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远山:战国大势与庄子生平(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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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远山

弁言、战国纪年,错讹无穷

研究战国诸子思想,必先了解诸子共处的战国时代,诸子母邦、个人生平及思想源流,乃至诸子之师友、论敌的母邦、生平及思想源流。

由于秦灭六国之后,尽焚六国史书,因此司马迁著《史记》时,战国史仅有依据《秦纪》的秦国纪年基本无误,六国纪年只能据《秦纪》推断。除了周室纪年、楚国纪年也基本无误外,其余五国纪年纪事错讹无穷。司马迁在排比魏、齐、赵、韩、燕五国纪年时,有时改了《魏世家》,却忘了改《赵世家》、《韩世家》的相关纪年,导致五国《世家》互相矛盾。有时统一了《齐世家》、《燕世家》,却忘了与《六国表》统一,导致五国《世家》与《六国表》成为错进错出、不可兼容的两个系统。由于牵一发必动全局,司马迁甚至根据错误排定的五国纪年,把周、秦、楚的正确纪事改成错误纪事。

这一窘况本该于西晋太康年间汲冢出土魏国编年史《竹书纪年》后迎刃而解,可惜此书又于两宋间亡佚。尽管亡佚前唐人司马贞的《史记索隐》已依据《竹书纪年》对《史记》的战国纪年稍加厘正,但一来厘正很不完备,二来《竹书纪年》止于“今王(魏襄王)二十年”(前299),因此战国史至今一团乱麻。虽经诸多学者殚精竭虑考订勘误,至今颇多异说,连主流意见也未必得其正。比如《辞海》所附《战国纪年表》综合了学界的主流意见,参考吸收了陈梦家《六国纪年》、钱穆《先秦诸子系年》、方诗铭《中国历史纪年表》等,但《辞海》1979版与1999版所附《战国纪年表》却不同,后者有时纠正了前者之错,有时却将原本不错者改错,有时两者相同而皆错,有时两者相异而皆错。

战国纪年的错讹,使系于战国纪年的诸子生平也扑朔迷离,进而导致诸子思想的研究也陷入困境。许多庄学家(研究其他诸子者亦然)都用错误的纪年纪事证明其臆测,由于年代错讹,因果颠倒,其所阐释的庄学义理离庄学奥义甚远。而大多数庄学家则回避了纪年错讹、纪事淆乱的莫大难题,在不了解庄子生平及其思想背景的情况下,望文生义地妄解臆说,使庄学与其时代完全脱钩,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形而上学。

我为了研究《庄子》而研究战国史和诸子学二十多年,对任何疑难都不敢回避,稍欠把握就不敢动笔。在充分吸收前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理顺了战国时代十九国的纪年,尤其是理顺了不属“战国七雄”但研究《庄子》无法回避的宋国史和中山国史。我考定的许多纪年,与主流观点相异。

在阐释庄学奥义之前,必先了解庄子生平及天下大势。只有先明庄子生平及天下大势,才能领悟庄子为何要这么写,究竟在说什么。

一、庄子宋人,宋王暴君

西元前369年(下略“西元”二字),宋辟公(前380-前340在位)十二年,庄周生于宋国蒙城,今安徽蒙城。

前340年,庄子三十岁,宋辟公卒,谥桓侯。其子剔成(前340-前338在位)继位,同年改元。

前338年,庄子三十二岁,宋君剔成之弟逐兄篡位,剔成奔齐,无谥。剔成之弟名偃,篡位翌年改元。钱穆先生业已考定无误,宋君偃在位长达五十二年(前337-前286),《史记·宋世家》误为四十七年(前332-前286),《史记·六国表》误为四十三年(前328-前286)。

前328年,庄子四十二岁,宋君偃继齐、魏之后,成为第三个称王的战国诸侯。称王前在位十年,称王后在位四十二年。死后谥康王。

宋康王是中华历史屈指可数的暴君,《吕氏春秋·审应览·淫辞》记录了他的凶暴:

宋王谓其相唐鞅曰:“寡人所杀戮者众矣,而群臣愈不畏,其故何也?”唐鞅对曰:“王之所罪,尽不善者也;罪不善,善者故为不畏。王欲群臣之畏也,不若无辨善与不善而时罪之,若此则群臣畏矣。”居无何,宋君杀唐鞅。

《史记·宋世家》如此记载宋康王:

君偃十一年(按:误后一年。当为十年称王,翌年改元),自立为王。东败齐,取五城;南败楚,取地三百里;西败魏军,乃与齐﹑魏为敌国。盛血以韦囊,悬而射之,命曰“射天”。淫于酒妇人。群臣谏者辄射之。于是诸侯皆曰“桀宋”:“宋其复为纣所为,不可不诛。”告齐伐宋。王偃立四十七年(按:误少五年),齐愍王与魏、楚伐宋,杀王偃,遂灭宋而三分其地。

宋康王向齐、魏两雄挑战,由盛转衰的魏国已无力惩戒,魏在齐、秦两强东西夹击下,自保不暇,而且未能保住其属国中山(前296年为赵所灭)。齐国却不肯坐视,前286年,齐湣王灭宋。宋康王出奔魏,卒于魏之温城(《史记·魏世家》魏昭王十年)。齐之灭宋,得魏、楚出兵相助,故魏、楚得以瓜分宋地。庄子于宋灭之年去世,死后故邑蒙城归楚,因此后世有异说,误传庄子为楚人。

从三十二岁到八十四岁去世,庄子在宋康王暴政阴影之下生活了五十二年。宋康王是宋国史唯一之王。《庄子》中的“宋王”(庄子不可能预知君偃死后谥康),乃至一切古籍所称“宋君偃”、“宋王偃”、“宋偃王”、“宋康王”、“宋王”,均指这个暴君。研究庄学,不能不了解宋康王及其凶暴。

庄子著书,既要避免生前己身被宋康王诛杀以及己书被宋康王剿灭,又要预防其书在身后被后世君主剿灭,因此庄子不得不支离其言,隐晦其旨。

二、宋君称王,战国第三

宋康王是第三个称王的战国诸侯,仅次于齐、魏两雄,而早于秦、赵、韩、燕四雄。

东周诸侯称王,楚、吴、越最早,都在春秋时代,不过均非中原诸侯。入春秋(前770-前482)后,周室渐衰,中原诸侯仍奉周天子为天下共主,仅限争霸,不敢称王。霸主皆率领附从诸侯“尊王攘夷”。以田齐篡姜齐(前481)为标志,历史进入战国(前481-前221)。[1]

春秋末期,魏、赵、韩三家分晋;前403年,周威烈王(前435-前402在位)不得不承认既成事实,册封魏、赵、韩为诸侯。战国首年,田齐篡姜齐;前380年,周安王(前401-前376在位)又不得不承认田齐篡姜齐的既成事实,册封田齐为诸侯。其后周室益衰,中原诸侯才先后称王,打破了“王天下”格局。

