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钟:闲​说诗与观念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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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仲维光先生《“诗”还是“观念艺术”?》一文的闲聊

北岛早就是一只死虎了,一只死虎还人人喊打,可见北岛积怨甚多,在他得意之时欺行霸市,如今落得这般地步,真是活该!
死虎也不是完全无用之物,它有时候还可以当标本用用。仲维光先生对北岛以及北岛所代表的那批人的厌恶之情,已经让人感到其已到了丝毫不想掩饰的地步了,尽管仲维光先生在文中还称他们为朋友,并自认也是那个出口转内销小圈子的圈内人。然而他的批判却不够严谨,行文过于匆促,这就使得他在文章里留下了太多的纰漏。本来很好的一篇大批判文章,没有让读者产生对北岛的更厌恶的情绪,却反而注意起仲维光先生文章本身的瑕疵,产生了某种不该有的、想要帮他纠纠错的冲动。所以我觉得,仲维光先生在写文章之前,应该想成熟了再写,胸有成竹嘛,这样你给别人留下质疑你的机会就大大减少,而对于被攻击者来说,杀伤力会大得多。

下面让我们看看仲维光先生的文章是如何让人读得不畅快的:

“这又是一个人为的“皇帝的新衣”的故事。”
——仲维光先生的文章开篇第一句话,就是一句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且不说,“皇帝的新衣”都是人为的,在这里,仲维光先生是在说自己将要说一个“皇帝的新衣”的故事呢?还是他准备讲述一个别人的“皇帝的新衣”的故事呢?
看后文方知,他此话的本意,原来是要指当代中文现代诗是“皇帝的新衣”。因为从他大量的对“当代中文现代诗”的指责来看,“当代中文现代诗”就是一件“皇帝的新衣”。
然而从仲维光先生说出的第一句话起,就感到他有语焉不详的特点。

“三十年来,人们厌恶当代中文现代诗,远离这些现代诗,几乎所有的人都被迫说自己不懂诗,但是却依然没人愿意出来公开拒绝它,更不要说分析否定它。”
——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具有涵盖性的对于事实的判断。

“三十年来,人们厌恶当代中文现代诗”。
这里的“人们”是指所有人吗?
紧接着他说“几乎所有的人都被迫说自己不懂诗”,不过还算好,“几乎”不等于全部。
他用了“被迫”一词,这使人觉得很严重,这么多人“被迫说自己不懂诗”,那会是一种什么力量呢?又是什么原因在“几乎所有的人都被迫说自己不懂诗”的情况下,“却依然没人愿意出来公开拒绝它”呢?
如果上述仲维光先生所述并非基于事实,而仅仅只是他的个人臆想,那么,这些夸大其词的、看似严厉的指责,实在没有多少力度。

仲维光先生在“忍受了几十年后”,终于“决定还是花费一些时间把它说出来”:“我决定把问题提出来还因为它涉及的不仅是诗歌问题,而且还有更深的文化和社会问题,所以描述、探究这个问题是值得的”。
然而,也许碍于仲维光先生本人的能力问题,我们统观全篇,却并没有看到仲维光先生就这个“更深的文化和社会问题”给出答案。
于此,仲维光先生开始了他的讨伐之旅,用一些极具刺激性的字眼开始了对“当代中文现代诗”的砍杀。

