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莺:私人空间(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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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莺

“男人很脏的”
——记忆中的语文老师

在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中,总有那么一、二个人让你一辈子也无法忘怀。而且,这种无法忘怀是带着某种心境的,在某个时段里,心境会神奇地被突然点亮,于是一连串的记忆穿过时光隧道火星般地窜了出来。

一个晚秋的晌午,阳光安详且温暖,我孤坐在沙发上无所事事,当一屡阳光从窗台旁移至我脚边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小学班主任兼语文老师院彩英。

院彩英老师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她的打扮:苗条的中等个,吹着一个大包头,喜欢穿包臀包脚裤,尖头皮鞋。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身行头可是很酷的啊!为此,她没少挨“革命小将”的批斗。

院彩英老师脸长得较饱满,皮肤不是很白,因着一身时髦的行头,远看好似花一朵,近看脸上雀斑不少,但远远向你走来的她,还是属于亭亭玉立、婀娜多姿的女流之辈。我最喜欢看她信步走来、左顾右盼的风情样。

院彩英老师有胃病,课间休息时她常会吃点苏打饼干,抽支烟,那样子有点象电影里的美蒋女特务。真是这个“女特务样子”,让还是小学生的我着实感到神秘以及一些崇拜。我和班里几个要好的女同学,喜欢在她下班后跟踪她,因为我们太想知道老师下了班以后,到底怎样为人之母或为人之妻的,过着是否和我们一样的生活?如果那时有相机的话,我们整个就一娱乐狗仔队样。

还好,院彩英老师家离我们小学不远,每次跟踪她过两条马路后,就看着她走进一条不大不小、很幽静的弄堂的最后一幢房子里,我们才算完成了当天的任务,大家都觉得很过瘾,心满意足地迎着绚丽的晚霞折路回家。不久,我们便有了“劳动成果”,知道了我们的班主任是在她姐姐家吃饭的,然后再回到自己的家。“刺探”到这个情况,对充满好奇心的我们来说可是一个不小的鼓舞!

那时,“文革”刚结束,上课很是随意、轻松。院彩英老师为了提高我们的兴趣,往往会绘声绘色地讲一些当时流行的革命故事或惊险的破案故事,这时即便是最捣蛋的学生也会安静地坐着,全班鸦雀无声,这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啊!

不知为何——嘻嘻,许是那时本人长得比较可爱,院彩英老师对我印象特别好,刚上学报到,她就喜欢上我了,让我代表全班在一年级全校的开学典礼上表决心。记忆中,我好象穿着粉红色的衬衣,紫红色的灯心绒背带裙,童花式发型,一付自信、清秀的样子。由于天性文静,加上生平第一次上台,我一时紧张,读错了一个字,结果被坐在前排同班的大眼睛男生起哄,羞得我小脸通红,心跳如鹿。

我们经常跟踪的秘密,还是被院彩英老师发现了,但她并没有责怪,却还告诉我们,其实自己晚上是回到另一所小学的宿舍一个人过的,并热情地邀请我们几个女生星期天去她那儿打牌。贪玩的我们,当然是立马响应喽。我记得自己的牌艺还不错,常常拿第一,为此老师拿出当时也算高级的花花绿绿的水果糖予以奖励,师生之间一幅其乐融融的景象。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开始关心起院彩英老师究竟是否结过婚、有没有孩子。当然,她是不会告诉我们这些黄毛小丫头的。巧得很,有一个星期天,我们几个女生照样去学校找她欢度周末,推门就看到她正陪着一个梳着长辫,白净,文气的漂亮女孩。当时我们特别兴奋,因为漂亮女孩的出现似乎验证了我们对老师有孩子的猜测。老师很坦然地把女儿介绍给我们,并说先陪女儿去琴房练一会儿琴。随后,我们则象枝头上的小鸟一样叽叽咋咋地议论开了……

送走女儿,院彩英老师告诉我们,她已离婚,女儿是判给父亲的,每周来看母亲一次。她说自己以前很喜欢跳舞,是在舞场上认识女儿的父亲的。她还摇着头对我们说,男人很脏的。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女人对男人的评说,只是我当时并不懂什么叫“男人很脏的”,心想,小男孩有的是坍塌,但大男人好象个个比较干净的呀!现在我才明白她当时说话的心境和真实含义,在那个封闭的年代,她的言行应该算是比较直白、勇敢的。

