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裕:“明天”俱乐部——国际笔会之源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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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裕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没有结束,伦敦市中心的科文特花园广场附近,朗埃克街一间天花板较低的大餐厅里,有一群人几乎每星期都要在那里开一次晚餐会。在暗淡的灯光下,他们时而分头交谈、讨论,时而听一人演讲或朗诵,偶尔还有歌手演唱,气氛颇为热烈。

与会者多数是些20-30岁的小伙子,有几个还不足20岁;中老年人不多,且多为不大常去的宾客。不过,有位50多岁的女士每会必到,那就是众人称之为“萨福太太”的餐会主持者,而那些不大常去的来宾,基本都是应她的邀请而来。

餐会的话题,当然首先是仍在僵持但显然就要取胜的战争,也少不了英国男人都必谈的政治,但重点则是文学和写作,因为那是一个文学俱乐部的每周聚会,而非当时很流行的某个政治或信仰派别的集会。

俱乐部的名称是“明天”,取意于俱乐部成员“明天”都是作家,尽管多数在当时的“今天”还只是些文学爱好者,即所谓“文学青年”。

那些中老年人却多非等闲之辈,其中不少当时已是卓有成就的作家,尤以剧作家萧伯纳和小说家兼剧作家高尔斯华绥最著盛名——虽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还需要分别等到1925年和1932年,但两人都早已是世界名人。

乔治·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1856-1950)出生于爱尔兰,被后世评为英国自莎士比亚后最伟大的剧作家。虽然他最初的作品主要是音乐、戏剧评论以及新闻报道,到36岁时才发表他一生51部剧作的首部——《鳏夫的房产》(Widowers’ Houses),被视为他最高文学成就的剧作《圣女贞德》(Saint Joan)要到1923年才问世,但他当时已出了30多部作品,并随着其剧作在1898年的首次成功演出越来越受欢迎,已是公认的喜剧大师。萧伯纳作为积极的社会主义活动家甚至更为出名,1884年参与创建英国工党最重要的前身“费边社”,为其主要领袖之一,此后又协助组建工党,是工党的左翼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基础——主张和平改良反对暴力革命的“费边主义”思想家之一,写了不少宣传小册子。至于他逐渐走向极端以至吹捧独裁者斯大林、墨索里尼、希特勒,从而遭到越来越多的人反感,则是多年以后的事。不过,萧伯纳对一战采取和平主义的态度,在1914年战争刚爆发后不久发表了一个反战小册子《战争常识》(Common Sense About the War),就已经遭到举国的反感,被说成是“英国最遭恨的人”。

约翰·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1867-1933)比萧伯纳年轻11岁,早年由于父亲希望他继承律师事业而进了牛津大学法律系,1890年取得律师资格,却没有兴趣执业,去欧洲游历了几年后开始写作。他在30岁时以约翰·辛约翰(John Sinjohn)的笔名出版第一本书——短篇小说集《天涯海角》(From The Four Winds),37岁时发表《岛国的法利赛人》(The Island Pharisees)时开始使用本名,两年后的首部剧作《银盒》(The Silver Box)一炮打响,同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有产业的人》(The Man Of Property)也引起广泛的注意,是后来被认为他最高成就并使他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福尔赛世家》(The Forsyte Saga)三部曲的第一部。随后十多年中,他又出了30多本书,包括小说、剧本、诗歌和散文,不过在当时主要是作为剧作家更出名。他的作品冷峻深刻,偏重揭露和批判社会现实,没有萧伯纳的幽默风趣和理性说教,因此也没有后者那么能招揽观众和引起争议。他对一战的态度也与萧伯纳截然不同,战争爆发后曾报名参军,由于极度近视而被拒绝,于是他就参加了红十字会的医疗队去法国的战时医院工作,后来又去比利时救助战争难民。不过,他倒没有因萧的反战而中断与他的友谊。1917年,高尔斯华绥拒绝了英王拟议册封给他“骑士”爵位,理由是作家不应接受任何头衔。他的社会活动主要还是在作家圈子里,也热心于提携文学青年,在国内外都很有人缘,因此在以后笔会成立时,理所当然地被推选为首任会长。