仲维光先生针对他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使用了这样刺目的字眼:“1.文学领域中的癌变——当代中文诗歌”。
紧接于此,仲维光先生是这么说的:“对于当代中文诗歌,一般的中国人乃至文学专家大多数人客气地声称自己不懂,但是相反大多称赞来之西方,或者是那些掌握些许汉语的汉学家,或者干脆就是不懂中文的媒体或文学界。”
先不说仲维光先生在这里脱口而出就搬出“一般的中国人乃至文学专家大多数人”有什么依据?文章开始仲维光先生就说“几乎是所有的人都被迫说自己不懂诗”,从口气上看,应该是希望读者理解为“所有的人”。现在,仲维光先生说“一般中国人乃至文学专家”中的“大多数人”,也就是说,在这个大多数人之外是应该有少部分人是“懂”得的?
加上后面还有“大多称赞”者是1、“来自西方”、2、“掌握些许汉语的汉学家”、3、“不懂中文的媒体或文学界”。略一盘算,称赞者还是有不少人的,尽管他们的身份各异,而主要的称赞者来自西方,还有不懂中文的媒体与文学界。
虽然我不想说仲维光先生的逻辑很混乱,但我在读的时候感到很费劲,这是仲维光先生的不严谨造成的。

因为德国汉学教授顾彬说中国当代文学值得一提的就是诗歌,于是仲维光先生就坚决地唱了反调:“最不值得一提的是八十年代后的中国诗歌”,中国诗歌只是对抗某些意识形态设置的界限的“观念艺术”。
仲维光先生说:“这牵扯到中文对于“文学”的理解,在整体上对于“诗歌”根本特点的理解,对于中国语言的理解,乃至对于当代西方艺术和中国艺术的理解。它甚至涉及到更为广泛的对于极权主义国家的党文化的理解,及与西方文化,当代西方左派文化关系的;理解。”
牵扯到这么多重大的“理解”问题,然而,让我们失望的是,仲维光先生通篇都没有给出他的解说,他究竟会有怎样的高论,我们不得而知。
至此,我感觉仲维光先生只是说说大话而已,肯定拿不出什么见解来。

仲维光先生说:“笔者认为,如果说小说由于是叙事的,因此一些小说还有些许实际的内容而有可取之处,那么作为一种纯粹“文字艺术”的诗歌则几乎完全是一种癌变。”
我读到这里,才弄明白仲维光先生为什么要在第一节小标题中说“当代中文诗歌”是一种“癌变”,原来他的意思是,“当代中文诗歌”作为一种“文字艺术”是一种“癌变”。
他基本上不屑于讲清楚这个“癌变”是一种什么状况,就将自己的厌恶之情表露无遗:
“被称为“诗”的形式的诗歌作品可说是当代中文文学领域中最糟糕的、最荒谬的,最烂的产品。”

仲维光先生列举了一些北岛的类似于口号诗的句子,却把北岛除了这些口号式句子之外的诗一概不提,并据此下结论说:北岛的诗只是一些政治口号诗。他还引用李欧梵评北岛的话说:“这些语句用京片子读来虽然响亮,一句一个口号,但不是诗歌。”这语气里有揶揄京片子的意味,但恰恰此话构不成对北岛的杀伤,反倒会引来京片子们对北岛的同情。
仲维光先生问:“究竟什么是诗歌?”
他自己是这样回答这个问题的:“如果你写诗没觉得困难、痛苦;出版诗集没感到有被嘲笑的可能而诚惶诚恐,那么你对诗歌的理解和认识就一定有了问题,当代诗歌世界和现实世界就一定有了问题。”
这就是仲维光先生对何谓诗歌的回答。
我很怀疑仲维光先生究竟是不是认真思索过何谓诗歌的问题,如果仲维光先生从来就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那么,能有今天这样的回答,应该也已经算是勉强过得去的回答了。但是,自以为聪明地以这种浮皮潦草的态度就可以把何谓诗歌这个重要议题蒙混过去,那也太低估读者的智力了。
由于仲维光先生是一个最不动脑子的批判者,到后来,他几乎把所有的读者也都归入到这个队列里。他说:
“对比李欧梵的评价和这些诗歌在大陆社会的反响,联系到极权主义社会的完全意识形态化特点,这些句子之所以能够在大陆流行,不是因为这些诗歌的诗情画意,而是因为已经习惯于意识形态式思维的读者,不仅很容易并且习惯于被另一种意识形态倾向所吸引。”
“以口号反对口号是最不用动脑子就能够接受的形式。”
他几乎把所有大陆人都说成了只会接受意识形态指令的机器,我倒想在这里提醒一下仲维光先生,众怒难犯,你把你的砍刀砍向了所有人,这是非常不明智的。
当然,我得指出,在这里,有一小部分被仲维光先生讲对了,北岛的诗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表达,而他用以反对一种意识形态的武器也只能是另一种意识形态。不过,话又得说回来,古往今来,又有哪一门艺术没有一个基本的意识形态立场?!

