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一毛:暴风雨中一羽毛——动乱中失去的童年(自传选)

Share on Google+

◎巫一毛

献给我深爱的女儿茉莉儿子小龙
献给所有在动乱中失去童年的孩子们
和那些曾经爱过他们的人

前言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终于明白人们关于你可以埋葬过去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过去会自己从坟墓中慢慢爬出来。

《追风筝的孩子》卡勒德·胡赛尼(2003

《暴风雨中一羽毛》是我的故事,也是成千上万不为人知的孩子们的故事。我们这些孩子,不幸生长在灭绝人性的“大革命”时代。

来到美国许多年后,在人性的环境中生活,看着我的孩子放肆地生长,我终于有足够的勇气,挖掘埋葬在心底的过去。

我多次回到生长过的城市、村庄,采访许多亲戚、朋友、老师、同学,搜集相片、资料、故事,才能写出这本书。在此衷心感谢所有帮助过我的人。

坎坷人生路,走了很久我才渐渐相信:人性中,真善美最多;人群中,好人最多。但有很多年,我无论如何不能相信这一点。而那是我最应该相信世界完美无缺的年代。

我的童年,我过早失去的童年。

经历革命风暴,我侥幸活下来。数千万受难者,包括许多孩子,没能逃过厄运。那些天真无辜的孩子中,有好几个我的朋友。

希望这本自传能够为历史存照,为那些在动乱中失去生命的孩子们立碑。但愿讲出我的故事,我成长的时代的故事,可以让同样的悲剧不再重演,让所有的孩子们尽情享受与生俱来的权力——童年和幸福。

巫一毛 美国加州2006年

引子

探监者

当我还是小男孩的时候,祖母告诉我,一位“文化大革命”期间居住在中国的远房伯父的故事。他答应给在美国的亲戚寄相片。他说,如果情形好的话,他会站着,如果坏的话,他会坐着。在他寄给我们的相片里,祖母悄声说,他躺着。

黄哲伦(1997)

火车站到劳改农场有十几里路。没有公共交通工具。所有探监者都必须走着去。

抱着我的年青妇女,把我从一只胳膊换到另一只,用空出的手把背上的大包袱往上推,然后开始漫长旅途的最后一程。她走走歇歇,汗流浃背。周围没有可坐的凳子,没有可遮荫的树,甚至没有野花杂草。烈日下,惟有一望无际的黄土平原。

那天是1961年6月3日,星期六,我三岁生日。

我们经过几片布满土丘的坟场。高低不平的土丘是囚犯的坟墓。每个坟上插了一根木条。每根木条上涂抹一串数字。每串数字代表一个曾经活过的男人、女人或者青少年。

政府认为,还活着的犯人不应该浪费时间去埋死了的。每死一个犯人,他们就通知家属来埋。

死者家属们扛着铁锹,背着包袱,缓缓地来去,偶尔用茫然、悲哀的目光幽灵般瞄我们。

过了大约一个小时,我们才走完一小段路。她停住,把我放到地上,忧心忡忡地望着远方,不知能不能在放风结束前赶到农场。

一位老人坐马车远远而来。他穿一身旧得认不出颜色的衣服,戴顶破草帽。他的皮肤晒得黝黑,门牙掉光了,脸干瘪瘪的。马车上高高地堆着干草。那匹皮包骨的老马慢吞吞地拖着车,每迈一步,都好象是最后一步。年青妇女走到路中间,摆手让老人停车。他勒住缰绳,不耐烦地看着我们,什么也没说。

“大爷,能把我们捎到劳改农场吗?”她恳求。“我累坏了,怕错过探监时间。我带女儿去跟她爸见第一面,也许是最后一面。”她眼圈红了。

老人看看老马,又看看我们。“这马又病又弱,”他迟疑地说,“拉不动再多的东西。”

“您行行好,光带孩子,没什么份量。帮帮我,咱们赶紧走吧。”

“好,把小姑娘放上来,”老人说。

她从干草堆里拨拉出一块地方,举我坐上去。老人发出口哨般的声响,老马慢吞吞地起步。

马车缓缓而行。她用手扶住我,不让我掉下车。走了几分钟,老人扭头问,“从哪儿来?”

