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小林:内控人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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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小林

上网搜索一下,“内控人员”居然指的是现代企业管理中一种“内部控制”制度的操作者。与三十多年前我们那个时代对这个名词的理解简直风马牛不相及……

——题记

一抬头,沙晓青无意中看见,营部房顶上高高的电线杆上爬着一个人。

也许是因为电线杆太高,远远看去显得那人像是个孩子。谁呀?大冷天上那上面干什么去?

踩着咯吱作响的新雪再走近几步,他看出来了,那人是个女的,原来是广播员秦抗美。秦抗美踩在搭扣的脚上是黑色棉胶鞋,下身穿着知青统一发的蓝棉裤,上身却是另做的一件紫色底带小碎花的罩衣,头扎一方橘黄色头巾,看上去不像是知青,反倒显出那么一点儿土气来。

今天是1972年2月中旬的一个休息日。一场降雪过后,难得地没有刮风,人也难得地可以挺直脖子抬起头来。在北大荒,下雪之后通常要刮“大烟炮”,那样的话是只能勾头缩脖地走路的。晴朗的阳光照在雪地上格外耀眼,倒也应了高红十执笔写的流行一时的《理想之歌》那首长诗开头几句的意境:“红日、白雪、蓝天……”

气温也仍然寒冷得美丽:零下三十度。

一看是秦抗美,他存心逗一逗她:

“喂——剪枝也用不着爬那么高哇!逞什么能你!”之所以提到剪枝,是因为他和秦抗美在园艺排时一块干过这种技术活儿。喊声托举着大大的一团白气。

听到下面沙晓青的喊声,高高在上的秦抗美本能地往下看了看。这一看不要紧,原本已经战战兢兢的她更加害怕,两条腿顿时吓软了,脸也吓白了——正像一句俗话说的:“上去容易下来难”——她倒是听说过,爬高时千万不可以往下看。她双手死死搂住电线杆,带着哭腔哀求道:

“妈呀!吓死我了……我求你了,别开玩笑行不行?我、我都下不来啦……”说着,身上就哆嗦起来,一哆嗦,仿佛电线杆也跟着晃动了,一闭眼睛,仿佛已经从这五米高的空中坠落了……

这时,正巧营长马金兆从房子里走出来,把这事看在了眼里,马上火了,本来就大的眼珠子瞪得更大:

“沙晓青!这种场合你还敢开玩笑!?冬天电线杆上都是霜,脚底下最容易打滑,你知道不知道?今天小秦要是出了危险,看我他妈怎么收拾你!”

他抬头朝上嚷道:“秦抗美!千万别动,呆在那儿别动!”语音很短促有力。停顿了一下,他对沙晓青说:

“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去老唐那儿领一副搭扣来,还有保险带!眼看她就下不来了!跑步去!”

秦抗美这会儿光剩下害怕的份儿了,胳膊、腿都抽筋似的僵在一块儿,这时候要她下来,怕是更容易出危险,所以营长这样说。

等沙晓青飞跑着从保管员老唐那儿领来搭扣和保险带,呼哧带喘地交到营长手里时,听到他正在埋怨小秦:“谁让你上去的?什么安全防护都没有!”当然口气要温和得多。

没等秦抗美答话,营长已经麻利地套好搭扣、背着保险带,爬上电线杆了。别看快四十的人了,马金兆一米八几的大个子,身手还挺敏捷,很快就爬到秦抗美所在的位置,用保险带把她套在电线杆上,然后保护着她慢慢从上面爬下来。

在电线杆上秦抗美就红着脸向马金兆解释说,是因为风把广播喇叭吹得口朝上了,所以她爬上去把它正过来,没想到就下不来了。

马金兆说:“不怪你,都怪他!”营长的喉结硕大,嗓音低沉,眼皮不止双的,足有三层,这使得他不笑的时候也带着一点儿笑模样似的。

到了地面,马金兆留下一句话走了:

“下回不许这样干,可以找电工嘛!”

说着又瞪了沙晓青一眼。

*

畜牧营的营部其实只是一栋红砖红瓦的平房,有十来个房间,从上方俯瞰,整个建筑呈哑铃形——由位于中间的大门进去,左右两翼的格局大体一样,北侧是一条长长的走廊,南面是一排朝阳的房间,东西两头各有一间比中间房间大几倍的房间。左翼也就是营部的西侧,是兽医院和配种站,那个大房间就是给牛马看病的治疗室,中间立着固定牛马的保定架;右翼即东侧是办公室、会计室、医务室、小卖店等,那个大房间是会议室,会议室北侧是广播室。

眼下只有红砖白“瓦”——白雪把红瓦给覆盖了——它们在静静地闪射着千万束细小的钻石般的光芒,晶莹璀璨。

畜牧营主要是饲养给全团的本地马、牛、猪配种以改良品种用的种畜,甚至其实可以说主要是为了饲养那些从苏联进口的珍贵种马而设立的。虽然按照建制算是个营级单位,但耕地面积和人员数量并不比某些连队的多,只有七八千亩地,主要种些小麦、大麦和用于做青贮饲料的玉米什么的。

其实,从它的下级单位的设置就可以看出来,它不过是个连级的摊子,营下面没有连,直接就是农业排、机务排、畜牧一排、畜牧二排、园艺排和后勤排等六个排,排下面是班组。另外有兽医院、气象站什么的。

因为沙晓青和秦抗美都在果园即园艺排干过活,一块儿剪过枝,排水工地上两人又用一副扁担抬过大筐,还在业余宣传队里一起演过舞蹈《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毛主席》。现在沙晓青又给连队办着黑板报和给广播室写稿,几乎每天都和秦抗美接触,所以他常和秦抗美开玩笑。

等营长走了,沙晓青才想起问秦抗美上去干什么了,秦抗美微仰着因紧张而发红的脸说:“喇叭都给吹歪了,口朝哪儿不好,偏偏朝天,说什么都听不清了!”说时习惯性地微微兜起下嘴唇朝上吹一口气,吹开自己前额上的刘海,显得很俏皮的样子。沙晓青个子并不高,将够一米七十,但秦抗美比他还稍矮些,也就一米六吧。她边说着边站上电线杆的水泥基座,去摘电线杆上的搭扣。

沙晓青关心的不是这个,这里的多数人才不听广播呢,你想啊,零下三十度,谁没事儿在室外戳着听什么广播呀,而那些低矮的草房门窗关严之后,是什么也听不见的。再说,白天人们都下地干活去了,所以,这个广播,除了早上吹起床号,起个定时的作用,不如说主要是给营部那些脱产人员办的。沙晓青关心的也不是秦抗美,那会儿人们还不太知道关心人,哪怕是有恋爱关系。何况沙晓青与秦抗美并无这种关系,至少沙晓青是这样认为的。

沙晓青关心的是,不久广播电台将就美国总统访华进行的实况转播。

前两天,广播电台里说了,美国总统,一个叫尼克松的人,将于1972年2月21日来华访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于下午两点进行实况转播。这毕竟是中美两国自1949年以来,敌对了23年后第一次最高级别的接触,虽然远在北京之外3000里的北国边陲,一些知青,尤其是沙晓青对这件事还是挺关注的。自从去年下半年以来,时局发生了很大变化,虽然沙晓青说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且对他的生活表面上似乎也没有太大影响。

“设备没事儿吧?”

秦抗美跳下电线杆基座,跺了跺脚,拎着搭扣往营部走去,沙晓青分明看见她丰满的双乳很弹性地在她上衣里面醒目地跳了一下,他发现,秦抗美的胸部发育得很充分,比一般女孩子大很多。

走廊里传出她清脆的声音:

“没事儿!”

沙晓青是1965年从北京来到北大荒的老知青。所谓老知青,是相对那些1968年大批来的知青而言。

1968年,文革狂飙一落,到了“斗批改”阶段,叱吒风云的红卫兵小将失去了利用价值,城市又吸纳不了这么多的剩余劳动力,于是乎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应运而生,这些人即新知青。分到这个团的畜牧营来的,秦抗美他们是五十个北京的,还有五十个哈尔滨的,五十个上海的,前后差几个月,而且每批都是男女各半搭配的。除了上海知青中约有十几个高中生,其他城市知青基本上都是初中生。

秦抗美是北京某女子中学的初中生,她们学校一共来了二十五个同学,与男生的数目相当。上面这么安排当然是有用意的,就是考虑将来青年男女时间长了,总要结婚成家,不能再造成男多女少的局面。秦抗美来后先分到园艺排,和沙晓青一个班。因为在各方面表现比较好,她父母都是北京某区的基层干部,出身属于没问题的,所以很快被吸收入团。

沙晓青1965年刚来时,总场是把他们几个人特意挑选出来,放在这个畜牧分场(畜牧营的前身)是作为干部苗子培养的,因为他们或者是干部子弟,或者是出身比较好,只有一个叫刘心红的,属于有特长的——会吹笛子。以后的几年里,果然陆续有好几个女知青被选拔到总场的机关去了。有几个男知青在本单位也担任了班排长。刘心红在兵团组建后也终于被调到团直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成了专业的笛子演奏员。

沙晓青因为个性上的毛病——骄傲、爱显摆自己懂得多,是大地方来的,别人说什么他都能挑出点儿错来,非要争个高下不可,而且赢了还要表现出看不起输家的样子。性格又过于敏感,虽然爱开玩笑,可是人家跟他开个玩笑他又承受不起,就急,就翻脸,结果得罪了很多人,包括分场的一些副职干部。如沙晓青曾公开扬言,全分场他只佩服两个人,一个是分场场长甘茂达,另一个是工会申干事……

在来场半年试用期结束时,其他的人都顺利地晋升为一级农工,月工资32元,沙晓青却只能升为“下线一级”,月工资28元(试用期月工资大家都是25元),虽说这其实是农场的土政策,却意味着他考核不合格,这让他心里很不服气,因为劳动关、生活关对他来说都不在话下,而且自己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为什么不看我的大方向呢?”他想。

沙晓青平时还喜欢写些小稿子,还在总局机关的《东北农垦报》发表了,报社看中了他,要调他去。赶巧调令来的时候,分场场长甘茂达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去了,分场的某位代行职权的副职干部就趁机向上级参了沙晓青一本,说他表现不好,“小资产阶级世界观还没有改造好”,建议另推荐一位他们认为改造得比较好的知青到报社去工作。结果沙晓青就没有去成。

沙晓青的爱和人翻脸,不能仅仅以他以前没有经历过这类底层社会的、比较粗俗甚至带有某种戏弄侮辱的玩笑,所以承受不了来解释。还与他的性格缺陷和家庭教育缺陷有关。

可是,基层单位的干部,从来没有一个主动找过青年谈话,都是坐等青年找上门来,主动向他们汇报思想,表示要接受他们的领导和帮助。这样做,被称为靠拢组织,要求进步,否则就是落后。

文革一来,沙晓青所在单位有十来个年轻人,主要是老知青,还有一两个北大荒自己培养的大学生(八一农垦大学),嫌本单位的运动是“走过场”,很不认真,在一个被冤打成右派的气象技术员带领下,成立了一个少数派组织,要彻底造“旧农场修正主义路线”和本单位“走资派”的反。由于在黑龙江省的两派斗争中倾向于炮轰派,被掌权的多数派打成“反革命组织”,沙晓青也因为是这一组织的“黑笔杆子”,在随之而来的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被“群众专政指挥部”抓起来,关进了私设的“监狱”。所谓“群众专政指挥部”就是文革中掌权一派设立的、专门对“地富反坏右”及少数派组织实行“群众专政”的机构。北大荒不像四川广西那样搞得十分过火,可也把中央都承认是革命群众组织的炮轰派打成反革命组织,虽说没有直接打死人,可是也真的吓死过人。