老实说,我觉得他在评价北岛的时候,有些话说得还是很到位的,对北岛的某些定位也基本准确。北岛作为诗人,他的水平只是一个中学生的水平,这几乎是被公认的。如今能爆得大名,是有时代原因的。北岛那代人,他们成长在一个文化荒漠时代,而当时,面对中国这样的铁幕国家,西方也急需一个象征性的反叛者,人们很乐意在这样一个鸦雀无声的国度里看到一个与众不同的异类,北岛的作品应时而需,虽然强度不够,但也勉强符合作为一个反意识形态的符号。其实北岛从来就没有真正地反叛过,但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作为北岛本人,却利令智昏,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把功夫花在寻求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上,据说还专门在瑞典文学院楼下租了一个房间,等着诺贝尔奖砸到头上来,只是因为高行健的得奖,才使他彻底幻灭,转而回到大陆。但是,按照他在西方几十年混到的身份,回到大陆的前提条件,必定是与官方合作。至此,北岛一生的投机也达到了巅峰。在青海湖诗会上,在他左右两边站着的,一个是中共的中央委员,一个是青海省级的高官。

我觉得仲维光先生在翻译诗的问题上,还是有很多我所赞赏的观点。比如仲维光先生所说“翻译就是对诗歌的毁灭”,直截了当毫不含糊。然而,仲维光先生说着说着,一些话又说过了头。仲维光先生举了一个他在翻译爱因斯坦的一首诗歌时的例子,然后说:“我无法确定自己是否把握住了原文的“意思”。于是请教一位德国的汉学博士柯久思女士,她看了爱因斯坦的诗后,赞不绝口……”
然后他说:“我没有资格评论爱因斯坦的诗歌,只有“迷信”柯久思博士,告诉读者那是一首非常到家的西文诗歌,读者如果看不到语言的精妙那是因为中文翻译无法使得读者看到语言的精妙。”
仲维光先生因为自己缺乏对爱因斯坦诗歌原文“精妙的语言后面原诗深层的意义”的把握,不能够说出“自己理解到的意思”,又何必在后面却断言西文的单调与单薄呢?这种自相矛盾又给人留下了说话不严谨、逻辑不一致的把柄。他在对中西文比较的时候,突然用了一个荒诞的比喻,立刻使他的论述变得很不严肃,当然作为读者,也会感谢他在严肃思考之余给了我们的神经松弛一下的机会。比如他认为,中文是四声的,而西文则是二维的。他说:“这就和黑白电视与彩色电视的不同一样。”这个比喻实在让人忍俊不禁。西人一定不会看到他这番说辞,否则会被西人嘲笑成什么样就很难说了。
“西方语言诗歌的魅力是二维的,也就是说一般它的发声只有起伏,像一条小溪,发出叮叮咚咚的起伏悦耳的声音,像二维坐标上变化的乐音。”
我们就说说常识吧,语言是用来表意的。任何语言,离开了人,就都是二维的,即使像中文这样的象形文字。何况汉字发展到今天,即便是所谓的“象形”也早就符号化了,而在这一点上,和作为拼音文字的西语又有什么区别呢?!
一个在西方生活了这么久的人,竟然这么看待生活在其中的那种语言,听仲维光先生这么一说,立马让人觉得西人简直都是行尸走肉。这是在侮辱西人和西人的文化呢,还是在侮辱作为一个客居者的仲维光先生自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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