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居邦:赡养母亲散记(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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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鹿居邦

死亡只有两种形式:
猝死或慢慢地死。衰老、衰老……
——题记

赡养母亲的过程中,一,有一些感受想表述。这也许是因为自己也在走向、或已经步入老年。今年51岁,若像我父母般结婚早,我孙子早应该“打得酱油”了;二,我相信,因独生子女政策、人的寿命的延长,老年人的赡养,必将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三,若仔细研究、认真对待,政府、社会可以较好地处理老年人的赡养问题;四,三年前,我在《新华文摘》读过报告文学《老年悲歌》。该文实际上已经提出:在步入“老年型社会”社会后,老年人的赡养,将日渐成为突出的问题,社会需要思考怎样妥善应对。该文虽描述了不少“个案”,却没有一个个案是全面而详细的。拙文或许可成为讨论老年人问题的个案的参证。

老虎没牙了

父亲90年去世。母亲曾与无小孩的弟弟、弟媳一起住,处不好,弟弟、弟媳搬走了;后又与哥嫂侄女一起住,也处不好,哥嫂、侄女也搬走了。98年后,除读中学的侄女偶尔与她奶奶一起住外,我母亲大多是一个人吃住。当然,老人家并非特别寂寞,因为,在长沙市的四个子女,几乎天天都有其中的一个或两个回母亲家,过年节,则百分之百会在母亲家团聚。

2004年春节前,很快即满八十岁的母亲对我们说,老虎没牙了。我已经自己做不吃了,你们商量着办吧。

因种种原因,五个兄弟姐妹中,没有一家适合、或同意回母亲家一起住的,虽然母亲有三室一厅的住房。于是,商量的结果是给母亲请一个保姆。妻子经熟人介绍,找了一个保姆。可保姆干了不到两个月,母亲高低要赶她走,说懒,不诚实,还偷吃了“四个土鸡蛋”。我和妻子、我妹妹都认为保姆还可以,给老人家做工作,请她随和些,但根本做不通。母亲甚至还对我说:“你要保姆,还是要我这个娘”?了解情况的,知道这是人老了的糊涂话,一笑了之。不了解情况的,说不定怀疑我与保姆有“暧昧关系”呢。

我们子女只好重新商量。考虑到母亲是文盲,有些耳背,南腔北调的山东话使她难以与保姆沟通,而找个勤快、细心、善良的保姆也很难,加之我们并非很富裕(我与妹妹家经济条件尚可,我哥嫂与弟弟、弟媳,均为“下岗工人”,在益阳的姐姐、姐夫都是退休工人,已有孙子),我们决定:将母亲的住房出租,接母亲到长沙市的四个子女家轮流住,每家三个月。母亲是老干遗孀,每月有280元的生活补贴,这些钱归母亲自己支配。而每月750元的房租,将500元用于母亲的生活,另外的250元用于母亲的药费及出行费。征得母亲同意后,就这么办了。

没牙的老虎也威风

2004年4月1日,母亲首先入住我家。当天,母亲便耍了一次“威风”。

事情源于“一床草席”。因母亲入住我们家,故母亲独住时的一些旧家具、日常用品,旧家电之类,有的送人,有的丢弃了。母亲一床质量较好的草席,妻子考虑我们家有,而东西太多又占地方,故将草席给了她嫂子。母亲知道后,非常生气,说是“’我’的草席,未经’我’的允许,你就送人?你好大的胆!今天你非给’我’要回来不可!去,给’我’要回来!坐鸡(的)士,’我’给你出钱!”当时,在益阳的60岁大姐也来了,妹妹也来了,姐妹俩、我,三人一起劝,怎么劝,也不通。当晚,妻子花了近40元的出租车费,将草席从嫂子处讨回,这才平息一场风波。

母亲从来不是一个很不讲道理的人。此事怎么解释,才比较更接近事情的真相?简单的解释是,不讲道理,老糊涂了。但未必这么简单。我琢磨,母亲会不会这样想:以前,我住自己的家,我与媳妇你关系虽不好,但可以井水不犯河水。现在,我住你的家,你不要以为我会怕你,不要以为我好欺负。我先来个下马威叫你看看,我不是好欺负的!当然,这是我的猜测。

赡养母亲不容易

虽然母亲尚能基本自理,但我已从实践中,感觉到照料老人家不容易。

孔子说过,仅给父母饭吃、衣穿,那和养马、养牛也差不多,只有不仅给饭吃、衣穿,还能“色养”,用今天的话说,还能给父母以“精神上的慰藉”,才是真正的孝顺父母。

或许是我的信息资源不足?没有看到其它动物孝顺它们的父母的(“鸦有反哺之义、羊有跪乳之仁”是否是对母亲的报恩,科学上没有证实)。假设果真如此,那么,孝顺父母,也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人为什么会孝顺自己的父母?这大概既因为人比其它动物更注重“亲情”,也还由于人比动物更具“远见”吧。

作为传统美德的孝敬父母,我相信永远不会过时,除非人倒退为动物。西方有个说法,说子女是上帝寄放在父母处的,意思是父母对子女必须“无私”,这极为正确。但“养儿防老”会错么?如果说“善待每一个生命”是上帝的旨意,那么,在强调父母无私地抚养、教育子女的同时,也强调子女对父母的孝敬,当更符合上帝的本意吧?