两位年长萨福太太3岁的女作家辛克莱和韩特都是已成名的流行小说家。梅·辛克莱(May Sinclair,1862 – 1946)本名玛丽·阿梅丽娅·圣克莱尔(Mary Amelia St. Clair),自24岁发表诗集,已出书20多部,除长、短篇小说和诗歌外,从散文、报道、评论,到有关文学流派的理论以至哲学,都有相当涉猎,影响力已达一生巅峰,被当时许多人认为是近10年内英国最重要的女作家。“意识流”(stream of consciousness)这一后来在文坛颇为流行的心理学术语,正是她首次在这年引入文学批评的。她反对小说必须涉及社会问题的理念,而认为应该更重对个人的描写。不过,她也热心社会活动,是个积极的妇女参政主义者,曾抗议英国参加一战,但在战争爆发后又热心参战,加入急救队去过比利时前线,但在几周后被认为不能胜任护理工作而送回英国。她于1915年发表《比利时印象记》(A Journal of Impressions in Belgium),被认为有宣传战争的反和平倾向。辛克莱与萨福太太已是多年老友,从女权活动到当时颇为流行的降灵术,两人都有不少共同语言。

伊莎贝尔·维奥丽特·韩特(Isobel Violet Hunt,1862-1942)也是位多产作家,当时也已出书20多部,只是发表处女作比辛克莱晚8年,是一部书名为《少女的成长》(The Maiden’s Progress)的对话体小说,涉及青春转变期的行为举止和道德问题。尽管她现在最为人所知的作品是两部中、短篇鬼神小说集《令人不安的故事》(Tales of the Uneasy),上部初版于1915年,但她的所有长篇小说都是关于男女关系和性政治的,在当时颇为流行,她本人也因与一些名作家的情感纠纷而更为知名。她与已婚分居的著名作家兼编辑休弗至此同居了8年,并在1913年和1916年合出了两本书,还自称为维奥丽特·韩特·休弗夫人,可惜正好在这年就要分手。韩特的广泛社交圈子,尤其是与名作家的关系,对萨福太太的文学组织活动帮助不小,尤其是以后建立笔会。

福特·马多克斯·休弗(Ford Madox Hueffer,1873-1939)在次年改姓“福特”,因此在后世以新姓更为人知。他当时虽然正当中年,比他的情人韩特年轻11岁,但成名更早,创作上更多产,名气也更大得多。他18岁就发表了处女作《褐鸮》(The Brown Owl),比韩特出书早3年,比萧伯纳的首部剧作问世还早了一年。这年45岁已出了40多部作品,在小说创作方面已达其巅峰,以1915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好兵》(The Good Soldier)最为著名,诗歌和评论也都有所成就。他还是个相当有水平和影响力的编辑和出版人,1908年创办了《英国评论》(English Review),吸引了不少名家供稿,也发现和推出不少新秀,其中不少后来成为笔会的骨干。

约翰·戴维斯·贝雷斯福德(John Davys Beresford,1873-1947)与休弗先生同龄,但名气却难以相提并论,成名也晚得多。他幼年因患小儿麻痹症而留下残疾,年轻时作为剧作家和记者没什么作品留世,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雅各布·斯塔尔的早年历史》(The Early History of Jacob Stahl)时已38岁,但也一举奠定了他被列入英国现实主义作家的地位,而他同年出版的《汉普登郡奇事》(The Hampdenshire Wonder)首创超人儿童的角色,使他成为这类经典科幻小说的奠基人,此后7年又出了7本书,可说是个“大器晚成”的典型。贝雷斯福德一生虽写了40多部小说,但留名后世的主要还是他早期的科幻作品。