战国之初,魏文侯(前446-前397在位)最先任用李悝为相实行变法,并任用鲁人吴起、中山人乐羊为将拓展疆土,前408年至前406年灭白狄族支族鲜虞族的前中山国后,国威大振,史称“强魏”。魏虽在战国初期称霸中原,但未敢称王。

稍后楚悼王(前401-前381在位)任用魏文侯死后遭魏武侯排斥、自魏至楚的吴起为相实行变法,称霸南蛮,史称“强楚”。楚自春秋以来,继续称王中原之南。

稍后秦孝公(前361-前338在位)任用未被魏惠王重视而自魏至秦的卫人公孙鞅为相实行变法,称霸西戎,史称“强秦”。秦虽称霸中原之西,但未敢称王。

魏惠王(前370-前319在位)继其祖魏文侯、其父魏武侯(前396-前371在位)之后,继续为中原最强,格于“王天下”的中原固有格局,仍未敢称王。

前353年齐、魏桂陵之战,齐初胜魏,齐威王(前357-前320在位)遂冒天下之大不韪率先称王。其后齐、魏形成均势,继续争霸中原。前341年马陵之战,齐再胜魏,从此齐强于魏,成为秦与诸侯共谋弱之的中原最强国。前340年,秦相公孙鞅领秦兵攻魏,因功封于商丘,史称“商鞅”。

魏惠王被齐、秦两强夹攻而无力反击,马陵之战后任用主张与齐和解的宋人惠施为相,并于前335年继齐之后称王,翌年(前334)改元。魏惠王与齐威王在齐地徐州会盟,互相承认称王事实,史称“徐州相王”。周天子的象征性权威,至此已荡然无存。

宋君偃称王之年(前328),秦惠王(前337-前311在位)任用魏人张仪为相,第四年(前325)称王,翌年(前324)更元。秦惠王称王后二年(前323),曾与张仪在秦国争事秦惠王失利的韩人公孙衍(字犀首,以字行。时人称“犀首”,如称“仲尼”而不名),游说魏惠王建立中原诸侯“合纵”联盟,与齐、秦两强抗衡,得到魏相惠施赞成。魏惠王遂主持了韩、赵、燕、中山四国称王。魏与四国相互承认称王事实,史称“五国相王”。因此《史记·鲁世家》说:“景公二十九年(前323)卒,子叔立,是为平公。是时六国皆称王。”

前353年齐率先在中原称王之年,庄子十七岁;前323年六国皆称王之年,庄子四十七岁。三十年中,庄子亲历“王天下”分崩离析的全过程,身处“礼崩乐坏”的乱世。庄子母邦,摊到了极其凶暴又在位甚久的宋康王;庄子本人,抽到了毕生与其共始终的下下签。所以庄子说:“方今之时,仅免刑焉。”(《人间世》)

三、中山称王,灭于赵国

战国诸侯称王,有两国不在“战国七雄”之列:中山与宋。因此汉人刘向编定《战国策》时,除了为“战国七雄”各开专章,另有《中山策》、《宋卫策》两章。

齐威王对老牌霸主魏国继齐之后称王尚能容忍,但对宋继齐、魏之后称王却大为不满,而对中山在“五国相王”中称王更为愤怒:

“中山与燕、赵为王,齐比关不通中山之使,其言曰:”我万乘之国也,中山千乘之国也,何侔名于我?‘“(《战国策·中山策》)

中山为魏之属国。前406年,魏文侯伐灭古之中山国,但中山与魏国南部本土中隔赵国,无法并入版图,遂封幼子魏挚于中山,成为魏的北部殖民地。魏属中山国,从未被周室册封为诸侯,却凭借与魏同宗,在魏组建“合纵”联盟的“五国相王”中直升为“王”。魏国一宗两王,引起强齐愤怒,齐威王不能忍受魏国风头盖过齐国,故欲伐中山。不过与齐威王欲伐中山仅为象征性的敲山震虎不同,赵武灵王对中山却不仅仅是惩戒性的讨伐,而是必欲灭之。

赵武灵王(前325-前299在位)尽管参与“五国相王”,但他对中山称王的愤怒更甚于齐威王,因为中山横亘在赵国南部本土与北部殖民地代郡(前475年,赵襄子伐灭古之代国)之间,赵武灵王久耻于国土被中山两分。因此“五国相王,赵(武灵王)独否,曰:”无其实,敢处其名乎?‘令国人谓己曰’君‘。“(《史记·赵世家》)

赵武灵王十九年(前307),实行变法“胡服骑射”。赵武灵王二十七年(前299),又禅位年仅12岁的嫡长子赵惠文王赵何(前298-前296在位),自号“主父”,亲自领兵于赵惠文王三年(前296)伐灭中山,国威大振,继战国初期之强魏、战国中期之强齐之后,成为战国后期中原最强国,史称“强赵”。

中山史唯一之王,其名未详,为魏挚(魏文侯之子、魏武侯之弟)之子、魏惠王堂弟。

战国后期的道家魏牟(前320-前240),是中山王之子,魏挚之孙、魏武侯族孙、魏文侯曾孙、魏惠王堂侄、魏襄王族弟,《庄子·杂篇·让王》称其为“中山公子牟”,又因中山曾一度称王而称其为“万乘之公子”(“千乘”指诸侯,“万乘”指王)。《汉书·艺文志》列《公子牟》四篇于道家,久佚。魏牟是庄子学派重要人物,《荀子·非十二子》抨击六组十二位诸子,魏牟与今已不详学说的它嚣同列第一组。

伪《列子》多存先秦史料部分之真,《列子·仲尼》记载了中山公子魏牟在中山被赵所灭前对赵人公孙龙的热烈崇信。《庄子·外篇·秋水》和《庄子·杂篇·让王》,记载了前中山公子魏牟被赵所灭后对赵人公孙龙的猛烈诋毁。

赵灭中山之年(前296),庄子六十八岁。比庄子小四十九岁的魏牟,很可能在中山被赵所灭后,成了庄子的晚年弟子。《外篇·秋水》是有助于理解《内篇·齐物论》的“外杂篇”最重要篇什,所以诸多选本和译本,若在“外杂篇”中仅选一篇,必为《秋水》。而《秋水》很可能为魏牟所撰。

研究庄学,不能不了解魏牟,也不能不了解与魏牟密切相关的名家集大成者公孙龙。

四、宋国称王,灭于齐国

前481年田齐篡姜齐,在格于“王天下”旧格局的中原,因名不正言不顺而遭到中原诸侯鄙视。直到齐威王(前357-前320在位)取代强魏,成为战国中期中原最强国,才令诸侯不得不仰视。痛恨“乱臣贼子”的大儒孟子、荀子都先后游齐,成为稷下学宫的客卿。孟子任“列大夫”,荀子三为“祭酒”。但庄子终生未履齐地,痛诋田齐为窃国“大盗”。