我说的赡养母亲“不容易”,主要是指“色养”。在物质生活不成问题的前提下,如何让老母亲舒心、愉快,即有一个幸福的晚年,这其中包含诸多复杂因素。当然,首先是子女要有感恩、报恩之心,要有责任感,也要有远见。另外,对老年人心态、心理的准确理解与把握,同样重要。

照料母亲的日常流程:早晨,我通常在6点半至7点起床。第一件事便是倒尿盆。接着,母亲与我洗漱完毕后,我给母亲备药。母亲常用药有“卡托普利、心血康、脉通、降脂灵、尼莫地平、阿司匹林、欣康片??均为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用”、钙片。待母亲服完药(降压药要饭前服用),我又给她备好中午的药。然后是做或买早餐。早餐母亲必吃的有牛奶、土鸡蛋、蜂蜜。其它的,用母亲的话说,叫“有什么、吃什么”,馒头、包子、饼、饺子、面条、米饭等都行。说是“吃什么都行”,可为了母亲吃得高兴、舒服,总应该换点花样吧?

吃完早餐,收拾好碗筷,便是陪母亲去散步。散步一般是沿着学校的运动场走一圈,因腿脚乏力,中途必定要休息。整个距离约为一华里,而时间通常是一个小时左右。只要天热,回家后,我都要打点热水给老人家擦擦。至此,一天中,我照料母亲的主要工作,已基本完成。午饭晚饭均由妻子负责。此外,还有晚饭前的备药、打洗脸、洗脚、或洗澡水,陪老人家说说话。整个白天,母亲会看看电视,听听收音机,偶尔还做点针线活,洗洗自己的袜子、手绢、内衣等。晚间9点左右,母亲就寝。

母亲不读书、不看报,也不会打麻将、玩扑克,年轻时就极少串门,老后就更少串门。但她喜欢“看光景”。这样一来,就需要带她出去走走。公园啦、风光带啦、特殊的展览啦、或大马路上(去马路上“看人”??母亲语)啦,十天半月的,总要去一次。大致算来,一天中,我照料、陪伴母亲的时间,约2、3个小时。

没有理由不孝顺母亲

母亲这辈子很辛苦,不容易。

母亲缠过脚,后又放了,脚背很高,不是三寸金莲,但比正常的,大约短一寸。1942年,母亲18岁、父亲16岁成婚。1944年,有了我大姐。大姐还在母亲肚里,因忧虑祖宗留下的20多亩地要“归公”,我爷爷自杀。46年,又有了二姐。我老奶奶很伤心,哭着骂着说她的孙子我父亲命苦,爹死得早,媳妇又“尽养些赔钱货”。老奶奶的痛苦给我母亲造成很大压力,故刚出生的二姐,因几乎“完全不照看”,夭折了。1946年底,父亲到东北“找出路”,留下我母亲、我姐姐、我奶奶、我老奶奶四个女人、四代人守家,颇为艰难。父亲48年参加革命工作,后成了“南下干部”。1952年,母亲带着姐姐,从山东老家来长沙与父亲会合。1954年至1957年,罕见的“一年一个”,我母亲又生下我哥、我、我妹、我弟四个孩子。据母亲说,因她从小“捧药罐子”长大,身体不怎么好,生我后,曾想结扎,可当时学苏联,政府要求妇女做“英雄的母亲”,医院不同意结扎。直到生下我弟弟后,是父亲主动作了结扎手术。

青壮年时的父亲,在家从不做家务,连洗脸洗脚洗澡水都是母亲或子女打好。饭菜不准备好,他是不会上桌的,属于典型的“甩手掌柜”。这样,我母亲的辛劳可想而知。

1956年,父亲已是“副处级”干部,行政16级。1964年,行政15级,月工资约115元。(当时工厂的8级工人,月收入为90多元,与一个“正科级行政17级差不多。)以父亲的工资养7口人,加上在老家的奶奶,还负担部分生活费,我家生活只能说”温饱“水平。我的记忆中,我家的生活比不少我的同学家的都差。1970年,我与哥哥同时初中毕业,因我们都学习不错,加之出生”革命干部家庭“(父亲当时在长沙市某机床厂任”革委会副主任“),学校希望我们升入高中读书。那时,高中每学期学费大约是”7、8元“,可我父母也拿不出,曾写信给经济条件较好的我伯伯借钱。

