭苏联入侵十载,接着是连年的军阀内战,后续有塔里班政权的扰攘不安,马树德一生的经历其实是阿富汗的现代战争史,Aziz可有明确年代在怀,有哪个时代马树德无役不参!

Charekar的市街交汇处,在一个检查站似的岗哨上方,是一幅马树德头戴羊呢帽,身着蓝色外套的大画像。画像背景是苍郁的山岭,与环绕小镇的褐黄荒土相较,更显得突出而丰沛。愈靠近潘协尔峡谷,马树德的画像愈是如影随形。他多虑风霜的容颜不时出现在汽车的挡风玻璃上,在杂货店的屋檐下,在小餐馆的木门上。“我们都非常喜欢他,尊敬他”,Aziz的说辞,即便山水尽头,印证仍旧处处鲜活。

“我的飞机邻座是来自南部坎达哈城的茶叶商,他不喜欢马树德。”
我有意刺触人们对马树德的神化态度,便不拐角地说了在飞行途中的经验。
“坎达哈是塔里班发迹的地方,他们应该不喜欢马树德”,Aziz回答得理所当然。
“可是那人是帕斯图族,你也是,而马树德是塔吉克族”,话才一脱口,便担心自己是否抵犯了什么禁忌。
“他是南部的帕斯图,我是北部的。”

阿富汗族裔复杂,彼此间的成见暗斗,非在地人无法洞察。Aziz不恼不愠地解释,才让人宽了心。

镇与镇之间数十公里的无人地带,山路颠颇难行,摇晃间令我忆起数年前搭乘苏联直升机飞行高加索的经验。当时由于大雾不散,迫降在一废弃的驻防地,改乘吉普车,而见识到在山道上出现小溪奔流的景况。

有时河川对岸遥远处,突然冒出积木般的黄土块,Aziz却说,那些以前全是平常住家,战争期间整个村子被毁,村民四处逃窜。有时郊野空地上,忽地竖起崭新的二层楼建筑,马树德巨幅画像被高置于平台上,俯视他曾誓死坚守的萧索大地。Aziz解释,这些或深红或鹅黄的现代建筑全是校舍。塔里班时代,紧邻中国及塔吉克斯坦的阿富汗东北角,是唯一允许女子上学,只占全国十分之一领土的边陲地带。马树德本身是个嗜好读书,对于教育不吝投资的将领。潘协尔自去年起独立成一个省份,较有建设地方的自主权,马树德的遗风似乎在这些学校建筑上具体呈现。

待我们摇晃到下个小镇,已是中午时分。在主要道路上踅了一趟,Aziz很快便找到一个小餐馆。Malalai熟稔地包好头巾,一手抱着小儿子,一手拉着她黑色长袍的前摆,俐落地豋上铁梯。

“我们可以有自己一个房间”,Aziz突然消失又突然出现后,神情愉快地说。

他既要解释我一路不绝的提问,又要小心驾驶,以免车胎陷入泥沼坑洞或滑落溪谷,更要注意他身旁前座两个女儿的安全,劳神费力的他,恐怕要饿坏了。

我们的“厢房”地上铺着红黑条纹相间,并不显得干净的薄毯子,靠墙处则是长宽形,只有数公分厚的坐垫。有人拿来一块塑料布摊展在毯子上,成了进食的桌面。几片圆长的薄面饼首先出现在“桌子”上,陆续有掺着葡萄干的米饭、炖煮香嫩的羊肉及烤羊串上场,铝盘上一些绿葱和小小的红圆萝卜就是一道“菜”。他们不特别招呼客人便开始吃将起来,用手。我虽曾在新加坡的印度餐厅练习过,却仍学不来如何以三个手指头把米饭夹肉块毫不闪失地送入口中。他们给我一支叉子、一支调羹。

再度上路之前,Malalai转进厕所又转出来。“这是个可怕的地方”,她不悦地说。

再糟的情形都经验过,我提起厕所边间地上的一壶水,以迎战的心情走进沦陷区。心想,厕所没门在此时此地早已不构成问题,脚步要在何处踏站比较需要些临时起意的小技术。然而,“圆洞”四周的情况比想象好太多。出关后,我微笑地对Malalai说,“该你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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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雄狮故里,潘协尔峡谷来了。

黄土遍地,荒山矗耸,车行经过,飞沙走石,晃荡颠簸。左边峭壁下是缺了柏油的裸土山路,山路与右侧悬崖间则是长年清水奔喘,巨石激浪的大河。进入潘协尔唯有一条窄道,峡谷的天险阻拒了净土被奴役的命运。

窄路转弯处,见不着对面是否来车,不知何处窜出的汉子,站在一般公路大圆镜的竖立点,充当交警。他双手左右挥动,示意开车者目不及处的路况,是为了索讨另种过路费。

什么时候大河消失了,目穷处尽是土石荒野,连山连天,孤凉苍寂。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许久之后,偶而冒现的河川旁边,才有茂密的树林,才有凋敝的小村。Aziz不放心地几次停驻查看车胎是否受损,三两村童好奇走近对我注视。他们的手黝黑粗糙,五岁的皮肤有着五十岁的风霜。

车行渐远,山谷地乍然出现醒目的三顶白色帐篷,篷顶有蓝色unicef字样,提醒着,联合国为这僻壤上临时小学及医疗设施所做的努力,是我每月捐款的去处之一。

干涸的河床上躺着一具坦克尸体。曾经是杀戮战场的野地里,成群飘扬的绿旗下,便是就地掩埋的战士残骸。山脚地带,数排的战车、军卡被粗实的铁丝网圈围在石砾堆上,是重军备的安息所。山巅堑谷来去自如,马树德神出鬼没的游击战术,虽让俄军缴械,弹膛里的尖头铁却再度被支使,终究要回偿到主人的躯壳里。

湍急河川与粗暴巨岭之间是娉婷轻袅的绿色麦田。只要某个山谷地有人迹聚落,其上方主要道路两旁必定有杂货小铺。风大,铺檐下垂挂着的锅壶器皿相互撞击。劈肉的砧板是段半人高的粗树干,匍匐在地的羊头再也找不到被铁钩穿吊的身体。

“如果问这些人,现在的生活如何,他们一定告诉你,很满意。只要没有战争,一切都好说”,Aziz看到小村落的小市集,有感而发。“以前曾发生过马树德的部队被围剿,交通中断,粮食补给进不来的情形。他的手下只能吃草喝水,硬撑下去也不离开他。”