不过沙晓青没被关多久,兵团成立,上面就发下文件,要求各基层单位立即把关押的老知青都放了。估计是怕对即将来到的大批新知青有不好的刺激作用吧。关的不长,八天。

放虽然放了,营里那些掌权的领导却暗地里对新来的知青们嘱咐说:你们不要理沙晓青,而要监督他,他是“内控人员”,即内部控制使用人员。

有了这样的背景,那些新来的知青们当然都对沙晓青另眼相看了。不过,当时沙晓青自己并不知道,他还以为是整他的人认识到整错了,黑不提白不提地把他放了,是给双方一个台阶下。他自以为他胜利了。“内控人员”一词,他听都没有听说过。

一次,单位组织知青学习,沙晓青坐在前边,他不知学习内容就问了一句什么,后面的一个吊眼梢的女知青竟声色俱厉地喝斥道:“少废话!”仿佛他是阶级敌人,不许乱说乱动,只有老老实实的份儿。这好生让沙晓青纳闷。

秦抗美一开始也是这样看待沙晓青的。

由于秦抗美一开始就分配到园艺排,和沙晓青一个班,作为比她早来几年的老知青,沙晓青教她怎样使用剪枝剪子,帮她磨剪子,她爬梯子时他在下面保护。沙晓青又是那种见了女孩子爱开玩笑的人,常常逗得秦抗美笑得直不起腰,就常常忘记同学们和班排长提醒她的话:沙晓青是和我们不一样的人,注意划清界限。反而感觉这个人并不像想象得那么可怕那么坏,她想:人人都说他如何如何不好,可是他还是那么热心地参与连队的社会工作,就凭这一点,就不能说是坏人。为此,女工班班长还秉承上级旨意专门找她谈话,再次点明沙晓青是“内控人员”,警告她不要与沙晓青太接近。

没想到这种做法反而起了反作用,秦抗美越发对沙晓青注意起来,并且接触也越来越多。

兵团成立的当年,上面就给畜牧营下达任务,种一百亩“一百号”。“一百号”就是鸦片,又叫阿片,其主要生物碱成分即吗啡。

为什么种这玩意儿?成立了兵团,归部队管了,部队就是让干嘛就干嘛,不许问为什么。据说是供医药用,止疼片里就含有阿片。

这东西种起来很容易,比小米还小的籽儿,撒在地里几天就出芽,几天就窜莛儿,翠绿翠绿的,有点儿玉石的半透明的意思。再过几天,莛的顶上就开出一朵特别娇艳美丽的花:罂粟花。花的颜色深浅不一,有浅红的、粉红的、略带紫色的,微微有点蓝色的……在晴朗的阳光下,微风吹拂着,轻轻摇曳,真是美不胜收。

花很快就谢了,顶上就长出一个翠绿的圆圆的果实,即俗称的烟葫芦,大约有乒乓球那么大小,这时就要开始收割了。怎么收割?讲究可多了。要用专门的工具:一把镶嵌在竹片里,只露出一毫米宽刀刃的小刀、一个像如今人们爱喝的椰汁易拉罐大小的小铁罐,上面是敞口的,一侧还有一个小小的凹口。收割时两人一组,一组把一根垅,前面那个人一手把住烟葫芦,一手持小刀,轻轻地在烟葫芦上水平地转圈划上一刀。后面的人待刀口流出白色的浆汁后,用手指抹下浆汁,刮进小铁罐里,那个凹口就是刮手指用的。后面的人既不能距离太远,也不能距离太近——太远浆汁会在阳光晒、风吹之下很快干硬凝结,刮不下来;太近则浆汁还没有完全流出,刮完走了它还会继续流淌,滴到地上造成浪费。每个烟葫芦每次只能割一刀,一垅全割完了,再转回来从头割第二刀,一般一个烟葫芦割上五七刀也就差不多了。

收获鸦片讲究个巧劲儿,割手要掌握深浅,深了割透了果实,浆汁会流进果实里面,浅了浆汁流出的量少;抹手讲究的是火候的掌握,要在最佳时机把浆汁收获进来;所以割手和抹手的水平决定着鸦片的产量。

种“一百号”自然是园艺排的事。收获时,秦抗美、沙晓青组成了一组,沙是割手、秦是抹手。一开始,秦抗美总是紧张,生怕抹不好,距离也掌握不好,沙晓青虽说以前也没有种过“一百号”,但比起秦抗美来,毕竟算是个老职工了,干什么都熟练得多,学得也快。他就耐心地教秦抗美,手把手地教。他发现秦抗美主要是太紧张,一紧张,手指就僵硬,抹的效果就差。他就故意说些俏皮话让她松弛下来,果然秦抗美就渐渐地适应了,动作也协调起来。两人有说有笑,结果任务完成得既轻松又快速。

各组收获的浆汁统一倒进地头的水缸里,积攒起来再在玻璃板上摊开,经过十来天的反复晾晒,最初的白色浆汁慢慢变成棕色、黑色,由半固体变成胶状固体,带有一种植物特有的香味和油亮的光泽,把它揉捏拍打成正方形,用油纸包好,就成了鸦片。

鸦片在北大荒的黑土地上的产量,大约是每亩一斤。

说是“内控人员”,可是由于在知青中找一些热心搞宣传、办黑板报的人并不容易,营里不得已还是要用沙晓青。因为大多数知青来到北大荒之后,目睹这里的生活状况,便觉上当受骗,都心灰意懒,再也打不起精神搞什么“改造思想”、“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之类,一门心思想的是如何早日离开这个地方。而沙晓青一则被打入另册,一心想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清白,所以乐于搞这些社会工作;二则他字写得好,长期以来又总干这个;三呢,他自己一点儿也不厌烦这些事,因为他的理想是当个作家,所以他把这些事情全都当作练笔,当作未来成为作家所必须的实践活动。无论是为业余文艺宣传队编写小节目,还是写广播稿,还是办黑板报,他都打头阵,甚至滥竽充数地上台表演节目。

在舞蹈《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毛主席》这个节目里,需要两男两女,由于节目很多,人手不够,沙晓青只好赶鸭子上架,充任其中一个男角。

《草原上的红卫兵见到毛主席》是北京知青带来的当时风靡全国的舞蹈,采用蒙古族民族歌舞的形式,在蒙族节奏鲜明的音乐伴奏下,四个男女青年身着绿军装,头戴绿军帽,腰扎皮带,配戴红卫兵袖章,作扬鞭催马状,表现从草原骑马来到北京,终于见到毛主席的欣喜心情。在表演舞蹈时,有一个动作是男的蹲下,女的围绕着男的转圈,当时沙晓青的视线正好与秦抗美的胸部平齐,他看见秦抗美的胸部随着身体的跳跃,在绿军装里一波一波地涌动……

还有一次,木工班的一名知青被电锯带起的木方撞到腹部,脾脏破裂导致内脏大出血,送往团部医院急救。团支部呼吁知青们踊跃为他输血。秦抗美来得晚一点,大家已经挤满了一卡车,她很自然地把手伸向沙晓青。沙晓青把她拉上卡车,她就紧挨着沙晓青站着。卡车在北大荒的沙石公路上疾驶,上下颠簸左右摇晃,沙晓青自觉地侧身而立,可秦抗美有一次还是被颠得整个上身压在沙晓青左臂上。虽然只是一瞬间的事情,可沙晓青还是感觉到了她胸部的丰满和充盈。这让他心旌摇曳了好一阵子。

沙晓青其实长相一般,下巴略有点儿撅,平时戴一副眼镜。演节目时摘掉眼镜,还得化妆。在后台,秦抗美看着他说:你真像杨子荣!沙晓青平时净听到的是训斥,因为戴眼镜被人们称为瞎子(北大荒的习俗,管所有戴眼镜的人都叫瞎子),弄得他有了一种逆反心理,听不得恭维话,所以他不仅不买账,反而板着脸说:你瞎说什么!弄得秦抗美一时很是尴尬。

后来,广播室缺人手,秦抗美由于嗓子好,出身也没什么问题,腰部又有扭伤,领导就安排她当了广播员,除了管广播,还兼管收发营部的信件报纸。其实另有一个女知青声音也很甜,每次演节目都是她的女声独唱,只是由于她出身不太好,就没有选她。

兵团成立之初,大批知青蜂拥而至的时候,各基层单位曾公开宣称不准谈恋爱。但年轻躁动的心岂是一纸禁令所能阻挡住的,不久,冲破禁令的行动就在暗中出现。

不过,由于缺少必要的性知识教育、青春期教育和心理卫生知识,爱情是受批判的“资产阶级思想”,也由于普遍存在的性压抑,手淫很普遍。原本正常的“谈恋爱”受到了扭曲。

就在畜牧营,一个叫白俊山的男知青趁着在食堂排队打饭的机会,给一个并不认识的北京女知青递了一张纸条,上面只写了一句话:

“我叫白俊山,我爸爸是某某大学的教授,我想和你交朋友。”

那个女知青连面还都没有和这个白俊山见过,见条子上“交朋友”字样就反感,又抬出自己父亲的头衔,就更觉此人俗不可耐,气愤之余,也不理他,就把条子扔到地下。女知青的同学将纸条捡起交到团支部,兼任团支部书记的女副教导员就在团员会上不点名地批评了这件事,说:

“有的男生刚刚来,屁股还没有坐热就急着找对象。毛主席号召知青上山下乡是怎么说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改造世界观嘛!如果都找对象、过小日子,不就是逃避再教育、逃避改造吗?”

女知青们一致地对白俊山的举动嗤之以鼻,在路上或食堂遇见他,都坚决地“给他一个后脑勺”。

不料,过年到了春天,白俊山就出现了异常。本来他就性格内向,不爱说话。天气渐渐暖和,棉裤穿不住了,换上毛裤即可,白俊山却做出出人意料的行为。那天他在宿舍里,当着众知青的面,拿剪子把棉裤的两个裤管各绞下七八寸长一截。众人大觉惊骇,忙问他干什么,他说:

“我说棉裤怎么穿不住了,就是太长,去掉一轱辘就好了。”

从此他日渐沉默,劳动也不参加,常常在自己的下铺上面壁而坐,半天一动不动,一声不吭。行为也益发诡异,有一次竟拿着帆布书包去食堂打饭菜,炊事员不给他打他就大叫大嚷,一路上,菜汤哩哩啦啦地洒在身上、地上,他毫不在意。

团直医院对这种明显的抑郁症没什么办法,营里也慌了,只得通知他家里,将其接回城看病。

从白俊山来兵团,到他因病返城,不足半年。而至今已37年,他的病始终未好,畜牧营的人去他家探望,回来说,白俊山除了与自己家人还可以相处之外,只要有陌生女性到家来,他就往床底下钻。

王颂也是畜牧营1968年来的男知青,在农业排当农工,是知青里岁数较小的,但个子并不小,相貌很一般,有点儿女里女气的。他与一个比他大一两岁的女知青在同一个班干活,那个女知青身子骨比较娇弱,王颂就经常帮她接个垅什么的。北大荒的大田劳动多是定额制,锄草、割小麦、割大豆或收玉米,每个人把一根垅,每根垅长的可达一千多米。能干的人早干完可以早到地头休息,干得慢的晚干完晚休息,非亲非故的一般不会帮你。那个女知青就常帮王颂洗洗衣服,钉钉扣子。渐渐两人便以姐弟相称。在那个女知青来说,她本没有那个意思,一则她并没有看上王颂,二则家里给介绍了一个现役军人,两人正书信往来地谈着。可是王颂却日久生情,恋上了这个把他当作弟弟待的“姐姐”,有事没事老往“姐姐”的宿舍跑。可宿舍并非“姐姐”一个人住,还有另外三个女知青,女知青下了工一身汗需要洗洗换换,而且女孩子们也有许多自己的事。一个大小伙子没事就往女青年的屋里钻,一个是招人议论,一个也不方便,女知青们便啧有烦言。有一次,有两次,没有第三次,姑娘们就不客气了,王颂来了就刺打他:

“别进来!没看见人家擦洗哪!”