年轻时,我母亲除操劳繁杂的家务、照料孩子外,还做过给人送煤(一担煤送上三楼,才“1角5分”钱)、选猪毛、包别人的衣服洗(一个人一个月1元5角,还自备肥皂)、“贴衬壳(将旧布刷上浆糊粘到一起,做布鞋底用)”、剥冬瓜子仁卖、给人带孩子等(前后带过三个)。母亲曾说,60年代,她几乎没有一个月不找人借钱的,还曾因借钱遭人嘲讽。一次,我们正吃饭,邻居兰外婆来我家,见到桌上的菜,连连摇摇头说,一个“处长太太家”,竟吃这样的饭菜!三年“苦日子”,我最深的印象是,吃过“喂猪的糠饼”,而我母亲,不仅害过“水肿病”,还梦见“吃屎、并好吃”。我大舅回老家山东,曾对亲戚们说,你们都以为我妹妹到了大城市享福,实际她是遭罪呢。

我不记得母亲对子女的教育方式,有什么特别值得赞赏的地方,但我从不怀疑母亲对我们子女的爱。

我妹妹出生时,是“罗圈腿”,而且“罗”得厉害。在经济不富裕、必须举债、父亲不可思议地反对的情况下,母亲坚持送女儿去医院手术治疗,这才使得我妹妹有了正常的人生。

1966年夏天,一次,我与邻居家的孩子闹矛盾,我用弹弓将他家的鸽子打伤。“造反派”的他父亲,捧着受伤的鸽子,来我家,当着我“走资派”的父亲面,恶狠狠地对我说:如果不看你父亲的面子,老子要你的命!恼怒的父亲劈头盖脸将我痛打,直到打得我仓惶出逃。因闹“武斗”,当时整个城市四处响枪。担心我被流弹击中的母亲,拖着一双小脚,一路哭着、喊着,找我整整一夜!凌晨时,我躺在一个脚手架上,又饿又困,是母亲爱的呼唤,使得倔犟的我,没有丝毫的犹豫,迅速爬下脚手架,冒着被暴躁父亲再次暴打的风险,随母亲返家。

1978年,23岁的我考大学。为不耽误我复习功课,还为省“8分钱”车费,已50多岁的母亲,来回两公里,背回50斤大米!

母亲这辈子的辛劳,母亲对我们子女的关爱,使我深信:我没有任何理由不爱自己的母亲,没有任何理由不尽我所能,使年迈的母亲有一个舒心、愉快的晚年!

哥嫂不要母亲去他们家住

在我家住满三个月后,2004年7月至2004年9月,母亲在我哥嫂家住。尽管母亲与我嫂子关系最差(三个媳妇关系都不怎么好),而且,在私下里,母亲也不止一次地与我、我妹妹、弟弟说过,不愿去哥嫂家住。但哥嫂接老人家去住,她又还是去了。我“猜想”(因我没有问她):老人家大概是感到,虽然自己不愿去,但如果真不去,那对其他子女不公平吧?所以,尽管自己不情愿,也还不能不去住。

实际在哥嫂家住的三个月,我母亲基本满意。至少我没有从母亲处听到什么“很埋怨的话”。但2005年初,哥哥来我家,说,你嫂子不要娘老子去住了,她怕娘老子;我也不想娘老子去住了,我也怕她。就让她在你们弟妹家住。说完,哥问我,你什么意见?我说,什么意见?赞同?还是反对?然后我沉默了。我心里想说的是,赞同?除非我同你一样“不清白”;反对,没有意义??第一,这话,你不是随口说的,至少是经过一定时间思考的结果;第二,你不会因我的反对而改变自己的想法??你都已经过了“50周岁”、所谓“知天命”之年呢。

事后,我与妹妹、妹夫说,哥哥“坏也坏得没水平”。因为,假如他以嫂子有病为由,不接娘老子去住,我能理解,因为嫂子确实有病。我怎么可能与病人计较?即使我有意见,我也无话可说。但哥哥自己怎么能讲这个话?!母亲为我哥哥付出最多!哥哥小时体弱多病,医院就住过几次,参加工作后,还因“风湿性心肌炎”,住过一、两年医院,都是母亲照顾他。成家生孩子后,母亲又给他们带孩子,带到十多岁,他都忘了么?他怎么能讲这话?他这样怎么教育自己的孩子?他打算给孩子树什么榜样?