我是为了追寻马树德的遗风来到阿富汗,体验到的并不仅止于他的彪炳战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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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难得一见的高地平台,围城般的群山峻岭在阴霾风啸的天候里更显得凄恻凝重。为凭吊英雄,我们来到马树德的陵寝。

拾阶登上,小亭子里走出一位高瘦谦卑,黑胡遮脸,身着传统长宽服的男子。他两手交握前垂,不发一语,跟着访客浅步缓行。

石砖铺成的宽大行道引领来人注目白圆身、绿圆顶,含蓄简洁的建筑。马树德安息所站立在衔接行道的圆形广场中央,外围是精心种植的草坪及未来得及长大的小树。广场边的白色照明设备,如同即将翱翔高飞的展翅雄鹰。

“这是附近居民出钱出力盖建的。事情发生后,没有人不心痛流泪。他死后,跟随他的战士全放下枪枝,回家种田、做工,即使有人号召,他们也不会再拿起武器。他们只认马树德为将领,只为他出征”,进入陵寝前,Aziz简短说明。

我们脱鞋进入,陵寝内肃穆静谧。正中央是一长块突起的华贵紫绿丝绸,上有白色达立(Dari)文字,马树德遗体应该就安置在下方。延着圆弧墙有数幅匾额,可惜我不识一字。离奇的是,紫绿丝绸头端躺着一束以透明塑料纸包裹的鲜花,此种花朵包装方式似乎应该只在西方社会的鲜花专门店里才见得着。进门右侧小桌上备有一笔记本及一枝笔。本子里大都写着达立文,偶而夹杂的英法文,则是外国访客表达对马树德的尊崇以及对阿富汗国家的祝祷。

“穹苍浩瀚,英雄不死”,我的中文书写,该是本子上的特例。

当我们即将离开,一名瘦小的男子恰巧要进入,他的眼里噙着欲滴的泪水。进得陵寝,他一骨碌双膝下跪。我望着他的肩背,清楚感受他深沉的哀痛。那名高瘦的守卫,垂手闭目,静立一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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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路只看到男人砌砖墙、男人守铺子,女人呢?你们的女人都到哪儿去了?”我向车子里坐在身旁的Malalai抱怨着。

“现在去我的村子,等会儿你就明白女人到底在哪里。”

Malalai急切地要我看看她父亲的房子。以为我会被送去某个小旅店,原来是到前任内政部长家做客。

我们下车徒步,谷底的村子要在二十分钟后才映入眼帘。走过山间小道,渡过河上木桥,来到葱翠荫凉的小聚落。部长的二层楼房就挺立在河岸边。

我被引进到楼上一长方形房间,地上是铺满全室的暗红薄毯。人人脱鞋进入,我把自己安置在角落里,盘坐在垫子上。不久,Malalai的妹妹从亲戚家被唤了来,今晚她将是我们的厨娘。一名堂妹来了,两名邻家的小女孩也来了。突然间,这楼房便有十多人上下走动。他们领我参观这栋拥有十一个房室的“别墅”。最长的房间可一次并睡二十人,是开会时用的。厨房是个小方室,架上置有几个大小不一的盘子,一只铝锅蹲在唯一的瓦斯筒上,小钢筒似乎兼具瓦斯炉的作用。一个狭长的边间里,距门最远的底端有个窗,窗枱上放着几卷中国进口的红朴卫生纸。靠窗的地上有个圆洞,离洞不远有几壶水,不需多做思考,单从气味便可判辨这个小间的作用与性质。

“我们去走走吧”,Malalai的妹妹Sima提议着。

下了楼,一伙人却驻足在房子旁的小沟边。一位伯伯抓来一只白毛鸡,他踩住鸡的双翅与两脚,左手拉长鸡头,右手轻划一刀,便割开了颈子。那鸡如同事先已服下麻药,竟然毫不挣扎,殷红鲜血直接滴入沟中,干净俐落。原以为杀鸡拔毛是应有的顺序,伯伯却是离骨离肉地,整件鸡皮剥下。这事不容易,需要技巧,又费力气,把伯伯折腾得立起又蹲下,最后,有如掷球一般,他把带有羽毛的鸡皮连同被掏出的内脏,往河面方向抛了去。

“因为只有你一位客人,所以只杀一只鸡”,Malalai说,“如果多几个人,就得宰羊了。”

过了木桥,娘子军气淡神闲地走在黄昏的小道上,为的是向我解释女人家的去处。

莠草长得跟麦子一般高,不细看就只是随风波舞的绿海。原来村子女人们除了家事,还有田里的外活,主街上的商业活动则纯粹是男人的天下。Malalai似乎识得每个在田里寻莠的村妇,见面时,她们握手吻颊,热烈而亲爱。

黄昏,阳光出奇地亮,风却吹得嗖凉。邻居小女孩一路跟着来,只着一件洋装,头上罩着条缕空的黑纱巾。怕她就要病了,我把围巾从脖子解下,对折成三角披在她肩头,小女孩羞涩地望着我微笑。

高高低低的女人前后漫步在田埂上,河水澎然有声,妹妹Sima在我身后哼着小曲,她腕上的手环叮当作响,四面荒秃的巨岭默然静坐。河对岸的远处是Aziz一起一伏的祈祷身影。

Malalai说,“堂妹问,你快乐吗?”“请告诉她,我听着Sima的小曲及她腕上手环的撞击声,感到踏实心安,也希望你们的国家不要再有战乱。”

回到“别墅”长房里,亲朋愈来愈多,人人围坐谈笑,喝茶吃糖。我在一旁安静地写字,有时听到自己与马树德的名字几乎同时被提起,便对着众人微笑,也为自己无法像女眷们那般长时跪坐,只得改成盘坐而致歉。偶而抬头,总要接触到那瘦弱堂妹蹙眉又热烈望我的眼神。她或许想与我说话,或许对我感到好奇,可惜我们之间少了共通的语言。

Sima打算开始做晚饭,堂妹是好帮手,我好奇地当个跟班。小厨房已昏暗得不易辨明物体,Sima说必须开发电机,灯泡才能发亮。“发电机?”堂妹似乎懂得我的疑问,示意要我跟她走。

