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慈:喷泉(长篇小说选续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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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慈

第五章 文革中与文革后

我领悟到杰拉西那些使我们来到这里,为我们工作的人的苦心。他们请了最好的厨子给我们做饭,花许多时间带我们去森林去海边。但我是一个飞不起来的人,消沉地站在一块空地上,四周茫茫,不知起飞的本质动力是什么。我在集体活动中一心两用的。杰拉西的负责人组织我们去参观森林里多年来各界艺术家留下的雕塑作品。那些艺术家利用树,石,土,水,沟壑在大自然中做了许多作品。树雕,是一个意大利人用水泥做的三角形,圆形,长方形等几何图形作品与树相依之作。石雕,是一个巨大的蛋,在森林的窝巢中。山头上也放了一个。老远望去,它就像是山生出来的一个蛋。土,用土堆出的一座雅典城市,还有亚洲的泰国首都曼谷。水,它在干旱的山中从一座水车里用想象利流过,在雨季,它真有水。

这些作品是个体艺术家的价值与远景思考,但人为的东西与自然相比,总是那么可笑和笨拙。我在现场做了一个个白日梦,又从这些梦中醒来。在森林与雕塑中我见到了天空那张显示阴凉光辉的脸,它脸上的白云;天空下,两边如海的树木之间,形成一条信道朝向神圣的天穹。

树木生长的气味和百年来树叶腐烂的味道,在离我不远的山谷里弥漫;我遥望着,联想到滇南山区的大森林。腐烂的树叶,动物尸骨,老树的湿气和新树的气息。我在这山里看到太阳,它在渐醒之中,天空明亮清晰,树不动,叶静止,每一片树叶都面像我,凝视彼此,互相认知。等到那些光真正醒起来,现实的一切就湮消云散,我身处另一个世界,另一个时空中──过去留下的记忆,已将我变成现在的时间过程。妈妈,我多想了解你啊,你是雾中的迷,多么想爱你啊,你是天上的光。

语言是不够的,生命需要的是另一个世界。

我用电话卡打了一个国际长途电话给弟第。他的小灵通收到信号时,他正在县城的大街上买米线吃。妈妈还是没醒来,我出来吃点东西,就回医院去守她。姐姐你放心,我一定把妈妈守好,我晓得你和妹妹不能没有妈妈,缺了妈妈我们都活不了。弟弟在电话上哭起来。

他让我回想起他小时候哭哭涕涕跟在妈妈后边的样子。

妈妈踹了他一脚,他并不大哭,紧紧地抱住她的大腿;像随棍的蛇,踹一下,他抱得更紧一些。那是文革武斗将开始不久,爸爸已宣布他不认她们母子。他的银行存折交给了一个小护士。她白天装出一副清白的样子,对我爸爸视而不见;晚上在缝纫机上给我爸做短裤。我爸一辈子的缝纫手艺就是她教的,他也只会缝短裤。文革后,我爸爸给全家做了许许多多的短裤,全是用一种薄薄的紫布做的。

妈妈为这个年轻护士伤透了心,听说连银行存折被护士占领那天,她昏倒。

21

文化大革命就是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只怪兽敲锣打鼓地进了蒙自,高喊着这一句口号。大人们兴高彩烈的欢迎它。我们小孩,在无边的童年寂寞中终于忘乎所以地疯起来!

三小的女校长被抓起来,游街示众。围观的人高呼:批倒批臭走资派!有人将一桶红油漆浇在女校长身上,她怪叫一声,昂起了血淋淋的脑袋,把街上看热闹的小孩们和我,都吓呆了,有的老头子哭出声来。

我们小孩不敢抓人,就拿动物出气。

他们抱了一只猫,用线把它勒死。插了一根管子在它的屁眼里,使劲吹,等它像气球一样涨起来,就把它扔到臭水沟里,用石头扔它,砸它,丢鞭炮炸它。那是一只灰黑相间的猫。嘴咧得大大的像在笑。我飞跑到家门口,坐在台街上,哭个不停。

周末,那些山上下来的马拴在街上,主人去吃饭。马交配,当着我们一群小孩。等它们分开,公马的一根红生生的生殖肉茎吊在肚子上,他们抓把灰沙撒上去,它收缩得生疼,不停地灰灰叫,眼珠子瞪得发白,嘴角冒沫沫。