再后来,我发现自己对哥哥有误解。因为,一,母亲住我、弟、妹家时,他还是常来看望,也买一点礼品。如果因故不能来,会有电话问候;二,2005年大年初四,母亲摔伤住院时,接到电话后,很快,哥哥一家三口都来医院了。而且,当天,哥哥就在医院照看了一夜;三,去年母亲过生日时,哥哥亲口跟我说,这几年,归你们照看娘,等我退休,我来专门照看更老更衰的娘(原话为,“我来收拾’烂摊子’”)。这些说明,哥哥并非要遗弃母亲。

然而,我认为,哥哥仍没有道理说不要母亲去他家住。因为,尽管他有很多困难,赡养母亲依然是他的一份责任,原则上不能推脱。作为“长子”,不要说多尽责任,至少自己那一份要承担,这才公平吧?他之所以说这话,仍与他缺乏责任感有关。此外,我估计哥哥把赡养母亲的问题,“简单化”了。在他看来,母亲并不缺钱,因此赡养母亲,经济上不是问题,加上母亲近些年与你们弟妹关系要融洽些,那就干脆让你们赡养好了。但他大概低估了照料母亲的“艰难”。

事实上,只要母亲乐意,我和妻子、妹妹和妹夫宁可每月再拿出几百元,让母亲在经济条件较差的哥嫂家、或弟弟家长住。曾经与弟媳(他们家,她说了算)谈过这个意思,弟媳坚决不干,并表示轮住也是“无法”。

哥嫂不接母亲住,这样,母亲就在我、弟弟、妹妹三家轮住,每家照料母亲的时间,便由原来的三个月,变成了四个月。还好,我妻子、弟、弟媳、妹、妹夫,没有因为哥嫂而推脱自己的一份责任。倘若我们坚持“事先商量的、承担三个月的赡养”,我母亲便会有三个月“无着落”;倘若我们坚持“既然连你老兄也不承担责任,那我也可以不承担”,我母亲便只能去养老院或流落街头了。

我这是流浪呢

2004年4月-2005年3月,一年之中,母亲因在子女家轮住而搬了四次家。虽然,搬家对母亲而言,几乎完全不需付出体力,因为她只需整理一点个人用品、一点换洗衣服,出门就坐出租车,很少的物品也都由子女或孙子、孙女们搬。而且,依很多人的理解,去子女家轮住,就像“周游列国”,应当是十分愉快的事,因为子女都还算孝顺嘛。但搬家??准确地说,只能称为“转移住处”时,我至少两次听母亲不无伤感地、细细地说,“我这是流浪呢”。而且,在与母亲的闲聊中,母亲还数次提到我岳父的一句话:“自己盖了一辈子的房,老了还住儿子的房”。我岳父在八十年代,共有私房七、八间。后来大儿、小儿均要在岳父房子的地基上建新房,于是将岳父的房子按三份给三个儿子分了。大儿、小儿将分得的房子拆掉,在旧房的地基上,盖了新楼房;二儿因在长沙工作,并有住房,无须在当地盖房,故他分得的旧住房留给父母住。这便是岳父话的背景。母亲也就去铜官镇的我岳父母家玩过一次,住了一晚,怎么岳父的这句话,会让她铭记在心呢?

研究表明,很多动物都有“领土或地盘意识”,我母亲是不是因为“领土、地盘”的丧失而伤感呢?毕竟,没有了自己的领土、地盘,你也就不是“主人”了啊。

五条腿

2004年,母亲尚可独自一人行走,当然是拄手杖。只是路要平坦、人不能多。在我家住时,通常,我会陪老人家一起走走。有时,我只送她到教学区的林荫道上,然后我就回家干自己的事、或去上课,让她一人拄杖慢慢走一走,歇一歇,到时候我再来接她回家。去年起,不敢让老人家独自一人走了。看她一人拄杖,步履愈来愈缓慢,步伐愈来愈细碎,颤颤悠悠地走,随时都可能摔倒的模样,我实在不放心。于是,从去年起,如果没有课,我就“牵”她走走;如果需要上课,我就让她在家呆着。

散步时的闲聊中,母亲曾数次提到父亲说的“外国故事”:一种动物,在生命的早晨,是四条腿;生命的中午是两条腿;生命的黄昏,是三条腿。紧接着就会评价:说得真好!(人)老了就成三条腿了。

一旁牵着她的我心想,您现在是“五条腿”呢!

“爬”楼梯

父亲生前的锻炼方式之一,便是爬楼梯。在照料母亲的这两年中,我才明白什么是标准的“爬楼梯”。准确地说,父亲是“走”楼梯、或“登”楼梯,因为,他只用腿。母亲才是正宗的“爬”楼梯??“四肢并用”。我注意到,母亲上楼梯是:左右手攀住楼梯扶栏,左手在前有朝后拽的力,右手则先拉后撑,接着上一只腿,再上另一只腿。一定是两条腿在一个台阶上并立站稳后,再上另一级。我家住三楼,约40级台阶,我有意计算了一下时间,母亲一般需“2、3分钟”,才能爬完。

我还注意到,母亲常常会爬上第一级台阶后,说,“只要上了这一级,就好了”。为什么这样说?仔细一看,原来第一级台阶,比其它的,高大约“5、6公分”。

为避免意外,下楼时,我总是走在母亲前面,我担心老人家万一朝前倒;上楼时,我总是跟在后面,怕万一她朝后仰。

耳背的麻烦

也记不清是哪年,母亲开始出现耳背的情况。老人家一人住时,曾有多次,熟人朋友来看望她,怎么也“擂”不开门,可她明明在家。

耳背就有麻烦,比如,我问她,吃药了吗?她会回答:不洗澡,昨天不是刚刚洗过?我再提高声调:我问你吃药了吗?她又回答:什么?你妹妹来啦?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为避免“出岔”,有时我就大声在她耳边说,倘若此时正值老人家不高兴、心情不好时,她就会拉长着脸说,我听见了!或,我听得见!不要那么大的声音,让别人以为吵架似的!