屈膝弯腰,在通往地窖的窄道穿行,四周密闭黝暗,令人感觉诡异,心生不安。地窖里堆积了混合着牛粪与干草的燃料,一些木头立在墙脚,那具不大的发电机算是这场子的主角。

前内政部长Qarabeg Ezadyar在晚餐就绪时出现,是个高大轻松的男人,他的吃相特别引发众人的食欲。那只据说为迎宾而宰杀的鸡仔,在部长的囊胃里找到适宜的归宿。大伙儿欢欣地边吃边聊,我则努力阻止自己想象,玻璃杯内湛凉的清水就来自下午杀鸡旁边的那条山沟。

饭前饭后的洗手工作,是由他人一手提壶灌水,另一手拿着铝制小圆高盆接水而完成,他们为我准备叉子,我为自己准备湿纸巾,我的洗手仪式也就心照不宣地减免了。餐毕,我欲起身帮忙收拾狼藉,却被客气地劝阻。当塑料布“桌”上的杯盘全被一趟趟移往楼下的厨房之后,Sima跪在塑料布的一端,一面以抹布将残肴往前赶扫,一面将“桌面”一折折地往内卷,不消几分钟,餐厅便回复成客厅。

饭后气氛融洽,除了厨房的清洁事忙,其它人轻松交谈。

“谈谈马树德的为人吧。”
知道部长曾与潘协尔之狮共事六年,我当然不轻易放过探究的机会。
“他爱他的国家、他的人民,是个好人,是个天生的战士。他告诉潘协尔的村民,只要每家给他一名男丁,他就有士兵可以和敌人周旋。与其坐以待毙,家家都愿意捐兵参战。他很聪明,很会思考用计,对部属也很好。”
“马树德非常受到尊崇,我在机场看过他巨幅的照片,可是他毕竟是人,我想听听你说点他的坏话。”
“他爱权,不肯把权力下放”,部长不假思索地立刻接腔,“每个指挥官旁边都有他的眼线。谁不按他的指示行动,谁贪污不正,他会马上接获通报。事实上他可以将对方处死,却不这么做,只把犯错的人找来,当面质问一番,然后把他撤职赶走。”

能听到对马树德的负面风评,我才不虚此行。一个没有瑕疵的英雄,不是真英雄。

Aziz在墙角处祈祷,Malalai和三个孩子早已累得睡着。这两个富有人家,在军阀割据及塔里班执政时期,均曾先后在巴基斯坦渡过数年,其它没有能力出逃的,大概就只好数着星星过日子了。

“我原本念医学院”,Aziz第一次谈到自己,“那时每天上学必须带着枪,进入校园之前才交给警卫。上完第一年的共同科,大学便关门,我只好到巴基斯坦的培夏瓦做生意,和亲戚一起去杜拜买货回培夏瓦贩卖。在阿富汗,每个人,每个家庭都有动荡复杂的故事。现在美国人在这里,情况已好很多,只要他们一走,各派势力一定又会开始武装冲突,我也不排除又要当难民的可能性。这就是我们的国家。”

Aziz说得语重心长。正如他再三强调,他不把我当一般观光客,而是家庭成员之一看待,不但我有问,他必答,还特别详加解释,与我分享他的心情。

时候已不早,他们为我在隔壁房里布满灰尘的薄地毯上铺长垫子当床。虽要了一壶水,我却不知在何处可以漱洗。堂妹跟着我在走道上绕转,也不懂得提建议。终于在露天阳台栏杆边,就着星光,迎着寒风,我汲汲完成就寝前的例行工作,就怕白色牙膏喷上了黑外套。

屋外,河水湍急浩荡,我独自在一个生活条件仍旧粗糙的陌生小村,就着一盏昏暗的煤油灯,写下见闻点滴。

# # #

这里人起大早是为了祈祷。站在晨曦四照空无一物的阳台上,远眺不允许被雕饰造作的大自然,突然感到,难得余出来的时间,真是生命的奢侈。一转头,昨天让我在肩头绑上围巾的乖巧小女孩,什么时候已悄然站在身旁,正对着我微笑。

Sima准备的早餐里有大圆薄面饼、温度适中的加糖牛奶以及金黄色的炒蛋。每张被剥食的面饼最后全变成蚕食般的不规则形状。剩下的薄饼如何处理?“等一下会有穷人来拿走”,是Aziz的回答。

到了该回喀布尔的时间,三个孩子跟爸爸先上主街备车,Malalai领着我去拜访亲戚!这个没人事先通知的附加活动,当然不包括在旅游节目里。我们走过石榴树成荫的小广场,鸡鸭结队散步,偶有的几处小花园里,各色花朵摇曳。感觉上,我们总是从广场的左上方向中间行,并在右上方通到另一广场的小道里消失,如此重复几个迷宫似的段落,不知是只有一条路,还是Malalai已熟悉这村子的每个角落,她可以边说话,边毫不迟疑地往前行。

“你为什么不化妆呢?”
Malalai似乎对我不配戴任何手饰,不对自己做任何女人所认为美的修饰,感到不解。
“不需要啊。”
“为什么呢?”
“我再怎么化妆,也比不上不化妆的你好看。”
Malalai带路,看不到她的表情,我的答复应该让她感到愉快才是。

终于来到亲戚家,这位婶婶昨天也来过别墅,见了面,欢欣地轻吻我的手,并立刻拉着我进屋子。进了门的方块地上是沙土,楼梯间相当晦暗。踏入房间之前,她们习惯性地迅速脱掉拖鞋。暗红色的地毯似乎是此处地板的标准配备,这间房的窗子还饰有红色的布帘。原来是婶婶的媳妇生了个女儿,才二十天大。Malalai掏出几张纸钞塞入娃娃的前襟。

“我再不来,婶婶就要生气了。”
我们一告辞出来,Malalai立刻解释道,“几个月前我来潘协尔,却没去她家走动,这事她还耿耿于怀。”
“这个妈妈几岁了,她看起来那么年轻。”
“二十岁。这是她的第三个女儿。”

我们边走,边有些小孩一路跟来,好奇地问,我来此的目的。

“她还会继续生下去,直到有个儿子?”
“没错。村子里的人认为儿子愈多愈好,不但可以在田里帮忙,又可出外工作赚钱。儿子多的家庭,别人不敢欺负,做爸爸的觉得是种保障,也较有面子。特别是两村发生冲突时,男丁多的那个村子,比较占优势。”

通向主街的山道偶有路人来往,有些路段陡峭难行。阳光不烈,近半小时后仍不免感到燥热。山路尽头是宽敞的平台,一名妇女包裹得不见头脸,蹲在一旁的树下,Malalai当然立刻加入她。一些年轻的、年老的男人远远地站在另一边,或许在等人,也或许无所事事,几个小男孩逗着一匹驴子玩。我偶而看看男人们,他们也看看我;我向他们微笑,他们也向我颔首回礼。