“安徽。”

“好几天的路程,”老人说。

“可不是么。”

“孩子几岁了?”他问。

“今天正好过生日,三岁。”

“叫什么名字?”

“一毛,”她说,“名字是她爸爸根据杜甫的诗取的。您听过吗?”她喘着气背诵起来:

诸葛大名垂宇宙,
宗臣遗像肃清高。
三分割据纡筹策,
万古云霄一羽毛。

“我知道这首诗。”老人眼中闪出兴奋的火花,口齿不清地接下去。

伯仲之间见伊吕,
指挥若定失萧曹。
运移汉祚终难复,
志决身歼军务劳。

“您记性真好,”她夸赞道。

“好久都没聊过杜甫了。”老人小姑娘般羞涩地笑。

“住在附近吗?”她问。

“是啊,留场就业。”

“来这以前您做什么?”

“小学老师,”他说。

“在这多久了?”

“八年。”

“八年!有孩子吗?”

“一儿一女,见面恐怕也不认识了。”

“有机会回家吗?”

老人盯住她,仿佛用眼神问她是不是在开玩笑,终于说:“不可能吧?”

老人的话勾起她的心事。她沉默了。

“她爸爸,”过了一会儿,老人指指我说,“来这以前做什么?”

“在北京当教授,”她说。

“教授!教什么?”老人问。

“英语。他在美国留过学。”

“在美国留过学,现在到这里当教授,”老人摇摇头,若有所思地说。“这边,那边都有许多教授。”他指向一排排插着木桩的坟。

走近山坡,老人停住马车。“只能带这么远,下车吧。”他带着歉意说。“如果他们发现我让你们搭车,会找我麻烦。”

“还很远吗?”她担忧地问。

“不远,就在那边。”老人往前指。

她边抱我下车边说:“大爷,您真是好人。您叫什么名字?”

“我?名字?嗨,叫我905131.”老人苦笑一下,再次发出口哨般的声响,老马又慢吞吞地起步。

她环视四周,叹口气说,“毛毛,我们去看爸爸。”

到达山顶,一座庞大的建筑出现在眼前。高高的红砖围墙上插着铁丝网、碎玻璃。阳光下,碎玻璃闪着刺目的光。一座座瞭望台,像一个个狰狞的魔鬼耸立在高墙上面。瞭望台里,岗卫们透过望远镜看我们。

远处的田野里,数百人在干活。他们带起的尘土,像片片黄云浮在周围。离得太远,她连男女都看不出来,更不用说认出谁是她的丈夫了。

她抱着我,走进劳改农场大门,在登记处把探监证明递给岗卫。“还来得及吗?”她焦虑地问。

第一部

动乱

我看见中国的形象是一头老母猪,既老朽又疯狂,竟然会吞下自己的孩子来维持自己的生命。她贪得无厌,过去就吃掉许多幼嫩的生命,现在又狼吞虎咽新的肉和血,而且肯定还会吞下更多的。

《狂人》哈金(2002)

1

大饥荒开始后的第四个冬天,我被送还给家人。那是1962年元月底,春节前几天。我三岁半。

我住在天津市和平区幸福里。一幢小洋楼里,总共住了九个大人、七个男孩、五个女孩。我和姥姥住在一楼靠门厅的房间。姥姥房间隔壁,住着爸爸妈妈和三个姐姐。楼上三个房间分别住着三户舅舅、舅妈和哥哥姐姐们。

那天黎明,我在姥姥身边香甜地睡着。梦中有人温柔地推我。我迷迷糊糊地睁开眼,朦胧中看到爸爸站在床边,食指放在唇上示意我别吵醒姥姥。他把我从房间抱出来,放在走廊的板凳上,然后回去把我的衣物和唯一的玩具──布娃娃,装进旅行袋。

