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红:抢救渐被遗忘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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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红

前不久,我回了趟北京,听到有这么个说法:“上面”有旨意,一不准提“长征”;二不准老干部发表回忆录;三不准提“文革”。现在又加上一个不准,“逢六不准提”。

“文革”四十年了!这一场为官民所举的浩劫任八亿中国人整整疯狂了十年!目前的中国“体制内”的媒体却无任何有关“文革”的讨论或反思。上面装糊涂,下面更务实地只管捞钱。中国的国民性何在!

远点说,一场“反右”,揪出数百万右派份子;紧跟着又一场“大跃进”,“天天放卫星”的天方夜谈,中国饿死千万人;三年自然灾害,农民的浮肿还没消失,一场“四清”运动再把人扒层皮;来年爆发的文革,一搞就是十年,非正常死亡人数近一千八百万。更近一点的是:八九年“六四”的枪声震惊了世界,死者从九岁到七十几岁,这十七年来,中共政府对此没有任何交代和说法。

其实,文革的余毒还在蔓延,近期发生的“冰点”事件就是一个信号。

1966年文革爆发,当年的“老三届”现在算起来已经六十开外;当时的中年人,至今也已八九十了。历史的见证人相继作古。现在的年轻人对文革历史一无所知。

为此,我们有责任挽救逐渐变得陌生模糊的十年文革历史。

为此,我愿意写下四十年挥之不去,历历在目的我所经历的文革的故事。

1, 辩论“对联”

我出生于1946年。1966年时,我在北京工艺美术学校毕业班。当时中央有指令:凡艺术院校毕业生必须接受军训否则不能毕业。66年春天,我们三个毕业班搞完毕业设计后,被送往山西的一个野战部队当兵半年。那时,我们二十上下的,穿着军装,吃着掺着沙子的小米饭,每天摸爬滚打,倒也挺痛快。

突然一天,校方通知我们火速回京。于是,在我们连夜回到学校,背包还没放下的时候,就看见了学校的大白楼顶层,从素描教室窗外垂挂着一幅几丈长的对联,白纸黑字,字如斗大。上联:“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我们一下子全懵了。

“5.16”这一天,我们全部卷入到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了。

对联派是出身高干,革干,工农兵家庭鼓吹血统论的。出身不好的(在艺术院校是多数派)则是反对联派。两派之间开始了没日没夜的大辩论。原来吃住在一起的同窗好友们一夜之间反目成仇。大字报铺天盖地,操场成了辩论的战场

“新中国”成立十七年后,“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的腐朽的血统论大肆泛滥。

我出身资本家,被排了队,成了“黑八类”的狗崽子,属于反对联派。有一次,我们去支持中央美院的邓林(邓小平的女儿,当时大二。由于反对血统论,成了美院的革委会主任)。像她一样出身好却反对血统论的实属极少数。还有我们学校另一位叫钟玉屏的(父亲是钟赤兵上将),也站在我们一派。我们手挽手肩并肩地组成人墙,保护着演讲者。我甚至曾经三天三夜不合眼地写演讲文章,抗争“血统论”放肆野蛮的冲击。

可以说,在文革初期的辩论对联还是动嘴不动手,非暴力性的。

当时,遇罗克在“中学文革报”撰文“出身论”,轰动全国。我们看了真觉大快人心,有如一盏明灯。他那天才的极具说服力的论证,在全国产生了重大影响。后来,被“中央文革小组”的戚本禹定为反动文章。遇罗克因此被枪毙。他的姐姐遇罗锦也是我的校友,不过,65年她就毕业离校了。当时她属于思想很灰的,如果晚一年毕业的话,其下场就可想而知了。

2,“改名”

我的名字本不叫傅红,是傅俊长。“红”字是文革的产物。

我们家兄弟姐妹八个,我排行老二。祖父为我们起的名字都是三个字的,中间的字都是“俊”,依此为岭,长,田,达,杰,荣,华,贵,“荣华富贵”就都有了。乳名为仁,义,礼,志,信等。

文革开始后,我校的同届女生徐革非(徐向前的侄女)和比我小两届的邱谨俞(林彪死党邱会作的女儿)及其它高干子弟组成红卫兵,夺了学校“走资派”的权,成立了美校革委会。徐革非是主任。他们给我贴了大字报,“最后通牒”,限我在二十四小时内交出我的黑书黑画。因我在学校里是个尖子“白丁”(学习好,非党团员),文革前一直任学生会干部,负责组织学校的文娱活动。其实,邱谨俞等都是漂亮的女孩子,跳舞很好,曾经常常一起合作的。可一夜之间,我成了他们的“专政对象”。

那天夜里,我把我所谓的“黑书”(外国画册)“黑画”(我的画作),拿到锅炉房中付之一炬。

之后的一天,我被在大字报上改了名,从此叫“傅红”。

当时有些出身好的也兴改名。班上一位工人出身的叫穆鼎新,已经挺革命的了。他为了表忠心,改名为“雷兵”,祖姓都不要了。还有一批同学集体改名,都叫X文革。其中一位女生原叫贾芳芹的,成了“贾文革”。结果被贴了大字报说她攻击中央文革是“假”文革。她吓得半死,马上郑重声明再改名为“真文革”。

这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在当时可是非常严峻的。一字之误,可以让你上西天!

