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正明:变形·异化·记忆·复归——谈马建小说《北京植物人》的哲学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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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的北京六四屠杀,二十五年过去了。历史推移成故事。但是,专制恐怖在中国仍然是活生生的现实。当此之际,中国旅英作家马建聚焦六四悲剧的长篇小说《北京植物人》(明镜出版社,2009年),更凸显了它的历史意义、现实意义及其文学价值。我要强调的是,这是一部富于哲学意蕴的小说。

一部当代“变形记”

这部小说原本题为《肉之土》,后来参照英译本的书题改题为《北京植物人》(Beijing Coma)。小说的主人公戴伟是北京一所大学的博士生,在1989年学潮中组织、参与了游行示威活动。在六四屠杀中,戴伟被军方子弹击中,从此陷入深度昏迷状态,变成失去知觉的植物人。反讽的是,十年后,戴伟从深睡中逐渐苏醒过来,发现周围世界发生巨变,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几乎被全民族忘却了,青年人根本不知道这场悲剧,戴伟成了少有的保持着六四的鲜活记忆的人,同时在回忆中寻找爱。

西方评论家也曾试图阐释原题的象征意义,例如杰斯·洛(Jess Row)在《环绕广场》一文中,依照“肉”字的汉字构形,认为这个字“很像一具被打得皮开肉绽的尸体”。但是,由于他们不熟悉东方文化,很难深入其中的哲学意蕴。

在我看来,这里的“肉”是与“灵”相对的,在佛教禅修传统和西方哲学中,都有肉与灵的悖论。

首先,我把这部小说视为一部当代“变形记”,因为小说中提到,戴伟常看的并给他深刻影响的西方书籍中,有一本《变形记》。作家没有说明那是古罗马作家奥维德的《变形记》还是卡夫卡的《变形记》。但是,书中多次提到卡夫卡和他的《城堡》。戴伟觉得:卡夫卡给他上了一课,他可以借小说看清自己和社会的真面目,而人性的扭曲,根源在于这个制度。因此,戴伟所读的,应当是卡夫卡承传了西方神话传统的《变形记》,即一个推销员变为甲虫的故事。

主人公最喜欢的书是记述中国神话和地理的古籍《山海经》。作者从《山海经》中看到另一个中国,一个文明古国。《山海经》的影子不断闪现在小说的许多章节中。引证《山海经》,是贯穿全书的一条思想线索,给小说增添了幻想的因素和扑朔迷离的色彩,同时也是主人公逃离丑陋现实的一条心理出路。他觉得,《山海经》“有太多的鸟首人身、人头鸟翼的描写,我猜想这是不是一些杂交变异的种类,或者绝种变种了”,由此联想到自己变成植物人的变形,做了许多变形的梦,梦见自己变成鱼,觉得自己闷在自己的肉牢裏,如同在一个瓶子裏无法逃走等待死亡的青蛙。

《山海经》,可以视为一部奥维德式的东方《变形记》,充满文学中的变形母题。但是,在这个母题中,可以说有两种不同性质的变形:积极的变形和消极的变形。前者是人的肉体的毁灭和精神的圆成。例如《北京植物人》中提到的炎帝的女儿变形后的“精卫填海”的故事,表面上看来人变成了鸟,但实际上体现了一种永恒的精神。这个故事,可以用来象征六四死难者的精神不死,象征幸存者对反人类罪的不断追究。至于小说提到的《山海经》中贰负神由黄帝把他变成石头的变形,可以视为一种负面的变形。

在我看来,小说的《肉之土》的原题,应当从中国哲学或佛教的角度来阐释。构成人体小宇宙的五行(金木水火土),或假合色身的四大(地水火风),以水和火最富于灵气,例如,心属火,心之官则思,主思考。土或地是最缺乏灵气的,色身因此有“臭皮囊”的贬称。“肉之土”和“北京植物人”有同样的寓意,即马建在一次访谈中所说的“中国人的灵魂被麻木了”。但英文标题更好,因为题中有红色中国的心脏,昏睡麻木的心脏,可以引发读者的联想。因此,这部小说首先可以视为一部现代《变形记》。

一部当代“异化记”

负面的变形,实际上接近哲学中的“异化”概念。就我所知,尽管马建在小说中和访谈中没有谈到异化,却以书题和情节逼近了这个哲学概念。文本的意义比作者的创作意图更丰富。因此,我把这部小说视为一部当代中国的“异化记”。

依照青年马克思的异化论,资本主义经济导致异化:工人的劳动果实异化到资本家那里去了,他们作为人的本质也被异化了,变成了从事机械生产的机器。用一句大白话来说,人的异化,就是人活得不像人。