爸爸帮我系好围巾,穿上棉袄、棉鞋,戴上毛线帽、手套。他穿好大衣,拎起旅行袋,挽住我的手。他几乎没出声地拉开门闩,把门开了一条仅够我们挤出去的缝,然后把门带上锁好。

天空飘满雪花,寒冷孤寂,前院覆盖在绒毯似的新雪下面。看到我在滑溜溜的鹅卵石路面上站立不稳,爸爸弯腰把我抱在怀里。他直起身,姥姥房间的灯亮了,传出隐隐的呼唤:“毛毛!”

我在爸爸怀里扭头要喊:“姥姥,我在这儿。”

“嘘,别出声,”爸爸说。

爸爸匆匆出了院门,踏上幸福里小巷。姥姥焦虑的声音和雪花一起在风中飘散。“毛毛!你在哪儿?”

走出幸福里,过了两条街,爸爸停下歇口气。我搂住他的脖子,把头偎在他的肩上。在街角车站,我们上了公共汽车,坐车穿过沉睡中的城市到了火车站。

爸爸买好火车票,抱着我挤进站台。我拉拉他的领子问:“爸爸,我们去哪儿?”

“去合肥,我送你回家,”他答道。

“爸爸,我们家在天津啊。”

他举起食指放到唇上。

突然骚动的人群吓我一跳。刺耳的口哨声和催人上下车的吆喝声此起彼落。我们随着人流涌向车厢。

爸爸紧紧地抱住我。人群稍微稀松,他沿着车厢往前跑,边跑边从车窗望进去找座位。跑过数十节车厢,他冲上阶梯,进了走道。一位妇女左手拎着包袱,右手抱着孩子,从走道那头挣扎过来。爸爸抢在她前面几步,跌坐在唯一的空位上。她焦急地看看四周。旅客们从走道两头进来,把她卡住,进退不得。

爸爸站起来,把旅行袋举到行李架上,然后坐下,把我抱到腿上。那位妇女抱着和我年龄相仿的女孩儿,站在我们边上。女孩儿的脸冻得红红的,清鼻涕拖得老长,泪汪汪地盯着我。

一阵尖啸的汽笛声和男人的吼叫声,让还在站台上的人群乱跑起来。车厢晃动着,走道中的乘客使劲抓住车上方的把手或椅背,仍然免不了撞到别人。诅咒声、谩骂声响成一片。火车越开越快,乘客的粗声大气随着车轮的节奏化为轻言细语。

火车沿途停靠许多站,每个站台上都挤满人。许多人裹着毯子或床单,在寒冬里光着脚,冻得直哆嗦。一些旅客是在假日探亲的途中;另一些是到城里黑市上卖东西的农民。他们带着装满家禽的篮子、网兜和箱子,挤满走道。他们推推搡搡地上车下车,车厢里挤得水泄不通。

每到一站,空气中都重新渗入了废气、香烟和家禽的怪味。人们嚷嚷着、叫骂着、抱怨着、推搡着。混乱的人声夹杂着鸡鸣猪叫。我坐在爸爸腿上,乐呵呵地看着。

不久,咕咕乱叫的肚子提醒我:早饭中饭都没吃呢。

“爸爸,我饿。”

爸爸从口袋掏出一个旧报纸裹着的小包。打开来,里面是两个煮鸡蛋。他给我一个,把另一个裹好放回口袋。我摘掉棉手套剥蛋壳,碎蛋壳散落在地。我身边响起一声刺耳的呜咽。那个在母亲怀中的女孩儿哀求地把手伸向鸡蛋。我犹豫着咬了一口。女孩儿大哭大叫。走道里几个饿得皮包骨的人,也盯住鸡蛋。