上了中学以后,我就和院彩英老师不常联系和来往了,但时常会想起她,有时也会在黄昏的窗前,看到她从远处校门口摆动着依旧苗条的柳腰,轻盈地走来,这时我总会目不转睛地默默迎送着她经过楼下。

我怎么也想不到最后一次和院彩英老师相遇会是以这种情形结束的。一天,我和一个最要好的女同学在路上遇见她,彼此寒暄了几句后,我们就问她现在过得怎样?住哪儿?她说还是一个人过,不过租了一间离她姐姐家很近的小屋住着,她说不想再结婚了,一想到男人就觉得脏,恶心。这是我第二次听她这么评说男人了,而且脸上的表情是如此复杂,给我留下的印象真是深啊。她说现在没事会打打麻将,不过近来运气不好,老输钱,并说由于刚买了洗衣机,所以手头有些紧,想问我们借点钱。我和好友面面相觑,感到很吃惊,我们好久不联系了,怎么一见面就要借几百元钱?我马上说,老师现在手头紧,那么我们回去想想办法吧。当然她也明白这是一句托词。

在这次相遇之后,以前所有对院彩英老师的美好印象,似乎蒙上了一层阴影。

现在想来,院彩英老师也是一个有着七情六欲的凡人,是自己那时幼嫰的心灵在把她高大、神化。她还是那个有个性的她,是她带给了我启蒙知识和童年欢乐。在我的记忆深处,小学的美好时光是和班主任兼语文老师院彩英紧紧相连的!

“一辈子幸福”
——老邻居宁波阿娘

秋雨不停地下着,我伫立在窗前,望着灰蒙蒙的天,嘴里不禁哼起了美国歌曲《老黑奴》:

快乐童年,如今一去不赴返。
亲爱的朋友,都已离开家园,
离开尘世,到那天上的乐园。
我听见他们轻声地把我呼唤。
我来了,我来了,
我已年老背又衰。
我听见他们轻声把我呼唤。

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让我想起了老邻居——宁波阿娘。

那时她只有60岁左右,一口地道的宁波话,中等个,身扳硬朗,有些花白的短发,用一只上世纪70年代流行的黑色新月型发夹把额前的头发全都往后夹住,大大的双眼皮眼睛,白澈的皮肤,腰间终日围着一只蓝白土布的围兜,让人感觉整个一个浙江山清水绿养育出来的一方人士。

印象中,阿娘整天都是忙进忙出的样子。由于父母都是双职工,小时候我们兄妹都搭火在阿娘家,父母休息日除外。

起初,我对阿娘的生世不是很了解。她家在底楼,南北朝向的三间房,后面还有大大的一间厨房。按当时的住房标准,阿娘家绝对是“小康”。吃过她做的许多菜,大部分已淡忘,惟有那肥肥的、颜色看上去淡淡的红烧肉,让我时隔数十年还清晰如初。其实我不喜欢吃这样的红烧肉,我时常要把她的肉和母亲浓油赤酱的红烧肉来作比较,味道当然是一个天一个地了。

渐渐地,我在母亲那里陆续知道了阿娘的一些情况。她也算是红颜薄命,年轻时出海的丈夫就抛下幼小的儿女们和她,离开了人世,让她从此守了寡,她靠自己勤劳的双手,含辛茹苦地把子女拉扯到大。子女长大后,大女儿找了个上门女婿,是一家大企业的领导干部,他们全家住的就是女婿的房子。后来,阿娘有了三个外孙女和一个外孙,再后来她儿子也做了人家的上门女婿,儿媳挺漂亮的,给她也添了一个漂亮的孙女,可谓子孙满堂,算是对她一生的回报吧。

我印象特别深的是阿娘包的宁波碱水粽。每到端五节,我们总能吃到她自己包的碱水粽。剥开一张棕色的叶壳,我会迫不及待地咬上一口软软的带点咸味的粽子,香香糯糯的味道,这一辈子也难以忘记!现在已经吃不到这样的粽子了。阿娘很能干,除了包宁波粽子外,她还会包碧绿结实的青壳小脚棕,母亲就是在她的“传帮带”下学会了包粽子这门活的。