上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美学家高尔泰和哲学家王若水在多篇文章中讨论过“社会主义还有没有异化”的问题。尽管当时不可能触及政权的本质,却开风气之先,启发了一代人的觉悟。

今天,更应当注意是,在极权制度下,社会异化日益严重。美国作家和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在《布鲁姆的文学主题:异化》(Bloom’s Literary Themes:Alienation)的导论中,把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视为关于异化的“最重要的文学画像”。卡夫卡的《变形记》可以视为极权主义社会结构带来的异化现象的文学预言。

马建的《北京植物人》,以其富于反讽的戏剧情节,丰富的文学形象和情感体验,及其对中国现实的理解,彰显了当代中国人的异化和日益严重的社会异化。在某些方面,作者的描写可以与王若水、高尔泰等人关于异化的解说相互阐发,而且有八十年代的中国知识界不可能达到的思想深度。

贪污腐败是导致1989年学潮的主要原因。六四之后,在枪杆子保护下的贪腐导致的异化,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骇人听闻。财神代替了社会主义的乌托邦,驾临法律之上的绝对政治权力成为抢钱的最有力最便捷的手段。劳动者的劳动果实的异化,达到了人们难以容忍的临界点。在《北京植物人》中,当年一些参与学潮的人,也成了商品大潮中的房地产开发商之类的掠夺者。主人公戴伟的母亲,一个曾经跟随共产党的妇女,为了支付儿子的昂贵医药费,被迫卖掉他的一个肾。小说最后写到的不合理不公平的强制拆迁,是官商勾结对民众财产的残酷掠夺,是导致民众的祖传产业和劳动果实被异化的极端形式,比原始资本积累时期的“羊吃人”要残酷得多。由此可见,中国人创造的巨大社会财富,大都异化到从高层到基层的官僚和官商那里去了。

在极权主义这种彻底非人化的体制中,人的本质或人性的异化,同样比资本主义残酷得多,畸形得多。

《北京植物人》的主要情节的时间跨度,从1989年以来长达十年。但实际上,作者的笔触和主人公的回忆不断闪回到此前的建国初期和文革时期。小说启迪我们,严重的异化现象,在中国实际上是从1949年开始的。主人公戴伟由于家庭背景和社会阅历,最后发现“解放”的意义,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到底解放了谁?因为父亲被解放成右派,妈妈也被抄了家成了穷人。爷爷老爷都被共产党弄死了。要说解放了农村人,那我见过的农民都穷的吃了上顿没下顿的。”(65)值得注意的是,西方评论家在谈到戴伟的父亲被打成右派时,采用的被动语态的动词是branded (被打上……烙印)。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这个词最初指打上奴隶的烙印。在中国,打上烙印的不只是右派,还有数亿农民。高尔泰先生于2013年5月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一次演讲中,谈到莫言时,深刻地指出:“作为农民作家,说了那么多古代近代现代的农民故事,却一个字也不曾提到,五十年代以来,中国农民的农奴身份。”

至于六十年代和文革时期的人性的异化更是骇人听闻的噩梦。我们在小说中看到:在饥荒遍地的血腥的乡村,有人被杀害被吃掉,有人被活埋了,暴民或食人者为的是救自己的命或出于官方煽动的阶级仇恨。鲁迅抨击的中国文明的“吃人”,虽然也有真实的历史记录,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隐喻。在《北京植物人》中写到的“吃人”,已经是一种活生生的实践,人异化成为被吃的肉食。

《北京植物人》不是专写农民的小说,却告诉我们,包括农民在内的所谓“解放”,根本不是中国人自由的现实生活状况,这个词失去了原有的词义。马建采用反语的修辞手法,暗示或折射了多种异化形式:除了劳动者的劳动果实的异化之外,还有“被解放”的人的本质的异化和语言的异化,其根本原因,在于所谓无产阶级政权的异化。

种种异化现象,鲜明地体现在戴伟的父亲这个艺术形象的塑造中。戴伟的父亲,一个建国初期从国外归来加入共产党的小提琴家,不但异化为非艺术家,而且异化为非人。作者写到,父亲自己的感觉是:他虽然在中国歌剧院拉琴,拉了五年后,“我就突然发现,自己拉的像个没有情感的机器了,我的艺术生命回国后就死了”。77 “父亲回到共产中国六年后就再也不是小提琴家,成了没有身份的人,……如同实验室里的兔子。…… 父亲生前活得如畜生。……”这个父亲形象表明,任何一个党员,实际上都是“党的驯服工具”,换言之,人异化成了物。这种异化,即是党的要求,也是党员自愿接受的,是两厢情愿的。