齐威王死后四年(前316),燕王哙(前320-前316在位)因崇信儒家长期宣扬的尧舜禅让传说,禅位燕相子之(前315-前314在位)。三年后燕国大乱,当时在齐的孟子怂恿齐宣王(前319-前301在位)趁机伐燕。齐之伐燕,导致燕王哙死,子之逃亡,燕国两年(前313-前312)无君,几乎灭国。由于“合纵”诸侯共谋伐齐救燕,齐乃撤兵。赵武灵王派赵将乐池领兵,把在韩国做质子的燕公子职护送回燕继位,是为燕昭王(前311-前279在位)。燕昭王为复齐仇,准备了整整二十八年,筑黄金台召贤,魏人乐毅、周人苏秦、齐人邹衍等各国士人纷纷往燕担任客卿。苏秦为燕出使齐国,向齐湣王(前300-前284在位)保证燕无反齐之意,骗得信任并获重用,留齐为客卿,竭力怂恿齐湣王伐宋,使燕有机会复仇。

宋康王东败齐,南败楚,西败魏军,拓地三百里,久与齐、魏、楚为敌。齐国伐宋,魏、楚出兵相助。秦国坐山观虎斗,希望中原最强的齐国,因伐宋而师劳国疲。前286年齐灭宋后,秦立刻改变战略,其余诸国也不欲齐坐大而危及自身,遂共谋弱齐。齐灭宋两年后的前284年,燕将乐毅率六国联军攻齐。六国兵至,齐湣王始悟苏秦为燕死间谋齐,乃车裂苏秦,随后齐湣王逃亡被杀于莒。乐毅占领齐大半国土长达六年,导致齐六年(前283-前278)无君,几乎灭国。前279年燕昭王卒,继位的燕惠王(前278-前272在位)不信任乐毅,命骑劫代替乐毅为将,乐毅逃亡至赵。前278年,齐将田单据孤城即墨以火牛阵反攻,使齐襄王(前279-前265实际在位)复国。但强齐从此一蹶不振,无力再与暴秦抗衡,强赵遂被历史推上了抗秦最前线。

前269年秦、赵阏与之战,赵将赵奢大败秦军。前258年秦、赵长平之战,赵孝成王误用赵相平原君之策,以“纸上谈兵”的赵奢之子赵括代替老将廉颇,导致赵军断粮并战败投降。四十余万赵军降卒,被秦将白起全部坑杀,赵国男子为之一空,再也无力阻止秦兵东进。此后秦灭六国只是时间问题,再无悬念。

长平之战次年(前257),秦兵进围赵都邯郸。齐人鲁仲连当时正在“围城”之中,阻止了赵、魏等国情急之下想尊秦为“帝”使之撤兵的计划。史称“鲁仲连义不帝秦”。前256年,魏之信陵君、楚之春申君领兵救赵,邯郸围解。平原君欲接受赵孝成王增赏封地,被他长期供养的公孙龙谏阻。此事大大得罪了平原君。不久魏牟从秦至赵,邹衍从齐至赵,都对平原君猛烈诋毁公孙龙,平原君终于黜退了公孙龙。前252年平原君卒,公孙龙也于稍后去世。

战国中期,诸侯纷纷僭称“王”号,导致了四大结果:

一、非诸侯的封君或卿相,在战国中后期也水涨船高地僭称“公”。

二、不愿与诸侯平起平坐的秦昭王和齐湣王,于前288年在秦相魏冉(楚人,秦昭王母宣太后之弟)力主之下,一度僭称“西帝”、“东帝”,月余即迫于列国压力,各自撤销“帝”号。这一年庄子八十二岁,亲见以前仅用于天神的“帝”号被人间君主僭用。这对理解“内七篇”末篇《应帝王》及篇末“浑沌”寓言中“南海之帝”、“北海之帝”、“中央之帝”的奥义,至关重要。

三、诸侯称“王”后,逐鹿中原的血腥战争更趋白热化。交战双方兵力,合计常近百万,死伤常达数万乃至数十万。同时期(直至近两千年后冷兵器时代结束)全球视野内,罕有其匹。这对理解“内七篇”尤其是《德充符》中充满刑余、肢残之人,极为重要。

四、曾经称王的东周诸侯共计十一国:楚、吴、越、齐、魏、宋、秦、赵、韩、燕、中山。越灭吴,楚灭越,赵灭中山,齐灭宋。六国称王百余年后的前221年,秦灭曾经称“王”的剩余六国而一统天下;卫国因未曾称“王”,直到前209年才最后被灭。秦王嬴政既不满足于像商、周那样称“王”,也不满足于曾被秦昭王、齐湣王用过的“帝”号,因而号曰“皇帝”,开启了漫长的中华帝国史。庄子对专制制度的惊人预见和超前批判,也因而长期有效。

五、宋王篡位,庄子弃职

简述庄子时代天下大势之后,再略叙庄子生平及相关诸子重要史迹。

宋康王逐兄篡位之年(前338),庄子三十二岁。此前,庄子一度在其本邑蒙城,短暂担任漆园吏。这是庄子近距离了解专制制度运作方式及其悖道本质的重要经历。

有一天庄子在雕陵的栗园里游玩,看见一只异鹊从南方飞来,翼展七尺,眼大一寸,翅膀扫过庄子额头,停息在栗树林里。

庄子说:“这是什么鸟啊?翅膀很长却不能飞远,眼睛很大却视力不佳。”提起衣角快步跟去,手持弹弓留意其举动。看见一只蝉,正躲在树叶荫蔽下纳凉而忘了真身。一头螳螂在树叶遮蔽下正伺机捕蝉,由于将有所得而忘了真形。而那只异鹊正准备捕杀螳螂,因为将获其利而忘了真性。

庄子惊叹说:“唉!万物原本互相牵累,每一物类都会招致更强物类的捕杀。”于是扔掉弹弓转身就跑,结果招来了怀疑庄子偷摘栗子的守园人追赶斥骂。

庄子回到家里,三天心情不好。弟子蔺且问:“夫子为何这几天心情不好?”