我将这总结为:声音小了,听不明;声音大了,是态度不好。

据我观察,有时,耳背的母亲,实际上是估摸别人说什么,而不是真正清楚听到别人说什么,来作回应、回答的。因此,与母亲有过矛盾的人,在她面前说话,需要特别小心。

也曾想过给母亲买助听器,但听妹夫说,他父亲用过,且质量较好的,基本不管用,也就罢了。

唠叨

人老话多,树老根多。老人能将已说过一百次的事,又一百零一次地当作“新鲜事”,兴致勃勃地讲给你听。这当然可用思维力或脑功能下降,加以解释,但或许还可以从“人有语言欲需要满足”(一个朋友的观点)来说明。几天前,一位十多年未见的同学、朋友,突然造访,我们从中午12点多,一直聊到深夜12点多,足足聊了12个小时!中间吃了晚饭、喝了啤酒,但聊天的唯一“长时间中断”,是点菜的几分钟。80%以上的时间是他在说,我听。我曾好几次想提问而打断他,均未能如愿。他的话语,仿佛是滔滔洪水,我的提问,则像被洪水冲击而翻滚、消失的漂浮物。这位可敬的同学大我二、三岁,大约54岁左右。50多岁的尚且像“话痨”,何况已80多岁的?

常听母亲唠叨。所谓“陪母亲说说话”,实际主要是听老人家唠叨。唠叨更像是自言自语,而不是对话,更不是宣讲,而且一会儿东,一会儿西,一忽儿南,一忽儿北,毫无逻辑性、一贯性可言。比如,母亲说到“如今小菜真贵,过去,才1、2分钱的,现在1、2块”。我没有回应。停顿了一会,母亲接着又说,“这个人,一辈子没有男人陪伴,嫁个男人,男人跑了,又嫁个男人,男人又很快死了,守一辈子寡”。谁呀?“你后奶奶呀”!哦。又突然说“人呀,还是要会保(养)。中国人有的病,他都有,这不,现在他还活着”。谁呀?“你孟叔叔呀”。哦。再接着说的是,“52年,我与你姐姐来湖南,瘦得人家叫他猴子的高石成说,鸿宾(我父亲),你媳妇蛮俊呢”。真的吗?我故意问。“你看看,这还能假?”。等等。

然而,迄今为止,我还从未发现母亲独自一人在自说自话的情况,这或许证明我这“忠实的听众”,有其存在的实际价值。

老了不怕丑

母亲原本是很传统的。每每在电视上看到“三点式”,老人家往往会冲口而出:打倒羞耻。然后发出“啧啧”声。无论多么热,只要有外人,无论多熟的外人,她都一定穿长裤,穿短袖衫,而不会只穿汗衫、短裤。可近些年,开始不怕丑了。那还是大前年,有天,我去看她,她在卫生间洗澡。不多会,她仅穿个短裤,便出来了。见我笑,她也笑着说,有什么关系!自己儿子怕什么!

天热我带母亲散步回家后,我都会弄点热水,先给她擦擦背,然后,要她自己擦擦。常常是,我还没有离开,她就无所顾忌地撩起汗衫,露出胸脯,擦起来。同样的一幕,来我家做客的刘奶奶也“表演”过。一次,我开玩笑说,也不怕丑。老人家淡淡地说,有什么关系。

明白与糊涂

赡养母亲的过程中,我发现,老年人逐渐变得像“醉汉”、像“小孩”。所谓“老小老小”,是不是包含“老人像小孩”的意思?这大概是生命走向衰落的必然过程。

酒桌上,一个满脸通红的醉汉,指着上级的鼻子,愤愤地说,我知道,你是领导,水平比我高,我应该也必须尊重你!可你也同我一样,也是用鸡巴撒尿、捅逼,用肛门排泄大便的!请你务必记住这一点!??他是真醉(糊涂)还是假醉(明白)?

当有大人逗一个不到2岁的小男孩:来,让我摸摸你的小鸡鸡。小男孩伸手指向大人的裤裆,让我也摸摸你的小鸡鸡!——这小孩是明白还是糊涂?