今年的春天,潘协尔一片详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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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k Residence四面高墙围绕,自成一格。所有人员车辆必须由黑色大铁门出入,铁门旁警卫室里有简单的桌椅床铺。这家旅馆附设一还算舒适干净的餐厅,自助餐桌旁的电视不断播放印度的武打、歌舞或爱情伦理肥皂剧,晚上因有各国NGO在此用餐,才改换成CNN或BBC的新闻节目,在我离开的前两天,则又添加了三十五个频道。

旅馆中庭花园里有几套塑料桌椅,桌椅上永远有一层细沙,草坪也彷佛不太勤于生长。有天下午,ISA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ssistant Force)多国维和部队的哥儿们在此地开了个露天派队,个个似乎有付好心情。

附属旅馆的网络咖啡,二十四小时开放,且规定不许吸烟。拼凑的计算机桌椅加上闪烁不停的计算机屏幕,连写个电邮也必须练就等待永恒的功夫。外国人本地人齐聚一室又互不相干,每个人只要面对方盒子思索,既不必亲爱也没有争战。

喀布尔真是个“自由”的城市,交通怪象无其不有。在我抵达后四天,旅馆附近的长路上新安装了两处交通号志,人们却似乎不懂得红绿灯的意义。搭出租车是为了到Ariana航空公司确认回程机位。早晨十点钟仍是尖峰期。路过一个巨大建筑物,绵长高密的围墙上堆栈着沙包及绷紧的铁丝网,离墙约两公尺的街地上,置放无数直径近一公尺的实心水泥路障,原来是在阿富汗过渡政府时期,有着吃重角色的美国大使馆。一部黄土色,有着红枫叶标志的装甲车慢驶在乱阵之中,上面站有两名荷枪的士兵,不时以手势警告其它车辆不得过于靠近。

到了航空公司办事处,已有一二十人排队等候。一般三天前以电话确认机位的惯例,在此处却有另一套替代系统。等了许久,护照、机票被拿走,近半小时之后,才通知,起飞的前一天必须再以电话确认。

Ariana是阿富汗唯一飞国际航线的公司,除了自己的三架波音七二七之外,印度大方地送了三架空中巴士。三架礼物飞机的其中之一,厕所无法上锁,另一架的厕所没水供洗手。七十多名空服员里,大约只有二十五名女性。空中小姐少于空中少爷的原因不在一般观念里的性别歧视。如果女孩较没受教育的机会,何来够资格被派到印度受训的女性服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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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四点左右徒步前往Swiss Peace,沿路有着摩托车店、地毯专卖店等等商家。Italian Cuisine餐厅的走廊上有个透明烤箱,里头的鸡仔香喷喷地滴着油。服装店的橱窗里吊挂着几套西式白纱礼服,缝上亮片的丝绒晚宴服也没有理由缺席。做家俱的,把行人道当工厂,已稍嫌繁复的矮柜抽屉,又特别镶上金边。第一次,有车子停下来让我过马路。

知道阿富汗笔会会长Partaw的联络办法是伦敦笔会中心所提供的讯息。Partaw的办公室就在Swiss Peace基金会所租赁,一栋含有内院的建筑里。要见他必须先到接待处登记,再由人带路前往。由于个把月来已与他有数次电邮往返,见面时倍感亲切。

五十开外的Partaw出生于阿富汗东北部,在喀布尔完成学业,大学主修生物与化学,却以诗歌闻名阿富汗。他曾在中学教过书,也在媒体做过事,由于理念与当时的共党政府不合,而下狱三年。塔里班执政期流亡巴基斯坦,在BBC的波斯部门任职,2002年回到喀布尔。

Partaw和譪而活泼,容易引发人与他谈话的兴趣。待客的,是一杯清茶及几颗透明糖果。

“阿富汗笔会成立才一年,这里的作家怎会想到要加入笔会?”
“是挪威笔会的Eugene Schoulgin所促成的。”
“笔会会长的职务与你现在的工作无关?”
“我目前是《公民社会》月刊的主编,由‘阿富汗公民社会论坛’出版。塔里班被打垮后,2001年底在波昂召开的重建大会里,提议筹设这个论坛。第二年五月Swiss Peace赞助成立后,开始发行这份杂志。”

我接过Partaw给我几本已出刋的杂志,心想,以阿富汗目前各方面的条件谈论公民社会,似乎有些不着边际,便好奇地想知道内容。

“杂志里都刋些什么?”
“内容分三部份。首先是报导,比方有关阿富汗作家及诗人的近况,印度和锡克教徒在阿富汗的历史背景。第二部份是公民教育,例如,‘何谓女性主义?’、‘何谓宪法?我们为何需要它?’或者‘各级学校的数学教学法应当改进’。第三则是作家或知识分子发表意见的部份,像是‘被毁的环境基础建设及迈向公民社会的障碍’,或‘为何阿富汗未曾有过长久的宪法’、‘阿富汗需要什么样的政府’等等。”
“这么一份杂志的读者群有限吧?”我毫不客气地说。当然是Partaw的和气促使了我这份大胆。
“我们免费赠阅阿富汗各大学、机关,反应相当好。”
“不担心被查禁?”
“以前只有政府的出版社,所有的出版品都要受检。现在也有民营的,全都不受检查,情形大不同。”
“所以你就可以在诗里大骂不喜欢的人或事!”
“我出了五本诗集,两本文学评论及其它的东西,现在很少有时间写诗了。”

突然想起曾经从网页上印出的一首达立文诗在背包里,便顺手拿给Partaw看。

“愿意翻译几句给我听吗?可惜少了诗人的名字。”
“噢,这是大诗人Ustad Khalili的作品。他曾任伊拉克大使,共党时期死于巴基斯坦的培夏瓦。”
Partaw一接过手,立即认出诗人及诗作。
“唉,这诗怎么译成英文!”
他停顿了些时候,才慢慢以手势表情为辅助地说:
“我无法解释我的忧伤/请指给我通往竹林的道路/竹笛将表达我无尽的痛苦/房子成了铁笼/我的心荒芜如大漠…”
我了解翻译诗歌的难处,也无意在办公时间过于打扰,便说:“可以了,非常谢谢,我只需要前面几句以便引用。你大概译了半首诗了。”
“不,才只有前两行。”

不知是Partaw做太多的诠释,还是达立文字如此精简缜密,我惊讶于两短行文字竟有如此丰盛的意象。

“其实诗就是美,美就是诗。今早,我的出租车陷在车阵里,旁边的迷你公车也动弹不得。公车里有个非常漂亮的小女孩不住地望向我,我也不转睛地看她。当时我只有一个想法:只可惜,再过几年这张美丽的脸孔就要被隔离,一首好诗就要凭白消失。你们有许多美丽的女人,却都被包裹起来了!”
“完全同意。我个人认为,没有女人就没有诗。这世界不能没有女人,也不能没有诗。你似乎对我们的女人特别偏袒,我介绍你去和喀布尔周报的女记者谈谈,有没有兴趣?”
“好极了!岂止有兴趣,根本是求之不得。说真的,你对目前的局势乐不乐观?”