我到处跑,像被掐了头的苍蝇。跑一天,脑子才能甩掉人,猫,马挣命的怪样子。

不玩,就只能跟老婆婆去上班。她们是那么乏味,一年又一年排成队扎马草。单位上唯一的雄壮老公公坐在地上,把马草喂进扎刀的刀槽,老婆婆就一举屁股,踮起双脚,双手把住大刀,用全身的力扎下去。草被扎成寸长的一堆,喂马。马拉了屎,有了空腹,又要重新吃草,老婆婆只好铡呀,铡呀,不停地铡马草。外婆跟其它的老婆婆一样,白胖无力。一天要扎几个小时的马草。到了下午,我小声背诵‘古兰经’。古来福,枉来福,翁龙唤,塞卖毒;二来有利哉,歪来么有你哉……歪来么儿唤古乃胡,翁轰,胡来可拜儿!

一段又一段,都是礼拜的时候要用的,但不明其意,不知其音,只好在马槽中睡着了。

从不到一岁开始,我已经这样睡了好几年。我睡我的,马站在马房里,站着睡它们的。有时心里一惊,醒了。问那些老婆婆:

哪样是真主啊?

马头:真主啊,是春天,是大地,是太阳,是刮过的风,是马身上的毛……

我以为其它人要笑了,可是个个都严肃,这样讲话不是很不寻常吗?我要再问,我把声音再提高一些:真主是哪样?

众婆婆一起回答:真主啊,是春天,是大地,是太阳,是刮过的风,是马身上的毛……

我睡在马槽里,透过无形的真主的脸看到空旷的远方山峦,大风卷起尾巴,吹过层次丰富的树林,太阳在照,凤凰在飞,我变成一个斑点,印在树上,成为树皮的一块。

从不到一岁开始,我已经这样睡了好几年。我睡我的,马站在马房里,站着睡它们的文革中的一天,有人喊:猪生象了!猪变成大象了!我惊醒后,看见细小的尘埃飘在太阳光里,跑呀跑呀,随着人流,从回子街到碳巴街,到韭菜园,见人群围成堆,还有人在跑来,不得了,出大事了!我的心跳,手臂上出了鸡皮疙瘩。

猪生的仍然是猪。世人夸张了。

文革,有人高喊:出了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了!

很多造了反,造了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反;夺了权,我家的二娘,嫁给了新上任的县委书记王伟。

我家有了特权。特权是看滇戏,电影可以坐在前排,不要票,不收钱。

外婆和我在文革中去看一场电影,革命京剧样版戏,芭蕾舞剧白毛女。

去看电影的人很多,我和外婆站在剧场的门口。门开了,黑压压的人群压向我们,外婆和我被冲散了。她听到我叫她的声音,一声比一声凄慌。我听到她叫我的声音,马丁!马丁!马丁!一声比一声焦虑。我被人势推压在地,无数的脚跨过踩过我的身体,我紧紧用手捂住胸前的一枚毛主席的像章,本能地怕它被踩到。漫长的踏塌终于过去了,外婆找到了我,她勉强把我背起来,送我去医院。路上碰到一个亲戚,他接过外婆背上的重负,将我背到了州医院。结果,我没有被踩伤,只是被过度惊吓。而外婆则断了全部根肋骨。

前排永远没坐到。

1966年5月13日,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立。

家里,我弟弟出生。父母决裂,分成两派,八派和炮派。宗旨都是一样的:誓死保卫卫大领袖毛主席!

我,则生了两场大病。

22

我经常生着病。我一生病外婆就吓得不得了。半夜三更的在黑夜中背我穿过整座县城和大湖去县医院看医生。一个小孩的外婆带着她的外孙急急忙忙来看病,儿科医生动不动就喝斥:没病,带回去!没床位,别啰嗦,来里来的那里去。

这一次,不行了。我拉肚子脱了水,高烧不退。电报已经拍到我爸爸那里去了。外婆迈着一双半大不小的解放脚背我到了医院,求大爷大姑奶奶一般求他们:医官,给她看看病吧,咳个不休啊,要烧死的!

背回去!没事。

我外婆豁出去了,噗通跪地上:看在真主面上,让她住院吧,她出个三长两短我负不起责任啊!

