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枫:一个忘不了的名字——写在刘宾雁老师逝世一周年(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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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枫

是金子永远发光,是星辰嵌在天空,刘宾雁这个名字不论官方怎样封杀、湮灭,永远让人忘不了,特别是读过他作品的一代中国人都深深记住他的名字。五十年前我还是家地方报纸的编辑、记者,也是初涉文坛的一个新兵,常常在《四川文艺》、《西南文艺》上发表一些“歌功颂德”和图解“政治”的宣传品的所谓作品,一时趾高气扬,得意忘形。1956年4月当我在《人民文学》上读到刘先生大作《在桥樑工地上》时,不禁两颊发烧惭愧至极;三个月后又读到他的《本报内部消息》,深感我写的那些东西简直是废纸一堆。自此,沉闷的中国文学界掀起一股旋风:“文学作品要干预生活”、“文学作品要敢于揭示生活中的阴暗面”、“文学是人学,不是政治图解的说教”……面对客观现实和作者良心,我一改过去文风,不再做欺世盗名的“吹鼓手”与“歌德派”,手中的笔变成了利刃、投枪,也写出了“干预生活”的作品《给团省委的一封信》,命运也和先生一样被历史埋藏了二十多年。如果说有不同,那就是比好些“右派”更惨。

1980年春我还关押在四川雷马屏监狱,适逢先生来成都釆访,胞姐救弟心切,特去先生住地锦江宾馆拜见,希望干预过问我的案子。尔后不久我即“平反”归来。1987年我弃文从商闯荡北京,因忙于生计又居无定处,一直未能去拜见先生。直到第二年,我的情况才有所好转。大概是这年九月,一位报界老友带我去团结湖人民日报社宿舍拜望先生。此时先生又因文章触怒当局在家赋闲,相言往事他仍有记忆,说:“当时四川对你们‘七人反党集团’一案不给平反,阻力在省委一些老人,赵紫阳是竭力主张改正的。赵说毛主席批的错了也要改正。”然后问及我“平反”归来的情况,以及现在工作与生活现状。他把我的回答一一记在笔记本上。

当我们谈到由他牵头发起有关纪念“反右三十周年”一事时,他指着桌上电话示意有监听,于是我们谈话不得不放低声音。他说这事由他和许良英、方励之、何家栋等四人发起,后征求费孝通、钱伟长意见,谁知他们两人向邓小平告了密,搞得他进退维谷狼狈不堪,说着取出那封发起签名信的油印件给我们看,并甚为感叹地说:“没有想到告密的竟是自已营垒的人。”

这一段公案有不同版本。据何老《最后的遗文》中写道:“他要出去采访,回来再把我们发起信拿来找我签名,我也答应了。可是宾雁又把这事告诉钱伟长了,又邀请钱伟长来参加发起这个活动(有人说是费孝通,但是费发了声明,从未有人为这件事情找过他),结果钱伟长告密(当时邓小平说过一句话,说刘宾雁和王若望是不一样的,他是希望共产党好的。)我相信钱伟长告密,我一直认为民主党派是共产党的先锋队,我觉得这事宾雁找错人了。方励之和许良英没有等到宾雁回来就把这封信发了,我就算躲过了这一劫。”刘宾雁遗孀朱洪女士解释,“刘并没为此事找过或告诉钱伟长,钱是接到方励之、许良英的来信后向上面反映。”历史真相孰是孰非不得而知,这是我听刘先生亲口说的。

“风云突变”后他第二次被开除党藉,赴美讲学再未回到中国。1999年我赴美探望在马里兰求学深造的女儿,友人律师叶宁告我先生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住家的电话。

我拨通电话说要去看望,他表示欢迊。第二天由我朋友驾车和妻三人从华盛顿向新泽西州急驶,大约花了四个多小时才赶到普林斯顿大学刘先生住处。他住在一幢连体别墅里,房屋陈旧光线不怎样好。当我们在客厅坐定先生极热情地说:“晓枫,今天你来得是时候,我们熬有骨头汤。”我道:“不用,我请吃饭。”开始他有点不相信,当我告诉他我“下海”经商几年有点小发时他笑了起来,不迭地说:“哈哈!文人经商,不容易不容易。”他所最关心是国内事情和一些故人的情况,特别嘱托我下次来美给他带些报纸和书刋来。中午我们在当地一家中餐馆就餐,有他和朱洪老师以及在他身边读书的孙儿冬冬。在就餐中他提醒我说:“有了钱不要去学大款,要多做善事,还有不要放弃写文章的本行,要关心国家大事。”不过在一些具体问题看法上我们有分岐,他主张中国要先政改而后经改,我却主张先经改而后政改。我的理由是:民主自由不能构建在贫脊的沙滩上,只能植根于富裕的土地。我还说“没有经済的独立便没有人格的独立。”先生不同意我的观点,说我“是站在富人立场说话”。尽管我们某些观点不一致但不影响我们友谊。此后我每去美国都要给先生打问候电话,也谈到囯内一些事情,他说不是他不想回囯,是大使馆不给他签证。2001年后因身体和其它杂事拖累便再未去美国。有一次在中华名人协会遇上张黎群会长(原中国青年报总编辑),他意味深长,十分感慨地说:“想不到共青团三个大右派各走了各的路,王蒙部长不当仍当作家,大笔杆刘宾雁流亡海外,你晓枫却当起了商人。”

不管历史怎样捉弄人,刘宾雁老师不论在逆境还是在顺境,也不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永远保持着他独立高尚的人格,永远关心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有人说“把刘宾雁的道德学识和独立人格跟当年被北洋军阀杀害的中国著名报人邵飘萍相提并论。邵飘萍曾经说过,没有被封过的报馆不是好报馆,没有被逮捕的报人不是好报人。与邵飘萍遇害的‘四·二六’那天成为中国民国史上最黑暗的一天一样,刘宾雁逝世的忌日‘十二·五’也成为中国当代新闻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我十分同意著名学者郭罗基说“抽掉了刘宾雁,中国现代新闻史和现代文学史就会出现残缺”,“现在中国年轻一代知识份子所有的知识就只是残缺的中国现代哲学史、残缺的中国现代新闻史和残缺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以及各种残缺的现代史。”

无论是反对刘宾雁的人们还是支持同情刘宾雁先生的人,都承认他耕耘文坛六十五年,以《在桥梁工地上》一文创奠报告文学文体的基础。此后他的《本报内部消息》和“改正”后写的《人妖之间》、《第二种忠诚》,都是针砭时弊,无所畏惧之作。他一生历经磨难,不改忧国忧民初衷。他是一个汉子,一个直士,是一个永远不会让人忘记的名字!

《自由写作》第17期【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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