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轩:生命的错觉(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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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轩

据澳洲电台报道:近几年来有接近四分之一的高薪厚禄人员,抛弃优越的城市生活,移居乡野,亲躬劳作,饮天然雨水,食自种蔬菜,领略生命的真实本质。

我对戴维说:“我厌倦都市生活,太多的伪饰让我茫然,写不出真东西。”

戴维笑了:“那你真该早认识我,我的生活会让你远离都市!”

我常常坐在他的“哈里”摩托车后面飞驶在维多利亚省的旷野之上,看小镇古老的廊桥,河边快乐的孩子,等待沉静如水的落日辉映那笔直的乡间大道穿行在未知的远方。土地,丰富而博大,我被感动得无声无息。

他的朋友全是乡下人。但不是准确意义上的乡下人,而是自甘为农的那种。

戴维是个越战老兵,曾经越战回来后在政府有个受益终生的职位,但他还没干到十年就离开了,而且彻底地卖掉了墨尔本的房子,在山里自己盖了一幢泥巴和木头结构的大屋,开出四英亩的葡萄园,清淡简朴地生活。他喜欢读书,喜欢酿酒,喜欢摩托。他不喜欢一个数字:二十八。因为越战中,在他的枪口下倒下过二十八条生命。

我躲在他大屋的尖顶小阁楼里写文章,没日没夜的。写不出来了,就跑出去帮他干活,或坐在屋前台阶上,和他一样抱着酒瓶子晒着太阳听他讲故事。天空,蓝得透明。葡萄藤,绿绒绒地一排排齐整整顺山坡而下。道路,在葡萄园尽头划着弧线飘去。记得远处对面的一家养了几匹马,偶尔跑起来就算是个动静了。在这静谧中,脑海里的一朝一夕会像老电影似地慢慢播放出来,绵长有如一生。

听到有摩托声由远而近的时候,我会走出阁楼,那一定是他的朋友来了。比尔曾是个出色的心脏外科医生,现在在雪山脚下有一小山庄,六英亩的山野,冬天被白雪所覆盖。他常带来威士忌豪饮,喝多了便说起以前的手术台,他手脚并用地描绘开胸手术:一刀下去割开皮肉,鲜血淋漓中翻开来找到动脉,再锯断几根胸骨,手伸进去,能握住跳动的心脏。然后比尔说,他厌倦了,厌倦了睁眼闭眼灯光血光,就是看不见阳光看不见笑脸的日子。

戴维有次告诉我,比尔辞职前的年薪过了八十万。我咋舌:那本该是怎样的浮华生活!戴维又说,但现在的比尔是健康开心的。他能喝一整瓶威士忌,以前怎么敢!如今他能一次劈出一周用的木柴,棒着呢!我看着比尔骨结粗大的糙手握着晶莹的酒杯,心里想象着清晨薄雾中他挥动斧头一脸汗水的姿态,笑着为他干掉杯中的酒。

秋天的葡萄园是遍坡的金黄。戴维找来两个帮手一起忙碌,也是朋友。其中一个年近七十,头发没几根,白色的胡子却茂盛得很。他叫多明吉,西班牙斗牛士的后代。不过他是个有名有实的澳洲作家,在山的那边占据着六十英亩的土地。多明吉不种葡萄只养牛,他的十几头牛全有自己的名字。春天时曾和戴维去他的寨子看小牛的出生:哆嗦着细腿刚刚站起来的小东西,我为它戴上了名字牌“多明歌”,那是我起的,充满歌剧的色彩。

秋天的多明吉老人从葡萄架中走过来,辉煌的夕阳交映着他变成金色的大胡子,带着一身汗味他搂住奔过去的我,爽朗地笑道:“你的多明歌已经是只雄壮的公牛了。走,到我那儿喝酒去。”我跨上他的那辆哈里,绝尘而去。

多明吉的老伴安妮会做上好的晚餐,用大蒜烧的很嫩的油煎小鳗鱼,鱼全煎得像竹笋,有点脆却非常滑口,一人一大盆,还有新鲜的蔬菜沙拉,是自己种的,配的乳酪块儿也是自家做的。坐在圆型的餐厅透过落地的玻璃正能看见血红的日头溜下了山坡。多明吉家中有一个大展室,陈列他收藏的斗牛士专用的服装与用具。他的父亲曾经是西班牙最值得骄傲的斗牛士之一,当年名扬欧洲大陆,富可敌国。我喜欢让多明吉给我展示那一套套沉重华美的用缎子和丝绸制成的斗牛服,色彩艳丽的斗牛披风,还有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西班牙文报纸,里面有一位英俊的斗牛士,他舞动着披风,面对直冲过来的公牛,傲然独立。那就是他父亲。“无比辉煌!”我边赞叹边想象那盛况。我曾不断地问多明吉:“你为什么不做斗牛士却躲在澳洲乡下?”他总是叼着烟斗笑而不语。