31岁的谢拉·凯耶-史密斯(Sheila Kaye-Smith,1887–1956)很可能是知名作家来宾中最年轻的一位,虽然她的成名作《阿拉德宅的完结》(The End of the House of Alard)出版并成为畅销书是5年以后的事,但自她21岁发表处女作《漂泊的卫理公会信徒》(The Tramping Methodist)起,10年10书——8部小说、一部诗集和一部传记的功力,已经使这位乡土文学女作家令人不得不刮目相看。她虽一生都住在乡间,作品多以地方传统生活为背景,但她对伦敦文坛也熟悉得很早,因此能在1916年就发表《高尔斯华绥传》(John Galsworthy),与传主的联系更可以追溯到1912年。不过,她进城来参加俱乐部活动的时候比较少,与比她长一辈的萨福太太联系也不很多,因此对俱乐部的事务和此后笔会的建立影响也不大。

“明天”俱乐部是萨福太太在1917年创立的,是为那些在文学上“饥渴”的“明天的作家”提供精神食粮的的社交圈。那些文学青年不但可以在聚会中彼此交流、取长补短,而且还可以从她那些成名朋友的演讲甚至闲谈中汲取经验,向他们请教和求助,获得鼓励或批评。此外,萨福太太有时还特地邀请她熟悉的文学经纪人或编辑参加餐会,鼓励“明天的作家”利用今天一起进餐的机会。从1918年起,“明天”俱乐部的每周餐会就形成了常规,至少只要萨福太太在伦敦,就基本能坚持进行。当时名不见经传的“明天的作家”,很多人的姓名现在已无从查考,但此后成名者也大有人在。

斯蒂芬·索思沃尔德(Stephen Southwold,1887-1964)本名斯蒂芬·亨利斯·克里顿(Stephen Henry Critten),还有些别的笔名,但最后改为内尔·贝尔(Neil Bell)。他在28岁时发表了一首长诗,而出版下一部作品则要等到8年后的1923年了,因此在参加“明天”俱乐部时,他与同龄的凯耶-史密斯女士完全没法相提并论,不过是“一首诗的诗人”,只能属于“明天的作家”之列。大约谁也不曾料到,从他在1923年发表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在其间》(In Between),一生出书居然能达百部之多——绝大部分是小说,包括鬼神故事和科学幻想,大量的儿童文学故事集。因此,他也是个“大器晚成”的典型。

德拉菲尔德(E. M. Delafield,1890–1943)本名爱德梅·伊利莎白·莫尼卡·德拉帕特(Edmée Elizabeth Monica de la Pasture),在结婚后随夫姓“达什伍德”(Dashwood),但笔名未变。她的父亲是伯爵,母亲是小说家。她在一战中一直当护士,俱乐部成立时27岁,刚发表处女作《泽拉看见自己》(Zella Sees Herself),本年又出了两本,是“明天的作家”中初露锋芒之佼佼者。她虽然次年结婚,随后养育了一儿一女,但出书速度不减,几乎每年一、二本直到去世。她的作品绝大部分是小说,而且多数明显就象自传,但笔调非常幽默甚至滑稽,其中最受欢迎的是1930年开始在《岁月》(Time and Tide)杂志上连载的《一位外省夫人的日记》(Diary of a Provincial Lady)及其后续系列,结集出版后不断再版重印至今。她应邀担任《岁月》理事和特约撰稿人十多年,写了不少报道,1937发表的《未炊之米:我访苏俄》(Straw without Bricks:I Visit Soviet Russia),就是她应编辑要求去苏联的集体农庄生活了半年的纪实,在美国出版时被改名为《外省夫人在俄国》(The Provincial in Russia)。她也是个积极的女权活动家,二战时还为英国情报部工作,到法国调查妇女的情况。