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阿娘最后一次来我家帮母亲包粽子时的情景。那时她已经70多岁了,因为母亲比较忙,她就主动放弃了午睡的时间,来到二楼的我家。她和母亲各自坐在小凳子上,围着一个大大的木桶,一边聊着家常,一边手脚不停地包着小脚粽。午后的阳光从窗外照射进来,阳光下的她们显得格外的宁静、安祥。我没有参与她们包粽子,当时她们说了些什么,我已记不清楚了,但是阿娘和母亲说的一句祈祷式的话语,被我无意中听到了,过了那么多年,我还深深记得,并时常追问自己。阿娘说:“我希望小莺今后能找到好的人家,那她就会一辈子幸福了。”那时我就在想,午后的阳光、香香糯糯的粽子、母亲的关爱,都让我感到快活,“一辈子幸福”会是个什么样的快活法呢?因为人小,我无法从生活的经验中找到答案。

日子象流水似地在我们不经意的时候匆匆过去了,邻居们也象流水般的相继分散流失了。后来听说阿娘80几岁时得了糖尿病,拖了一两年,最后是尿中毒去世了。

这些年间,每当我想到劳碌一生、善良的阿娘,“一辈子幸福”这个问题就会冒上心头。

今天,我已步入知天命之年,但“一辈子幸福”这个问题,我还无法给在天国的阿娘有一个圆满的答案。

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曾放言,对生活意义这个问题的最终解答,就是这个问题的消失,即什么也不发问。

在这样一个阴沉的秋雨天里,我又想起了宁波阿娘她老人家慈祥的面容和祈祷式的话语,但心中仍未有明确的答案。

苦命
——我的同事杨玉琴

年轻的时候,不太相信命运,一个劲地想做这做那的;随着阅历的增多,自个的事或身边的事看多了,想多了,人间的很多悲喜之事,其实偶然中都带着必然性。

每每想到曾经在一起工作过的同事杨玉琴,我都会深深地沉浸在哀思之中,她的一生,用老人的说法,就是两字:苦命。

杨玉琴刚来单位时,就象一朵带露静静含苞待放的百合花。文静,妩媚的她,中等个,细腻白净的肤色,满月般的脸上有着一双静如湖水的眸子,挺直小巧的鼻子,上嘴唇稍稍有些微扬,更显一丝少女的娇柔。她给人的感觉整个就是恬静娇美,只是在右鼻下方长着一颗小小的黑痣,隐约透着一丝苦命的预兆,每次喊她的名字,都让我想起马嵬坡前的杨玉环。

她是服装技学出来的学生,本来应该是到车间做服装的,但是领导看她长得漂亮娴静,就让她到一线当了营业员。她好象也安于这份工作,不象我和有些人讨厌和心不在焉这份工作。她总是兢兢业业地做好每天的工作,毫无怨言。和她同来的另外几位女生,漂亮和不漂亮的都多少显示着她们的不安,有的还在业余充电,有的在投机取巧,有的在卖弄风情和谈情说爱。

她站在柜台间就象湖中的莲,静静的安于湖水中,顺着四季的变化而悄悄地生长着。她给人的印象是淡淡的,却又那么的淡中见深。在单调乏味的工作中,每天看到她,总让我有一份清新淡雅的花香感。她的衣服搭配很和谐,夏天或浓或素的一袭棉质连衣裙,冬天素雅织锦团的外罩,围着一条纯羊毛的大红围巾,是那样的美丽出跳。

她虽然不是我可以很交心的那类同事,但我也喜欢和她在一起呆着或是谈谈世俗生活里的一些温馨的话题,尽管她没有丰富的谈话内容和深刻的思想内涵,但我喜欢和她在一起时的那份默契、祥和的感觉,还有她那淡如闲云般的微微笑容。

我好象从来没有看到她开怀大笑或怒气冲冲,只有偶然看到她因胃痛用手撑着腹部微邹柳眉。

有些和我比较要好的或长得比较酷的男同事,如果向她献殷勤,我会有那么一点点妒忌(当然是善意的),然后我会试探着问他们是否看上杨玉琴了,但对于这些异性同事,好象也不见她起感情的涟漪。