老太婆,跟你说了,没床位,针打了,你背回去吧。

外婆第一次气势凶凶地:你们什么些人?这个孩子病成这个样子,她出了事你们负不负责我问你们?她的爹娘也是医官,他们在老屄远远的边疆为人民服务,他们的娃娃病重,你们连看一眼也懒得,你们说这个世道直的歪的?

有个男医官眼睛珠子转转,小心异异问:他们那个医院的?在那里工作?

搞清楚了。这帮人是我妈的同学。于是就要给他们同学的娃娃抽血检验。连蚊子咬的一个包,也要抽血。我经常感冒、咳嗽、我还是腹泻患儿。这次也是,那就打吊针吧,好让病小孩的体温降下来。那是靠药物强制性降体温,对我的恢复没有积极的意义。他们对我使用了大量的抗生素。我因发烧,拉肚子进医院的,他们用一根针扎到我的胳膊上血管里输液。

后来呢,还知道是王主任家的亲戚,不生病时就给我注射“流感疫苗”,预防流感。实际上流感是无法预防的,因为流感病毒每年都在变化,你去年研究的疫苗,怎么预防今年的流感?医生都知道,世上没有有效治疗和预防感冒的药。我还在县医院里做了“心脏瓣膜手术”,其实没有必要做这种手术,我长大了自然就会好了。唉呀我家里花了很多钱去做医疗,他们出于对我家的多多少少的讨好,我们被医院骗来骗去。我腹泻,因为受凉,或消化不良。这种普通症状不用开药,但是因为他们搞不清楚我患病症状的原因,以为是细菌感染引起,需要服用抗生素,于是给服用抗生素。医生处理起来容易,又能满足外婆总是让医生多开药,开好药的心愿。医生和外婆之间没法把我的的病情搞清楚。医生也根本不跟外婆交流,来教育她如何看待孙子的这个病,也不向她普及一些一般的医疗卫生常识,他们的办法,就是在文革的政治派线斗争中明哲保身,不犯错误。

第二次,我的咽喉扁桃体肿大,一直发烧不退,又在医院治疗了一个月。医生一直给我用各种抗生素医疗,但是我的烧一直没退,花了千把块钱。我这时已经出现菌种紊乱现象,产生了“抗药性”,这是滥用抗生素的结果。外婆跪在我床边求主保佑;我爸爸也来了,风风火火,卖掉了他唯一最值钱的一个半导体,坐了两天的汽车。还在他走前给跟我妈大吵了一架。

那时我发烧在39度以上,县城的人一辈子没见过‘冰’,我在发高烧时常常猜想它的模样,它肯定不是水的长相。我一边咳嗽一边看着外婆祷告的哭相,如果真主是一位女人,她会以敏锐的眼光观察在小城市这种难以理解的现象:小孩子不会咳痰,尤其睡觉时把鼻涕流到喉咙,早晨起来就咳嗽,是小孩生理本能的自卫反应,这不用吃药。但是如果孩子的咳嗽是由细菌引起的,如支气管感染、肺炎、百日咳等,就需要用抗生素。但是他们两三年来对我滥用抗生素,我已经对药物不反应了。

住院一个月。

我同病房的一个五岁的彝族小女孩病号,她是一个长得非常漂亮的女孩,穿著脏透了的花裙子,包着头巾,她拉肚子好几天不止,她爸爸就把她背下山来了,走了四、五个小时才走道这个医院,郭医生开了十CC的青霉素,让护士给她打点滴,护士是农村出身的,把处方上的10CC看成了1000毫升青梅素,点滴才吊了半小时孩子就死了。她进病房的时候软遢遢,被她爸爸像放一根面条下锅一样放在床上;离开的时候,硬梆梆的,像一根棒冰被她的爸爸哭着抬走。