尽管如此,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是被打成党的敌人。

连同这个小提琴家一起异化的,是语言异化为非语言。在毛泽东时代,戴伟的父亲之所以不敢写笔记,分析起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原本带有诗意的温柔敦厚的中文日益异化为谎言或暴力语言。戴伟承认他的少年时代都是在撒谎中长大,并且思考撒谎的潜意识是不是为了自我保护的问题。对于戴伟的父亲来说,用这样的语言来写笔记,写些违心的话,是他和那一代许多人不情愿的。用真话来写笔记,那就要冒大危险。因此,他的父亲是在1979年,即毛泽东逝世之后的相对宽松时期,那些右派敢于通信的时候,他才开始写笔记。

但是,相对宽松只是昙花一现,戴伟像他父亲一样碰到了语言异化问题,他承认:“自从在公安局写了检讨之后,便对文字缺少了亲和感,很少写笔记,” 高尔泰当年在《异化现象近观》中指出,绝对化的阶级斗争,“不但扩大到每一个家庭,而且扩大到每一个人的内心,迫使每一个人都成为自己的敌人,反对自己,侮辱自己。”89年的学生,并没有要推翻共产党的阶级斗争意识,共产党却要把学生打成敌人,而且继续把中文异化成为强迫人们“侮辱自己”的工具。

因此,高尔泰的《寻找家园》和《北京植物人》等文学或诗歌作品,在语言领域是对中文异化现象的一种拨乱反正,是向诗意的中文的一种复归。

莎剧中的哈姆莱特把世界称为一座监狱,丹麦是其中最坏的一间。在极权社会,几乎整个国家被异化为古拉格群岛或劳改营。由此可见,官话总是想掩盖社会的本质,只有诗语才能比常规语言更能把握社会的本质。被打成右派的戴伟的父亲,度过了二十多年的劳改生涯。病中不能说话不能行动的戴伟,也成为被官方监视的医院里的囚徒。戴伟的母亲因为练法轮功,被作为“邪教组织”的成员关进拘留所,并且被警察用电棒打断了手臂。她最后终于发现:中国是一个巨大的监狱。不管我们在狱中还是在家里,每个人都是囚徒。

马建本人谈到中国的经济腾飞时,也曾尖锐指出,“这个和谐社会是用政治恐惧的砖堆砌的,是以丧失思想道德为代价的,这个伊甸园其实是座五星级监狱……。”这里,一句话包含多个隐喻,由此可见,马建长于用诗语来捕捉现实:中国社会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已经完全溃败了。

要理解中国建国初期就开始发酵的异化及其膨胀的后果,我们必须懂得:历史证明,马克思设想的“无产阶级专政”,在实践上是不可操作的。熟悉异化理论并在这方面有所建树的马克思,他的一大失误在于,他不能预测到这样一种异化:无产阶级领袖领导的革命,从革命胜利后掌权的第一天起,就会由于人性恶和人的权势欲,把新生政权异化为极权主义政权。共产党早就异化为极权主义的政党。

因此,我们再次回到人的本质的异化问题,就会发现一个一般人难于觉察的反讽:那些高层统治者,即使有“无法无天”的权力,即使有弥达斯国王的点金术,即使富可敌国,他们及其集体世袭的后人,也会异化成为“非人”――“衣冠禽兽”。在《北京植物人》中,偶尔有这样的丑类闪现。但是,作者并没有把所有被异化的人都写成恶人。戴伟认识到:他们并不是天生邪恶的人,他们只是一种邪恶制度的产品,是绝对权力酿生腐败的结果。

因此,在这片腐败的土地上,从深睡中醒过来的戴伟感到进退失据。作者这样描写戴伟的心理活动:“我真想从这深沉的死睡醒来,再走进外面昏迷的群众之中吗?在这个植物化了的社会,肉体活过来也要头脑麻木了,总要损失一半……”万念俱灰时,他的最后欲望是想把《山海经》研究透,“再沿着那些山河走一遍,写出本当代的地理、植物、动物……”。

我认为这是有助于理解这部小说的一个重要片段。主人公的最后的愿望,折射了作者的创作意图:写一部带有中国色彩的当代《变形记》的热望。他的热望部分地实现了。如上所述,《北京植物人》可以视为一部新的《变形记》,在悲剧的反讽中杂有卡夫卡式的幽默。但是,从哲学底蕴来看,它实际上是一部试图描绘当代中国社会全面溃败的《异化记》。书中对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的描写,就是一出黑色喜剧。作者写到街上有人烧毁“基本法”的事件,实际上是在警告香港人:假如不抗争,这片自由土地也面临异化的危险。