“怎么这么没眼力见啊!”

后来他去了,就自觉地在门外站着。门外站着也不行,姑娘们出门倒水就故意往他脚下泼。时间一长,王颂就苦恼了,为什么“姐姐”原先对自己那么好,可如今说变就变呢?难道真的像俗话说的“易涨易落山溪水,易反易复女人心”吗?(原为“小人心”,这里戏改之)

苦恼到了极致,他就萌生了死志:姐姐呀姐姐,你不是不知道也不相信我有多么想你吗?那我就死给你看看,反正我也不想活了。

他先想到的一个方法,是躺到公路上去让汽车把自己轧死。可是实践结果是不成功的,因为那会儿北大荒的公路都是土路,坑坑洼洼不说,上面还净是凸起的石头,汽车在上面开不快。再者车也少,半天一辆,老远就看见地上躺着个人,人家早早就打方向盘绕开啦。这时,与王颂同屋的知青们已发现他有点不对劲儿,有了白俊山的前车之鉴,这回大家很小心,派了知青轮班看着他,以免出意外。

可是,再怎么小心,还是出了意外。

那是个深夜,至少有12点了,看着他的知青抗不住一天的劳累,都已昏然睡去。王颂开始实施他自己设计的第二套自杀方案。他常听人们说人的阴茎是命根子,既然是命根子,那么只要毁了它,人不是就没命了吗?于是他趁着众人都在酣睡,就悄悄拿起一把剪子,解开裤子,把自己的阴茎齐根绞下约一寸长的一段。

奇怪的是,精神不正常的人常常会出现一种感觉抑制状态。王颂此刻就是这样,他静静地躺在铺上,任鲜血汩汩流淌,既不觉得疼痛,也没有任何恐惧感,就那么一直等了几个小时,凝固的血把伤口都封住了,可自己还没有死!坏了!看来这个说法是骗人的!那怎么办?不能让别人天亮后看出来!于是他挣扎着穿好裤子,爬起来,悄悄地下地,拿着剪下来的“命根子”,找了把铁锹,走出宿舍,来到篮球场,在球场旁边一处土质松软的地方挖了个坑,把这块肉给埋葬了。埋完后,他又很平静地回到屋里躺在自己的铺上……

天亮了,知青们起了床。有人觉得王颂的的脸色惨白得不大对劲儿,忙过来看他,这才发现他已处于一种半昏迷状态,掀开他的被子,触目惊心的竟是一大摊血迹!

后来自不必说是送医院抢救,再后来,还先后送到全国各地所有有名的修复整形医院。最早接诊的上海华山医院说绞下的部分放置时间太长,而且受了污染,无法再植……就这样,几十年过去了,他的身体没能恢复正常,而精神呢,也未能复原……

这两人至今几十年了,畜牧营每月都要发给他们足月的工资,奖金也不能少,逢年过节还要派人提着礼品到城市里去看望……

虽然有很多考虑问题比较现实的知青,抱定坚决不在北大荒找对象的想法,但到了这个年龄,人的生理需要不是那么容易压制的,所以谈恋爱的现象在潜滋暗长。而在接连发生了白俊山、王颂的事情之后,为了怕上级怪罪,营领导只好眼睁眼闭,只要别太出格就行。像果园的路旁发现弃婴;有的男知青先与一个女知情谈,谈着谈着,发现她的妹妹似乎更可爱,就舍姐而逐妹这样的事情,都采取低调处理了。

后来,人们常常以一种既有怜悯、更多是嘲笑的心态来讲述白俊山和王颂的故事,可是往往忽略了一个问题:

知青们远离家乡和亲人,来到这么一个在他们看来类似绝境的蛮荒之地,其精神正处于最脆弱的状态,正是内心压力最大的时候,需要一种精神寄托。如果在这个时候再施以任何一点外力的击打,极度紧张的神经是很容易绷断的……

而恰恰在那个时候,没有人关心知青的心理健康问题……

那个女副教导员是哈尔滨某学院毕业的大学生,1967年底分配来到畜牧营,因为在哈市就是反炮轰派的,很快与掌权的一派结合,不久即成为团支部书记,后来又被提拔为副教导员,并被选为团党委委员,同时也是被沙晓青得罪的领导之一。自从马金兆调走以后,她就是营领导里学历最高的了。但恰恰是这位学历最高者给畜牧营带来了一种后来称之为腐败的坏风气:知青们尤其是女知青要想被推荐上大学、换好工作、入团入党……等等,就得给她送礼,谁送得多,谁的要求就能够实现,没钱送礼,勤往她家跑动也行,帮着挑水烧火啥的。知青这么做,老职工也仿效。在她结婚以后生孩子时,老职工纷纷给她送鸡蛋,以致她孩子满月后她出来活动时,不无得意地对旁人说:

“这五十多天,我吃了两千多个鸡蛋!到后来,打嗝都是鸡屎味儿了!”

文革前,别看沙晓青也常往甘场长家跑,却没有人说他是拍马溜须,因为他从来没有给甘场长挑过水,去了总是和甘场长聊天,或者提意见。

人们常说,女人总是爱上和她接触最多的男子。“一打三反”运动中,秦抗美和沙晓青的接触是最多的。

“一打三反”运动是从1970年初开展起来的。上级给畜牧营派来了工作组,文革初期被整下台、这两年一直在家赋闲的甘茂达也是工作组成员。一时间,开大会、做动员、宣读文件……搞得倒也轰轰烈烈。还新成立了帮教组、后勤保障组、宣传组等,沙晓青被招揽进宣传组,具体任务就是在工作组和营党总支领导下办黑板报和写广播稿。沙晓青暗自高兴,心想,你们到底还是不能少了我不是?而那个“一打三反”运动,究竟是个什么来头?那“一打”,沙晓青大体知道是打击现行反革命,而“三反”到底是哪三“反”?沙晓青一直也没有弄清楚。(注1)

在文革这个大运动之中包含的次一级运动确实不少,大约总得有十来个吧。但有些运动在某些地区就搞得厉害些,而在另一个地区就可能没有进行。比如清查“五一六”运动,在沙晓青的父亲所在五七干校就大张旗鼓,闹得鸡飞狗跳墙;而在北大荒、在兵团系统就干脆没有搞。“一打三反”运动,上面说的是主要抓现行反革命,全国各地在军管会主持下,很是杀了一批“反革命”,后来证明都是冤案;可是到了兵团系统,似乎变成了主要是反贪污盗窃了。工作组反复宣讲,他们这次搞的重点就是多年从事会计、司务长和小卖店等涉及财务工作的人员。而且查的就是他们的贪污盗窃问题。

张会计是畜牧营的老会计了,他是江苏人,1958年作为“十万转业官兵”一员来到北大荒。他在江苏省军区就是会计,军衔少尉,人极老实,多说几句话都会脸红。被“发配”到北大荒的惟一原因是出身不太好:富农。顺便说一下,“十万转业官兵”到北大荒来,除了个别自愿报名的热血青年,绝大多数都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出身不好、表现不好、犯了错误、年龄偏大能力较差、有历史问题,或者什么也没有,就是领导不待见你,你得罪了领导……就筛选出来送这儿来了。俗话说:好孩子没有往庙上舍的。那些要提拔的、培养的、领导的亲信或红人、单位的骨干……没有一个来的。所有北大荒人大约都是这么个路数,除了招募来的农民,他们本来就在社会最底层,到北大荒来多少比他们原先的处境有所改善。

工作组采取的办法是:找一间空屋子,把怀疑对象“请”到那里,由工作组的人和帮教组陪着,在那里吃、在那里住,不许回家。日夜和他谈话,无非是动员他坦白交代。与此同时,另一组人员则去查账。这一招很厉害。因为基层单位往往财务制度很不健全,多年的老会计凭的是良心账,赢得大家的信任。但很多时候,会计一个人就把肉或菜卖了,开票是他,收钱也是他,为了省事,回去他做的账只是一句话:某月某日卖猪肉收入壹百捌元叁角肆分整。并无具体哪个人买肉几斤,付钱几元的票据。而且这只猪到底是200斤,还是180斤?年代久远已无从核实。这就留下一个可钻的空子:工作组的任务是抓出贪污犯,抓得越多成绩越大,而他们当时的心态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贪污)。你不说是不是?拿着当年的账本说:应该一人开票,另一人收钱;应该每笔钱都有原始单据,可是……你说你没有贪污,谁信啊?证据呢?

工作组事先已经摸清这个人的家底,知道他其实是清白的,但运动来了,不搞出成绩肯定工作组自己就要完蛋,所以宁左勿右。

几天几夜下来,攻心战终于见了成效:是呀,当初图省事,现在浑身长一百张嘴也说不清了。那就认倒霉吧,说个数,然后倾家荡产地赔……

学问就在这个“数”上,工作组和被怀疑人双方讨价还价的过程占去很多时间,说多了,赔不起,说少了,成绩不显著。最后,熬了不知多少夜,说了多少车子的话,终于达成妥协:比如:两千元。

然后,开大会,宣布“一打三反”运动取得又一伟大成果,某某某会计贪污两千元,因认罪态度好,积极退赔,多年来工作还是勤勤恳恳的,所以免除刑事处分,到农业排参加劳动,接受群众监督,好好改造思想,云云……

两千元在当时可是个很大的数字,张会计把家里的缝纫机、皮袄等值钱的东西都拿来抵偿,还远远不够,还要每月从他六十多元的工资中扣若干。经济损失自不必说了,精神上的屈辱更是巨大,从此人人在背后戳戳点点:这人是个贪污犯……

到了八十年代初,才终于给他平反,经济上也给予了补偿,调到总场工作。那时兵团已经撤消,又恢复农场了。

沙晓青在办黑板报和写广播稿时,自觉地服从关于党要牢牢掌握舆论工具的规定,自觉充当喉舌,从不想在这个阵地上发表个人意见。就是在他当时所写的诗歌小说中,尽管是个人写作,也在自觉地按照党对文艺工作的指导方针,即唱赞歌和“三突出”(注2)的原则去做的,歌颂上山下乡,宣扬“扎根边疆”。由于要力图体现党的要求,当然无法表达多数知青内心的真实想法,如苦闷、彷徨、想回家……

沙晓青的想法是要借此证明自己是革命的,听党的话的。这里面潜在的因素自然是他不被营领导信任,而被当成“内控人员”。

在“一打三反”运动中,他所出的黑板报、写的小评论,更是按照党总支和工作组的安排做的。具体到最近运动的主攻目标是谁谁,文章就指向谁谁。如《穷寇务追》等。

“革命的兵团战士、职工同志们,现在播送小评论:《不要看错了这杆秤》。

“……某某,你在小卖店是看秤的,但你经常缺斤少两,群众一有反映,你就假装道歉,说自己看错了秤。现在摆在你面前的正是一把巨大的秤,它一头是全营广大革命干部群众,一头是渺小的却还在执迷不悟的你。孰轻孰重,希望你好好擦亮眼睛。值此决定你未来和命运的关键时刻,你可千万不要再看错了这杆秤!

“何去何从,我们将拭目以待!”

