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劼:子虚乌有的思想者俱乐部宣言(外一篇)

Share on Google+

◎李劼

我们是一群思想者。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是我们的宗旨。想象力和创造力,是我们的标帜。我们因为思想而孤独。我们因为思想而颠沛流离。我们意识到,思想的本质是孤独,思想者的命运是流浪。我们不会因为共同的写作而不再孤独。我们不会因为思想的成果而不再流浪。

精神上的高贵,使我们变得谦卑。思想上的富足,使我们始终自信。生存的艰辛,无法使阻挡存在的敞开。我们是微不足道的存在者,我们也是构成祖国一词的幸存者。无论我们走到哪里,祖国始终在我们的脚下。

我们挚爱异语文化的所有精华,我们担负着重建我们母语文化的使命。当我们面对人类的时候,我们想要知道的不过是,人和人口的区别。

我们也许无法拥有自己的房间,但我们始终有着自己的思想空间。我们全都经历过没有思想的年代,我们知道思想是多么的高贵。主义不要紧,只要思想真。我们看重的不是有没有主义,而是有没有思想。

1872年,一批以哈佛大学为中心的年轻学子,在波士顿成立了一个“形而上学俱乐部”,从中诞生了美国的实用主义思想。

今天,我们这批来自异国他乡的思想者,将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创造不实用的思想。我们因此而从一个实用的时代,走向一个形而上的世界。

思想是一种旋律,如同莫扎特在《安魂曲》里的飞翔,如同贝多芬《第九交响乐》第三乐章里的飘渺和悠远。

我们因为思想而彼此相望。我们因为思想而心照不宣。君子群而不党,思想独立不群。我们为“我”而骄傲。“我”是实在的,“们”是虚无的。

因为“我”的存在,于是我们开始写作。我们把“我”播种在各自的文字里,不是为了彰显,而是为了消失。

“我”在消失中进入永恒。从孤独开始,到孤独结束。告别人世之际,我们能够说的只是:我们曾经相聚。这不是为了告别的聚会,而是因为聚会的告别。我们不带走一片云彩,我们留下一个无限的空间。

这就是我们,一群思想者(的),俱乐部。

当我写这个宣言,环顾四周,空空荡荡。也许是为了寻找知音,也许是为了寻找同道,也许仅仅是为了自娱自乐。既然是孤独的,就不必俱乐部。

汉语写作的尴尬,使思想一再被悬置。假如真有一个思想者俱乐部,从里面走出来的,全是作古的人们。老子,达摩,禅宗六祖,曹雪芹,王国维,陈寅恪。他们证明了,汉语也能思想,汉语也能表达思想。假如生命好比修炼,那么思想好比体操。精神的体操。思想者俱乐部,其实是精神的体操房。天马行空的思想者,是一个精神的舞蹈家。学术可以有规范,思想却不能被羁缚。

在一个没有思想的年代,很想有个思想者俱乐部。可是,思想一旦启程,港湾的有无就不再重要了。假如没有当年的形而上学俱乐部,哈佛大学岂能成为美国人文精神的摇篮?然而,一旦精神消失了,那么再名牌的大学,也不过是一具世俗的躯壳而已。思想会在校园里起飞。没有了思想的校园,如同一个精神的墓地。

俱乐部需要宣言,思想者不需要。思想有时是无言的。思想被诉诸语言,一如少女成了新嫁娘。思想的最高境界,不是言说,而是沉默。一如真正的思想者,必定孤独。

2006年6月-7 月写于纽约

《商周春秋》代后记:一个思想者的自言自语

1

老子在讲说自己的思想时,充满无可奈何的神情。

孟子宣讲仁政,不仅理直气壮,而且滔滔不绝,气势磅礴。

韩非子讲说权术,带有一种赌徒在赌桌上的冲动和焦灼。

庄子是个诗人,却开创了中国的散文传统,自由,空灵。庄子散文是自言自语,不干预他人,不干预生活。庄子散文最精彩的段落,有类于婴儿的呢喃。

孔子从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学问家,不断地教导别人,却忘记了自己所知道的乃是毋需赘言的常识。

为了将孔子所说的常识提拔为唯一的思想,后来的帝王索性废黜百家,独尊儒家。为了抬着孔子吓唬他人,后来的学者没完没了地填补孔子当年留下的语言空隙,把孔子的话说到了不需要再思考也无法再思考的地步,从而在没有思想家的年代里扮演思想家。