庄子说:“我只知守护肉身,反而忘了真身。我习惯了在浊水之中认知肉身,在清泉之中看见真身反而感到迷惑。况且我早已听老师说过:”沉溺俗世之中,就会盲从俗世命令。‘如今我在雕陵游玩就忘了真身,那只异鹊的翅膀扫过我的额头令我惊醒。我在栗林里游玩又忘了真性,栗林守园人还怀疑我偷窃而侮辱了我,因此我心情不好。“(《外篇·山木》)

故事中的“异鹊”,似为《逍遥游》大鹏之原型。据此概括的成语“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把“异鹊”改为“黄雀”,导致异鹊与大鹏的关系隐而不显。故事中还有唯一确知的庄子弟子蔺且。《山木》当为蔺且所撰,故自书其名,与庄子在“内七篇”中自书其名相同。这是古人著书的署名方式。

《外篇·山木》的“材与不材”故事,也与《内篇·人间世》主旨吻合。因此这一故事很可能为蔺且亲见亲闻,而非寓言。庄子一方面有感于“物固相累,二类相召”,另一方面适逢母邦发生宋康王逐兄篡位的宫廷政变,因此不愿再依附专制庙堂。《人间世》篇末曰:“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这显然与他曾供职漆园有关。因不愿像漆树一样听任宰割,庄子遂弃漆园之职。

据弟子后学所撰“外杂篇”,庄子娶过妻,生过子,其妻先他而死,子嗣无考。庄子弃职以后,曾经西游魏,东游鲁,南游楚,北游赵。广泛的游历见闻,使他对天下专制制度有了无人能及的深刻认识。庄子居于陋巷,傲立江湖;编织草鞋,钓鱼授徒。

庄子漫长的一生中,与下层民众水乳交融,对民间疾苦感同身受;这是只知钻营庙堂、逢迎君主的其他诸子不可能做到的。没有一部先秦子书,如此广泛涉及鸟兽虫鱼;没有一位先秦巨子,如此谙熟洞悉百工技艺;这是只知钻营庙堂、逢迎君主的其他诸子不可能具备的。因此司马迁赞扬他“于学无所不窥”。

六、寓言讽世,痛诋专制

寓言是“内七篇”的最大特色,但寓言并非庄子苦心构思才可能有。庄子在生活中,面对猝然遭遇的人事纷扰,总能不假思索地立刻用寓言予以嘲谑反讽,口才便捷,张嘴即来。

庄子在宋康王篡位后辞去漆园吏,安贫乐道,滑稽放言;寓言讽世,痛诋专制。从“外杂篇”记录的庄子言论来看,庄子撰“内七篇”时尽管极其慎言,但生活中却极为敢言。

庄门弟子记录了庄子对宋康王的评论:

有人游说宋康王,得到十乘马车的赏赐,以此向庄子炫耀。庄子说:“河边有人家贫,靠编织苇席维生。儿子潜入深潭,采得千金宝珠。其父对儿子说:”拿石头把宝珠砸了!那千金宝珠,必定是在九重深渊,而且含在黑龙嘴里。你能采到宝珠,必定恰逢黑龙打瞌睡。假使黑龙醒着,你怎能侥幸得手?‘如今宋国的水深火热,不是九重深渊可比;宋王的凶猛暴虐,也非黑龙可比。你能得到马车,必定恰逢宋王打瞌睡。假使宋王醒着,你就粉身碎骨了。“(《杂篇·列御寇》)

庄子深知,宋康王一旦明白庄学奥义,自己必定粉身碎骨。庄子又预知,后世“宋康王”一旦明白庄学奥义,其书必定片简无存。

或许有人会想:庄子生不逢时,母邦君主恰为暴君。倘若宋君是儒家赞扬的仁义明君,或许庄子也会出仕?战国时代的无数士人确实都“有奶便是娘”地游仕异国,但庄子没有“楚材晋用”地游仕异国。庄门弟子记录的另一则故事,足以证明庄子轻视世俗功名、粪土庙堂富贵,与所遇君主是“明君”还是暴君无关。

宋国有人叫曹商,宋康王派他出使秦国。赴秦之前,宋康王给他几乘马车。到秦之后,他博得秦王欢心,加赐马车百乘。返宋之后,曹商嘲讽庄子:“住在偏远狭窄的巷子,窘困地编织草鞋,脖子枯槁如树枝,耳朵蜡黄像死人,曹商我不擅长。见一次万乘大国的君主,随从马车就变成百乘,曹商我很擅长。”庄子说:“秦王得了痔疮请医生,能挤破痔疮消除脓肿的,赏车一乘。肯用舌头舔食痔疮让他杀痒舒服的,赏车五乘。治疗的方式越下贱,赏赐的马车越多。你大概替秦王狂舔痔疮了吧?否则怎会赏车如此之多?去你的吧!”(《杂篇·列御寇》)

庄子与专制制度强硬不合作,既不出仕母邦,也不游仕异国,而且对取富贵于母邦或异国者,均予猛烈批判和无畏嘲笑。庄子认为,无论母邦、异国,当时的整个天下都是专制制度,既不能为专制君主服务,更不能对专制制度屈服。

生活中的庄子,无所顾忌地批判宋国庙堂为“九重之渊”,无所畏惧地抨击宋康王“猛过骊龙”,因此庄子在“内七篇”中隐晦批判专制制度,决非出于胆怯。“内七篇”支离其言而隐晦其旨,是为了使其崇尚自由、批判专制的不朽思想传之久远。

七、终身不仕,以快吾志

庄子同国同时声名最著的宋人,是生卒年都先于庄子十岁左右的墨徒兼辩者惠施,以宋人出任魏相,辅佐一代霸主魏惠王。

庄子弃职后不久,便西游魏都大梁,往访同国大贤惠施。惠施或许早已听说母邦宋国出了一位奇人庄周,其左右又说:“庄子来大梁,恐怕是欲谋魏国相位。”

惠施担心起来,派人在大梁城里搜捕庄子三天三夜。庄子到大梁后,似乎没急着去见惠施,而是四处游历,做社会调查,听说惠施正在搜捕他,就直接去见他,又即兴开讲寓言:“南方有一只鸟,名叫鹓雏,你听说过吗?鹓雏从南海飞到北海,不是梧桐树就不停,不是竹子的果实就不吃,不是甘甜的泉水就不喝。有只猫头鹰得到一只腐烂的死老鼠,正好鹓雏从它头上飞过,就仰头向天大喊一声:吓!莫非你也想用你的魏国相位来吓我吗?”(《外篇·秋水》)[2]

魏惠王也已听说庄子大名,主动约见庄子,结果庄子把魏惠王和惠施都骂了进去,面斥为“昏上乱相”。(《外篇·山木》)

庄子是否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呢?《外篇·秋水》、《杂篇·列御寇》、《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都记载了庄子峻拒楚王聘相的史实,综述如下。

楚威王听说了庄子大名,派两位大夫持千金去聘他为相。庄子不在家,正在濮水岸边钓鱼。楚大夫找到庄子钓鱼处,说:“吾王想请先生为相。”

庄子手持钓竿,头也不回说:“听说楚有神龟,已经死了三千年。楚王把神龟的骸骨精心保存,供在庙堂之上。这头神龟,究竟愿意死了留下骸骨,被当做宝贝呢?还是宁愿活着,摇着尾巴在泥滩上爬呢?”