那用语、那气势,那口吻,依稀让人又想起文革初期充斥街头的广播大喇叭整日喊叫的劲头。

秦抗美佩服沙晓青的不止是他的倔强劲儿,还有他的文笔,并不是每个中学生都会写得一手好文章的,秦抗美本人就是错别字连篇,一开始读稿子,就闹了不少笑话,像千里迢迢念成千里召召,病入膏肓念作病入膏盲,那都是司空见惯了,令沙晓青不能容忍的是她居然把天衣无缝念成无衣无缝,把胃溃疡念成胃亏肠。这就自然而然地使得沙晓青自认比秦抗美高一头,有资格教训她。

之所以沙晓青没拿秦抗美的爱慕当回事,有一个原因,就是沙晓青觉得秦抗美长得不算很漂亮,只能说是一般中上吧,脸皮儿也不算太白。

什么事别弄成运动,因为运动总要求造声势,要求出成果,往往不能严格依照法律程序办事,容易搞得过火,甚至弄出人命来。

这次“一打三反”运动,阎德清成了牺牲品。

阎德清,山东支边青年,那时已40岁了,貌不惊人,行不出众,农业排的一个普通农工。此前沙晓青甚至从来没有注意过他。他穿着一件黑棉袄,整天默默出工,悄悄回家,不多言不多语。

运动一来,群众翻出“三年困难时期”的一件旧案:1960年商店被盗案,说当时总场公安局来人没能破案,是因为“旧公检法执行刘少奇错误路线,不走群众路线,不相信群众”,所以要求工作组这次重新立案,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走群众路线,一定能抓住罪犯。

工作组找出当年的材料一看,案情并不复杂,当年只是因为强调重证据,虽然也圈定了几个犯罪嫌疑人,但由于不搞大轰大嗡,不搞逼供信,一时没有找到证据,案值也不大,公安局就撒手了。现在虽然已过去十年,但几个犯罪嫌疑人都还在本单位。

工作组觉得这是个机会,如果利用群众运动,发动心理攻势,应该不难破案。

案情大致是这样的:1960年,这里还不叫畜牧分场,而叫“红专大学”,就是把转业官兵中的青年学生出身、愿意学习专业技能的人组织起来,进行学习和培训。当时这里的规模比今天还大,最多时,加上干部培训大队,这里有上千人。因此设有商店、邮局、小饭馆等,后来陆续迁往总场,这里才渐渐冷清了,1964年才在此设立畜牧分场。

那时条件很差,连一栋砖瓦房都没有,说是商店,其实就是草房,比现在的小卖店大不了多少。而且困难时期,什么都短缺,什么都凭票,商店所能提供的商品无非是些布匹、肥皂、电池、洋蜡和火柴等日用品之类。

某天深夜,窃贼光顾了商店。天亮后售货员来上班,发现门被撬开,部分商品被盗,马上报了案。经清点,共盗走黑布若干匹,白糖若干,肥皂若干……共计价值一千元左右。

总场公安局派侦察员来进行了现场勘察,做了痕迹检验,搜集了一些证据,走访询问了许多群众,暗中把怀疑目标集中在阎德清等三个人身上。大家提供了许多他们三人表现反常的情况。但不知是检测手段有限,还是怎么的,最终没有破案。

工作组宣布,阎德清等三人由帮教组分别谈话,晚上暂时不许回家。到了第三天,另两人分别招供说,都是阎德清的主谋,他们只是从犯。只有阎德清还在抵赖。于是继续给阎德清加温。

第四天的清晨五点,阎德清趁工作组和帮教组的人还没睡醒,悄悄跑到马号后面的树上上吊自杀了。

这个时辰正好是秦抗美早起播放起床号的时间,她揉着惺忪的睡眼往广播室走,看见远远的有个一身黑衣的人朝马号后面走去,当时她有点儿奇怪,谁呀?这时候不该有人往那儿走呀!

过后人们纷纷往马号跑,并哄传阎德清吊死了。她这才恍然悟到,那人正是阎德清,他正是去赴死呢!秦抗美等于是最后一个看见他的人,多可怕、多不吉利呀!她想。

其实,阎德清三人当时也是被饥饿给逼的,家里孩子还小,大人抗得住,孩子不行啊,他们本想偷点儿吃的东西如饼干、罐头之类,没想到里面没有,只好偷点布,想着有机会用布换些吃的。当然,“饥寒起盗心”总归是不应该的。

最主要的是,偷这价值一千元的东西,能判多重的罪呢?总不至于枪毙吧?况且已过去十一年了。结果阎德清自己给自己判了死刑——纯粹是给吓死的。

或许,当年总场公安局的人正是心存同情,才没有死乞白咧非要弄个水落石出不可吧?

马金兆文革前是总场畜牧科长,文革一来,总场的旧班子被“砸烂”。成立兵团后,团级单位设立生产指挥部,一开始下面有农业组、工业组、林业组、运输组什么的,就是没有畜牧组,大概因为团领导认为,以农业为纲,又要对付苏修,畜牧业暂时不宜大发展。所以他有三年无事可做。

到了1969年,中苏边境冲突也过去了,畜牧营的主要领导一直没有配备好,团里的现役军人领导想到了马金兆。

马金兆是1949年解放军攻入上海后参加革命的上海高中学生,后来随部队集体转业来到北大荒,又进入北大荒自己的大学、即由东北农垦总局主管的八一农垦大学畜牧系学习,毕业后分配到这个总场,由技术员而畜牧科长。

但他到畜牧营来,孤身一人,又比较书生气,原先的副职干部一大堆,合伙对付他,所以他这个营长也不好干。大约一年多后,上面重新重视畜牧工作,师部设立畜牧科,就把他调去当科长了。

他在畜牧营不长的两年时间里。虽说没有什么建树,但人们对他的评价还是不错的,起码他不整人,不搞歪的邪的。他是上海人,也并没有对上海知青有什么明显的偏向,只不过见到上海知青会用上海话叽里呱啦说上几句,显得很热络的样子。他有一句常常挂在嘴边的话,“我这个人没什么本事,我就知道抓生产!”虽然人们管他叫马大炮,其实这正是他的精明之处——派性问题、权力斗争、谁上谁下……这些事情复杂且令人头疼,他不愿因此得罪人,只好躲开。他还有另一句名言,虽然发明者不是他而是农垦部部长:“北大荒不是靠八小时工作制建立起来的!”

马营长是1969年才从团部调到畜牧营来的,那些把沙晓青定性为“内控人员”的人,都是畜牧营的老班底,文革前就在这里先给李大麻子、后来又给甘场长当副手之类的人。大概正是因为他们的水平、能力稍逊,文革前后两届的正职干部都是上级从外面调来的,而不是从这里的副职干部中提拔。因此,马营长就能超脱一些派性的局限,对沙晓青的看法比较客观一些。当他多少了解了沙晓青的情况之后,曾几次对沙晓青说:“晓青啊,你应当到宣传部门去工作,发挥你的才干……”说的时候态度和蔼,不像是开玩笑。但毕竟他只是这么个小单位的领导,既作不得团部宣传股的主,又因为是后调来的干部,孤身一人,难免势单力薄,也不好得罪这一帮“地头蛇”,所以,这种话很大程度无非是说说而已,说给沙晓青一人听听而已,于沙晓青在本单位地位的改善并无多大帮助。沙晓青的反应是平淡的,一是他知道马金兆这人大大咧咧,说完就完了,他又不是团里宣传部门的领导或有什么特殊关系,这么说无非是安慰沙晓青,解决不了任何事情。不过,这也说明他对沙晓青的“内控人员”问题是知情并且有点同情的。二呢,沙晓青早就想过留在基层还是调到机关去这个问题,而且这样的机会也不是没有,但他的选择是留在畜牧营。

1968年夏天,沙晓青刚获得自由,也就是兵团刚成立不久,团里发出通知,要开一个业余创作学习班,各单位爱好文学和搞宣传的积极分子可以报名参加,但必须带一个作品去。团里还特地指名要沙晓青参加,不过负责政治工作的副教导员在通知沙晓青时略去了这一点,只是说有这么一件事,领导上考虑到你平时喜欢写写画画的,你可以报名试试……

在畜牧营,也就是沙晓青最合适了。别看来的知青不少,但有心写点儿什么的人却几乎没有,主要原因是大多数知青来到北大荒之后成天想的是回家,有抱负的知青不是没有,少。一个热中于数学和英语,一个钻研哲学,对这种小儿科式的业余文学创作不屑一顾;还有一个不知算不算,被营领导捧着说是搞科研的标兵,但研究的是把小麦和大豆进行嫁接,以培育出一种“新品种”……

沙晓青接到通知很是激动了一阵子,以前他主要是随着自己兴之所至,写一些小诗什么的,宣传队需要节目,黑板报广播室需要稿子,他应急写些小文章。这次是来真的了,要看自己的真本事。于是他冥思苦想了几天,写了一篇小说《吴木匠》。

平心而论,马营长对沙晓青还是不错的。但是马营长并不是对沙晓青影响最大的人,因他只在畜牧营呆了不到两年。对沙晓青影响最大的人,是畜牧营的前身畜牧分场原任场长甘茂达。

沙晓青刚来北大荒时未满18岁,还没有形成系统的思维能力和自己的世界观,而甘场长那时已经快40岁了。他是辽宁人,经历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当过国民党军队的军需下士,在解放战争中被解放军俘虏,随即参加解放军。抗美援朝战争时,成为志愿军,回国后作为“十万转业官兵”集体来到北大荒。是一个颇有社会经验甚至有些圆滑的人。他长方脸,前额平展,五官端正,薄嘴唇,左眼白眼球上有一个小小的棕色斑点。说起话来,口若悬河,语速很快。字也写得不错。应该说是基层干部中比较有能力的,且有一定的个人魅力。他之于沙晓青,不啻是有父亲般的影响力的。

老职工们对他的评价是:“这人脑袋瓜子好使!”

沙晓青记得家长、老师的嘱咐:要靠拢组织,要听领导的话。他把日记、自己写给父母的家信,都交给甘场长看,还经常写思想汇报,他觉得这是要求进步所必须的,因此常常往甘场长家跑,而且一呆就是半天。他发现甘场长干什么都特别麻利,比如,聊着聊着,他说:我该做饭了。就拿起瓦盆,三下两下,就把面和好了,塞进炕头靠近灶台的地方,用褥子捂住,一两小时以后,面就发好了,再兑上碱水和干面,揉匀,醒一醒,再揉成馒头。有时,他会一边干,一边介绍揉面蒸馒头的知识:

“揉面要‘三光’:面光、盆光、手光。”他说的光,就是手上、面盆上干干净净,不沾一点儿湿面。

使碱是做馒头成功的关键,怎样才能让碱的用量恰如其分呢?甘场长说,一是靠鼻子闻,碱使得是不是正好,鼻子一闻就闻出来,因为碱使好了。面会发出一股特有的香味;二是用手拍,碱使得好、揉得匀,面团拍打起来会发出一种特有的声音,会有特有的手感。甘场长蒸出来的馒头又大又暄腾,就是好吃。若干年后沙晓青在北大荒结婚成家,和面蒸馒头时,甘场长的经验果然派上用场,只不过那个“用手拍”的经验,只可意会,难以言传,他没能掌握。这是后话了,不提。

甘场长吃饭特别快,他上自家小菜园子揪两个柿子椒,洗吧洗吧,掰成几块,浇上点儿酱油,就着刚出锅的热馒头,三口两口,一个半斤左右的馒头就下肚了。由于吃得太快,吃完了不久胃里就反酸,他和人谈话时经常会走到一边,扶着墙或树吐出几口酸水。他解释说,这是当国民党兵时落下的毛病:

“当(国民党)兵吃饭不管饱,吃饭和打仗一样。司务长负责吹哨,有个说法叫:哨子一吹就开始,再一吹哨就停止。两次吹哨间隔很短。提上来一个木桶,里面是滚烫的稠粥——不能给大米干饭,那得多少才够吃啊?一个班十几个人围着抢,盛满一碗,不管烫不烫赶紧吃,赶紧吞,好盛第二碗,稍微慢一点儿就没啦!这样吃饭,能不得胃病吗!”