曾在街上买过双语的喀布尔周报,对于内容的开放直言感到惊讶,这份报纸绝对是政坛上既得利益者的绊脚石。Partaw提起这报让我话锋一转,其实文学与政治相去并不远。

“过渡政府人员之间不合作,残余的塔里班势力又不断阻扰本国及外国NGO的工作,巴基斯坦的干预当然是最大的障碍,在这件事情上,中国其实可以帮阿富汗出点力。”
“怎么说?”
因着地缘关系,阿富汗长久以来与中国有贸易往来,自不在话下。政治上有何消长影响,倒是新鲜话题。
“中国与印度不和,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间也没有太平的时候。中国既然和巴基斯坦有共同的敌人,就很容易有共同的语言,只要中国愿意,应该可以对巴基斯坦做些牵制。”
“问题是,阿富汗能够提供中国什么好处”,我不迟疑地立即接腔。

Partaw摊开双手,并不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他自己也清楚,目前阿富汗的一切几乎从零开始。

# # #

Aziz和司机整整迟了半小时,原因是,每天早晨副总统兼国防部长Fahim的座车从住处驶往办公室途中,所有道路均被封锁,正是这种爱权怕死的行为,阻挠了一向准时的Aziz.

西区,喀布尔城在军阀冲突期间受损最严重的地带。1992至1996年,苏联撤军后塔里班执政前的混乱阶段,是阿富汗各族群拥权者贪婪性格的彰显期。原来在培夏瓦的大会上,Rabbani被选为总统,马树德任国防部长。受巴基斯坦支持最多,势力最大,却不甘于屈居总理职位的Hekmatyar激活了各武装团体的激烈冲突。

西城里的某些道路宽敞,商业活动频繁。市集、商家、人群、车辆,阳光色彩繁复而鲜活。然而,若把所有声响与一切动的因素一笔抹去,整个地区将瞬间化为阴森萧条的鬼域。那些商家的背后,市集的背景,是一栋接一栋被子弹炮火轰打稀烂的危楼。绵延数百公尺,喀布尔大圳两侧建筑的楼面是被扫射成蜂巢般,历历可数的弹痕。被火焚的五楼房只剩水泥墙架,随时会坍塌,露出颓锈钢筋的接角处下方,却是搭着白色蓬顶,卖着瓶装饮料的杂货小店。上市场购物的妈妈,一手拉着布卡前摆,一手牵着孩子,小心吃力地跨过堆积满地的垃圾。居民生活的能力与市政财务的阙如不济,正如同市景本身,是活泼跃动与倾倒残败的强烈对比。

“当时马树德与Hekmatyar的军队各据河的两岸,双方人马隔岸发火对射”,对于我所提出,河两岸均匀受损的疑问,Aziz如此加以解释,“Dostum的手下占据郊区的山丘,把路经山脚的自行车当成游戏对象。规则是,谁能开枪将骑自行车的人射倒,另一个人就得给钱。”
我心想,如此一个没有律法的百万人口都市,人们大概只能像蝼蚁般生存。
“当时到底有多少个武装势力?”
“以伊朗为基地的大约有八个,以巴基斯坦为支持地的大约有七个。进到喀布尔或在城外驻军的,只有五个主要团体。”
“他们是怎么个乱法?”
“Rabbani的政府完全不管用,这些军阀合纵连横,今天的敌人可以是明天的伙伴;现在所全力打击的,可能几个月后是亲密的战友。他们因为势均力敌,谁也打不赢谁,最后力量彼此消减,让塔里班有机可趁。”
“听说在城内,奸淫掳掠无恶不作。”
“监狱被打开,重刑犯满街跑,这些人再加上没有纪律却有武器的军队,更是无法无天。最可怕的是Mazari的手下,他们抓到人后,割耳、割手、割喉、挖眼,女人则割掉她们的乳房。他们把滚烫的油浇到人的头上,把整个人放在强碱水里泡,或以大铁钉穿掌,把人钉在木板上,不给吃喝,慢慢折磨至死。他们还把人放在水里煮,强迫被煮者的同伴喝人汤,不从的,就变成下个被煮的人!”

当Aziz叙述着喀布尔城内外的恐怖景象时,司机正驶入大学里。校园内树木成荫,系所名称,在建筑物上标示清楚,男学生全穿着衬衫、牛仔裤,三三两两悠闲走过。不过十年前后的时间差距,令人不禁愕然,喀布尔难道是座没有记忆的城市,还是来不及清算,便要仓促地忘怀伤痛?

车子继续南驶,情况比北向潘协尔峡谷的那段路要好太多。经过五金集散区、修车场、车胎零售商,有些道路两旁堆满木料,有人正在给土砖浇水。何来的货柜仓被当成店面使用,到了夏天怕不被热坏了。

原以为是撒哈拉式的黄尘漫漫,到了沙漠地带才知道是荒山秃岭的无尽延伸。石砾黄土上偶而开出几朵灰白色的帐蓬花,篷里人虽素朴日常,其谋生之难,又岂只是一般人三世艰辛的总合,游牧人自是最懂得生存手段。绵延石土上,无来由的巨大四面高墙建筑,令人生疑,墙里可是有着数十个房间的沙漠宫宇?岂料,当车行经过,快速瞥视不置门槛,黄墙缺口内的景致,只见砾土如故,三两顶帐篷依旧!高墙的矗立难道只是为阻挡强风?