楚大夫说:“宁愿活着,摇着尾巴在泥滩上爬。”

庄子笑了:“千金,固是重利;卿相,固是尊位。但你们没见过祭祀用的牺牛吗?被豢养几年后,就披上五彩绣衣,牵到庙堂宰杀献祭。到那时,再想做普通的牛还可能吗?你们走吧,不要污辱我。我宁愿在污泥之中快活游戏,也不愿为君主服役。我将终身不仕,以快吾志。”

濮水在蒙城附近,一称沙水。《水经·淮水注》:“濮水即沙水之兼称。”沙水流经今安徽涡阳、蒙城一带——涡阳是蒙城旧名。今另有涡阳。

《外篇·秋水》、《杂篇·列御寇》没提楚王是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明言“楚威王”,还提及“游戏”一词,为汉语史上首见,可能正是庄子首创。此词不见于郭象版“外杂篇”,或为郭象所删。《秋水》只说“神龟”,没说“牺牛”。《列御寇》和《史记》只说“牺牛”,没说“神龟”。上文综合了三种异说,庄子之言意思较为完整,但稍显累赘啰嗦。

楚威王熊商,前339年至前329年在位,正当庄子三十岁至四十岁之间。因此庄子拒楚聘相之时,年仅三十余岁。以刚过而立的一介布衣,却峻拒强楚千金聘相,庄子遂名闻天下。蔺且、詹何、魏牟等弟子后学,遂慕其风而广之。

八、晚年挚友,大知惠施

宋人惠施,长庄子十一岁。未及庄子成年,惠施已离开母邦游仕魏国。魏将庞涓在桂陵之战(前353)、马陵之战(前341)中被齐将田忌、孙膑两度重创。马陵之战中,魏太子申还亲自领兵,结果与庞涓一起被杀。魏惠王无力复仇,不得不接受客卿惠施的偃兵主张,任其为相,与齐和解。惠施于前335年辅佐魏惠王成功称王,并得到齐国承认,因此被魏惠王长期倚重。由于孟子(前372-前289,与庄子完全同时)等儒生长期鼓吹尧舜禅让传说,为了博取声名、自比尧舜,魏惠王甚至假惺惺地欲禅位给惠施,惠施识相地拒绝了。[3]

宋人惠施担任魏相长达十九年(前340-前322),堵塞了魏国士人的仕途,于是魏人张仪游仕秦国,于前328年担任秦相,并于前325年辅佐秦惠王成功称王。前322年,张仪向秦惠王请缨出使魏国,游说魏惠王联秦攻齐。魏惠王刚于去年(前323)“五国相王”中组建抗齐联盟,今又得秦相张仪许诺强秦助魏攻齐,遂将反对张仪主张的惠施罢相,转拜张仪为相。在魏国与张仪冲突失利的惠施,如同在楚国与张仪冲突失利的屈原。

惠施不仅失去相位,甚至险些被魏惠王诛杀,凭借化装才逃离魏国,投奔楚国[4].由于惠施是兼相秦魏、权倾天下的张仪之政敌,楚怀王不愿得罪张仪,更不愿进而得罪秦惠王、魏惠王,于是对惠施赠以车马,把他送归母邦宋国。[5]

惠施由楚归宋途中,庄子正在宋泽孟诸钓鱼。庄子看见惠施从车百乘,竟把多钓的鱼也扔进湖里,对依附庙堂谋取多余之财的惠施表示不屑[6].庄子时年四十七岁。此前多年,庄子曾往魏都大梁拜访惠施,结果大失所望。当时庄、施初识,尚未订交。

宋康王对担任魏相的本国大贤惠施也曾十分仰慕[7],但现在惠施已老,兼已失势,况且墨徒惠施主张偃兵,不对宋康王胃口。因此罢相归宋的惠施,并未得到宋康王重用。惠施在母邦没机会重新出仕,蜇伏了三年,其间与庄子日夕盘桓,从针锋相对的论敌,逐渐变成惺惺相惜的畏友。

惠施归宋三年之后的前319年,魏惠王卒。业已六十二岁的惠施立刻离宋赴魏,图谋复相。继位的魏襄王果然不信任张仪,罢了张仪相位,但也没让惠施复相,而拜田需为相(前318-前310在位)。[8]惠施继续流连大梁,逐渐淡出政治而转向学术。大约前305年左右,惠施提出“历物十事”等辩题,招致天下辩士群集大梁与之进行大辩论,其中就有年仅二十岁的公孙龙。公孙龙与桓团等辩者前辈在大辩论中提出“二十一事”等新辩题,合力击败了惠施。惠施在政治失败之后,继以学术失败,再次返归母邦宋国,与庄子日夕盘桓,终老于宋。

惠施在漫长的宦海生涯中获得了罕有其比的政治阅历,在其晚年与庄子日夕盘桓、频频斗嘴的过程中,也成为庄子深入了解天下专制制度不可或缺的间接经验。惠施八十一岁去世时,庄子已七十岁。惠施葬于宋,庄子曾过惠施之墓,对弟子感叹:“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与言之矣。”(《杂篇·徐无鬼》)惠施死后,庄子尚有十四年寿命。在这十四年中,庄子完成了千锤百炼、打磨一生的“内七篇”。

九、隐攻公孙,暗讽孟轲

名家巨子惠施,是“内七篇”明确提及并与庄子直接对话的唯一同时代大家。有学者(如王孝鱼)据此认为,“内七篇”专为驳斥惠施名学而撰,极度削弱了“内七篇”的普遍意义。其实《齐物论》还隐晦提及另一位名家巨子公孙龙的独家辩题“指非指”、“(白)马非马”。《大宗师》有一位道家至人“孟子反”,其名隐晦嘲笑了与庄子完全同时的大儒孟子,尽管“内七篇”和“外杂篇”均未提及孟子。

隐名不提思想对手,是诸子惯技。比如荀况在其著作《荀子》中多处激烈诋毁名家之学,但说来说去都是“惠施邓析”,从未提及名家巨子公孙龙。邓析(前545-前501)是与孔子同时代的春秋末期郑国人,死后一百二十年惠施(前380-前300)才出生。荀况却将“邓析”列名惠施之后,何故?因为“邓析”是“公孙龙”的代词,而惠施比公孙龙年长五十五岁。

赵人公孙龙(前325-前250)比赵人荀况(前313-前238)年长十余岁,因前305年左右与宋人惠施在魏都大梁辩论并击败之而少年成名。荀况不可能不知道这位同国同时且名震天下的当时第一辩者,因此《荀子》所谓“惠施邓析”,实为“惠施公孙”。