先是医院的领导和所有科室的负责人穿著白大挂围着病床上的小尸体站成一圈,将这次医疗事故按国际医疗法谎瞒成病人不治而亡。

最奇特的事情来到了:小姑娘的爸爸在他们走后跪在小姑娘的床前下悄悄祷告,神态跟我外婆一模一样,脸上很祥和。他还在她的头胸左肩右肩上点了一下。

他信什么教?我在心里给他编话:主啊,你选了我家大姐,让她跟你走,你是世上的的光……

那是个非常漂亮的小女孩,她笑起来有一对白生生的门牙,衣裙脏脏,赤脚,眼睛水汪汪跟游泳淹死的余芳一模一样。她住在我床的右边,没说过话。

她死了。

我活着出了院。

23

妈妈调来了。在这家医院的妇产科上班。爸爸一个人在边疆带着弟弟妹妹过。

她严肃地对外婆说:我要把马丁带过去医院住,培养感情。

第三天,我就逃回了外婆家。妈妈太忙了,她会做六种手术,整天都在产室和手术室里。新官上任三把火,太想表现,结果出了事。一个同事给一个苗族女子刮宫,刮得太狠,出了一个洞,我妈正好在旁边的产床接生,她叫我妈过去,说的:马医官,我家里有急事,你来帮我接着刮,这个刮宫手术是三期(初孕)。我妈说,你先走,我给这个产妇接完生,就弄她。

刮宫钳一伸进去,夹出来的是一小团肠子上的黄油。我妈受了处分,记了大过。

我不认识回外婆家的路,一路摸着走了很多的委屈道,碰到很多解放军,才回到了反修路。原来我虽是蒙自人,足迹却只限于东南角一小块地方。妈妈的到来,扩大了我对老家地域的见识。

我失踪了十多天,妈妈才想起来,她跑回外婆家找我,她的妈妈说:你自己去问她,她走就走,她不走我也莫法。

我还是跟着妈妈走了。

我是怀着一种要去保护她的心情去的。可到了家,她又老样子。她不知道我一天要吃三顿饭,也不记得把开门的钥匙留给我。我发了火,她意外地说:你不回去食堂里自己打着吃吗?

我是回民,不回吃猪肉。

什么回民回民的,都什么时代了,改口吧。

不改。

不改,学校是怎样教育你们的?封资修的东西还没有扫尽嘛。

我和她打了起来,用一本书摔过去,她用一个听诊器砸过来。

我又回到了外婆家。

这样来来回回的就到了一九七五年,马村回民爆发了攻城抢武器的暴动。妈妈起先是站在汉人一边,是回民要捉杀的对象,后来她回医院抢救回民伤员,又得到了马村人的原谅。她在医院里却抬不起头来。几个月后,四人帮倒台,马村回民平反,重新定性,妈妈是为革命事件做出过贡献的人,她没事了,离党很近了。

但是,她的妹夫,县委付主任王伟被打倒,定性为四人帮的爪牙,三种人。妈妈是他调到这家医院来的,终于,大祸从天降,王伟进了监狱,妈妈进了学习班。

连爸爸,在妈妈进去后也受到牵连。他在办公室里看报纸,哼哼呼呼说了一句:哼,华主席,什么伟大,英明,伟大不伟大,英明不英明要等时间的鉴定!

坐在对面的同事听到了,暗告了他一状,他当天就被逮捕了。

分开了近十年的弟弟和从未见过面的妹妹,来到了蒙自县,投奔外婆家。王伟的两个孩子,也寄宿在外婆家。见心爱的女婿和痛恨的女婿都蹲了监狱,心头肉一样的女儿蹲了学习班,老舅也逃走了,外婆倒下了,连床都起不来。

我只好把弟弟和妹妹带回了医院的那半间我和妈妈住过的单人房里。我身上一共有十一块人民币,爸爸和妈妈的工资都停掉了。

我开了门,转过身来,六岁的小妹妹偎在鸡窝旁,眼光极阴冷又可怜地看着我。弟弟走过去,把她拉起来,我们一起进了门。

妹妹那年已经6岁,喜爱玩泥巴、跳舞和骑爸爸的脖子上。

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哭得十分厉害,露出非常惶恐的神色。我决定把她带来妈妈这边的家,为她付出。她一直跟爸爸妈妈生活,我知道,她小小的灵魂正在疑难中。

弟弟同样是跟爸爸妈妈长大。10岁,名叫马猛。他十分聪明和醒目,求知欲很强,但有一个问题,他吃东西时,狼吞虎咽,其它孩子吃饱了便会走开,但他还是吃个不停,好象担心自己永远没机会再吃一样。

我给他们做了一顿饭,其实就是煮了三只红薯。妹妹不讲话,不吃,一直到睡着了觉,她眼中的泪还是一层晶亮的水在她的脸上闪烁着。弟弟吃了三个红薯后,很友好地问我会不会玩乐器?我把几个碗洗洗,每个碗里放了些多少不同的水,用筷子敲出七个音符。弟弟很高兴,敲了一个“东方红”,他瞧着我很认真地说:姐姐,你是我和妹妹的妈妈!