孔子由地平线变成高山,是因为历史地表的下沉,是因为人心的不断沦落。中国人的不断堕落,使孔子终于成为圣人。

2

《山海经》里的人物,乃是最为本真的中国人。就像《尼伯龙根的指环》,照见了最纯真的日耳曼人一样。古希腊神话,荷马史诗,则是西方人的民族原型。

中国的演义,满目疮夷。《三国演义》,《封神演义》,还有《水浒传》之类,十分生动地呈现了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创伤。

《红楼梦》是对《山海经》的回归,天然浑成。

《山海经》故事间杂在山水地理的记载当中,就好比一幅幅壁画,镶嵌在乱石嶙峋的悬崖峭壁上。神话就是如此的天然无饰。

禅宗的崛起,让人回忆起孔子以前的年代,追溯到《山海经》的苍茫和混沌。禅,在中国人是对自由的回忆和回归。禅宗开启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中国式文艺复兴,一直到《红楼梦》的问世,才使人蓦然回首,发现那人真的站在灯火阑珊处。

那人是混沌,被孔子开窍,然后由禅宗修复。所以我说,禅宗开启了中国式的文艺复兴。

3

老子的无为而治和小国寡民,并不是在讲说一种不存在的理想政治,而是对周以前历代政治方式的回忆。必须联系《尚书》,才能看出老子政治思想的针对性。周王朝建立之后,周公和召公,主要是周公,发布了一系列的诰文,由此开始了中国政治有为而治的历史。仔细对比一下,所有这些诰文,与老子的政治思想刚好相反。周公在诰文中不仅有为而治,把治国比作“梓材”,而且禁酒,禁娱乐,给民众规定这个,规定那个,一步一步地剥夺民众自由生活的权利。从《尚书》中的这些官方文件亦即诰文来看,周公确实奠定了几千年的中央集权专制政治。

老子的无为而治,乃是对天赋人权的认可;而老子的小国寡民,则是对中央集权的不认同。

中国政治的联邦制思想,应该追溯到老子。

4

老子的修身养性,以回归婴儿,返回自然为原则;而周公的所谓德政,则要求人们以服从国家需要和社会秩序为道德准则。

老子的自然观,恰好是对从周公到孔子的非自然道德观的不以为然。这也是历史记载和传说中所描述的,孔子拜访老子时,老子不认同孔子的关键所在。

从《尚书》读到老子《道德经》,可以看出周室的症结所在;从《道德经》读到《尚书》,便可读出《道德经》对周公建制的批判意味。

由于老子的不争原则,人们读《道德经》似乎看不出其具体的批判性;但一对照《尚书》,其批判性便一目了然了

5

《尚书》中的《召诰》,虽然记载了召公的诰令,但主要体现的依然是周公的政治思想。

周公的政治思想和后来孔子的道德要求,建构出延续了几千年的中国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

《召诰》中,召公对殷商的批判自相矛盾。以否定纣王一朝推翻整个殷商,同时又承认殷商大多数王者,“兹殷多先哲王在天”。既然殷商多先哲王,那么周室为什么不照这些殷商先哲王的无为而治而治天下呢?召公不敢否定整个殷商,于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从而制作纣王无道,周灭殷商有道的弥天大谎。

6

召公谏弥谤,是召公圣明呢?还是周公所建立的专制政治出了问题?周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弥谤问题。言论不自由的根源,不在于周厉王的个人品质,而在于周公(连同召公自己)建立的专制集权。

周公召公建立的专制政治,必然会剥夺言论自由。召公在规劝周厉王的同时,却想不到反省自己做了些什么。

倘若摆脱了孔子的阴影读《尚书》,周公建立周王朝的实质,便可一目了然。周公的专制政治,需要孔子的道德谎言作补充;反过来说,孔子也正是为了维护周公的专制政治而撒谎。

孔子成为教条,成为意识形态,似乎就不需要弥谤了,因为言论有了标准,言论自由被一个最大的谎言在无形中给剥夺了。所谓的罢黜百家,独尊儒家,乃是周公—孔子政治和思想模式的必然要求。

当周公和孔子一步步地剥夺人们的自由时,可将老子的《道德经》归结为四个字,还我自由。

7

所以,老子强调,天下出现所谓的圣人,表明社会出了问题。真正的圣人,或者说历史上的圣人,大都是无言的。这也是为什么老子被人逼着才写下了《道德经》的缘由。

但也正是因为圣人的无言,造成了孔子的有言和有理,谎言成真,庸人成圣。

爱,是毋须言说的。老子《道德经》通篇不见一个爱字,但爱在其中。而孔子的所谓仁者爱人,并非以慈悲为怀,而是以爱治人。

8

司马迁写《史记》,号称愤发著述。写诗歌,散文,小说尚且不可意气用事,更何况写历史呢?