荀况为何要用代词?因为长期担任赵相的平原君赵胜(前308-前252)服膺名家之学,崇信公孙龙并供养他长达半个世纪,导致大儒荀况在本国难以得到重用,只能时而东游齐国稷下,时而西游秦国,闲得无聊又授徒韩非、李斯,好不容易在楚相春申君黄歇那里谋得兰陵县令之职,很快又被撤职(《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史记·春申君列传》)。荀况不愿断绝母邦仕途,因而不愿得罪本国权相平原君,所以不敢明攻公孙龙,而用“邓析”做代词。

这一代词,导致邓析被误认为名家始祖,后人还据此伪造出一部《邓析子》。有学者认为《邓析子》原有,后亡佚,再伪造。也有学者认为,前后两部《邓析子》均属伪书。

《齐物论》隐攻公孙龙,仅提辩题,未及其名,是因为“内七篇”已明攻名家巨子惠施。作为前辈,庄子不愿再明攻比自己小四十四岁的名家新进公孙龙。《大宗师》暗讽孟子,用“孟子反”来反“孟子”,是因为“内七篇”已明攻孔子,兼及儒门圣王尧舜,对儒学评价甚低的庄子,不屑再提同时代大儒孟子。

孟子是孔子之孙子思的再传弟子,子思之师则是孔子晚年弟子曾参。曾参字子舆,孟子仰慕师祖曾参,也字子舆。《大宗师》另一位道家至人“子舆”,应该暗指曾参,而非暗指孟子。“内七篇”仅及孔子早期弟子颜回、子贡,未曾提及晚年弟子曾参。但“外杂篇”赞扬曾参“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杂篇·让王》,撰者若非魏牟,当为詹何)。

十、公子魏牟,失国改宗

撰写“外杂篇”的弟子后学蔺且、詹何、魏牟等人,慕效其师文风,也没有明攻大儒孟子和荀子,而是明攻孔子,兼及尧舜,但在总论先秦学术源流的《杂篇·天下》中,孔、孟、荀均未提及。

“外杂篇”的撰者还慕效其师文风,明攻惠施,但把乃师仅提辩题、未及其名的公孙龙亮了出来。《杂篇·徐无鬼》提到“儒、墨、杨、秉四,与夫子(指惠施)为五”。公孙龙字子秉,“秉”即公孙龙。《杂篇·天下》则明确提及公孙龙:“桓团、公孙龙辩者之徒,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外杂篇”最重要篇什《外篇·秋水》,又明确记载了前中山公子、庄子信徒魏牟对公孙龙的当面诋毁。

中山为魏之属国,前296年为赵所灭。中山为赵所灭之前(约前305年),宋人惠施在魏都大梁与天下辩者论辩,年仅二十岁的赵人公孙龙(前325-前250)在论辩中击败惠施而名震天下。“不恤国事”的中山公子魏牟(前320-前240)优游宗主国首都大梁而恭逢其盛,遂成仅仅长其五岁的赵人公孙龙信徒。

《列子·仲尼》记载了魏牟与乐正子舆(又一位仰慕曾参的儒生)的辩论。乐正子舆攻击公孙龙“行无师,学无友,佞给而不中,漫衍而无家,好怪而妄言,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与韩檀(按:即桓团)等肆之。”

魏牟则为公孙龙详尽辩护,并斥乐正子舆曰:“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晓。”

然而中山为赵所灭后,前中山公子魏牟性情大变,转而迁怒于一度崇信的赵人公孙龙。魏牟失国后流落天下,“身处江海之上,心存魏阙之下”(《杂篇·让王》,《吕氏春秋·审应览·审为》所采略同),向庄子本人或庄门弟子詹何求学问道。魏牟还曾西游秦国,做过出任秦相、主张“远交近攻”的魏人范雎(前267-前255任秦相,封应侯)的门客。

前256年邯郸围解后,当时在秦的魏牟,预知范雎因掣肘白起导致秦围邯郸失败,即将失去秦昭王信任,于是辞别范雎,行前忠告曰:“夫贵不与富期,而富至;富不与粱肉期,而粱肉至;粱肉不与骄奢期,而骄奢至;骄奢不与死亡期,而死亡至。”(《战国策·赵策三》)稍后齐人蔡泽游秦,也规劝范雎激流勇退,于是范雎主动向秦昭王辞去相位,免除了后患。蔡泽游说得逞,遂代范雎而任秦相。(《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魏牟离秦之后,转往赵都邯郸拜见平原君,又再次见到平原君的著名门客、魏牟年轻时的偶像公孙龙。但亡国丧家后的魏牟,业已从公孙信徒转为庄子信徒,于是当面诋毁公孙龙,斥为“用管窥天,用锥指地”的井底之蛙,赞扬“内七篇”是“极妙之言”,讥讽公孙龙“欲观于庄子之言,是犹使蚊负山”。(《外篇·秋水》)

根据撰者自书其名的著书惯例,《秋水》的作者应该就是魏牟。

十一、庄子著书,支离其言

除了郭象的增删篡改和系统曲注对理解“内七篇”造成重大障碍外,阅读《庄子》的另一大障碍是:庄子故意写得极其隐晦,无比难懂。

庄子既然著书,为何不肯让读者懂呢?因为庄子崇尚自由,反对专制,然而在专制制度下批判专制极其危险。避免当世君主诛杀其身、剿灭其书还难度较低,庄子可以像哥白尼临死之前才公布“日心说”那样,生前不流布其书;避免后世君主剿灭其书,才是难以成功的莫大难题。庄子必须做到:既让被后世君主压迫的未来读者读懂,又不让后世君主及其拥护者读懂,甚至读懂了也无法剿灭其书。为此庄子采用了密码式写法:寓言和卮言。

庄子死后,一位弟子(当为蔺且)为“内七篇”撰序一篇,就是《杂篇·寓言》,其中提到“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蔓衍,所以穷年”。又为“内七篇”撰跋一篇,就是《杂篇·天下》,其中提到“以卮言为蔓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并且点题曰:“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奥义是:庄学是专制天敌,一旦直言,专制庙堂必将剿灭《庄子》,就像剿灭杨朱之书一样。

“重言”牵涉甚繁,暂且略过不提。

“寓言”二字人人能懂:寓有深意的故事。“寓言”一词,正是这位庄子弟子发明——必得自庄子真传。

“卮言”二字也非常难懂,至少有三义。

一、“卮”借为“至”,卮言就是至言。言之四境是:无言→小言→大言→至言。卮言是最重要的至言,但其奥义极其隐晦。

二、“卮”为酒器,满则倾,空则仰。喻庄子借用寓言、卮言述道,其意述满后,又自己倾空之。读者亦当如此,借助庄子卮言,理解庄子寓言;理解以后,还须忘掉。这就是庄学奥秘“得意忘言”。为何得其意之后,还须忘其言?因为若不忘言,就会招致专制庙堂诛杀;若挑明奥义,还会殃及《庄子》被剿灭。