母亲的明白:每年春节,在长沙的一个孙子、一个孙女、一个外孙女,及一个干外孙女的压岁钱,母亲是必给的,尽管有看重孙子的传统,却并没有丝毫的偏心——一律200元。今年春节,母亲宣布,因孙女已大学毕业,要参加工作了,不能再给压岁钱。仍在读大学的孙子、外孙女、干外孙女的“压岁钱涨价”,每人300元。后果然兑现。

当得知孙子明年还要考研究生后,母亲说,若考上,奶奶我奖励1000元。母亲还叮嘱我,你这当爸爸的,儿子考研究生,你要帮他呀,该请老师就得请老师,该花钱的,你得花,不能抠呢。

因母亲行走不便,在老人家卧室内,夜间安放了可拆卸的坐便器。今年来我家轮住后,气候刚刚转暖,母亲便不再使用坐便器,摸着上卫生间。我问她为什么?母亲说,见你(倒便盆)很麻烦,气味也重。??八十多岁的老母亲,还在心疼、体贴儿子!

母亲的糊涂:除前面提到的怀疑保姆“偷吃四个土鸡蛋、你要保姆,还是要老娘”外,母亲的糊涂,还有许多表现。比如,去年在我妹妹家住,她非要自己倒便盆,结果将塑料便盆摔破,尿液撒一地。换了一个后,没几天又被她摔破。孝顺也大方的妹妹,根本没有数落母亲,甚至连数落的意愿也没有,但母亲总认为女儿在数落自己。不仅如此,老人家竟然还脱口而出:我知错了还不行吗?我给你“下跪”吧!直把女儿吓得不行,急得哭。好在事情很快过去??我告诉妹妹,你给她解释解释,然后随她,她很快就会忘掉。果真如此。

一个月前的一天,我牵母亲去理发店理完发后,老人家一定要去看望胡叔叔(父亲的同事、朋友,也是邻居,两年前患上“帕金森”症)。来到胡叔叔家,母亲便连连问,老胡你还好吧,你还好吧?又连着说了两句:你这实际是小中风呢!你这实际是小中风呢!一旁的我,很是尴尬、无奈,看着胡叔叔的夫人苦笑。出门后,我靠近老娘的耳朵说,别人病后,要说他恢复得好、气色好,别人才高兴,不要说什么中风、中风的,别人不舒服。母亲用早已不再明亮的眼,迷茫地看着我,问,不能说么?

不久前,我刚给母亲200元钱没几天,还一分未花,妹妹来看她,她又问女儿要了100元。我问她,您老怎么又跟女儿要钱,我不是刚给过您钱?没钱用吗?母亲先是一笑,说,这家伙还告状啊?又“义正词严地”说,怎么,我给她要钱还不应该?我哑口无言。

母亲与我妻子的隔膜,由来已久。一天,老人家突然对我说,媳妇不让看电视!不看就不看,有什么了不起!无论我、我妻子、我妹妹、怎么解释,劝说,一点用都没有。母亲坚持不看电视已有两个月。我妻子当然不会叫婆婆不看电视,即使是一时“气话”,我相信也不会说。但解释劝说无用啊。能怎么办?也许唯一的办法是等老人家遗忘。

对老人家的糊涂,在作了必要的解释、劝说后,只能不计较、由她去吧?若以她的“明白”而否认她的“糊涂”,进而计较,使因她而起的矛盾升级,有意义吗?能解决问题吗?

说笑

母亲是不怎么有幽默感的人,可有时也会说笑。一天散步时,她忽然说到:年轻的在一起,讲?讲?,年老的在一起,说粮说草。是那么回事呢!我笑着问,谁说的,她说,候玉珍呵。那个人,最喜欢说笑了。

母亲说,我跟你刘叔叔讲,我现在是又聋又瞎。你刘叔叔说,好,好,眼不见,嘴不馋;耳不听,心不烦。我说,我鼻子又“尖”得很。刘叔叔说,那就没法子了啊。

母亲说,你三老姑姑讲的,老了不要照镜子,自己看了(自己)都怕。老了,脸上就“开菊花、跑火车道”。

一次,我带母亲在湘江风光带散步,见来个挺着大肚子的孕妇,老人家猛然笑着说,也怪啊,就那么“一点点水”,就会有个孩子!我不能不跟着老人家一道悄悄笑起来。

老了遭罪

母亲时常会说:老了遭罪呢!太多的事例在佐证母亲的说法。

母亲有个未出五服的本家兄长在上海工作,也是南下干部,他夫人是我母亲年轻时的伙伴,关系很不错。87年,我哥哥去上海出差,曾住这位大伯家。这位大伯尚有90多岁的老母。一次吃饭时,吃完一碗的90多岁的老太太又抖抖地递碗,示意还要。我哥见状,立即接过碗,要给老人家盛饭。此时,这位大伯赶紧拦住,果断地说,不给!吃得多,拉得多!兄长返家后,将此事叙述给父母亲听,父母唏嘘不已。后来,这位大伯在来信中,对我父亲诉说:鸿宾弟,你不知道,大哥我70岁了,还在给老娘洗屎呢!如今,这一幕常被母亲提起,以证实“老了遭罪”。