我们的车急驰在曾被移做飞机跑道使用的柏油路上,两旁是广袤无际的亘古旷野。延着公路两旁,离柏油路面约二十公分处,有着数不尽,上置白石块的小土堆。

“那些是被清除过的地雷”,Aziz向我解释,“注意看,还有危险性的,他们会插上红旗以示警告,不太确定的,会同时插上红白两色旗子。”
“谁放的地雷?”
“不是俄军,就是我们自己的军阀,只有靠近喀布尔才埋地雷。你记得,去潘协尔的路上,不是也有一些,只是没这里密集。”
“类似护城河的作用,阻止交战对方向首都推进”,我臆测着说。

车行两个钟头后,好不容易出现的几个绿洲小村,便有小小市集,便有孩子聚集取乐的泵浦地下水源。有些地方枝桠茂密,有些地方绿叶成荫。小溪潺流不远处,跳躣着几个小女孩,她们身着黑长袍,头披白布巾,是阿富汗全国统一的小学女生制服。

蜿蜒山道上是一式的寂聊无趣。以为沙漠里拥有近年阿富汗独缺的和平与宁静,Aziz的报导却让我这外来人无知的想象幻化成影。

“那段混乱时期,社会上弥漫着恐怖惧怕的气氛,物价飞涨更是让人难以过日子。喀布尔有很多物资靠外地供应,运货的车辆常在这种荒郊野地被拦下,强迫缴‘税金’。反抗的,当场被杀。缴了‘税’的货物或粮食到了市场上,价钱立刻翻升数倍。”

正当Aziz语毕,车子却因前面有状况而逐渐慢下来,终于停在一部卡车后面。这车彰显了先前行经市集粗略获得的印象。此地居民下意识里似乎对单调沙漠做尽可能的反击,而偏爱繁复色彩。杂货篷子是突兀的红橙蓝紫,眼前这卡车也上了五颜六色,像似被蒙尘的彩虹覆盖。有趣的是,整辆卡车下半部全钉上细长的链子,随着引擎的振动而抖颤,令人想起“芝加哥”影片里,Renee Zellweger着纯白迷你洋装,在聚光灯下,以雪白背部向着观众扭腰款步时,裙摆流苏摇曳引人的一幕。

原来卡车前的路中央横着一部装甲车,车前站有两名穿着和伊拉克美军同样沙泥色迷彩装的维和兵,他们端枪绑腿,头戴钢盔墨镜,还不时透过环挂耳朵的小麦克风和某处某人联络。等了好一会儿,毫无动静,我便决定上前探问究竟。

“哈啰,小姐,你好吗?”
右边的那个先开口打招呼,一口纯正美腔。强烈阳光下,他的太阳镜映着我黑压压的身影。和一个看不到他眼睛的人说话,令我感到焦虑。
“怎么回事?”
“昨天夜里,前面村子里的警察和我们发生了一点小误会。不会耽搁你们太久,再过几分钟就没事了。”
“误会?死了几个?”
明知“误会”是托辞,我就是要追到底。
“不知道。”
这人明白,我不信任他的话。我当然也清楚,他不便实说。
“你很懂得外交。”
他只是笑笑,不再说话。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车辆愈积愈多。很多人索性下车蹲在路边等。我突然意识到,在这荒凉的公路上,在数十名甚至上百名阿富汗男人之中,我是唯一的女性。

返回车里,我忙着写下一路上自己的录音。Aziz和司机不住地聊着,车里的卡带不断重复那首,伤感身为难民的哀歌。什么时候车窗外聚集了几个阿富汗人,车里车外交相谈话,我虽在车后座汲汲书写,却也感觉到向车内渗透的焦灼眼光。过了一阵子,我突发好奇,请Aziz翻译,这些人对我这么个不包头巾,又跟两个男人在郊野四处跑的女子,有何看法?然而,自以为在思想文化差异下,他们将发出令我难堪的惊人之语,正准备一字不漏记写,以验证我傲慢的预测时…

“我们没注意到她,倒是她写的字很有趣。她写的不是我们的达立文,也不是英文,那是中国字吗?”竟是Aziz转述给我的答案!

在这荒地里,唯一可以确定的是,繁体中文比一个陌生女人要有趣得多。

男人们在等待的时间里继续畅聊,或许Aziz注意到我似乎被冷落了些,便主动翻译说:“他们认为,美国不是抓不到宾拉登、慕拉欧玛(塔理班的领袖)和大军阀Hekmatyar,而是故意不抓到。如果坏人落网了,电影就演完了,好人也变得不重要了。”

如此的民间智能,绝不逊色于国际关系分析。

为了不耽误拜访媒体的时间,无法久候,我们决定折返。回程的路上,却必须再度停车等候,原因是扫雷队要引爆发现到的地雷。只见数百公尺之遥的旱地上,黄烟冲霄而起,湛蓝的天空中恰巧飞过两架美军的黑色响尾蛇补给直升机。

# # #

熙攘路边的一条小巷里设有路障,访客必须先进入一个极小的房间,里面只摆有一张桌子两张椅子。在我之前的两名男子,被搜了身。轮到我,除了登记,警卫只检查背包。来到一个内院又数个弯拐之后,终于找到喀布尔周报的编辑室。

总编辑Dashty是个瘦郁不高的男人,左眼稍有斜视,电话里的声音比本人年迈。他身着一套卡其长袖衬衫与长裤,肩上的围巾引起我的注意。一位包头巾穿长袍的女士被通知进办公室。她有着汪汪的黑眼眸以及盈盈的笑容。

“她是‘女人与法律’杂志的编辑之一,有问题请尽管问,我来翻译。”
Dashty事先告知,当天是发报的前一日,也是最忙的时候,我当然明白,这是不能久留的间接警告。
“这份杂志目前有些什么内容?”