弟弟和妹妹都睡着后,我在月亮下给他们洗衣服,白天停水,晚上才有自来水。我第一次洗衣服,放了太多洗衣粉,把手心洗烂了,可心里很高兴。夜里停电,我在烛光下给妹妹编了一个梨子大的小竹笼。这是老舅教我的,老舅,有人告他是王伟的保镖,有一箱手榴弹。他躲起来了。我此刻想着他,他有一张闪光的脸,不太清楚五官。我不会有机会见到他,我要等很多年。

爸爸妈妈都关起来了,我要一个人带弟弟妹妹,要带多少年?不知道。钱从来里来?我是一个初中二年级学生,我不知道。

有一个声音在高高的天空沉默着。

24

我在学校的生活也变了。我一直是团支部书记,红卫兵大队长。还当了多年的班长,就在某一天,统统撤销,成了一个被冷落的人。天空是多么蔚蓝,我的心是多么悲伤。

文革后,有一小部分人成了弱势。在全国万众欢呼的时候,他们被打倒,被关压,他们被叫做‘三种人’,即:“文化大革命”中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我们家,就是三种人。我的父母没有打砸抢过,但他们支持过造反,仍然被算在‘三种人’里面,还因为他们的亲戚曾经得势,帮妈妈调过工作,帮妈妈的弟弟办过一张驾驶执照。

学校给了我一张纸,让我写一份保证书与我的父母划清界线,彻底决裂。

我写得很快很容易,对我父母,我似乎没什么感情,可写的时候,似乎这张纸片使我愤怒的感情得以宣泄。这张纸片一直在我的档案里。

十一块钱,我用八块买成医院食堂的饭菜票,留三块做尚不知道的用途。饭菜票很快就吃完了。三块钱,带弟弟去街上的工农兵理发店理了发,给他买了个笔盒,开学时带妹妹去报名上了小学,就没钱了。

外婆给我们一点钱。每次我回外婆家,她都坐在门前的草墩上,膝盖屈着,两只手放在上面。见到我,她会夸张地做出一个表情,小声叫:大狗屁!你瞧瞧,你来了!

开学那天,我给妹妹编了两根小辫子,穿上我为她洗干净的衣服,那天下雨,她上学的路上打着黑伞,小脸白白的,头歪着,眼神冷冷。她小我整整八岁。我想牵她的手,她不让牵。

经常没东西吃,我吞抽箱里的鱼干油。喝水。我在教室里饿昏过去了。

第二次又饿昏过去了。李老师给了我一块钱。

外婆的病是一种慢性病,肠子不好,吃东西注意一点的话可以拖几年,可没吃的了,外婆养的两只鹅被吃掉了,我们也分得一份。连喂鹅的糠皮也吃尽了。外婆病危,二娘留职停薪,两个孩子卫村,卫党生病,天真的塌下来了。

我的学习成绩快速下滑,各门课过去是班里最高分,永远的第一名;第二名分数低我很多分;现在我的分数常常不及格。过去,我会在意,现在,我不行了。来月经,吓得不敢去上学,把旧裤子剪成条垫上。

靠外婆的救济过不去了。我去食堂的垃圾泔水桶里捞过米线,去菜市场的垃圾堆捡过吃的。

一分钱都没有了,我决定去找妈妈。

妈妈关在哪里?

我十四岁那年夏天的一个伴晚,我走在蒙自县的大街上。我已熟知这做县城,它的什么地方关着什么人,什么地方枪毙什么人,什么地方有什么人在欢庆,什么地方有什么人在残酷地受省查。我顺着一条阴沟,蹩着身子低着头,手里紧紧梧着外婆给妈妈煮的一口缸糠皮加羊油(油茶),我的脑子很紧张,我知道关妈妈的地方,假装为学校捡肥(牲畜粪便),我到过那个地方两次。顺着大湖,也就是我已经熟透的海子边,到县郊区的大园梓,顺一条知青打胎扔死小孩的大吐沟(吐阴沟水),再转到石榴园,站在那儿看风景,是全县最好的视线角:葛藤缠绕的小水岛就在眼前,岛上几扇白门坟墓,土原来是红的,也晒白了,黄喇叭花到处开,歪着开,斜着开,躺下也开。越过小水岛就是松岛,弯一下,是石桥,全省有名的关于“过桥米线”的神话就产生在那座桥上。