母亲还经常提到的两个老太太,一位是我父亲最好朋友的亲家母。老太太中风后,在一个特制的床或躺椅上,整整躺了八年。老太太虽不能说话,但意识还清楚,比如,八个子女中的任何一个,若有较长时间不回家,只要见到,老太太就会眼红流泪;早餐时,吃完牛奶鸡蛋,若不够,她就会盯住老头子喝牛奶的杯子;要大小便,她会用放在床前的手杖敲床沿。为方便接屎接尿,她整整八年没有穿裤子!说到这,母亲都会用手指做个标准的“八”字,而平时,母亲极少用手势语言。

另一位老太太是我父亲的同事、朋友的妻子,也曾经是邻居,活到91岁。死前因摔断股骨而瘫在床上半年多,同时,还患有老年痴呆症。有天母亲去看望她,她儿子正给她收拾床上的污秽。儿子边收拾边骂:怎么一拨尿接得住,一拨屎就接不住!还在老太太的屁股上打得劈啪响!为防止意识混乱的老太太将污秽弄得到处是,儿子还将老太太的两只手捆住。老太太一张脸瘦得只有猫脸大!久病无孝子,这是真的呢!

一天,母亲的干女儿、快人快语的小红姐来看我母亲。说起她的父亲(与我父亲一道南下的老同事、老朋友,与我母亲同岁):冬天,经常将尿拉在裤上。有什么办法?穿得又多,左一条裤,右一条裤,而“那东西”又缩了,老人又夹不住尿,到时候却又扯不出来,你说急不急死人?这样的事,只有我妈妈来做,才比较合适,可我妈妈(已77岁、患糖尿病)有时也懒得管我爸爸。一次我给爸爸洗脚,足足洗下一层泥,洗了三盆水!

去年,我的忘年交刘叔叔的妻子、74岁的梁姨,10个月内,竟有三个弟弟相继去世!一个71岁,死于癌症,一个64岁,死于心肌梗塞,一个55岁,死于脑溢血。而就在前年,梁姨的大儿媳已因白血病去世。在听梁姨诉说时,我想象不出任何语言、道理,可以安慰老人,唯一能做的,就是默默倾听。

刘奶奶是母亲独自一人散步时结识的。她与母亲有许多共同点:同是北方人、同姓、同岁,同样有五个子女,且同样是三男二女。两人一来二去,就成了朋友。下面一段是刘奶奶来我家做客时的自诉:

我怎么这么命苦?我母亲命苦,我也命苦。年轻时,我像日本女人一样,背上背着孩子干活(除操劳家务,还曾同时兼做两份保姆工作??像如今的钟点工。括号内内容,据我知道的情况补充,下同)。夜间从未在12点前睡觉,早晨从未在5点之后起床。老头子从来不抱孩子,而且,一不高兴就打。我都82了,还要照顾他(李大爷与刘奶奶同岁,工人退休。因脑萎缩、肌无力已在床上躺了7、8年。基本不会正常说话,基本没有正常思维)。我搬不动他。他撒尿都要我接。他自个连个裤子也不能提。我给他提裤子都得出汗。一晚他尿3、4次,都得我伺候他,一晚甭睡!大儿子(已60岁,退休教师,离异)住我家做饭买菜,也不交伙食费。吃饺子我问他要不要醋,他说,要我不会自己拿?我要他多穿点,别着凉,他说我难道自己不会照顾自己?看,这都怎么说话的?孙子也住我家,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在家整天玩电脑,一屋还照两个灯,多费!吃饭还要他爸盛饭,吃完也不涮碗,怎么受的教育?有天,我闷得慌,自个对着电视说话,孙子说,你有病啊?看看,怎么说话的!连我这文盲也不如!我现在眼也看不清,白内障厉害着呢,眼前都是雾,人要走到跟前,才马马虎虎看个大概。唉!我这是欠他的,还是该他的?都80多了,怎么就熬不出呢!我怎么就熬不出呢!

今年4月19日,我带母亲看刘奶奶,走到她家门口,碰见她大儿子刚出门,说李大爷在医院抢救,刘奶奶在医院照看。回家路上我不由自主地想:就让李大爷见上帝吧,也让辛苦一辈子的刘奶奶轻松轻松!??我这样想,是罪过吗?2个月后,我去看刘奶奶,得知李大爷又抢救过来了。