路易斯·高汀(Louis Golding,1895–1958)是乌克兰犹太移民的儿子,当时在牛津大学上学,属于锋芒未露的“明天的作家”。他的处女作是不满24岁时出版的诗集《战争的悲哀》(Sorrow of War),次年发表首部小说《从巴比伦前进》(Forward from Babylon ),一生出书30多部,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游记、评论等,但以长篇小说最为人知,尤其是1932年出的《木兰街》(Magnolia Street)不但当年畅销,而且先后改编为戏剧和电影上演。他的作品主要以涉及西欧犹太人的生活背景和状况,被认为是两次世界大战间最重要的英国犹太作家之一。

亨利·威廉森(Henry Williamson,1895-1977)比高汀只晚生12天,出书晚两年,当时也属于锋芒未露的“明天的作家”,不过长寿19年,也多出近20部书,因此两人都差不多是每年一书的功力。除此以外,两人差别很大,威廉森参加一战并受过重伤,后来在政治上比萧伯纳还极端得多,狂热崇拜希特勒,参加了“英国法西斯者联合会”,并为其党报写宣传文章,以“法西斯作家”而闻名英国,二战爆发后不久曾被疑为“德国间谍”遭关押了一周,但此信念至死不改。他的处女作是在不到26岁时发表的长篇小说《美好年月》(The Beautiful Years),为上世纪20年代完成的半自传体四部曲《梦织的麻布》(The Flax of Dreams)的第一部。他付出最大心血的是1951年至1969年出版的另一套半自传体系列小说《古阳光编年史》(A Chronicle of Ancient Sunlight),多达十五部,费时近20年,不过一直受冷落,多少也与作品中继续坚持其纳粹的信念有关。他最受欢迎的作品是1927年发表的自然小说《水獭塔卡》(Tarka the Otter),不但荣获当年的“霍桑登奖”(Hawthornden Prize),而且在他去世那年拍成电影。

埃伦·雷恩爵士(Sir Allen Lane,1902–1970)无疑是当年“明天的作家”中获得“明天”最大声名者,只是不在自己写书而在为人出书,是以出版“低价袖珍平装书”著称的英国“企鹅图书公司”(Penguin Books)的创始人。他本名埃伦·雷恩·威廉斯(Allen Lane Williams),当年还只是个中学生,很可能是“明天”俱乐部最年青、最不能算作家的成员。他于17岁进入他舅舅约翰·雷恩的出版公司当学徒,23岁在其舅去世时已升为编辑部主任。1935年,因出版乔伊斯那部当时颇有争议的名著《尤利西斯》(Ulysses),他与公司董事会发生冲突,并面临被起诉,因此辞职而自组“企鹅图书公司”。他的公司以袖珍平装书的样式重印流行作品和名著,以低价出售,并充分利用车站、码头等处的书亭,使大众读者倍增,给出版业带来一场革命,50岁时因对文学和教育推广的贡献而被封爵。

“明天”俱乐部的活动不但吸引了这些背景极不相同的“明天的作家”,而且也请到越来越多的成名作家参加聚会。随着战争的结束,作家们的社交时间和愿望也越来越多,以至使具有卓越组织活动能力的萨福太太在三年后有了新想法。她在给女儿的一封信中写道:“我有了一个主意!一个晚餐俱乐部——成名的男女。我要写信给维奥丽特(韩特)谈这个主意——我和她能做到……”。

注:未炊之米:make bricks without straw(制无草之砖——制作草砖却没有稻草)是出自《圣经》的一句成语,意思是做事缺乏必要物质条件,可以套用中国成语为“做无米之炊”。德拉菲尔德将前后颠倒成Straw without Bricks——直译是“无砖之草”,是其改动成语的一种幽默:只有必要物质条件但还未成事,隐喻该访俄报道是没有分析结论的原始记录,因此译者也直接改相应成语为“未炊之米”。

主要参考文献:

1,国际笔会(International PEN)及其相关分会网页,http://www.internationalpen.org.uk/

2,维基百科(Wikipedia)相关网页,http://en.wikipedia.org/wiki/Main_Page

《自由写作》第5期【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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