王伟跟我讲过,过桥米线是传统云南小吃,100多年的历史中,它几种版本的起源,都让蒙自人想入非非,饥馋不堪。滇南蒙自有位秀才,为了躲避迎来送往之应酬,独居于南湖中小岛攻读诗书。他的贤惠妻子每天为他送饭,总是在送到时饭菜都凉了。一天,她提了一罐鸡汤送去,揭开一看,还热乎乎的,原来是汤面一层厚厚的鸡油保住了汤的温度。她由此受到启发,把米线、蔬菜、肉片放在热鸡汤中烫熟给丈夫吃。秀才因此后顾无忧,发奋苦读,最终金榜题名,也为后人留下一道传统美食。由于这位贤惠的妻子送米线时要经过小桥,这种米线就被称为“过桥米线”,又因秀才考中了状元,也一度被叫作“状元米线”。

一年前,我们家还在堂屋里吃过牛肉过桥米线。一人一套,王伟分别买了米线、牛肉,他煮了鸡汤,我们自己烫着吃。辅料配料越多越好吃。外婆家的辅料有﹕生鹌鹑蛋,腌鹅肉薄片,鸡肉薄片,各色蔬菜等。吃牛肉过桥米线,当油汤大碗上来后,我们将肉片盘里的薄肉片放入汤碗里,用筷子将肉片在汤碗中搅动片刻,看肉片熟时,才把剩余配料盘中的配料倒入比头大的汤碗中,又放入米线。

外婆家的几只黄毛走地鸡一一成了家庭过桥米线的汤料,加水、盐、少许葱姜,几粒花椒,放在大土锅里炖成鲜美的鸡汤。买些涮锅用的牛肉片,豆苗、豆芽随菜,米线煮熟捞出,过水,放在碗里。鸡汤用大灶烧得滚烫,倒入一个大碗,依顺序,把牛肉片,菜,米线分别放入汤中。最后,放一个鹌鹑蛋在汤上。甩上一杓辣椒油、芝麻油,一碗中红、白、黄、绿交相辉映清香扑鼻的马家过桥米线令人终生难忘。

此刻,我突然意识到那种全家人红唇白齿,相视而笑的情形已经不会再来了。现实阴惨。

远方,出来一个高高在上的六角亭,亭属三山,合称三山六角亭。我站一阵,抹抹眼睛,离开,右拐,进入乡村大道,两边是玉米地和军营。还有得走呢。上海亲戚说的‘目的地’在县城之郊,该算老城被遗弃的部分。

关妈妈的地方叫什么我不知道,它是一座很有气派的老宅,破败又尊严,门口还有两个石头大狮子。门上有两个黄铜圈,绣得吃手,我用不着拍门,门是虚着的,有人守在门背后。我试试探探推开,被红油漆浇过脑袋的小学校长坐在那儿,她穿得很整齐,蓝上衣,蓝裤子。她现在是掌权的,整别人的人了。她问我是谁家的?传出一个小伙子来,叫他带我进去。进门是堵墙,化着扇花写着诗儿的照壁;绕过去,是长廊,长廊两边是庭院,地砖早裂了,长出了草,平房有墙窗飞檐,窗是木格子的,雕了花的,好木头的气质在花的坚硬中透出;檐上有兽形,衬着高高阴暗的天,红漆的扶手早已变成烂木头。烂木头下铺盖一片,又脏又乱,葡在铺盖上的人,坐在铺盖上的人,站在铺盖上的人,我全都认识,黄老师,祝老师,钱老师,孔老师,刘老师,金老师,他们是我的小学中学老师们,因为曾经是王伟的朋友,得过些好处来到了这个地域,鬼神一样地望着我,失色的脸,空洞的眼睛,皮肤如豆腐皮干黄污脏,过去他们在我家开会时门帘下垂,烟茶之气雾燎绕,红光满面,谈笑风生那是阳阴之别,像一些有传染病的人,被隔离在此,不得与家人见面,不得拿工资,病了不得出门去治,死了就是三种人。跳过他们的铺盖,我跟着小伙子走,前方是一个三合院,很正规的汉人的建筑。

妈妈住在相房侧门由厕所改建的矮房间里。两个女看守和她住一间屋。她今天之所以在这里,除了她的妹夫的政治殆害外,还有一条罪状是我造成的,那就是在林彪出事后,我给她写的那些信中反复出现的“反标”──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人家认为是她教唆的。

我一进去,妈妈的瞳孔突然收缩。

妈妈问的都是:爸爸好吗?外婆好吗?弟妹呢?