“老了遭罪”,这使我进一步理解了母亲处听来的道理或经验:能照料别人,这是“好事”,等到要别人照料自己,就“麻烦”了呢。

“老了遭罪”,也使我对“老年人猝死,是前世’修来的福’”,有了更多的理解,也使我因父亲猝死而引发的不尽悲哀,有了些许释然。父亲90年10月2日凌晨,突发脑溢血,挣扎、抢救了不到24小时,便永远离开了人世。期间,不谙世事的我,除了找医生、求医生,竟然没有对病床上的父亲说哪怕一句安慰老人家的话!而我清楚记得,父亲被送进医院抢救时,医生要他张嘴,他仍然有正确的回应。我真是愧对我深爱的父亲!这是我一生不可饶恕的罪过!今天,我还会想,倘若父亲因抢救及时、抢救得法,而保存生命,但却“意识模糊或意识清晰地瘫痪在床”,从珍爱生命、保存亲情的角度看,当然是幸事,但从“急性子”的父亲的角度看呢?恐怕未必。

“老了遭罪”,这使我对“安乐死”、或“生命本身的价值”,有了更深的认识。从母亲处听来的:曾是我们家的邻居的蒋老太太,在患癌症或是中风后,在病床上“绝食绝药”,直至生命终结。对此,母亲的评价是:上哪找这样的人?真是有志气!还有一个是书上读到的:在德国,一位开朗、身体状况良好的老人,在高高兴兴过完70岁生日后,当夜在卧房内开枪自杀。其遗书上说,趁自己头脑清晰、性格坚强时“了断”自己,以免将来过“自己无尊严,也拖累别人”的日子。

这两位中外的老人,我钦佩,亦想学习。人应当既珍惜生命,又不惧怕死亡不是?

近些年,周围陆续有几个比我大几岁或小几岁的朋友、同学、熟人,因脑溢血或脑血栓去世或瘫痪。每当看到中风者的“狼狈状”,在充满同情的同时,我还会联想,假如,万一我像父亲一般突发脑溢血或脑血栓,我宁可不抢救。我拒绝“好死不如赖活着”,至少目前我这样想。

噩耗要不要瞒着

倘若接近天黑,你与几个同伴一道在不尽的崎岖小路上,艰难地跋涉,走着走着,突然你发现有一个同伴不见了。事实上,他已坠入深渊,永远消失了。你将免不了惊讶、惊恐。你也必然向同伴打听:某某呢?同伴们怎么办?或者告诉你真像,但这样很可能吓着你,使你更容易坠入深渊(当然,这是早晚的事);或者瞒着你,编一个善意的谎言,以便你有信心多走一程,享受活着、存在的幸福。

对于年迈的老年人,要不要将噩耗告知他们?

前年,母亲交往最密切的老朋友霍奶奶因癌症去世,而两个月前,我还带母亲去看望过她;去年,母亲干女儿的婆婆俞奶奶,在母亲过生日之前去世,她也是母亲交往较多的老年朋友;今年春节前,我校老教师段老师去世。段老师是我母亲散步时认识的熟人,与母亲同岁。段老师像我母亲一样,天天由保姆挽着散步。只要见着,两位老人都会热情地互相打招呼、闲聊几句。今年刚过完春节,霍奶奶的儿子也因心力衰竭去世。母亲交往较密切的人,在“一个个消失”,要不要告诉她?我有些犯难。小红姐说,瞒一天,算一天。还说,她婆婆俞奶奶正是在得知几位熟悉的老年人去世后,不久便去世的。我接受了小红姐的意见,瞒。事实上,随着老年人的思维力逐渐衰退,比较容易瞒。母亲迄今相信已去世两年多的霍奶奶仍然在世,只不过没有在儿子处住,而是去了女儿家。

但万一不能瞒住或没有瞒住,刺激不是更大吗?这一直是我困惑与担忧的问题。

校园内的“名人”

因常陪母亲散步,常牵母亲散步,在校园内,了无声誉的我,也成了“名人”——孝子。一些老头、老太太常常会老远就朝我竖大拇指,称我“大孝子”、“学校内第一孝子”,称我母亲“好福气”。我还注意到,有几个虽认识,却原本不打招呼的中年妇女,现在忽然笑容满面、热情主动与我打起招呼来。我估计,她们不过是从我对我母亲的孝顺中,看出我是“心地善良”之人吧?或许,这也是当今真正孝顺父母的人不太多的缘故?但我不敢认为自己做得多么好。

一天,教语文的、退休的某女教师,见我牵母亲散步,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某老师,你可以写一首诗,大意是,以前母亲牵你散步,现在是你牵母亲散步,写得好的话,蛮感人呢。我不会写诗,顺她的思路,我突然想,为什么年轻妈妈牵年幼子女走路、陪他们玩耍,或爷爷奶奶牵孙子女走路、陪他们玩耍,人们并不会特别夸奖,而我牵母亲散步,却获得不少的赞赏呢?

从老人、妇女对我的称赞与友善,使我进一步确信,尊敬、孝顺父母、老人,不仅是传统的、当今的美德,也必定是“永远的美德”——毕竟,何人吃了唐僧肉,能永远不老?又有何人不想得到他人的尊敬、不会乐意子女的孝顺?

2006/9/15三稿

《自由写作》第15期【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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