曾经有人用报纸写标语“打倒黑帮”,结果被揭发字的背面是毛主席挥手的照片,这是污蔑伟大领袖!再查,此人出身地主,属阶级报复。当即,被游街示众,然后拉走枪毙了。

3, 故宫里的“收租院”

在66年“砸四旧”其间,我亲眼见到无数的大卡车装满查抄的文物及四旧物资,如古董,硬木家具,线装书籍等等,从大街上招摇而过。

走资派和“黑八类”的家被红卫兵轮番清洗。他们涌入一家,进门就砸,说搬就搬。房子讲究的,他们就把主人赶进“牛棚”,把房子变成红卫兵司令部。

在红色恐怖的年代里,我母亲把仅有的细软包起来,趁黑夜扔进什刹海。父亲把曾有过三千工人的“三民土建公司”的老照片全部烧毁。我作为“狗崽子”没资格参加红卫兵,只能观望。

当时,故宫的大门上方还挂着由郭沫若题写的“故宫博物院”大匾。扫四旧一开始就被红卫兵给换成了白底黑字的“血泪宫”。

他们要把四川大邑县控诉地主刘文彩的大型泥塑“收租院”在故宫里重建。于是,从全国各大艺术院校抽调一些学生进驻故宫。我属于被监督使用人员,也在其中。

这三个月的“紫禁城”生活,是我一生中非常特殊的日子。至今难忘。

一开始,我们备料踩泥,把剪过的稻草和胶泥用水和起来,就在故宫的大殿里光着脚把泥踩熟,然后,进行泥塑。后来,红卫兵总部又抽点了以我为主的四个人,把故宫里所有显眼的红墙都写上毛主席语录。我们的“顾问”是原故宫里复制古画的刘炳森。他毕业于文革前的工艺美院,对故宫了如指掌。(八十年代成为名书法家,已去世。)那时,对于他的过分指手画脚我们还吵过架。其实,谁都是于心不忍的,看着满墙的美术字写成的标语与古老的建筑如此的不协调,我们互相看着,说不出话来。

当时,我们住在东宫的厢房,据说早年是太监们住的。一排大房,房内一溜儿用土砖砌成的大炕。正值夏天,屋里非常凉爽。在厚厚的宫墙外,运动如火如荼;而若大的故宫里,只有我们二三十个人。到了晚上,静得只听到手表的秒针在嘀哒嘀哒作响。

一天深夜,一阵紧促的拍门声闹鬼一般惊醒了我们:“XX电报!”原来,睡在我身边的一位四川美院学生的弟弟在大串联中被火车轧死了。

在那个年月,像我们这种出身不好的人,整天都生活得心惊肉跳的。

故宫重新开放后,成批的有组织的人们进来看泥塑“收租院”,被进行活生生的阶级教育。参观前,他们都要站在我写的语录前集体朗读。我写的语录从“御花园”到“午门”。当时,确实是有种自豪感的,觉得自己也为文化大革命做出了贡献。

时过境迁。“血泪宫”又还原成了“故宫博物院”。

据说,大地主刘文彩是子乌虚有的。那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4,“武斗”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检阅百万红卫兵。人们都知道,某部长的女儿名叫宋彬彬的,亲自给毛戴上了红卫兵袖章。毛当时说:革命不能文质彬彬,要武嘛!此后,这位附中的女孩改名叫“宋要武”。

有了毛主席的撑腰,全国性的皮带武斗便拉开了序幕。红卫兵们从兵工厂里得到枪支;以至扩展到部队内部派系之间为夺权开始动枪动炮了。

北京几所闹得欢的学校,如清华附中,师大附中,一零一中学,八一中学等,都组成了红卫兵“联动”(后被中央文革小组定为反动组织给予取缔),到处打砸抢,杀人如德国的纳粹。天安门旁边有个“二十八中”,他们学校的红卫兵竟私设地牢。后来我们去参观时看到,他们使用的酷刑,都超过了《红岩》书中的“中美合作所”。

比我小一届的一个叫缪维的同学,只因他与一位女同学谈恋爱,被红卫兵定成坏分子。徐革非,邱谨俞等一帮把他们二人剃了“十字头”,扒了衣服进行批斗。然后,把缪维拖进了一间素描教室。那教室的角落堆满被砸成了碎片的裸体石膏像。当时我们几位同学站在椅子上从门上的窗户向里看:他们从将校呢军装里抽出头上是铜环的皮带,你一下我一下,狠狠抽在缪维的背上。只一皮带下去就已皮开肉绽,缪维的惨叫声听得我们浑身发紧!我们在外面一起大喊“要文斗不要武斗”!可里面的人打得更狠。直到缪维完全昏死过去,他们才扬长而去。我们几个同学用平板三轮车把缪维送进了医院。抬他的时候,满后背血肉模糊。