我把鸡蛋捂在手掌中。女孩儿的母亲在她耳边低语,让她安静下来。我决定先睡一觉再说。

醒来时,周围异样地宁静。我张开手掌,鸡蛋没了!我趴到地板上找,只找到碎蛋壳。我抬头看看女孩儿——她下巴上有点蛋黄,睡得正香。

我悄声告诉爸爸:“我还饿。”他给了我仅剩的鸡蛋。我马上剥了蛋壳吃掉它。

爸爸替我把娃娃从旅行袋拿出来。我给娃娃讲旅途中发生的事,告诉她火车有多挤,我有多饿。我答应她,到家就喂她一个鸡蛋。

“喜欢娃娃吗?”爸爸问。

“喜欢。”

“那是妈妈给你的礼物。”

“不是,”我说。

爸爸想说什么,忍住了,扭头望着窗外。

我记起几个月前,一位年轻妇女带个男孩儿来咱家。她和姥姥爸爸说话。第二天,她带我乘火车去一个肮脏的地方,还让我叫一个好可怕的人爸爸。我哭着躲到板凳底下,大叫着要回家。

带着男孩儿离开前,她送给我娃娃,说那是生日礼物。

娃娃是用布塞满棉花缝成的。原来没有面孔或者衣服。姥姥爸爸把她装扮得好漂亮。爸爸找来一块塑料,替她剪了个面孔,给她画了黑黑大大的眼睛、粉红色的脸颊、深红色的双唇。我在一边看着爸爸让娃娃活起来,蹦跳着拍手。姥姥给娃娃做了连衣裙和布鞋。

我总是和娃娃玩。她脸上的色彩开始脱落,塑料面孔也有裂痕。我答应她,回家吃完鸡蛋就让爸爸给她做个新面孔。

2

第二天拂晓,车厢里的高音喇叭喊着:“合肥站到了。”

“毛毛,到家了,”爸爸说,从行李架上拿下旅行袋。他紧紧地抱住我问,“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我答道,并不明白除了去见姥姥、妈妈和哥哥姐姐们,我要准备好做什么。

爸爸让我箍紧他的脖子,然后挤出车厢、上了站台、走到大街上。

寒风凛冽,我感到脚下一冷。这才想起我夜里把棉鞋脱掉,下车时忘了穿。

“爸爸,”我说,“我的棉鞋还在车上呢。”

“什么?”他不敢相信地问,低头看到我的光脚。他抬头望望拥挤的火车站,生气地说:“这么不当心,又得糟踏钱买新鞋。”他无奈地解开一个大衣扣子,让我把脚插进去取暖。

我们挤上公共汽车,站了半个小时下车,再走几十分钟,最后在一栋宿舍楼门口停下。

爸爸看看门上的号码说,“你爸爸妈妈和哥哥住在这里。从今天起,你也要住在这里。”

我吓了一跳。“不对,”我使劲摇头说,“我们不住在这里。我们住在幸福里。”

“我带你见他们。”他没搭理我。

“不要,我要回家,”我用颤抖的声音说,“我要姥姥。”

“毛毛,”他说,“听好了,不许再叫我爸爸。我不是你爸爸,是你二舅。叫我二舅。”

眼泪从我脸上噼噼啪啪地滚落下来。我搂住他的脖子痛哭。“不要扔了我,爸爸。我乖。我听话。我再也不叫饿了。不要扔了我,不要,不要,不要。”

我粘在他身上抽泣。他拍着我的背轻声说,“好了,毛毛,好了,别哭。”

爸爸抱着我上二楼,敲一扇门。一个剃平头的男孩来开门,好奇地看我们。爸爸朝宿舍里喊了句什么,一男一女匆匆跑出来。女人惊喜地嚷嚷:“二哥,真没想到是你们啊!”我害羞地把脸埋在爸爸的大衣上。

她摸摸我的胳膊说,“毛毛,过来,妈妈抱抱。”