多明吉的书只写澳洲的土地,他专注于斯。其中的一本就写得全是这片山谷中每一个或存在或消失的村落的传奇,土著,白人,亚洲人,罪犯,丰富而神秘。他的创作状态是绝对孤独的。他的庄园里只有一台十几年高龄的小电视,还被放在厨房里,那只给安妮做消遣。说起来,他们俩有七八年没看过一场电影。“商业垃圾!”老人极其不屑一顾。

记得他们几个朋友有时结队出游,都骑着“哈里”摩托。乡间的大路扬起一片“狼烟”,马达轰鸣而过,带着各自不同的记忆和背景,他们穿山跨省,领略更不为人知的原始印象。我要求戴维:带点照片回来。他嘲笑道:那是什么玩意儿!我们会用脑子记!

他们不喜欢任何“形式”上的东西,更是曾经“沧海”决不做那种付出代价却无实际意义的事情。他们也许会停下车,几个人坐在路边分享点啤酒,看一眼邂逅的落日,但肯定懒得在平淡的城市中间做任何流连。戴维把城市比成一片石头森林:灯火密实地挤在一起,庞大而没有出路。

我想,戴维一定重回过越南,一定有感于那个热带的狭小国度。他应该见到过头戴斗笠的三轮车夫慢慢地踩着高大的三轮车在城市里穿行,拐弯时会敲响叮咚的车铃声。他应该遇到过许多笑容羞怯眼神明亮的越南女子,带着清香洁白的茉莉花。

因为,他始终把“二十八”藏在心底,只有纯净的民风和结实的土地才能让他的生命释然。

因为,他说过:物质的色彩和欲望的气息常常使人对真实产生错觉。他不想他的生命始终在错觉中。

那一年,老多明吉突然去世了。意外事故,是他的两条公牛打架把他撞到牛栏上引起脑溢血死亡。安妮说,他死时还靠着栏杆边说边笑呢。

葬礼就在他农庄镇上的教堂举行。安妮用自家房前屋后的鲜花精心为丈夫编织了巨大的花圈环绕着老多明吉笑容明朗的遗像。两个儿子,州议员们,和几大出版界的巨头都来到了小镇上。尖顶的石头小教堂装不下如此盛容,教堂外的窄窄的街道被乡邻们自发地封住了来往车辆,上百人静静地站在阳光下,古老的双层小酒吧肃穆在众人身后,共同守候着棺柩抬出。

送殡了。殡葬的队伍不是普通的汽车,尾随灵车的是六十辆黑色的摩托车方队,一色的“哈里戴维森”,每人身着黑色的皮衣皮裤摩托服。六十辆摩托车的马达声长久地轰鸣着,震彻了山谷。

这是老多明吉真正想要的,我们都知道。

老人的墓地就在庄园辽阔的山坡上。正值春天。遍坡遍野开满了粉色,白色,蓝色,紫色的小野花,铺天盖地,茂盛而斑斓。这是澳洲维多利亚的春天,这是老人眷恋的土地。

葬礼归来,我和戴维坐在途中一家小镇的酒吧门口,阳光普照着对面山坡上欢快的人们。赶上镇子的集市,小摊小贩一家连一家,色彩明艳的遮阳伞下有吃有喝有手工艺术有各色服装,都是自己制做自产自销。有时,人们就为图个乐儿,便将上百年的集市传统存留到了今天。生命总是令人感动的。

我对戴维说:“我的书稿很快就要完成了。顺利得忘记了以前竟有过那么多的茫然。”他问:“会出版吗?”我说:“不重要。我自己很满足。有人说过:放弃了寻找便意味着学会了找到。”他莫名其妙地问:“你找到什么了?”我笑而不答。

我想,如果我能坚定地相信记忆是准确的话,我就会像一只大蜘蛛,在行车的公里表和走过的村镇名称的交错里,继续编织出无数真实的故事,然后穷尽一生妄想着试图告诉人们:生命该怎样地保持和谐,美丽,与真实。

我似乎记得好像就在那家酒吧的台阶上,在闪烁的人群和细碎的阳光里,我和老多明吉还有过一次对话。

我问:“告诉我,你一生是否曾想作个斗牛士?”

他说:“想过。”

我又问:“因为那些辉煌?”

他说:“对。”

我再问:“为什么放弃?”

他说:“因为辉煌并不真实。”

我还问:“是因为人们的记忆会有错觉?”

他说:“是生命本身会有错觉。”

然后他挡住了我的无穷的问题,渐渐消失了:“辉煌是给别人的,真实才是自己的。”

《自由写作》第15期【澳洲中文作家作品特辑(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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