甘场长给沙晓青留下深刻印象的还不止这些。

文革前一年的秋天,玉米成熟了,黑瞎子也从山上下来了。其实,黑瞎子、野猪这些野兽每年都要下山啃青。只是1965年好象格外多一些。营里派了护青的,但守了几夜没碰上,人守这头,它去那头,人一撤它们却又来了。甘场长去黑瞎子祸害最严重的四号地察看了现场后,决定当晚亲自出马。

那天半夜,他带着一个护青员,埋伏在一个小土包后面,足足等了两个多小时,三只黑瞎子终于出现了。就在黑瞎子还没有闯进玉米地之前,在暗淡的月光下,距离100米开外,甘场长一枪就撂倒了一只大个的,另有两只小的,估计是熊崽子,吓跑了。为了保险起见,甘场长他们在那头大熊倒下之后,又等了几分钟,才慢慢靠过去,在20米处又补了一枪。确认打死了才走到跟前。那致命的一枪,正好打在黑瞎子耳根后面。

好家伙,这只黑瞎子拉回来找了几个人抬着称了称,足有六百多斤重。熊肉交给食堂做熟了,全营的每个人都分吃了一碗。四个熊掌甘场长自己一个不要,分送给了四个贫下中农出身的干部职工。事后,有人问过熊掌的味道如何,回答是和炖猪蹄没什么两样。

另一件事是扑救荒火。

那时已是文革开始以后了,甘场长因为当过国民党军队的军需下士,又是当权派,就被揪了出来,扣上了走资派帽子,罢了官。

春末正是荒火频发的季节,风高物燥,加上人们不注意防火,乱扔烟头等等,很容易失火。这天,荒火从团部北边山坡草地上着了起来,当地叫“跑荒”,先是大面积荒草燃烧,后来越烧越大,顺着风势向团部席卷过去。团部坐落在一片树林子里,一旦被烧,后果不堪设想。团部因此命令位于它北边的畜牧营立即出动,尽全力把荒火阻挡在团部树林子以北。

接到命令不久,团部派来运送救火人员的卡车也开到了,全营紧急行动,连同畜牧营自己的,一共出动了五辆车,拉着二百多人,直奔火场。畜牧营的灭火位置是树林子北侧,要赶在大火烧过来之前,打出一条防火道并且守住,让荒火在防火道北面烧完之后自然熄灭。

赶到指定地点时,大火已经从北面扑了过来,离预定的防火道很近了,只见烈焰蔽日,浓烟遮天,空气变得灼热,耳边全是树枝燃烧的劈啪声。时间已经不多了,大家都很紧张。可是由于没人指挥,谁也不知道该干什么,怎么干?全都呆立在那里。

甘场长也来了,但他是作为被打倒的走资派押送来参加救火的,本来是“不许乱说乱动”的。他一见现场这个阵势,群龙无首,时间不等人,在看清了火势之后就挺身而出,果断地大吼一声:

“机务排打头,农业排、畜牧排、园艺排、后勤排跟着,营部断后!沿那条小路,跑步前进!每个人把住两米距离展开!快!”因为用力,声音竟发出一种劈裂声。

喊完,他一手执锹,一手高举,带头冲向树林子里的小路。

这一招果然有效,二百多人仿佛有了主心骨,立即迅速有序地组织起来,跑进树林子,用铁锹、树枝、竹扫帚等工具,在小路北侧清扫出一条五六米宽的防火道来。就在防火道刚刚打好之际,荒火已经嚎叫着掩杀过来了。一时间,浓烟烈火铺天盖地,煞是吓人。甘场长见此情景,满头是汗地哑着嗓子喊道:

“同志们!守住防火道,决不能后退一步!”

经过一番奋力扑打,畜牧营的灭火队终于守住了这股火头正面的千余米防线,没有让荒火从这里突破、烧向团部。这时候,你再看每个救火的人,一个个满面黑灰,衣冠不整,汗水在黑脸上冲出道道白沟……

这就是经验。像当时某某团那样因为扑救荒火导致几十个知青被烧死的惨剧,那些在现场的团领导绝对有责任——一帮孩子哪儿知道如何看风势,怎么跟在火后面打啊?——就知道往火场里冲,要表现革命、英勇,能不白白送命吗?可事后没见有哪个领导承担责任,却成了他们邀功请赏的理由了。

畜牧营因此受到了团部表扬,而甘场长却与此无关,继续当他的走资派,住在托儿所里,每日接受批斗。

甘场长不是没有缺点,他也是个比较骄傲的人,又有点儿爱出风头,看不起畜牧分场那些副职干部,因而在畜牧分场里很是孤立。他1964年调到畜牧分场时的情景与马金兆1968年调到畜牧营的情况类似,当时原来的场长李大麻子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被撤职,总场没有从原先的副职干部中提拔,而是派来了甘茂达。那些副职干部主要是些副营长、副教导员级的人物,就暗中排挤他。文革一来为了自保,又齐心把他推出来当靶子,他又有当过国民党兵的历史,所以被轻易打倒。

由于沙晓青对“我们工农兵是国家的主人”和“要发扬主人翁精神,积极提出批评、提意见和合理化建议”这些说法做了简单化的、书呆子式的理解,又完全不懂“潜规则”,所以他刚来到基层就不知深浅地给干部们提意见,而且主要针对的就是像老实听话的女知青才来了不到半年就提拔上去这类的事儿。干部们包括甘场长觉得一个毛孩子,啥也不懂,本应虚心学习,却自以为血统高贵、自命“老子天下第一”,“下车伊始,哇啦哇啦”,实在招人讨厌。不久后的那一番“全营我只看得起两个人……”的狂妄之言更是把那些副职干部尽皆得罪。文革初期沙晓青又发表保甘场长的言论,更加重了他们对沙晓青的恶感——沙晓青如此不识时务,只能成为众矢之的。

说起来,一个小小的营级单位,按照《十六条》上的说法是没有什么走资派可打的。《十六条》上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的主要是县以上单位犯有走资派错误的主要领导干部……”(大意)这就意味着县以下单位就不存在什么走资派。也是,这些营级干部有多大的决策权?他们无非是跟着跑,执行错误路线罢了。县(团)一级实权大了点儿,说他们走资本主义道路,冤枉点儿,但运动来了,受受冲击,后期再甄别平反吧,没办法。

为了较这个真,沙晓青还利用1967年搞外调路过北京的机会,专门问了自己的父亲和父亲的好友许伯伯。父亲是科学家,虽然不是什么大官,也是德高望重的知名人士,他的话应该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吧?而许伯伯则是中央某单位的副部级干部,说的话该更具有分量了。他们听了沙晓青的问题,共同觉得,在畜牧营这样的小单位,不应该揪什么走资派,顶多是执行了错误路线的错误,应当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马营长调师部以后,甘茂达通过在“一打三反”运动中的积极表现得以官复原职,重新担任畜牧营营长兼教导员,同时还是党总支书记,重新掌握了畜牧营的最高权力。虽然以前对沙晓青的看法也很有保留,但念在运动中曾保过他,甘营长把沙晓青看作他的人,为了提拔使用沙晓青,他列席后勤团支部委员会时说:

“团的大门,应当是对于要求进步的青年敞开的嘛,不要要求人家十全十美才能入团。我看沙晓青这个青年主流还是比较好的,是要求进步的,他当然有缺点,但他在劳动上和热心宣传工作、社会工作方面,是有目共睹的嘛。比方说,他还有一个优点,他不炫耀,他从不炫耀他爸爸是著名科学家;他做了那么多工作也没有炫耀嘛……”

然而,支部会上讨论的结果却出乎甘营长意料之外,大家觉得沙晓青成绩虽然突出,但入团动机不纯,是为了入团才极力表现的;其二,缺点明显,骄傲,群众关系很差,知青中几乎没有一个人说他好的。

“老职工关心他,他不仅不领情,反而朝人家发火。”说这话的是曾在园艺排担任副排长的上海女知青,现任会计薛秀琴。她继续举例:“那天在果园锄草,突然下起了雨,眼看越下越大,大家纷纷跑去工具房躲雨。沙晓青却还蹲在那里刮锄板。女工班长好心叫他赶紧避雨,你猜他怎么着,他瞪着眼睛凶巴巴地嚷道:”你管得着吗!‘把大伙都气坏了,有这么不知好歹的人吗!“

表决结果,团支部还是以压倒多数不同意沙晓青入团。

其实,沙晓青也真够胶柱鼓瑟的,他曾把他的苦恼向在创作学习班上认识的知青朋友表露过,那个知青说:

“人挪活,树挪死。你应当换个单位。现在你们双方顶了牛,一时半会儿不太好转变,这样下去对你不利。要不,你调到我们连怎么样?我们连挺不错的,连长跟我关系特铁,你来了至少不会再受气。”

然而,沙晓青没有接受,他心里总咽不下这口气,想的总是“我要让你们看看!”

进入七十年代,对知青的管束开始松动,那些有点儿门路的人,有的调到大庆油田,有的开来假证明,说要去结婚,转插到自己妹妹下乡的内地农村。当然也有组织推荐去上工农兵大学的。前几项都与沙晓青没什么关系,他自诩是扎根派,不仅写了不少鼓吹热爱边疆、扎根兵团的标语口号式的“诗”,甚至身体力行,几次上级单位来调他,都被他回绝。然而,营部领导及那帮把持推荐权的知青却并不想真的让沙晓青上大学,他们利用沙晓青自视甚高这个毛病,故意派一个知青团员去试探他,说:现在有一个名额,是省里某地区师范学院的,你愿不愿意去上啊?沙晓青一听就火了,心说,北大清华那些名牌大学的名额都让你们的同学或者哥们儿占了,剩下这类破学校想来打发我呀!于是他不耐烦地说:

“不去!不去!除了北大清华,哪个我也不去!”

这下子他们可抓住把柄了——全营部很快传开了——沙晓青太狂妄,公然扬言:除非北大清华,别的一概不上!那潜台词分明是:一个“内控人员”臭狂什么!知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

1968年来到畜牧营的上海知青中的高中生,确实是比较优秀的,他们是上海最好的鲁迅中学的高才生,多数是知识分子的子女,他们比沙晓青这样的初中生就显得成熟多了。他们一来,不仅在劳动、学习和生活上严于律己,而且注意和掌握权力的多数派干部搞好关系,很快便与他们结合,被提拔为班排级干部以及进入营部机关工作,并把持了团支部和推荐上大学的权力。

1971年,沙晓青写了一首诗《兵团战士之歌》在《兵团战士报》发表以后,在全兵团范围引起很大反响,知青们广为传抄,许多业余宣传队把它作为朗诵节目;连内蒙古兵团都有女知青给沙晓青写信。可是在畜牧营,从领导到知青们都仿佛不知道有这回事似的装聋作哑。

了解了上述这一点,就很好解释了:他是“内控人员”。

1972年2月21日中午,无疑是一个值得铭记的历史时刻,美国总统尼克松来到北京,相互敌视了23年的两个大国间第一位国家元首访问对方的首都,实现了中美之间的解冻,开启了一个新时代。据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预告,将于这一天的下午两点钟向全国进行实况转播。

这天,沙晓青没什么事,而且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帮助秦抗美搞好这次实况转播的接收。不到两点,他就来到广播室。时值冬末,外面依旧是零下二十多度的严寒,一进屋,沙晓青的眼镜片的两面都立即结了厚厚的白霜,什么也看不见,他只好摘下眼镜用手指把白霜溶化成水,再用衣襟把水擦掉。

重新戴上眼睛以后,他发现秦抗美为了这次转播做了精心的准备,她丝毫没有因为前两天爬电线杆的事情记恨沙晓青,她早把这事给忘了。她把小小的广播室的炉火生得旺旺的,使得小屋里温暖如春。外衣穿不住,秦抗美穿一件绒衣,愈发衬托出她少女的红润脸庞和曲线玲珑的身材。见到沙晓青,她娇羞地微低着头,生怕被他看出自己的用心:女为悦己者容——她是为他才这样打扮的呀!