武斗从学校蔓延到机关,厂矿,部队以至街道。

我们家住在什刹海边上,就是电视剧《梦开始的地方》所描述的那里。曾有一对儿开私人牙医的老夫妇被拉出来揪斗,指称当过伪保长。街道革委会主任是个城市贫民出身的老太太,她带着几个红卫兵把老两口从家里拖出来,跪在街中央,先剃了“黑帮”头,然后就用皮带没头没脑地开始抽打。老牙医叫李宝忠,膝下无子无女,年景一直不错,平日里对周围邻居都很客气,主任老太太还时常得到老牙医夫妇的接济。当时我在场看到打得最凶的是一个叫大成,家里开水果店的年轻人,他不知什么时候摇身变成了红卫兵。

老牙医比较胖,被打得满头是血,没打一会儿,老人吐了口血就倒地死了。皮带又落到老太太身上。围观的人还在呼口号:打倒汉奸!无产阶级专政万岁!天黑了,牙医太太跪在地上满身是血,一动不动。红卫兵们打累了,一脚把老太太踹倒。老太太早被打死,断了气,人倒了,腿还是弯曲着,已经僵掉了。

这是我亲眼看到的,两个熟悉的人被活活打死。

我的一位同学叫胡大乐,比我小一届。文革前我们同是马拉松长跑队的,每年一起参加北京市环城长跑比赛。在武斗中,听说他曾经打死过七个人。文革后期,清查“三种人”时他被审查过,但不久又放了出来。“三种人”太多了,而且也有太多还身居要职,高官。

5, 围剿蒯大富

由于我的家庭出身,我成了“逍遥派”。

我走到了社会上,常被邀请去画“主席像”。招待最好的是空军。每天吃“空军灶”,四菜一汤的,在当时已经是很奢侈的了。四五米高的主席像画好后,战士们列队欢送。除了送我油画颜色外,“红宝书”和“主席像章”是必不可少的。

1967年,我来到中国戏曲学校呆了一年,文化部已经瘫痪,学校两派在争斗。当毛的最高指示“知识分子要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发表以后,我要求到工厂去锻炼。于是,68年,我告别了六年的艺术院校生活,来到了“女工地毯厂”,分配做机修工。全车间都是女工,我成了“洪常青”。我从小拉小提琴又会画画,一年当中便有半年时间脱产去演革命舞剧《白毛女》之类的。

1968年秋,清华大学发展成了“重灾区”,武斗升级,动用了坦克机关枪,北京的“首都工人民兵”组成纠察队,去清华围剿清华大学造反派“井岗山兵团”,兵团司令是蒯大富。一天晚上,我也被指派随着八百多名工人上了大卡车。走时,大家一同宣誓“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捍卫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我们头戴柳条帽,身穿劳动布工作服,每人发了一根全新的镐棒,上级命令:无论如何要“拿下”清华!

清华大学已经成了“古战场”:到处是沙袋,楼里的暖气片都拆下来,垒在楼顶平台上;所有的门窗全不见了,只剩一个个黑洞;满地砖头瓦块。看起来,他们早有准备,我们都以为一场血战在所难免,心里只有恐惧。八百多名工人,围困着清华主楼,断粮断水,整整三天三夜。最后,蒯大富派代表与工人谈判,决定向工人阶级投降。

那个深夜,“井岗山兵团”的学生们排着队,从楼里走出来。我们打着手电筒,在白惨惨的电光下,学生们走着齐整整的队伍,打着白旗,旗帜上写着:向工人阶级投降!向工人阶级学习!向工人阶级致敬!只见兵团司令蒯大富走在队伍外面,带领着自己的队伍,挥舞着右臂在呼着口号:向工人阶级投降!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毛主席万岁!

蒯大富是个细高挑儿,戴着黑边眼镜,额头围着白布条,身穿白衬衫,远处看上去,他的脸非常严峻,眼睛是湿润的。

当时的场景甚为壮观。蒯大富的不凡的学生领袖的风度,给我留下了至深的印象。但他的非凡的能力,被“毛”利用了。在清查“三种人”时,蒯大富与另外几个著名学生领袖都在1983年被判了刑。

6, 言犹未尽

十年,很长。在经历了文革的全过程之后,我清楚地明白:文革,是在革中国人的命!扭曲了几亿人的民族的灵魂!

记录这段历史,是祈望全民族每个层次的人都能反思,都做忏悔,共同承担这历史的责任。

看看德国:那些纳粹份子不管逃到哪个国家,即使已经九十几岁,德国依然要求将其引渡回国,送上国际战争法庭接受审判。为的就是:防止法西斯主义的复活,防止大悲剧的再次重演。

《自由写作》第13期【澳洲中文作家作品特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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