我记得和她一起分配进来的几位男生中,有一个长得矮小,脸上散布着零星青春痘,尖嘴猴腮的男生,对杨玉琴很感兴趣。虽然他长得人模狗样的,但对女性还特挑剔,说杨玉琴什么都好,就是嘴的上唇稍稍有些上翘了点。我当时想,那怕杨玉琴“缺胳膊少腿”,也轮不到你说三道四呀!你别看此男生其貌不扬,人挺聪明的,头子也活洛,耳听四方,眼观六路,很会察言观色。他知道我和杨玉琴是好朋友,也会有意无意地来接近我,和我聊聊,侧面打听一些杨玉琴的事。随着交谈次数的增多,我好象对他的印象也好了起来,但我始终认为杨玉琴不可能会和他有故事的。

某年初夏的一天中午,下着倾盆大雨,杨玉琴没回家吃午饭,单位又刚发了盐汽水,我就跟她说我们把汽水当酒,到对面的饭店点几个炒菜当午餐。我们来到了饭店两楼,选了临窗的桌子坐下,点了三只热炒,送菜来的服务生还以为我们俩在喝白酒呢,说真厉害,俩个女的喝一瓶酒!我们暗自窃笑不已。那天,我们静静地坐着,喝着汽水,尽情地享受着美味佳肴,一如窗外尽情地下着的雨。我们漫不经心地说着话,彼此好象并没有谈起各自感情方面的事。一晃20多年过去了,我只记得当时的人貌情景,至于说了些什么,就象迷雾,飘浮在了记忆上空,无从追寻,了无痕迹……

这以后没多久,单位人事发生了一些变动,杨玉琴和那个矮个男生小郭都被调到车间的工场间里去了。我后来也忙于恋爱结婚生子,和她无意中疏远了。

我生完女儿待在家里休息期间,听同事说杨玉琴竟然和小郭结婚了!先是一惊,唉,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无不为她感到可惜(小郭的家境也并不怎么好,没父亲,和母亲弟弟住在一起),因为凭条件,她找个才貌双全的也绰绰有余啊;瞬间,也敬佩起小郭来,他的自信,他的勇敢追求精神。不管怎么说,小郭肯定有吸引杨的地方,我想一定是他能说会道、甜言蜜语俘获了她的芳心。

他们结婚不久,我也上班了。一次外出开会和杨玉琴同路,问起她是否怀上了,她好象有些遗憾地说没有,然后我告诉她关于如何测量体温,计算排卵期,她好象听得很认真,不久就听说她有了儿子,这其中是否有我的一份功劳,不得而知,但我真心为她高兴。

一眨眼几年过去了,听说小郭在车间混得很不错,不当工人,搞外销工作了,身边还有个漂亮的女搭挡,彼此关系暧昧,杨玉琴则已外调到家电商场去当营业员了。听到这一传闻,我再一次为杨玉琴感到委屈可惜,如果传闻属实,她一定很痛苦,她很内向,想来她不会向人倾诉,只能自饮苦水了。

虽然我和杨玉琴分开了许久,但时不时地会有关于她的一些消息传到我耳里。唉,谁让她生得那么引人注目,又有那么不被看好的姻缘呢。那以后,听住在她家附近的同事说,她的二姐(杨家三姐妹都出落得象花似的,二姐最漂亮)被前男友杀了,那男的是为徇情而杀她二姐的。杨家母亲本来就有高血压,受不了这一打击,不久也撒手人间。

不知不觉几年过去了,又传来了有关杨玉琴的消息,她患了胃癌。哎呀,她还那么年轻,才30出头的少妇啊,儿子也只有6、7岁。我一时无法联系上她,但一直在为她默默祈祷着,希望上苍有眼,让好人平安。噩耗最终还是无情地传来了:虽然四处求医,一年不到,杨玉琴就不辛离开人世了。又听说,她临死前很痛苦,打杜冷丁也没用,但她很坚硬,不吭一声,靠撕咬被单强忍着,和其外表相去甚远。

我能想象,那时杨玉琴肉体上的疼痛已压倒了她精神上的痛苦,最后她是被活活痛死的。每每想到这里,我的心在为她滴血……

花落人亡有谁怜,
玉琴一生短似花!
人去楼空悲切切,
遥忆当年花乃红!

《自由写作》第16期【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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