还有点儿时间,沙晓青坐下和秦抗美一起守候在收音机旁。他的棉胶鞋上的雪化成水把广播室的水泥地面搞脏了。他不无歉意地刚要说什么,秦抗美早看出来了,忙摆摆手,示意不要介意,同时打开了收音机——

两点了!不料,不知是什么原因,搜索遍了所有的波段,居然就是接收不到一丁点儿中央台的声音。原先中央台的固定频道上,此刻只是一片沙沙声。把两个人给急得呀,一脑门子的汗,眼睛里能冒出火星来。

折腾了足有一个小时,两人终于彻底绝望了。沙晓青很生气,他把一切责任都归结于秦抗美,怒气冲冲地说:

“都是你!你怎么那么笨哪!”

秦抗美有口难辩,委屈地落下了眼泪……

其实事后分析,秦抗美完全没有什么责任,无线电波穿越数千公里天空到达遥远边陲,其间地球磁场、太阳磁暴、大气湍流甚至拖拉机的马达……等等各种各样外界因素都有可能造成干扰,都是无法预知和不可抗御的,怎么能怪到秦抗美的头上呢!何况完全还有可能是中央台临时取消了这次转播。沙晓青就是这么个狗熊脾气,上来了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就发泄一通。所以甘场长就曾说:沙晓青这个人就“噘嘴骡子卖了个驴价钱——吃亏吃在了嘴上”。

沙晓青并不是一点儿都感觉不到秦抗美对自己的爱慕。

那还是几年前的事了。正是冬天,沙晓青他们上山伐木回来休息。这天上午他闲来没事,照例到气象站去看报纸。气象站的房子坐落在远离营部住区的地方,旁边不远就是晒场,它有朝南的宽畅玻璃窗,阳光照射进来,分外明亮。而且,白天就一个值班员,忙着抄表填图,屋里安静极了,是看报的绝佳去处。

这时候,秦抗美来送报,见到沙晓青,她眼睛一亮:

“哟,你怎么在这儿呢?”

“我看看报,他们这儿报比较全。”沙晓青不想解释太多,其实气象站曾是他们那个被打成反革命组织的小团体的“老巢”,他自然对这里有着某种亲切感。

“以后你可以到广播室去看,我那儿更全。”静场了片刻,秦抗美轻声说。只有收音机里单调的声音“……500491,七百毫巴……”

追求秦抗美的男知青有好几个,但都被她一一回绝了。

本来,广播室是不允许闲人随意出入的,门上贴着“机房重地,闲人免进”,这是营里的规定。就是从广播员的角度说,她也有权拒绝不喜欢的人进去这个已经属于她的私人领地。然而,她居然主动向沙晓青发出邀请,让他随时随地可以去。秦抗美并没有意识到,或者说她自己也并不完全明白,她这样做是因为她希望能经常看到他。

她凑到沙晓青跟前,看见桌子上放着一双浅咖啡色毛线手套,就拿起来看了看。这不是那种两个指套,一个是拇指,另一个是四指并在一起的手套,而是五指分开的,由手工织成,很精致的。于是她调侃地问道:

“哎,是不是那个小周给你织的?”说着又吹了一下刘海。

“别瞎说!这是我妈妈给我买的。”

再仔细一看,左右两只的拇指及中指都已经磨破了。

“你怎么不让小周补补?”

“我说你怎么回事儿!成心哪!”沙晓青脸上有点儿挂不住了。

“跟你逗着玩儿哪,急什么!”稍顷,见沙晓青又低头看报,她便放缓了语气说道:

“要不,我帮你补补?”

“你?你会补吗?”沙晓青有点儿诧异,抬头看了看她。在他印象里,所谓补是要用相同颜色和质地的毛线、按照原有毛线的经纬,一横一竖地编织,把窟窿填补起来,那是需要一定的技巧的。再说了,他也没有求她呀,这是……

“小事一桩!”

秦抗美故做轻描淡写地拿起手套,小声哼着歌儿、迈着轻盈的步子走了。

秦抗美说的小周,指的是畜牧二排养鸡的女饲养员周菊红,是沙晓青目前正在追逐的姑娘。

1967年,周菊红的家乡山东也闹文化大革命,学校乱得一锅粥,男孩子们把每个课桌和老师的办公桌抽屉里都拉了屎,学上不成了。周菊红的姐姐是北大荒农场的山东支边青年,正好又生孩子,俩孩子照顾不过来,写信让周菊红来帮忙。17岁的周菊红便约了同村的一个女伴,也是要到畜牧营来投奔她姐姐的,两人带了老娘烙的几个发面饼就上路了。火车票是爹去县上给买的。从没出过远门的两个农村丫头,一路上提心吊胆,把不多的刚够坐汽车的钱都攥出了汗,渴了喝火车上供应的开水,饿了啃点儿饼,还不敢吃饱,怕不够。就这样,几天几夜,稀里糊涂地就被火车拉到北大荒来了。先是帮姐姐看孩子,后来场里看她模样长得周正,身体健康挺能干,正好又缺劳动力,就招他们当了临时工,半年以后转了正,就成了国营农场的正式工人了,组建兵团后,她也顺风顺水地成了兵团战士,调到畜牧二排新设立的鸡号养鸡。因为干活泼辣,又不怕吃苦,出身又不错,经常受到排里营里的表扬,很快就入了团。

沙晓青与周菊红第一次“接触”是在周菊红姐姐家。

那时北大荒农场的住房大体上都是草顶泥墙的草房,具体到各单位可能在格局上略有不同。畜牧营的草房一栋长三十多米,分成四组,每组东西各一间住人,中间是两家共用的灶间,住人的房子有低矮的纸糊顶棚,灶间则露着房梁,积年被烟熏火燎,全都黑漆漆的。两家只灶间有一个大门通往外界,寒冬时节,连门槛上都是哈气凝结成的冰坨。为了保暖,草房盖得很矮,门窗也很低。住人的房间大约有十平方米左右,北边是占据半间屋子的炕,通过火墙连接外面的炉灶。在六十年代初期的畜牧营,这样的草房有二三十栋,住了近百户人家。文革后,大批知青来了,兴起盖砖瓦房,新的草房不再盖了,老草房渐渐塌的塌,破的破。不过,直到如今二十一世纪,还有一些住着人的草房仍半死不活地立在那里,“补丁般错落的屋顶”叫人看了倍觉凄凉。

那时沙晓青他们刚来,虽说北京的民政部门按人头给农场下拨了安家费,据说每人800元,这是沙晓青很晚才知道的。但农场把这笔钱挪用干了别的,把他们分别安排在老职工的住区里。沙晓青他们几个住的正是周菊红姐姐家对面的屋子。

那天,周菊红正在灶间给姐姐煮嫩玉米。揭开锅,蒸气弥漫开来,整个灶间都充满了诱人的熟玉米香味,令人馋涎欲滴。突然,一个人从周菊红身后斜插上来,没等她反应过来,就飞快地从锅里抓起一穗最大的嫩玉米,嘶哩哈啦地吹着气,连蹦带跳地跑开了。

周菊红吓了一跳,她并不认识这个人,也很讨厌这种没礼貌的行为,于是她皱着眉,把大木锅盖往锅上一摔,头上的两条小刷子短辫跟着一甩,就进了屋:

“姐!那是什么人啊?认识不认识的,上来就上锅里捞玉米,也不说一声!怎么这么脸皮厚呀!”周菊红没好气地说。

“噢!是对门的知识青年吧。吃了就吃了吧,一个老玉米……”

“他猛地从背后钻出来,吓了我一跳!还戴了个眼镜……”

“是沙晓青呵,是个北京青年。”

“那也不能这样啊!”

“咳,吃了就吃了吧,大老远地来了,怪不容易的……”

那个年月,驱使人们作出种种行为的是本能,或者包裹着政治外壳的本能,哪里谈得上什么爱呀。沙晓青为什么要追周菊红?除了到了岁数,有了这种生理需要,还有两个原因。

一是他觉得找个农村姑娘可以证明自己是“扎根派”、是要求革命的青年;二是由于以前他曾追过一个女知青,却被对方骗了,这导致他思想走了偏,认为城市姑娘都是水性扬花,都靠不住,以后决不找知青。

当然,也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周菊红长得比较漂亮。沙晓青曾经对别人说,在畜牧营,周菊红是百里挑一的。周菊红身材中等,匀称,鸭蛋脸,鼻子嘴都很小巧,梳着两个短辨儿。干活很泼辣,人也挺厉害。她所在的班排上上下下没有不夸她的。客观地说,周菊红具有一种农村姑娘的健康美。

过了几天,沙晓青路过正在建造的知青宿舍外面时,被正等在那里的秦抗美候了个正着。

秦抗美笑嘻嘻地从刚砌了外壳、门窗还都只是立着一个个白松门框的房子里蹦出来时,沙晓青还真有点儿意外,秦抗美努了努嘴说:

“喏,给你!”

“哎哟,补好了,谢谢,谢谢!”

沙晓青看了看手套,却并非像他想象的那样织的,而只是用颜色近似的小块棕色布用针线缝在窟窿上的。这对于一向做事比较较真的沙晓青来说,未免有一点点失望。这不能不说是他的一个毛病,往往不凑合,不问可能与否,干什么都一味追求完美,日后他吃的许多亏就吃在这方面。织补窟窿的技术是有的,那是他那个在中国科学院当科学家的父亲的毛料西服,如果出现了虫子咬的小洞,会拿到北京的老字号普兰德洗染店去织补,而且价钱不菲。秦抗美出身一个基层干部家庭,她大概不会知道织补这个概念,怎么可能给沙晓青用这种方法补手套呢。

秦抗美并不知道此刻沙晓青心里想什么,她还在喜孜孜地沉浸在给喜欢的人做了一件事、讨得他的欢心的喜悦之中。她靠在用新鲜的红砖砌就的新墙上,脚尖无意地来回轻轻呲着地面。

但沙晓青追周菊红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在周菊红姐姐家吃嫩玉米那次不算,沙晓青与周菊红的真正接触,是在文革初期的1966年。

沙晓青先追的是那个后来耍了他的女知青。为了献殷勤,沙晓青把家里寄来的毛主席像章拿给她挑。那是满满地别在一块手帕上的各种像章,有大有小,都很精美。那个女的不客气地把大的好的都挑走了。当时周菊红刚参加工作,与那个女的住一屋,也向沙晓青要像章。沙晓青一看,剩下的又小也没几个了,就把手帕塞给她,没好气地说:“拿去挑吧!”

过了几天,春节到了,业余文艺小队在食堂里演节目,沙晓青他们演的是对口词。演到半截突然停电,沙晓青把手放在墙角堆在一起的饭桌上在休息,突然,他感觉到黑暗中有人把什么东西塞在他那只手里。用手指摸了摸,像是手帕。正纳闷着,灯亮了,一看原来是他前几天给周菊红的那块手帕,上面的像章已经摘得一个不剩了。

当时,沙晓青觉得这个小姑娘还怪有心计的,1968年他被放出来之后,就开始打她的主意了。

他先是趁着周菊红打夜班,搬着手风琴到鸡号休息室去练琴。周菊红虽然反应冷淡,却也没有硬轰他走。第二天夜里,他又去了,还带了两张自己妹妹的照片,当时妹妹二十岁,在山西农村插队,一张是妹妹回北京学习针灸、穿白大褂在中山公园的留影,另一张是妹妹骑在马上的照片,称得上是英姿飒爽,风华正茂。

“你给我看这个干什么?”周菊红不解地问。

“我妹妹精神吧?”