三、“卮”借为“支”,意为支离。寓言是圆的,人人理解不同。因此西方寓言家伊索、拉封丹讲完寓言,必点明寓意。但庄子受困于“语境”,不能讲完寓言就点明寓意,只能“卮言日出”:让点明寓意的卮言,天女散花地“蔓衍”各处,与寓言“支离”分开。“支离”二字,“内七篇”六见,如“支离其形”、“支离其德”,还有寓言人名“支离疏”、“闉跂支离无唇”等。“外杂篇”二见,均为寓言人名。

“内七篇”的内容核心是卮言,形式特点是支离其言。若不明白“卮言”的隐晦暗示,就无法理解“寓言”的深刻寓意。

《寓言》如此形容“内七篇”:“非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久?”奥义是:倘若吾师庄周不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地支离其言,其书必被专制庙堂剿灭,怎能传之久远?

《天下》如此形容“内七篇”:“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其辞虽参差,而諔诡可观。”奥义是:庄子寓言极其有趣,而庄子卮言极为难懂。

十二、朝三暮四,千古哑谜

上文略述战国大势与庄子生平,得出两条主要立论:

一、庄子为了己身免遭当世君主诛杀,以及己书免遭后世君主剿灭,不得不采用密码式写法:寓言和卮言。庄子寓言极其有趣,而庄子卮言极为难懂,因此庄学奥义隐晦深藏,千古未明。

二、庄子必须创造几乎不可能的奇迹:既让被后世君主压迫的未来读者读懂,又不让后世君主及其拥护者读懂,即便嗅出异味也难以证明甚至不敢证明自己读懂,因而无法剿灭其书。

然而仅用庄子之书果然没被剿灭来反证我的“立论”,显然缺乏说服力,因此必须至少举一个例子——更多例子详见“内七篇”单篇奥义。

《齐物论》有一则著名寓言:“狙公赋芧,曰:”朝三而暮四。‘众狙皆怒。曰:“然则朝四而暮三?’众狙皆悦。”

寓言有趣至极,然而寓意不明,因为庄子在打哑谜。猜破哑谜的人并非没有,只不过道破谜底的方式,依然只能打哑谜。

晋人张湛,在其伪造的古书《列子》中,改编了庄子哑谜:

宋有狙公者,爱狙,养之成群,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损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匮焉,将限其食,恐众狙之不驯于己也,先诳之曰:“与若芧,朝三而暮四,足乎?”众狙皆起而怒。俄而曰:“与若芧,朝四而暮三,足乎?”众狙皆伏而喜。(按:张湛知道庄子是宋人,故加“宋”字。)

张湛猜出了庄子的谜底:狙公与众狙,隐喻庙堂君主与江湖民众。然而张湛认为:庄子站在狙公即君主一边,拥护专制。

张湛如此阐释:狙公深爱众狙,养育天下众狙。狙公不惜让家人过苦日子,也要满足众狙的贪欲。但众狙生养日多,狙公粮仓将空,不得不限制众狙口粮:早饭三颗橡子,晚饭四颗橡子。贪心不足的众狙发怒了。爱狙如子的狙公,就顺天应人地改口说:早饭四颗,晚饭三颗。感沐圣恩的众狙高兴了,伏在地上三拜九叩,山呼万岁。

明人刘基,在其寓言专著《郁离子》中,也改编了庄子哑谜:

楚有养狙以为生者,楚人谓之狙公,旦日必部分群狙于庭,使老狙率以之山中求草木之实,赋什一以自奉。或不给,则加鞭箠焉。群狙皆畏苦之,弗敢违也。一日有小狙谓众狙曰:“山之果,公所树欤?”曰:“否也,天生也。”曰:“非公不得而取欤?”曰:“否也,皆得而取也。”曰:“然则吾何假于彼而为之役乎?”言未既,众狙皆悟。其夕相与伺狙公之寝,破栅毁柙,取其积,相携而入于林中,不复归。狙公卒馁而死。(按:刘基误信庄子为楚人之异说,故改“宋”为“楚”。)

刘基也猜出了庄子的谜底:狙公与众狙,隐喻庙堂君主与江湖民众。然而刘基认为:庄子站在众狙即民众一边,反对专制。

刘基如此阐释:并非狙公养活众狙,而是狙公“养狙以为生”。狙公每天让老狙带着众狙到山里劳动,剥削他们的“剩余价值”。“赋什一以自奉”,隐晦挑明了庄子原文“狙公赋芧”之“赋”的奥义:庙堂与江湖的本质关系是抽什一税。江湖众狙对庙堂狙公“皆畏苦之,弗敢违也”。就像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衣》中说真话的小孩那样,一只小狙道破了真相,于是众狙奋起反抗,狙公饿死了。

针锋相对的张湛、刘基,起码对狙公、众狙隐喻君主、民众并无分歧,这说明二人都明白庄学奥义。只不过儒家士子张湛反对庄学奥义,因而予以逆向歪曲;而道家异人刘基赞成庄学奥义,因而予以隐晦挑明。但无论反庄者张湛还是赞庄者刘基,都受困于专制语境而不敢直言,不得不像庄子一样打哑谜。

儒家士子张湛,急于依附专制庙堂,渴望分享民脂民膏,所以他要在其伪造的《列子》中抄袭庄子,然后用逆向歪曲来反击庄子。张湛把伪造的《列子》加注后公诸儒林而一举成名,得到专制庙堂奖赏,官至光禄勋。——张湛并非孤例,比如还有旧庄学三大权威郭象、成玄英、陆德明。

道家异人刘基,助朱元璋一统天下,按其功劳足以像徐达、常遇春等人那样封王封公,但他不肯依附专制庙堂,不愿分享民脂民膏,仅仅为了避免被疑有二心而遭诛杀,才不得已逊受“诚意伯”,然后飘然不知所终。江湖传说,他成了风水始祖刘伯温。——刘基也非孤例,比如还有越人范蠡和汉人张良。范蠡助勾践灭吴,然后飘然不知所终。江湖传说,他成了富可敌国而三散巨财的陶朱公。张良助刘邦灭楚,也不愿封王封公而不得已逊受“留侯”,然后飘然不知所终。江湖传说,他追随赤松子游仙去了。

或问:既然刘基像庄子一样反对“狙公”,为何要助朱元璋打天下呢?其实刘基隐晦挑明庄子哑谜,正是为了回答这一疑问:两害相权取其轻。在当时历史格局下,与其听任众多狙公竞争者旷日持久地厮杀不休,不如尽快确定“一统天下”的庙堂狙公,这样对江湖民众稍稍有利。