婆婆病了,起不来;爸爸被抓起来了。

她的眼球突然布满血丝,血丝如几道闪电的光磁,轰地一声向眼白部分伸去,张牙舞爪。

我在多年后才知道这就是神经分裂的征兆,我在多年后才知道她的处境。妈妈在我面前神经分裂。钱没有要到,却害了妈妈。

25

一年半后,她出了学习班。她出了学习班后疯了,除了外婆,没人当真,以为仅是学习班后遗症。她动不动就要揭发,要跟几个有名有姓的人划清界限。

医院把妈妈返回到她原来工作的大山中去,那个地方叫西星,有个卫生所,有一些被整的其它医院的三种人也在那儿。我带上弟弟和妹妹一起走,在她的身边。我们坐了两天没窗的的破汽车,骑在马上又走了一天,妹妹是由一个哈尼族大汉子背着。我和弟弟握住竹子做的马鞍,双手磨出了血胞和水泡。我们下马后,又走了几公里路,哭哭啼啼在夜里到了西星。我们住在卫生所的二层楼上。楼的背后就是原始森林,美丽的大树们无边无际。早上,雾气笼罩,我站在楼上的木梯上,闻到了原始的气味。味道就是那样的原始,大森林腐烂的树叶,动物尸骨,老树的湿气和新树的气息都裹在雾里,让我紧张又激动。妈妈开始工作;弟弟妹妹跟着我,到山上去拣柴火。晚上,弟弟和妹妹睡觉了,我就去找妈妈。她通常在接生室,在柴油灯的照明下给产妇接生。我坐在墙角,旁边烧着一堆火。

妈妈对我的存在视而不见,她认真工作着。赎罪般地任劳任怨。

妈妈好象也不知道我只是个孩子,她任由那些产妇的有阴门的屁股向我开放,从那道窄门中黑绒绒的小脑袋用吃奶的劲挤出头来,哇哇哭喊,尽情地夸张哭喊,让我的妈妈露出衷心的笑容。有时生出来的小孩没有声音,妈妈就抓住婴儿的一对小脚,倒提着,啪啪地拍打,直到头冲着地的婴儿怒放一声:哇啊!

难产的时候,妈妈满头是汗,如严冬大地无法复苏,压抑又紧张。在这种状态下最紧张的人士我。我走到产妇的一侧,让她抓着我得手,在死活线上挣扎的女人用力抓得太紧了,我的手骨发出嘎嘎的碎裂声,我跟着产妇一起惨叫:救命啊!妈妈不放弃,累到虚脱也不放弃,她的行为使我意识到:活着最重要!我衣袋里装着两个山梨,等着妈妈抓过去啃几口。有时一等就是十几个小时。

最后,有的孩子在妈妈手上死去。

她把孩子抱在怀里,如一个冻僵在冰雪中的人,站着不动。

她用游丝般的声音跟产妇说:去叫你男人把娃娃埋了。

产妇脸色惨白,但没有什么惊慌的痛苦。她们是些少数民族姑娘,有的人年纪跟我差不多,十四,十五岁的样子。她们木然地从产床上爬起来,男人来抱走她们,放在一个用竹子杠杠做的担架上,抬走。没有怨,没有大哭大叫,她们对死似乎习惯了。孩子呢,天葬在区公所外面的一片茶果林里。

那片林子,密密囃囃,树不高,很干燥,有一股瘴气的香味。一个一个的死婴裹在一块席子里,夹在树上最高的树杈上。

等待着鹰、鸟吃。

我背后的大森林里的湿藤高树毒菌野花蒿草仍然神秘地呢喃着男女情欲的耳语低声,它们呢喃到高潮时,我听到死神的哈哈大笑。

《自由写作》第9期【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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