“她精神不精神跟我有什么关系!”

“妹妹精神说明哥哥也精神呀!”沙晓青涎着脸,想把照片塞到周菊红手里。周菊红把手摔开,沙晓青又硬塞到她上衣兜里,不等周菊红拒绝赶紧走了。

消息很快传到周菊红姐姐耳朵里,她姐姐可看不上沙晓青,一次上工的时候,当着众多老职工和知青的面警告他:

“沙瞎子!不许你再缠着我妹妹!”

接着,周菊红托人传话给他:自己年纪还小,目前不想谈这个事。

她的拒绝使沙晓青的情绪有一度非常低落。

过了整整一年,一天,周菊红又托人给沙晓青捎了个纸条,上面写着:“你爸爸的问题解决了吗?”原来,这一年里,给周菊红介绍对象的有好几家。其中一个是五分场副场长的儿子,她拗不过姐姐,还去了五分场副场长家一次。一见面,她发现那个人岁数比她大至少七八岁,人也显得老气,就不由自主地拿他和沙晓青比,沙晓青年轻,长得白净,一副有文化的样子。副场长的儿子还要求她马上过去结婚,她想,这不就立刻成了生孩子做饭的家属了吗?这她可是一点儿精神准备也没有。

于是,就有了那张纸条。

第一次正式“谈”,是在甘场长家,因为甘场长的爱人和周菊红在同一个排工作,平时对周菊红又特别好,为了他俩的见面,甘场长两口子和孩子都躲出去了。

见面很快进入了实质性的讨论,沙晓青问:

“国庆节前我要回家探亲,你有什么需要我买的吗?”

“你如果非要给,就送我一块手表吧……打夜班,没表真不方便。”

这是索要彩礼吗?沙晓青略觉诧异,自己还没表哪,她倒挺实际啊!

周菊红似乎看出了沙晓青的心思,解释说,这不叫彩礼,只不过是双方定下来的一种表示,一种信物。说着,掏出一双绣着菊花图案的鞋垫,送给沙晓青作为信物。这些谈完之后,周菊红有些不好意思地问:

“我没太多的文化,你将来不会看不起我,不会欺负我吧?”

“不会!我会帮你补习的。”

周菊红听罢,幸福地说:

“只要你对我好,喝凉水我心里也是甜的。”

冬天的时候,地冻三尺,园艺排到住区旁的水泡子里刨冻结的淤泥,用作果树的肥料。挖出的冰块里藏有一种两三寸长的小鱼,身上有浅浅的黄绿色斑纹。令人称奇的是冰冻不死它,它在冰里一动不动,却不是死的,把它放在水里就游动起来。仔细观察,发现它在冰里实际上有一个小小的和它身体相仿的“洞穴”,它躲在里面冬眠,在它身体表面和洞穴里的是不结冰的水,估计是它能分泌一种防冻的物质使水在零度以下不凝固。

“别扔,这是‘老头鱼’,能吃!”李孝善说。

“这么小的鱼,怎么不等长大点儿再吃?”沙晓青问。

“它就长这么大点儿。”李孝善接着说:

“那时候什么不吃?有这个还不错了呢,没有饿死。”

李孝善等老职工向沙晓青讲述了1960年挨饿和右派被饿死的情况。沙晓青开始有点儿不解,北大荒不是号称大粮仓吗,怎么会守着粮仓饿死人呢?

1960年在号称大粮仓的北大荒,农场工人们还真的挨饿了,万幸是没有被饿死,那时粮食烂在地里收不回来,人们却在挨饿。为了填饱肚皮,人们想尽了各种办法。除了吃草籽之外,一种是把豆饼泡软了,捏成小丸子,用油炸了,四个鸽子蛋大小的丸子算一盘,一块钱。还有一种是把玉米棒的浅绿色外皮用石灰水煮烂,然后放在案板上用木片刮,刮下上面烂乎乎的东西,称作淀粉,再做成吃的,剩下网状的部分就扔掉。班长说当时他饿极了,就到这水泡子里下网捞,捞上什么吃什么,把蛤蟆、泥鳅、拉蛄虾,小鱼等等,用脸盆一块煮……沙晓青心想,那能好吃吗?怪恶心的。

“那时候钱不当钱啊!一块大英格表,换几个馒头!”另一个老职工感慨地说。

农场职工没有饿死,可饿死右派,那是千真万确的。右派都是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押到这里劳改的,劳改队不和生产队在一块,隔得老远。按说他们定量45斤,比职工还高,不该饿死呀。可是实际上,45斤是原粮,吃到嘴里的就打了折扣了,去皮去水分,加上狱方克扣,根本吃不饱,又是超强度的重体力劳动,所以身体绝对透支。赶到冬天,他们的刑期满了释放了,就一个个地拎着个小包袱,沿着长达几十里上百里的公路,顶着“大烟炮”步履蹒跚往总场走,往往走到半路,又累又饿又冷,坐在路边歇歇吧,这一歇可就再也站不起来了,就成了“倒卧”。李孝善他们当时有一项工作,就是赶着牛车沿途收尸,一天能收一车。地都冻透了,刨不动,怎么埋呢?上头发给炸药,到小树林子里崩个坑,就草草掩埋了,连个名字都没有。一到春暖花开,狼就来啃尸首,现在到小树林子里还能看见人的骷髅……

这时,周菊红等几个姑娘从旁路过,沙晓青学着老职工们用山东话叫周菊红“老小儿”,因为周菊红在家排行最小。周菊红不爱听了,一边骂着“瞎子!”,一边抓起一大把雪,趁沙晓青不备就塞进他的后脖领子里,然后得意地笑着跑了。

到了1971年的秋天,一天沙晓青又去广播室看报。

秦抗美鼓足勇气对正在看报的沙晓青说:

“沙晓青,咱们交朋友好吗?”

沙晓青听了很觉意外,他想:我和小周的事她不会不知道啊?踌躇了片刻,他面朝着墙壁语气尽量放平缓地说:

“我已经和周菊红谈恋爱了,我不能脚踩两只船……”

说完,不等站在他身后的秦抗美说话,就抽身走了。

接连几天,他没有去广播室。

一天傍晚,他路过女生宿舍外面,被一个叫小燕的女知青叫住,递给他一张纸条,说是秦抗美托她转交的。他一听是秦抗美,心里就不高兴,心想,两个人之间的事本来是秘密的,她怎么这样张扬?再说,无非还是那天说的话,有什么必要非得写条子!所以他拉着个脸,看也没看就把条子往地下一扔,不管小燕有什么反应就走了。小燕是秦抗美的同班同学,两人好得无话不谈。

果然,不久整个畜牧营的知青中就传开了,说沙晓青“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脚踩两只船”……同宿舍的一个叫田富仁的知青为了表示对沙晓青的鄙夷,故意当着他和众人的面,大声背诵《红楼梦》里的某些回目,什么《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错里错以错劝哥哥》、什么《呆霸王调情遭毒打  冷郎君惧祸走他乡》……以影射沙晓青。沙晓青又有口难辩,弄得心里很不痛快。

冬天,山上的伐木工地,尤特兹——一种捷克产轮式拖拉机——送来了成麻袋的冻馒头,冻萝卜和冻白菜,还有半扇冻猪肉,同时还捎上山一捆报纸和知青们的家信。

沙晓青也收到一封。父亲告诉他,自己大约不久就可以“解放”了——再在全体人员大会上检查一次,只要够深刻,群众通得过,就行。无意中,他看见信封背面有字,原来是这样一句话:

“我要回家探亲,你托我带的暴马子请尽快送下山。”

虽然没有署名,但一看那熟悉的、并不漂亮的字体,他立即认出是秦抗美的字,难为她还记着……

大约在一个多月前的一次闲聊中,沙晓青说起父亲的老战友许伯伯,患有严重的哮喘病。秦抗美就说:

“咦!报上不是说了吗?新发现一种治疗慢性支气管炎的药用植物,叫什么来着?我想想,对,叫暴马子,就长在咱们北大荒的山里!”

沙晓青听后随即给许伯伯写信,问这个药对他的病有没有效,要不要给他带一些回北京?不久许伯伯回信说,他也看到报纸上的介绍,说用它的树皮熬水喝,可以治“老慢支”,但他没有试过。这才说起如果秦抗美回家探亲,就帮他带一点。因为兵团规定每两年可以请一次探亲假,今年沙晓青不打算回去。

火车的慢车沿密虎线、林密线在暄腾的黑土地上走了十余个小时,给人一种忽悠忽悠的感觉,然后在牡丹江转乘166次快车,也还要两天两夜才能到达北京。硬座车厢里空气污浊,挤满了人,连过道都站满疲惫不堪的旅客。秦抗美、田富仁等三个知青坐在一起。田富仁看见秦抗美身后靠车窗处立着一根树枝,就问:

“你怎么还带着一根树枝呀?”

“这不是一般的树枝,是一种药材,叫暴马子,是人家托我带的。”

“谁托的?可真不怕麻烦别人。”

“这你可有点儿冤枉人,人家也帮过我,把蜂蜜带给我姑妈,好几瓶子,玻璃的,也不好带着呢,互相帮助嘛!”

那时,知青之间互相帮忙带东西是寻常事,就是老职工让知青捎东西也很普遍。沙晓青有一次受工会申干事之托,把他8岁的女儿从北京带回了北大荒。有一个知青给老职工买回一台8个灯(即晶体管)的红灯牌收音机,怕颠坏,一路上一直是在怀里抱着的。

当得知是沙晓青托的时,田富仁鄙夷地撇撇嘴:

“你理他呢!‘傻逼青年,奋勇向前’,还特虚伪!”

三人说了一会儿,田富仁突然问道:

“秦抗美,你怎么不在我们上海知青中找一个呢?我们这些上海知青,可不是一般的上海知青,是顶拔尖的!沙晓青算什么,哼!”

“他也挺可怜的,谁都可以欺负他。”

“你没听说过吗?‘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操!”

秦抗美皱了皱眉:“你说话怎么这么牙碜哪!”

这次为了转播尼克松访华的事,他才又去了广播室,已经是半年多以后了。

这天,男生宿舍发生了一起不大不小的“案件”。

男生宿舍位于营部那栋平房南方,隔着篮球场。它是一栋有8个房间、每个房间可住12个人的砖瓦房,不久前专门为大批知青的到来而盖的。秦抗美把补好的手套还给沙晓青,就是在这栋尚未盖好房子的外面。它由位于中间的一个朝南的门洞进去,沿着靠北侧朝东西的走廊分别进入两边各四个房间。每个房间在靠东西北三面墙位置,搭有6个双层床铺,朝南是两个大窗户,采光很好。住室按照班组为单位分配,沙晓青就住在朝西走廊的第一个房间、把着西南角的一个上铺,这间屋住的都是园艺排的知青。

今年一月,沙晓青去佳木斯参加兵团举办的创作学习班,时间大致是一个月。在佳木斯,他花二十多元钱买了一双翻毛大头皮鞋,为的是外出或者参加个活动什么的有双体面的好鞋。回到营部后,舍不得穿就放在自己铺底下的一个小木箱上了。沙晓青自己一直没有箱子,无论皮箱、木箱,都没有。甚至帆布提包都是第一次探亲回家后,家里给买的——父母说是为了不让沙晓青显得特殊化。那个小木箱是睡在自己下铺的知青小吕的,所以沙晓青只能放在人家箱子外面,还得经过同意才行。

回来仅几天的工夫,有一次他无意地向小木箱瞥了一眼,猛然发现,翻毛大头皮鞋不见了!