在专制制度下,赞成庄子并反对专制的刘基,不得不像庄子一样打哑谜,这容易理解。因为刘基像一切读懂《庄子》的人一样,明白庄学奥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因此不得不像庄子一样主动打哑谜。倘若直言,即便你“逍遥”山林,海捕文书一下,也跑不了。庄子早有卮言:“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人间世》)

那么在专制制度下,反对庄子并拥护专制的张湛,为何也要打哑谜呢?因为像一切嗅出庄学异味的儒生一样,张湛明白庄学奥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因此也不得不被迫打哑谜。

张湛与刘基,智力难分伯仲。然而刘基选择了“天子不得臣,诸侯不得友”,退出庙堂,挺立江湖。张湛选择了“在人屋檐下,不得不低头”,钻进庙堂,跪于丹墀。跪下的张湛,人格固然低了,但智力不会因跪下而变低。

嗅出庄学异味的儒生,比不懂庄子的儒生远为痛苦。一方面,他知道自己的人生取向被庄学彻底否定了,于是陷入人格分裂。另一方面,他不敢向皇帝告密而邀功请赏,他原本天生聪明难自弃,才自售于庙堂,然而这份足以嗅出庄学异味的绝顶聪明,居然不能折合为现金,于是沉入痛苦深渊。张湛明白,绝不能向皇帝告密说《庄子》是专制天敌。即便告密的同时发誓反对庄子、拥护陛下,也难逃诛杀。

聪明绝顶的张湛必能预见,愚蠢透顶的皇帝必会这么想:别人都没看出庄子有这意思,偏你看出庄子有这意思。朕看来看去,还是看不出庄子有这意思,莫非是你自己这么想?

即便张湛竭力辩解:陛下圣明!庄子反动至极又狡猾至极,他的恶毒攻击,轻易看不出来。支离其言、隐晦其旨的“内七篇”充满隐语,是用密码写的。

皇帝还是将信将疑:那你又从何得知密码?除非你与庄子一般肚肠!

由此可见,一方面正解难以证明,难以置信;另一方面正解涉入了专制语境的绝对禁区,即使批判也必触犯禁忌,就像敬献宝刀却误入白虎节堂的林冲一样,难逃杀身之祸。张湛们绝不敢拿自己聪明绝顶的脑袋,愚蠢透顶地到皇帝那里冒险。

结语、至言不出,俗言胜也

不仅庄学拥护者为了避免惹祸招杀并殃及《庄子》,不敢直言庄学正解。而且庄学反对者为了避免因批判“毒草”而反噬自身,同样不敢直言庄学正解。就这样,庄子创造了人类写作史上几乎不可能的奇迹:他的大部分敌人读不懂《庄子》,极少数聪明绝顶的敌人虽能读懂,也难以证明乃至不敢证明自己真懂。因此,所有的庄学敌人都无法剿灭《庄子》,只能歪曲《庄子》。旧庄学三大权威郭象、成玄英、陆德明及其无数追随者,正是这么做的。

庄子深藏奥义的支离其言,被郭象的篡改、误断进一步弄得支离破碎,因此成语“朝三暮四”,就被离题万里地用于形容花心男人的见异思迁,与形容美貌女人的“水性杨花”意思相近了。庄子的美妙寓言感染了无数人,却常常背离其卮言奥义而被歪用,由此可见一斑。庄子屠龙宝刀,居然仅供杀鸡。

旧庄学把篡改庄子卮言、曲注庄子寓言、遮蔽庄学奥义的郭象义理奉为最大权威,其实也被庄子那双穿透历史迷雾的无蔽慧眼预见到了:“至言不出,俗言胜也。”(《外篇·天地》)

留下“朝三暮四”的千古哑谜之后,“反动”至极又“狡猾”至极的庄子,还在《齐物论》下文预言了其不朽著作的理解命运:“是其言也,其名为吊诡。万世之后而一遇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2005年7月7-9日初稿
2006年8月19-20日二稿
2006年10月2-13日定稿

[1]史家多以周敬王四十三年(前477)为春秋时代之终年,而以周元王元年(前476)为战国时代之首年。我认为不当,应以周敬王三十九年(前481)田齐篡姜齐为战国首年。理由有二:一、东周史前期(即春秋时代)虽有弑君,继代之君均非异姓。故东周史后期(即战国时代),当以田齐篡姜齐为开端。二、孔子撰《春秋》,“绝笔获麟”。《史记·孔子世家》曰:“及西狩见麟,(孔子)曰:”吾道穷矣!‘“获麟之年(鲁哀公十四年),即田齐篡姜齐之年。《春秋》鲁哀公十五年以下,至鲁哀公二十七年,为后儒所补。

[2]《太平御览》卷四六四《庄子》逸文:“惠子始与庄子相见而问焉。庄子曰:”今日自以为见凤凰而徒遭燕雀耳。‘“可与《外篇·秋水》印证,证明这是庄、惠二人初见。”鹓雏“正是”凤凰“的别名。所谓”庄子逸文“,当在郭象所删篇目之中。

[3]《吕氏春秋·审应览·不屈》:魏惠王谓惠子曰:“上世之有国,必贤者也。今寡人实不若先生,愿得传国。”惠子辞。

[4]《吕氏春秋·审应览·不屈》:惠子易衣变冠,乘舆而走,几不出乎魏境。

[5]《战国策·楚策三》:张仪逐惠施于魏。惠子之楚,楚王受之。冯赫谓楚王曰:“逐惠子者,张仪也。而王亲与约,是欺仪也。臣为王弗取也。惠子为仪者来,而恶王之交于张仪,惠子必弗行也。且宋王之贤惠子也,天下莫不闻也;今之不善张仪也,天下莫不知也。今为事之故,弃所贵于仇人,臣以为大王轻矣。且为事耶?王不如举惠子而纳之宋,而谓张仪曰:”请为子勿纳也。‘仪必德王。而惠子穷人,而王奉之,又必德王。此不失为仪之实,而可以德惠子。“楚王曰:”善。“乃奉惠子纳之宋。

[6]《淮南子·齐俗训》:“惠子从车百乘以过孟诸,庄子见之,弃其余鱼。”许滇注:“孟诸,宋泽。”

[7]已见注[5]:“宋王之贤惠子也,天下莫不闻也。”

[8]《史记·魏世家》:“哀王(按:魏无哀王,史公误增,实为襄王)九年,张仪、魏章皆归于魏。魏相田需死,楚害张仪、犀首、薛公。楚相昭鱼谓苏代曰:”田需死,吾恐张仪、犀首、薛公有一人相魏者也。‘“参见《战国策·魏策二》”田需贵于魏王,惠子曰“、”田需死“二条。

《自由写作》第14期【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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