没有拘谨,也无需客套。点过头,握过手,拿出纸笔后便是严肃发问仔细聆听的开始。

“为了最新一期,我们访问了狱中妇女并做成报告。每一期都有的是,为一般妇女提供各种生活上的信息与意见。”
“妇女通常遭遇哪方面的难题?”
“家庭,特别是被打的妇女。她们不喜欢把问题扩大,较愿意在家庭内解决。近两年,找警察或妇女部的个案愈来愈多。一个身体或心灵受伤害的女人除了跟家人谈之外,通常还会告诉她的女友。如果事情太过棘手,就只好向外寻求协助,即使找到了警察,他们也大都劝导妇女回到家里。要是到了专门帮助妇女的有关单位,首先他们会找该妇女的家人进一步了解情况。谈不成,只好移送法办。法院可能判准离婚或丈夫必须入狱。”
“如果离婚,女人可以拿到赡养费吗?”
Dashty 可能感到些许无聊,开始踢动翘起的左腿。
“结婚时,通常男方要给女方一笔钱。”
“多少呢?”
“不一定。比方,当初我应该给我太太三千美金,可是她不要;现在我也不怕她要,因为我是个好丈夫”, Dashty说完,径自笑了起来,皱着眉。他不仅翻译,还把私事提出做例。“如果男方提出离婚,而且在结婚时已给了一笔钱,就只要把家当的八分之一给女方即可。如果前提相同,离婚由女方提出,女方就拿不到钱。”
“这不公平”,我抗议着。
“按照伊斯兰律法,这种情形女人可以接受”,大眼睛的女编辑肯定地说。
“我曾在苏黎世一场有关阿富汗女性议题的演讲里听说过,八岁女孩嫁给八十岁老翁的例子,这应该是违法。”
“我们的法律规定,女性十六岁,男性十八岁才可结婚。在阿富汗,造成不愉快婚姻通常有三种情形:第一是父亲爱钱,硬把女儿嫁掉,你说的例子可能就属这一类。第二是,如果甲杀了乙,必须把家里一个女人嫁给乙方的家庭抵偿。很多杀人事件都不送法办,而以这种方法解决。第三种情况是,甲娶了乙的姊妹,甲的父母强迫自己的女儿嫁乙为妻,这么一来,虽然两家都不需付钱,要是结婚的双方不喜欢彼此,就会造成痛苦的婚姻。”

Dashty燃起了一根烟,似乎有点坐不住。谈话中,办公室内不时人来人往,有的递稿子,有的查计算机。我识相地结束短暂的访谈。女编辑离开后,我试探着要求给Dashty拍照,他不但一口答应,还主动要在局促的办公室里,找到适合的地方。他立定在办公桌后,我才猛然发现,在他身后的墙上竟然有幅

马树德的油画像!画中的潘协尔雄狮仍旧戴着羊呢帽,额头上几道令人熟悉的皱纹清晰可数。他挑起眉毛,眼神严峻而疲累。

“你怎么有马树德的画像?我的意思是,街上到处看得到有他照片的印刷海报,这是幅油画,显得很特别。”
“他对我很重要,有好几年,我一直跟随在他旁边。”

我眼睛一亮,摒住了呼吸,Dashty不正是我要找的人!偏偏在我离开喀布尔的前一天,偏偏在周报出刋的前一天,偏偏在我必须告辞的节骨眼,巧遇对我资料搜集工作最有帮助的人,老天竟然开了个大玩笑!

“请你无论如何再给我一些时间,今晚我请你吃饭,我们谈谈马树德。”
“今天我必须工作到半夜,而且现在我得出去参加一个会议”,Dashty顿了顿又说,“我给你一个钟头的时间,请你五点再来。”

# # #

一张低矮老旧的小茶几,已是极小的桌面,除了纸张之外,竟还能摆上一只烟灰缸,一包Pine香烟以及一盒火柴。他正专注地看稿,知道我来,只约略点下头而已。

他留有三日胡,头发及眼珠呈浅棕色,和本地人大不同。他皱着眉,极细瘦的双手,青筋浮起,看得出来曾受过伤。金戒指在左手无名指上,墨镜垂挂在胸前,手表有着黑色的皮带。这人紧张焦虑又带点神经质。先前翻译时,在我提问的当儿,他竟不自觉地把脸靠近座椅旁,桌角上已破损大理石文具置放器的金属笔插上。手机、电话曾各响了一次,他从屏幕上显示的号码知道是不想通话的人,索性不接。

“看完了。”
他把笔放下,请人把稿子拿走。
“我也写完了。我以七行来描述你。”
Dashty微微摊开双手,又开始踢动翘起来的腿。
“先谈谈你自己。”
他的时间有限,我不作兴外交也不懂客套。

“我在1972年出生于潘协尔,和马树德是远亲关系。1979年夏天我第一次见到他。当时他来我家吃午餐,我们一起喝汤。1989年第二次见到他,那时我在喀布尔念法文中学。你应该知道,马树德也在这个学校念过书。”
我点点头。
“我希望能跟他一起工作,所以请爸爸帮我说说。马树德却要我先读完中学、大学再考虑。1992年,在我读完一年的政治与法律之后,大学就关了。你知道,那时喀布尔城内乱成一团。”
我点点头。
“喀布尔周报是他创办的,我没学校念,就在周报当了三年记者。后来因塔里班进城来,我在1996年回到潘协尔。有个朋友出主意,希望和我及另一个跟了马树德十六年,拥有许多档案资料的人一起工作。我们三人一组,拍了六年的记录片。这段期间,我与马树德有较多接触。”

Dashty边说,边不时地看着马树德的画像。他谦称自己的英语是在街上学来的,却能让人要懂到他的心底。

“事情发生时,我在场,在同一办公室里。我就站在那个谋杀犯的后面。”
在我正准备要多知道马树德的生活点滴时,Dashty突然话锋一转,叙述起那个让他永无安宁的巨大伤痛。
“细节,我需要细节,你能画给我看吗?”

Dashty立即在白纸上画出事发当时的位置简图。那是个长方形房间,门靠左侧,与门相对的墙上有两扇窗,房间的右墙上也有两扇窗,中间是一张桌子,桌子两侧各有一长沙发。

“房间里共有六个人,Khalili,也就是现任的驻印度大使,以及助手Aasem坐在左边长沙发上,马树德站在离门最远的沙发底端,他的左边对面是阿拉伯记者,那个摄影师站在中间桌子靠门的这一侧,我就在他后面。”
“怎么发生的?完全没有先兆?”
“没有,事前完全没发觉任何异样。我那时正在调整机器,准备DVD的拍摄。突然轰然一声巨响,我的头脸手脚感到灼烧炙痛,以为是自己的机器爆炸,第一个念头就是赶快离开房间,以免打扰采访的进行。我一出办公室,便看到马树德的秘书快速走来,我知道自己受伤,请他送我去医院。一回头,看到两个人把马树德抬出来,我们全被放入车里,直驶直升机停靠的地方。”
“所以爆炸后房间里的情形你并不清楚。”
“没错。后来才听说,摄影师被自己炸死,那个记者被守卫击毙,Aasem当场死亡, Khalili伤得比我重。”
“马树德呢?”
“我最后看到他,是在他正要被抬进直升机时。后来我们越过边境,到塔吉克斯坦。”
“花了多少时间?你们全都受重伤呀!”
“只有五分钟就到了医院。两天后,我和Khalili被送到塔吉克斯坦首都杜相贝继续治疗。”