遭受冤屈,发愤著书,虽然精神可嘉,却史识庸常,没有越出孔子的雷池半步。

可能也因为是愤而著述,结果把老子和韩非子混在了一起。此错实在离谱,难以原谅。

汉武帝给司马迁动了宫刑,司马迁的《史记》给中国历史做了同样的手术,只是,那把手术刀,是孔子提供的。

9

司马迁写到秦始皇的暴政时,就没想到,羸政所做的一切,几乎都可以在周公召公的一系列诰书里,看到青萍之末。

当然,当年孔子在热烈赞颂周公时,也根本不会想到那样的武力统一,最后必然会导致秦始皇式的暴政。

相比于秦始皇,周武王确实明智和仁慈,他不仅恭恭敬敬地请教箕子,还知道马放南山,刀枪入库,更知道把人家的国家还给人家,并且还明白不能还给微子启那种抱着祭器前来投降的家伙,而是还给了骨子里依然是个殷商人的纣王之子,武庚。如此等等。相对于秦始皇的暴虐,周武王的圣明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司马迁有没有想过,周武王为什么能够如此圣明?或者说,相对于被周灭掉的殷商,周武王的所作所为,究竟是圣明呢,还是一种忏悔的表示?假如是忏悔,那么周武王又在忏悔什么?为什么会如此忏悔?

司马迁一叶障目,而那张叶子,就是孔子。

秦始皇把姬姓周室对殷商的那场战争,推到了极端,从而以十分暴虐的暴力统一方式,彻底根绝了以和平协议达成联邦的历史可能性。

书同文,少数民族不在内,所以他们得以保留了能歌善舞的天性。

车同轨,没见得道路因此如何的四通八达,倒是同样的马车,走了几千年。

量同衡,欧洲直到今天才统一货币,人家没有秦始皇的后代发达么?

10

周以前的中国,是个诸侯联邦,殷商王室,不过是诸侯长而已。殷商的政制方式,便是老子所说的无为而治。当年禹帝制定的洪范九畴,乃是这种无为而治的政治纲领,或者说政治模式。我想,这就是箕子为什么要耳提面命般地告诉周武王洪范九畴的根本原因。

箕子的劝告,或者说警告也行,周武王可能听进去了,可是他一年之后便郁郁而终,来不及把洪范九畴,也即是无为而治,定为周朝的政治体制。当然,也可能他一直犹犹豫豫,不知如何办才好。也许他根本就没有听进去。但不管怎么说,周武王一死,周公便为所欲为了,下了一系列的诰令,完全违背洪范九畴的政治传统,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有为而治时代。

这就是老子提出无为而治的历史背景。遗憾的是,司马迁看不懂这样的历史奥秘。可悲的是,由于司马迁没有看懂,以后的中国人似乎就永远看不懂了。

中国历史之所以会不断地循环,中国人之所以几千年不见长进,人心之所以会沦落到黑暗的地步,秘密起始于商周之交,孔子修史,司马迁写史等等这一连串的事情上面。在孔子和司马迁的阴影笼罩之下,后来的中国人还怎么读得懂老子的《道德经》呢?

11

老子就是韩非子,人人都那么说。尤其是那些学者教授,所谓的文化人。

无为而治,小国寡民,这与其说是老子的政治理想,不如说就是周朝以前的政治现实。无为而治,相对于周公的种种诰令;而小国寡民,则相对于中央集权大一统。

司马迁看不清这些,所以我说,《史记》对中国历史动了宫刑。

12

文学境界,有大乘小乘之分。独善其身,孤芳自赏,张扬个性,追求自由,小乘也。大乘者,或者慈悲,悲悯,或者谦卑,无我,也可说淡出自我,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如雨果,托尔斯泰,如卡夫卡,如曹雪芹。

托尔斯泰从对娜塔莎受引诱的谴责,想到了对安娜卡列尼娜偷情的道德审判,结果一写却写成了对她的同情,最后写出了对她的悲悯。但这依然只停留在小乘境界。直到《复活》,托尔斯泰终于写出了伟大的悲悯情怀,从而十分谦卑地请求妇女原谅他的罪过。

写作《吴越春秋》时流的是眼泪,写作《商周春秋》时流的是心头的血。

或说,走到天边,说话也要口对着心。写作也一样,以心为基准。

二00二年十月

《自由写作》第12期【随笔】

阅读次数:12,212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