记忆和人性的复归

香港的相对自由和大陆的威胁,使得许多香港人保持六四的记忆,并且年年以烛光晚会纪念六四。记忆是《北京植物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话题,深刻影响了小说的主题、情节、性格塑造和艺术形象。

作者有时以“诗的破格”(poetic license)写下一些有关记忆的诗句或警句插入书中,例如,“记忆就是些交叉的胡同”,“记忆像手电筒般闪了闪”,“你让记忆顺着光线飞逝,去追杀早已撤退的枪声……”。

主人公想找到《山海经》提到的迷谷的黑树,因为“它开的花光艳四照,你佩戴上它就迷不了路了”。这样的描写,在我看来,象征着对六四死难者的永恒的悼念,对历史的永恒记忆。与此同时,戴伟第一次惊异地听到某些国家没有死刑的事,作者借以与六四屠杀进行反讽的对比。

当今中国,类似的良知的声音极其微弱,简直是一马嘶鸣,万马齐喑!马建指出,不是戴伟,而是许多中国人才是真正的植物人。这一点,作者在小说中也以戴伟卖尿的故事巧妙地暗示出来了。人们发现,常年禁食的植物人状态使得戴伟的尿液对某些病症有特殊的疗效。关于尿液治病,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早就有不少记载。入药的童便,必须是健康儿童的尿液。戴伟的尿,被誉为“还元汤”,一家晚报商业广告的标题是:“植物人尿液治绝症,癌症患者绝路逢生”。人们更是纷纷传说,“看他透明皮肤,这是辟谷升天了”。“像气功大师空海。他的尿那真是道家最灵验的符水”。

由此可见,戴伟卖尿的故事,蕴含这样一个令人警醒的反讽:这个植物人是一个保持童真的健康的人,精神修炼证量很高的人,而许多中国人都是病人,尤其是那些官僚和官商,用佛家语来说,是贪、嗔、痴三毒攻心的病人。因此,他们需要同时也在寻求一种特效药来治疗。换言之,在作者自己也许意识不到的隐喻意义上,他们是被异化的人,需要并且在寻求人性的复归。

但是,正像鲁迅笔下的革命者夏瑜的血变成的人血馒头一样,算得上自由战士的戴伟的“还元汤”,治不了制度的癌症,治不了中国人灵魂的麻木。人性的复归,药石无能为力,要靠制度性的变革和精神食粮。戴伟是推动变革的人,有精神追求的人的艺术形象,中国需要千千万万这样的人。

当今中国流行的财神崇拜,既不能真正給大多数人带来财富,也不能满足灵肉一体的人们的精神需要。实际上,正是由于上文提到的马克思所说的两种异化,在1989年之后的中国,法轮功等民间宗教和基督教均得到迅速发展。

《北京植物人》中的戴伟的母亲出于不花钱却能治病强身的需要,出于精神启蒙的需要,不再做党的“驯服工具”,从共产主义改宗法轮功。作者写到某些学员的一种修炼愿景:“有人灵魂离开了肉牢,也有的带着已经被完全被高能量物质转化了的佛体,骑上仙鹤就白日飞升了。”这是一种积极的变形,是难以实现的梦,是“肉之土”复归为金木水火土阴阳和谐的完人状态,象征着凡胎肉体的精神发展的最高境界。

德国诗人哲学家席勒被视为“异化”概念之父。在《美育书简》中,席勒谈到人性的肉与灵的二分法时指出,前者是感官物质,后者是理性的、道德的和理想的状态。他认为只有艺术或审美教育能够把人性的二元对立融合为一,换言之,帮助我们摆脱异化,寻求人的本质的复归。

唯有能自由思考有历史记忆的人,才有可能成为完整的社会人。人的精神生活,首先需要信仰自由的宽松环境。审美教育的第一步,首先也是记忆,因为缪斯是记忆女神的女儿。其次,是反对控制思想的审查制度,赢得艺术创造和审美欣赏的自由。

小说结尾,作者以交叉蒙太奇向读者展现出一幅幅惨烈的画面:当强制拆迁的推土机像六四坦克一样向戴伟所住的那栋楼房迎面扑来,挺身阻挡的,不仅仅是一疯一哑的母子俩的“肉之土”,而且是他们的灵与肉。小说以其悲剧美召唤中国人寻求人性复归的道路。

马建的作品,早就在中国被查禁。正如马建在一次访谈中所比况的那样,实际上,书是人类抵抗金钱和抵抗所有问题的唯一的诺亚方舟。这是与席勒的自由精神相一致的。

《北京植物人》使读者看到:人性复归之路在中国都被堵塞了,但不可能完全堵死,因此,被异化的中国人,人性或人的本质的复归仍然有一线渺茫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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