她听起来挺和善的。我抬头看了她一眼。站在她身边的男人透过黑眼镜框的厚镜片看我。“毛毛,记得我吗?”他问。

我摇摇头。

“我是爸爸,”他笑着说。

我迷惑地看着那两个陌生的大人,一个孩子,止住哭泣,依然搂着爸爸的脖子。女人说,“二哥,快进来。你们肯定又累又饿了。”她弯腰捡起掉在地上的娃娃。

她拍拍娃娃递给我,问:“毛毛,这个娃娃是我送给你的。还记得吗?”我接过娃娃,抽抽鼻子,摇摇头。

“毛毛害怕呢。”爸爸说。

爸爸抱着我从走廊进入一个房间。房间里有一张方桌,几条板凳,一张床。

“姥姥在哪儿?”我怯怯地问,谁也没答理我。女人向我张开双臂说,“毛毛,过来。”爸爸把我递给她。我挣扎着抓紧爸爸的大衣。他用力把我的手掰开,我哇的一声哭了。把我拉过去时,她注意到我没穿鞋的脚,就问爸爸,“毛毛的鞋呢?”

“别提了,这孩子,丢在火车上了。”

“先找双凑合。”女人说,把我抱进隔壁小房间,放到床上,替我穿上一双大拖鞋。她告诉我:“毛毛,慢慢走,鞋才不会掉。”

她抓住我的手,帮我从床上滑下来。我往外走,没出房门大拖鞋就掉了。我停下来,用脚把鞋一只一只地反钩过来穿上。

她哈哈大笑,我也咯咯地破涕为笑。为了防止鞋再掉,我拉着她的手,迈着碎步回到隔壁房间。

直到坐在摆了饭菜的方桌边,我才感到有多饿。我狼吞虎咽地解决碗里的饭菜,举起空碗说,“妈妈,再添点儿。”大家用好奇的眼光看我,不知道是因为我叫她妈妈,还是因为我要添饭。“没了。”妈妈答道,扭头对其他人说:“毛毛这口天津话,合肥的孩子听不懂呢。”

那天晚上,二舅和爸爸,我也改口那样叫他们了,把一张小白床搭了给我睡。小白床带弹簧的绷子离地一尺多高,四周都有栏杆,一面的栏杆可以拉上拉下。妈妈把我放到小白床上。一丁,我的新哥哥,睡到爸爸妈妈的床上去了。二舅睡在小白床对面,一丁的床上。

我躺在小白床里,听大人们在隔壁说话。

“还记得你送毛毛来天津,”二舅说。

“我怎么也忘不了,1960年2月。真舍不得啊,她才一岁半,可是有什么别的办法呢?”妈妈说。

“没有。”二舅说。“毛毛已经跟我们过了二年多,她只知道我们那个家。你们得给她一些时间适应新环境。”

我听见擦火柴的声音,闻到一股香烟味。

“咱娘把自己的饭省下来喂毛毛。”二舅说。“大伙儿谁劝也没用。她总是变法子尽着毛毛吃。再不把毛毛送回来,咱娘得饿出事儿了。”

二舅的话,让我想起几天前发生的事。我和姐姐们躲猫猫,跑进姥姥和我的房间,藏到红木大衣柜里。一阵脚步声,有人进来。

“娘,把毛毛赶走,说句不吉利的话,再住下去,她会害死你。”是二舅的声音。

“不要,不要赶她走。”姥姥着急地说。“毛毛一点也没给我添麻烦。”

“别护着她。我都看在眼里,”二舅一字一顿地说。停了会儿,听到窸窣的揉纸声。二舅说,“在黑市买的。每顿饭,您都尽着毛毛吃。她长得挺好,您却饿病了。答应我,把这个吃了,不给毛毛。”

“不,不给毛毛,”姥姥重复道。

二舅走开,我从衣柜溜出来。姥姥从太师椅上抬头看到我,脸色马上开朗了。

“过来,”她悄声说,笑着向我招手。我跑到她跟前,爬到她腿上坐下。

“快吃。”她把一小包用旧报纸包着的炒花生米递到我面前。我抓了一把,大嚼起来。

姥姥催我:“快吃,快点。”