Dashty的声调愈趋缓慢,眉头皱得更深紧,似乎正准备自己以迎接下一个冲击。

“出院后,我住到哥哥家里。那是事发后第十二天,大约晚上八九点,哥哥来告诉我,大家打算盖个纪念馆存放马树德的东西,我才知道他已死亡,我立刻哭了出来,哥哥也哭了。”

说到这里,Dashty眼里充满泪水。我陪着静默了好一阵子,他才开口:

“马树德也当场死亡,他们不让我知道。”
“报导说,事发一周后他才过世。”
“政治因素。一切都不明朗时,还需要保密。”
“上周五我去看了他的陵寝。那天乌云笼罩,气候阴沉,刮着大风。陵寝内有股特殊的气氛游移,进到里面,每个人会自动小声说话,动作轻缓。”

Dashty重重地点头,又开始踢腿。

“当我们要离开时,正好有个当地的男人要进到陵寝。我看到,他眼里含着泪。我很好奇,在门口停了一下,望见他低头跪地的样子,很可以感受到他的沉痛。那时我非常想进去问问,马树德对他的意义,却又立刻警告自己,不可太鲁莽。我的问题是,通常当地人去马树德的陵寝,是因为有困难要对他叙述,就向对上天祷告一样,还是纯粹心里哀痛,而去悼祭他?”

Dashty突然停下来,严肃地望着我说:
“你说那天是星期五?”
“对。”
“风很大,很冷?”
“对。”
“大约下午两点左右?”
“对。”
“你和一对阿富汗夫妇去,他们有一个小孩?”
“他们有三个小孩,两个较大的,不知道跑哪儿去…”

这下子,换我停下来,严肃地望着他说:

“你的意思是…”

Dashty点点头,踢踢腿。

“哦不,你不是要说…”

Dashty点点头,踢踢腿。

“请不要告诉我,你就是我看到的那个男人!”
“你们在门口忙着穿鞋,阿富汗女人手里抱着一个孩子。”
“不可能,你不是要告诉我,你就是我看到的那个男人,不可能!”
“没错,我就是你看到的男人。”

Dashty点点头,踢踢腿,平静地说。

我顿时感到全身血液倒流,惊讶得无法言语。在我经过长久犹豫并费心费力来到喀布尔之后,在一个毫无先兆,完全没有约定的情况下,Dashty与我,背景相异,行事不一,却同样被马树德吸引,也同样崇尚某些生命价值的两个陌生人,先是不着边际地擦身而过,几天后,却又巧妙地同坐一室,悸动于同一话题。这是怎么样的一场安排?

过了好一阵子,我才听到Dashty悠悠地发出声音:
“我曾念过一位俄国作家的一句话:I am sad for the people who need a hero.起初,我不懂这话的含意,现在我懂了,我终于懂了。”
“所以你一直披着黑白灰相间的方格围巾,和马树德常用的相同,就好象他还在身边一般。”
“是的,我只有在睡觉时才取下。”

Dashty 慢慢拿起围巾,轻吻了一下。

我却不甘心,只听到Dashty个人的伤心史。我需要知道马树德的坏。他毕竟是个人,没有理由完美得让Dashty为他死去一半,或更多。

“谈谈有关他的负面印象吧。”
“他是我的指挥官、我的朋友、我的大哥、我的父亲,他是个真英雄,我太渺小了,找不到他的任何错误”,Dashty望着马树德的画像,神往地说,“我非常非常爱他,他是个俊美的男子,他的眼睛特别吸引人。他对他的妻子尤其好。她原本不识字,马树德亲自教,直到她能读能写。你看,他是那么忙碌的人,还能这么面面俱到。对我而言,马树德是个完整的人。”
“好人早逝是因为老天不让他有犯错的机会”,我愿意深信。
“对的,是要保有他的完美”,Dashty没有理由推翻。
“你受伤后,情形如何?”
“我是无国界记者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的成员,他们送我去法国继续治疗。康复后,他们问我有什么打算。我说,我有个梦想,希望喀布尔周报能够复刋.后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无国界记者帮了忙,我在2001年12月31日回到喀布尔,2002年1月1日找到以前的伙伴,立刻投入工作,2002年1月24日第一次出刋,一年半以后,收支平衡,这是阿富汗130年来,第一家这么快便稳定下来的报纸。不需要外界的帮忙,也就没有人能指挥我该怎么做。”

Dashty不愧为是个写字人,不只在纸上,连在言谈中也能以如同文章收尾的语句暗示做结。的确是

到了我该再度告辞的时候,Dashty领我看看凋敝总编辑室旁一间约同样大小的阴暗办公室,里头有四名记者,正专注同观一部计算机。喀布尔周报物贫地令人神伤。

“周报不会有财务问题吧?”
“很难说,我们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Dashty送我出门。太阳斜照,车辆穿梭。

“我看过周报内容,对马树德略知一二,现在见到了你,听到了你的谈话,我确定,周报会是未来当权者的挑战之一。”

听了我的两三言,Dashty笑灿了原本紧张忧郁的脸孔。握别时,我们热烈而欢欣。萍水相逢,却在极短时间里彼此探触了内心坚守的价值,除了归因苍冥,又当何解?

# # #

擦鞋童以一口在街上学来的流利英语告诉我:“美国人有大钱,我擦一次鞋一块美金,有的人给我五块钱。”

Chicken Street的商家为我披上一条宽长的棉纺大围巾,我转身给坐在地毯上的三个男人做评。当他们都说好看时,我便决定买下,以还价的方式。

在五个航班的旅客全挤到唯一的小候机楼,广播器里的女人永远说着听不懂的话,飞机误点近三小时却不做任何说明的情况下,回家便不得不成了理所当然的事。

然而,告别中亚大漠,不能潚洒挥袖。谁能像旅馆里的两名年轻守卫,在我得了肠胃炎发热发冷的深夜,开车载我在喀布尔大街穿梭求医,又极尽喝护扶我上下,送我回房?谁又能任意唾弃某些在工业国家被讥为鲁钝迂腐矫作,甚或早已被遗忘、被判死的古典价值?

去喀布尔,可以不必带头巾,挥别大漠时,却不再能轻盈翱翔。

2005-12-9

《自由写作》第4期【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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