知青之间、或者老职工与知青之间的小偷小摸现象不是没有,不过因为大家都穷,可偷的东西不多。像多数知青每月工资是32元,沙晓青还要少些,才28元;别的知青还要攒回家的路费,沙晓青还订了几种杂志,平日手又松,所以根本攒不下路费,只能到时候腆着脸向家里要。

小偷小摸主要是发生在对公家的东西上面。

畜牧营管得严些,有一个知青勾结外单位的知青,多次偷食堂的猪肉、豆油,被逮住后被责令在职工大会上检讨,罚了几十块钱。有的营下面的连队管理混乱,有身为后勤排长的知青带头,夜里钻进食堂仓库,不仅偷猪肉、豆油,连白面大白菜都不放过。结果全连偷窃成风,一桶三百多斤的豆油白天刚从营部拉回来,一夜之间,竟能偷得一滴不剩。

也许是为了撇清自己,下铺的小吕,一个胆小怕事却很油滑的家伙,含糊其辞地暗示沙晓青,是西边屋里的人拿的,却不说出名字,这样就两边都不得罪。

沙晓青到西边的各屋寻找,进了第三间屋,一眼就看见一个铺下赫然摆着自己那双翻毛皮鞋,他刚问了一句:

“谁把我的翻毛皮鞋给拿这儿来了?”

话音刚落,马上冲过来一个身高一米八的哈尔滨知青,气势汹汹地说:

“你他妈找抽哪!上哪儿找你的鞋来啦!”

沙晓青面对比自己高半头的这个外号叫“二毛子”的家伙,先自气馁,他低声下气地说:

“那双鞋是我冬天刚从佳木斯买的……”

“看清楚了,那是你的鞋吗!你他妈一个臭炮匪,竟敢污蔑革命群众!”随着四溅的唾沫星子,一拳重重地捣在沙晓青的胸口上。“炮匪”是前几年黑龙江两派打派仗时多数派对炮轰派的蔑称。

没容沙晓青反应过来,旁边一个矮一些却更壮实的哈尔滨知青也上来,粗暴地推搡着沙晓青说:

“快滚!滚!别找不自在!”

沙晓青知道这是机务排的宿舍,住了好几个哈尔滨知青。平时他从来不和他们打交道,嫌他们流里流气,素质低。那个“二毛子”是个白俄和中国人的混血儿,脸上疙疙瘩瘩的,牙不太整齐,虽然流气,却很聪明,小提琴拉得不错。总爱穿一身黑色的大斗篷,在当时很是与众不同。

沙晓青窝了一肚子火从那间屋里被赶了出来,但他想,就是告到领导那里也不会有什么用,不仅鞋要不回来,还要遭到这伙人的报复。他们可以在自己刚离开之后立即把翻毛皮鞋藏起来,等到领导如果来查问就说根本没有这回事。更可能的是,领导根本不会管这个闲事。跟知青们说,也不会有任何用处,谁会管这种烂事啊!他因为当初是孤身一人来到北大荒,所以不属于任何一个知青团伙——知青们是“抱团儿”的,以各自的城市甚至学校为单位。

遭遇这种事,在沙晓青已不是第一回了。

1965年他刚来时,因为家里不给他箱子或提包之类,他的所有物品只好放在一个包袱里,当年10月,他们被派往五分场支援秋收,掰苞米。他就把带不了的东西装进包袱,放到宿舍顶棚上面。一个月后回来,他发现放在顶棚包袱里的新毛衣和两双新袜子被偷走了。当时同住一屋的除了都去五分场支援秋收的人以外,还剩司务长袁某,这是个四川籍的老铁道兵,将近40岁的样子。他老婆留在了四川老家,所以住单身宿舍。沙晓青觉得他的嫌疑最大。沙晓青去找甘场长,谁知甘场长听后竟说:“这我管不了,我又不是替你看包袱的!”大约半年之后,他发现一个叫大张的山东女青年帮袁某把一件毛衣拆了改织成毛裤,那件毛衣就是自己丢的。

他刚来北大荒时,父亲的老战友许伯伯送给他一件旧军装,是那种四个兜的干部服,肩上还有挂肩章的小洞。那年月特别崇拜军装,又兴演节目,各排的演出小组纷纷找他借这件军装,一来二去就借丢了。

他来时,许伯伯还送给他一把云南兄弟民族的匕首,钢口非常好,带个皮刀鞘,说是怕北大荒有狼,给他防身用。甘场长看见了就给没收了,说年轻人带在身上不安全。

沙晓青在北大荒穿过的惟一皮衣是一件棕红色的翻毛皮茄克,可是家里寄来他还没穿几天,兽医院的一个技术员张某就死磨活缠地要借去穿,被他纠缠不过,沙晓青只好借给他,并说好几天后归还。谁承想,这人借去就如肉包子打狗,再也不提归还的事,催了几次,连沙晓青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了,那人还是赖着不还,最后干脆就说丢了。沙晓青一点儿辙都没有,遇上这种人。过了一段时间,那人认为事情已过,居然大摇大摆地把皮茄克穿了出来,就这样竟成了他的了。

女生宿舍里却是另一番景象。

这是靠营部最近的一栋砖瓦房的尽东头一间宿舍,是只住四人的那种小房间,外屋是灶间,里屋本来修得有炕,但知青们说睡不惯炕,后勤排就拆了炕又重新给钉了木床,四角各摆一张。女孩子嘛,宁愿“冻人”也要美丽,其实大炕要暖和得多,如果烧不好火墙,睡木板床会很冷,但是女知青们认了。至于多费多少煤才不是她们考虑的事。

今天是逢十的休息日,秦抗美可以不用早上5点就爬起来去放起床号的唱片,只要7点去播送革命歌曲,8点不误了播新闻就行。同屋的其他三个女孩心想,好不容易的,让她睡个懒觉吧,所以谁也没有叫她。这三人,有两个是小卖店的售货员,一个是上海知青,一个是北京知青,第三个是营部的出纳,是个哈尔滨知青。她们六点多就都起来了,一是照常起来惯了。再说,小卖店休息日可是最忙碌的,根据大家的意见,小卖店改变了过去逢休息日晚开门早关门的惯例,到了休息日就早早开门,而且把团部商店一些时新商品和过去从来不在小卖店出售的食品都拉回来卖,如啤酒,甚至开办了代写书信的“业务”,使小卖店成为老职工称赞的知青“为北大荒人办的好事”中的一件。

女孩子总是要事情多一些的,所以早上洗脸的、刷牙的、梳头的、开箱子找衣服的,忙忙乱乱,各种家什虽然声音并不太吵,还是响成一片。

这时,秦抗美突然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坐起,叹了一口气喃喃说道:

“唉,沙晓青啊!”

其他三个女知青听了,一愣,随即相视莞尔。

“抗美,侬怎么啦?”问话的是上海知青吴培珍,她长得俏丽,白净的脸庞上有几粒浅浅的雀斑。

秦抗美自知失语,连忙掩饰:

“没怎么呀!”可是脸上早已遮满红云。

“还没怎么?醒了第一句话就叫人家名字,怎么?想他想成这样?”

“去你的!谁想他了!”

其他三人都哈哈笑了起来。

“要死啊侬!”秦抗美起身欲打吴培珍,够又够不着,含羞学了一句上海话。

原来,秦抗美刚才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在北京颐和园和沙晓青一起划船,湖光山色、垂柳拱桥,水中倒影,美不胜收,沙晓青说要去买冰棍,也不知他怎么上的岸,竟一去不返。急得她只好自己划船,可是怪了,平时会划船的她今天怎么也划不到岸边。此时,周围景色突变,仿佛是北大荒的沼泽地,水的颜色也变得深不可测,急得她想大叫沙晓青,一下子就急醒了。

“你说你!人家都是男追女,可是沙晓青从来没有到宿舍找过你,剃头挑子一头热!”

“就是!沙晓青有什么好?要个儿没个儿,要人缘没人缘,他爸还有问题,字写得好能当饭吃吗?”

几个人都热心地劝秦抗美,秦抗美却一声不吭。

临近春播大忙,伙房杀了一头猪,要改善伙食。这里的惯例,逢麦收、秋收、春播等农忙季节和春节、新年、国庆等节日,要改善伙食,让大家见点儿油腥,因为平日伙食实在是太差了。沙晓青在这里共呆了12年,几乎没有吃到过鸡蛋。只有一次是因为他中了煤气,晕倒在地,周菊红听说后,在姐姐家煮了一碗挂面,卧了几个鸡蛋送来,不好意思叫别人看见,交到一个知青手里就走了。食堂的伙食单调是几十年一贯制的,被称为“老三样”:每天的主食老三样:中午馒头、早晚发糕,就是百分之40的白面掺进玉米面发了后蒸的,又称大饼子,还有玉米面糊糊;蔬菜老三样:一年有八九个月就是萝卜、土豆、洋白菜,因为北大荒的冬季长达六个多月,前后还有两个月蔬菜青黄不接。因为是小麦产区,从来没有大米吃,白面多却也没有吃过面条,因为没有轧面机,二三百口子单身职工吃饭,靠手工擀面条可不成。

这样一来,弄得沙晓青每天早上七点吃了发糕,一到八九点钟,胃里准保要反酸,一反起酸来,烧心的滋味真难受。他只有设法吃一点碱性的东西中和一下胃酸,夏秋之际还比较好办,到菜地摘一个西红柿、黄瓜或柿子椒什么的,实在不行,揪一根青草,嚼嚼它的嫩茎,也有点绿汁儿。冬春季节没什么可吃,只好使劲咽唾沫。因为他听说,唾沫是弱碱性的。

要说,这还是比那些到农村插队的知青生活好得多,那些知青最要紧的问题是吃不饱,那么吃得好坏也就顾不得了。

杀了猪,要先卖给老职工一部分,然后才是伙房的。凡是成了家的人,包括一些年龄大、来的早的老知青,就自己起火过日子,不再到食堂吃饭。而没有结婚的,哪怕是五六十岁的老光棍,也可以吃食堂。不分男女、无论饭量大小,不定量,伙食费一律每月12元。

猪下水主要是肠子一般不卖,淘洗干净,放一些干辣椒,炒一大脸盆,刨去炊事员的份额,剩下的打饭时每人给一小勺,就是那种长柄的城里人喝汤用的小铝勺。你想啊,那么多人,每个人也只能摊上这么一点儿,解解馋而已。

因为少,难免就有人计较,就容易起纷争,所以每次的炒猪肠都是由司务长亲自掌勺,就是那个他怀疑好几年前偷他毛衣的司务长老袁。

沙晓青打饭时,他眼见司务长给他前面那个人、也是知青的农业排副排长盛了满满的一小勺。轮到沙晓青,司务长面无表情地给他盛了一小勺,举到半路又不动声色地轻轻晃了一下,晃掉了一小半儿。这样一来,给沙晓青的分量就只有那个副排长的二分之一。沙晓青盯着他的眼睛,突然发现他的瞳人带有一种豆绿色。明知司务长是看人下菜碟,可是他也不好说什么,只是心里干生气。

一天里,先是翻毛皮鞋的事,不仅原告成了被告,还莫名其妙地挨了打,接着在食堂又受了气,沙晓青既恨自己窝囊,又在心里发酵着仇恨,走在路上,几乎看任何人的眼光都是敌视的。

突然,在住区远远的一个拐角处,几个五六岁的小孩子跑出来,看见沙晓青,就大声叫道:

“瞎子!沙瞎子!瞎子!沙瞎子!”

这“沙瞎子”在沙晓青听来,和“杀瞎子”一样。顿时他怒从心头起,急步追了上去,抓住其中一个离他最近的小男孩,一巴掌就抽在他的小脸蛋上,接着还照屁股上踢了一脚,嘴里恶狠狠地骂道:

“操你妈的!我让你杀!”

事后沙晓才得知,这个小男孩是马营长的儿子,半边脸肿了好几天……

(未完待续)

《自由写作》第6期【中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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