还没吃完,二舅来了。

“怎么回事?”他责问道,用力抓住我的下巴,掰开我的嘴,仔细地看看、嗅嗅。我又痛又怕,哇地哭了。

“毛毛是我的外孙女。”姥姥说,把我往怀里拉,仿佛那是最好的辩护。

“不会让她再呆下去。”二舅狠狠地说,放开我走了。

姥姥从衣襟里掏出手绢,替我擦眼泪,然后一粒一粒地喂我剩下的花生米。看着我吃花生米,她搂着我,摸着我的头,无声地哭泣,喃喃地说,“毛毛,我不让他们赶你走,毛毛。”

虽然我不明白“他们”是谁,“赶走”意味着什么,姥姥的眼泪让我靠在她胸前抽泣起来。“我不要他们,不要赶走。我要姥姥。”

几分钟后,姥姥止住泪。“找姐姐们玩去吧,毛毛。姥姥累了,得歇会儿。”

隔壁屋里的说话声打断我对天津的回忆。

“真对不住娘。”妈妈说。

“娘饿病了,整天无精打采。医生说娘因为缺少营养才浮肿。她的口粮,大部分都喂了毛毛。不能让娘拿自己的命去换毛毛的。”二舅说,长吐一口气。

“把她送回来是对的,”爸爸说。

“你们告诉娘这事儿,她说什么?”妈妈问。

“我们不能告诉她。”二舅说。

“你们什么也没说?”妈妈吃惊地问。

“怡楷,”二舅说,“大伙儿都觉得事后再告诉娘比较好。她会哭、会闹,可是生米煮成熟饭,她过一阵就会接受事实,就会吃东西,恢复健康。”

“说的也是。天津的粮食缺到什么地步?”妈妈换个话题问。

“我们的口粮不够吃,”二舅说。“谁都不够。最起码,我们还活着。大饥荒,全国都一样,三年多了,真难熬!附近乡下的农民到天津来,能卖的东西都卖了。没东西可卖了,就要饭。甚至有人卖孩子。卖不掉的孩子,唉,真不愿想这事儿,经常在街角、河面、铁轨上发现他们的尸体。”

“唉,安徽也一样,”妈妈说。“黑市的东西让我们少挨些饿。没别的办法。我们一家三口,现在四口,靠我的工资过活。

“宁坤,学校会给你安排工作吗?”二舅问。

“不知道,”爸爸答道。“没工作就没工资,没公费医疗。”

“全国饿死了多少人?”妈妈问。

二舅说:“听说几千万,我相信有那么多。”

“我也听到类似的数字。”爸爸说。

“谁能解释为什么?”妈妈问。

“没听到解释么?”二舅说。“天气不好,三年自然灾害。”

“哪儿也没旱没涝的,根本与天气无关,”爸爸忿忿地说。

“什么时候才能熬出头啊?”妈妈问。

“现在就剩希望了,”二舅叹气说。

“希望,”爸爸重复。一阵长久的沉默。

二舅走进我睡觉的房间。“爸爸。”我坐起来,从两根木栏杆间盼望地看着他。

“毛毛,你还醒着?叫我二舅,记得吗?”

“嗯,二舅,带我回家吧。我要姥姥。”

“不行,毛毛,这儿是你的家。你就住这儿。”二舅说。

“我要姥姥。”我呜呜咽咽地说。“爸爸,二舅,带我回家。我再也不吃姥姥的花生米,再也不闹饿。”

“毛毛,躺好,睡觉!”二舅命令道。他在一丁的床上拉起棉被盖到头上,面朝墙躺下。

第二天早上,前天还是爸爸,昨天变成二舅的人不见了。我独自面对新家的三个陌生人。

《自由写作》第17期【首选】

阅读次数:9,263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此站点使用Akismet来减少垃圾评论。了解我们如何处理您的评论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